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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强必灭，木强必摧”，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人的性格也如此，性格耿直，不知迂回通达者，必然四处碰壁。耿直的人是正直无私的。拥有这种性格的人很多时候会吃眼前亏，但他们的性格又决定了他们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充分显现出了人的个性，其伟大的生命力和存在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若论成功与失败的机率，这种性格的人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他的耿直有时会招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耿直不阿失败于封建官场
洁身自爱，不受淤泥染，是性格刚直的刘伯温的为官之道，无论在元在明，他都强调自己：狭径非我由，周行直如发。当然，在古代黑暗的官场，刘伯温耿直不阿的性格是没有立锥之地的。
“狭径非我由，周行直如发”，刘伯温性格刚直不阿。秉正峻烈，进入元末仕途之后，不因环境浊而受淤泥之染，这种不懂圆滑的性格在元末的黑暗官场上无立锥之地，只能四处碰壁，落得被逐官场以失败而告终的命运。但是在人民的心目中，他又何尝不是一代青天——包公再生！
至顺三年壬申（1332），刘伯温经过在石门书院的数年修习之后，赴杭州参加江浙行省乡试，得中举人，名列十四。
在元末时代，以考取功名作为人仕的捷径往往是知识分子的所求。刘伯温也没有偏出此道，他想以自己的壮志凌云去改造社会的腐朽。
第二年，刘伯温又赴大都（今北京）参加会试，又高中。
经过数年的注官守阙，等待铨选后，至元二年（1366）赴江西，任瑞州高安县丞。
初入仕途的这一年，元末农民起义的点点星火已经首先在广东、河南、四川等地燃起，元代的各种社会矛盾正在激化。旧的王朝正在走向没落。刘伯温入仕时，元明的嬗替实际已经开始，但他还是同大多数士大夫一样，把对现存朝廷的忠诚作为济世拯民的基点。初登仕途，虽品秩甚低，县丞之上。尚有县尹、达鲁花赤，但他十分珍视这一施展自己政治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
但是，他的政治抱负、品行气节，又并不因元代后期贪浊的环境而变异，而要在仕途之中砥砺名节：“狭径非我由，周行直如发。”“何当扬湛冽，尽洗贪浊肠。”决心做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吏，为此，到任伊始，特物《官箴》自勉自律，虽然其中对君、民关系，仍囿于传统观念，但仍可看到刘伯温是一位正直有为，具有民本思想的官吏。
瑞州路管辖二县一州，即高安县、上高县、新昌州。当时，新昌州发生了一桩人命案，初审裁定，已结案。可是原告不服，喊冤上诉，一直告到路（府）。因为是已经了结的案子，谁也不肯复审，怕得罪初审官，弄得不好，毁了前程。总管大人想到了高安县丞刘伯温。他敢做敢为，或许敢于重审此案。其他官员，有的认为此案复杂，非刘伯温不能办奸此案，出于好意，向知府推荐刘伯温；也有的看到刘伯温有上司器重，出于嫉妒，也想将此难办的案子推到刘伯温头上，他在一旁看好戏，便也竭力向总管推荐。
于是。瑞州路总管委派刘伯温重新审理此案。刘伯温明知新昌州的案子要他去办，定有难办之处；但想到为官者不敢办案，还当什么官？所以并不推却。
刘伯温受命之后，便仔细阅读了原有案卷，发现了其中的破绽。他抓住疑窦，从头查起，明查暗访，终于将案件始末查清楚。原来这是谋杀案件。一个歹徒，横行乡里，行凶杀人致死。案发后，他用大量金银贿赂初审官。初审官受贿之后，既不验尸，也不作现场调查，胡乱敷衍，判了误杀，便草草了结。查清此案，刘伯温十分气愤，当即呈报上司：被告蓄谋杀人，依法当偿命；初审官受贿渎职，应该罢官。不久，上司批复，按呈报依法判决。
此案水落石出，上下震动，百姓呼刘伯温为“青天”，为“慈父”。
高安县丞刘伯温的名声更远播瑞州路各州县，乃至江西行省了。
关于刘伯温的传说也愈来愈多，愈来愈神奇了。有些传说又反传到刘伯温的耳朵里，他感到惭愧，自己为百姓办的好事有限得很，而百姓却已如此颂扬，可见如今好官是太少了。他也有点担心：名太大了，招风，怕不是一件好事。
果然，由于刘伯温秉公执法为民除害的举动直接触忤了某些不法豪右，他们试图诬陷报复。
为首的是高安县的达鲁花赤。元朝，在路、府、州、县各级地方行政机构中，都设有专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的达鲁花赤，他们“掌印信，以总一县一府之治”。他们可对所在地方的官吏和军民进行监督，拥有地方上的实权，路、府总管、县尹县丞。都要仰他们的鼻息办事。达鲁花赤就是地方上的“太上皇”，他们可以什么事也不管，又可以什么事都管，他们只有特权。却不须负责任。他们充满民族优越感，喜欢听奉承，擅作威福。而大都不学无术，目不识丁，签发公文时连日期也写不来。高安县的达鲁花赤也是这样的一种人物。开始时，他对刘伯温也还客气，时间一久，就觉得刘伯温“桀骜不驯”耿直峻烈了。新昌州那个杀人凶手正是通过他收买初审官，使案子草草了结的。刘伯温受命复审时，这位达鲁花赤一再暗示刘伯温“息事宁人为佳”，可刘伯温偏要秉公办案。达鲁花赤恨得咬牙，此后便一再找借口，在行省告发刘伯温“目无上司，自作主张，越权办案，独断专横”。
达鲁花赤一发难，强梁豪右也组织一股巨大势力反对刘伯温，县尹不甘牛后，便也跟着攻击刘伯温“不把正官放在眼里”。抢先发难，跑到行省大臣那里，以掷乌纱帽相要挟。
接着，联名信，告发状，不断飞向行省，捏造了大量事实，罗织了种种罪名，把刘伯温说成“大恶棍”，甚至还告他“收买人心。图谋不轨”……
一时间，高安县的牛鬼蛇神一齐向刘伯温扑来，将污泥浊水一齐向刘伯温头上泼水。
结果是，刘伯温的高安县丞被免了，但并未受到“查办”，行省大臣素知刘伯温廉正、秉直，尤其深知他受百姓爱戴，“查办”刘伯温，将触犯众怒。为调和矛盾，缓冲局面，就把刘伯温征召到行省，改任为行省职官掾吏。
县丞与行省掾史都是八品官，没升没降。但从县级官到省级属吏，表面上却是“升官”了。这是高安县的反对派们所始料不及的。从这点上看，刘伯温没有垮台，反而取得小小的胜利。可是刘伯温仍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滋味，对仕途之坎坷他开始有切身体会了。
怕惊动百姓，刘伯温悄悄离开了高安县。
江西行省设在洪州（今南昌），刘伯温在洪州一年多，仍旧是我行我素、秉公办事，不讲圆通，与同僚意见每每相左。刘伯温在职官掾史仟上，再不能有所作为了。
至元六年（1340年），刘伯温递上辞呈。江西行省大臣虽一再挽留，耿直的刘伯温仍以“朽钝”为由坚决辞归。这是刘伯温在元朝任途上第一次辞官。
刘伯温在江西为官5年，眼看官场日渐腐朽。他却无能为力。他辞去了官，内心却不无遗憾，毕竟他凭着自己的芝麻小官，已经做了自己尽力的事。
至正七年春。刘伯温再次走向元朝的仕途，被省檄授为行省儒学副提举并行省考试官。命即日赴杭上任。
第二次为官，刘伯温依旧是刚直不阿，不避强御，一如既往。他了解到了一个监察御史的几件失职的事，明知不属自己职责之内的事，仍不顾利害，大胆揭发。
元代除中央有御史台外，各地设有御史台的分设机构，叫行御史台。当时江南诸道行御吏台权力很大，分监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掌监察弹劾三省行省以下大小官府一应管军、管民、管匠等官，检校行省诸司文卷。职官有罪，五品以上咨御史台奏闻，六品以下并听行台区处；为治有方者，亦听保举。行省有兴苹建议，须咨御史台呈中省奏闻，不得迳自陈奏。所以行台御史有权监察弹劾行省百官。而刘伯温这位从七品的儒学副提举竟敢反过来弹劾行台御史。因此不管揭发的是否是事实，这本身就触犯了御史们的尊严。他揭发的是一个人，触犯的却是众怒。耿直的刘伯温坚不认错，便只有移文辞职。
这是至正九年秋天的事，刘伯温只当了一年多的儒学副提单，全家便从儒学提举司官署中迁出，迁到钱塘江畔白塔山下。
刘伯温面对黑暗的元末官场，再次洁身自爱，辞去污浊的元末官职。
古代为官者常常在座上悬挂：“明镜高悬”的匾额，意示自己公正廉明，事实上只有为官者本人以身作则，才能真正清明。然而在元末刘伯温生活的那个时代。有多少为官之人做到真正清廉，问心无愧？
“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这就是清正廉洁正直有为的刘伯温，他处在到处是贪浊之气的元末，穷已之力而又难为，做官有什么意思？
刘伯温超凡脱俗，耿直峻烈的性格于当时元末的官场所不容。入仕想展自己的抱负来拯救元朝末路也许是走不通，毕竟以他一个人的能力也不能跟庞大的黑暗的整个元朝统治相搏斗，这也是刘伯温在元廷难以人仕施展政治抱负成功的根源所在，好的是他有自知之明，洁身自爱地隐去。
除了在元朝官场刘伯温耿直的性格难以立足，那他作为明朝第一功臣在明初做官又如何呢？
刘伯温素以耿直峻烈的性格而出名，他在明朝开国之初，生怕新朝刚立，有所闪失，对不起朱元璋的一片托付之情，执法不畏权贵，狠杀形形色色的官场蠹虫的威风，坚斩李彬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例。
早朝，李善长率刘伯温、宋廉及文武百官三呼万岁。
一日，大明皇帝朱元璋准备北巡，下旨谕要丞相李善长和御史中丞刘伯温负责朝廷内务。
刘伯温心想，皇上北巡，相托朝中之事，本无异议。可今天的情形却令人费解。御史台虽与中书省各管具事。但自己并非御史人乎，论职级低于左相李善长几个品级，朱元璋却旨李善长主持政务、旨自己督察百官，并要李善长多与自己商议。这似乎不大合于朝中等级规范。且督察百官，是指什么？百官之首乃相国是也！难道朱元璋真对李善长不放心吗？
刘伯温想到自己兼做御史中丞，朱元璋一再交待，要像《诗经》上说的那般，“刚亦不吐，柔亦不茹”，以显人臣本色，按理是一种谆谆告诫。可也不能排除这位皇上在新朝刚立。从征战到治国之后。操起了提防百官乃至亲任宰相的疑心啊。
是为人臣，无论如何，自己需忠心耿耿，恪尽职守。廉洁奉公，严明办事，不徇私情，不避权贵，为国之安宁，政之清明尽一臂之力。
至于李善长，刘伯温觉得他有时心胸不够开阔。城府极深，且亦发现对自已有时也不无妒意，但是为宰相，当之无愧有勇有谋，熟悉朝政，忠于皇上，功不可没。古人云，为政需“分清公私，不偏不倚，王道荡荡”。自己应该采取“采玉者破石拔玉，选士者弃恶取善”的态度处之。既然朱元璋把重托交于两人，自己乃需加倍负责，凡事多与之报议，以不辜负帝王之重托。
对于刘伯温，李善长想，凭心而论，他的军事谋略，天文地史，确实算得上佼佼者，而且在为朱元璋出谋定策，夺取天下过程中立下了汗马之功。
平时，他为人耿直，对自己也能相敬待事。但此人过于出众，又颇得人心，足为相之才，一直得朱元璋器重，看来对自己不很有利，今后乃需倍加注意，万万不可轻易放手，免得其过于得宠，使自己的相位受到威胁。
两位近臣。心思各异。
朱元璋出巡后，刘甚协助李善长居守京师，处处专心，事事尽职，一切按朱元璋旨意办事，算是政事皆顺，一切如常。但好景不长，这一日刘伯温刚刚审理完一批触犯纲纪的案子，准备打道回府之时，御史中丞章溢前来议事，递上有五十多名朝官签名状告中书省都事李彬的一份状子。
主要罪状一日胡作非为，强霸民女。纠集一些朝中自恃有功之人，放荡不羁，吃喝嫖赌，有损新朝纲法；二日贪欲过度。穷奢极欲，收受奸商之贿达数百万之巨，并暗自收藏从张士诚手中夺来的各中宝物，把一张嵌宝石数百颗，刻满金银浮雕及神仙人物的巨大红木大床，以及金盆等物占为己有；三日无故伤人，欺压良民。骑枣红大马，飞驰过市，踩伤路人，非但不救，反强词夺理，诬人挡住去路。……
啪！
刘伯温右掌猛地一击桌案，两眼气得发红，腮角胀起：“简直无法无天！”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皇上再三叮嘱，下至文武功臣、宫廷宦侍，下至州、县官吏、士绅财主，凡有过错罪行一律拿问，中书省都事怎还不敢问罪？”
很快，刘伯温派章溢等人查清了李彬犯罪事实，而且比状子所述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御史台一致决定，依法严惩，杀一儆百，提醒新朝廷上下官吏警惕。并决定报与李相国得知后呈太子批准问斩。同时，刘伯温想李善长对自己会予以支持的。
可惜刘伯温想错了。御史台刚刚作完决定，送去呈报文书，李善长就寻上门来。
刘伯温便把几十名朝官的状子详细说了一遍，并把御史台秉公审理取证之结果及依法处置意见全盘托出，请李善长给予明示。
“按说嘛，这李彬犯罪，应给予严惩。”李善长听了刘伯温一席陈述之后慢条斯理地说。
谁知李善长把话题一转，道：“可中丞想过没有，这李彬乃是当朝功臣。为了今朝，出生入死，功之不小。今纵然犯法获罪，亦应尽可能给予照顾才是。否则，会伤这些有功之臣之心啊！”
原来是说情来了。这一点刘伯温始料未及。怎么办？看来这李彬与相国还有一些瓜葛。但是，总不能为此而任意践踏国之法度啊。同时，正因为有瓜葛，才不能损于相国之形象。而且刘伯温已经感到朱元璋对李善长有了一点这样那样的提防或疑心，若在这一问题上相国再不明智，恐怕要吃亏的。
“相国，《吕氏春秋》记载，腹黄享不徇私情。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毅然谢却平公的照顾，依法杀死自己的儿子。这种公而忘私的襟怀，我当效法之啊！”刘伯温语已够重了。李善长毕竟是相国。
他一看刘伯温没有同意自己的说情。虽然心里十分不快，但也不会当面有所表示，只能用皇上来给自己下台阶了。
他知道刘伯温非一般官臣，对任何事都会想得很周全，平时不会走极端的。也许看到自己态度坚决会留自己心腹李彬一条生路的。于是，便口气有点生硬地说：“既然御史中丞决意要杀李彬，我也难以作主，还是请皇上御定吧。”
皇上不在。刘伯温知这是李善长的一条退路。不几日，奏折送别朱元璋手中，阅过之后，他深为刘伯温刚直不阿，执法如山感到满意。当即批谕：“当杀！”
李彬人头落地。从此李善长却对刘伯温进一步有了成见。刘伯温不畏权势，疾恶如仇，铁面无私，得到朝野上下一致赞誉，但却因此得罪了丞相李善长。
一个国家没有法律。这就国将不国了，而有了法律则没有刚直的人去执法，也就跟没有法律一样，则权成法，利成法，国家要想长久生存。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国家有了法律更要有刚直性格的人去执法，国家才能长期的生存。
古代在朝为官。最难缠的是同僚关系，由于影响到切身利益和生命安全，最紧张最微妙和关系往往不是皇帝同大臣之间的关系，而是大臣与大臣之间的关系。同朝为官，矛盾必生，与同僚相处，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难题。而性格耿直的刘伯温，面对国家之安宁，对君王之忠诚，自然不会转弯抹角，迂回曲折，直言不讳，才是他真正的个性。也因为此，他得罪了李善长的同党，最终相互向朱元璋进谗言说刘伯温功高震主。
迫于形势压力。刘伯温不得不自己主动辞职以告老返乡。若论起他在元朝明朝入官来看。他耿直不懂圆滑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失败。
中国人的品性究竟如何？很难下结论，孔子提倡“温良恭俭让”，要人们忠心地服侍主子，而几千的封建专制又压制了人们的人性，造就了许多奴才。
刘伯温出淤泥而不染，忠心正直，在元官场为官刚直不阿，在明官场也如此，虽然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在封建官场必定的失败，但其伟大的人格魅力备受后人推崇。
直言直谏魏征善始善终
自古敢谏又敢犯上的人不多，这种性格的人，他们都是正直无私，耿直忠贞。历史上有名的谏臣，魏征是其中之一，“谏”为何意？“谏”是规劝、行义事、改邪恶。从做人的原则来讲，“进谏”与“纳谏”应该是一种美德，无论如何，听得进别人的忠意劝告总比一意孤行好得多。但进谏也要看对象，如果是英明君主还能纳谏，如果是昏庸之辈，轻则丢官，重则家破人亡。但有些谏臣生来的个性就决定了他们直言敢谏，天威龙颜在他们眼中大不过原则、大不过法度。而魏征就是这样勇于直言的谏臣。
唐代魏征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做过地方官，但很早就去世了，所以，魏征年轻时候的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魏征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正值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反隋之时，魏征先是参加了元末的起义军，但又觉得看不清楚天下大势，心中茫然。不知所从，便出家当了道士，以避一时之乱。后来，另一支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非常赏识他，就立即派人把他请去，让他掌管军中的文书，这时的魏征，已经38岁，面对不惑之年了。
在李密的军中，魏征的地位很低，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李密的瓦岗军声势浩大，占领了隋朝最主要的粮仓——河南的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开仓救济饥民，使起义军发展到了全盛阶段。然而，隋朝大将王世充据守洛阳，与起义军展开了生死搏斗。魏征清醒地看到了起义军中的许多不足，曾经主动进谏说：“起义军虽有重大胜利，但伤亡也很大，军中费用紧张，储备有限，且赏罚不均，不宜于同隋军硬拼硬打，目前之计，在于深沟高垒，以待敌军粮尽，等敌军撤兵，再行追击，可获大胜。”李密决定速战，大军列营而不设垒，被王世充火攻加袭击，惨遭失败。经此一役，瓦岗军彻底覆灭，李密被迫率残部投降了李渊，李密开始尚受重用，后来渐被冷落。李密心有不甘，又到洛阳一带招抚旧部。重新起兵，反对李渊。不久，李密即兵败被杀。
魏征认为李唐政权较有前途，就向李渊请求前去招抚李密的旧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他在征得了李渊的同意之后，以国君之礼葬了李密，并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把他比做垓下失败的项羽，意即虽然失败，也还是一位大英雄。魏征如此评价李密，竞不怕李渊的追究，对李密。他也不以屡次拒纳正确建议为忤，而是实事求是地描述他的一生。他的这种态度和精神，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赞扬，并没有人指责他背叛李密，投降李渊。
后来，魏征又受到起义军首领窦建德的器重和胁迫，在其军中历时一年半，随后，窦建德、王世充被李世民打败，魏征就再次投奔李渊。
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给了他一个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叫做洗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生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听信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成功。
李唐政权把握了天下大势之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诏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他说：“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我忠于李建成，又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射中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不能显得没有气度，就赦免了他，并封他为主簿，至此魏征结束了他不得其主的生涯。
李世民即位为皇帝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这真是得其所哉！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成就了魏征的名声。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名垂青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它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它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和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主张轻徭薄赋，休养生息。魏征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至民不聊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在治理国家的整体方略上。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初，天下初定，百废待兴。一天，他问魏征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也该需百多年的功夫吧？”魏征不同意他的想法，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声音立刻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三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自古以来，人心江河日下，日趋奸诈，秦用严刑，汉用霸道，都没把人心教化成功，魏征想用这些满是书生气的话来治理国家，那必然败亡。”魏征则针锋相对地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如果人心是如流水一般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事在人为，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唐太宗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三两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在执法方面，魏征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酷法，把人民当作鱼肉来宰割，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徇私枉法。一次，唐太宗任命卢祖尚为交州刺史，卢祖尚开始答应了，但又反悔托病辞命，唐太示当面劝他，他还是不肯上。唐太宗一怒之下，当时就把他杀了。事后，唐太宗觉得做得太过分了，认为没按律法办事，魏征就借议论北齐皇帝高洋批评唐太宗说：“高洋觉得自己理亏了还能向别人认错，这也是他的长处。”唐太宗于是借机表示后悔。濮州刺史庞相寿是唐太宗做秦王时的老部下，在上任期间因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回赃物、解除职务的处分，庞相寿向唐太宗求情，唐太宗觉得于心不忍，就送给他一百匹绢，让他继续去做刺史，只是告诉他以后千万不可再贪污了。魏征知道后。就对唐太宗说：“您这是徇私枉法。庞相寿犯了罪，您还给他优厚的赏赐，让他留任原官，您做秦王时的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照庞相寿的例子犯罪，那您怎么办呢？”他还对唐太宗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惩罚的时候，不要给亲贵留情。要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在魏征的坚持下，唐太宗不得不改变了原来的处理方案。
魏征还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这样会得罪于民，让人无所适从。
唐太宗原定政策是18岁的男子才能参加征兵服役。有一次，为了多征兵戍边境，唐太宗要求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应征，魏征不同意。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的命令要等与会的大臣全部签字以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法令与唐朝以前的法令相冲突，而且过于了苛刻，屡次拒签。唐太宗很生气，当面责怪他阻挠皇帝的命令，魏征回答说：“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充数，把不够年龄的人也弄来当兵呢？况且这也是失信于民。”
唐太宗问自己是否有失信于民的事，魏征列举了一大堆的例子，证明他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天下的事，把唐太宗弄得张口结舌。最后，唐太宗不得不同意了魏征的意见。唐太宗知道自己很容易受情绪的左右，他就提醒周围的大臣注意纠正他偏激的决定，并把批评朝政制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得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这种制度还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不对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再者，史官也了解皇帝大臣的许多情况，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起居注，对他们也是一种监督。可以说李世民确实是一个真正的明君。
在古代，天威是不可犯，但是魏征却偏要犯，这是由其耿介刚直的个性所决定。如果说关系到天下长治久安的大计可谏，那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应该属于私事了，但在魏征眼里，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社稷的安危，所以他的谏言涉及了许多的方面。
在使用人才上，魏征主张在不同的时期要对德才有所取舍。他对唐太宗说：“在天下未定之时，用人的标准是重视才能，不可过多地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天下平定以后，则非德才兼备不可用。”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用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
尤其在个人享乐上，魏征紧紧跟踪唐太宗，经常犯颜直谏，不让他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猎，车马都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问他为什么没有去。唐太宗说：“我是想去，但又怕你责备我，就不去了。”看来这君臣关系有点倒个了。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决定修建洛阳宫，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劝阻，言辞激烈。唐太宗发怒，要治皇甫德参的罪，魏征连忙拿汉朝的贾谊为皇甫德参辩护，证明自古上书言辞不激烈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唐太宗这才作罢。后来，河南、陕西一带大雨，泛滥成灾，偏在这时，唐太宗又要修建洛阳的正山宫，魏征听说了，赶忙上奏说：“隋朝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隋炀帝大修亭台楼榭，百姓不堪劳役，才起义反对他。如今，现有的宫殿楼台已经足够居住的了，如果想到隋朝的灭亡，甚至还应该拆掉宫殿，如果舍不得拆掉，起码不该再修大的宫殿。如果不想到天下的艰难，不断地扩大宫殿建筑，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百姓的劳役，那就会像隋朝一样自取灭亡。”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停修宫殿，把材料运到了水灾区。帮灾民建造了房屋。
对于唐太宗个人的品德修养，魏征也很关心。有一次，魏征直言不讳地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有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魏征还引用荀子的话对唐太宗说：“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牢记在心，并用这句话告诫太子，让他永志不忘。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样才能做一个“明君”，而不要成为一个“昏君”，魏征就给他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隋朝的虞世基专门投隋炀帝之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最著名的是魏征关于忠臣和良臣的辩论。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了其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
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么？”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大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他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当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的，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好的鹞鹰，自己非常喜欢，就把他驾在手臂上玩，远远地看到魏征来了，十分紧张，赶紧把鹞鹰捂在怀里，怕魏征看到或是听到。其实呢，魏征早就看到了，他为了不让唐太宗贪恋声色犬马，就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估摸着鹞鹰差不多憋死了，他才离开。等魏征走了，唐太宗赶忙从怀中取出鹞鹰，拿起一看，早已闷死了，这使他觉得十分窝火又说不出来。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遣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悼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他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腾云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衰荣了！人言“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以这种观点来看。魏征自然不是“忠臣”，然而，他却是千古良臣！因为在他心目中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正直耿介的个性让他“大忠”而不是“小怨”。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就是说忠国不是忠君，忠民不是忠人。魏征之忠，实是性格所致！若他没有耿直忠贞的性格，又谈何忠君忠国之道呢？
耿介刚直何香凝
何香凝虽为女性，但她的性格耿介刚直，容不得半点邪恶及奸猾狡诈。她把这种性格融入了一个时代，也铸就了一段历史。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廖仲恺对国共第一次合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妻何香凝也是中国现在史上一位耀眼的女性。
在当时国民党的阵营中，何香凝是与宋庆龄齐名的伟大女性，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妇女解放奋斗了一生。
“一树梅花伴水仙，北风强烈态依然。冰霜雪压心尤壮。战胜寒冬骨更坚。”道出何香凝的心曲，也是何香凝耿直性格的写照。何香凝以梅花自喻，表现了一个伟大女性坚强不屈、正直高节的品性。
何香凝虽然身在国民党阵营当中，但有着不可侵犯的凛然正气。她的性格特点就在正直上。也正是这种正直的性格把她推到与蒋介石格格不入的两条路上。她的这种正直与爱国紧密而不可分。对背叛孙中山遗志的蒋介石始终严若冰霜，敢于斗争。1926年，蒋介石制造反共的“中山舰事件”时，何香凝就曾当面斥蒋：“孙先生和仲恺的尸骨未寒，北伐也正在开始，大敌当前，你们便在革命队伍里闹分裂，何以对孙先生？何以对仲恺？”
试问在国民党阵营中有几个敢与蒋介石这样说话的，岂不是拿着脑袋送上门？而何香凝敢说也敢骂，她无所畏惧，这就是她的耿直性格，她的这种性格就连蒋介石也惧怕三分。
1927年11月。蒋介石和宋美龄准备在上海结婚。蒋介石考虑到何香凝在国民党阵营中资格老，有名望，想请她作证婚人，何香凝借此力劝蒋介石停止屠杀革命人民，放弃反共政策。蒋介石托辞辩解，何香凝见话不投机，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拒绝为蒋介石证婚。把蒋介石弄得好不难堪。对国民党阵营的有些人来说这恐怕巴结还来不及呢，何况蒋介石主动邀请，而何香凝却不以为然，不买蒋介石的老账，作为一个女性，这是何等的珍贵。何香凝的耿直，由此可见一斑了。
何香凝耿介刚直，刚直得像一把利刃无所畏惧，她的这种勇气锐不可当，严词质问蒋介石，拒绝为蒋证婚也就罢了，她还敢于公开羞辱蒋介石，在国民党的阵营里，这更是前无先例，后无仿者。
“九·一八事变”后，蒋拒绝抗日，仍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对侵略者不惜忍辱退让，对共产党却势在必剿。何香凝对蒋介石的所为愤怒至极，她把自己的一条裙子寄给蒋介石，并附上了一首诗：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嗟呼！何香凝耿直的毫无遮拦，一吐胸中三十年之怒气，恐怕蒋介石见了这条女人裙子和这首诗并没有当年司马懿收到诸葛亮给他那套女人衣服时的心态那么坦然。她的这一做法弄得蒋哭不得怒不得。这就是何香凝的耿直，诸葛亮是个完全符合儒家规范的圣人，他对刘备忠心耿耿，而何香凝所忠于的是二个中国是天地间的道义。这样她势必要站在正义的一面，这无疑是一种正直的性格。
何香凝耿直正气洋溢，见不得邪恶，容不得奸狡，这使她锋芒外露，她对蒋介石如此，对国民党阵营中高层人物的太太、小姐们也毫不留情。
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先生北上。因而讨伐孙中山，囚禁了廖仲恺先生，在营救廖仲恺先生的紧要关头，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胡说何香凝盼望孙中山先生的北伐计划失败，廖仲恺就可以自由了。何香凝气得当场打了陈璧君一个耳光，怒斥道：“我再怎么自私，决不至于要牺牲中山先生来搭救仲恺。”
在抗日战争的危急时刻。何香凝不仅将自己多年积存的书画悉数变价出售，并以售得之款为反日救伤工作费用，还动员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太太小姐们为抗战捐款。在一次募捐活动中，第一个认捐的是宋子文的太太，她在认捐簿上刚写完，何香凝看她纯属敷衍了事，捐的款数少得可怜，就上去指着她说：“抗日救亡，有钱出钱，你带了个什么头？你最有钱，却捐了这个数目，还会有什么人敢超过你呢？”当场窘得宋子文太太下不来台。这就是何香凝，不管对方是谁，没有情面，只有正义真理。
何香凝性格耿直，这种耿直虽然和国民党反动派格格不入，却使她能够毫无顾忌地挥洒个性、率性而行、勇敢无畏，使她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何香凝是绘画高手，她一生爱画松、竹、梅。松之高洁，梅之傲然，竹之亮节，无不跃然纸上。这实则是她性格和品性的流露。她也爱描绘雄狮猛虎，其寓意为“睡狮猛醒，虎威重振”，既是解放祖国和人民的渴望，也是她自己战斗精神和威武气概的真实写照。
何香凝的耿直和母爱融为一体。她对子女的教育又和国家、民族的责任联系在一起。她为女儿起名梦醒，意味中华民族从千年沉睡中觉醒，她为儿子起名承志，意味继承革命之志。她的子女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秘密斗争。她的儿子廖承志因为从事革命活动多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她凭着国民党元老的威望想方设法加以营救。虽然国民党当局一再要她对子女“严加管教”。“不许参加政治活动”，但何香凝仍旧我行我素，也支持儿女们的行动。这无一不是耿介正直、勇敢无畏性格的外在流露。
在何香凝的性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她有一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气概，当时多难的中国就需要这样的女性，以女装换征衣。与男儿一道共赴国难。这难道不是何香凝杰出的原因吗？问问天下，又有几位女性能如何香凝那样正直秉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