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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无常势，文无定法。能方则方，遇圆则圆，方圆兼济，必有方圆人生。这种性格属于善变型，能因人、因势、因时而变，极尽中庸精髓。
方圆性格是一种难以在到但人人都向往的性格，这种性格包容性强，可以融通诸家思想体系之精髓。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有“忍”、有“慈”、有“残”、有“变”。他们把宽容、大、仁爱、残忍皆交融在一起，运用时，能够根据具体的情形作出调整。
曾国藩：方圆大师，成功励志祖师
曾国藩是方圆性格的典型代表，他的一生成就很得益于其方圆运筹，使他处江湖之远深得民心，处庙堂之高深得君意。
他对手下兵将讲究待兵如子，以慈见长；他打不过太平军时，善于忍耐；一旦机会来临时，他果断出击，决不手软，表现其残；当然，处庙堂之高他善变，对上能赢得君心，对同僚能把关系搞得左右逢源。
曾国藩是方圆性格的最典型代表，更是因其性格而决定其成功的人。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学者兼“贤相”的典型。他一生是福禄寿禧都占全，是最后一个能够体现“当帝王师，做圣人相”这种方圆性格的人。自曾国藩以后，就只可知其名，而无可见其人了。
那么，今人为什么会对曾国藩表现出如此大的热情呢？
一般说来，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做官实惠，成名可以不朽，如果能把二者集于一身，那就是名利双收！
的确，在曾国藩的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其实，在历史上对曾国藩这个人物争议很大，他既有中国传统官僚的所有的特点，也掺杂了一些文人的品格。有人曾经说他是“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也就是说如果称赞他的话，可以把他看做是一位“圣相”，如果审判他的话，又可以把他看做是一位“元凶”。
曾国藩是从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按正统的封建理论来说，应该是出将入相，可是由于他镇压的是农民起义。故而称其是由“元凶”走向“圣相”的，足可见其个性方圆的一面。
公元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广西金田村爆发了。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太平天国起义军像一股滚滚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推进，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了南方重镇江宁（南京），并改名天京，定为国都。清政府的军队可谓是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感到没有力量组织军队、调集兵力围攻起义军了，就好像东汉末年朝廷镇压黄巾起义一样，让各地自己建立地主武装，称为团练。这些武装力量由当地的官僚和地主联合组建，具体指挥权属于组建者。
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先建立起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然后逐渐扩大。曾国藩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兵的腐败，因此，他在组建队伍时，首先注意了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决不引进官僚子弟，其次是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增强战斗力。这批军队就是湘军。
组织湘军时，曾国藩坚决反对满族人担任一般的军官。以免影响战斗力，但为了取得满族人的信任，他特别推荐了满族人塔齐布为湘军大将，荐举多隆阿为湖北将军，在一切准备完成后，曾国藩的这支湘军开始开出湖南省，准备同太平军作战了。
1854年5月，曾国藩率湘军出战，在岳州与太平军接触，可结果也是一战即溃。曾国藩出省时共有湘军1万，水、陆军各5千，连其他人等共15000多人。岳州一战后，水师被彻底击垮，几乎全军覆没。当时的曾国藩可能是以前从未受过失败的滋味，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便投水自杀。幸亏被手下士兵所救，才自杀未遂。曾国藩羞愤交加，下大力气整顿湘军，过了3个月，再战岳州，于6月份攻陷，同年10月，曾国藩督战，经过激烈的争夺，又攻下了武汉。曾国藩这时总算报了岳州失败之仇，情绪高涨起来，叫嚣道：“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1855年，曾国藩进逼九江。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军开始认真对付曾国藩了，派石达开为统帅，大举向西增援。石达开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著名统帅，他设计把曾国藩的水师诱入鄱阳湖，再堵住湖口，打败了敌军，焚烧了战船。
曾国藩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水军又一次化为泡影。连自己的坐船都被烧掉了，自己只身逃走，更是羞愤交加，再次投水而死。这次投水幸亏被部下拉住，免受了入水之惊。曾国藩两次投水，未得其死，仅仅是做做样子，并未真的想死，只是为了收拢人心罢了。
石达开打败了曾国藩这支在当时看来生气勃勃的军队，太平军又打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军事上威震全国，大有夺取全国之势。可就在此时。太平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著名将领先后被杀，两万多精锐死于内乱，石达开又带十万精兵出走。太平天国军从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走向了军事上的下坡路。这对曾国藩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此时，曾国藩趁机再夺武汉。并在与陈秀成激战后夺取了安庆。1861年（咸丰十一年）8月，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有了更大的指挥权，派三路军马进攻：李鸿章自己率淮军由上海进攻苏南，曾国藩率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由于太平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大下降，所以连吃败仗。再加上英国“常胜军”的支持，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连续失陷。1864年（同治三年）6月3日，洪秀全在绝望中死去。
曾国藩的湘军入天京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湘军见物即抢，“子女玉帛悉数尽归湘军”。这就是曾国藩的“残忍”。故后来有“曾剃头”一说。曾国藩完成了他率湘军攻灭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元凶”使命，由于他善于玩弄权术，又一步步地登上了“圣相”的位置。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的12年历程中，自然并非一帆风顺，他数次战败，两次投水自杀，还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来而数日悬刀在手，准备一旦失败，即行自杀。他虽然忠心耿耿，还是屡遭疑忌。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这也是曾国藩的善“变”。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盛产稻米和布帛的浙江，清廷恐慌，又请他出山，并委他兵部尚书头衔，有了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专权，认为满人无能，就重用汉人，为曾国藩掌握大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1862年，曾国藩被授予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的权力，巡抚提督以下均须听命，不久又赐以太子太保头衔，兼协办大学士。自此以后，曾国藩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曾国藩激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取得了大权，在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很多太平军的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两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退出财物，也不能退出财物，在进京之后，忙做了四件事：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4万湘军：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反而显示出了他的恭谨态度，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清廷又赏以太子太保头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光宗耀祖。
在金陵攻克后，朝廷确实对曾国藩有了防范之心，倘若曾国藩没改变自己的性格，仍按照以前的性格办事，会落个年羹尧一样的下场。因此说，曾国藩的确因方圆性格而成功成为今人推崇的对象。
曾国藩是一位复杂而且具备多元影响的人物。对他褒奖的人把他捧得比天还高；贬斥他的人又把他看得一文不值、不足称道。曾国藩一生历尽周折，最终走出湘江大地，成为中兴名臣。他得心应手地驾驭着各种权力，深藏不露，随机应变，最终取得了成功。他的成功取决于性格上的刚柔并济。
曾国藩性格中的“方圆”，也可理解为“刚柔”，“刚”让他四次抗旨，以保湘军。“刚”是曾国藩性格的本色。曾国藩刚练水勇时。水陆两军约有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抗衡，无异是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曾四次抗旨朝廷。
如果说“方”即是“刚”，“刚”是曾国藩性格的本色。那“圆”必是“柔”。曾国藩性格中的“柔”倒是锤炼出来的。事实也是如此，如果他一味的刚硬下去，恐怕注定会失败甚至命丧黄泉。在“方”的基础上加入“柔”功，其人生就是“方圆人生，刚柔兼济”。
曾国藩号涤生，涤生就是要洗涤性格中不好的东西，锤炼出理想性格。曾国藩年轻时性格的确刚而倔强。几乎到了刚愎自用的地步，但他却时时在改变这一性格。他在致其弟的信中说道：“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嘱至嘱。”
曾国藩通过不断的锤炼逐渐改变了自己倔强而近于刚愎的性格，从而使他具备了刚柔并济的方圆性格特征。
自太平军起事那天，湘军在当时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攻破天京以后，曾氏兄弟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且实际上指挥着三十多万人的湘军，还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外，同时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掌握在他的手中。在攻陷天京前后，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是自己今后命运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于是，他性格里的百炼钢转化而成绕指柔，从此曾国藩的性格开始了柔韧的旅程。他令攻克金陵的“首功之臣”。统有五万嫡系部队。被清廷斥为“骤胜而骄”的老九曾国荃挂冠归里。又裁湘军十二营，同时将赴援江西的江忠源、席宝田两部一万余人和鲍超、周宽世两部两万余人均拨给沈葆桢辖制。这样，曾国荃所部仅剩几千人了。这三条措施，正中清朝廷的下怀，使清朝廷骤减尾大不掉之忧，因而立即一一批准。在大喜的日子里，不被胜利冲昏头脑，敏锐地看到了险象，天衣无缝地消除隐忧，这正是曾国藩柔韧性格的体现。从此，曾国藩由刚猛的曾剃头，一变而为温厚宽容的圣相，位列三公，权倾当朝，得到了一个汉族官吏前所未有的名利和权势。
曾国藩的方圆性格还体现在对待朋友上。他和左宗棠的交往，不能不让人叹服。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锋芒毕露。据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左立即讽刺说：“赐同进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二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这里曾国藩言语比较温和，既抓住了左宗棠的个性特点，又指出了彼此的矛盾，但对此不发表任何议论。而左宗棠的言语，明显过于尖刻，且盛气凌人，大有不把曾国藩放在眼里、不可一世之态。左宗棠识略过人，又好直言不讳。曾国藩第一次兵败投水未遂时，左宗棠前来探望曾国藩，见他气如游丝，责备他说国事并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何必速死，此乃不义之举。曾国藩怒目而视，不发一言。后来，曾国藩在江西端州营中闻父逝世。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也哗然应和。第二天，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仰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如果不是曾国藩采取以德报怨的态度，用柔和的心态包容刚硬耿直的左宗棠，大清历史上的两位儒将，势必会交恶相争。影响大清江山的稳固。
特别能显示出曾国藩宽柔性格的，是咸丰十年对左宗棠的举荐。当时左宗棠因性格耿直，口无遮拦，遭人弹劾，处境艰难。左宗棠来曾国藩处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曾国藩上奏说：“左宗棠刚强英明，吃苦耐劳，通晓军机。当现在正需用人之际，或饬令他为湖南团防，或选拔做藩司臬司等官，让他管理地方，使能安心任事，定能感激涕零，报效朝廷，有益于时局。”曾国藩在左宗棠极其潦倒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从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士子，一跃而为疆吏大臣，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这件事充分表现了曾国藩性格的宽柔。据说在西北大营中，一天，左宗棠与幕宾们闲谈，他问：“人家说曾左，不说左曾，这是为什么？”没等大家回答，一个少年抢着说：“曾国藩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而左宗棠的心中从来没有曾国藩，只此一点，就可以知道天下人为什么说曾左而不说左曾。”此话一出。大家都非常震惊，把目光一齐投向了左宗棠。左宗棠不但没有发怒，而且来到少年面前，语调沉重地说：“先生之言是也。曾公生前，我常轻之，曾公死后，我极重之。”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圣相”，“圣”就“圣”在他是封建道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曾国藩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并且深入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恢复人性，就是恢复天地间的“理”和“气”，使人这一正气的凝结物载以封建道德的灵魂。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维护封建道德的。
曾国藩曾写过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也是刚柔、方圆兼济。正是这种性格使他游刃于天地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刚柔、方圆兼济的个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读书实践锤炼而得。正如他自己所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以改变。”
胡雪岩：圆而通神的红顶商人
要经商，先做人，功自心成，利从义来。经商做人，圆通有术，左右逢源，进退自如，上不得罪于达官贵人，下不失信于平民百姓，中不招妒于同行朋友，行方圆之道，养一团和气，和中取利。此乃“儒”商。
这一切正是方圆性格之人在经商中善于成功的体现，方圆性格的人在商场上可谓是如鱼得水，不信，胡雪岩就是最好的明证。
方圆性格的胡雪岩，在晚清混乱的局势中以商业出人头地，红极一时，非有过人之处是难成其功业的。纵观胡雪岩的一生，其成功之处可归结在他的性格上，他能在乱世之中，方圆皆用，刚柔皆施。懂得何时用“善”，何时用“狠”，何时捞一把，何时之财不乱取。总而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是胡雪岩的“心”——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
胡雪岩认为，如果钱只集存在富人手中，市面就活不起来；况且，过富必遭人妒。贫的越贫，富人越危险，饥民四起的情况下，富人是没有安宁日子过的。
商人并不天然有义务关心社会问题，如果他们这么做了，精神层面上，表明了他们“好行其德”的良好品质；从实利层面上，表明了依靠商人如滴水般渗漏财富而支撑社会是一个健康稳固的社会。这就需要商人行善举，以感化社会。
胡雪岩当初创办庆余堂，并没有打算赚钱，后来因为药材地道、成药灵验、营业鼎盛，大为赚钱。但盈余除了转为资本，扩大规模以外，平时对贫民施药施衣，历次水旱灾荒、时疫流行，捐出大批成药，亦全由盈余上开支，胡雪岩从来没有用过庆余堂的一文钱。
庆余堂的伙计们都有一致的议论：胡雪岩种下了善因，必会结得善果，他一时垮下去了，但早晚会再爬起来。所以，所有店员们都一如既往，正常去店里上班。维持店子的正常运行。这是胡雪岩性格“圆”的一个方面，对民行大“善”，而自己成为最大的赢家。
商人致富后，多“富好行其德”。表现有二：一是富后周济贫民。陶朱公弃政从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西汉商人卜式曾捐款二十万，赈济徒民。司马迁颂扬道，“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史记·货殖列传》）；二是商人致富后。能正确处理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表现在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斗争中，遵循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史记》中载：春秋时期秦师袭郑，军队走到滑国，郑国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劳秦师。秦师惊而还，灭滑而去”。西汉时，国家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骚扰，商人卜式提出愿以自己的一半家产奉献国家作防务费用，当人问他为何这样做时，卜式回答道：“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匈奴可灭也。”明代倭寇入侵，在抗倭斗争中，商人颇多尽力。《倭寇考略》载：“商人文士有资者，捐金助饷以备倭，如陆镌上海人，捐金十万助倭饷”。《祁门县志》载：商人徐正，“商于淮泗。时东南倭寇未靖，兵役往来，谁当充要，正捐金八百以佑述费”。
有了这一层考虑，胡雪岩历年在帮朝廷平靖天下和帮社会赈济灾荒是做出了大量贡献。我们不否认其中有一部分行动掺有商业上的考虑，不过平心而论，胡雪岩的确尽其所能地为社会做出一个商人能够做到的事。至于说像此番义举是否为商人“应该”做，在今天看来，肯定不存在这种“应该”，因为从社会本位角度考虑，这些事完全可以与他无干。正像贩牛的弦高遇到秦师，完全可以避而遁之，反正自己的生意是有地方做的，财是有地方发的。
胡雪岩正是有这种利人济世的天性，加上他的超凡的悟性。使他的这种天性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在官商两道如鱼得水。
其次，胡雪岩的处世方式——圆而神。
水往低处流，人却是往高处走的。人的性格本来和自然万物的性格有所不同，总不能水取下泄之势，人也随其自然，不求向上和前进。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不通之处。总要想办法让它通畅才是。
不管是对抢了军火生意的龚氏父子，还是对刁钻霸道的苏州永兴盛钱庄，乃至已经实际损害了自己利益的代办朱福年，胡雪岩对他们的回击都很干脆。但有一条原则总是恪守不渝。那就是：总要给对方留个台阶，留个后路。
圆而神是胡雪岩处世方式的最好概括，也是他性格的最好写照。
所谓的圆就是圆通、圆活、圆融、圆满。围绕着这一个“圆”字，做足了通、活、融、满，一个喜气洋洋的大善人型富商大贾的形象便跃然而出了。
胡雪岩原本就不是读书出身的。因而能像孟郊那样“万俗皆走圆，一生犹学方”的心态志向，胡雪岩是绝对不会有。不能有，也不敢有。作为一个学徒的他，假如还有这种闲适高逸的志向，十之八九是要先大吃几年苦头了。
他惟一能行得通的，便是那万俗皆走的一个“圆”字。大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大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体察了人心的喜怒哀乐，顺随了人们的爱憎善恶。做到了这两点，万事无不可遂。人心无不可得。
胡雪岩圆而神的处世哲学。深得中国传统儒家为人处世之个中三味，因而在复杂的社会及商务活动中左右逢源。因此，胡雪岩的飞黄腾达便不难理解了。都道是方正之士为人称羡，其实世俗人早有了计较。方正之士的品德风范令人肃然起敬，只是他们直犹如那庙里的神仙圣人，世俗中人自然是万分恭敬，但在敬的行为之后。便是“远之”。
这里边自有许多道理，非“俗”与“雅”两个字的判别能交待清楚。不过，方正便会不通，这倒是千真万确的。
拿那个嵇鹤龄来说，本是一个能言善道、足智多谋的人才，却落得了“恃才傲物”，方正不屈，不肯哭穷，不谈钱。说起来也的确是一个既有本事又有骨气的人。好在遇到了胡雪岩。经不住胡雪岩的上门吊丧，收还典当，安排妻室这一连串抚慰。心有所感，知恩图报，帮助王有龄出面化解了地方农民聚众闹事之围。
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也就是第三点：胡雪岩有审时度势的独到眼光，深悟世道的权变之理，善于在乱世之中“变”。
我们说胡雪岩特异独出，就是因为胡雪岩对时事有一特殊之敏感。其应对也正合了时势之理，从而能为他的商业活动开一新的领域。
这里倒不是说胡雪岩有异于常人的眼光，事先就有了一个特殊的筹划。和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胡雪岩对各种纷乱局势的认识也是逐步渐进的。当他刚接触洋人时，他心目中的洋人同样非常神秘、新奇。
但是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到后来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是一步一步变化的。
但胡雪岩的确有一天然优势，就是对整个时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当我们说胡雪岩对时事有一特殊驾驭时，我们的意思正是，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故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一旦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很快大乱子来了，洋人凭船坚炮利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
这一突然变故，在封建官僚阶层引起分化。面对西方的冲击，官僚阶层起初均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维护帝国之尊严。随后，由于与西方接触层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势力上的强大，主张对外一律以安抚为主。务必处处讨妒，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这一想法固然可爱，但又可怜可悲。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为一味地安抚就可笼住洋人，无非是隔了一层的主观愿望。当然这些人用心良苦，不愿以鸡蛋碰石头，避免一般平民受大损伤。
另一部分人坚持以理持家。对洋人采取强势态度。认为一个国家断不可有退缩怯让之心。以免洋人得寸进尺。但在实际事情上仍然难以行通，因为中西实力差别太大，凡逢交战，吃亏的尽是老百姓。这两路人都是站在帝国的立场上看洋人。所以可以说都是“隔”了一层的做法。
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日多，逐渐与洋人和为，家，一方面借了洋人讨一己私利，一方面借了洋人为中国做上一点好事。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买办商人以及与洋人交涉较多的沿海地区官僚。
与胡雪岩有关的，在早期，薛焕、何桂清、王有龄见解接近。利用洋人的态度，这与曾国藩等的反感态度相对，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摩擦。利用洋人，这是薛何王的态度，表示担忧和反对，这是曾国藩的态度。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薛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更是受惠者。
对于洋人的冲击，下层百姓的反应大多是被动的。真正与洋人打交道者。均是从谋私财人手的，因而对大局影响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下层的代表，在经过长期的打交道后，逐渐形成了一支稳固的力量，为中西交流起到了沟通的作用。
胡雪岩对时势的看法，可作如下之分析，以见其对时事把握的特殊之点。
清廷旧制既受冲击，朝廷自身惶惑，一般老百姓更是不解。胡雪岩从商业经验出发，认为一个社会要想存在，必然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秩序。
关于这一认识，当洪杨军兴起时，胡雪岩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乘机捞一把的好机会。在他看来，趁了混水摸鱼，只是因为鱼是混乱的，才让人侥幸有所获。倒过来想，胡雪岩认为首先应该替官府维护秩序，秩序建立起来了，你自己也有一个从事商业的好环境，官府感谢，也会给你提供很多便利。
故而胡雪岩提出，他的当务之急是帮助官府，而不是今天从“长毛”那里捞一把，明天从官府那里捞一把。因为这样的话，你在两边都面临信任危机，“长毛”怀疑你与官府有勾结，官府怀疑你替“长毛”着想。经商最重要的是信用，信用没了，你的生意就做不大。因为老主顾知道你并不敢保证自己是一心为他的，所以他可以和你打一两次交道，但是绝对不会三次四次地长久下去。那你就只好不断地换主顾。这样就无异于你每一次都要重新搭房建屋，成本大大提高，积累的机遇就大大减少了。
出于同样考虑，当清政府发行官钞时，胡雪岩做出了与钱业同行不同的选择。同行们都认为，洪杨变乱在眼前，政府是否可信大成问题。如果今天我接了这官钞，明天没有人要。兑换不出去，那就烂在手上，白白损失。胡雪岩有自己的看法。按他的分析，朝廷毕竟大势还在，尽管朝廷遇到了许多麻烦，不过社会要想运转，还非得靠现在这个朝廷不可。况且朝廷的信用是大家做出来的，人人出来维护，他的信用自然就好。所以别人不理这官钞，胡雪岩却要接。不但自己接，还动员别人接，并且以自己的信用来担保。
帮官府打“长毛”，这既是一种风险，也是一种投资。投进去的是眼光。胡雪岩这种看法。符合商业的一般原则。任何一个商人都要求稳定。商人可以面临纷乱的局面不顾生死去求取利润，但这种纷乱局面却不是商人的愿望。任何一个商人都希望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下进行风险最小的投资，以求得最大利润。更何况当时的清廷，基本结构健在，所受的只是猛然一击，但却并非致命一击。
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才紧紧依靠官府。从王有龄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他西北平叛成功。由于帮助官府有功，才使胡雪岩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品，从杭州做到外国。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他从事商业所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放任和保护，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必然处处受滞阻。他的商业投入也必然过大。而且由于投入过大和损耗太大，他的商业也不可能形成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对于清廷旧制，胡雪岩还有另外一层看法。更多的人只是畏惧官府。没有想到驾驭官府。胡雪岩起初倒也不会有驾驭官府之想。但是在他所帮助的王有龄升官之后，他逐渐发现自己借王有龄获得的便利甚多。首先是资金周转便利，因为有了官府之流转金作依托；其次发现官府的很多事自己却可以以商业活动完成，即减少了官僚办事的低效，自己也赚取了利润；第三是自己借了官府之名。能做到许多以商人身份很难涉足之事。
所以后来胡雪岩对于利用旧制有了信心。开始他并不愿捐官，认为生意人和做官的人在一起别扭。后来想法变了，既然官府与生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不妨捐官，涉入官场。这样做其实也是以最小投入，完成最大产出。这一想法使胡雪岩的性格大大改变，由“圆柔”转到“方刚”。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这“红顶”很具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意味着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宠。事实上，它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保护的人自然也不应受到掣肘。从另一个角度看。皇帝的至高无上也保证了被保护人的信誉。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银子存入阜康钱庄。
胡雪岩一面获得了信用，另一方面也清扫了在封建时代无所不在的对商人的干预，所以才能让他如同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从事商业活动。
前边讲到，有许多商人，当洪杨兴起之时，他们抱了投机的心理，想乘机捞上一把。所以他们就没一条准则，一条理念，只知一时的利润。这样做无异于自毁信誉。到头来，“长毛”也不信任他了，因为他是依顺官府的；官府也不信任他了，因为他曾暗通“长毛”。
胡雪岩的原则很明确，长毛的口号不得人心，总是长久不了的。所以必须帮助官府打“长毛”，以维持一个大秩序。
在胡雪岩看来，“长毛”起事，有很多老百姓都是被迫卷入这场纷乱中的。比如周八俊，不堪别人的欺负犯了事，只得投靠了“长毛”。又比如蒋营官。“长毛”打到了家门口。男耕女织的平安日子过不下去了，只好投了军，出来与“长毛”作战。
他们都是不得已而卷入。所以他们对大时局并无太多看法，他们只希望老老实实在其中一边做事。人只要勤勉，不论在哪一边总是会越过越好的。
就是投奔了“长毛”做了小头目的，或是因为“长毛”压过来了，投顺了“长毛”的富户，也大都有难言之隐，不得不这样。你可以说他们糊涂。不过大凡平民百姓，有几个是不糊涂的。他们又不是有所图。只是东风来了，他们不得不往西倒，西风来了。他们又不得不往东倒。
有了这种同情的认识，胡雪岩对他们也就不那么苛刻了。特别是在遇到像周八俊这样的人存银子时，他能以同情的心对待，愿意以自己的商业活动，给他们一个再生之希望。当然也可以说胡雪岩这里边有商业的动机在。不过。如果不是有这种同情的了解，胡雪岩就不会看得那么深，他对这些人手头的银子就会避之惟恐不及。因为很显然，这些人是与“长毛”有染的。
可胡雪岩不这么看。与“长毛”有染，没错。不过要看是什么原因，什么姿态。这些人都是些老实的小民。你不吸收他的存款，他就不得不把它们给“长毛”用。或者被无理的官差劫掠走。这样于秩序无益，反倒有害。
而且这还牵涉到对商人和官府的关系如何看。是商人也都得从官府的角度看问题，还是商人有商人的原则。官府有官府的目标。假如商人都从官府角度看，效果会好吗？肯定不好。因为士农工商，各有各的位置，各遵从各的原则。乱了位置，变换了原则，就是乱名。
照胡雪岩的看法，就是商人对客户讲信用，官府对朝廷讲良心。商人只管自己是否说了话算数，是对自己的服务对象~客户——来讲的。官府只管自己做事是否对得起朝廷。两者对象不同，原则不同，假如各行其事，各司其职，整个社会便井然有序。否则就只会增加混乱，而于事无补。
胡雪岩这是超前一层的想法。因为封建化的社会是各业不分，各业的职业原则也没有一个并列与独立。士处于社会最核心层，一旦做官，便有了凌驾于农工商之上的特权。这个时候，他便会经常以他的特权来强制要求其他阶层。社会表面上有了秩序，但这种秩序是一种纵的服从性的秩序，而不是一种横的平等平衡性的秩序。农工商业在这种秩序下必然陷于上述的管制中，不能有一客观的地位。商人在这种秩序下，更是费力，更是提心吊胆了。
各业分工意味着各业遵从原则的相互独立。各业在一更抽象的原则之下平安相处，相安无事。若依这种原则，官府就无权干预商人的正常活动。上述吸纳存款也就有了一个客观的依据和保证。胡雪岩的这种思路，保证了他对所有可能不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私人财产的吸纳。文煜愿意存款于阜康，除了上述的信用好以外，就是看中了胡雪岩在经营钱庄时，坚持钱庄只管吸款，不问款项来源的原则。款项来源的正当与否是款项持有人和官府间的事。在现代，是财产持有人和法院间的事，而不是财产持有人和银行之间的事。胡雪岩之过人之处，就在于不怕官府，以至于敢按自己的思路经营。理清思路，放手去做。
对于洋人和洋务。我们在上边已经有所交待。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坚船利炮，最先与洋人打交道，所以一开始就主张用洋人、洋枪打“长毛”。当然，这里边也有利益的考虑而且自始至终，胡雪岩商业利润中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他从购买军火、购买外国机器、筹借洋款的活动中。他依附官府，维持社会大秩序。最终开拓出一个经营好环境。
与洋人打交道，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政府不一样。清朝的政府商人稍有赢利，他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恨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一旦好处得不到，他便处处给商人使绊，你不得安全，直到让你破产。
洋人的政府，帮助洋人做生意。你没钱他放款给你，你越洋做生意它派了军舰保护你。一旦中国人欠了钱，他就把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无理，他还处处袒护。
因为有了这种对比，胡雪岩对封建官僚体制压制商业活动就有了更切身的体会。不比不知道，一比就能看出来，自己的人费了好大的劲儿，要在那时创造一个好的经营氛围。因为整个体制所限，商人还只能单个儿地为自己一个人开拓商业地域。如有不慎，这种经营特权就会被收回。
至于洋人自身，在胡雪岩看来，也有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中国的商人就不同，他在商业上做不赢你，逮着机会，他就会在其他方面坑你。比如利用地方流氓势力，比如利用官府。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中国自己的商人打交道很吃力，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洋人的整个体制，已经大大减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这样倒过来看，胡雪岩的成功就更显得来之不易。中国的商人，办成同样的一件事，付出的心血要更多。
胡雪岩这些过人的素质，使他成为一个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哲商，并在经商的过程中不断感悟，不断升华，他的智慧和商业活动也就不断通向一个炉火纯青的境界。
而这一切正是他性格的转变。
中庸与个性兼具——女中豪杰杨澜
杨澜是许多女性所羡慕的人。她年轻、美丽，既是红遍全国的节目主持人。又是中国最富的女人之一。而且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总之，一个幸福女人该有的一切她都有了。
究竟是什么使她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呢？
是她的中庸和个性兼具的性格。
1968年的北京，诞生了一位和平常人没有两样的女婴。正如人们所说，哪怕是天才，他出生的时候的啼哭也绝不是一首美妙绝伦的颂歌。
这个女婴不是别人，正是杨澜。
年少的杨澜并没有什么超乎常人的天赋。不过她学习认真，做作业仔细，学习成绩一直不错。1986年，杨澜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
毕业之后，杨澜在近千名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女主持人。这是杨澜一生中第一个大机遇，她抓住了。
进入中央电视台当节目主持人后。杨澜这个非专业电视人面对的不仅仅是电视镜头，她还要面对观众的检验。
跟杨澜共同主持《正大综艺》的是演艺界著名的相声演员姜昆。杨澜跟他合作得很愉快，有说有笑的。在做主持人的期间，杨澜的方圆性格给她带来了很多的人缘，她跟导演关系，跟其他主持人关系都处得相当的不错，从来没有人说她的闲话。
第一次面对电视镜头当节目主持人时候，杨澜刚开始十分兴奋。觉得站在镜头前是挺好玩的一件事。但是做电视当节目主持人可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情。杨澜刚当了一个月的节目主持人，就收到了很多观众寄来的批评信。
批评信里批评杨澜面对镜头的姿势有点傻呼呼的，手势也不对，其中批评最多的是杨澜主持节目的时候一点不放松，站在那儿两腿直打哆嗦，看得观众都替她捏了好几把汗。
杨澜看到桌上那么多观众朋友寄来的批评信，她谦虚地接受了，而且下定决心一定在下一期把节目做好。经过自我调整，不断的磨练，杨澜渐渐地有了自己独特的主持风格，另辟蹊径，令全国的观众耳目一新。两个月后，杨澜这个名字就深深地烙在了全国几亿多的观众脑海里。观众被杨澜身上掩饰不住的书卷气以及举手投足间的灵慧深深地吸引住了。杨澜与众不同的主持风格在于她有着广博的知识、迅速的反应、适当的幽默和灵活的组织等等。
当时的杨澜并没有意识到这次机遇对她今后人生道路的巨大影响，正是《正大综艺》，把她送上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让她获得了全国性的知名度和注意力。
1994年初，杨澜获得了中国首届主持人“金话筒奖”。同年，她赴美留学。不久之后。杨澜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系，主业是学电影制作。1996年，杨澜从美国名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
1997年4月，杨澜结束在美国两年的留学生活后，正式加盟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
当时包括台里的高层人士，都再三告诫并迫切希望杨澜能尽快往香港、台湾的电视风格上“靠”。也好尽快和另外几位“凤凰花旦”的主持风格协调起来。但因为有过长期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经历，并受到在美国攻读传媒专业的深刻影响，她当时越琢磨越不是那么回事，即使非要往什么风格上“靠”，那也得是往真正国际化的标准上“靠”。而港台两地的多数电视节目。首先是抄自日本，而日本又一直是在抄西方，所以转来转去再“进口转港、台组装”，早已经是倒了好几版的克隆杂拌儿凑电视模式，而且即使香港、台湾的电视节目再怎么花红柳绿，但背对着内地这么大一个文化背景，也不免会显得太轻太飘，根本就衬不起一种真正大气的足够分量。所以要说原来在中央电视台加上在美国留学对杨澜最大的影响，那就是即使再不讨好被人划入另类，也绝对不能被港、台电视主持风格轻易同化。况且她一直不欣赏那种专门取悦讨好“咿咿呀呀”的说话方式以及主持节目时多余的俏皮手势和花样。杨澜决定做出自己的电视主持风格，以便让电视观众更能接受她的主持，喜欢她主持的节目。这就是杨澜的个性，可以吸取别人的精华，但也不能把自己的精华抛弃掉，而是要有自己的一套风格。
杨澜在凤凰卫视的主持形象很快就得到了观众们的好评。在凤凰卫视的那一段时间，杨澜做了许多工作，她的主持水平更高了。同时，她开始走上了一条更辉煌的道路。
1998年1月，由杨澜主持的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开播。在这期间，杨澜充分地发挥自己方圆性格特点，把许多著名时事人物都拉拢过来，进行一系列的采访。这个访谈节目播出后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赞赏。
同年4月，由杨澜主持的又一重磅栏目《百年吒咤风云录》开播。杨澜引领观众走入过去的时光。重温100年来影响历史进程的人和事。
由于她在节目中的优异表现，1999年2月，杨澜被《亚洲周刊》评为亚洲地区20位社会与文化领袖之一。
但是，杨澜并没有在凤凰卫视呆很长的时间，1999年10月，她离开了那儿。
杨澜离开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原因就在于她所说的一句话，她说：“电视是我一生的追求，我不在乎这一二年的辉煌，我认为我将来的事业还有20年。”杨澜已经从单纯的主持人走向一名具有真正国际性的电视制片人，她还有更大的事业要去做，这就是她离开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原因。这是她性格中善于根据环境去“变”。
策划人王志纲在《策划旋风》一书中提到一个理论：在策划中不能只满足于成果出来了，市场上出现回报就以为成功了。策划的关键在于整个操作过程中要预留管线，留出日后更大发展的战略空间。
杨澜的人生规划正如这本书中所说，每一步都为下一步预留了管线，预留了发展空间。
第一，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栏目不再是只属于电视台的品牌资源，杨澜与《杨澜工作室》之间形成了共生共荣的关系，其他栏目可以换主持人，《杨澜工作室》不可以，否则，就不是《杨澜工作室》了。
第二，吴征作为杨澜的事业和生活上的伙伴，为杨澜拓展宽广的人际关系网络和事业空间。
第三，杨澜在凤凰卫视不只是主持人，她还是《杨澜工作室》的当家人。她笑称自己是个小小的管家婆，组里所有的柴米油盐都必须精打细算。如果到外地作一个人物采访节目，那事先就得算好路费、住宿费，这些都要想办法从制作费里挤出来。这种经济上的拮据，对杨澜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使她知道如何在最低的经费条件下，把节目尽量完成到什么程度。
第四，1998年1月正式开播的《杨澜工作室》在两年间里一共采访了120多位名人。其中包括澳门特首何厚铧、金融巨头乔治·索罗斯、著名学者季羡林、著名华语作家李敖、金庸、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崔琦等等。这些都是时代的顶尖人物，采访他们，令杨澜受益良多。
经常作人物访谈节目，杨澜接触到了大量的社会精英和名流，这些重量级的人物构成了杨澜人生管道的一部分。不少人在节目之后和杨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除了会给杨澜带来一些具体的帮助之外，让她在精神上也获益不少。这就是她的性格魅力和人格魅力之所在。
同时。与来自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嘉宾交流，也让她的信息量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节目前的准备工作需要大量的被动阅读，节目进行中一问一答之间需要调动自己的全部知识储备进行智慧的呼吸，使她有机会吸收了解更多的信息和知识。
凤凰卫视的这两年对杨澜意义非凡。这时期的杨澜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她拥有了世界级的知名度，多年的传媒工作经验，重量级的名人关系资源，进军商业只欠“资本”二字了。而吴征正是深谙资本运作的高手。杨澜不像许多海外归来回国创业者还在现挖管道现铺管线，她已经留好了战略发展的管线，振翅欲飞了。这些恰恰体现了她性格中的圆和通。
1999年9月，杨澜正式辞去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
正当人们还在等待杨澜成为哪家电视台的主持人重现荧屏时，她却以8.4亿人民币的身价成为香港商界一颗耀眼的新星。
2000年1月，杨澜动用3500万元的资金，与友利电讯主席高振顺联手收购了香港良记集团的控股权。要想收购成功，说实在话，要有决心，要果断，当然，有时也要“狠”。这也是方圆性格中的“刚”。
两个月后的3月17日，杨澜把收购的香港良记集团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控股有限公司，并公布了公司的发展方向。即建立以历史人物传记专题片为主要产品和资源的宽频网站。为各媒体及网络电视观众提供服务，杨澜亲自出任阳光文化主席。由于人们对杨澜普遍看好，股民极力追捧，杨澜所拥有的良记股份市值在短期内迅速爆涨至8.4亿元。成功借壳上市。雄心勃勃地要打造阳光文化的传媒帝国。资本市场上。传媒概念正如日中天，阳光卫视的出现适逢其时，是造势英雄的绝佳样本。
2000年10月，享誉全球的财经杂志《福布斯》评选“阳光文化”为全球最佳300家小型公司之一。并将其列入2001年20家“未来之星”的公司之一。阳光卫视是在中国惟一能够获此殊荣的公司。
当上阳光文化主席的杨澜在各种场合高调出场。与大多数商人的低调不同，杨澜选择了始终站在阳光卫视的前面。在报刊杂志网站上，经常可以看到关于杨澜的报道，杨澜谈家庭，杨澜谈女人，杨澜谈时尚，杨澜谈电视……
这些都表现出她性格中慈爱的一面。
杨澜说过，她在上海生活，在北京交朋友，在香港做生意。北京是全国的传媒中心，在这里交朋友的直接效果就是她的曝光率十分高。这一回，杨澜的角色有了很大的转变，她从一个传媒做出来的名人变成了一个做传媒的名人。
和许多女人一样，杨澜也坦然承认自己有软弱的一面，杨澜说：“我这个人还是比较中庸，或者说比较保守，害怕有危险、有可能失败的事情。这里我非常感谢我的先生吴征，他经常不厌其烦地鼓励我，宁可在尝试中失败，也不能在保守中成功。正是这样一种理念推动我不断地尝试新的东西。”
既当阳光文化总裁又担任阳光卫视节目主持人的杨澜，虽然如今在她的头上已经不再罩着当年“清纯天真”的光环。没有年轻人狂热地再紧迫她当“青春偶像”，但她依旧一如既往地认真面对自己和电视观众，包括每一句串场词。每一个手势无不如此。一位中央电视台资深女主持人曾这样评价杨澜：“这么多年，我一直非常关注杨澜，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主持节目说过一句没头没尾的废话，抖过什么华而不实的花哨和机灵，不干这行的人也许很难了解，她事先得为此付出多少努力。什么叫职业精神？我看杨澜就是。”
1990年凭着娱乐类节目《正大综艺》一鸣惊人、正式出道的杨澜，在2000年却在推出全新电视栏目《千年回望》的同时，悄然转型并逐渐淡出了娱乐节目。
杨澜说，之所以“淡出”娱乐节目，首先是基于一种最简单的考虑：不能盲目跟风。就像股票市场一样，什么时候连华尔街股票市场门口擦皮鞋的小男孩都跟风买了股票了，离股票市场崩盘也就不远了，牛市的尽头就是熊市。娱乐节目也是这样，大家都看好这块肥肉，一窝蜂地跑马圈地，你也娱乐我也娱乐，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谁也乐不起来。许多聪明人犯错。就是因为头脑发热，没有见好就收。因此，在娱乐节目泛滥成灾、热得烫手的时候，杨斓觉得应该居安思危，急流勇退。
面对阳光卫视这个企业。很多人可能最担心杨澜的就是她，一个节目主持人。在管理上行吗？然而，让人吃惊的是，从没有过公司管理经验的她却有她独特的管理理念。
杨澜认为，从商业角度看，人事架构最难。现代企业对管理者来说，无非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坐到合适的位置上去。这个问题对杨澜所管理的阳光文化来讲还算比较幸运，开张半年来，人员陆陆续续都到位了，而且团队磨合比较好，人员的到位是公司快速发展的首要保证。其次是商业模型的准确，杨澜认为阳光文化的管理理念是用多媒体和传播方式建立主题化的频道。她觉得因为自己的理念直接而准确，在经济上压力就比较小，公司从上市到集资已经筹集了两个多亿的资金，非常顺利，这是做企业最难得的。
事实上杨澜也没有那种老板情节，她一直追求的是能够长期发展。
杨澜主理阳光文化的出发点是：她很喜欢在文化传播方面施展她的特长，为了把文化传播做大就必须借助一个公司，这样她就不得不努力办好阳光文化了。
对于公司的盈利前景。杨澜认为潜力很大，尽管中国观众比较穷，但中国广告市场是亚洲第二，仅次于日本，并且在快速增长，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
2000年是阳光文化锐意拓展媒体业务的第一年，凭着杨澜与集团管理层的共同努力。“阳光文化”成功地实践了发展中国优质主题电视网络的理念，同时实现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将阳光文化发展成为全国品牌的夙愿。集团的媒体业务收入取得骄人的增长。随着集团推出全球首个以普通话广播的历史人物传记主题频道，阳光文化实践了“以娱乐传播教育，借信息照亮生活”的理念。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阳光文化建立了一个拥有超过5000小时节目的片库，并在大陆和港台地区推出了一条主题卫星频道及两条有线频道，“阳光文化”已成为一个真正覆盖内地及港台地区的多元化媒体服务企业。并在亚洲广播业内迅速地奠定了其作为优质节目供应商的领导地位。“阳光文化”的节目在北京有线电视第四台启播10个月后，其收视率比以前的同类节目提高至少4倍，最高达24倍。在香港和台湾播出后，也同样获取了不俗的收视率及极佳的口碑。阳光文化在港台两地已覆盖超过400万户的收视群。并且港台两地的有线频道均已实现利润。
“阳光文化”2001年第一季度（2001年1月至3月）的广告收入比2000年末季强劲增长了5倍。使公司营运刚进入第三季度就有了第一个收支平衡季度。
可以说，初人商海的杨澜，刚创业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阳光卫视不仅打破了世界卫星电视平均7年持平的纪录，而且还创造了一个低投入、高产出的商业模式奇迹。杨澜认为，其实她经商并不纯粹为了赚钱，而是商业上的成功能够更好地实现她的文化理想。涉足商海的杨澜在言谈话语中，表现的仍然是一位本色的文化女性。
现在的杨澜，既不想做腰缠万贯的富婆。也不愿是婆婆妈妈的阔太。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电视人的使命。她要用她商业上的成功，来实现她的文化理想：为观众制作更多好片子。
2001年9月11日，著名电视人杨澜控股的香港阳光文化宣布停牌一天，香港媒体敏锐地感觉到阳光文化有并购动作。事实正是如此，“阳光”停牌是为了收购Easivision公司。但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有关“阳光”并购更大的消息在两天后从内地的门户网站新浪网传出。
9月13日。新浪网对外突然公布了其上市以来的第一桩并购案：新浪以800万美元现金和部分股票收购香港阳光文化公司的29%的股份。
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新浪”动作如此之快。3个月前新浪新任首席执行官、在风险投资界浸泡多年的茅道林开始与杨澜、吴征夫妇洽谈“合作”。这件事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但是，仅仅两三个月工夫，他们就谈定了这桩“并购生意”。
2001年9月14日晚上，新浪网总裁汪延接受一位记者专访时如此描述这桩事件：“与阳光的谈判时间很短。但双方都有很大热情。因为双方都看到了有很好的互补的地方。”与外界分析不同的是，汪延直言了并购案的性质：“新浪人股收购了阳光。”
对“新浪”来说，杨澜的进入填补了新浪的“偶像空缺”。
在双方确认的新闻稿中，首次使用了“中文媒体和网络服务公司新浪网”的字眼。“网络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媒体”，“新浪”高层不再像以前那样讳言自己是一个媒体。对于与阳光的“合作”。汪延的说法是：“新浪要向跨媒体转型。”这种新的模式是互联网加卫星电视。这样。在经历一系列风波后，“新浪”终于找到了“后王志东时代”的新特征——跨媒体概念。另一方面，中国互联网产业还处于“需要偶像”的阶段。而在王志东离开以后，杨澜和吴征夫妇的影响力，似乎可以填补新浪的“偶像空缺”。
新浪与阳光文化两家公司依然各自独立运营。阳光和新浪的经营层几乎没什么变化，杨澜继续担任阳光集团主席，而新浪方的茅道林、汪延都继续现职。
但杨澜否认了新浪收购阳光，同时也否认了阳光收购新浪。她对外界宣称阳光与新浪的关系是合作伙伴关系。谁也没有收购谁，并购并不等于收购。
事实证明，杨澜和其丈夫吴征又进行了一次漂亮的资本运作，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夫妇二人一举成为新浪的第一大股东。阳光卫视除获得新浪网800万美元的现金及新浪460万股新发行的股票外，如果阳光文化在未来18个月的业绩表现良好，新浪网还将支付250万股新发行股票。
就在“新浪——阳光”并购事件不久后，对跨媒体事业发展踌躇满志的杨澜吴征夫妇，于2001年11月19日下午与中关村领军人物段永基宣布正式携手。以组建一个新的跨媒体公司——“阳光四通”。
“阳光四通”的总部设在香港，营运中心设在北京。其办公机构将分设予京、沪、港三地。
对于杨澜、吴征夫妇携段永基之手组合成阳光四通，外界的一致看法是阳光四通旨在掏空新浪。这是不是杨澜性格中的“狠”呢？
而此时新浪内部也对阳光与四通的组合表示忧虑和怀疑：阳光四通从事的业务会不会给新浪网的经营带来影响呢？或者说新浪网会不会受到来自阳光四通的竞争压力呢？
新浪首席执行官茅道林的解释是：“阳光四通的业务主要是三块，一块就是所谓投资持股，主要以新浪为主；另外一块叫四通新媒体，是原来四通的一些发展的业务，也就是所谓的内容发布平台：第三块业务是媒体投资基金。”
“阳光四通的新媒体不是网站，是跟有线电视台和这些网络公司、网络运营商或者光纤网运营商去合作做的一个内容发布平台。具体说就是如何把一个电视连续剧发布到20家甚至50家有线电视台上面去，对于杨澜来说，也许更多的故事还在后面，因为，她太年轻了，她的人生之路和商业之路还有很长很长，我们相信，这位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女人，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这个就像是在食物链里面你要分几层，硬件网络发布平台的建立和运营这一层我们新浪是不去吃的，这是阳光四通的业务之一。我们就吃当中这块，所谓叫内容集成商、内容分销商。因为新浪不可能去投资去建一个光纤网。或者说去占股一个光纤，然后特地来发布我们的内容，这不是我们的生意。我们新浪只是把我们的内容和把签字买来的各种各样的内容做好、包装好，然后卖给二级批发商。也许我们可以卖给或者借助阳光四通发布平台去播放。所以它等于食物链里面的一层一层，不能什么业务我们新浪都要做，什么层次都要占，也不管这是不是适合我们的商业模式。”
杨澜、吴征夫妇以及段永基对茅道林就阳光四通新组合的详细解释表示赞同。
新组合的阳光四通集团一开始就专注于媒体。
按照茅道林的说法。实际上新浪控股的阳光文化也是这样的操作模式。把它的片子卖给阳光四通。因为单靠阳光卫视自己的频道能够发布的范围还是比较有限的。
总体来看，阳光四通三块业务中的第二块业务跟第三块业务还是比较积极的。第一块业务只是一个持股；而第二块业务是新媒体的扩展，需要建立、整合和运营一个实实在在的网络发布平台；第三块业务是媒体投资基金，阳光四通集团还有意去投资未来的新媒体以及有一些发展潜力的公司，通过投资和收购增加发布平台带宽和发布范围等等。
总而言之，不管外界怎么评论阳光新浪的并购事件以及阳光与四通组合事件，事实都已摆在了眼前，杨澜、吴征夫妇无疑是最大的赢家。杨澜所领导的阳光文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新阳光文化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