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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还反复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看是不行的。”又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三部书，不看它三遍太遗憾了。”“《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这些好书，至少要读它三遍。”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内称：“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多少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般地说来，是丰富的、精练的。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地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如散文家孟子、庄子、荀子、司马迁、韩愈等，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王实甫等，小说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他们的著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语言(严格地说，是汉语)的宝库，特别是白话小说，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05-406页。）
1955年夏季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时，问警卫员张玉生近来在看什么书。张玉生说：“看政治书，也看小说。”毛泽东说：“看文学作品很好，要多看些文学方面的书。文学方面的书包括很广，知识很丰富，里头反映社会情况，里头有历史，有风俗习惯，还有各种人物。你要多看嘛!多看，会使你聪明，对社会了解得多一些，也会对事物增强分析能力。要看《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要吸收其中的好东西。”（《光明日报》1977年9月6日。）
1955年的一次，毛泽东问警卫员葛来亮：“来亮，你在看什么书?”“在看一本苏联小说，书名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葛来亮说。毛泽东说：“我国的三部名著《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你看过吗?”葛来亮：“没有。”毛泽东摇摇头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三部书，不看它三遍太遗憾了。”继而他又说：“要学点历史、哲学、辩证法，不懂历史，不懂哲学，不懂辩证法，就不能很好地处理问题，工作起来就不自由。”（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203页。）
据李越然回忆，1957年，毛泽东在向他提了一个诸葛亮和曹操谁厉害的问题后，说他对《三国演义》只有一些浅薄知识时说：“那不行，对三国，要多看，起码看三遍。”“三国里有许多战例，蕴含着很深的战略战术。”（张素华等：《说不尽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1960年4月14日，毛泽东在西郊钓鱼台邀餐。同在者：章士钊、程潜、李烛尘、唐生智、王季范、陈叔通、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徐冰，共12人。在漫谈中，毛泽东说：劳动工农最聪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的作者，都不是科名显赫的人。（许汉三：《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页。）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又说：“历来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诗人不是状元，也不是进士、翰林。韩愈、柳宗元、杜牧是进士，是二流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蒲松龄等都不是进士，曹雪芹和蒲松龄是清朝的拔贡。”（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页。）
李白(701-762)，唐朝诗人，有《李太白文集》，存诗990余首。
杜甫(712-770)，唐朝诗人，有《杜少陵集》。
杜牧(803-852)，唐朝后期诗人，与李商隐齐名，称“小杜”，有《樊川文集》。
王实甫，元朝戏剧家，著有《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等杂剧。
关汉卿，元朝戏剧家，著有《窦娥冤》、《拜月亭》、《救风尘》等杂剧。
罗贯中，元末明初小说家，《三国志通俗演义》原作者。
曹雪芹(1724或1715-1764)，清朝小说家，《红楼梦》作者。
蒲松龄(1630或1640-1715)，清初文学家，山东人，屡试不第，至71岁始为贡生，著有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2、高度评价《三国志》及其作者陈寿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山西兴县高家村，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在谈话中，他对《晋绥日报》的某篇新闻通讯、某个编者按语，也都记得清楚。他赞赏用“编者按”的形式，对报纸发表的材料加以批注。他说，后来的批注虽然有缺点，但是那种负责精神是好的。他还说，金圣叹批注《三国志》，有人看不好，我看是好的，使人看时有个头绪。当然，批注的不完全对。（纪希晨：《忆毛泽东同志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山西文史资料》第31辑，第11页。）
金圣叹(1608-1661)，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评天下才子书有六：《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但并未听说他批注过《三国志》，此处也许有误。
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后，立刻要求组织史学家从事《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他首先指定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李一氓：《毛泽东同志与中国古籍》，见《光明日报》1983年12月18日。）
在二十四史中，毛泽东特别爱读裴松之注的《三国志》。毛泽东对裴松之的注批注说：“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张贻玖：《毛主席的书房》，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裴柏村)人。刘宋元嘉三年(426)，奉皇帝命令为《三国志》作注，于元嘉六年(429)完成。注文共有32万余字，略少于原著。他先后查阅了魏晋时期142家史籍，参考了200多种文献。他的做法有：(1)补充缺漏；如三国大科学家马钧，《三国志》只字未提，便须增补。(2)疏其详略；如关羽、赵云等人的活动，《三国志》过于简洁，即引《蜀记》、《赵云别传》补充；“屯田”甚略，即引《魏书》补充。(3)考信纠误；如官渡之战，《三国志》记曹操“兵不满万”，裴注以“记述者以少见奇，非实是也”，如当时钟繇就支援了战马2000匹。(4)提出质疑；叙其不同之说，对同人同事的不同结论，尽以罗列，供人们日后判断，如曹操杀吕伯奢就有三说。《三国志》注所引的魏晋时人所著史书，除少数如《华阳国志》，大多都已失传。
三国以《史记》、《汉书》和《东观汉纪》为三史；尔后宋有十七史，明有二十一史之目；清朝乾隆时又增《明史》、《旧唐书》、《旧五代史》，合为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有武英殿刊本（《殿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及建国后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据《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毛泽东的这部“二十四史”，系清乾隆十二年(1747)武英殿版，同治八年(1869)岭南舴古堂重刻本。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批语：“此传可一阅。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刘晔(?一234)，曹操主要谋士。魏明帝曹睿想讨伐蜀，征求他的意见。刘晔与皇帝密谈“可伐”，但当同僚问他时，却说“不可伐”。皇帝责问他为什么出尔反尔。他以不得泄露机密为借口。后来他责问泄露机密的杨暨：“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可采，不可不精思也。”
魏明帝曹睿，曹操之孙，曹丕之子，后继曹丕位。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九十一回《祭泸水汉相班师，伐中原武侯上表》。
1958年12月7日，毛泽东读卢弼的《三国志集解》，为《张鲁传》写了段批语，并且印成了铅印件。现录如下：
这里(指《张鲁传》)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1700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拜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单一点是就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42-148页。）
张陵(34-156)，即张道陵，东汉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人。曾在西川鹄鸣山造作道书，创立道派，为原始道教定型。因参加者须出五斗米，所以被称为“五斗米道”。后世道教尊他为“天师”，子孙世代相替，居江西龙虎山，称“张天师”。
张角(?一184)，东汉末黄巾起义领袖，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创建太平道，自称“大贤主良师”，信徒遍及全国州郡。汉中平元年(184)率众起义，自称“天公将军”。部众都头缠黄巾，由此称“黄巾军”。不久病死，所部主力黄巾也失败，但余部仍坚持斗争了20年。
于吉(?一200)，东汉末期方士，琅邪(今山东胶南)人。相传著有《太平青领道》。以符水为民间治病，有很多信徒。后为孙策所杀。
洪秀全(1814-1864)，近代中国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领袖，广东花县人。在广西组织“拜上帝会”。清道光三十年(1851)，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率众起义，称天王。后占领南京，建立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农民理想国方案。清同治三年(1864)病死。
摩尼教，系公元三世纪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宗教，它以光明和黑暗象征善与恶的本原。公元七世纪末传入中国。宋宣和二年(1120)的浙江方腊起义，即信奉摩尼教，提倡“是法平等，无有上下”。
钟相、杨么。钟相(?一1130)，南宋初湖南洞庭湖农民起义领袖。以秘密宗教宣传组织群众达二十余年，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口号，有众十余万人，后失败。杨么(?一1135)，即杨太，继承钟相基业在洞庭湖起义，人数多达几十万，后为岳飞击败，他也被俘杀害。
明教，由摩尼教嬗化的宗教，崇拜日月，认为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元末，明教曾多次组织农民起义。
红军，此指元末红军，也称“红巾”。公元十四世纪，韩山童(?一1351)、刘福通(?一1363)等组织白莲教发动起义，以“红巾”为号，称红军。因信奉白莲教，又名“香军”。韩山童被捕杀害后，刘福通等拥立其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又坚持起义多年。
徐鸿儒(?一1622)，明末白莲教领袖，利用闻香教(白莲教支系)秘密活动二十年。天启二年(1622)，在山东西北武装反清。
唐赛儿，明初山东白莲教领袖。永乐十八年(1420)，在山东益都等地武装反清。失败后不知所终。
“清朝的白莲教”。白莲教宗旨崇尚光明，它源自北宋末的摩尼教，后又渗合了佛教、明教等部分内容。清嘉庆元年至十年(1796-1805)，白莲教在四川、湖北和陕西等省发动大起义，主要首领有王聪儿、姚之富。嘉庆十八至十九年(1813-1814)，又有天理教(白莲教支系)林清、李文成在北京、河北、河南和山东发动起义。
1958年12月10日，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又为《张鲁传》另写批语。全文如下：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衡、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48-151页。又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期，第629-630页。）
1960年，毛泽东在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后，谈话说：“为了搞经济学，要参考一下古代人怎样搞学问。像《史记》这样的文章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裴松之注《三国志》收集了很多的资料。”（《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毛泽东很赞赏裴松之注。在此前后，他在读《后汉书光武帝纪》时批语说：“李贤好。刘攽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雄巨眼，不其然乎?”（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5页。）
李贤，指唐朝李贤(唐高宗、武则天之子)注《后汉书》。
刘攽，宋朝刘攽曾为《后汉书》作按语。
颜师古，唐朝颜师古曾为《汉书》作注。
据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一文里写道：毛泽东要读《三国志》，逄先知送给的除标点本《三国志》外，还有卢弼撰的《三国志集解》。这部《三国志集解》后来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上面写了许多的批语。其中的两处批语，其一是裴松之在《魏书武帝纪》一段注释中，引用了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写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主要内容是叙述他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当时许多的心理活动，表明他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帝以自立的意思。他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等三县，以消除时人对他的误会。卢弼对此除做了一些考证、订谬外，对曹操还提出了许多的指责。曹操在令中写道，自己没有背叛汉室之意，他死后，妻妾无论改嫁到哪里，都希望要为他说明这一心迹。卢弼对此指责说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又写道，自己不能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对此指责这是“皆欺人语也”，并说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还写道，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卢弼认为曹操的这些话是“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并在注中又列举了曹操打过的败仗。
以上的这段文字，特别是卢弼的注，毛泽东看得很仔细，差不多都画了圈点。卢弼对曹操的看法和评价，毛泽东很不赞成，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毛泽东在书的天头上写了这样的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的诗句，引自李白的《望鹦鹉洲怀祢衡》一诗。祢衡是东汉时代人，史籍说此人狂傲而有才气。曹操对这个人的才能不仅没有引以重视，而且还污辱了他，因此被祢衡大骂。祢衡后被黄祖所杀。鹦鹉洲据说是祢衡曾在此作赋的地方。李白的这首诗，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李白对曹操的这种评价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也比较符合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在此特引了李白的这句诗。
毛泽东在读《魏书刘表传》时还写了两条有关曹操的批注。《魏书刘表传》裴松之的注中，有一段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一些宗族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读到此注，对“皆斩之”的做法是不赞成的，所以，他在“皆斩之”三字旁画了粗粗的曲线，又在天头上写下了这样一条批语：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毛泽东的这条批语，表明了他对曹操“不杀降”的赞许。在《魏书刘表传》中，卢弼也有一段注释，刘表于建安五年(200)“攻张怿平之”，有“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郊祀天地，自立为帝。毛泽东读了这段注释又在天头上写了一条批语：“做土皇帝，孟德不为。”这里，毛泽东既表明了他对刘表做法的蔑视，且又再一次称赞了曹操。（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9期。）
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全诗如下：“魏帝营八极，蚁观一标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
3、如何比较《三国演义》与《三国志》
《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毛泽东作了界定，他说：“两者不可等同视之。”
他经常用《三国志》印证《三国演义》，使《三国演义》增强真实感；也习惯用《三国演义》解释《三国志》，与人形象生动，使史事栩栩如生。两者互补，相得益彰，以至再上层楼，丰富思维力度，穿插在报告、文章里，或据不同对象作教育、开展，恰到好处。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他蛮有兴趣地对李井泉、柯庆施等人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他接着说：“《三国演义》和《三国志》，虽然是两部不同类别和不同文体的著作，但从内容上来说，这两部著作具有密切的关系。”
据陶鲁笳(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回忆：
1958年11月20日正午，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我四个人，到他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开座谈会。原来我们都认为，主席要座谈的是预定在明天，即11月21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谁也没有料到，当主席和蔼可亲地招呼我们在客厅坐定之后，一开头他却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他习惯地拿起一根烟，一折两截，把一截放在桌上，一截插进烟嘴，点燃后轻轻吸一口，然后问大家，“你们都看过这部书吗?”柯庆施首先回答：“看过，还看过《三国演义》呢。”
毛泽东侧身坐在坐椅上，向我们环顾了一下说道：“不过，《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说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罗！”
毛泽东还特意说：“比如，旧戏里诸葛亮是须生，而周瑜是小生，显然诸葛亮比周瑜年纪大。这可能是来源于演义。而在《三国志》上记载，周瑜死37岁，那时诸葛亮才30岁，即比周瑜小7岁。”
这时李井泉插话说：“书中那么多人物、事件，看过就忘了，不如主席记得那么清楚。”毛泽东说：“为什么记不清楚呢?要想记得清楚，看书就得讲究方法。读书的方法无非两条，第一条要学会用联系的方法看书中的人物、事件；第二条要学会当评论员。”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虽然是两部不同类别和不同文体的著作，但从内容上来说，这两部著作具有密切的联系。
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也很爱读《三国志》。在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中，这两部不同体裁、不同类别的书，他实际上把它们当作一部书了。（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8期。）
毛泽东如何品评《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的人物
历史唯物观，是根据时空的客观环境来臧否人物的。
封建史家的笔法：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三国演义》里的好人坏人，通常是以对“汉室”与否而界定的。千古评说，是是非非。
毛泽东是以统一、进步为标准的。
他说：“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他指的是三国创建人曹操、刘备、孙权和他们的文臣武将圈。
毛泽东高度评价曹操，他赞同鲁迅的评曹操，“总是非常佩服他。”
为曹操翻案，成为20世纪50年代的一大热点。毛泽东多次称赞曹操。在北戴河高歌《观沧海》时，他写下了《淘浪沙》。在此前后，他还以如椽大笔，抄写《龟虽寿》乐府两份，分别赠与正在养病的林彪和胡乔木。
毛泽东也是肯定诸葛亮的。他多次引用有关“三个臭皮匠”的谚语，又爱唱《借东风》、《空城记》等诸葛亮京剧折子戏，更多的是讲诸葛亮的忠诚和智慧。1950年，他对董其武说：“你看过《三国演义》吧？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诸葛亮与刘备的鱼水关系和七擒孟获的故事，更是毛泽东经常提及的。
毛泽东从民族情感和伦理规范相融合的视角，加以解剖和演绎，以其独具的政治思维特色，给予三国的故事和人物以再新的含义。
本书所录毛泽东谈三国的近300个条目里，他先后谈及70几个三国时期的人物。如作定量分析，其中提及人物较多的，有：诸葛亮57条、曹操50条、关羽21条、刘备16条、张飞15条、孙权15条、周瑜12条……
1、高度评价曹操
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萧子升，就10日前总统黎元洪下令惩办洪宪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和薛大可等8人事，称“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夫历史，无用之物也。居数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败盛衰之迹岂少，应如何善择，自立自处?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奈何皆不足为前车之鉴?史而有用，不至于是。故最愚者袁世凯，而八人者则其次也”。（《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曹操(155-220)，字孟德，东汉末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文学家，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他从汉建安元年(196)到建安十六年(211)，先后击败吕布、袁术、袁绍等豪强集团，统一了北方，为建立三国中最强的魏国打下了基础。其故事在《三国演义》里见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等多处。
黎元洪，当时北京政府副总统。袁世凯帝制失败后，继任总统。
杨度等人，系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建立参政会的成员。翌年发起成立“筹安会”，积极策划复辟帝制。
王莽(前45-23)，西汉末期贵戚，以此掌握政权，称帝，改国号为新。后世人皆以为篡位者模式。
拿破仑，即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国皇帝，法兰西第一帝国创建者。他建立了竭力强化中央集权的军事官僚国家机构。
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帝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欧洲神圣同盟”的主要组织者，力图恢复欧洲封建统治。
1927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读到鲁迅此文中上述论点时，用粗重的红铅笔画着重线，表示他对鲁迅有关曹操的看法是非常赞同的。（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1952年，毛泽东读《南史曹景宗传》，对曹景宗治军不严，他的部下“军士皆桀黠无赖，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财物，略夺子女。景宗不能禁”作了这一段批语：“曹孟德、徐世勣、郭雀儿、赵玄郎亦用此等人。”（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88页。）
曹景宗(457-508)，南北朝萧梁将领。徐世勣，即李勣(594-669)，唐初名将；以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去世字，并赐姓李。郭雀儿，即五代后周太祖郭威(904-954)；因颈项刺雀，所以得此谑名。赵玄郎，即宋太祖赵匡胤小名。
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每天工作之余，他一定要去游泳。一天，游泳过后，毛泽东在沙滩上漫步，嘴里念念有词。保健医生徐涛问他念的什么。他便一句一句地念给他听：“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徐涛问：“主席，这是谁的诗啊?”“写得好吗?”“很有气魄，很美。”“这是曹操的诗，《步出夏门行》中的第一章《观沧海》。”“曹操还会做诗呀?”“哩，你这个大学生呀，确实该补补课。”毛泽东缓缓地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徐涛听了大吃一惊。他从没听说过这种肯定曹操的话，便疑惑地问：“曹操?哪个曹操?”“还有哪个曹操?三国的曹操。”“他，他不是白脸奸臣吗?”“嘁，你知道个屁，”毛泽东愤然时便这样斥责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有一天，毛泽东叫卫士找来地图，一边查地图，一边说：“曹操是来过这里的。”徐涛惊讶地问：“曹操也来过这里?”毛泽东说：“当然来过，上过碣石山。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
毛泽东在北戴河期间写了《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他说南唐后主李煜也写过《浪淘沙》，李煜的词，意境和语言都好，但是风格柔靡，情绪伤感，他不喜欢。他说他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权延赤：《红墙内外》，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碣石山，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距渤海15公里。山峰形状上圆下方，似碣石，因而得名，为古今观海胜处。
南唐国主李煜亡国被软禁在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时，写有多首词，其中调寄《浪淘沙》的是：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行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静月华升。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毛泽东1954年写的《浪淘沙北戴河》一词是：“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页。）
“魏武”，即魏武帝曹操，这是他儿子曹丕登基后给他追封的号。
1956年12月5日，毛泽东将《水调歌头长江》抄录给周世钊(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并复信说：“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周世钊是1950年9月下旬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路过许昌时，作了一首诗《过许昌》。全诗如下：“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满布烟香溢，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6页。）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社会科学论坛》1995年第1期。）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期间的当晚，他将胡乔木、郭沫若等请来一道用餐。“我们谈《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吧。”毛泽东首先提起了话头，与郭沫若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谈了诸多战例。两人你一段，我一截，夹叙夹议，谈到热烈处，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李越然听到问话，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好。毛泽东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他接着又说：“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了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汉桓帝时有多少人口?”郭沫若说：“《晋书地理志》载5600万。”毛泽东说：“现在还统计不全，总有一些不入户之口。那时就能统计全?姑且算作5600万，到了三国混战还剩多少人口?”郭沫若答道：“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六七百万。”毛泽东随口引了建安七子中王粲所作《七哀诗》，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回原籍，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死了多少?比比么，三国混战又死了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毛泽东深深叹息一声，说：“现在有人很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是把人害苦了。战争还要带来饥荒、瘟疫、抢掠……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这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
李越然全神贯注地聆听，并暗自翻译。毛泽东说着说着，忽觉李越然听得出神，便直呼其名地问道：“李越然，你读过哪些古书?”
李越然回答道：“《三国》、《水浒》……”
“《三国》、《水浒》这些好书，至少要读它三遍，”毛泽东说，“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
接着，毛泽东又由《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讲述了一番唯物辩证法。（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157-158页。）
王粲(177-217)，字仲宜，东汉末期文学家。初跟随刘表，后归顺曹操。他是“建安七子”之一，代表作有《七哀诗》、《登楼赋》。《七哀诗》前篇是：“西京乱无像，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被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1958年，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殷纣王(通常称之为暴君)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都被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页。）
殷纣王，商朝末代国君。按传统说法，他是沉湎酒色，残害忠良的帝王模式。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湖北武昌，和吴冷西、田家英就实事求是，反虚夸讲话。他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做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
“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引《江表》载曹操与孙权信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但据周瑜估计，“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刘)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引《江表传》)
“曹营号称83万人马”，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张翼德大闹长坂桥，刘豫州败走汉津口》：“操从其计，一面发檄遣使赴东吴；一面计点马步水军共83万，诈称一百万，水陆并进，船骑双行，沿江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