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 盛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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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毛泽东（1893-1976），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字润之，又曾自取名“二十八画生”、“李得胜”等，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冲人。

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诞生在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入韶山附近南岸私塾就读，从而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1904年转入关公桥私塾，1905年又转至桥头湾私塾，1906年再转井湾里私塾。此后曾经辍学。1910年前后在湘乡东山学堂学习。辛亥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军。1913年在长沙进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918年毕业。

毛泽东一生好读书，读好书。毛泽东的一生，有几部书，伴他走过了光辉的全程。如中国四大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包括《三国志》）、《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就是他最钟爱的书籍之一。

《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包括《毛泽东品评三国演义》、《毛泽东品评红楼梦》、《毛泽东品评水浒传》与《毛泽东品评西游记》），其实不完全是一本单纯的关于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的图书，它应该包括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的各个方面（包括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等）、毛泽东一生阅读四大名著的经历和故事、毛泽东平时提到四大名著中的故事或典故或人物或语句、毛泽东在工作或学习或生活中实际运用四大名著中的内容和观点、毛泽东评价四大名著中的人物（包括四大名著的作者罗贯中、曹雪芹、施耐庵、吴承恩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毛泽东评价与四大名著有关的当时历史时代的事件与人物等。编者的意图，就是想把这些知识都传达给读者。所以说，这是一部广义的关于毛泽东与四大名著的百科全书；当然，它还是以毛泽东点评四大名著为主。

所以，阅读这本书，你既能阅读到这四部古典名著，也可以了解到伟人毛泽东与四大名著的许多知识，一举两得，额外惊喜，让你购有所值，读有所值。

而且，作为书稿的延伸部分，对其中牵涉到的许多历史典故，我们都作了简要的补充说明；对其中一些字词成语，我们也进行了简要的解释。这一方面有助于大家阅读和理解相关内容，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该书的知识性和趣味性。

该书里牵涉到大量参考文献，包括图书、报刊、文章等。在文献之后，我们对其原出处均一一有详细而准确的附录。读者若感兴趣，也可以参考这些文献。

该书是盛巽昌先生在上海市图书馆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了数十年的文献资料收集和整理、历史文化研究和考证的结晶。作为盛先生的助手，李子迟先生在整理资料、编纂书稿中也花了年余时间。

由于作者认识不够，或所知有限，且时间仓促，本书在观点、材料、表达上一定很存在着很多不足，恳请广大读者与专家批评指正，以使它在将来再版时能得到修订与完善。

作者

2010年6月

毛泽东品评《三国演义》

毛泽东与《三国演义》、《三国志》的故事

《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是毛泽东终生都喜欢读的两部书。

据有关书刊记录，毛泽东早在1906年（13岁）就接触到了《三国演义》。他少年时代就是韶山冲公认的“三国迷”。他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手不释卷。

四川成都武侯祠谭良啸馆长曾对盛巽昌说：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来武侯祠参观。他问讲解员：“你知道诸葛亮一生坐过几次车，骑了几次马？”

这说明他读书很仔细，往往为人所忽视的细节，也引起他的注意，提出新颖的见解和观点。

他爱读的书籍，有二十四史，其中一部就是《三国志》；也有四大古典小说，其中一部就是《三国演义》。《三国志》是史书，也是文学；《三国演义》是小说，也有史事。毛泽东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读《三国演义》。

从有记载文字佐证，他从少年时代到人生结束，至少读了70年的《三国演义》。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已成习惯。井冈山时期，他想起《三国演义》。当从茶陵谭延恺的老家找到了一部《三国演义》时，他简直是欣喜欲狂，不禁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三国志》毛泽东也读了数十年，是他爱读的一部史书。

他还提倡大家都来读这两部著名中华古籍。

他到哪里都忘不了这两部书籍，也喜欢提到其中的那些主要人物。

毛泽东谈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虽是片言只语，却使三国学别开生面，走上了一个高碑。

古今中外，还没有人像毛泽东那样善于运用三国故事，纵横捭阖，赋以《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以时代的含义，传播他那深睿的哲理。

他谈论三国故事纵横捭阖、如数家珍；他应用三国典故也是娴熟自如、恰到好处。虽然他所说的、所写的，并非鸿篇巨制，多是片言只语，但它仍是中华民族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毛泽东为20世纪中华文化圈作出的卓越贡献。

1、从小就是“三国故事大王”

当少年毛泽东识的字足够他看一些简单的故事书时，他便弄到一些他大致能看明白的小说。在他住的那个小村里，书是极少的。大家都爱看的，正好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本小说。前者讲的是一百零八将聚义的壮举，后者讲的是三国打仗的故事。毛泽东对这两本书人了迷。在农忙中，一有空闲，他就去读这两本书。（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把儿子送到韶山井湾里，拜堂兄毛宇居为师，在毛宇居开设的私塾读书。有一次，毛宇居讲完《增广贤文》，让学生反复诵读、背熟。此时毛泽东正在偷看《三国演义》，毛宇居背着手踱了过来，毛泽东连忙用《增广贤文》盖在《三国演义》上面，摇头晃脑读了起来。但还是被毛宇居发现了，他厉声喊：“毛润之，你在干什么?”“遵老师嘱咐，我在读《增广贤文》。”毛泽东回答。“那你给我把书背出来!”毛宇居扬一扬手中的竹板说，“你若背不出，我这竹板可不认人呐！”“老师请莫急。”毛泽东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流利背诵，“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羊城晚报》1996年9月9日。）

1910年，他在远赴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携带着这两部书。他讲三国头头是道，对答如流，因此被同学公认为“三国故事大王”。

萧瑜（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里写道：

毛泽东准备去县城东山学堂读书。他把杂物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他的两本宝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该书第10页）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拼命用功学习，5个月后，已经突飞猛进……毛泽东惊喜地发现，自己现在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比以往容易多了。很快地，他的伙伴们公认他为有关三国历史和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他常常给他们讲述书中的故事，他们聚精会神地听得津津有味。（该书第13-14页。）

少年毛泽东认为《三国演义》是历史，有多家记述。据萧瑜回忆：“然而，《三国演义》实际上并不是记录三国时代的历史书。它是对历史事实进行高度艺术想象后的产物。这一点，少年毛泽东简直不敢苟同。这些故事在毛的生命中扎下了根。”

美国学者r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中说：关于这一点，他和历史教师发生过争论。对任何同意那位教师观点的同学，毛泽东都对其大加指责，甚至用椅子打了一个同学……

“关于小说的争论，他甚至找到校长那儿。当这位博学的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不认为《三国演义》是三国时期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时，他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并强迫进退两难的同学签名。”

因此，孙琴安在《毛泽东和中国文学》(未刊稿)中说：“少年时的毛泽东一直是把《三国演义》当做历史来读的，并认为通过这本小说可以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因此，他对《三国演义》等小说都读得非常认真，绝不是泛泛而读，只作消遣。”

李锐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中也曾说：毛泽东在读《三国演义》等旧小说时，“极其用心，也像读正课一样，打上圈点等记号，或写上批语，这是他一直保持的一种优良的读书习惯”。

1912年，毛泽东考取长沙市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符定一（（20世纪50年代初曾任中央文史馆首任馆长）认定毛泽东将来定成大器，必须好好栽培。喜欢研究古典文学、历史和文字学的符定一，当即授以《资治通鉴》，供毛泽东阅读。毛泽东如获至宝，自此以后天天阅读此书，许多章节背得滚瓜烂熟，以至到老不忘。（赵志超：《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30-431页。）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接触到了《三国志》。从此，他在论述和讲演里，也经常将它和《三国演义》渗合引用，寻章摘句，挥斥方遒。

1913年，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第四师范(翌年并入第一师范)。在冠名“讲堂录”的“修身”和“国文”笔记里，记有“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87页。）

司马朗(171-217)，司马懿兄，汉建安十三年(208)出任曹操的丞相主簿。他建议恢复西周时推行的井田制，以发展生产。

虞集(1272-1348)，元朝学者、官员。他在任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时，建议在大都(今北京)以东沿海筑堤拦水为田，让富目民开垦，既可拦挡海潮，又可捍卫京师。建议虽没有被采纳，但后世海口设万户，大都采取他的办法。

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谈到那些“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认为他们不仅成就了事功，而且其思想也影响于社会。他写道：“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91页。）

范希文，即范仲淹(989-1052)，北宋官员。江苏吴县人。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后人称道。

孔孟朱陆王阳明。孔，孔子；孟，孟子；朱，朱熹(1130一1200)，南宋理学家，婺源(今江西婺源)人，被称为集理学之大成者，多有儒学著作，后人辑集有《朱子大全》、《朱子语录》；陆，陆九韶及其弟陆九龄(1132-1180)、陆九渊(1139-1193)，南宋学者，抚州金溪(今江西金溪)人，通称“陆学”；王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8)，明朝理学家，浙江余姚人，创立“心学”，有《王文成公全书》。

韩范。韩，韩琦(1008-1075)；范，范仲淹，两人同时出镇西北，又同拜相，后人故常并称。

曾左。曾，曾国藩(1811-1872)，清朝官员、理学家，湖南湘乡人，有《曾国藩全集》；左，左宗棠(1812-1885)，清朝官员，湖南湘阴人，有《左宗棠全集》。两人因均为镇压太平天国和办理洋务的重臣，又都系湖南乡党，后人故常并称。

191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比较致力的功课是国文、修身和历史、地理等。除《韩昌黎全集》和《昭明文选》中许多文章读得最熟外，也喜好孔融、陈同甫、叶水心等人的文集。（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39页。）

孔融(153-208)，东汉末期文学家，字文举，“建安七子”之一，孔子后裔，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融“三岁让梨”的故事，流芳千古。曾任北海(今山东昌乐西)相，后任将作大匠、少府，为曹操所杀。有《孔北海集》，为明朝人辑。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十一回《刘皇叔北海救孔融，吕温侯濮阳破曹操》。“孔融为曹操所杀”，见《三国演义》第四十回《蔡夫人议献荆州，诸葛亮火烧新野》。

《韩昌黎全集》，唐朝韩愈(768-824)的诗文集。

《昭明文选》，南朝梁萧统(昭明太子)主编的自秦汉以来的诗文选，有60卷。

陈同甫(1143-1194)，即陈亮，字同甫，南宋思想家、词人，有《龙川文集》。

叶水心(1150-1223)，即叶适，字水心，南宋思想家，有《习学记言》、《水心先生文集》。

1918年，毛泽东在杨昌济讲所授修身课的教材《伦理学原理》(德国泡尔生著)上，做了12000字眉批。其中涉及三国史论，称“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急，乃人性之所喜也”。（《伦理学原理批注》，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186页。）

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文学家。所作《桃花源记》，以避世隐居的佳境为题，描写农耕社会的理想国。

战国，通常称三家分晋(前475年)后到秦王赢政灭齐，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前221年)前时期。此间200余年，因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故此时期称为“战国”。

“刘项相争”，秦末刘邦、项羽响应陈胜起义，合军亡秦。尔后，两人相争天下，历时五年(前206一前202)，始称为“楚汉战争”，亦作“楚汉之争”。

“汉武与匈奴”，西汉刘彻(汉武帝)在做皇帝(前140一前87年在位)时，曾多次命将军卫青、霍去病等攻打或反击匈奴。

毛泽东在后来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说：1919年，我曾沿着洞庭湖做了徒步旅行。到保定时，我沿着城墙走了一圈。在北海的冰上散步。《三国演义》里有名的徐州府城墙，和历史上也享有盛名的南京城，我都徒步环行过一次。最后，我登上了泰山绝顶，又游览了孔墓。这些事情，我在当时看来，都是可以同我在湖南的经历和徒步旅行相比美的成就。（《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

2、他至少读了70年的《三国演义》

那是1928年，毛泽东率部在井冈山打游击。那时，他们经常神出鬼没地打土豪劣绅。一次，毛泽东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是否有《三国演义》一类的书，因为他实在想重新阅读一下。可一位农民却告诉他：“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了产。”毛泽东听了，只得遗憾地作罢。（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96页。另，参见孙琴安：《毛泽东和中国文学》(未刊稿)。）

不久，毛泽东的书篓里多了一套他爱不释手的书。那是他的部队在攻打井冈山附近的茶陵县的高陇圩时，闯进了谭延恺的老家。谭延恺曾是清末进士，后来出任湖南省都督、湘军总司令。在谭家的藏书中，毛泽东得到了一套《三国演义》。虽说他早年多次读过《三国演义》，眼下再读，却别有新意，从中可以学习许多作战的经验。所以，毛泽东曾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据贺子珍回忆：1929年前后，在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中，读书也许是毛泽东最大的乐趣了。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拿出来看。所以，后勤部门为他做服装，都根据他的意思，把衣服的两个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里面装书。他博览群书，什么书都爱看。他读过几年私塾，古文的根底很深，也喜欢李白、陆游等人的诗词，不但熟悉他们的作品，而且喜欢逐篇进行评价。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他最喜欢《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每种都看过几遍。他的记忆很好，看过的书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善于汲取有用的东西，加以应用。

后来，贺子珍听说有人诋毁毛泽东，说他指导革命不是马列主义，而是用中国的旧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贺子珍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那时候，马列的书翻译过来的不多，尤其是我们在偏远的山区，能够看到的就更少了。记得当时在井冈山上，只有少数几本马列的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毛泽东让用油印机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他还尽最大的努力普及马列主义知识，他同军队中的政工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当然，毛泽东是很熟悉中国的历史的，常常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今天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中国的革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1930年5月，毛泽东做江西《寻邬调查》。他在“寻邬的文化”一节中写道：“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县文化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依全县人口说，约计如下：不识字百分之六十；识字百分之四十；识字二百，百分之二十；能记账，百分之十五；能看三国，百分之五；能写信，百分之三点五；能做文章，百分之一。初小学生百分之五(五千人)；高小学生百分之八(八千人)；中学生五百人，大学生三十人；出洋学生六人，秀才四百人，举人一人。(上列的百分数，是每一项对于人口总数的比例。）（《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1932年1月，在那次批评毛泽东“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的赣南会议之后，毛泽东又病了。他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13个人，到东华山去了。东华山在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外，山上树木蓊郁，山顶上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了这座古庙，住了进去。毛泽东在东华山住了50来天，连春节也是在那座古庙里冷冷清清地度过。直到3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派项英专门来请毛泽东下山。毛泽东在世外桃源般的东华山，埋头于读书，津津有味地读《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据汪澍白编著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4页）：“1932年临时中央到达根据地，不但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而且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批判。教条主义者嘲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做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做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这样谈及：1935年前后，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并没看。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孙子兵法》。（黄允升：《遵义会议纪实若干史实辨正》，《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2期。）

《孙子兵法》，又名《孙子》，相传为春秋末年孙武所撰，现存13篇。这是中国和世界最古老的兵书，曹操曾为它作注和编“辑要”。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他的67岁寿辰时，在与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时的谈话中，他又谈到了这件事。他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受到过3次大的处分。“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8期。）

因为爱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长征行军途中，他还让警卫员去给自己找书来看，以致引起误会，闹出取来“三国”、“水壶”的笑话。

据喜民编著的《璀璨的星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对他自己的学习一直抓得很紧。他在长征途中，有一次，因随身带的书看完了，到一个村子驻扎后，他对警卫员讲：“你去给我弄部《水浒》和《三国》来。”警卫员找到一户读书人，说要借个“水壶”和“仨锅”用。老先生看了看他，知道他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就把自己正用的水壶借给了他，并说家中没有三口锅，只有一只；且自家每天都得用，实在腾不出来。

警卫员谢过老先生，提起借来的水壶，兴奋地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说：“主席，水壶拿来了，仨锅没找到。”毛泽东抬头一看，禁不住笑了。他把警卫员叫到身边，耐心地告诉他：“我要的不是烧水的水壶，也不是烧饭的大锅，而是中国的古代名著《水浒》和《三国演义》。这是两部古书。”说罢，他又拿来一片纸在上面写出来，交给了警卫员；并告诉他今后注意抓紧时间学习，干革命可不能闹笑话呀!

1942年，邓宝珊将军在榆林时期，常和部下讨论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阐明的观点，认为毛泽东精通辩证法，对问题看得远、看得深。他还说毛泽东学问渊博，读书很多，住的窑洞的书架上有马、恩、列、斯著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肝胆篇》，《武汉文史资料》1986年第4辑，第13页。又见，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邓宝珊将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186页。）

1944年6月12日，据赵超构访问延安的回忆：晚餐以后，我们在大礼堂看戏。这是由此间的平剧研究院演出的，演的是《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四出戏。和我比肩的，正是毛泽东先生。戏早已上演了，他非常有兴味地听、看，从始到终。对于《古城会》的张飞，对于《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对于《鸿鸾禧》中的金老头，对于《草船借箭》中的鲁肃，他不断地发笑，不是微笑而是尽情捧腹大笑。当演出张飞自夸“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当教师爷演出种种没用的丑态时，当金老头在台上打诨时，他的笑声尤其响亮。在这时，我理解到毛先生是和我们一般人所共通的幽默与趣味的。他并不是那些一读政治报告，便将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他虽自谦“对于平剧没有研究”，但也承认：“很喜欢看看。”（赵超构：《延安归来》，南京新民报出版社，上海1946年2月再版。）

“关羽、张飞在古城相会”，见《三国演义》第二十八回《斩蔡阳兄弟释疑，会古城主臣聚义》。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夕，江青替他准备了一批书，但他只挑选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几种。（李清华：《雾都较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1946年12月1日，朱德六十大寿。毛泽东题词：“人民的光荣”，以向朱德祝贺；晚上还参加了祝贺晚会，观看了京剧《捉放曹》和《定军山》。（阎长林：《英明的决策--回忆毛主席1947年撤离延安的日子》，见《工人日报》1978年12月26日。）

《捉放曹》，据《三国演义》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故事写曹操献刀谋刺董卓没有成功，逃亡回乡。途中在中牟县被捕，但县令陈宫却弃官与曹同奔。路遇曹父故友吕伯奢，在他家留宿。吕家磨刀杀猪款待，曹操闻刀声顿起疑心，杀死吕伯奢及其全家。陈宫怨曹操残忍，夜投宿时，题诗弃曹而去。

《定军山》，据《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占对山黄忠逸待劳，据汉水赵云寡胜众》。故事写东汉末年，曹操大军攻葭萌关，诸葛亮用激将法，命老将黄忠迎战。黄忠杀退曹军勇将张邰，攻占屯粮的天荡山；又以逸待劳杀死夏侯渊，夺取了要塞定军山。

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华北军区政委薄一波，派李和曾为团长的华北京剧团到西柏坡演出。毛泽东一连两天都观看了演出。第一天，第一出戏是《宋江杀惜》，这是宋江逼上梁山的一个故事，李和曾演宋江。第二出戏是《王佐断臂》，这是阿甲的拿手戏。最后一出戏，演的是《失空斩》，由李和曾扮演诸葛亮。（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

《失空斩》，即《失街亭》、《空城计》和《斩马谡》。《失街亭》三出戏的合名。故事写诸葛亮初出祁山，选择将领守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要塞。马谡讨令驻守，但他刚愎自用，不听副将王平劝告，竟在山顶扎营，被魏将张邰断了水道，蜀军大乱，失了街亭。《斩马谡》是写马谡失街亭后，与王平回营请罪。诸葛亮虽然惜马之才能，但因军律，只得挥泪把他处死。

1950年初，李和曾多次到中南海为毛泽东演出。据他回忆，有一次，他给毛泽东清唱高(庆奎)派代表作《逍遥津》以后，毛泽东说：解放以后的演员应当高歌，黄钟大吕，不要阴沉沉的。高派的唱法是好的。所有的流派，包括高派，都要继承，又要发展。（李和曾：《毛主席给了我艺术生命》，见《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第196-197页。）

《逍遥津》，即《曹操逼宫》，据《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伏皇后为国捐生》。故事写曹操因伏皇后和其父伏完受汉献帝密诏，拟联合孙权、刘备，里应外合，以铲锄威逼汉室的曹操。不料泄密，曹操带剑入宫，把伏皇后乱棒打死，并杀了伏完全家。

1958年9月11日，毛泽东到湖北武汉军区司令部参加晚会。据张治中日记称：该部文工团演出“农业大跃进”的舞蹈，相声《洋迷信》、河南梆子《洗菜歌》和龙舞等精彩节目。相声《洋迷信》是对洋迷信讥讽嘲笑，使人笑痛肚子，主席也为之大笑不止。在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中，相声确实是一个通俗有力的工具。最后，由武汉市京剧团演出《长坂坡》。（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日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长坂坡”，指张飞在长坂坡一人拦住曹操百万大军，威不可档。此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张翼德大闹长坂桥，刘豫州败走汉津口》。

他从不轻易放过别人研究三国的成果。20世纪50年代末，他在《北京日报》上读到了作家吴组缃的《关于三国演义》（三），就嘱咐秘书去找前载的两篇来看。

据《社会科学论坛》1995年第l期一篇文章中说，1959年4月23日，毛泽东阅读本日《北京晚报》连载的吴组缃《关于三国演义》(三)，在旁作批示：“请秘书代为查找该文的第(一)、(二)两节，想看看。”

1960年，毛泽东在浙江杭州南屏召开会议期间，在文艺晚会上，聆听了宋宝罗唱的京剧《空城计》。（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42页。）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过“五一国际劳动节”。据当时在上海市委机关从事接待工作的张玉华回忆：当天早上3时，他们几个人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请我们同桌吃饭，一起欢度节日，真使我们喜出望外。我们上了主席餐车。吃饭时，毛主席对我们说，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很快过端午节了，你们为我工作很辛苦，我请你们共同过节，表示感谢。当时，餐车上放了粽子。毛主席问我们端午节为什么吃粽子?我们回答，是纪念屈原，但具体原由讲不清楚。毛主席说，我把关于屈原的故事讲给你们听，然后你们每人吃两只粽子，不然我就吃亏了嘛。一番话说得我们大笑起来。当毛主席讲完故事，我们把粽子吃掉后，毛主席很高兴地说，看来你们的饭量都不小，为了帮助消化，我再唱一段京剧助助兴。随即他唱了一段高庆奎的《逍遥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232页。）

据毛泽东的卫士尹荆山回忆：1962年的一天，毛泽东走出书房，在台阶上住了脚，仰天凝视，深吸一口气，忽然放开喉咙，唱出两句京戏。记得是《空城计》。卫士们一怔，随即交换眼色，无不流露欢颜。这两句京戏似乎宣告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我们都产生出“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感觉。到吃饭时间了，在尹荆山的建议下，毛泽东和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家常便饭，四菜一汤。毛泽东并不因为与家人一道吃饭而破坏习惯，仍然是手不释卷，边吃边看。不过，这次看的是小人书《火烧连营》，完全是休息脑筋的一种独特方式。（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就能打仗。我们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老不读“三国”。但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仍然还坚持读《三国演义》，经常在书房里翻阅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有平装的，也有线装的；又读有关三国的史传，如《晋书》的《羊祜传》、《杜预传》。

据忻中的记载：“1973年，毛泽东还先后两次向我要过《三国演义》，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这两次送给主席的《三国演义》，都是徐业夫秘书让我从中国书店新购来的。”忻中还看到，毛泽东晚年在游泳池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三国演义》外，还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三国演义》。其中一种是上海涵芬楼版，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常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忻中：《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9期。）

1975年8月13日，芦荻向毛泽东请教《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等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这天，毛泽东先谈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接着又谈了《水浒传》。（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3、他也一直在读《三国志》

1912年，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三国史事的记载，源自符定一给他读的《资治通鉴》。当时符定一是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校长。他得到这本书后，如饥似渴，有好多天，天天阅读，很多章节还能倒背如流。1918年，他在北京，因患足疾，住在协和医院1个月，也读了1个月的《资治通鉴》，且作了眉批。

1918年4月，罗章龙去日本。临行前，新民学会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为他饯行。毛泽东写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湖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162页。）

“诸公碌碌皆馀子”。诸公，指当时的当权人物。《后汉书祢衡传》：“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馀子碌碌，莫足数也。”

文举，孔融字；德祖，杨修字。他们二人在《三国志》中均有传。

纵宇一郎，罗章龙(1896-1995)的化名。

1931年春，毛泽东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作后有其自注：“关于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国语周语》：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坠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三国时吴国韦昭注：贾侍中(按指后汉贾逵)云：共工，诸侯，炎帝之后，姜姓也。颛顼氏衰，共工氏侵凌诸侯，与高辛氏争而王也。）《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当其(按指女娲)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绝。”毛按：诸说不同，我取《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5页。）

韦昭(203-273)，三国吴史学家。曾任太史令、侍中，著有《吴书》等多种。因触犯吴主孙皓，下狱被杀。他在《三国志》中有传。

贾逵(30-101)，东汉经学家，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著有《国语解诂》。

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话说：“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WRRp00SUrznRBXaPzzh89A84cqqOdMD1QdBAUYrvjN4egQOrq9wBdrvqlEO2Ix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