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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精明是有口皆碑，但这种有口皆碑中常常包含着贬义，究其原因，可能是上海人将这种精明赤裸裸地表现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使其公开化。在与人的交往中他们只注重利的关系，有利则聚，无利则散。虽然上海人看重利，但他们只会合法的，按规则的获取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在这同时，他们不会去损害别人的利益、这与传统的“自私”是有区别的。
所以上海人是让人看起来有点精明、现实，但是他们讲究公平交易，平等处世的风格，更让人容易接受。
1.精明不是价值，而是一种素质
在上海这座城市，你处处可以发现精明、聪明过度的现象。上海人的精明，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既包括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更包括对个人权益、利益的维护。该得到的，他们一分也不让。这使得上海人常常为一点点小利益而斤斤计较。在上海，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换几次车最为节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其他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很可能是全国之最。实际上，上海人的精明和仔细也是长期的艰难生活条件“逼”出来的。1949年到1976年近30年间，上海普通居民住的石库门是个什么样子？几乎没有一家人有完整的石库门房子，典型的“七十二家房客”的状态。1949年以后，一套石库门里今天塞进来几家，明天塞进来几家，塞到1976年，一套石库门房子住进了30多家。大家共用过去一个家庭使用过的厨房，各种问题就出来了：嘈杂的环境，堆满什物的狭窄楼道，摇摇晃晃的地板，刺鼻的煤饼味或煤气味，光线暗淡的会客厅，局促的亭子间，挺不起腰的三层阁，满是油烟的厨房等等。厨房会有几十个灯头，几十个开关。这让外地人耻笑，他们想像不到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艰难生活，扭曲了上海人的性格，螺蛳壳里做道场，度日如年。生活条件艰苦，不仔细和精打细算行么？当然，今天上海人的生活条件今非昔比，但精打细算的特质依然如故，只是转到了生意场上，变成了经商的精明。
上海人的经济头脑和经营能力受到世人的称赞，赢得了“精明的上海人”的称号。然而，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国人对上海人的精明精细一直颇有微词。究竟是上海人的精明不合时宜，还是国人观念落伍，对上海人太苛刻呢？
应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功利观念、商品意识会进一步深入人心，中国人迟早都会精明起来的，只不过上海人在这方面先行一步而已。
谈到上海人的精明精细，不仅外地人深有同感，连上海人自己也直言不讳，但他们有自己的不同见解。
曾在《城市季风》一书中对比北京人和上海人的杨东平，也是上海人。他认为上海人的精明，包含了精明、精练、精致、灵活、聪明，但在它略含贬义的词义中，实在是指一种基于利益算计的过分的聪明。精明不是一种价值，而是一种素质。对上海人而言，这是在近百年的商业社会中磨砺陶冶出的一种生存能力。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未经算计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它要求每个人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调动各种手段，发挥各种技巧，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个人的智力资源，以取得个人的最大利益。
这套技巧和能力上海人有时称为“门槛”，所谓“门槛精”，是指一种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事事处处都能找窍门、钻空子、走捷径、捡便宜，总之，“少投入，多产出”。它既包括通过关系买到便宜货，买东西插队之类小“门槛”，也包括那种经过严格算计的“老门槛”。例如，有人在梅雨季节将衣服放在洗染店中故意过期不取，从而省事省钱；就“精明”、“门槛”的实际策略而言，它基本上是在承认现实制度、规定；秩序的前提下，以一种不直接侵犯他人利益的“智取”的途径，达到个人的目的，取得个人利益；这便是合法与蛮不讲理的区别。
这种“竞技”投射到社会管理中，便是针对上海人的脑子活络、无孔不入，从而使各项规章、制度、管理极其严密繁复，力图使对方无隙可钻、无机可乘。因而，上海的行政管理中，较少马马虎虎的官僚主义，多的是这种极为精明厉害、铁板一块、滴水不漏的文牍主义。一面是“门槛”越练越精，一面是“门槛”越筑越高，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上海人卡上海人”的管理制度。
在上海人的价值系统中，憨厚老实是一点地位都没有的，它被称为“窗”。上海方言中有一套不断更新的丰富的词汇，是专门挖苦讽刺这种不聪明、不精明的人的：维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冤大头、不懂径、搞七计三、脱藤落攀、拎不清，等等。对那种长相漂亮而“拎不清”的女孩，上海人称为“聪明面孔笨肚肠”。过去上海的滑稽戏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讽刺外地人到上海的这种洋相，显然，上海人的地域优越感和对“外地人”、“乡下人”的歧视，很大程度正是来自对自己精明的认识。
和旧时那种敢作敢为、吹牛夸口的“海派习气”相反，新流行的“海派”语言很多是嘲讽这种习气的，如“损浪头”、“开大兴”、“做冲头”。因而，精明或“门槛精”作为一种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容易滑落到一种以顺应为主的品格，所谓不当“冲头”、“好汉不吃眼前亏”是一种精明，或者叫“识相”；而乖巧、圆滑、媚上，见风使舵，也是一种处世的门槛。
搞科学研究，搞经济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请上海人办较为合适。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肉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陪着一位外地朋友来显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地方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会认为，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以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如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2.上海人自制力强，很少违背规则走
上海人做人讲究自持自制，他们认为只有自制力强者，才能按规则办事，做到守矩、慎独不吃亏。
也许你会认为他们的自持和自制太限制自我发挥，是一种自设牢笼，自我封闭的方式。但是，今天，人们有了越来越大、越多的自由，有了更多的机会和表现自己的空间，就越显得缺少安全感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人的自持和自制才显得特别重要。
上海人的法律意识较活，他们不仅在公共场合，而且在独处时都能够服从某种伦理观念和法律规范。而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自持和自制则是一种对自我立法的服从，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规定。对这种自我立法的服从程度，反映了一个人自制力的大小。
“遵守规矩”，无非都是出于规则或律令。由于这种规则或律令的要求，我们才决定止步不前，或接受某种自己不愿接受的事实。然而，作为这些规则和律令来说，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便是外在的；一类则是内在的。前者是别人为自己订立的，后者是自己为自己订立的。古人们之所以要强调“守矩”多半是出于对外在规则和律令的服从和惧怕。在现代社会中，真正的“守矩”则不是那样，它是一种自我立法、自我约束之下的“克制自己”，是真正地由衷地出于一种自我本身的需要，它不像传统社会那样，“守矩”是一种自我牺牲、是殉道或是一种所谓的忠诚。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是对自己有利的。上海到对这方面比较重视，因为建立在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下面，一方面，触犯法律是要受到相当的惩罚的，另一方面，上海人对自己自制，同时也是对别人的一个警告，讲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意识。这种从自我约束做起的为人风格，是其一特点。
4.上海人以柔克刚，老虎头上也能拍苍蝇
都说上海人的精明是骨子里的，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从政经商，你都能看到他们那精明的头脑。其实精明也是一种智慧。为人处世就需要这样的智慧，这样的精明。到关键时刻你的精明与智慧就体现出来了。
杜月笙，旧中国上海滩著名的流氓大亨，十里洋场的“第一号猛人”和“工商界巨子”。其权势之显赫，甚至敢于在“太子”头上动土。
1948年夏，为扭转全国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蒋介石特派儿子蒋经国督导上海地区经济管制，并组成了逮捕不法之徒的“打虎大队”。恰在这时，杜月笙的三儿子杜维屏因私自套汇港币45万元外汇，被蒋经国查获。蒋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逮捕了杜维屏，这在上海滩引起了巨大震动。
对杜月笙来讲，从来只有“损”人，没有被人损过。对于蒋经国的下马威，杜氏门徒建议“老师”给蒋经国点颜色看看，让这位“皇太子”知道上海滩不是新赣南。但杜月笙却不动声色，既不向主管方面求情，也不跟亲朋故旧诉苦，反而一本正经地说：“国法之前，人人平等，杜维屏果若有罪，我不可能也不应该去救他。怕什么，我有八个儿子，缺他一个，又有何妨？”其实，杜月笙暗中却在窥探着反击的机会。
一天，蒋经国把各业巨头约到浦东大楼，准备对杜月笙施加新的压力。杜明知是“皇太子”摆的“鸿门宴”却不便“拒邀”，会议一开始，蒋经国即正色道：“对这次币制改革，上海各界人士热烈赞助者很多，但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投机倒把，屯积居奇，兴风作浪，影响国计民生。本人此次进行经济检查，若囤积物资逾期不放，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
蒋经国的话显然是讲给杜月笙听的。岂料他的话音刚落，杜即起立发言：“我儿子违反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严，我把他交给蒋先生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各位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在囤积的货色方面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的亲友的物资登记查封，也希望蒋先生能一视同仁，把扬子囤货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服人心。”杜月笙还软中带硬地说：“倘苦蒋先生吃不准，我可以陪你检查。闲话一句，我身体有病，不能多坐了。”说完离座而去。杜的发言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语惊四座。工商界巨头们不禁暗中佩服这位大亨。杜既然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皇太子”自然也不会示弱，他立即表示“扬子”如有犯法行为，决不宽恕。
顿时，“扬子囤货案”弄得满城风雨，街谈巷议，纷纷嘲讽蒋氏家族的丑闻。扬子公司原是一家“皇亲国戚”公司，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孔少爷凭着他是蒋介石的外甥，根本不把“打虎大队”看在眼里。但杜月笙先发制人，蒋经国又不能按兵不动，遂下令查封了“扬子”之仓库。孔令侃立即向小姨妈宋美龄求援，哭诉蒋经国自相残害手足的举止。宋在调解未果的情况下，又搬出了蒋介石。蒋介石听罢原委后，不禁埋怨起儿子来，认为他毕竟出道不久，怎么假戏真做，打“虎”打到自己家族头上来了，结果，扬子一案不了了之，杜月笙的三公子也早在此事了结之前出了监狱。杜月笙的脑袋可正精明的算计着呢，一等一的计算价格，实在不得不佩服老上海人精明的智慧。
5.上海人跟熟人绝对不做生意
上海人绝对不跟熟人做生意，可能有人会纳闷：都说“熟人多了好办事”，你怎么会害怕熟人呢？
这就是上海人的技巧，因为是熟人，欠你的钱可以不给，因为是熟人，宰你一刀你也不好还价，因为是熟人，货不好了你也不好意思要退货……
俗话说，生意场上无父子。之所以这句话流传多年，时至今日仍在教诲我辈，就因为人们很难做到这点。毕竟，中国人的血管里流淌着东方人的亲情之血，在“义”与“利”的冲突中，往往是理智的“利”让位给感情的“义”。但在实际的商战中，以“义”代“利”不仅违背追求最大利润这一商界最高原则，也常常带来事与愿违的隐患。
1997年7月的一天，小张的一个熟人跑来他这儿订一批办公用品。声言他的公司刚成立，贷款没下来，但新开张时费用超支，故先把货拉走，等开张后立即把货款送来。完了，还补上一句：“信不信得过这我朋友？”话到这份上，小张不答应显然不合适了，但还是让他打了欠条，写明还款日期。
可是时间过去四年，小张熟人的公司早开张了，自行车变成了摩托车又变成了长安面包车。他也没有上门，更别说还款之事了。其间小张也打电话或直接上门找过他。一提欠款，他不是推说贷款没下来，就是大诉苦经。煞有介事的悲痛状，仿佛他刚从旧社会过来，你不拍屁股走人，再说下去，他就难免追到你家讨口饭吃似的。尽有充分的理由，小张还不想设想拉他去对薄公堂。因为是“朋友”，不管你在法律上是能取胜，在舆论上恐怕已经出“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当然这种事情在上海人身上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上海人以义至上为做生意的第一原则，因为和朋友有诸多不便关系，所以他们很少会和朋友一起合作。当然并不是说就和朋友一刀两断。其实上海人更是把朋友当作一种资源，一种资产，使用得当、合理。
5.上海人交友绝对的谨慎
朋友是人生的一部分，也是人们生活的中心之一。如何交友，如何选择朋友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上海人对交朋友的看法很有见地。
上海人认为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朋友，是人生交际中的主流，哪个也不能少，哪个也不可丢。上溯千古，下至未来，人生永远还是要朋友。但交朋友也不是盲目的，他们总结出以下几点：
1.多交必滥
上海人认为交友结友不在多，而在于质量，多交必滥，这是在上海人对交朋友的经验总结。人们常说：“朋友遍天下，知心有几人”，的确，知音难觅呀。况且，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不加选择，一味地以多结交朋友为荣，则会整日忙于应酬，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与朋友的周旋上，必然影响自己的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再者，结交的人多了，也必然影响到对朋友的观察和鉴别，如果所结交的人中有品行不端或用心不良者，也很可能给你带来危害。在社会上，确实有这么一种人，以广泛结交朋友为荣，可以说三教九流，无所不交。严格地说，这不是在交朋友，只不过是不负责任的一般交际行为。真正的朋友不在于相互利用，而在于共同的志向和思想，在于互相帮助，使生活增加乐趣，让友谊为你的生活再增加一些光彩。
2.不可轻率
上海人把结交朋友看作一项十分严肃的事情。在结交朋友时，一定要认真对待，绝对不可轻率。在与对方交往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观察其思想、兴趣、爱好、品质和行为，掂量一下是否值得结交。当然，这里并不强求朋友是各方面都比自己强的人。“毋友不如己者”。孔子是说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这种观点虽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但也说明了交友的道理不可轻率。因为朋友之间本是互有短长的，在这方面你有优点，在其他方面他有特长，朋友相处，长短互补，这也是交朋友的益处之一。请不要误会，孔子的意思是要交思想纯净、品德高尚的人，向这样的人看齐。
3.谨慎择友
上海人在择友时，会首先明确自己的标准，且结交品行端正、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勤奋上进的人。他们认为这样的朋友就是益友，一生中都会对你有很大帮助。有的人以兴趣相投作为唯一标准，而不论对方的思想品行，只讲朋友义气，只要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同样好。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肯为我赴汤蹈火，我也会为你两肋插刀。至于是否有利于自己，有利于他人和社会，则根本不考虑了。在他的朋友中，既有讲吃讲喝者，又有讲玩讲闹者，甚至还有为非作歹、流氓地痞之类的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样一来，难免影响到自己。因此，上海人慎重选择朋友，他们会避免和那些道德品行不端的人结交，免得沾染恶习。
一些人因交友不慎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从而使自己的前程、理想事业全部化为乌有足以给我们很大的警示。某法制报以《一个企业家的毁灭》为题刊载了这样个故事：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经理赵某，在业务往来中结交了许多朋友。一天，一个朋友和他一起吃喝玩乐后把他带到宾馆的一间豪华房间，神秘地递给他一支香烟。赵某毫不介意地抽了起来，不一会儿，赵某感到异样，这时，朋友告诉他，香烟中放了毒品。赵某当时十分气愤，转身就离去，但初次吸毒的体验却使赵某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再吸一次。于是，他再次找到那位朋友，又要了一些毒品。从此，赵某一发而不可收，一个月过后，他已经成了一个十足的瘾君子。公司业务没心思过问，妻子也不去关心，他只是不断地动用自己的积蓄，花费巨资用来购买毒品，而向他提供毒品的，正是勾引他第一次吸毒的那位“朋友”。短短两年时间，赵某就花掉了几十万元的积蓄，妻子多次规劝，赵某自己也曾多次痛下决心戒毒，两次进戒毒所，但都无济于事，妻子失望之余弃他而去，赵某悔恨不已。在月末的一天，赵某登到公司正在承建的一座十二层楼房的楼顶，然后跳了下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个颇有前途的企业领导人，就因为交友不慎，被骗吸毒，最后竟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交朋友还是有大学问的，尤其是走向社会以后，各种不同的人聚在一起，没有想象的那样单纯。由于上海人自身性格原因，上海人一般并不赞同哥们义气的价值观。当然，这也可能与社会环境有关。
6.上海人很少有“哥们义气”
社会不断发展，人性的阴暗面也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来，朋友的价值也不断地受到污染，所以这哥们义气也自然不受称赞。
铁哥们的诱惑在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于“两肋插刀”的气魄。有这么多诱人的东西摆在面前，仿佛只要有了铁哥们一切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但铁哥们也不是万能的。
你没钱的时候，苦闷的时候，有钱的时候，高兴的时候找到铁哥们，都是最好不过的事，但上海人都拒绝一件事，那就是和铁哥们一起共事。
铁哥们就像恋人，同事就像老婆，是恋人就可以有许多美好的想象在里面，隔着一层美丽的面纱，有一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朦胧；而老婆就不一样了，成天在你旁边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纵使你有多少耐心也得被暴露无遗的对方搞得毫无兴致。而跟铁哥们共事无疑是把恋人变成老婆这样的愚蠢之举。
这得从铁哥们是怎么交下来的谈起，“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话的确很有道理，因为假如一开始两个人之间就充满了利益的矛盾，他们是很难毫无芥蒂地走到一起去的，所以铁哥们只能是同学、战友、打小一起和泥长大的玩伴。因为没有利害冲突，所以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说东道西，聊天喝酒，一个星期见一回面或者更久，彼此有一点牵挂，然后更多的时间里是各忙各的。
铁哥们适合的范围就在于此。
而一旦走到一起去了，按现在的社会衡量能做什么呢？最切合实际的就是赚钱，来路正的钱当然很好，但这里面有一个谁领导谁的问题，哥们之间还可以有一个大哥，但铁哥们之间就难分彼此了，平时觉得意气相投，直来直去惯了，可工作就不能这么样了，总得有人说话更有分量一些，但一个人一个想法，一个人一套思路，憋在心里，日久天长就会产生摩擦，产生隔阂，到最后好说好散还好，就怕弄得钱没赚到，反倒丢了朋友。一位朋友去旅游结婚，他的一个铁哥们正好也要出去办事，顺路，于是结伴而行，这还不是什么有利害冲突的事，但一路走下去，双方都很失望，只是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双方都不自觉地暴露了太多“淡如水”时无法发现的缺点，于是友谊便大大地打了折扣。
铁哥们之间共事还有一个不成文的定律，那就是大家的素质都很高，那么导致结果就是窝里斗；如果大家的素质不高，甚至还有破坏力很强的人，那么铁哥们共事的结果就是缺点的大综合，把本来能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事搞得一无是处。好比你爱财，我很喜欢暴力，那么我们就有可能真的去做什么坏事去了。即使不去同流合污，那你如果不是大义灭亲的话，又难免帮着保守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
或者就让朋友们甘愿平庸，千万不能指望着有什么奇迹发生。但是，假如你非得与哥们共事，并且坚信不会造成任何有损于友谊的不良后果，那也可以，但你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承受失败。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友谊可谓轰轰烈烈，千古流芳，但他们共事的结果是什么呢？一事无成而已。这里面更可怕的潜台词是刘备太倚重两个兄弟，结果诸葛亮对关、张二位就纵容了，华容道那档子事，以诸葛亮的脾气关羽该斩，但看在刘备的面子上，这事连提也不能提了，耽误多大的事。
一个人有铁哥们多半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更好地成就一番事业，而古今中外能够有所作为的人恰恰是那些不指望哥们的人。还是说三国，曹操一代奸雄，秉性多疑，没有一个朋友，但偏偏是他打下了基业，别人只能望其项背，自叹弗如。
在生活中，上海人坚信凡事只有靠自己，最好的哥们也不能依赖。铁哥们更像一种信仰。在现实里是没有任何回报的，它只是存在于心里，更确切一点说，在你有铁哥们的时候，你碰到任何事，你心里都有底。就像我们常说的：上帝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