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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长期的商业传统影响，上海商人形成了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讲求实惠，漠视政治，关心个人和家庭生活，在商界则体现只讲经济利益，重利润的商人风格。
上海在长期的工商业历史的影响下，实惠的处世哲学成为上海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把这一观念衍化到日常生活之中，表现为上海人对实际的、具体的个人利益的重视，重视事物的实用价值，在形式和功能、审美与实用之间，上海人更倾向于后者，这一点极像美国人。追求实惠的上海人总是会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迅速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在商业活动中，上海人较北方人较少地考虑面子、名声等非经济因素，而是明确地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
1.上海人的义利观
海派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传统义利观的束缚。许多上海商人都不再像过去的商人那样，在追求赢利的同时仍犹抱琵琶半遮面，力图做到义利兼顾，以免招致更多的攻击。上海商人则程度不同地摆脱了义与利的矛盾情结，公开将赢利作为自己的唯一追求目标，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不惜采取各种手段。而在近代上海这样一个商业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财富被视为名誉和地位的象征，“大亨”是人们所向往和孜孜以求的称号，不管以什么手段和方法，只要能做到腰缠万贯，就会受到尊崇，享有很高的名誉和地位。因此，传统的义利观在近代的上海商界已失去其固有的强大影响力，剩下的只是赤裸裸地谋取利润，不遗余力地追求财富。”（朱英：《商业革命中的文化变迁》）
“太精了！”——中国人对上海人最普遍的评价。精明，是上海人给外埠人最深刻的印象。传统的中国人讲求“轻利重义”，讲究大方豪爽；而经商做生意则讲究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精明细心。商业传统的磨练使上海人在传统的中国人之中显得独树一帜。其实，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功利观念、商品意识的深入人心，中国人都会“精明”起来，而上海人只不过是此方面是先行者。
“在生意场上，只讲经济利益。没有利益的事，上海人决不干”。在长期的工商业历史的影响下，实惠哲学成为上海人根深蒂固的观念。衍化到日常生活之中，表现出讲求实惠、漠视政治，关心个人和家庭生活，重视事物的实用价值。在形式和功能、审美与实用之间，上海人更倾向于后者，总是会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迅速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如在职业和就业选择中，上海人较北方人较少地考虑面子、名声等非经济因素，而是明确地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上海人每年出国人数之多位居全国之首，出国的最主要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
上海人的这种观念体现在买卖关系中，买卖双方都把对方看做实现自我目的的手段，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演绎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得失的计算先于一切，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投入多少与实际获利的比较、评判自己行为的效果。在上海，只要有钱赚，几个素不相识的人可以迅速组成一伙，而一旦经济利益目的达到或这个团体达不到经济目的，这一伙人就迅速解体了。对上海人来说，生意对手是谁并不重要。做生意的关键是是否赚钱，因生意而谈判，只有利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若能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当然最好，但那往往要花费宝贵的时间。除非对手特别令人讨厌，否则，对手的人品相貌不会对上海人做生意有太大的作用。
挣钱只得自己的一份。在上海人眼中，该得到的利益必须得到，既使利益再小，一分也不让。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既包括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更包括对个人权益、利益的维护。这使得上海人常常为一点点小利益而斤斤计较，人们经常看到的一幅画面是：在菜场上，一个衣冠楚楚的男士为几分钱与菜贩子吵得不可开交。反映在生意场上，上海商人都是行家里手，既识货又明理，又敢于和善于据理力争。上海人的钱不好挣。为此，韩国的一家报刊称“上海人都是经济里手……外国人很难从上海人口袋里掏出钱来”。但和上海商人打交道也不必太过小心。因为知理的上海人不会对你提出过分的要求，上海人只求得到自己应得的部分，非分之想不多。
2.上海人的“经世致用”哲学
与中原传统的主流文化相比，上海人处世更重实际，讲求实利，反对空想、玄想，倡导“经世致用”。
在长期的历史影响下，上海商人摒弃了北方人“耻言利”的传统意识，普遍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形成了重实利与务实的精神特质。对上海商人来说，也许黑格尔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比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式的抽象说法更符合他们的性格。如果说北方商人追求外在的评价与赞赏所引起的心理怜悯这种由外入内的境界，上海商人则更喜欢由外在的物质结构和功能构成的物我合一的世界。如果说北方商人对事、对物、对人注重形式和外表，上海商人则更倾向于实在的内容和价值。如果说北方商人重视行动计划的完美，上海人则更重行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并在行动中不断修改调整自己的计划。先思考后行动、重经验、讲原则、重道义，是北方商人的习性；先行动后思考、重实干、讲效益、求利润、轻理论，是上海商人的特点。
“婚姻要门当户对”、“重利轻义”的风俗是其精神特质的折射。上海话也多能展现上海人重利的价值观。
外地人到上海，碰到的最大障碍无疑是语言。在不少酒店里，闭路电视所转的全都是上海话节目。
在市面上走一圈，也会碰到许多不明其义的“上海字”。如想找工作，就会发现不懂上海话将遭歧视，而正是这外地人不太弄得懂的文字语言，展现了与“实利”价值观十分密切的内在关系。
语言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在语言的反复使用和传播中，自然也会使人们逐渐接受和认同这种文化或价值观了。与其他方言相比，上海人对讲上海话似乎有更大的执著。
一个直接理由是：“讲普通话好辛苦”。当然，这种使用方言的顽固性，已遭到过不知多少批评，当然上海人还是继续固执的大讲特讲。特挖苦的提出，因天时地利，上海人有了点小钱，上海话的“身价”也随之上涨，讲上海话便兼有自傲和排外的作用。要改换一种语言，也就是要改换（或部分改换）这种价值观，必定是很难的。当然，这并不否认“上海话情结”之中含有狭隘的地方主义，也并不妨碍上海继续大力推广普通话，到处写着“请讲普通话”的标语，每年还给说普通话的模范们披红带花。
在不少北方人眼里，上海人太现实了，谈起钱来，眉飞色舞，没完没了，除去了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北方人也羡慕，希望自己也能有钱，没有钱怎么行，一分钱可以难到英雄汉。
为了赚钱，上海人得挖空心思的抠。人与人交往，是因为有利益才交往，反之，则视为浪费时间，做生意赚钱比一切都重要。和上海人谈生意，除了钱，一切都是白搭，赚钱才是惟一的正事。
上海人以钱为人生第一要义，上海人视金钱为人生之目的，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钱，为了赚钱，他们不畏辛苦，忙忙碌碌，整日为了利润东奔西跑，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上海人生在钱眼里，也不愿钻出来。
他们惜时如金，坚信“时间就是生命”，他们珍惜每一分每一秒，讲求分钟效益。
上海人很有钱，很多外地人对上海人很眼红，颇有微词。其实，有钱的上海人赚钱来得正道，来得自然。上海人的财富并不是天上掉的，绝大多数上海人是在自己的勤奋努力下才走向富裕之路。现在很多的上海大商人是从小商小贩起家。
上海人也并不是天生就带着钱来的。他们好多的商业巨贾都是白手起家，一点一滴拼搏直至拥有傲人的财富。
上海是中国最会赚钱，也是最忙的一群人。当北方的万家灯火已经熄灭，人们都已经进入甜蜜梦乡的时候，上海人甚至刚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单位的办公大楼里走出来；当别的城市的人群正欢欢喜喜度过周末，东游西逛走亲访友之时，上海人中有好多甚至正在为了创造更好的业绩而加班加点。
在上海商人的意识中，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的观念比一般人要强。他们东奔西跑，要把每一分钟都变成效益。这虽然比一般人是累了些，但是每一分钟都变成金钱也活得踏实。由于对时间特别看重，因此，他们办事节奏快、效率高，许多商机往往被他们抢先一步占领。
上海人做生意，手脚很快，“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这是人们对上海商人经商风格的评价，也是上海商人生产、经营的秘诀之一。
上海好多人都有第二份职业，即不满足于本职工作所赚取的工薪，而在业余时间另谋利赚。他们中有一些人是为生活所逼迫，不得不多找个职业赚钱，有一些并不缺少钱，而是仅仅觉得时间被浪费掉太过可惜而另找一份“兼职”。
例如，有一些文笔不错的人，只要有那么一点名气，便除了赚本职工作的钱外，还独自承包着许多报纸或杂志的版面和专栏。上海报业很发达，各种报纸层出不穷，而大多数的版面都是个人承包的，他们未必自己动手去咬文嚼字，而是雇佣许多其他文人为其服务。
要和上海人做生意，慢慢腾腾是根本不行的。太慢了，一是容易错过时机，误了生意；二是与上海人合不了拍，“步调不一难以得到胜利”；三是因为你的动作慢了，思维慢了，让上海人占先手，抢先机，你总是得跟在上海人后面跑，吃亏是难免的。
3.突破面子障碍——赚钱才是硬道理
“面子”或许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作为东方文化中特有的个性，中国人要面子、保住面子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事实上也如此，面子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东西。据说英文中并没有“面子”一词，在中文翻译英文时，好多人把“面子”翻译成“名誉”，这显然是不确切的。因为名誉是由于个人的杰出才能、伟大贡献所赢得的光荣。而中国人所谓的面子应该是介于名誉与虚荣心之间的一种内心的情感因素。
中国人还喜欢将面子与自尊联系起来，或者就将面子等同于自尊。
自尊是什么？自尊就是自己尊重自己，即不向别人卑躬屈膝，也不容许别人歧视、侮辱自己，要以正确的言行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在遭受侮辱时要愤然反击，而不能顺从别人。当年的詹天佑就是为了中国人的自尊，而在厄境中奋起，在挫折中挺进，建成了震惊中外的京张铁路。
但自尊过了头，就是面子观念，会成为精神的枷锁、灵魂的裹脚布，严重干扰人的正常思维与行动。
由于面子观念在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使得中国人在就业时，走入了一些误区。如怕脏怕累、盲目攀比、清高自负、好高骛远等等。
上海人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很早就突破“面子”思想这一心理障碍。
在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贱业”。古代的四大行业，所谓“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商业是排在最后的。司马迁作《史记》，将为商贾立传的《货殖列传》排到全书的最后，在司马迁的思想里，商贾的地位，连从事看相、算卦的都不如。甚至到了新中国成立后，行业排位也是“工农兵学商”，“商”依旧排在最末。事实上，国力越弱的国家，商业也越是不受重视。
所以，有的人开始创业时，因为耻于与“商人”联系在一起，就掩饰地说自己做生意是为了创一番事业。但上海人实事求是，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理直气壮地说是为了赚钱！上海纺织贸易有限公司张连洼面对“你创业成功的动力是什么？”的提问时，他的回答很直接：“就是为了赚钱，过上好日子。”
如此实在的活，体现上海人的可爱之处：赚到钱过上好日子就是赚到了面子。
先看看没钱人与有钱人的比较：没钱人花钱斤斤计较，有钱人花钱潇洒，用不着算计；朋友聚会时，没钱人买单心惊肉跳，有钱人会说：“我来买单，谁也别争”；没钱人节俭是无奈，有钱人节俭是美德；没钱人挥霍招来非议，有钱人浪费会让人羡慕；没钱人穿名牌西装是打肿脸充胖子，有钱人穿便服是朴实无华；没钱人想怎样能赚到钱，有钱人想的是怎样赚更多的钱；没钱人丢了自行车，警察见怪不怪，有钱人丢了汽车，警察会列为大案；没钱人想让自己“看上去很富”，有钱人则想别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没钱人心里想“我要有钱该多好”，有钱人会说“钱对于我来说只是数字游戏”；没钱人为不能给孩子交学费而伤心，有钱人为能给孩子提供最好的学习条件而心生成就感……
你瞧瞧，有了钱不就有了面子吗？
“有钱就有面子”这并不是市场经济的今天才有的，在中国，几千年前就有这观点与事例了。
苏秦最初游说失败时，回家受到全家人的白眼看待。妻子不从织机上下来迎接，嫂子不给他做饭，父母不跟他说话。苏秦还听了不少讽刺话，非常伤心，从此以后他闭门自学，头悬梁，锥刺骨，刻苦读书。
后来，苏秦来到赵国，提出安邦治国的政治主张。赵王非常赞成他的主张，封他为武安君，赏赐他兵车百辆，锦绣千匹，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一镒等于0.75公斤，按照现在最保守的黄金价格，黄金万镒接近今天的8亿元人民币，当然这里带有小说的夸张成分）。让他到各国去游说，共同抗秦。苏秦一天路过洛阳老家时，他家人听说苏秦要从洛阳经过，急忙铺平道路，请来欢迎乐队，又摆设酒、肉、水、菜，来到30里以外的地方迎接他。妻子不敢正眼看他，侧着耳朵听他说话。嫂子更是像匍匐在地像蛇那样爬行，行四拜大礼跪地谢罪。苏秦看到这种情况，笑着说：“嫂嫂快快请起！从前你对我那样傲慢，连饭都不给我吃，今天怎么如此谦卑的恭敬呢？”苏秦的嫂子是个直爽的人，一语道破天机：“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而且又有许多金银财宝啊！你做高官全家沾光呀！”
苏秦听了这些话，非常感慨，不由得长叹一声说：“唉！同是一个苏秦，穷困的时候，没人理睬，父母也不把我当儿子，妻子不把我当丈夫看待。如今我居官富贵，他们都来捧我，如此奉承于我。人生在世，对权势、金钱、名利又怎能不追求呢？”
有面子和没面子只是相对而言的，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会有不同的面子观。在上海人看来，只要是靠双手劳动，就能创造出个人的价值，关键是能赚到钱，干什么都可以，只要能干出名堂，就是有面子的。不少上海的民营企业家当初是靠做小商小贩等手艺谋生的。时至今日，他们不仅自身发了财，而且还打造出了一大批巨舰企业，气势恢弘地驶向全国甚至全世界。这不论于己于家于国，都是天大的面子啊！
4.金钱至上，绝不放弃赚钱的任何空隙
何谓谋钱之道？上海人的说法，就是发现赚钱的途径。对于上海人，他们的谋钱观念独具特色，他们认为“只要赚钱就行”，所以他们没有把钱当粪土的观念，而是把钱视为人生的必须组成部分。
关于钱，古今中外的名人曾对此有过许多精彩的论述。莎士比亚认为金钱是盲人重见天日利器；美国贝娄说：“金钱是惟一的阳光，它照到哪里，光亮就在哪里”；上海人却流行：“钱不是罪恶，也不是诅咒，钱会祝福人”；这充分体现了上海人唯利是图的金钱观。
上海人的经商思想比较自由，没有什么生意不可以做，没有什么钱不可以赚，因为在上海人看来，自己关心的是如何赚钱，而不是钱的性质；如果把钱加以区分，真是无聊透顶。
上海人认为创办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一旦发现公司的存在不能创造利润时，即使是再舍不得也要忍痛割爱，或拍卖或宣布倒闭。当然，上海人更喜欢创建公司，不过，尽管他们兢兢业业刚在商界中闯出自己公司的名牌，只要能获取高额利润，他们也会将它毫不犹豫地卖掉。在这点上，他们是铁石心肠，从不会感情用事，表现在经营上就是决策果断。
对于上海人来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赚钱是最重要的事。然而，他们惟利是图，但不赞成不择手段的拜金主义，所以在上海商人中拜金主义者少得可怜，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遵守赚钱的游戏规则，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些上海人内心世界广阔，知识丰富，反应敏捷，判断准确。只要是赚钱，他们不会与任何一次机会失之交臂。拿军队中服役的上海人来说，也是充满着赚钱的念头。他们总是挖空脑汁寻找所有赚钱的机会，他们有时把军营看作放高利贷的最佳场所，以获取巨大利润。
同样，上海商人在谋钱时，对于所借助的东西，也从不存在一点儿感情。只要有利可图，且不违反法律，完全可以拿来用。因此，就是在别人看起来无可借助的条件下，上海商人也能顺顺当当地谋钱成功。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人全方位的谋钱之道很有借鉴价值，它体现了一个优秀商人的经营意识，抛开了许多人为观念阻碍，是赢得财富人生的关键所在。
5.精于计算，锱铢必究
上海人在商场上，绝对容不得模棱两可，马马虎虎。特别是在商定有关价钱时，他们非常仔细，对于利润的一分一厘，他们计算得极其清楚。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旅行者的汽车在一个偏僻的小道上抛了锚，他自己修不好，有过路游人建议旅行者找附近的老铁匠看看。老铁匠是个上海人，他打开发动机护盖，朝里看一眼，用小榔头朝发动机敲了一下——汽车开动了！
“共20元。”老铁匠不动神色地说。
“这么贵？”旅行者惊讶至极。
“敲一下，1元，知道敲到哪儿，19元，合计20元。”
由此可见上海人的精明。只要他们认为该赚钱的地方他们一定会脸不红心不跳，不卑不亢地赚它回来。在长期的商场磨炼中，上海人练就了闪电般迅速的心算能力。
某导游引导某上海人参观一个电晶体收音机工厂，该上海人目睹女工作业片刻后问到：“她们每小时的工资是多少？”
导游一边盘算着一边说：
“女工们平均薪水为2500元，每月工作日为25天，一天100元，每天工作8小时，那么100用8除，每小时12.5元……”
花了两三分钟，那导游才计算出答案，可那位上海人，听到月薪2500元后立即就说出“那么每小时12.5RMB”。待工厂的一位负责人说出答案，他早已从女工人数与生产能力及原料等，算出生产每部电晶体收音机，自己能赚多少钱。
上海人因为心算快，所以他们经常能做出迅速的判断，这使他们在谈判中能镇定自如，步步紧逼，直至大获全胜；在商场上游刃有余、坦然从容。
对于上海人来说，精于计算，是为了锱铢必究。他们不像大多数北方人一样，羞于“斤斤计较”。他们认为，该攫取的利润绝不应放手。他们既要计较得清，又能迅速地计算出结果。把两者结合起来，是上海人的聪明之处，也是他们善于做生意的诀窍之一。
6.小钱是大钱的祖宗
曾有位百万富翁说过“小钱是大钱的祖宗”，现实中的好多百万富翁当初就是靠赚不起眼的小钱而白手起家的。据统计，国外90%以上的大富豪是白手起家或靠小本起步的，只有10%不到的人是靠继承遗产发家的。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全是穷人，靠赚小钱起家的恐怕要占到99%以上。
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愿望，总梦想自己有朝一日能财源滚滚而来，潇洒地做一回大老板。但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却难以美梦成真，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有些人赚钱心太急切了，导致了致富心态的错误。他们只想发大财、赚大钱，能赚小钱的机会看不上眼，忘了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道理。
不要嫌钱太小。有的人“大钱赚不到，小钱不愿赚”，结果总是愁钱用。事实上，赚小钱是赚大钱的必要步骤，因为在赚小钱的过程中，可以增加经验、见识、阅历，培养金钱意识和赚钱能力，同时积累人情关系。试想，一个连小钱也赚不到的人，他能管理好上百万的企业吗？所以啊，人要想赚大钱，不能指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是要脚踏实地，从小钱赚起。
如何看待“小钱”，既是一个人生态度的问题，又是一个商业眼光的问题。上海人经商务实又精明过人，所以他们不耻于赚“小钱”。他们善于抓住身边的小钱，绝不让赚钱的机会从身边溜走，哪怕是一分钱呢。
那些想发财而又没发财的人，多半就是没有“小钱”意识，小钱瞧不起，大钱又赚不来。他们不明白小溪能汇集成大海的道理。
现在，不少国外企业对中国那些贫穷的内陆省份感兴趣，看中的就是人口众多的消费市场。一家经销阿司匹林药的经营者曾感叹地说：“上帝啊，如果我们能够一天卖给一个中国人一片阿司匹林，就能使我们的销量成倍增长！”
上海人给自己总结出的几条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大钱小钱都赚，能赚几分几厘的机会也决不松手。他们的商业价值观非常独特，响亮地喊出了“赚一厘钱也光荣”的口号。
别处的人往往是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但上海人却是大小通吃、大小兼容，不管大利小利，是钱就赚！他们的商业哲学是：“唯利是图”不足取，“微利是途”却能积少成多，是生财之道、赚钱之术。
7.要赚钱就要会安排时间
在上海人看来，没有空闲，不会合理安排时间的人，是不会赚钱的人。
上海人认为，要赚钱，首先得有赚钱的时间，而且在赚钱中要合理使用时间，否则就等于白白浪费时间。人的一生是短暂而又漫长的，许多人成天忙忙碌碌却无所作为。许多人整日沉湎于酒桌牌桌之间，日子被无端地浪费，这些人都不会合理安排时间，注定成不了大器。
因此，一个会赚钱的上海商人，既是“大忙人”，又是“大闲人”。
之所以是“大忙人”，是因为他一直在辛苦地工作，为赚钱而忙碌。按照他们的生意经，该忙的时候就要忙，否则没有效率。但是，“忙”与“闲”是相对的。学会“忙里偷闲”，生活才是丰富多彩的，会生活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因此，上海商人又常常是“大闲人”。
上海人视时间如金钱，他们在做生意时会客观而若无其事地谈论自己和别人的寿命。
“先生今年70岁了吧，大概还可能再活5到10年左右！”
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若初次见面就谈这种“不吉利”的话，一定会遭到对方的白眼。而上海人却很坦然，他们认为人生下来以后就注定要死，不必对死畏之如虎。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就意味着知道自己还能赚多少钱，上海人活到老赚到老，他们对死的态度是客观和冷静的，一旦知道还能活几年，就会抓紧这几年享受和赚钱。
有一位上海巨富已经75岁，他仍不愿自己买房，而是租住公寓。有人迷惑不解地问道：
“像你这么富有的人，什么样的房子买不起，为什么还要租房子住？”
老人很坦然地回答：“买了房子也没有用，反正再有几年我就死了，何必将房留给别人呢？”
由于上海小孩子从小就接受“自主”教育，所以上海老人也不可能依靠子女赡养，只有自己赚到了钱，安逸的生活才会有保障。正是因为上海人自知天命，他们便拼命抓紧时间赚钱。同时，他们又是世界上最懂得享受的人。
赚钱为了享受，这是上海人赚钱的目的，也是他们对于商业目的的最好诠释。因此上海在经商时劳逸有度，使工作与生活两不误了，真正体会到人生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