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拎不拎得清，是检验一个上海人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这个标准有时比精明不精明还重要。一个人如果“拎不清”，那么，哪怕你一口标准的上海话，或者在相貌上显得很精明，上海人也会从骨子里看不起他。因为“拎得清”才是真精明，“拎不清”则是假精明。比如“吊车”就是。所谓“吊车”，就是当公共汽车上乘客已满，上不了人时硬挤上去，致使车门关不上，车也开不走。这时，平时“自私”、不爱管闲事的上海人就会和售票员一起劝告或声讨那个“吊车”的人。原因很简单：这个人已经损害了大家的权利，而他自己又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是典型的“拎不清”。对于这种“拎不清”的人，是没有什么客气好讲的。
显然，上海人的“拎不拎得清”，是建立在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认识之上的。上海人比任何地方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个人权利和利益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只能体现在于与他人、与群体的种种关系之中。要维护个人的权利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就必须理清这层关系，然后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比方说，这件事该不该管，这个眼前的利益是不是应该先放弃等等。理得清这些关系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我们再来看“吊车”事件。“吊车”者的心理在上海是：“你们想走，我也想走。要想走，就得让我上去。”在北京则是：“我就要上来，你能把我怎么着？要走大家走，不走都不走！”结果当然是果真谁也走不了。北京的司机和售票员的心理是：“走不了？我还不想走呢！等警察吧！警察来了，有你好看的！”乘客的心理则是：“我是走不了，你小子也别想走！反正大家都走不了。想让我给你让个地方上来？没门儿！”不难看出，北京人在考虑问题时，是以群体为本位，并作最坏打算的：“了不起大家都不走！”上海人在考虑问题时，却以个人为本位，并力争最好的前途：“不管这个‘闲事’，我就走不了。大家都来管，大家都能走，包括我。”结果，“不自私”的北京人在放弃群体利益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人利益，而“自私”的上海人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基础下也维护了群体的共同利益。
看来，上海人的“自私”也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当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发生直接关系时，他们可能真是自私的。比方说，不管闲事，遇事绕着走，以免引火烧身等等。但当群体受损会直接导致个人利益受损时，他们也会挺身而出。比如需要较长时间排队而秩序有可能紊乱时，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因为自己来得早，只要大家好好排队，该得的总能得到；秩序一乱，倒霉的没准首先就是自己。
同样，上海人在于己利益无损的前提下，也会偶尔助人为乐。比方说，在公共汽车上为其他乘客和售票员传递钱票，上海人俗称“摆渡”。在自动投币的制度形成之前，“摆渡”是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售票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摆渡”也是属于“拎不清”一类的。因为“摆渡”对你并没有什么坏处，不过举手之劳，如果也拒绝，就太不像话。再说，谁都有需要别人“摆渡”的时候，大家都不肯“摆渡”，大家都没有车坐，其中也包括你。
上海人的这种“合理”有时也会变成“歪理”。有这样一个故事：众人排队买法式面包，一人插队购买。一排队者不服，找经理反映“走后门”问题。经理拍着他的肩膀说：我认识他，所以他可以不排队；如果我认识你，你也可以不排队，可惜我不认识你。”这显然是“歪理”，但大家却可以接受。因为这种“不公平”后面也有“公平”：只要认识经理，大家都可以不排队。既然如此，与其谴责“走后门”，不如多认识几个经理。
这样一来，传统社会的某些东西就在上海留存了下来。但必须指出，它们是经过了上海现代文明的“同化”和“洗礼”的。同化成功的也许很精彩，洗礼失败则可能很尴尬。如果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现代的一面，而且是其中不好或不那么好的一面，就会糟糕透顶。上海小市民的毛病便多半如此。比方说，传统社会注重群体生活，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人情味很浓，但也不知道尊重他人隐私；现代社会尊重个人权利，反对干预他人私生活，但也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漠不关心。上海小市民便恰好集两方面缺陷于一身：既自私自利，小气吝啬，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该管的公共事务能躲就躲，能赖就赖；却又爱窥人隐私，说人闲话，摇唇鼓舌，拨弄是非，你说讨厌不讨厌呢？这种人见人憎的“小市民气”，只怕是连上海人自己也感到可鄙吧！
总之，上海人是一群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移着的。他们的根在中国传统文化，枝叶却又沐浴着欧风美雨。这就使他们身上既有优势互补的精萃，又难免有不伦不类的尴尬。
6.解读上海历史从里弄开始
“上海的弄堂是种类繁多、声色各异的。那种石库门里弄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一堵墙上。一旦开门进去，院子是浅的，客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穿过去，一道木楼梯在头顶。木楼梯是不打弯的，直抵楼上的闺阁，那二楼临街的窗户便流露出了风情。上海东区的新式里弄是放下架子的，门是镂空雕花的矮铁门，楼上有探身的窗还不够，还要做出站脚的阳台，为的是看街市的风景。院里的夹竹桃伸出墙外来，锁不住的春色的样子，但骨子里头却还是防范的，后门的锁是德国造的弹簧锁，底楼的窗是有铁栅栏的，矮铁门上有着尖锐的角，天井是圈在房中央的，一副进得来出不去的样子，西区的公寓弄堂是严加防范的，房间都是成套的，一扇门关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墙是隔音的墙，鸣犬声不相闻的，房子和房子之间隔着宽阔地，老死不相见的。但这防范也是民主的防范，欧美风格的，保护的是做人的自由，其实是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拦不住的。”这是上海“土著”居民王安忆写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的一段节选。在小说的开篇，王安忆便出手不凡，她以细腻的手法，用了将近2万字篇幅写了主人公上海小姐王琦瑶的生活背景——上海的弄堂。这段文字中出现了三种形态各异的里弄：石库门里弄、新式里弄和公寓里弄。王安忆独特的视角使这三种形态的里弄建筑仿佛有了鲜活的生命，并带着各自不同的性格。
就如王安忆描绘那样，石库门建筑基本外观上保持了中国传统民居的封闭式深宅大院的样式，但面积和尺度却大大缩小，空间变得非常紧凑，由于早些时候，住宅的每户都有一个简单的石料门框，内配黑漆厚木门，所以将此类住宅群一律称为石库门里弄，只是到了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越来越先进，新式石库门建筑才开始注重石库门本身的装饰，一般在石料门框上方有三角形圆弧山花，上面有西式砖雕或石雕，在砖券、柱头等部位也出现了西式装饰。位于陕西路建国西路转角上的由法商建造的“步高里”可以归到这一类建筑中。
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后，上海在石库门里弄建筑基础上出现了新式里弄住宅，考虑到小汽车的通行和转弯，有了大弄和小弄的明显区别，天井没有了，用矮墙或绿化带作分割线，外观向上西化发展。更为先进的是电、煤、水、卫生等日常生活设备已较为齐全，有些新式里弄住宅还有煤气和热水器等，生活的“西化”不言而喻，在这一片街区中，有复兴坊、万宜坊、花园坊、万福坊等众多的新式里弄住宅，而建于1925年的凡尔登花园（长乐村）和1927年的霞飞坊（淮海坊）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像80年代初开在陕西南路上的一家名叫卡布其诺的咖啡馆，就是凡尔登花园中的一套，那洋派的名字以及蜡地钢窗带小花园的洋房，曾吸引了许多对老上海充满憧憬的文学青年。
上世纪30年代后，新式里弄开始转向花园里弄、公寓里弄，出现了更为舒适更为先进的里弄住宅，每一户门前都有庭院绿化，建筑标准更接近欧洲建筑，陕西南路和复兴中路交界中的陕南村就是代表作品之一。
由于这一街区有着良好的规划设计，还有来自西方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空气和浓郁的文化艺术氛围，无论是商贾巨富，军政要人，还是文化艺术界人士都选择此地为最佳居所。这些里弄住宅里更有为数众多的名人故居。就以淮海坊为例，以上海档案局的数据统计显示，这里的居住面积占地共1.7公顷，它南朝南昌路，临淮海中路，东向茂名南路，有楼房201幢，规模很大。淮海坊5号是进步人士杨杏佛的住宅，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住在42号，64号曾经是许广平的寓所，鲁迅全集就是从这里开始筹备、编辑、出版的。著名文学家叶圣陶，一代画师徐悲鸿都在这里居住过。
复兴坊里有大律师史良的寓所，以浪漫才情闻名于世的诗人徐志摩则住在南昌路上的花园别墅11号，与他相邻还有著名的电影导演应云卫，花园坊有著名学者徐懋庸，作家记者曹聚仁和画家关良的寓所，万福坊有“大公报”主编徐铸成和主笔胡政之的寓所，凡尔登花园里有丰子恺的日月楼，万宜坊有著名作家丁玲的寓所，还有保留至今的邹韬奋故居，南昌路上还住过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以及书画大师钱君陶。
到了1949年，里弄民居虽然有其优点，但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上海市政府建造了大量的新楼房，因此49年之后，再也没有新的里弄民居出现了。里弄建筑就此成为上海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要读懂上海的历史文化，可以从这些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的里弄建筑开始。
7.上海的根在文化
在上海历史中，它始终是糅合着中国各地的原始资本积累型的创业，同时海外现代文明又以各种方式涌入上海，有了一定的资本的上海人，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因此赶潮流，赶时髦，赶新颖是上海人永远的课题。上海人对土地比任何中国其他地方的人都淡薄，因为本来就不是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海人可以说都是背井离乡来此谋生闯荡的勇者，然而现实是勇者并非都适合生存于这块土地，上海是容纳智者的上海，是凝聚着智者不断提升物质文明的同时，追求高质量的文化生活的上海，因此上海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即使在文革时期文化饱经创伤的年代，上海的弄堂角落里还不时漂浮着咖啡的香气，城隍庙里也偶尔弥漫着绿茶文化的氛围。
上海人并不是个个都是大款，或许他们说话很体面，穿着很光鲜。虽然有爱虚荣，讲面子的部分，但是这也是上海文化中的一部分，人只有满足了物质生活才能有追求精神生活的想像空间。上海人可以忍受贫穷，但是无法忍受没有信息，没有文化的环境。所谓文化不是停留是在否识字的低级阶段。文化包括艺术，建筑，音乐，影视流行，乃至信息流通。失去了这些，上海人无法生存。因此确有相当多的上海人并不关心政治，只要生活中有较高的文化质量。
可以看出上海人的根在于文化，而不是土地。上海人为了吸收新文化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先进的技术，上海人为了更新文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飘洋过海，但是你无法与福建，广东的出国者等同地看上海人的出国，更不能与北京人的公费留学相提并论。上海人虽然外表孱弱，但是自己实打实地拼出来的一个世界。一切有益的文化，哪怕是日本的都可以，也应该吸收，这与我们驳斥日本对侵略中国的抵赖和批判日本人性中反人类的部分并不矛盾。日本与上海在地理上比较近，二三十年代就深受日本近代思想影响，上海的虹口区至今还有很多日本式的建筑。鲁迅和郭沫若都是上海与日本之间文化联系的有名人物，近代中国在汉语文化上深受日本反哺，类似“革命”、“金融”、“经济”、“干部”、“共产党”等等词汇都是日语的舶来品。这种汉字词汇的反哺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新的改良思想，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出版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西方著作有80%以上是通过日语版传达过来的，而不是英语等著作的直接翻译。因此大量的日语外来语由此流入中国。上海正是这样的文化流动的渠道。日本人如果崇拜的是强者的话，那么上海人崇拜的是智者（聪明），如果纯粹的强者，即使是日本人或美国人，上海人同样鄙视他们为“乡下人”。因此不要以为腰缠万贯在上海的大马路上可以大摇大摆了，没有文化内涵的富翁，在上海人眼里充其量不过是个“乡下人”，看看那么多在上海的台湾商人经济实力不菲的很多，上海人均称其为“台巴子”，“巴”者“乡巴佬”的意思也。
上海人的生活水准、生活质量和生活情趣，很可能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上海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收藏者大军，民间收藏已达130多个种类，人数超过10万；已有25家“家庭博物馆”，上海有最发达的面向城市市民的国内旅游业，各种旅行社多如牛毛；上海有相对较好的社会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系统，早在近年来电话事业大发展之前，上海的公用电话网络已四通八达；上海自发的生活类民间组织最多，诸如“癌症俱乐部”、“幽默俱乐部”、“老年爵士乐队”等；上海还是全国人均鲜花和报刊消费最高的地方。
生活化还表现为家庭文化的发达。中国家庭文化的生长，大约是20世纪肋年代初从上海开始的。从1985年起，上海电视台推出“‘卡西欧杯’家庭演唱大奖赛”备受欢迎之后，各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娱乐节目层出不穷，包括“围裙丈夫大奖赛”、“上海杯伉俪、情侣、姑嫂、婆媳娱乐大赛”、“家庭备忘录”、“家家乐”等。北京的大众传媒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有了这类娱乐形式。
8.上海人的自负
1985年，美国耐克公司与上海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艰苦谈判。最后，终于下定决心放弃上海，将生产运动鞋的工厂搬到了广州。美国人一向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在上海人的自负面前，只好别谋它途。一位美国商人说：“上海人除了有中国人通常在与外国人交往中所有的那种‘中央大国’的自大外，还有一种傲慢心理，即他们觉得不需要外国投资者。”
上海人的自负是众人皆知的。上海人的自负感，源自上海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地位，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上海对全国工业贡献最大，尽管上海的人口也最多，但是，全国人民都认为上海人工资高，是有钱人，上海人也以此为傲。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在上海，上海人对外地人有一个特别的称呼：乡下人。在他们的眼中，上海人是城市人，外地人受到轻视，似乎天经地义。因此在上海，能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就像获得当年租界的领事豁免权，又像今天推行的银行金卡，将会获得众多优惠。这使得上海人以自己的身份为荣，不愿离开上海，人称的“恋沪癖”成为上海人的一种文化心理特征。为此，上海的中学生大都选择本市的高校，上海市的职业中学因能保着上海户口而异常“热”。改革开放后，上海发展更快，上海有强大的工业技术基础、全国最高的人才素质及富有传统的工商金融文化意识，上海成为中国的一颗“东方明珠”。
上海人因为自信而生的自负，在生意场上，表现为他们对自己提出的做法坚信不移，认为自己的想法、主张是顺应自然，合乎逻辑的，所有的人都应赞同，不愿让步。为此，一位深圳的年轻经理抱怨说：在其他地方，对方知道我是来做生意的，都很热情。可是在上海，好像我带来的是讨饭碗，个个架子十足，等着我磕头作出乞求。每次做生意，上海人都死命地抠，抠得你无利可图。这种生意谁肯做。上海人这种自傲自大，招致了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在生意场上，这也是外地人不太愿意同上海人合作的原因之一。
作家赵波说：“我是1993年到上海的，2001年离开。有许多人呆在上海好多年，然后就离不开那里了。我在那里感到压抑，也许是南方呆久了，就会阴郁，我希望到北京来晒晒太阳，免得我这个人发霉了。上海很漂亮，粉饰的东西很多，那里适合女人生活，它是阴性的，有些妖媚，有些做作，女人在前台搔首弄姿的，男人是靠山。上海看不到精神上闪光的东西，比如都是泡酒吧在外面混，北京就能形成参差的交流，而上海那些外来的人外来的文化全是商人全是商业，让你觉得无聊。上海的文化人都是呆在家里，他们不交流，自己有一块小天地。离开上海一年了，回想起来，我最怀念坐在双层巴士上看淮海路，我在小说里写过，说我的青春就是在淮海路上滑过去的。淮海路两边商店里进进出出的人群就像是立体电影，那是俗世的快乐。”
9.外地人与上海人
余秋雨说：“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文化苦旅》）这话说得不完全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全国都离不开上海，又都有点讨厌上海人；全国都向往着上海，又都有点忌恨上海人。
“上海人”这个称呼，在外地人心目中，有时简直就是诸如小气、精明、算计、虚荣、市侩、不厚道、赶时髦、耍滑头、小心眼、难相处等等“毛病”的代名词。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当人们议论某某人如何有着上述毛病极难相处时，就会有人总结性地发言说：“上海人嘛！”后面的话也就不言而喻，而听众也就释然。似乎上海人就得有这些毛病，没有反倒不正常。
事实上，对上海人的反感和讨厌，几乎可以说是长期性的和普遍性的。全国各地也都有对上海人的“微词”和关于上海人的“笑话”。
比方说，“上海的男人喝醪糟都上脸”，或“上海的女人买牙膏都要磅一磅，看看是买大支的合算，还是买小支的合算”等等。有一个故事，一个北方籍的妻子就这样数落她的上海籍丈夫：“那么小一块蛋糕，我睡觉前他就在吃，等我一觉睡醒来，他还在吃。”
这些笑话中当然难免夸大不实之词，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理由”似乎很多。除了前面说那些“毛病”外，上海人让人讨厌的地方还很不少，比如自私、排外、对人冷淡等。在旅行途中，不顾别人是否要休息而大声讲话的，多半是上海人；在旅游胜地，抢占景点照相的，也多半是上海人。最可气的是，他们抢占了座位和景点后，还要呼朋引类（当然被呼叫的也是上海人），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似乎只有他们才最有资格享受这些座位和景点。上海人之最让人讨厌之处，往往就在这些场合。
不过，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直接原因，还是他们说上海话。
这似乎没有道理。上海人嘛，不说上海话说什么话？再说，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就连北京也有。为什么别人说得，惟独上海人就说不得？难道说上海话是全中国最难听的话不成？
问题并不在于上海话本身，而在于上海人讲上海话时那种“旁若无人”的态度。的确，最让外地人讨厌的，就是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上海人凑在一起，他们便会旁若无人地大讲其上海话，而且往往嗓门还很大。
这时，被“晾”在一边的外地人，就会向他们投去反感厌恶的目光，至少也会大皱其眉头。可以肯定，当着外地人讲只有自己才懂的话，确实是极不礼貌的行为。
但是，这种行为外地人也有。那些外地人凑在一起，也会讲他们的本地话，也会忘掉旁边还有别的地方人。为什么外地人这样做，就不会让人反感（至少不那么让人讨厌），而上海人这样做，就特别让人不能容忍。
原因也许就在“有意”与“无意”之别。
为什么有意呢？因为上海人自认为是“高等华人”，是全中国最优秀最高贵的人种。上海话，就是这个优秀高贵人种的标志，也是和“低等华人”（外地人）划清界限的重要方法之一。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要说上海话，而且要大声地、无休止地讲。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也要想办法创造一个，就像暴发户们一定要想办法掏出“大哥大”在众人面前哇啦一顿以示牛气一样。
所以，上海人在外地，可能会比他们在上海还更爱讲上海话。尤其是五湖四海云集、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如火车上或旅游景点），他们就一定要讲上海话以表明阿拉是上海人。因为他们不能容忍当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的“外地人”，也不能容忍别的外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引为同类”，当然更不能容忍其他上海人把阿拉也看成了“外地人”。因此，只要有一个上海人开了头，其他上海人便会立即响应，兴奋而热烈地“阿拉，阿拉”。这种心态，老实说，已成为上海人一种“集体文化无意识”，以至于连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得是“故意的”。
但在外地人看来，这就是“故意的”。你们上海人不是很“文雅”吗？不是很“秀气”吗？不是连吃东西都只吃“一眼眼”吗？怎么说起上海话来，就一点也不“文雅”，一点也不“秀气”，不只说“一眼眼”就拉倒，还不是为了向世界向别人宣布你们是“上海人”！
的确，上海人在内心深处，是不大看得起“外地人”。
用“外地人”这个词来“骂人”（其实不过是不大看得起罢了），这在全国可是绝无仅有。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当然也有本地人外地人的说法。但那多半只是表明一种事实，不带情感色彩，也不带价值判断，顶多有远近亲疏之别罢了。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疏远外地人，却一般不会鄙视外地人。即便鄙视，也只是鄙视某些外地人，不会鄙视“一切”外地人，更不会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看作低能儿或冤大头。
在这一点上，和上海人多少有些相似的，是北京人。
北京人和广州人也同样多少有点看不起外地人。不过，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词语，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或者是“群众”。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那么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并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所以，北京人一旦长期离开了北京，多半就不再有什么优越感，反倒会因为他们的豪爽大度，而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北京人有政治优势，他们当然都有理由在外地人面前“摆谱”，牛气一下。那么，上海人的鄙夷外地人，又有什么“正当理由”？没有。
尽管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并没有多少资格自高自大，然而上海人偏偏比“天子脚下”的北京人和“财大气粗”的广东人更看不起外地人。上海话中有许多歧视、蔑视外地人的专用词汇和语言，其中又尤以歧视、蔑视苏北人为最，他们甚至被称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猪秽”（或猪头三）。过去上海滑稽戏（这是上海市民特别喜爱的一个剧种）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讽刺嘲笑外地人、乡下人到上海后的种种“洋相”。上海人（当然主要是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观看这些“洋相”，并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体验自己的优越感。一来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里，竟成了显示上海人优越性和优越感的“陪衬人”。
终于有一天，积怨爆发，几乎在一夜之间，舞台和荧屏上那些斤斤计较、小里小气、迂腐可笑、弄巧成拙的形象，青一色地操起了一口上海普通话。向以嘲笑“外地人”为能事的上海人，终于成为外地人共同嘲笑的对象；而历来用于体现上海人社区优越性的上海话，则成了嘲笑讽刺上海人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然而上海人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他们似乎并未勃然大怒。当然，对于外地人的种种非难，上海人心里是不服气的：你们只知道说上海人精明、小气，但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上海人住得有多挤？一家几口挤在一间房子里，马桶旁边要吃饭的，不精明不小气怎么办？我们上海人做生活规矩、巴结，又不笨，谁也没有我们上海人对新中国建设的贡献大，凭什么该住这么挤？不过，这些话，上海人也只是私下里嘀咕，并不公开说出来。上海人似乎根本无意于和别人争个是非高低，辩个你死我活。外地人对上海和上海人褒也好，贬也好，上海人都不会在乎。最后落了下风的，还是外地人。
10.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
北京人能说，上海人也能说。但在温州人看来，都是嘴皮上的功夫。温州人骑自行车撞在一起，合就互相看一眼走人，不合就动手打架，打完了不管输赢也马上走人。而上海人会锁好自行车，然后相互讲大道理，旁边围了大帮子人在瞎起轰。碰到这种情况温州人会呶呶嘴不屑地说：“上海人又上礼拜堂。”（温州人称上教堂听牧师传道叫“讲道理”。）有时还会故意跟着起哄：“打一架见输赢，有什么道理可说的！”
温州人以前对上海真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离不开，恨是因为被看不起，低人一等，只能以阿Q心态对待这位它。
上海人对温州人虽然有点看不起，却也很难离开。上海人文化高，素质强，开化也早，七十年代就知道多吃植物油对身体有益，但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一切都要票证的困难年代，哪来的植物油？温州就有，只要多付点钱，自由市场上多的有卖。上海人喜欢吃虾皮、鱼鲞之类的海鲜货，温州盛产海鲜，小菜场里到处可以买到，价格还随行就市，货色多时价格便宜，货色少时价格就贵，但无论何时都可买到。还有上海人讲究穿着，温州人还在贩卖“平阳布”时，上海人已经是“的确良”、全毛华达呢，笔挺笔挺的。购买化纤布的“专用券”、纯棉布的布票，可以通过调剂，赚点外快来买华达呢……
上海人想到这些就念及温州人，在上海附近的城市中，只有温州的自由市场最活跃，温州人可以提供诸如菜籽油、海鲜货等阿拉喜欢的东西。也只有温州人在搞倒卖票证的行当，可以让上海人弄点外快，上海人也离不开温州人。温州人与上海人互通有无，“焦不离孟，孟不离焦”，虽然当时的地位并不平等。
到改革开放后，上海人对温州人的态度起了微妙的变化，先是指定温州人住国光、安东这些小旅馆的决定取消了，排队购船票在身上编号、托运行李特别规定之类的“特殊待遇”也没有了。上海人托温州人带的也不再是菜籽油、虾干之类的东西，而是“东方表”、四喇叭收录机之类的舶来品，于是可以听到这些话了：“格温州赤佬还有本事，帮阿拉买的四喇叭还真（便宜）！”“迭格东方表是温州人送的，蛮灵格。”这些是指走私货，上海人的优越感受到了冲击。上海牌手表本来是不错的，一百二十元一只，走私的东方表六十元一只，还是全自动。本来要排队购买的红灯牌收音机，现在让四喇叭的走私收录机比下去了，放在柜台上无人间津。而温州人手中就有这些价廉物美的东西，温州人的地位开始提高。
虽然走私活动只在温州猖獗盛行了短短的数年时间，但在提高温州家庭工业水平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温州人立即模仿这些舶来品。（这里不是在提倡走私，在闭关自己的年代，走私物品的冲击让我们的产品提高一个档次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随着走私进来的大批收录机，大量的邓丽君们的录音带随之进来，既提高我们的收录机生产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歌坛通俗化的肇始。）
温州的发展确实迅猛。不久之后，原先在上海向“阿乡头”讨“专用券”的地方，现在为温州人所承包了。再接着，温州生产的皮鞋、服装、打火机、小商品之类也成了上海市场上的抢手货。温州人去上海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抬头正眼看上海人了。
一旦走到平等的位置上，大家就会以平常心对待对方了。上海人认为温州人聪明，豪爽，做生意上有一手，温州人认为上海人素质好，办事认真，效率高，上海的商机又特别多，也是可交，可学，在上海还可以赚到大钱。于是双方都很喜欢对方，双方都以有对方做朋友为荣。
温州人与上海人的来往非常密切。比之上海人与附近的杭州、苏州、宁波关系好得多。上海人说杭州人是“杭铁头”，“刨黄瓜儿”。说“宁可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反过来又说“苏州人太嗲”。惟有对说话奇腔怪调，一句也听不懂的温州人最佩服。
温州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国际性的大都市，在上海立足可以通过上海走向世界。同时也是选择上海人的工作效率，严谨作风和廉洁精神。使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大、更好、更顺利。上海人选择温州是因为温州人能干，有实力，能为上海的改革与开放，上海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
对于温州来说，上海实在太大了，实力也太强了，温州无法与上海相比拟，温州人走进上海仅仅是为了选择一个可供发展的更大的平台。温州与上海的合作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伙伴，温州与上海的交往也只能是“忘年交”，故此戏称它为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的关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温州人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提高，已经成为上海人所佩服的小兄弟、好朋友，再也不是“温州赤佬”或“阿乡头”了。
11.北京人VS上海人——半斤八两
在一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个小品叫《有事您说话》。郭冬临扮演的那个小伙子，逢人就说：“有事您说话。”为了帮人办事（当然也为了显示自己“有能耐”），小伙子凌晨几点跑到北京西站去排队买卧铺票，实在买不到就贴了钱买高价的。结果事情越闹越大，弄得他自己也收不了场下不了台。饶这么着，他见了人，还是忍不住要问一句：“您有事？有事您说话！”
这个小品是取材于现实社会，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北京人的故事，而决不会是上海人的笑话。上海人爱说的不是“有事您说话”，而是“关侬啥事体”。这句话，不但适用于素不相识者，也适用于亲戚、朋友、熟人、同事，而闻者一般也不会介意。它其实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上海人的“滩涂意识”。
当然，上海也有“朋友，帮帮忙”的说法，可那多半是一种讽刺，或委婉的提醒，有“少添乱”、“别做手脚”或“有没有搞错”的意思。比方说，话说得太离谱，上海人就会笑起来，说：“朋友。帮帮忙！”又比方说，到商场买东西，便最好能用上海话说一句：“朋友，帮帮忙，依勿要‘斩’我。”似乎可以这么说，一个“有事您说话”，一个“关侬啥事体”，就这两句话，便把北京人和上海人鲜明地区分开来。
显然，北京人热情也好，不热情也好，是内外有别的。比如前面说的那个小伙子，固然热情得逢人就问：“您有事？有事您说话”，但所问之人肯定都是“熟人”、“自己人”。如果见了陌生人也这么问，那他不是“白痴”就是“傻子”。而且，当他站在柜台后，面对陌生的顾客时，没准其服务态度会生硬得够呛。
上海人则相反。热情也好，不热情也好，是“一视同仁”的对谁都一样。他们会帮助求助于他们的人，但不会主动去问“您有事？有事您说话”，而无论这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同样，如果涉及他自己个人的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说“关侬啥事体”，也无论这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
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北京城的“圈子意识”是一种“群体意识”，而任何群体都是有限度的。比如“一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的，就只限于自己熟人，甚至只限于一百单八人。梁山圈子以外，对不起，就没有了，而且弄不好还只有挨刀的份儿。这就叫“内外有别”。圈子外的人，可以无视其存在；圈子内的人，则必须“抱团儿”、“扎堆儿”，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提携、互相关照，包括时不时问上一句：“您有事？有事您说话！”
上海滩的“滩涂意识”则是一种“个体意识”。它强调的是个体独立人格的“不可入”和自由意志的“不可侵犯性”。有句话说“上海人什么衣都敢穿”，就因为在这个懂得尊重他人“隐私”、允许保留“私人空间”的“滩”上，过多地干预他人的私生活是“可笑”甚至“犯规”的。有这样的自我保护意识，自然就有犯规的人，其中不乏喜欢窥测他人隐私的小市民，而且人数比任何外地都多。
对北京和上海这两种生活意识很难做简单的评论，因为各有各的优势与劣势，不能一概而论。一般地说，外地人都认为，与北京人交朋友痛快，与上海人打交道轻松。如果能进人北京人的“圈子”，成为他们的“哥们”，就可以同他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烟酒不分家，真格的就会“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与上海人交朋友却不容易。他们多半客气而不热情，礼貌而不亲切，很难掏心窝子说心里话。因为他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坚守个体意识的“不可犯”和“不可入”原则。所以，上海没有“哥们”，只有“朋友”。哥们是相互依存的，朋友则是相互独立的；哥们得亲密无间，朋友则讲究“君子之交谈如水”。更何况，上海人的所谓“朋友”，也未必真是什么朋友，比如暗地里磨刀霍霍准备“斩”人一记的小贩就是。
上海人的处世哲学其实也不错。的确，上海人是有“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习惯”，但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家门前的雪打扫干净了，岂非就没有什么“瓦上霜”要别人来操心？相反，如果天天操心别人的事，则自己的事就未必做得好，再说了，别人这么关心你，你岂不也得“时刻准备着，时不时地问别人一句：您有事？”这么活，太累！何况，当大包大揽地说了“有事您说话”的话时，万一事情办不成，又该怎么办？为了未雨绸缪，就得事先“储备”一批“哥们”，还得个个有能耐，比如能一下子批六张卧铺票，而且还都是下铺什么的。
生活在上海人中间，就不会有这么多事。事实上，不少外地人都有同感：也许很难和上海人交朋友，却不难和他们共事。上海人的计较，账算得很清，从现代商业角度来说，是个优点。因为这在保护了他自己利益的同时，同时也保证了别人的权益；在维护他自己人格独立的同时，同时也尊重了别人的独立人格。至少，和他们交往时，不必处处设防，这就轻松。甚至不必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和对方的态度。因为如果上海人对你大皱眉头，你也可以回他一句“关侬啥事体”的。更何况，在现代社会交往中，有“两肋插刀的哥们”毕竟少数，更多的还是要面对“泛泛之交”。那么，轻松一点，岂不好？
北京文化是兼容的。官方体制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处于一种多层共生状态，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各类圈子，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并无统一的社区性。如果说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北京才有的“大气”：大雅、大俗、大派头。北京是雅能雅到极致，俗也能俗到底，俗到家。比方说，你能想象用诸如“臭皮”、“驴肉”或“小脚”“裤子”之类的词儿来作地名吗？北京就能。北京不但有“臭皮胡同”、“驴肉胡同”，而且还有“母猪胡同”和“屎壳螂胡同”；不但有“小脚胡同”、“裤子胡同”，而且还有“裤裆胡同”，“裤脚胡同”。任谁也不敢相信这是天子底下的地名儿。嫌俗？改了就是。比方说，把“灌肠胡同”改为“官场胡同”。这可真是只有北京才可能有的文化奇观。
上海文化则是消融的。各色人等，自由发展，公平竞争，但最终却把他们统一于上海的社区性。精英分子固然难免因此而有些“海派作风”，中小市民却也会因此而多少有些体面和雅致。结果，上海人无论职业阶层、社会角色如何，都会多少有些“上海味”。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这个高度社会化和高度一体化的上海滩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大体相仿，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当然也就难免大体一致。甚至上海的街道名称也没有北京那么五花八门，它们往往是真正的“地名”：东西向的多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南北向的则多以省份命名，如福建路、四川路；里弄则标以数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的地名。
大气的北京城城内有官、学、民三种文化各安其位，各守其本，形成一体化前提下的多层次性；开阔的上海滩上滩外有滩，五湖四海风云际会，天南地北交互消长，形成多样性前提下的一体化。北京与上海，是两类不同的大城市，有着两种不同的大手笔。北京“一体多层”，上海“多样统一”。北京大气，上海开阔。
同样，北京人和上海人，也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
北京人对身份感化较认同（所谓“丢份儿”、“拔份儿”即含有注重身份的意思在内）。对于社区性显得更弱化。一个北京人，首先是官员、学者、平民，然后才是北京人。当然，所谓“身份感”，不一定就是职业、阶级，也可能是指“品类”，即“君子”与“小人”、“高士”与“败类”。不管什么时候，北京人都不能丢了份儿，这就叫“倒驴不倒架”。因为倘若丢了“份儿”，就没人承认你是北京人，岂止不是北京人，就连是不是人，只怕也是问题。
然上海人则是社区性比身份感更突出。他们首先是上海人，然后才是商人、学者、自由职业者。上海学者余秋雨曾因不会说上海话而感到窘迫，上海某位市长也曾因不会讲上海话而受到歧视。的确，在上海人看来，是不是上海人，比什么都重要；而会不会讲上海话，则往往决定着在上海和上海人那里所能享受到的待遇。在外地，一句上海话，往往就能引起上海人的惊喜：“侬上海人呀！”接着就是用上海话热烈地交谈。至于对方是什么职业身份，则往往不在考虑之列。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形成了这样的现象：全国各地都有“小上海”，却几乎从来没有“小北京”。因为北京人一到外地，首先是融人自己阶层的圈子里，官员归官员，学者归学者，当然也就不可能像上海人那样，首先是上海人归上海人，并一起传播海派文化，把当地改造为“小上海”。结果是，爱“抱团儿”的北京人，到了外地，便成了并无社区特性的散兵游勇，而平时“各顾各”的上海人，在外地却大成气候，当然，不是某个上海人的气候，而是整个海派文化的气候。
“到北京去”在十来年前，还是属于少数先进人物的光荣和骄傲。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到北京出差、旅游的上海人增多，但对北京的共识也只是枯燥的几条：一是“好白相”的地方比上海多（指风景名胜）；二是购物、坐车不方便，商品品种少，价格贵；三是气候干燥、刮风，不适应。
一位上海人说，到大名鼎鼎的王府井，没想到走了十几分钟，就逛到头了。他很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只好问别人“北京究竟有几个王府井”。关于服务态度，上海人说，上海的售货员至多不理你，自顾自聊天，北京的售货员却还要训你几句：“别嚷嚷！嚷什么嚷，没看正忙着的吗？！”上海的儿童在北京则经常会有意外的“惊喜”——他们在大街上看到了拉车的活生生的骡、马，往往怀疑它们是动物园跑出来的。
对于每个人北京来的人，上海人都会问：“上海好还是北京好？”但在北京，则很少遇到这种问题——因为这对北京来说，从来不是问题的：中国还有比北京更好的地方吗？其实，上海人的询问并非不含城市优越感，他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想验证这一优越感。
比较而言，北京人对上海人的感觉要多得多。几乎每个北京人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对上海人的印象，自然，好评不多。北京的女性尤其热衷于对上海男性的声讨，而且众口一词，仿佛个个“都遭过上海人的虐待”。上海人自然有对北方人的轻蔑，例如称北方人为“北佬”，但通常，北京人被单列在这种称呼之外；而北京人并没有对南方人共同的蔑称，而是对上海人特别照顾——当他们说“他是上海人”时，口气中已经包含了轻蔑，就像西方人说“上海人”那样，以致于在京城的上海人一般不轻易暴露自己的籍贯。但在江南，上海人的籍贯却具有自我提携的功用。直到80年代初，南京、杭州、无锡等地的时髦青年仍以会说上海话、打扮像上海人为荣（而他们在上海的同类，则以打扮成“华侨”为荣）；至今上海的征婚广告上，“沪藉”仍是单独开列的资本。多年前电视剧《渴望》中那个自私自利的男主角被取名“沪生”，当时立刻引起了敏感的上海舆论的不满，却满足了北京人的集体认同，他们觉得，上海人就是这样的。因此，北京人对上海人的最高评价便是“你不像个上海人”。
但是，在北京人的内心，仍有对上海人、对南方传统的尊重。因而，谈及上海同行的工作质量和工作精神，北京人往往自愧弗如。而声讨完上海人的北京年轻女性，有时会出其不意地流露“妈妈（或外婆）也是南方人”，或者“我有个阿姨在上海”，“小时候在上海住过”，等等。北京的孩子到了上海往往备受宠爱，人们常常惊讶于他们一口纯正的“国语”。如果他转学到上海，则会经常地被教师提问，并让他朗读课文。
上海人和北京人交往中的“文化冲突”、相互间的成见和抵触之深，也许超过了我们的预料。
北京人津津乐道的上海人的洋相笑话，包括半两粮票的小点心；一次买一只苹果边走边吃。还传说上海人到北京吃涮羊肉（他们往往念成“刷羊肉”），10个人只要了2斤，北京人会说“趁早别现眼了，还吃涮羊肉呢！”此外，他们又反感上海人关于自己特别“秀气”的声明：“上海人老是说‘我只吃一眼眼’，实际比谁吃得都不少。”经常参加会议、吃会议餐的人反映，上海代表在饭桌上的表现往往较差，他们不顾别人地抢食最好的菜（如大虾），一副“不吃白不吃”的架式；而轮到拍集体照时，他们又当仁不让地占据最“闪光”、最显眼的位置。
当北京人无意触犯了上海人某些“不成文”的规矩时，就会出现不快。例如，前些年上海人的结婚宴席上，最后上的“四大件”（全鸡、全鸭、全鱼、蹄膀），出于“规矩”，客人往往是不触动的，留待主人用钢精锅装回家去慢慢享用。一位北京朋友朋友抱怨，上海人家里一条鱼要吃两天：切成两段，每次只吃其中一段的一面。而他“破坏”了留作下一餐的另一段鱼。他说：“从此在上海人家里做客，我不吃鱼。”
当上海人把自己的“潜规则”带到北京时，同样会发生难堪。
一位上海女学生参加一群北京青年的郊游，事后，她将所吃的面包、汽水、冰棒等的钱如数交付，使北京女友大为恼火。这种上海人的“经济自觉性”正是北京人所嘲笑的“小家子气”。另一位毕业分配到京的上海姑娘，邻居怜其孤单，时常请她吃饺子等。后来，北京的主妇发现了“规律”：每次请她吃过饭之后，她总要回赠一些豆腐干、香肠之类的“小礼品”。主妇不禁大怒：“我是可怜你，你倒和我算起帐来。要仔细算帐，你一袋豆腐干够吗？”上海人的乖巧知礼，在这里被视为小心眼和冒犯。
随着交往的增加，大多数上海人都会感到北方人更易于相处，没有那么多鸡肠狗肚、不上台面的小心眼、小动作；而北京人也会感到，上海人并非如表面感觉的那么不可交。
一位东北籍朋友谈起上大学时的一位上海同学。他衣冠整洁、独往独来，从不与同学一起看电影、吃饭，以免无谓地请客花钱；他从不言人恶，不涉是非，也不露个人隐私，与所有同学都是“淡如水”的等距离外交，绝无北方哥们结伙抱团、烟酒不分家的作风。起初，这种与众不同很令人反感，但时间长了，别人则感到与他交往比较轻松和安全。另一件表明其性格的小事是：他看书如遇不认识的字，绝不会嚷，向别人求教，而是自查字典——这既避免了“露丑”，而且从字典查出的结果更准确、更权威。
外国人对上海的感情和对上海人的理解或许比北京人更多，虽然，他们主要是从商业上着眼的。
一位日本朋友这样形容和介绍上海人：他们口气夸张，有极度的优越感，喜欢讲排场，好面子，惯以领先时代、崇尚时髦而自傲。他们同时还具备实践能力，并且能够巧妙地利用他人的财力来实现自己目的。上海人的性格特点是：机敏，行动快，具有大多数中国人所没有的不拘泥于过去历史的性格。其中有些人爱虚荣，外表的气派重于实质的内容，有务实主义的倾向。他们创意优异，但有时也擅长玩弄技巧，也就是说，也有可能进行不负责任的交易。上海人还喜欢乘势推展，不习惯于朴实和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
令许多北京人不解的是，许多在京的外国人，虽然热衷于北京的政治环境、文化生活，但作为个人对城市的喜好，却更喜欢上海——正是在上海，他们能够感受到所熟悉的那种城市生活的气氛和情调。
1989年，《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说，上海熙熙攘攘的街头，很像纽约的布鲁林区。纽约是以向高空发展的摩天大楼为特色，上海则以它的街道为特色。“在上海，人们非常注意生活，就连我这个不喜欢城市的人也能感受到这种气氛。上海与广州不同，广州显得粗俗而上海则显得拥挤不堪。”在那里，讲英语的人已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小圈子，而中国其他的城市还没有这种现象。同时，与纽约人相似，上海人有一种主人感，“纽约人把纽约看成是他们自己的，上海人也有这种感觉。他们对城市有烦恼有抱怨，尽管如此，他们仍旧热爱自己的城市，对城市有一种依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