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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讨新上海人，必须先搞清楚什么是“新上海人”？按照我们讨论的范围，“新上海人”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后的上海人。在新上海人中，既包括原来的上海市民，也包括移民进来的上海人；既包括年纪较大的、观念相对保守的上海人，也包括以“小资”或“新人类”自居的、观念比较前卫的年轻上海人。
1.新一代上海人的生活观念
“生活观念”也就是人们对于生活的各种感觉、经验和理想的总和。新上海人的生活观念主要是由以下四个方面组成：一是生存观念，即如何生存在社会上；二是事业观念，即如何发展并提高自己，实现自己的理想；三是生活品格观念，即如何过一种有高质量高品位的生活；四是公共观念，即以何种方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我们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的生活观念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1）新上海人的生存观念
人们常说：“吃饭就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却不只是为了吃饭。”这里说的“吃饭”也就是一个很现实的生存问题。生存是生活中的最基础部分，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在计划经济的生活时代中，虽然每个人都有“大锅饭”可吃，但那一切都是按计划规定好的，并且这样的生存方式很容易造成思维和行为上的懒惰。改革开放以来，“旱涝保收”的“单位人”变成了充满风险的“社会人”。于是，生存意识的重要性就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现出来了。上海人向来以“精明”、“头脑活络”著称，尽管这些长期受到计划经济的压制，但并未就此消失。随着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新上海人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普遍自觉地确立起新的生存观念。一般说来，新上海人的生存观念是：获得一个薪水比较高、工作比较轻松的岗位，自己生活得比较舒适，也能为家里做一定的贡献。虽然这种生存观念缺乏叱咤风云的激情和高度，却有着传统家庭的温馨和现实感。新上海人的生存观念主要蕴含以下三种意识：
一是目标意识。我们这里说的“目标意识”指的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个人如何定位自己的生存位置和制定自己的生存战略。首先，新上海人都有强烈的自我定位意识。他们会认真地分析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种态势，分析蕴藏在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种种有形的和无形的资源，分析自己的天赋、条件和能力，从而给自己确定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并制定出达到这一目标的相应的生存规划。其次，新上海人中的成年人总是苦心孤诣地为子女今后的努力方向进行定位。他们废寝忘食地了解各种社会上各种必要的信息，孜孜不倦地研究子女的学习成绩、兴趣爱好和性格特点；努力按照自己的设计方案，节衣缩食，含辛茹苦地让子女接受各种教育，千方百计地启动各种关系，为实现自己给子女所确定的生存位置和生存战略而奋斗。再次，新上海人也把这种清醒的目标意识贯彻到对任何一个群体、任何一家公司的生存战略的思考上去。在他们看来，没有清醒而明确的目标意识，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都会在生存活动中陷于失败。由于这种定位意识特别强烈，不少新上海人成了市场经济的成功的弄潮儿。
二是危机意识。我们这里说的“危机意识”，是指人们对自己的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风险有清醒的意识。人生既是充满机遇的，也是充满危机的。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尤其是在变动不居的市场生活的背景中，各种意外的事情，如资金流失、工作变动、下岗待业、企业破产、蒙受欺诈、家庭婚变、意外伤害、出国谋生等都可能发生。一般说来，新上海人的危机意识都比较强。一方面，他们普遍地对生活中可能不期而至的苦难有心理上的准备，因而未雨绸缪，或者在银行里存下一定数量的钱，以供不时之需；或者量力而行，购买相应的保险，在紧要关头可以助一臂之力。另一方面，当意外的变故，如突然下岗这样的情况发生时，他们也不会惊慌失措，而是“既来之，则安之”，竭力调动各种社会信息和资源，寻找适合于自己实际情况的新的生存空间和新的工作岗位。
三是新经济意识。我们这里说的“新经济意识”也就是指新上海人的“理财意识”。新上海人普遍地意识到，在市场经济的生活模式中，即使一个人有很高的智商和情商，但如果缺乏财商，缺乏经济意识是不行的。在经济上，新上海人对理财是十分精明的。他们总是“横算竖算”，把每一分钱都用到刀口上去。首先，他们千方百计地把家里积累下来的有限的钱盘活。其次，他们善于把亲戚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上下级关系等作为一件资源加以开发。这样做难免被人指责为实用主义，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似乎也无可厚非。再次，他们努力把自己的消费行为转化为投资行为。比如，为了自己居住而去买房当然是一种消费行为，但不少新上海人也竭力把这种行为转化为投资行为。所以，他们在下决心买房前，会深入地分析以下种种因素，如上海房地产市场的走势、该房子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的趋势、该地段的房子升值的可能性等等。最后，最能见出他们理财方面的精明的是对子女教育上的投资。他们几乎无例外地把子女理解为“优质潜力股”，希望通过高投入得到今后的高回报。以上三种意识是上海人在严酷的市场经济中认真琢磨出来的，是打着他们生命和鲜血印章的宝贵的生存经验。
（2）新上海人的事业观念
新上海人不但努力使自己适应市场经济的生存方式，而且也具有强烈的进取心和发展观念，即积极地创造条件，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与过去在计划经济生活中一筹莫展、“精明而不高明”的旧上海人不同，很多新上海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只要能力和条件许可，他们就不会停留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状态中，而是努力推进自己的事业，“把蛋糕做大”。新上海人的事业观念主要包含以下三种意识：
一是机遇意识。对于老上海人来说，机遇之窗永远是封闭着的，因为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就像一潭死水。而对于新上海人来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常常会提供许多意想不到的机遇。新上海人的机遇意识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城市发展中找机遇。比如，有个成年的上海人这样盘算：上海的发展目标就是为国际性的大都市，今后涉外旅游必定会大发展，从而会需要数量可观的涉外导游。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决定让女儿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所以要求她学好英文、法文、日文、历史、地理和文化，并为她寻找相应的进修学校。其次，在公共关系中找机遇。新上海人在交往中不喜欢“平时不烧香，临来抱佛脚”，而喜欢“平时下点毛毛雨”。他们常常通过业主协会、文化沙龙、专业培训班、研究生班、企业家联谊会、周末度假、品茶、喝咖啡、打保龄球等各种管道，扩大关系户，发展新朋友，甚至把公关搞到境外、国外去，以创造机遇，扩大自己的事业。再次，从专业技能中寻找机遇。众所周知，电脑、外语、汽车驾驶乃是现代人生活中的“基础技能”。不少新上海人认为，“舍不得孩子就套不住狼”，宁愿自己花钱去学电脑程序设计、外语口译、汽车驾驶等技能性的课程，以便为今后的就业创造更好的环境。总之，新上海人的机遇意识特别强烈，他们不为现在而活着，而为将来而活着。
二是学习意识。在市场经济中，新东西层出不穷，需要不断加以学习和了解。许多大学毕业生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后，觉得自己的知识已经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为了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他们通常会重新“回炉”或“充电”，重返学校去深造。有些人珍惜已有的那份工作，利用业余时间进修，“零存整取”，奋斗了几年，终于上了一个新台阶；有些人干脆“考研”，集中精力深造，毕业后另谋高就；也有些人不惜把数年来的积蓄花掉，到国外名牌大学去进修，然后再“杀”回上海，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出来。因这种意识，改革开放以来，各种业余学校、学习班、进修班、研讨班在上海以雨后春笋般的速度发展起来，形成了一道新的文化风景线。
三是变化意识。在计划经济中，人才是单位所有，老上海人就像螺丝钉一样被钉在固定的地方，无法自由地施展聪明才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新上海人的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不愿意“吊死在一棵树上”，而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只要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发挥作用，随时准备跳槽。如果所在公司效益很差，甚至有破产的可能，他们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充当“泰坦尼克号上的乐师”；如果所在公司的人际关系比较复杂，难以施展才华，他们干脆扔下一句“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另谋高就去了；如果他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客户关系，也不会满足于永远做“小三子”的生活方式，而是想方设法，自己办公司，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出来。一般说来，跳槽已成为新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年轻人尤其如此。
总之，新上海人已经告别了老上海人那种“求稳怕乱”、“随大流”、“出头椽子先烂”、“小心谨慎”等保守心态，只要认准机遇，就会大胆地去实践。新上海人有顽强的进取意识和敢闯、敢创造的发展观念，他们总是不遗余力地追求着自己梦想和抱负的实现。
（3）新上海人的生活品格观念
什么是“生活品格观念”？这里说的“生活品格”并不是指贫富的等级，而是指一种高质量的、内涵丰富的生活理念。新上海人的生活品格观念主要蕴含着以下几种意识：
首先潮流意识。如果说巴黎是法国的时尚之都，那么上海就是中国大陆的时尚之都。不用说，潮流是时尚是上海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品位离开时尚，就像鱼离开水一样。在新上海人的心目中，淮海路永远是上海的“时尚之街”。在淮海路上，无论是大型超市的装饰，还是现代橱窗的布置；无论是最新时装的展示，还是名牌商品的罗列，丝毫不逊色于西方大都市。新上海人学东西很快，也追踪得快。其次，新上海人的时尚意识还通过装帧漂亮的杂志、电视和电台的节目、别出心裁的广告和使人耳目一新的服装秀散布开来，许多广告语竟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口头禅。还有，青少年成了时尚追求的先锋。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甚至还不能独立生活，但已一身名牌。新上海人对时尚的追求似乎有着一股永不消逝的动力，这种动力使上海的变化日新月异。
其次包容意识。这里所说的“包容意识”指的是生活理念上的包容与大度。上海是一个国际性的城市，即使是老上海人，也一直以“眼界宽”、“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自诩，但他们比较熟悉的是旧上海的生活方式，而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上海人则在胸怀和意识上显得更为包大和包容。他们对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采取理解和容忍的态度，决不在背后“说三道四”，轻易批评自己不了解或不喜欢的生活现象；同时，他们也信奉“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或“没有免费的午餐”，既保持着对新事物的敏感和兴趣，又不会轻易上当，被人“当冲头斩”。还有，他们对思想文化艺术方面的各种新思潮、新作品、新术语和新人物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兴趣和热情，甚至对自己不理解的东西也努力去适应。法国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在上海演出时观众爆满的景象就令人感动。在他们的包容意识中还融入了种种幽默感。新上海人见多识广而又思想活跃，所以他们的幽默感总是源源不断地喷涌出来，使他们的生活表现出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和高雅不俗的品位。
再次享受意识。如果说，老上海人由于住房、工资等各方面的原因而潇洒不起来的话，那么，新上海人则把享受视为有品位的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新上海人普遍信奉“努力工作，尽情享受”的生活信条。在工作时，他们既有独当一面的“大将风度”，又能埋头苦干完成各项任务；在休闲时，他们也决不瞻前顾后，拖泥带水，新上海人玩起来也很投入，很认真。他们把公事和私事区分得清清楚楚，既不愿意做“工作狂”和“苦行僧”，也不愿意成为普希金笔下的无所事事的奥涅金。另一方面，他们的享受还表现在对超越的精神层面的追求上。在新上海人中，有些企业家、商人特别喜欢和文化人交往，甚至进研究生班再造，目的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而是为了破解人生之谜。
（4）新上海人的公共观念
“公共观念”是指新上海人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和参与。新上海人的公共观念主要蕴含以下三种意识：
一是环保意识。这里说的“环保意识”包含的内容就比较多。一方面，新上海人对生态环境有自觉的保护意识。他们不但把家里装修得像“五星级宾馆”，而且也越来越关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他们不但热心地向有关方面提出环保的动议；而且也与一切漠视环保的现象作斗争。有位大学教授，他的双胞胎女儿刚过10岁，搬进一个高级住宅区后，两个女儿发现电梯角落里放着一包无人过问的垃圾，马上写出一张小字报，呼吁全体住户讲究文明，共同保护环境。小小年纪就有强烈的环保意识。另一方面，新上海人的环保意识还表现在他们对社会公正的维护上。在上海，无论是在马路上，交通工具上，还是在其他场合下，两个人或几拨人吵架，只要一方不讲道理，听众中马上会杀出“第三者”来打抱不平。大众传媒的“老记们”更是打抱不平的行家里手。文汇报曾开设的《道德法庭》专栏、新民晚报开设的《蔷薇花下》及《岂有此理》和《岂有此事》等专栏，实际上都是打抱不平的专栏。这里说的“打抱不平”，并不是旧时的江湖义气，而是主持公正、维护社会秩序的新风尚，体现出新上海人对环保意识的更全面的理解。
二是志愿者意识。人们常说上海人是“经济动物”，这种看法显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实际上，大多数新上海人对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抱着积极参与的态度。比如，现在你到上海市区的交通要道上，就经常可以见到一些已退休的、戴着臂章的老年志愿者。他们栉风沐雨，自觉地维护着交通秩序，精神感人至深。又如，无论是在APEC会议期间，还是在漫长的申博期间，都有大量青年志愿者主动请战，参与工作。他们高效的工作能力和忘我的奋斗精神赢得了人们的称赞。尤其应该提到的是，从“非典”流行以来，上海各医院和医学院的白衣战士都主动请缨，要求以志愿者的身份到最危险的地方去经受锻炼。把健康和安全留给他人，把危险和劳累留给自己。这里不一定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生死诀别，却有着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伟大情怀和志愿者忘我牺牲的崇高境界。
三是政治意识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生活变得越来越开明，新上海人不再有参政议政的顾虑了。此外，由于不少市民有炒股或其他投资行为，所以对国内外的政治发展态势、对国际关系、对上海的政治经济发展计划等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切。首先，上海各主要街道、小区都设有东方书报亭、报栏、宣传栏、老年人活动室等，特别是在报栏前，经常人头攒动。人们一边读报，一边议政，有时忍不住戏称自己是“民间政治局委员”。其次，不少大学教师和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工作之余，努力为市政府做咨询工作。显然，这种参与方式也是知识分子实现自己价值的重要途径。再次，市人大、市政协的代表和委员，无论是在会议期间，还是在休会期间，总是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认真体察民情，深入进行社会调查，做好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工作，积极地向市政府建言献策，充分体现出新上海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态度。
上面，我们对新上海人的生活观念做了一个总体上的考察。完全可以说，新上海人生活观念的变化也是当代中国人生活观念变化的一个缩影。当然，与兄弟城市比较，新上海人的思想还相对保守，手笔也不够大。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有的新上海人身上还残留着一些陋习，如对外地人的歧视、崇洋颂洋的心态等，所以，新上海人需要在新生活的激流中进一步提高自己。
2.开放——上海的城市精神体现
上海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化传统由来已久，早在清末就形成了以移民城市为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它以开放的门户和博大的胸怀，包容了来自国内各省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使这个大都市充满了欲望，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冒险的机遇。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习惯了与各种不同背景、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的人们打交道，形成了开放性、包容性较强的心态和多元的价值观。
有关机构提供的数据表明，除了由国家政府出面引进的在上海工作的国外专家外，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已有约10万外国人在上海工作过。最近3年来，外国人在上海就业的人数以10%的速度增长，如今的上海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文化大都会，一个中西方文化兼容并蓄的平台。在上海进入文化设施建设新天地的同时，一个开放多元的文化格局呈现在世界面前。上海的城市文化魅力，不仅在于短短数年间，以超常的速度打造了一批世界级的标志性文化设施，还在于以此为通道，构建了一人中西方文化兼容并蓄的起跳平台，从而使这座城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文化大都会。
上海作为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海纳百川本是“海派文化”的鲜明特征所在。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海人并不满足于复兴传统的“海派文化”，他们以更加开放的气度、更加包容的胸怀、更加开阔的视野赋予其时代的新内涵。于是，我们看到，在上海进入文化设施建设新天地的同时，一个开放多元的文化格局呈现在世界面前。
仅仅经过10年的历练，上海电视节、上海电影节、上海艺术节、上海旅游节、上海音乐节、上海服装节、上海魔术节等等众多文化交流活动，规模从小到大，水准从低到高，以令人炫目的速度突破地域的局限，大步流星地登上国际文化舞台，影响所及，远播世界各地。上海国际电影节已成为世界9个A级国际电影节之一，而上海国际服装节则成了国际服装大师的盛会。
今日的上海不仅“节”多，而且成为世界顶级艺术家竞相亮相的大舞台。从大型景观歌剧《阿伊达》的盛况空前，到百老汇音乐剧《悲惨世界》的热闹非凡，越来越多脍炙人口的世界艺术精品，令上海人目不暇接。甚至魔术大师大卫？科波菲尔刚刚离开，另一个顶级魔术大师布雷？丹尼斯又接踵而来。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国际一流文化艺术大师的身影，川流不息地出现在上海的现代化舞台上，不仅使上海人不出国门便能欣赏到世界艺术珍品，更使大师的零距离接触中，真切地感受到上海作为现代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风采神韵。
与此同时，上海的国际性会展方兴未艾，每年超过300项之多，已经达到世界通用的作为一个国际性中心城市的量化标准。而遍布全市的高水准、高规格的学术文化讲座的日益红火，更为上海人走向当代科学、文化的前沿提供了便捷的通道。近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来沪访问演讲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峰，当青年学子、普通市民与科学大师进行面对面交流时，这份幸运令周边城市的人们羡慕不已。
当然，上海人在为中西方文化搭建交汇平台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做好自己的文化事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一直与经济建设同步保持着持续繁荣的局面。得益于文化产业机制的有力推动，上海的文艺创作高潮不断，涌现了一批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优秀作品，可谓好戏连台，好书频出。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更是涉及文学艺术、影视出版等诸多领域。仅“九五”期间，上海就与70多个国家展开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外国文化组织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系。
上海要建设国际大都市，上海人应该怎么做？最近上海各界都在热烈讨论如何塑造“上海城市精神”和“新上海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一个城市的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有合适的客观条件，也要有时间的积淀。就上海而言，如果说曾经存在一种足以代表上海这个城市特色的精神的话，我想最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兼收并蓄，一是开放创新。”
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认为，上海的传统，本质上是整合国内外的各种人流、物流、信息流、金融流、文艺流、时尚流等。它曾极大地激发起上海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促使他们领先做出许多令世人瞩目的原创的东西。“开明”应成为上海的城市精神。开明扬弃了“精明”与“高明”的人为对立，而融两者为一。开明，立志高远，气度不凡，对一切新创的东西特别敏感；是厚德载物，对不同的想法和工作都能宽容待之，仔细领会，鼓励不同意见，支持新人新作，奖掖成功，宽容失败。开明，是开放的视界，平等对待一切“外人”，催生上海特有的海纳百川的文化。开明，也是人与人日常相处的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心中永远有他人的存在，遵纪守法，以礼相见，克服嫉妒、阴损和无理争吵斤斤计较的陋习。上海应成为一个“有理说得清”的地方；爱心和同情心得到赞美；责任心和诚信成为“上海人”内化的自爱守则。
复旦大学教授俞吾金认为，上海城市精神应包括至少四个要素：一是整洁，二是便利，三是宽容，四是优雅。
另一位上海籍的著名学者许纪霖则从批评的角度，对比了上海人和香港人。他认为，表面上看上海人很精明，一点儿不肯吃亏，连一个小小的座位、一声微不足道的Sorry，都不肯轻易放过。但正如朱镕基当上海市长时批评的，上海人精明而不高明。比较起来，香港人就高明得多，该争的就争，该让的就让。上海人文化而不文明，香港人文明而不文化。香港和上海真是一根藤上结的瓜，一对有过殖民地经历的难兄难弟。在如今的世界上，它们都算得上国际大都市了，又在暗暗较劲，看谁更“国际”。但香港人和上海人的精神骨髓里都有着一股与“国际”格格不入的小家子气、封闭的山民心理。这种逆耳忠言，可以作为对上海人的警醒。
上海大学教授顾骏认为，上海的城市精神需要包容这个城市的过去、现在和看得见的将来。居于江海交汇之处的上海不但是兼容并蓄的，而且特别在意吸收优秀文明成果。善于融会，自然想法也多，从这一点看，上海的一个特点就是“想得到”。想到了，才有机会，想到了，突破创新才有方向。
想得到还必须做得到，所想的才能变成现实，精神才能有所附着。上海人素以踏实肯干而且巧干出名，只要看看历年来上海获得多少创纪录的突破就可以明白。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想得到和做得到之间，还有一个环节，那就是说得到。
今天世界对上海人的一个评价就是“说得到，做得到”，并为此将世博会的机会给了上海。敢说敢做，能说能做，实说实做，说到做到，确实已经成为上海和上海人的品牌。
正如著名作家余秋雨对上海和上海人提出的忠告那样：“上海人一定要从小市民变成大市民，要把被小市民作小的上海重新变成大上海，大上海有两个概念，一是高等级地向国际开放，二是高等级地向国内开放……什么叫大城市？就是谁也不把小市民放在眼里的城市，那就叫做大城市，上海面对的就是如何从那些斤斤计较、不讲文化等级的小市民的汪洋大海里面摆脱出来，面对真正的国际、面对真正的全国，面对一切来到上海的优秀人才，这个时候上海就成为大上海了。”
为了尽快提高上海市民的素质，改变上海人才结构，向国际大都市靠拢，上海已经开始实施人才战略，改革户籍制度，面向国内外引进高素质人才。
从20世纪80年代起，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上海再次向全中国和世界敞开大门，形成了新移民潮。外地人大批进人，和当地的上海人摩肩接踵，在碰撞与和谐中上演一幕幕新的戏剧。来自外地的“新上海人”与当地上海人一起，缔造新上海传奇，而当地老上海人也在文化的冲击下，急速提升竞争力，摒弃陋习，更新观念，更新生活，脱胎换骨，让自己成为真正的“新上海人”。
据2002年9月8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上海常住人口1640万，外来流动人口380万，城市人口数排名世界第五。另据有的学者保守估测，非持有上海常住户口的“新上海人”（含内地各省市和境外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占上海人口的两成。他们之中包括不同领域的人物，像夏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申花足球队前锋曲圣卿、男高音歌唱家廖昌永，还有从温州来上海投资教育的名人殷树德，上海的各路模特儿中多是外省人，到上海当保姆的外乡女子也是“新上海人”。令人关注的是，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2001年选出的中国内地十大富豪中，其中8人先后成了“新上海人”，他们集团的总部都搬到了上海，他们是希望集团的刘永好、中信泰富的荣智健、万向集团的鲁冠球、金花企业的吴一坚、新疆广汇的孙广信、海王集团的张思民等。
据上海市人事局统计，截至2001年年底，上海人才总量达119万，比1994年增长了69%，但纽约市常住外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上海的42倍，香港这一比例达7%，上海连续几年只是0.4%，巴黎每10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所占比例是上海的8倍。在过去20年中，上海留学人员回归率是两成，而美国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1/22，却已集聚世界上1/2的研究生、1/3的本科生，1/4的科技人才。这些数字反映了上海与“国际人才高地”这一目标的差距。
2002年7月始，上海市政府发出文件，所有录用的国家公务员，必须通过普通话（中国国语、华语）测试，成绩需达到二级乙等（80分）以上，不合格者一律不予录用。这一普通话推广政策，近期将延伸到多个公务部门。普通话正在成为上海社会生活的第一语言。10年前，在上海商店，你用普通话问价钱往往会遭到售货小姐爱理不理，甚至白眼。当年，不会说上海话，永远是一个在上海的外地人心中的痛，在生活方面受到不同待遇，外地人再出众，也只是一个外地人。如今在上海的每个角落，你不必为不会讲上海话而心虚。从语言上也能够反映出上海正在竭力淡化地域的局限性，向着国际化迈进。
在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进程中，上海人是继续以讲上海话为荣，还是应逐渐淡化上海话，向普通话和外语靠拢？这已经成为上海人的一个“大众话题”。长期以来，上海人对外地人的语言歧视，一直被认为是上海人傲慢排外和自我封闭的标志。如今，不仅外省人要大批地涌进来，外国人也要大批进来，再继续搞语言歧视就必然行不通，而且与国际惯例背道而驰。看来上海人的传统观念必须改变，上海人不仅要学好外语，也要学好普通话，以便匀各种背景的人沟通，促进文化融合，促进宽容、和谐、多元、多彩的“新上海文化精神”的形成，为上海的社会进步、经济腾飞提供丰厚的文化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上海的繁荣和进步，离不开每一个上海人的努力，无论是“新上海人”，还是“老上海人”，都是上海的主人，都是一家人。因此，只有相互理解，宽容相待，和睦相处，才能形成同舟共济的合力，这是上海的希望所在。也就是说，对于上海的前途和命运，每个上海人都责无旁贷！
3.上海人的“洋气”——永远的30年代，永远的风花雪月
也许是近代以来欧风美雨洗礼的结果，上海人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习惯向国外看齐，接受外国的新事物、新时尚较快，喜欢追新求变，引领潮流，而且这种过程很自然、很理性，没有文化心理障碍和习俗障碍，也不会出现非理性的疯狂现象。
上海人的“洋气”是一百多年来文化熏陶的结果，是骨子里内在的，在不经意间表现出来。不是装出来“作秀”的，因此，看起来很平静自然，无处不在，实际上是“内功深厚”的表现。这种“洋气”，已经内化为上海人的一种文化心态。
在谈到上海人的西化和洋化时，不能不谈到上海人由来已久的“出国热”和“涉外婚姻热”两种现象。
上海作为开放的国际性移民城市的历史、租界制度和华洋杂居的经历，使上海人建立了有异于其他地方人的对外来文化宽容接受的态度。上海在历史上就是以著名的出洋口岸和华侨基地而闻名的。1986年，据上海市侨情调查，全市共有归侨、侨眷、港澳同胞、外籍华人等亲属38万人，他们在海外的亲属达3千万人，分布在119个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如果说上海在城市的改革开放上一度迟钝缓慢，那么作为上海人的自发选择，上海的“出国潮”却始终领导着潮流。
上海人所去的国家，除欧、美、日、澳等，还包括南美、非洲、大洋洲那些陌生的国度：汤加、文莱、苏利兹、委内瑞拉、尼加拉瓜、马达加斯加等。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首新民谣说：“广东人什么钱都敢赚，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东北人什么事都敢干，上海人什么国都敢出。”
上海人的涉外婚姻热度一直不减。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大陆公民与外国人、华侨和港澳同胞联姻共几万起。在上海，1977－1979年共446对，涉及的国家地区由1986年的14个上升为1990年的38个。对此，上海的报纸没有北京那样躲躲闪闪的暧昧态度，甚至不无自豪地宣称“上海的女婿遍天下”，遍及世界10余个国家和地区。
十几年后的今天，上海人出国、外国人定居上海和上海人与外国人通婚的现象更为普遍，特别是许多外国人的到来，更进一步拓宽了上海人的国际视野，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如今，在申城与“老外”共事，在学校聆听外籍教师讲课，去餐厅享受外国人烹制的美食，到美容院接受外国高级技师的美容美发，上酒吧欣赏外国演员的舞蹈……早已不是新鲜事。以往，在人们的印象中，外籍职工一般都是外资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这似乎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现在享受“洋打工”服务已经成为百姓生活的一部分。
老上海的咖啡馆，最能勾起上海人的怀旧情绪，让他们重温老上海的繁华旧梦。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有多少家咖啡馆静静地排列在老上海的街头，如今它们都已成为过眼云烟。但是，仍然有一批执着的老咖啡客还在城市中寻找着他们记忆中的咖啡馆。那时候的南京路上，隔三岔五就有一家咖啡馆，空气中永远有着咖啡的飘香。事实上，咖啡馆是个名副其实的舶来品，最初喝咖啡的，也都是些金发碧眼的洋人，在耳濡目染下，上海人开始与咖啡馆有了不解之缘。
走进咖啡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就像是走进了一片全新的大地。虽然大部分咖啡馆规模不算很大，装修也并不豪华，但那浓郁的异国风情却深深地吸引着人们。的确，20世纪30年代的咖啡馆情调幽雅、环境舒适，很多人开始从热热闹闹的茶楼走出来，又不约而同地踏进了安静的咖啡馆大门。满街的咖啡馆却不是满街的行人都能随便进入，当时，咖啡馆是比较高档的场所，进去的人必须注意自己的着装和举止。在老人们的印象中，这些不成文的规矩似乎都是从好莱坞电影中学来的，后来成了习惯，如果不遵守，就会被当年的绅士们暗暗嘲笑了。渐渐地，咖啡馆融人到当年时髦人士和高级职员的生活之中。一杯香浓的咖啡，一首轻柔的音乐，再加上一线暗淡的阳光，似乎成了他们纷繁忙碌的一天最为闲适的片段。
喝咖啡，喝的是情调，喝的是氛围。半个世纪前的咖啡馆，也为当年的一批文人提供了幽静的聚会场所。提到文人喝咖啡，就不得不提到咖啡馆。经历了上百年的岁月风雨，人们似乎还是能够感受到当年左翼作家在这里留下的气息，还能想起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当时去咖啡馆的大多还是男士，所以那些坐在咖啡馆中的淑女常常会引来不少目光的注视。女人，本身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而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的女人更是平添了一些高贵、几分优雅。
上海人有着喝咖啡的传统。今天，在这个城市里，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街头巷尾。同样是在咖啡馆里喝咖啡，老咖啡客们的讲究却很多，说起来也头头是道。老咖啡客们至今仍念念不忘当年泡咖啡馆的日子，DDS、沙利文、吉美都是他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尤其是上海咖啡馆的前身CIK3咖啡馆，在老咖啡客中间是鼎鼎大名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上海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上海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西方的生活方式大行其道，各种风格的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其中最有名的像凯悦中庭、FACE、马可波罗、穹人间、真汉咖啡剧场、CAFEACLrlE、DKD、蝴蝶、奥维斯、M－BOX、吉邸、顶层画廊、玲珑、汉源等。风格大致分为怀旧、人文、白领、先锋、嬉皮士、雅皮、现代、后现代等，以满足国内外不同品味的人士的需求。
与中国其他的地方相比，上海人的生活方式融人了太多的西方气息，和外国人做生意，在外国公司里工作；以西方人的交往方式做生意做事，都使上海人越来越像西方人，使得外国企业把上海人当作在中国最佳的合作伙伴之一。
余秋雨认为，上海文明的另一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上海作家沙叶新幽默地表达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这里可借用过来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在上海，连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即使他们地位低微，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上海市民与他们长年做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称谓，似乎挺亲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的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做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普遍具有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年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潜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在“文革”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也没做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门票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到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
今日上海的年轻一代，西化、“洋化”得更充分，他们全面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用目前最时髦的话说，他们是富有“小资情调”的“新新人类”。他们与20世纪30年代旧上海欧风美雨塑造的“小资情调”，有着藕断丝连的精神联系和文化遗传。你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景——公元2002年某月某日的一个微风习习或者细雨绵绵的夜晚，一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小资”，正端坐在上海茂名南路的“1931’S”咖啡馆的某个座位广，沉醉在对20世纪30年代老上海的无比眷恋之中。他的面前是一份“1931热朱古力”，他的脸上是缠绵徘侧的惆怅。在黄铜喇叭流淌出的周璇的歌声里，他还会略带伤感地对对面那个女孩说：“这条路，以前是叫做迈尔西爱路的……”
上海“小资”怀20世纪30年代的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爷爷或许在汇丰银行做过事，他的奶奶或许在圣约翰大学上过学，他的外公或许在百乐门夜总会喝过杜松子酒，他的外婆或许在仙乐斯舞厅跳过狐步舞……那些30年代遗留下来的物品——模糊的老照片、发黄的月份牌、昏暗的汽灯、锈迹斑斑的怀表、破旧的老爷唱机，可能真的会不经意地勾起他对往事的追忆。
伦敦旧日出版的《上海》里说：“二三十年代，上海成为传奇都市。环球航行如果没有到过上海便不能算完。她的名字令人想起神秘、冒险和各种放纵。”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写道：“上海，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现在的上海人还会说：“依可晓得哦，那时候日本的有钱人想看好莱坞大片，还得坐飞机来上海看。”而上海女作家蒋丽萍说：“知道咖啡里要加炼乳有什么了不起？早在60年前，上海的老婆婆们都知道皇家咖啡和俄式牛肉里，要放点肉桂叶子一起煮的。”被人戏称为“小资教母”的上海作家陈丹燕说：“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化都市，租界里的生活相对自由，如果想看一本在美国新出版的书，在美国出版两个星期以，看就可以在上海书店里买到了，人们在上海可以预订欧美作者签名的书。”这一点，恐怕我们今天也未必能够做得到。
黄浦江对岸的浦东新区最能体现新上海的西化风情和洋味，这里号称“中国的华尔街”、“中国的曼哈顿”、“远东巴黎”、“东方纽约”。这里业已形成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交通中心、国际信息中心；这里有林立的跨国公司——贝尔、通用、IBM、英特尔、西门子、可口可乐等等；这里举办过《财富》全球论坛、APEC上海峰会、上海五国会议；这里有中国第一摩天大楼金茂大厦（420米），并且即将崛起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环球金融大厦（466米）……上海人把眼光始终盯着世界的最高水平，有创造“世界第一”的雄心和志向，有容纳世界潮流的博大胸怀。
《新民周刊》这么写道：“当我们走过冠以‘恒隆’、‘中信奉富’、‘巴黎春天’、‘华亭伊势丹’的大型商厦的时候，上海市民真的感到，世界著名品牌的生活消费用品，已经零时差零距离地出现在了身边。”这难道说，在上海的浦东、淮海路、南京路一带，已经“零距离”地接近于香榭丽舍大街、第五大道和银座附近的高贵与优雅？“零时差”地接近于伊丽莎白？赫利、辛迪？克劳馥以及克劳迪亚？希弗们所展示的品位与格调？
越来越西化和洋化的上海人，正在加速融人国际经济文化的大循环，正加速走向世界，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国际形象。上海人最近正在热烈地讨论塑造“新上海人”形象的问题，看来他们正自觉地提升自己的素质，要做地道的国际大都市居民。
4.上海话特点
上海话的历史只有七百多年，比苏州话和松江话的历史要短得多，但是上海话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方言，这是由上海独特点地理环境和历史的独特机遇所决定的。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的滩头，所谓“上海滩”是对它的最合适当称呼，它是远离府治的乡村僻地，处于经济发达地域的边缘。历史上的苏州府和嘉兴府是两个大府，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松江府却比较落后，而上海地区又是在近海滩，所以就整个松江地域的方言来说在太湖片里发展是非常缓慢地，上海方言更为古老。它保留着许多松江方言留给它的很古老的语音和词语。然而，上海又面临东海，碰上了特殊的机遇，1843年上海被迫开埠以后，成为一个自由发展的租界，有相当长时间的市民自治，使上海迅速变成一个国际大都市、金融中心，庞大移民和高速经济的冲刷，使上海话一跃成为太湖片吴语区发展最快的语言。近一百五十年来，上海话和上海这个城市一样突飞猛进，上海话中的一些要素在短短的两三代人里就可以看到较重大的变化轨迹，这在国内的近代语言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点。上海话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