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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市民精神
李浩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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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这个城市，她的历史并不长，比较起北京、西安、南京她是个年轻的城市。但从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来说，上海却是最典型的城市。有一个说法，如果你要研究中国两千年前的历史，那去西安；要研究五百年前的历史，就去北京；而研究21世纪的历史，就要来上海。
1.上海的历史沿革——风雨后现彩虹
上海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只是一个近代城市，然而翻开上海的历史你会惊讶地发现，早在很久以前上海就已成陆，西部嘉定、青浦、松江就是最先成陆的一些地区。据最近历史考古学家发现，上海地区已发现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古文化遗址25处，分别反映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早晚有序的文化叠层关系，完整体现了上海史前的历史。
这表明早在几千年前，上海地区的祖先们已在这里劳作、生息。最早的居民主要在岗身以西从事狩猎、渔牧活动，之后逐渐耕垦务农，形成部落。尔后又随三角洲新涨滩地的拓展向东发展，基本上都具有海滨渔村的特色。
如今的上海市中心城区在很早以前可是汪洋一片，在唐代华亭县设立时，这一带陆地尚未完全形成。据当时文献记载，华亭县把东部海面统称为“华亭海”。
“上海”得名，缘于这一带有一条小河叫“上海浦”。在北宋文献记载中已见上海浦名，该浦位于吴淞江下游南岸，它的旁边另有一条下海浦。据至元《嘉禾志》卷五记载，上海浦位于松江府城东北90里，其范围大约就在后来的上海县城周围。有意思的是，吴淞江下游北岸还有叫上河浦、下河浦的小河。上海、下海，上河、下河，这些浦的得名或许有点随意但相沿既久，也就约定成俗。
吴淞江下游两岸，有众多河浦，边上星散着许多自然村落。一些人便居住于上海浦两旁，逐渐形成几个村落聚集群。后来这一带设置了驿站，因地近上海浦，故名上海务。之后又改名上海镇。
依托濒江临海的优势，上海镇迅速发展起来，到了宋元时期，在上海镇“有市舶，有榷场，在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宫仙馆、虻廛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松江知府仆散翰文以华亭县地大户多，民物繁庶难理为由，提议另置上海县。朝廷同意松江府的提议，准许划出华亭县东北的长人、高昌、北亭、新江、海隅五乡凡二十六保，分设上海县，立县于镇。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上海县正式成立，当时有七万余户人家居住于此。上海县从此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与华亭县并为松江府的属县。
1927年设立上海特别市，1930年改称上海市，市、县分治，上海又成为市名。
上海的别称有很多，比如：“海上”、“上洋”，这是源于上海最早的县志——明代弘治《上海志》对“上海”的解释：“上海县，称上洋、海上……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故也。”“海上”、“上洋”的别称遂流传下来。
上海又简称沪、申。“沪”源于“沪渎”。“沪”的繁体字为“滬”，“滬”由“扈”而来，“扈”之本义指一种捕鱼工具。南朝顾野王《舆地志》记载：“插竹列于海中，以绳编之，向岸张两翼，潮上即没，潮落即出，鱼随潮碍竹不得去，名之云扈。”渎者独也，其本义指独自流入大海的江河。沪渎本为河名，指的是吴淞江入海的那一段，其名始见于梁简文帝的《吴郡石像铭》，东晋年间，修“沪渎垒”以御海盗，垒以河而得名。唐朝皮日休诗云：“全吴临巨溟，百里到沪渎。海物竟骈罗，水怪争渗漉。”说的就是这条河。
上海又称“申城”。“申”的得名，源于战国时期的春申君。春申君名黄歇，是楚国贵族，被楚考烈王封为春申君，封地为吴，都邑在今苏州，上海地区为其封地的一部分。他与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齐名并称“战国四君子”，门下有食客三千。据野史记载，黄浦江系他所开凿，故有此名。黄浦江又名黄歇浦、春申浦、春申江、春江、申江，皆由此而来。但是，迄今未发现宋以前有此说的确凿依据。黄浦江在战国时尚未形成，黄浦之名至宋代才出现。不过，战国时上海西部已经成陆，春申君到自己的领地来走一走，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
从汉代开始，上海有铸钱、冶铁、煮盐业。隋唐时期，随着江南经济的不断开发，上海一带的经济同样也得到较快的发展。唐开元初年，兴修了南起盐官、北至吴淞江的捍海塘。土地也得到了扩张，逐步发展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产粮点。此后，市境人口及县镇渐增，规模日益扩展。
中唐以后，上海与外省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扩大，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从昆山、嘉兴、海盐三县划出地区设立华亭县，华亭县东北境内的华亭海，即现在上海市区的所在地。天宝年间，华亭县东北部的青龙集镇，海舶云集，烟火万家，时人比之杭州。随后，由于河道变迁和海岸线向外延伸，与外海距离拉大，青龙镇逐渐变为内陆港口城市，其地位遂为北宋熙宁年间兴起的上海所取代。南宋咸淳三年（公元1276年），设立上海镇治，属华亭县管辖。当时上海作为新的贸易港口，已是风樯浪舶，商贾糜集之地。
到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政府在上海镇设立市舶司，随后又设都漕运万户府。上海镇已为“华亭东北一巨镇”。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朝廷又将华亭县东北的五个乡划出，定名上海县。五个乡组成的上海县更加独立，很快经济得到很大发展。植棉业日趋兴盛，棉纺织业亦渐渐兴起。松江乌泥泾人黄道婆，在原有的纺织技术上，进一步创新，从海南带回了当时最先进的纺织技术。并改革纺织工具，织品量多质优，极大促进了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明代中期，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业集散中心，布匹行销全国，远销海外，有“木棉文绫，衣被天下”之称。
上海县经济的另一支柱是航运业。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在今川沙高桥镇北临海处构筑土山，设有烽堠，以利船舶进出长江，时称“宝山”。当时上海成为海运贮粮的集散点。
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48年），政府开放海禁，次年又设立江海关，由此上海的航运业得到空前发展。上海逐步形成内河航运、长江航运、南北洋航运和国际航运等多渠道航线，成为棉布进出口量最大的吞吐港，也成为海上贸易的中转站，聚集在上海港的船舶最多时可达3000多艘。清乾隆、嘉庆年间，上海逐渐成为全国贸易大港和漕粮运输中心，被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
1840年鸦片战争瀑发后，英军入侵上海、南京等地，1843年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上海作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正式开埠。1845年，英国在上海设立租界。随后，美租界、法租界等各国租界相继设立。租界成为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开埠后的上海，成为外国殖民者在中国倾销商品、搜刮原料的主要口岸。并且外国资本控制了上海海关的关税行政大权，这其实是垄断了绝大部分金融外汇和进出口业务，攫取了中国沿海南北洋和长江航运权。先后在航运、洋行、银行、印刷、加工、建筑、制药、公用事业等领域开办了一批近代企业。一批批外国冒险家先后来到上海，投机倒把，牟取暴利，上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同一时期，随着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陆续在上海创办了一批近代“国有”企业，如江南招商局、制造局、机器织布局、电报分局等。此时，民族工商业也得到相当发展，其中缫丝、卷烟、棉纺织、面粉等行业发展尤为迅速。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上海近代工业在企业数量、工厂管理、技术装备等方面都在全国确立了领先地位，同时，新的工业门类不断拓展。
此时，上海已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基地。伴随着经济发展，上海一度成为远东的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
随后，抗日战争爆发，上海被日本侵占，租界已成孤岛。这一时期上海经济出现畸形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孤岛局面结束，经济一落千丈。在日伪的掠夺下，上海的社会经济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生产资料极度匮乏，工业全面萎缩，生活必需品奇缺，通货膨胀，物价狂飙，投机事业空前活跃，给上海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抗日战争胜利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本，控制和操纵了上海的化工、造船、轻工、电力等许多重要行业和进出口贸易、金融和航运业，国内的官僚买办资本则把持着部分重要经济部门。美国大量剩余物资和积压商品充斥上海街头，工厂倒闭之风不断。同时，物价飞涨，人心恐慌，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社会状况日趋恶化。
但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上海在短短三年中，顺利完成民主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着实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加速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随后，上海又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重点发展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工业，使上海逐步成为综合性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内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城市建设面貌发生显著变化，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在2002年做的一次人口普查中，上海市总人口达到了1600万。主要以汉族为主，市区散居着45个少数民族，约有8万人，占全市人口的0.5%。其中回族最多，其次为满族。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在上海均有悠久的历史。至2005年，上海共计有200多座宗教活动场所，15个市级宗教组织，全市计有天主教徒20万人，基督教徒约8万人，佛、道教每逢宗教节日活动期间，各有约3万多人次与2000多人次进香，参加开斋节与宰牲节的穆斯林有6000多人。上海市宗教界积极开展对外友好交往活动，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批宗教代表团。其中有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博士、南非圣公会大主教图图等。上海宗教界人士也多次出访，同各地的宗教界人士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上海是一个不断发展日渐强盛的城市，是我国最大的商业、金融中心，也是西太平洋地区重要的国际港口城市。其内外联系广泛，交通、通讯比较发达，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注意的目光。
“两千年历史看西安，一千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史看上海”，上海是近现代中国的“缩影”，拥有厚重的历史底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更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独特的光彩。这里荟萃了许多风云人物，孙中山、宋庆龄、毛泽东、周恩来、鲁迅、李鸿章、蒋介石、宋子文等许多名流的足迹散落在上海各处的不同住宅建筑里，蕴含着一段段耐人寻味的往事。
上海有一种任何城市都无法比拟的气质，就是她的“洋气”。自上海开埠，形成了她五方杂处、中西交融的文化特色。上海的新兴的金融证券、期货交易、外汇和技术等全国性市场的建立，确立了上海作为全国资源配置中心的地位，同时也加快了上海经济与国际接轨的步伐。2001年10月，APEC会议在上海举行，上海作为新世纪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地位已初步确立！
今日的上海，是一座极具现代化而又不失中国传统特色的海派文化大都市。繁华的大上海处处璋现着她的独特魅力，令人着迷——外滩老式的西洋建筑与浦东现代的摩天大楼相互映称；徐家汇大教堂圣诗声声，玉佛寺香烟袅袅；过街楼下的麻将老人，弄堂里的足球少年；群众剧场的沪剧、滑稽戏，大剧院的交响乐、芭蕾舞；老饭店的本帮佳肴，杏花楼的广式粤茶，云南路的各地小吃，红房子的法国大菜，小绍兴的三黄鸡，美国的肯德基；上海老街的茶馆，衡山路的酒吧，中西合璧，新欢旧爱，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风味。夜幕降临，霓虹闪耀，夜上海粉墨登场，和平饭店的爵士乐，豫园的丝竹音乐，让人追忆上个世纪老上海的旧梦，而现代迪斯科的激励节奏，遍地开花的上网服务，又把人拉回了21世纪的现代文明……
迈入21世纪的上海，繁荣与开放在这里播种，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浦东国际机场，无一不描绘着国际大都市的开阔前景，21世纪的上海，光荣与梦想在这里汇合，上海博物馆、上海大剧院、城市规划馆，无一不张扬着国际化大都市的广博情怀。新世纪的上海是现代化、国际化、时尚化的标本。
2.上海，从迷茫到坦然
上海原是很不起眼的小地方，从19世纪中叶以后，人口才出现爆发性的膨胀，来自海外的、国内的、各种肤色、各种口音、各种生活习惯的人都云集上海，反而使“地道”的上海人在所有人口中只占一小部分，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成不了主流，而上海也成了典型的混合文化，上海人微开心胸迎接来自各方的人们，而上海文化也就融合了天南地北的多元色彩。
从19世纪40年代开埠以来，上海就从“华亭”小县发展成国际化的移民城市。在移民上海的过程中，江苏人来了，很会做生意的温州人及宁波人来了，安徽人来了，山西人来了，擅长贸易的广东人也来了，可以说，全国所有的冒险家都来了。最近十年，上海还多了一批新的移民者——台湾人，据了解，目前生活在上海的台湾人的数量已达50万以上。
其实，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商埠，上海早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就形成了人口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移民城市的特色。
在晚清的25年中，出生于江苏（含上海本地）的上海人只占总人口的36%－47%，从未超过半数，来自江苏苏州、无锡、扬州等地的移民，在上海各方面的势力都比本地人强。因此，可以推论，上海本地出生的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会超出20%。如果对《中国近代文化词典》中所列举的近代上海名人做类似分析的话，比例也是相近的。在53位上海名人中，非上海籍人46位，占85%；上海籍人7位，占15%。直到1950年，上海人口统计表中，本地籍的人数在总人口中占不到一半。可见，“客籍多于土著”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19世纪70年代后约80年间，仅苏州洞庭山席氏家族就有23人先后担任过上海13家外国银行的买办，5人担任过两家外国洋行的买办。20世纪初前后，几乎所有著名的上海银行买办都为席氏家族垄断。而浙江宁绍商人则在上海钱庄行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代上海钱庄行业的九大家族中，浙江人占了7家，苏州人占2家；15位钱庄主要投资人中，浙江10人，江苏3人，安徽2人，上海本地1人。著名的安徽徽商在上海的茶叶、木材、典当、餐馆业中颇有势力。当时，山西票商也来到上海，1876年，上海已有山西人开的票号22家。在晚清时期，上海钱庄中已形成了宁波、苏州、镇洋、广东、上海、松江、安徽、潮州等14个地方帮系。上海百货业中也是帮派林立，有东北帮、广州帮、南洋帮、厦门帮、汕头帮、温台帮、宁波帮、汉口帮、长沙帮、九江帮等各路帮派。这种地方帮派林立的现象几乎充斥了上海工商贸易的各个部门，正如上海本地人感叹的那样：“业商之徒，多广潮、浙宁、徽建人，于土著之民无所御益。上海租界中的外侨群体，也以经商之人为大宗。”根据上海工部局的职业统计表，1890年上海外侨中经商者占42.5%，1900年为43.6%，1910年达到60%，均是最大的职业集闭。据有关资料记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外来移民增长迅猛，1885年约有11万人，1890年有14万多人，1900年有30万人，1991年有41万多人。其中，来自国内江苏、浙江、广东的移民占到93%~94%。其中江苏人增长最快，在25年时间里，增长了4.5倍，浙江人增长3倍，广东人增加不到1倍。因此，来自江苏的移民在上海人中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
上海的移民来源广而杂，可谓天南地北、五湖四海之人汇集一处。据公共租界的正式统计，上海租界中的中国居民来自除新疆、西藏外的20多个省份。租界中的外国侨民则来自世界五大洲各国。据统计，1865年法租界的400名外侨分别来自11个国家。1900－1910年间，旅居上海的外国人至少涉及世界26个国家和地区。早在1909年时，与上海有正式贸易关系的国家就有18个。
有资料显示，同一时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外侨中，人数多的是英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其中英国人最多，日本人增长最快。1890年上海有外侨3821人，其中英国人1575人，葡萄牙人564人，日本人386人；1900年上海外侨6774人，其中英国人1691人，葡萄牙人978人，日本人736人；1910年有外侨13536人，其中英国人4465人，葡萄牙人1495人，日本人3361人。
从文化性格上来说，上海最耀眼的时候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鲁迅作为一个革命家是最彻底的，作为一个思想家是最成熟的，作为一个人是最完美的。还有张爱玲，还有《申报》，还有电影，还有“左联”。“孤岛”时期的旧上海魅力尤存。
即使从物质的角度来讲，当时上海知名度也是要远超以后的年代。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一座国际大都市，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国际文化的大熔炉。“东方巴黎”是那时赚来的声誉，他接待了世界级文豪泰戈尔、“大腕”级哲学家罗素，同时他还接纳了被希特勒驱逐过来的5万犹太人。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文化的多元性使上海永远处在一种“动荡”的状态中。无尽的嬗变和温和的冲突，使这个城市的居民既有茫然若失的苦恼，又不失引领时尚的荣耀，让初来乍到的访问者如堕云海又无法抑制那种急于融入本地文化生活的冲动，“迷茫”由此而生。
没有哪一个文本，能够像张爱玲的《传奇》那样，将那个时代上海的迷茫和忧郁表现得那样深刻和具体。故事主角统一的都是上海人，而他们的根似乎都不在上海。要么驻足江苏无锡，要么逃难在租界。每一个人心中都存有强烈的欲望，但每一个人的表情都那么平静。这似乎可以代表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人的生活状态——在现代生活的边缘，过着旧的日子。套用作者张爱玲的话说：上海是个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正是她希望造成的气氛。这种气氛，恐怕也是当时上海的气息。
西风东渐，上海是一个将西风本土化的孵化温床。最能代表上海普通居民生活状态的石库门，虽然被不少人认为是北方四合院的叠加，但它的红砖西瓦、拱顶门、线脚和山墙，这些都已经有了西式建筑的影子。在石库门里生活着的人，虽有穿长衫的，但偶尔你也会看到西装笔挺的人。
如果说石库门是四合院的叠加，那么新式里弄则是洋房的缩小、公寓的叠加。阳台和亭子间，反映了西式建筑在空间处理上的变化，洗浴间和厨房的设计，体现了现代人性化的居住理念。但即便是最典型的新式里弄，也可以捕捉到本土的气息。比如有些人家厅堂的中轴线布置或者不少人家朝南的小小围墙院落，都透着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气息。在接受西方新潮的生活方式上，新式里弄则要化石库门大胆得多。在新式里弄走出像邹韬奋、徐志摩或施蜇存那样自幼“寝食”中国文化、又受过欧风美雨洗礼的新文化一代，也是情理中的事。
在20世纪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上海，每个人的呼吸都感觉有点局促。粗糙、简陋、杂糅、竭尽全力又遮遮掩掩。呼吸之所以局促，是因为它要承载太多的欲望，而自己又一时找不到足够担当的能量和信心。到九十年代初，已经绝迹的大众“西餐食堂”——路边盛碗罗宋汤，用着黑不溜秋的筷子吃炸猪排，还美其名曰“西菜馆”，以及当年法国人就餐后大摇其头的著名法式西餐馆“红房子”又出现了，它们又都重新跳了出来。
要用力寻找，偶尔还能在市郊结合部的临时工房里发现烫着鸟窝一样发型的女人和袖口钉着商标的西装男人。
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上海开始有了大气磅礴的发展，张爱玲所刻画的迷茫时代，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都市现代人成了画面主角，他们应该坐在电脑桌旁或吧台旁，穿旧服装的女子成了老照片贴在墙上。经过现代上海时尚呈现新一轮的“迷茫”，这份迷茫与以前不同，是告别寂寞贫困岁月、消费得到满足后滚动于胸的饱嗝，是一种饱尝八十至九十年代大鱼大肉后，姿态优雅地啜咖啡的欲望，所以它没有了因好奇而生的急躁，也没有因陌生而产生的拘谨。它有足够的物质与精神余地去刻意设置悬念、制造魅力、引发新的审美距离感、激活人的创造力。所以上海反倒更有一番坦然的气象。表现在具体的消费环境中，就是一如既往地大胆崇尚海外情调，但能够在细节上毫无掩饰地表达融在血液里的本土情结。
喝咖啡依然还是属于讲究情调的消闲，但已无人追求当年租界里“迪涕斯”咖啡馆或“特卡琴科”兄弟咖啡餐厅的神韵，要的只是一种感觉。所以咖啡馆开在老饭店里自是有情有调，在改建的石库门建筑里的也不错，往往椅子桌子是西式的，咖啡是纯正的舶来品，并且享用时讲究现磨，然而周边是石库门的红砖墙，墙上可能有中国老式的雕花窗扇。
在上海，时尚风味餐饮店潮起潮落，但不论是哪国的东西，想在上海“安家”，一定得考虑本土人士的习惯。比如“斗牛士”餐厅，原来是一家巴西风格的烤肉店。老外成群结队地来，熟门熟路，个个像是这里的老吃客。中国人在此享受异国烧烤的同时，同时又能找到“回国”感觉。该店后门穿过一个花园，有一个大厅，里面居然吃的是纯中国的热气腾腾的重庆火锅。外国味道中国味道轮着吃的烤肉火锅，烤肉香还在唇边，火锅汤水已经暖在胃里。刚刚还在一本正经地拿着刀叉装斯文，转眼操起筷子你来我往。在这里，“巴西”和“中国”的距离缩短到只隔着一“扇门”。
当你刚刚迷失在上海异国情调的霓虹灯里，上海就立刻会用最中国最传统的东西提醒你：你是在中国。
3.海派文化特点
海派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立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
在日常生活中，海派文化表现得最通俗的就是上海人的处世哲学。只要不妨碍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摩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中国传统的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
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德；但在更深层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精神。承认各种生态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惟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和宽容精神。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曰“关依啥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余秋雨认为，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受海派文化浸透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整齐划一？这些年来，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在争论当中，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坚定的声音：“关依啥体？”
本着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总的来说可以总结出海派文化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海纳百川，兼容并蓄
由于社会变革及商业驱动“海派文化”在当代中国受传统政治的影响最小，选择的空间大、幅度最大，在中西、新旧、上下、雅俗之间受较少的拘束，流动急速，相互碰撞激烈，这样很容易革除原有文明。在对待外来文化上，它们习惯拿来就用，不怕“同化”。这在衣、食、住、行、消费、娱乐等诸多方面都有体现，像上海高级商业楼中出入的固然大多西装革履的白领，而电影《马路天使》里赵丹饰演的流浪青年也一样把裤线压得笔直。
文化间的快速流动是海派文化的最大魅力，这种“流动”源于如今竞争激烈的商业市场机制。但同时，自由的市场机制可以使“流动”中的文化迅速获得时代性，开放性，但也会使海派文化极快地庸俗化、媚俗化。
二、上海人的开放意识
历史上，海派曾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近代市民社会极其文化的形成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市民社会发生在宋以后商品经济较发达的一些城市，（如开封、杭州等地），至现代，中国出现两种市民社会模式：北京式的由东方传统市民社会历史承接下来的模式，以及上海式的从西方市民社会经租界融合与移植又加以调适的模式。殖民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造就了海派文化，而海派文化又造就了上海市民的开放意识，使得以商业市场的一套来规范或膨胀市民行为方式成为可能。
如今，北京式的传统市民社会模式正在迅速退隐，而源于西方市民社会经验的海派模式则越来越浮出水面。
三、充分尊重个人的利益
海派文化比中国任何地方都重视“个人自由”，这是海派文化的精华之处。它不过度轻视物质和人的欲望，反而特别能表达在现代场景下都市个人的生命体验。它也最早表现了中国工业文明到来后给“人”带来的困境，尤其是女性和普通市民的生存困境。海派文化的以往是较注重人的“自由”，较忽视“平等”。对个性的张扬是海派文化一个特点，但因其最初就是站在都市文明的立场看待一切的，这也给海派文化带来猎奇、琐屑和缺乏深度的特性。
专家指出：“基于物质文化之上的海派文化是中国相对先进的地域文化，但要意识到，物质驱动力从来不是文化发展的惟一力量，虽然物质文化历来对政治文化有消解作用，但这个消解作用也要运用得当才是。”
海派多元化的文化形态决定了上海人的多样化，同样在上海，感受到的可能是不一样的，海派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存在当中的人的复杂性，既有很大气的人，也有很小气的人。既有豪爽的，也有婉约的。如今这个城市的人已经不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上海人，而是拥有全中国各个地方，甚至全世界各个地方不同特点的人。人文修养一直是上海人为其他地区批评的一个重要缺陷，过去的上海人斤斤计较，眼光短浅是出名的，我们看到各种小品短片对上海男人的讽刺。可是我们看到上海人的人文修养这两年正在迅速的提高。上海市政府寸土寸金之地，舍得花大价钱建了一个公园绿地，这样的胸襟和气魄是最让人佩服的，脚踩在这样的绿地上心里总是激动的感慨万千的。黄浦江两岸的开发，也许还会让上海的人文氛围继续升温。
当然，海派文化中有很多值得上海人深思的地方，比如部分上海人言谈举止中露出的精明算计，比如上海人整体文明素质的有待提高……不过，毕竟那么脏，那么难治理的苏州河都快要变得清澈了，我想这些软件也会赶上来，毕竟我认为，上海人（包括全部在上海建设中努力工作的外地人，外国人），是当今中国各个城市中优秀的一群。
4.上海，爱他，恨他，离不开他
没去过上海，光看到上海这个名字，就让人不由的生出许多的睱想：欧式建筑风格的外滩、十里洋场、无边的闪闪光华、流动的摩登时髦、繁华富丽，不断上演的才子佳人的乱世艳情、永远的旋转于舞场茶楼的冷艳女子尹雪滟、大鼻子的老外、热热闹闹的南京路的红灯区、红唇莺语的都会女子，当然还有藏污纳垢的白帮黑帮之类的黑社会分子。
总之旧上海是文明与野蛮的混血儿，她的文明，她曾经的辉煌的文化艺术与经济繁荣是令人注目的，而她的堕落、她的肮脏、不公甚至吞没过无数弱小苦难的生命，也是她的魔鬼的一面。纯粹的文明是不完美的，肥沃的土地滋养庄稼的同时杂草也在繁盛。也许这便是上海。
从老上海生活过来的人，不怎么有无边的想象了，光挤车逛街购物已够忙碌的了，那有空联想，偶尔的怀旧也是文人墨客的事情，这些书出的多了，不小心上了阿拉的眼睛，很不屑的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情，遮不住一丝丝经历过的自豪和骄傲。旧上海到底有她的光芒，文化的，艺术的，地理位置的，让读过她历史的人让生活在她腹地的人为她惊奇为她骄傲。
在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上海，无论是外地移民者还是土著上海人，他们谈论上海的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最后不能不承认一点：上海是有魅力的。虽然是可能大相径庭的结论，但很有趣的是，上海人在以上海为自豪的同时，心里却在埋怨着上海的缺陷；外地人在数落上海的同时，暗地里却羡慕着上海。
爱上海，因为上海的魅力，因为他的繁荣。恨她，也是因为她的繁荣，她的喧嚣，但也离不开她，不管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复杂的感情。
从遥远的家乡，为了生存和梦想背井离乡，来到这座繁华与喧嚣的大都市，对一个来自内地乡村或城镇的年轻人来说，上海都会城市的文明和繁荣，足以开启他朦胧的理想，让他（她）接受文明的本能欲望得到释放。就这样轻轻松松喜欢上它了。被上海的繁荣和文明所吸引，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都市表面的繁荣和文明下，却暗藏了种种生存的艰难和竞争的激烈。在一个华洋同食，鱼龙混杂的环境里，他们脑子里美好的理想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短则半年一载，多则三年五载，他们将面临现实生存的严峻考验，这一时期的残酷，漫长，足以摧毁多数移民的信心，相当多移民因无法承受残酷的竞争，在重重的生存压力下使他们不得不引退故里；多数人则留在这座城堡里继续战斗，继续着他们非常现实的生活，不管生活是多么艰难，他们决心融入上海。虽然，他们“怀恨在心”，时刻爱恨交错，抱怨不休，但日积月累，在一步一步的磨砺中学会了谋生之道，其中少数人因为胆大心细再加上点运气，而一跃成名，在上海立足了脚跟，他们中有旧时的洋买办，律师，医生，银行家，作家，教授……他们是上海的“绅士一族”，也是构筑起上海近代社会半壁江山的精英阶层。
在最初进入上海的移民群中，作为中国社会中的优秀分子，他们在苦心经营着上海，打通东西方文明和经济交往桥梁的同时，成功地将中国的儒教文化思想与西方的商业游戏规则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很擅长在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下，保持温和平实的求实心态，以一种无坚不摧，无往不利的中庸处世态度，大度地吸收西洋文明，为我所用。在长期和西方人交涉的过程中，他们自觉地接受新知识，新技术，新思维，成为非常出色的白领和绅士。他们的生存之道是非常现实的，很物质主义的，所以政治对他们来说并不“感冒”，不需要过于激烈的变革，革命学说对于这些人是不适宜的，他们更愿意相信现实，拒绝暴力倾向。
在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上，则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引进西方科学文明的生活观念，比较开明，宽容，进取。他们住别墅、洋房，喝牛奶，听西洋音乐，穿必领带整洁，西装革履，头面光鲜，出入有车，上舞厅赏歌，去戏院看戏，都讲究个派头。
上流人的成功发达，对于上海的市民阶层，始终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毕竟，多数移民来到上海，成功者又有多少？在来自全国各地的混合移民中，多数人最后进入了普通人的阶层。应该说他们是上海最可爱的一群人，有着很务实的生活态度。从走进上海的那一天开始，他们长期生活在一种重压力状态。他们渴望成功，而更多的是在“恨”和无奈之间辗转挣扎。为了追求，他们没有其它的选择和考虑，只能将一切理想彻底埋葬，检起“实用主义哲学”的武器。长期的生存重压，身心疲惫不已，在尚未完全适应都市竞争之前，他们也曾偷偷诅咒着眼前的壁障，感叹命运。有自暴自弃者，有玩世不恭者，有穷困潦倒者……这批成为上海人的群体中，集中表现了中国各地域思维和文化的各种习惯与特性。中国小农社会的深刻影响与西方文明的双重组合，也形成了畸形的“上海病”。许多不良的思维和习惯，在肯定上海的基调中被忽略，被抹杀，被攻击。这是一种非常弱智的小民心态，缺乏健康心理的精神脆弱症候群。
不管怎么样，爱也好，恨也罢。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最终，你不能不承认这么一个事实：只要你习惯了上海，你就很难再离得开上海。
因为，移民的心是忠诚的，它给了上海充沛的新鲜血液。
5.上海人，游移在现代与传统之间
上海人坏吗？不坏。即便某些人兴许有点坏，也多半坏得有分寸，正如他们虽然精，却多半精在明处一样。精在明处，正是上海人处世精明的特点，也可以看作是对“精明”二字的又一种理解。既然是精在明处，就不能说“很坏”了。至于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也不能算作是“上海人坏”的依据。上海人是看不起外地人，可外地人也看不惯上海人。上海人只不过是在上海地头上“欺负”外地人，外地人可是在全国各地“用口水来淹没上海人”，谁更“坏”来着？
外地人与上海人的矛盾，说到底，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外地人看不起或看不惯上海人之处，总结再加归纳，主要有三：小气、精明、自私。上海人有这些毛病吗？当然是有。一般地说，上海人都比较“抠门”，就是不大方。要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简直比登天还难。除非你是他爸。比方说，在旧上海，吸烟的人向人借火，不能说“借”，得说“讨”。如果说“借”，他们回答便很可能是：“借火！几时还？”（徐国桢《上海生活》）这就让人觉得小气。即便现在，上海人也不“爽”。不少上海小市民，还是抠抠搜搜的，斤斤计较，什么账都算得明明白白。谁要想占上海人的便宜，不比登天容易多少。有一个在北京流传甚广的“经典笑话”：一个上海小朋友花1分钱买了1根针，而针的价格当时是2分钱3根，因此这个儿童拿了针以后还不肯走，对售货员说：“你还得找我两张草纸”。笑话当然只是笑话，不能当真。但谁听了都觉得“像”。
当然，并非所有的上海人都那样小气、精明、自私。“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小气的，也有豪爽的；有精明的，也有憨厚的；有自私自利的，也有爱打抱不平的。况且，就算上海人都小气、精明、自私吧，但这属于其个人性格，无可评记，没有绝对客观的错与对。事实上，上海人虽然小器，却不贪婪；虽然精明，却不阴险；虽然自私自利，却不损人利已。那么，为什么外地人一提起上海人的小气、精明、自私，就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不为别的，就因为它们和咱们两千多年来施行的传统价值观念冲突太大。中国传统社会以豪爽为美，自然鄙视小气；以木讷为美，自然讨厌精明；以谦让为德，自然憎恶自私。更让不可理喻的是，上海人不但有这些“毛病”，而且还要把这些“毛病”现实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点面子也不讲。就拿“借火”一事来说，从理论上讲，火当然是不能“借”的，因为“还”不了。但正如“光”不可“借”却仍要说“借光”一样，把“讨火”说成“借火”，无非是有点人情味。如果说“讨”，则不但自己变成了乞丐，双方之间也显得生分。然而上海人不管这一套，偏偏那么务实：借就是借，讨就是讨，有借得有还，想讨就不要还。既然根本“还”不了，就干脆说讨，别说什么借不借的。如果是借，请问什么时候还？有没有利息？这就一点人情味也没有了，而咱们的传统社会是极其讲究人情味的，结果自然是外地人特别讨厌上海人。从理论上分析，上海人并没有犯错，但从感情上理解，却让人接受不了。
实际上，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的豪爽，除部分出于天性外，也有一部分是出于人情世故的考虑。在外地人那里，当有人开口言借或有求于你时，即便自己心里不愿意或其实办不到，但为面子人情故，也得作豪爽状，否则你今后就别想做人。不过，由于豪爽已成为北方人的“集体无意识”，大家也不会觉得自己是“虚伪”。然而即便是真豪爽，也要有条件。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主持人问一位东北嘉宾：节目做完后，我们几个一起去吃饭，谁买单？那个东北人说，当然我买单。主持人又问，如果在座的所有观众也一起去吃，您还买单吗？大家一听都笑了起来。可见豪爽也不是无条件的。既然有条件，不如先把条件讲清楚。否则，咱们豪爽起来虽然比上海人“可爱”，却未必比上海人的“小气”真实。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主张的木讷，同样也要进行解读。
有三种木讷。一种是天生愚钝型，一种是憨厚谦和型，还有一种是装傻充愣型。天生愚钝那等于白痴，并不可取，当然也无可救药，可取的是憨厚谦和。中国传统社会是欣赏憨厚谦和的。一个憨厚谦和的人，在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都会讨人喜欢受到欢迎，得到诸如忠厚、老实、容易相处等好评。上海人却很难给人这种印象。他们更多的是一脸精明相，脑子转得飞快，眼珠子一圈都没转完就完成了若干个运算程序，得出了“合算不合算”的结论。他们说起话来也飞快，像放机关枪连珠炮似的，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精明劲。何况他们的话又那么多，正所谓“上海鸭子呱呱叫”。这些都让主张憨厚谦和，主张少说话多做事、“敏于行而讷于言”的“孔门子弟”反感，心里觉得不快。
可是，北京人话也很多呀！怎么北京人就不让人反感呢？的确，北京人的话是很多，且比上海人更多。上海人一般只是在和上海人用上海话交谈时话才多，要他们用普通话和外地人交谈，有时反倒有点木讷，说不了多少话。北京人可不管谈话对象是谁，一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所以，在这方面，北京人也口碑不佳：夸夸其谈，言不及义，爱耍贫嘴。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北京人的“贫”，给人的感觉是“油”；上海人的“快”，给人的感觉却是“精”。精明写在脸上，露在话里，是不会让人赏心悦目的。油嘴滑舌虽然有些讨嫌，却不可怕。如果说的是闲话，则还有些喜剧性，就像听相声。再说，“大智若愚，大奸若忠”，耍贫嘴的人，一般都城府不深，没什么心眼，反倒有些缺心少肺的傻劲，让人觉得其实是另一种憨厚。
但正如豪爽要有条件，憨厚谦和也要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与世无争。大家都不争，也就容易憨厚谦和起来。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是非常有可能做到的。不过也得是在所谓的“太平盛世”和在那些“民风淳朴”的地方。一旦超出这个条件，则所谓憨厚谦和，也就往往与装傻充愣无异。装傻充愣也有两种。一种是自我保护，免得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另一种则是以退为进，表面上装得傻呼呼的，其实心里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一旦大家都解除了戒备，他就会趁人不防悄然下手，为自己攫取利益，甚至不惜损害他人。所以老百姓说：“门头鸡子啄白米，啄的颗颗都是好米”，或“咬人的狗不叫，会叫的狗不咬人”，也就是深知表面上的憨厚谦和，常常靠不住。
可见，传统社会中人，也并非个个都木讷，都不精明。那些表面木讷而内心世故的人，其实比满脸精明样的上海人更恐怖。不信你看历史上那些满脸聪明相的人，几个有好下场？憨厚既然被肯定，则精明也就必然会遭到批判，何况上海人还“精得肆无忌惮，精得很公开”！精在明处，就等于不把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放在眼里，无视“祖宗”教悔，这就会引起公愤，而公愤因为是“公”，也就不论对错，都先有了三分道理。
上海人也是从传统社会过来的，他们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是上海人却不得不精明。因为上海不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充满残酷竞争的现代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未经算计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不会算计的人也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对于上海人来说，精明就不但是一种价值，一种素质，更是一种生存能力。生存是不能批评的，所以我们也不能批评上海人的精明。更何况上海人还精在明处，这总比精在暗处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精明面前人人平等。这其实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和竞技，比传统社会的“无为而治”或“大智若愚”好对付多了。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人其实是非常单纯可爱的。他们崇拜精明，也只崇拜精明，因为精明是他们“部落”的图腾，所以他们看不起“反应慢慢腾腾”、“拎得不清不楚”的外地人。但如果你的反应比他们还快，算计比他们还精，他们就会睁大眼睛以欣赏的目光看着你，不再把你当“外地人”。在这一点上，上海人其实比外地人更具“武士”精神。他们崇拜强者，更看重文化的认同感，而非地缘的认同。这也正是一个现代社区人的特点。
那么，上海人的“自私”呢？也是现代人的特点么？是的。
在市场经济环境里要求产权明晰，否则就无法进行商品交换，因此，一个需要市场规律来运作、依靠在它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来管理的社会，必然极其看重个人权利。这种个人权利，既要靠法律来保护，也要靠自己来维护。上海人的“自私”，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个人权利的自我保护，包括“关侬啥事体”的口头禅，也包括购物时的锱铢必较和挑三拣四。应该说，在这些场合被外地人视为小气、精明、自私的行为，其实表现了一种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自觉性。尽管上海人做得有些“可笑”，然而权利再小也是权利。你可以放弃这个权利，但你没有笑话别人的坚持和维护权利。难道因为权利太小就不该维护，放弃自己的权益就是大方、豪爽和大公无私？
当然，上海人也争名夺利。但上海人一般只争夺自己那一份，或他们认为是自己应得的那一份。比如挤公共汽车，或在地铁一开门时就飞快地进去抢座位。这时，他们确实不会顾忌别人。因为他们觉得，属于你自己的那一份应该由自己去争取，而不是由别人来谦让。如果争取不到，就只能怪你是“戆大”。你应得的那一份你自己都夺不来，别人又能怎么样？说不定，那一份原本就不是你应得的，否则怎么夺不来？
所以，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一般账都算得非常清。我不占你的便宜，你也别想占我的便宜。于是，就会出现这样非常不可思议的事：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楼道，每家都安一盏路灯，开关各人自己掌握，用多用少，有已掌握。这在外地人看来就是“自私”或“小气”的体现，在上海人看来则是“大家清爽”各不相欠，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生活原本已经不易，再为这些小事徒起纠纷，既伤和气又费精神，是挺不合算的。当然，上海人当中，也有喜欢占别人便宜的人。但因为各自界限分明，大家又都很精，要占也不容易，所以上海人很少被骗。
但事实上，上海人虽然精明，却并不主张占便宜。上海人固然看不起太笨的人，把他们称为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冤大头，却也鄙夷精明过头损人利己，对诸如掉包、掉枪花、耍滑头、损浪头、开大兴、捣浆糊、老门槛、不上路等等非常鄙视。上海社会的正面值是“精在明处”，首先是利己不损人，其次是“自私得合理”。这个“合理”就是：你的权利是你的，我的权利是我的。你不愿意损害你的权利，我也不愿意损害我的权利，因此大家都别损害别人的权利。如果你能在不损害别人的权利下而获得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你有本事，别人也不能来干涉。但如果你损害了别人的权利，别人就会不答应，最后你自己也会倒霉。懂得这个道理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这其中完全包含了公共竞争与合理竞争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