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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三日的凌晨，我们在台湾的四兄妹围绕在母亲的病床前，眼睁睁地看著显示器上，她的生命指数、心跳、血压、渐渐下降，她的呼吸由急促而减慢，眼神渐渐涣散，眼看著她与死神之拔河，已进入了尾声，我们除了握著她的手，任时光一分一秒的流过，一点忙也帮不上，我们心都碎了。在医学发达的今日，癌细胞依然猖獗如昔，无情地夺去了我们亲爱的母亲的生命。在大自然巨轮的运转中，人是多麼的渺小与无助，即使完美如我们母亲的人也不能例外地让她多活一点。
在我们心目中，母亲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兄妹六人，性情各异，想法不同，但是有一件事，永远是一致的，就是深爱我们的母亲，我们也知道她是那样无尽无言地爱著我们。
我们很幸运，没有少失怙恃，但没有想到五、六十岁的年龄，仍然会体会领略到那种失落无依的感觉，失去了母亲，就像失重的太空人，找不到重心。西谚说:「推摇篮的手，也推动了整个地球。」真是再对不过，母亲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个重心，她在时我们不觉得，她走了，我们失落了。
母亲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妇女，她把一生的志业放在相夫教子上，随著社会型态的改变，老一辈的逐渐凋零，这个传统已在历史洪流中缓缓地消失了。新的一代也许很难了解她是一个怎样的妇女。
母亲在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出生在浙江绍兴，父陈静斋是绍兴望族，早年在北方经商，就迁居北京，母崔淑舫是继室，育有十二个子女。我外公的第一任妻子育有二男三女。母亲在女孩中排名第七，在同胞姐妹中排行第四，所以我们舅舅的小孩都叫她七姑或四姑。在这十二同胞中，她是唯一在绍兴老家出生的，出生后外婆乳水不足，又急著要赶回北京，就将襁褓中的母亲过继到她一个表姊妹杨薀如家，杨的先生胡秋农也是绍兴望族，家道殷实，在杭州上海都开有药材行，於是母亲就被带到杭州西湖边的胡家，母亲就在杭州长大，她的学名是胡彬华，她一直用这个名字直到她订婚，她的养母也是填房，无子女，视我母亲如已出，胡家元配遗有一子、二女都大母亲十多岁，看到这麼可爱的小妹妹来了，大家都爱之愈恒，所以母亲的童年是非常美满的，胡家也从来没有隐瞒她陈家的父母。
母亲九岁时，家里来了一些房客，都是青年军官，就是这一个小小的机缘却改变了母亲的一生，这些青年军官都属於北伐军廿一师，廿一师从福建北上，光复了浙江，他们在杭州停留暂住胡家，就又出发了，只有我父亲奉命在杭州南高峰修一个公墓，安葬光复浙江的阵亡将士，(叫血园，后毁於1958年大鍊钢)，在我母亲家，住得比较久，就奠定了他们的姻缘，那时我父亲廿四岁，是一个温文儒雅的军人，母亲九岁是一个活泼清秀、讨人喜欢的小女孩，我不知道他们的爱情火花是怎样打燃的，是什麼什候定情的，我只知道他们后来恩爱一生，是他们同侪最艳羡的一对，也是我们晚辈心目中幸福婚姻的典范。母亲十七岁回到北京陈家，就在那时和我父亲在北京订婚，那时我们五舅、二姨都在日本念书，就劝母亲去日本，母亲没有同意，所以母亲学历只到高中，次年(民国24年)在汉口结婚，我的外公从北京及我的祖父从长沙，亲自到场给他们主持婚礼。
民国26年我在南京出生，三个月后就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揭开了抗战的序幕，十二月就是举世惊骇的南京大屠杀，我们有幸那时之前就离开了南京，到了汉口，然后到了父亲的家乡长沙，但没有多停留就跟随舅舅家眷到了贵阳，大妹袁旖就在贵阳出生，出生不久就遇到日本人对贵阳的大轰炸，父亲在洛阳前线作战，贵阳根本没有防空设备，母亲告诉我们，她只有躲在桌子底下，用身体作挡牌覆盖在我和大妹身上，那一夜的大轰炸，几乎把我们住的地区夷为平地，我们住的房子像奇迹一般，是唯一几幢没有被炸垮的房子。父亲以为我们罹难了，后来发现居然存活著，晃如隔世，那是民国28年初，母亲只有二十一岁。
嗣后我们全家与舅舅之家眷，辗转迁移到陪都重庆。在重庆我们搬到歌乐山，在半山的上一个泥墙的屋子里住下，歌乐山算是乡下，才能免於日机的轰炸，父亲於民29年，从第一战区调回，我们全家又团聚了，但是他只有星期天才回家，其他时间都在城里工作，抗战时物质条件奇缺，父亲薪资又薄，加上亲戚逃难很多聚到我们家来，母亲主持家务捉襟见肘，生计困难万分，我父亲是家中大哥，毅然承担了做兄长的责任，我母亲也毫无怨言地做了大嫂子，照顾我们的姑姑叔叔，舒解他们生活，让他们精神有寄托，有一个叔叔最近还和我说:「在重庆我们孤苦无依，我们都把嫂子当作妈妈」我算了一算我母亲只比他大五岁而已。我们在歌乐山住到民国33年，我的二妹袁旃、三妹袁旋都在那里出生。后来日机已经不能再威胁重庆，我们才搬入重庆，因觅屋不易，二年搬了三、四次家，我现在有了搬家经验，真不能想像，在那种条件下，我母亲是怎样搬的。最后终於在两路口后面的山上定居下来，直到抗战胜利后第二年，我们再迁回南京为止。
刚到南京马上就发生最不幸的事，三妹袁旋为庸医所误，生白喉死而止。我到现在还记得母亲坐在我妹妹僵冷的身傍，呆呆地在问我的大姨「她会骗我吗？」「她会骗我吗？」，那是民国卅五年的事，也是那年四妹袁（方+建）在南京出生。在南京时期母亲曾带了我们去上海看她的养母，养父已在敌后时期去世了，我们也去杭州去看她的老家。
在南京还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政治形势就开始逆转，共军在东北，华北取后胜利，我们又开始了另一波的逃难生涯，民国37年父亲调去武汉的“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工作，我们也在那年搬到汉口，38年初再从汉口搬到长沙，那时徐蚌会战已结束，中共大军开始进逼长江。父亲在我们去长沙时，又被调去浙江，我们在长沙日子，愈来愈困难了，母亲那时又有孕在身，到了三月五妹袁（甫+方）出生，父亲就请一位朋友来接我们去上海，买到机票后，我们终於去了长沙机场，结果看到机场上人山人海，大家都挤著要上一架小客机，这是最后一班的民航机了，我们在外围，根本无法接近机身，这时父亲在长沙的一群朋友，硬把我们挤到机身旁，后来强行把母亲及我们兄妹五人架上飞机，坐在机门边，这时飞机的双螺旋桨也开始启动了，门就要关了，母亲突然在忙乱中看到特别从上海来接我们的朋友，反而仍站在底下，上不了飞机。她立刻做了一个决定说:「旗，你下去，跟这个叔叔走」，我父亲朋友及送我们的亲戚都惊呆了，我就下了飞机，跟了那位由上海来的叔叔，飞机就在人丛中开了一条路缓缓前进，然后进入跑道，起飞去了，那时长沙已不会再有飞机了，那位叔叔不知在那里打听出，在武昌仍有飞机，我们坐粤汉路北上武昌，在那里等了一个星期，共军已经非常接近，武汉一日数惊，不知道他怎样弄到了票，终於给我们坐上了飞机到了上海。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直到十年前看了一个叫「苏菲的选择」的电影，我才领悟到我母亲当时瞬间的决定是多麼的艰难，在紧要关头她是多麼的勇敢，多麼的果断，多麼的有义气。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永远是尽量替人设想，只要是应该的事，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亏待别人。
我们是在民国38年四月底坐军用机到台湾的，谁也没想到，这一小段旅程，结束了我们早年的奔波，也结束了母亲颠沛流离的前半生，那时母亲只有三十一岁。
刚到台湾，我父亲更是忙碌了，党政军任务不断，家中事务完全由母亲主持，不久我们祖父也来了，她更忙了，那时父亲薪资又低，家里开销又大，母亲常为柴米油盐发愁。但是另外一方面讲，我们家里生活开始趋向正常，母亲照顾我们念书，服侍祖父，接待亲友，她有时也陪父亲一起出外应酬，很少有时间是留给自已的，每年秋季，她就给我们小孩打毛线衣，她打得又快又好，后来买一个织毛衣机器，她嫌它不好用，还是用手自己打。
母亲是很幸运的人，第一是她生得很美，我还常记得她穿了旗袍与父亲出门的情景，她是那样的素淡，但又是那麼的高雅，她的美是那麼的自然，笑起来让我们沐浴在春风之中。我最得意的事是有一次跟她去西门町看电影，第二天有同学来讲，说不晓得我还有这麼漂亮的姐姐，她一直看得很年轻，其实那时她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了。第二是她的性格具有亲和力，能得人缘，是同辈愿意结交的朋友，亲戚乐意来往的家人。第三是她遇到了我的父亲，一生得到我父亲呵护与疼爱，真是情牵一世，缘订三生。
母亲37岁时生了我们最小的妹妹袁阏，她非常高兴，因为袁阏也属羊，母亲说她失掉了一个羊，老天再补她一个羊，我不幸去世的三妹也是属羊，她对满满十分宠爱，满满也和她特别亲，我父亲在民国八十一年逝世后，满满就举家搬回台湾，和母亲住在一起，直到今天，是我母亲的福气，也是我们的福气。
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信佛的，我相信是来自天性，也许是受祖父影向，大约在三十五岁左右她昄依於南亭法师门下，民国67年父母亲搬到临沂街的公寓里，隔了一条街就是华严莲社，从此华严莲社就是她第二个家，有空她就去，法会她从来不缺席，我父亲去世后，母亲和满满全家搬到士林，她仍每周都去华严莲社，二十年如一日。
父亲在民国81年谢世的，他的离去，给我母亲的打击远比我们兄妹为大，他们相识六十五年，结缡57年，我母亲一生精神上的依靠，突然消失了，生命对她渐渐失去意义，但她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她知道要活下去，也知道她要怎样的活下去，我父亲曾是政坛有名望的人物，社会关系深厚，我母亲的第一个选择，是断绝这些关系，淡出繁华，过自己的日子，第二个选择是开始吃长斋，一心向佛。十几年来，母亲一直秉持著这个原则，安静平和的日子，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和孙辈在一起，享受著天伦之乐。另一个乐趣就是去华严莲社参与莲社的活动，在那里她又找到了她自己。
母亲身体一向健康，八十岁时还能够双膝不弯、双手著地。在华严莲社拜佛起跪，一天八小时，她可以全程参与，她告诉我很多比她年轻的都不能做到。四年前去普陀山，这麼多石阶，她一口气就能爬上去，那时记性也好，我们兄妹及常用的电话号码完全背得，不用看电话簿。眼睛开了白内障后，报纸上的小字都可以看见，只是耳朵重听，须要大声和她讲话而已，我们都以为她可以寿越期颐，不幸三年前，发现了直肠癌，我们都惊骇不已，母亲自已却不以为意，淡然处之，起初甚至不让开刀，后来终於同意动手术，那次开刀算是成功，直肠癌指数锐减，大家都为之庆幸，未料到二年后，检查身体，另一处又出现了直肠癌，这次开刀就失败了，因为母亲多次腹部手术，造成肠子胶黏，医生无法拉出那段直肠给它切除，只能将主要部份挖除，结果癌细胞反而沿著开刀伤口长出来，最后只有靠电疗、化疗控制肿瘤。而她八十八岁的高龄，终难承受化疗的药力，在白血球低落时刻，被肺炎细菌侵入，终告不治。她去得很快，但是即使是几分几秒的痛苦，都永远地烙印在我们的心上。
这两天午夜梦回，还见到母亲、父亲，他们还是那样年轻。醒来我才悟到，我已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了。我依稀听到黄自的「天伦歌」在我耳边响起:……白云悠悠，江水东流，小鸟归去已无巢，儿欲归去已无舟，何处觅源头？何处觅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