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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33年4月，秦王政亲率10万大军分水陆两路前往曲沃增援。得到增援的桓齿先一举攻占宜安，赵将郭信弃城逃亡，带着部分赵军沿汾水北上，其它赵军则逃往太行山。赵将郭信逃亡途中遭到秦将李信3千轻骑兵的拦截，与桓齿亲自率领的轻装部队的追击。郭信被杀，3万人被歼，2万余人投降。杨端和与王贲的拦截部队则围歼赵军万余人，其余逃至太行山区。秦军与赵残军峙于太原及番吾之线。此战后，秦将桓齿的告老请退，荐杨端和自代，并力推王贲、蒙恬和李信为不可多得的将才。
在形式对赵国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又是李牧临危受命，他仍然是以劣势兵力绕过番吾，与秦军在番吾西方二十里处进行会战，以五万不到兵力，击溃杨端和十万大军，杨端和不得已引军退至魏境邺城。赵王迁大喜，命李牧为大将军，司马尚为副，沿太原汾水以北地区、阏与、番吾布防，抵御秦军。
秦国经过数年连续攻赵，极大地削弱了赵国实力，但一时无力灭亡赵国。于是秦国转攻韩国，公元前231年，攻下韩国南阳，次年，秦内史滕率军北上，攻占韩国都城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俘虏韩王安，在韩地设置颍川郡，韩国灭亡。
公元前229年，秦大举攻赵，名将王翦率军由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出井陉（今河北井陉县），端和由河内进攻赵都邯郸。大将李牧再次迎战，双方屡有胜负，陷入僵局，相持一年之久。
秦军不得进，利用反间计，以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他在赵王面前散布李牧、司马尚想谋反，赵王中计，派赵葱和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从命，赵国暗中布置圈套捕获李牧并斩杀了他，撤换了司马尚。赵国临战而亲佞臣诛良将。三个月后，秦将王翦乘势急攻，大破赵军，杀赵葱，虏赵王迁及颜聚。赵公子嘉带领宗族数百人逃代（今河北蔚县四北），自立为王。但此时赵国已名存实亡，秦于赵地设邯郸郡。
李牧无辜被害，使赵国自毁长城，也使后人无不扼腕叹恨。胡三省注《通鉴》时，将李牧的被害与赵国的灭亡联系在一起：“赵之所侍者李牧，而卒杀之，以速其亡。”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贸》中说赵王迁“其母倡也”，“索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司马迁因赵王而迁怒其母，可见其何等义愤。
秦灭了韩，楚、魏、赵也名存实亡，燕、齐亦危在旦夕。地处赵国东北方的燕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当初，燕王喜为了结好于秦国，曾将太子丹交给秦国作人质。
太子丹见秦王政决心兼并列国，又夺去了燕国的土地，就偷偷地逃回燕国。他恨透了秦国，一心要替燕国报仇。但他既不操练兵马，也不打算联络诸侯共同抗秦，却把燕国的命运寄托在刺客身上。他把家产全拿出来，找寻能刺秦王政的人。
后来，太子丹物色到了一个很有本领的勇士，名叫荆轲。他把荆轲收在门下当上宾，把自己的车马给荆轲坐，自己的饭食、衣服让荆轲一起享用。荆轲当然很感激太子丹。
秦国大将王翦占领了赵国都城邯郸，一直向北进军，逼近了燕国。
燕太子丹十分焦急，就去找荆轲。太子丹说：“拿兵力去对付秦国，简直像拿鸡蛋去砸石头；要联合各国合纵抗秦，看来也办不到了。我想，派一位勇士，打扮成使者去见秦王，挨近秦王身边，逼他退还诸侯的土地。秦王要是答应了最好，要是不答应，就把他刺死。您看行不行？”
荆轲说：“行是行，但要挨近秦王身边，必定得先叫他相信我们是向他求和去的。听说秦王早想得到燕国最肥沃的土地督亢（在河北涿县一带）。还有秦国将军樊于期，现在流亡在燕国，秦王正在悬赏通缉他。我要是能拿着樊将军的头和督亢的地图去献给秦王，他一定会接见我。这样，我就可以对付他了。”
太子丹感到为难，说：“督亢的地图好办；樊将军受秦国迫害来投奔我，我怎么忍心伤害他呢？”
荆轲知道太子丹心里不忍，就私下去找樊于期，跟樊于期说：“我有一个主意，能帮助燕国解除祸患，还能替将军报仇，可就是说不出口。”
樊于期连忙说：“什么主意，你快说啊！”
荆轲说：“我决定去行刺，怕的就是见不到秦王的面。现在秦王正在悬赏通缉你，如果我能够带着你的头颅去献给他，他准能接见我。”
樊于期说：“好，你就拿去吧！”说着，就拔出宝剑，抹脖子自杀了。
太子丹事前准备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叫工匠用毒药煮炼过。谁只要被这把匕首刺出一滴血，就会立刻气绝身死。他把这把匕首送给荆轲，作为行刺的武器，又派了个年才13岁的勇士秦舞阳，做荆轲的副手。
公元前227年，荆轲从燕国出发到咸阳去。《史记》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大家听了他悲壮的歌声，都伤心地流下眼泪来。荆轲拉着秦舞阳跳上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荆轲到了咸阳。秦王政一听燕国派使者把樊于期的头颅和督亢的地图都送来了，十分高兴，就命令在咸阳宫接见荆轲。
朝见的仪式开始了。荆轲捧着装了樊于期头颅的盒子，秦舞阳捧着督亢的地图，一步步走上秦国朝堂的台阶。
秦舞阳一见秦国朝堂那副威严样子，不由得害怕得发起抖来。
秦王政左右的侍卫一见，吆喝了一声，说：“使者干么变了脸色？”
荆轲回头一瞧，果然见秦舞阳的脸又青又白，就赔笑对秦王说：“粗野的人，从来没见过大王的威严，免不了有点害怕，请大王原谅。”
秦王政毕竟有点怀疑，对荆轲说：“叫秦舞阳把地图给你，你一个人上来吧。”
荆轲从秦舞阳手里接过地图，捧着木匣上去，献给秦王政。秦王政打开木匣，果然是樊于期的头颅。秦王政又叫荆轲拿地图来。荆轲把一卷地图慢慢打开，到地图全都打开时，荆轲预先卷在地图里的一把匕首就露出来了。
秦王政一见，惊得跳了起来。
荆轲连忙抓起匕首，左手拉住秦王政的袖子，右手把匕首向秦王政胸口直扎过去。
秦王政使劲地向后一转身，把那只袖子挣断了。他跳过旁边的屏风，刚要往外跑。荆轲拿着匕首追了上来，秦王政一见跑不了，就绕着朝堂上的大铜柱子跑。荆轲紧紧地逼着。
两个人像走马灯似地直转悠。
旁边虽然有许多官员，但是都手无寸铁；台阶下的武士，按秦国的规矩，没有秦王命令是不准上殿的，大家都急得六神无主，也没有人召台下的武士。
官员中有个伺候秦王政的医生，急中生智，拿起手里的药袋对准荆轲扔了过去。荆轲用手一扬，那只药袋就飞到一边去了。
就在这一眨眼的工夫，秦王政往前一步，拔出宝剑，砍断了荆轲的左腿。
荆轲站立不住，倒在地上。他拿匕首直向秦王政扔过去。秦王政往右边只一闪，那把匕首就从他耳边飞过去，打在铜柱子上，“嘣”的一声，直迸火星儿。
秦王政见荆轲手里没有武器，又上前向荆轲砍了几剑。荆轲身上受了多处剑伤，自己知道已经失败，苦笑着说：“我没有早下手，本来是想先逼你退还燕国的土地。”
这时候，侍从的武士已经一起赶上殿来，结果了荆轲的性命。站在台阶下的秦舞阳，也早就给武士们杀了。
荆轲刺秦王，这一戏剧性的历史瞬间，包含着无数种足以改变历史的一触即发的可能性。而正因为如此，几千年来这个不变的话题始终为文人学士们所津津乐道。
如果太子丹没能够逃出秦国；如果荆轲未能取下樊於期的项上人头；如果太子丹有耐心纵荆轲去等待那个重要而又神秘的人物；如果荆轲能够在殿上出手不凡以活捉或者结果秦皇……那么中国甚至世界的文明史将必然会发生一系列巨大的改变。
当然，这么多“如果”也仅限于其作为虚拟语态的假设，史实是：秦始皇万分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以及前前后后无数次足以改写史书的劫数，安安稳稳地坐上了天子的交椅，依靠其过人的才干谋略和胆识统一了中国，一并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更统一了华夏各民族的心，使它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始终不离不弃。而对于荆轲，历史有一句最公正的评价：不以成败论英雄。
行刺失败后，秦王便以此为借口，派王翦率兵攻打燕国，秦军在易水（今河北易县境内）之西破燕军。公元前226年，王贲攻蓟（今北京西南），破燕太子军，夺取蓟城。燕王喜及太子丹率公室卫军逃辽东（今辽宁辽阳）。秦将李信带兵乘胜追击至衍水（今辽宁太子河），再败太子丹军，消灭了燕军主力。燕王杀太子丹向秦求和，秦国未允。但鉴于燕、赵的残余势力已不足为患，为集中兵力攻魏、楚，故暂停进攻。
早在秦军攻取燕都时，秦国已把进攻目标转向楚国。公元前226年，秦王政问诸将攻楚需要多少兵力，老将王翦认为楚国地广兵强，必须有60万军队才能伐楚，而李信则说只用20万军队就能攻下楚国。秦王以为王翦因年老怯战，没有听取他的意见，派李信和蒙恬率军20万攻打楚国。公元前225年秦军南下攻楚，楚将项燕率军抵抗。秦军开始进军顺利，在平舆（今河南汝南县东南）和寝（今河南沈丘县东南）击败楚军，进兵到城父（今河南宝丰县东）。项燕率军反击，在城父大败秦军，李信败逃回国。公元前224年，秦王政亲自向王翦赔一礼，命他率60万大军再次伐楚，双方在陈（今河南淮阳县）相遇，王翦按兵不动，以逸待劳，楚军屡次挑战，秦军不与交战，项燕只好率兵东归。王翦乘楚军退兵之机，挥师追击，在蕲（今安徽宿州市）大败楚军，杀楚将项燕。次年，秦军乘胜进兵，俘虏楚王负刍，攻占楚都郢（今湖北荆州市），设置郢郡，楚国灭亡。
五国灭亡后，只剩下东方的齐国和燕赵残余势力。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率军歼灭了辽东燕军，俘虏燕王喜，回师途中又在代北（今山西代县）俘获赵国余部代王嘉，然后由燕地乘虚直逼齐国。齐王建慌忙在西线集结军队，准备抵抗。公元前221年，秦军避开西线齐军主力，从北面直插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在秦国大兵压境的形势下，齐王建不战而降，齐国灭亡。
秦统一六国战争的胜利，是由于秦国在战争中战略战术运用得当。秦王政在位时期，国力富强，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供应战争，在战略上处于进攻态势，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相继灭掉诸国。在战术上，秦国执行了由近及远，先弱后强的方针，首先灭掉了毗邻的弱国韩赵，然后中央突破，攻燕灭魏，解除了北方的后顾之忧。最后消灭两翼的强敌齐楚，这种战术运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具体战役中，秦国运用策略正确，如在灭韩赵的战争中，根据具体情况，而不是完全机械地按“先取韩以恐他国”的既定方针，而是机动灵活，赵有机可乘则先攻赵，韩可攻则灭韩。灭楚战役是在检讨了攻楚失策后，根据楚国实力集中优势兵力攻楚而取胜的。攻打齐国避实就虚，出奇制胜。相反，六国方面势力弱小，在战略上又不能联合，各自为战，根本不能阻挡秦国的进攻，战争中消极防御，被动挨打，以至一个个被秦国灭亡。
持强守弱的策略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史记-高祖本纪》
迷人的领袖魅力是许多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一个人要想在这个社会有所作为，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他的身后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团队。而他要想驾驭好这个团队，则必须要有团队所认可的领袖魅力。一旦他具有了这种品质，他就能很好地整合团队力量，使之爆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从而将他的理想和一系列蓝图化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一名优秀的领袖，同时也应是卓越人才的造就者。在我国历史上，提起慧眼识英才，人们不能不想起萧何；提起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人们也不能不想起刘邦。如果不是他们发现和重用韩信等难得的人才，那么，秦末的历史就会改写，很难说有没有460多年汉王朝的江山和大统一的历史。
一个布衣起家的刘邦，能够手提三尺宝剑，斩蛇起义，灭秦挫项，5年一统天下，建立了延续四百多年之久的大汉王朝，其历史功勋当是不言而喻的。刘邦在与霸王项羽争战4年后，终于以少胜多打败了所向无敌的楚霸王，赢得了天下。“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诗乃是刘邦的千古绝唱，它唱出了刘邦的宏图大志，唱出了他一生的辉煌，更唱出了他可以战胜项羽的原因。
当时项羽是锐不可当的27岁霸王，刘邦是年逾50的垂老之人；项羽乃名将之后，刘邦为默默无名的农家子弟；项羽受过严格的大将训练，刘邦本身非将才，集结的亦多乌合之众；后项羽宰制天下，声势如日中天，而刘邦仅被封为汉王，所据之地偏远险阻。然而，历史的转轮却出现了强弱悬殊的戏剧性大逆转：项羽以32岁的英年兵败自刎，全盘皆输；刘邦则承袭了秦始皇的大一统格局，尽收天下，开创了绵延400年的汉朝。这场被称为“猛狮与胡狼”之争的历史对决，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秦朝末年，伴随着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也出现许多反秦武装集团。出身楚国旧贵族的项羽，跟叔父项梁，响应陈胜、吴广起义，杀死会稽太守，在吴（江苏苏州）举行起义，队伍发展到8000余人。而此时的刘邦是秦制沛县的一名亭长，因释放刑徒而亡匿芒、砀山中。在萧何等人支持下，杀死沛令，自立为沛公，集聚了起义者三千多人，投奔了项梁。
项梁等人为了号召群众，共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楚王，仍号楚怀王。这一招果然奏效，各路英雄纷纷投到项梁的靡下。公元前208年，义军在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打败了秦军，接着转攻定陶（今山东定陶）又取得胜利。项羽和刘邦率领的另一支起义军也连破秦军于雍丘（河南杞县），斩秦将朱由。
项梁被胜利冲昏头脑，放松了戒备。秦将章邯夜袭定陶，项梁战死。
章邯得胜之后，又击破魏、齐等割据势力，然后渡黄河北上击赵，大破赵军于邯郸。
接着，他以重兵包围巨鹿（今河北平乡县）。楚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7万人救赵。宋义到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后，饮酒作乐，46天未进兵。项羽愤杀宋义，率义军渡河破章邯军。项羽令义军“破釜沉舟”，每人只带3天口粮，表示决一死战。项羽军渡河后，先打败章邯的军队，又进攻王离的军队。双方在巨鹿大战9天。农民起义军英勇杀敌，每个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喊杀声惊天动地，使秦军惊恐万状，王离被俘，农民军取得重大胜利。巨鹿之战基本摧毁了秦军的主力军，扭转了整个战局。章邯走投无路，率20万秦军投降了项羽。
正当项羽北上救赵时，刘邦带领一支起义军西向击秦。由于秦兵在黄河以南较少，刘邦又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战略，迂回曲折地向咸阳进军。公元前207年8月，大破武关，进兵蓝田，取得节节胜利。这时，秦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化。
赵高杀死秦二世，立子婴为秦王。子婴又杀赵高。刘邦率军直扑咸阳，驻兵灞上（今西安市南）。秦子婴无可奈何，捧着玉玺，向农民军投降。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的统治结束了。
刘邦攻占咸阳后，想住在这里。樊哙劝他想得天下，就不要留恋宫中美色财宝。刘邦接受他的意见，还军灞上，并废除了秦的苛法，然后又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深得秦人拥护。
项羽听说刘邦先入关中，非常愤怒，率军攻破函谷关，杀奔咸阳而来。公元前206年12月，项羽军队40万驻扎新丰（今陕西临潼县东北）鸿门（今临潼县东项王营）。当时，刘邦军队只有10万人，实力不敌项羽。好在他听从了张良的意见，亲自去鸿门拜会项羽。
刘邦向项羽故意请罪，卑辞言好。项羽设宴招待刘邦。项羽的谋士范增想乘机杀掉刘邦，就找项庄，以表演剑舞，伺机行刺。项羽的叔父项伯从前和张良关系好，这时见势不妙，也拔剑伴舞，掩护刘邦。过了一会，刘邦借口上厕所，从小道回到灞上。
据史记载，鸿门宴上，项羽、项伯并列坐上席，范增坐次席，刘邦面对范增坐三席，张良面对项羽、项伯坐末席。五人之间，展开了各怀心思、各有图谋的一场杯酒眼神的暗战。其中，范增、张良两人作为项、刘的谋主，是整场鸿门宴的策谋者和提调者，一个见机出招，一个见招拆招，运用各自手中的棋子和资源，就在方今天下的主宰项羽上将军的面前斗起了法。刘邦与张良心照不宣，项羽的心思却与范增相悖。范增处于强势和主动地位，招招都用阳谋，刚进用强；张良一方处于弱势，应变用阴谋，强调心理战术。结果反而强弱易势，强的一方没有达到目的，弱的一方却大胜而归，全身而退。
而项伯这个项羽的叔叔、刘邦的亲家，两边都讨好的灰色人物，却在关键时刻帮了刘邦，搅了项羽的局。这一切，都预示着日后的大事，都与楚汉战争的进程若合符契。结果，刘邦与张良君臣配合天衣无缝，顺利躲过了大劫难，取得了鸿门宴斗争的胜利。当司马迁写到范增盛怒之下喊出“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这一笔的时候，从文字的暗示中，人们已经可以预见到楚汉战争的最终结果了。
“鸿门宴”后，项羽带兵进入咸阳，杀掉秦王子婴，烧毁秦的宫殿，自立为西楚霸王。他又封刘邦为汉王，居巴蜀汉中，三分关中。项羽自以为天下无敌，从此可以长做霸主了，于是就带着从咸阳宫中掠来的财宝、妇女，回到彭城享富贵去了。
项羽分封诸侯，搞“任人唯亲”，这一措施不但不能收拾残局，反而加剧了分裂。不久，齐将田荣最先起兵反对项羽，自立为齐王。彭越在梁地有一万多士兵，未得分地，对项羽怨恨，田荣也联合彭越。陈余对张耳被封常山王不服，联合田荣赶走张耳，做代王。诸侯混战再次爆发。
被项羽逼处巴蜀汉中一隅的刘邦，采纳萧何的策略，在汉中招揽人才，治理巴蜀作根据地。公元前206年5月，项羽前去攻打田荣。刘邦趁机出兵，1月内占领全部关中。
接着向东挺进，直捣项羽的老窝彭城。楚汉战争爆发了。
战争前期，刘邦处于劣势，屡屡败北。但他知人善任，注意纳谏，能充分发挥部下的才能，又注意联合各地反对项羽的力量，终于反败为胜。
公元前203年底，刘邦汇合诸将，合围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项羽粮食吃光，援兵断绝。在寒冬的一个夜晚，项羽被围在一个山头，看到战场上旌旗遍野，鼓角齐鸣。项羽在四面楚歌中知道军心涣散，大势已去，只好匆匆丢下爱妾虞姬，连夜夺路突围。天亮以后，刘邦闻讯，立即派5千骑兵追赶。项羽渡过淮河，只剩一百多人。
汉军追上，杀得项羽只剩28个残兵了。项羽跑到乌江边上，见前面茫茫乌江，后面滚滚追兵，走投无路，拔剑自刎。
观刘邦一生，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才能，却总可以一次次化险为夷，他是英雄，有敢作大梦的大器量、不在乎世俗评价的大胆行为、过人的包容力和忍耐力、化危机为转机的能力。
项羽也是英雄，的确有中国人的气节，传统英雄的品质，有敢作大梦的大器量、不在乎世俗评价的大胆行为、过人的包容力和忍耐力、化危机为转机的能力。但和刘邦一起论，他只不过是一个小英雄而已！
一个能使张良、萧何、韩信、陈平、周勃等一时俊杰皆为之折腰，甘心受其驱使的人，决不会仅仅只凭权术和狡诈。刘邦身上，必然还有别的一些东西，一些与众不同，高出同辈的东西。而人们却往往过分热中于谈论他的“流氓习气”而忽视了这一点。
他也许是自私，懦弱，残忍的，但重要的是，从他登上王位的那一天起，饱经战乱的百姓得到他们渴望已久的东西--和平与安宁。而“休养生息”这四个字则给了他们关于富庶生活的希望。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一个强大的帝国的曙光已经清晰可见。而这一点，恐怕是项羽很难给予的。
单说将才，项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他若单是一名将领，很可能成功立业，但他偏偏要当皇帝，而相对于刘邦，他则是顺应天命。他胸怀大志，知人善用，如果用道德去衡量，他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野夫，但从政治上去衡量，他却是不可多得的政治家，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如果说项羽是兵之将，而刘邦就是将之将。
两人在用人都有优势的一面和劣势的一面，刘邦优势的一面体现在比项羽更老辣，更懂的人心需求，通达人情世故，并且善于驱使驾御人才为己所用，多方面的利用一切办法拉拢利用人才。刘邦也善于给人才发挥的空间，并对其控制在自己的利益范围内。刘邦劣势的一面体现在慢而少礼，多疑猜忌，使得不少贤能之士，好礼之士，道德高尚者，清谈名流者不肯效劳，而猜疑亦使其手下离心背德。
刘备与项羽的用人手段各有优劣，各有其称赞的一面，亦有其不足的一面。总体说来刘邦的老谋世故略胜项羽的血气方刚，最大的利用了人才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遏制了人才对自己不利的一面。
正如刘邦在当了皇帝后，于洛阳召开的庆功会上对群臣所说：“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羽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之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嫉贤妒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而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项羽本纪》）。
从刘邦的评价中不难发现，在刘邦的眼中，张良的综合才能和天赋应该是三人之中最高的，才能评价最高。但高祖在开国大典中封赏萧何时，曾力压群臣，把萧何封在功臣中的首位，“汉五（前202年）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酇侯，所食邑多。”这引起了武将们的不服，他们嚷嚷：我们“被坚执锐”，“攻城略地”，“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刘邦对众将做工作说：你们知道打猎吗？大伙儿说知道。又问，你们知道猎狗吗？说知道。刘邦说：打猎时，追杀猎物的是猎狗，发现猎物踪迹指挥猎狗追杀猎物的是猎人，你们这些武将们，就是“功狗”，而萧何是“功人”。众将哑口无言。于是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他说其他功臣都是“猎犬”，惟独萧何堪称“猎人”，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因为在整个大汉立国战争中，刘邦才是终极意义上的“猎人”，其他人甚至也包括萧何，都是“猎犬”，现在猎人刘邦称萧何也是“猎人”，表明刘邦在做多方面的权衡之后，依然认定，萧何对大汉立国的贡献最大，而且是诸位功臣中最具综合才能和战略能力的大家。
在刘邦“为布衣时”，萧何“为沛主吏掾”，经常“护高祖”，高祖为“亭长”的乡里小头目时，萧何作为县里的官吏，是刘邦的上级“领导”，按官场常规，萧何在此时的刘邦面前应是拿出小官僚常有的端着架，沉着脸，摆点威风，过点小官瘾那种作风，然而萧何不，他对下级刘邦是“常左右之”，当刘邦为秦朝服繇役时，“吏皆送钱三，（萧）何独以五”。这既是萧何的厚道热肠，又应是另一种程度上的慧眼识人吧。
萧何对刘邦的忠诚，还表现在他把身家性命都押在了刘邦身上。秦末刘邦在沛县初起兵时，萧何和曹参积极拥护配合，拥立刘邦为沛公。刘邦登基后，在评功大会上讲话，不无感激地说：“诸君独以身随我，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萧何动员了家族中数十人追随在当时看来事业“行情”并不看好的刘邦，在秦朝“偶语《诗》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的严酷现实前，萧何作为秦朝的小官吏，敢于率众亲族支持和追随刘邦造反，那罪名岂止是“弃市”“灭族”就能了得！可见萧何对刘邦的忠心已到了何种地步。
面对开国第一宰相的宝座，张良尽管功高才大，也不敢去坐，因为他知道刘邦的心思，只有让萧何坐了这宝座，刘邦才最放心。
萧何不仅忠诚于刘邦，也善于迎合刘邦。汉八年（公元前199年），刘邦东击韩王反叛余部于东垣，萧何在京为刘邦大规模营造未央宫。刘邦归来，见宫阙甚壮，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回答说：“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萧何的意思是，让后代帝王的宫殿规模不能超过刘邦，此种迎合，当然使刘邦转怒为喜。
众所周知，刘邦拥有韩信这一员大将那也是拜萧何所赐。韩信怀旷世之奇才，并没有独树一帜，揭竿而起反抗暴秦，而是择木而栖。
韩信年轻时常在他人家里寄食，被人瞧不起，甚至受过胯下之辱。秦末农民起义，韩信抱着远大志向，先后追随项梁、项羽，提出过许多合理化建议，但得不到他们的采纳和重用。秦朝灭亡后，项羽依仗着自己手中军事实力的强大，背信弃义，把刘邦撵到汉中去做山大王（汉中与陕西关中之间有秦岭作为天险，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刘邦和他的军队困死在汉中）。这时候，郁郁不得志的韩信逃离项羽，带着“治国、平天下”的妙计，到汉中来追随刘邦，希望能得到刘邦的重用，并帮助他夺回天下。
谁知道，韩信在刘邦这儿也不好混，有一次，他和几个不得志的军士喝醉了酒、犯了法，差点被杀头。多亏夏侯婴看他仪表不俗，出口振振有词，才免去他一死，还上奏刘邦，将他提升为都尉。使韩信有机会接触到刘邦的重臣萧何，引起他的关注，萧何有心向刘邦推荐韩信，但要把韩信从都尉推荐到领军肯定需要一段时间。当时，很多将士看到刘邦这里没有多大希望，就逃离汉中，到别处去发展。有感于此，暂时没有机会干大事的韩信干脆也来个一走了之。
萧何得知后，大吃一惊，放下手中的繁忙公务，亲自去追赶韩信，甚至来不及向刘邦打个招呼。萧何不辞辛苦，一路问，一路追，一直到天黑还没追上韩信。正想休息一下，他忽然远远望见有个人牵着马在寒溪河边来回溜达。萧何快马加鞭，大声喊着：“韩将军！韩将军！”他跑到寒溪河边，下了马，气呼呼地说：“韩将军，咱们总算一见如故，够得上是朋友。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这么走了？”韩信仍不吭气。萧何又说了一大篇劝他回去的话。这时候，夏侯婴也赶到了，两个人苦苦相求，韩信只好跟着他们返回汉中。
萧何把韩信追回来之后，刘邦问萧何：“将军都跑了不下十个，你不去追，却偏偏去追这么个小都尉呢？”萧何说：“那些将军都容易得到，而韩信是当中最杰出的人才，跑了就没有第二个了，大王如果想打天下就要有韩信！” 刘邦只这么听萧何一说，就建了个拜将台，于是就成就了丰功伟绩的韩信。
这说明，刘邦之所以得天下之原因，在于用人。至于用什么样的人，当然是用能人。如张良、萧何、韩信懂政治、懂军事、懂经济，是汉初三杰，皆能忠心耿耿为刘邦所用。正如《史记-淮阳侯列传》所云，刘邦问韩信自己能领多少兵，韩信曰：“陛下不过能将10万”。刘邦说：“于君何如？”答曰：“臣多多而益善耳”。刘邦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擒也。”刘邦善能用人，能集中能人的聪明才智，为己所用，实在了不起。
刘邦看中韩信，奠定了他最后夺取胜利的基石，也给与了韩信施展才华的机会，从而造就了中国数千年封建史册上一代名将的风采。而其中的艰涩、离奇又难以为常人所理解。
刘邦一心想取得天下，却苦于军事才能平庸，同勇猛异常的项羽屡战屡败。韩信的到来，使他具备了战胜项羽的条件。但是韩信一旦功高震主，又给刘邦的地位造成威胁，这就给刘邦形成了一块心病。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下，刘邦一方面利用韩信出众的帅才，不断打胜仗；另一方面却只给韩信执偏师，自己始终不离开主战场。韩信率师明修剑阁、暗渡陈仓，破“三秦”后，刘邦只让韩信带少量人马，攻打赵国、齐国，自己率主力与项羽交战。这样，一面是韩信屡战屡胜，势如破竹。一面是刘邦屡战屡败，连老父、妻子都被项羽虏获。
公元前205年，刘邦在成皋失利，与萧何逃往修武的韩信及张耳大营，这是刘邦最脆弱的时刻，如果韩信有异心，自立或者擒杀刘邦投降项羽，刘邦其人从此消失。所以，刘邦“自称汉使，驰入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独汉王来，大惊。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信为相国”--以高官厚禄稳定韩信，随后调集军队攻击齐国。在韩信有自立苗头，以“假王”邀功试探刘邦的反应时，刘邦先是大怒，其后在张良和陈平的暗示下，汉王马上转变口风：“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并命张良前去授封韩信为齐王。
垓下大会战，韩信布下十面埋伏，大败西楚霸王，逼得项羽乌江自刎。刘邦这样做，很有他政治上、军事上成熟之处。一方面，他始终不离开统帅的位置，这就巩固了他在汉军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又借韩信卓越的军事才能把项羽打败，还不时给韩信出些难题，让韩信听凭宰割。
任何时代的领导都要学习的才能：善将将。给他一个职位和权力，让他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才是一个领导最高明的地方。事必躬亲的领导，肯定没有雄才大略。项羽过分地夸耀个人的力量，重视自身的虚荣，而不懂得政治领袖更需要的是发现和领导人才。一旦出现紧急状况，无法调动旁人的力量来解决问题。而刘邦则深谙此道。由于用人有方，故四方贤士武将前来投靠，甘愿为他效劳，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刘邦为首的中坚集体。故而使刘邦能由小及大，由弱变强，五年一统天下，创建雄汉之伟业。
礼的终极奥义
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史记-周本纪》
中国的历史上从来都不缺少让人永远记忆、传承的人物，但不同的人却用不同的手段把自己的名字铭刻在历史的石碑上。尧、舜是以其仁义礼让而万世流芳；汤、武是以其功业而永垂不朽；桀、纣是以其暴虐而永载史册，孔、孟是以其文化而彪炳千秋。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让历史记住了他们，而这其中有一个人却不能被忽略。虽然他德行难比尧、舜；功业不及汤、武；文、治也不如孔、孟；但他却以自己的吐哺握发的辛劳开创了周朝八百年的盛世，以自己聪明睿智的头脑制定了影响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礼制。他就是周公旦--一个数次放弃身登大位机会，却忠贞不二，披肝沥胆辅佐君王开创盛世的贤臣。
作为西周时期著名的军事家，他在东征过程中实施的团结内部、各个歼敌、军事攻势与政治争取并举的谋略，及先弱后强的作战指导，均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把周公旦的事迹安排在世家第三，是因为按照国力排位，鲁国不如吴国、齐国显赫，这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不考虑国力，周公旦必排在第一位无疑。
周公旦，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亦称叔旦。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因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或周公旦。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武王死后又平定“三监”叛乱，大行封建，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周公在当时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子武庚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师，3年后平叛，并将势力扩展至海。后建成周洛邑，作为东都。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
周公旦为周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辅助武王得天下，代理成王治天下，参与了制定周礼，而且毫无野心。前两条似乎是臣子的本分，算不上什么特殊功德。但是后两条就不一般了，不是哪一个臣子都能做到的。
周公旦的第一大历史功绩就是辅助武王，翦灭殷商。在法周灭商的战争中，周公旦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周人本是活动于今陕甘一带以农业见长的部族。太王、王季时开始兴盛。文王断虞、芮之讼，征伐犬戎、密须，巩固了后方，又越过大河，攻克黎国（今山西长治西南），进攻商王经常打猎的邗（今河南沁阳西北）。灭掉商的同姓国崇之后，在丰水西岸建立了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北），以便东进。武王和周公帮助他们的父亲--文王成了西方的共主，奠定了灭掉商朝的基础。
殷纣王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西方姬姓势力发展的严重性，他对外征东夷，对内拒谏饰非，醇酒妇人，酒池肉林，把国内政治搞得一片混乱。文王死后，武王即位，以周公为最主要的得力助手，在召公、毕公等帮助下，在盟（孟）津观兵，大会天下诸侯。这是一种进攻前的总演习，也是一种试探。
通过盟津观兵，不期而会“八百诸侯”，奠定了武王牢固的盟主地位，说明周有能力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发动灭商的战争。
盟津观兵两年以后，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曾想挽回商朝覆灭命运的忠臣贤王悉遭厄运，王子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逃亡，少师、太师奔周，纣王身边只剩下一些奸佞小人。王室内人心惶惶，无人再敢出来规劝纣王。周武王认为伐纣灭商的时机已经到来。
公元前1043年，武王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东向伐纣。出发前遍告诸侯重新会师于盟津，共同与商军决战。从镐京出发的大军，经渭河人黄河，浩浩荡荡，顺利抵达盟津渡口。在这里，武王第二次大会诸侯。这次会合后的联军，既有同姓诸侯，也有西方和南方的羌、微、造、彭、濮、庸、蜀等部落方国的部队。武王召开誓师大会，向联军发布了誓师令，历数纣王”自绝于天”的种种罪行，宣布执行上天的旨意--惩罚纣王，伐商联军士气旺盛，同仇敌忾，自盟津渡河后，乘虚而入，直奔殷都朝歌。
盟津会师，敲响了商纣的丧钟。之后，经过了决定性的战役--牧野之战，联军彻底打败了商朝军队，攻入了殷商国都朝歌，纣王走投无路，焚火而死，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西周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每一个朝代在刚刚建立时总会有一些人身在曹营心在汉，怀恋上一朝。当然，周武王统一时也不例外，宁死不食周栗的伯夷和叔齐便是佐证。纣王是死掉了，可是对如何处置殷商奴隶主和上层贵族的问题，武王一时拿不定主意。他首先问姜尚。太公说：“我听说，爱屋及乌。如果相反，人不值一爱，那么村落里的篱笆、围墙也不必保留。”意思是不光杀掉殷纣，连敌对的殷人也不能保留，而要统统杀掉。周武王不同意。又找来召公商量。召公说：“有罪的杀，没罪的留下。”武王说：“不行。”于是又找来周公。周公说：“旧帐就一笔勾销了吧，无论是商朝的贵族还是周人的贵族，应当一视同仁。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