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史记中的哲学与智慧
史冷金

本书由新华先锋出版授权掌阅科技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第一章

序言读“史”有智慧

历史是什么？历史不是秦皇汉武，不是唐宗宋祖，更不是强权暴力和阴谋诡计。历史是一种哲学，是一种大的智慧。谁掌握了这种哲学和智慧，谁就掌握了历史，谁就能够创造历史。而司马迁忍辱负重，用入木三分的洞察力、秉笔直书的责任感以及超人的毅力，给了我们认知哲学与智慧的良机，他的《史记》就是一部永不褪色的帝国历史。

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承载着一种谋略型的文化。文化的深处未必是谋略，但谋略的深处一定是文化。而司马迁的《史记》是第一次系统地对西汉以前的思想文化进行梳理的重要著作。他在演绎历史的过程中，对历史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哲学与智慧加以诠释和解读。

拨开纷繁复杂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对中国的智慧、谋略、政治能够产生影响的学派虽然有十几家，但影响最大的依次是法、道、儒三家。秦汉上承春秋战国，却能够将春秋战国时期未曾付诸实践的法、道、儒三家学说加以改造并实施，使之成为秦汉时期的正统政治思想，在秦代、西汉前期和西汉中期相继为用，前后嬗替，对当时社会作出各自的贡献。中国的智慧和政治虽然常常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态，但是寻根究底不难发现，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握了这三家的思想精髓，也就把握住了中国历史大势中的谋略和智慧。

君主统治天下以法家思想作为手段，而法家思想的最大特点则是建立在非道德的基础之上。法家之法的根源在于封建集权制，因此，它就特别强调“势”。“势”就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就必须承认和服从的绝对的权威。有“法”无“势”，“法”不得行；有“势”无“法”，君主不安。但如何才能保证“势”的绝对性呢？这就需要“术”。“术”就是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权术和方法。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制”就是“法”与“术”联手创造的御臣、牧民的法术系统。“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则是权术阴谋。这些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

秦在统一六国之前，就素有实行法治的传统。秦孝公时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商鞅死后，秦国实行法治的政策依然不变，秦国国富兵强，从相对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战国时代最强大的国家。秦王嬴政不但继承了这个传统，还加以发扬光大，以法治国，号令天下，而秦始皇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统一前，秦国的政策是以耕战和兼并为主要目标的；统一后，则要求以维护统一局面和保持持续发展为目标了。秦代统治者没有成功地实现这一转变，结果导致了秦王朝的速亡。

西汉建立后，统治者能够深切体会到秦末丧乱、凋敝的社会现实，并且注意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省刑少事，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制定了以恢复社会生产为主要目标的比较宽松的政策。这一政策从先秦以来的道家学说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因为它最适合战乱之后需要休养生息的社会现实，由此在汉初社会经济恢复时期，道家思想便取代了法家思想，而与汉初的现实政治结合，成为汉初的主导政治思想。

道家的经典中，智慧的优越感随处可见，处处显示出对别的学派的鄙夷和不屑。黄老道术自以为是最聪明的学说，它认为天地万物都受道的支配。道是绝对的，永恒的，是永远不可改变和亵渎的；世间的人是有限的，对于道只可以体味、尊重和顺应。那么，如何体味和遵循道呢？黄老哲学认为，那就是要顺应自然，要无为，然后才能无不为。所谓“圣人无心，以天地之心为心”，说的就是圣人没有自己的主张，万物的自然运行就是圣人的主张。人如果不能体察道，就不能“知常”，不能顺应自然，在现实中就容易招致祸害。但是在社会政治的实际影响力上，老子之学要到汉初黄老之治的实施后才正式被试验着，因为在迭经春秋、战国、灭秦、楚汉之争之社会战乱终告停止之时，人们终于发现争强斗争的害处以及休养生息的重要，于是黄老学说的哲学观点遂被重视。

正是凭着这种精神，汉皇室从道家“清净无为”思想出发，实行“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治民之策，从而开创了文景之治的辉煌。

但当西汉国力强盛时，“清心寡欲”的无为思想就不再适宜了。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要“兴太平”，就要制作礼乐，要“改正朔，易服色”，要举行封禅大典，大兴繁文缛节的建置，而儒学最能符合这种要求。所以，在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建议，罢黜黄老百家之言，独尊儒术，自此儒家思想正式上升为国家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年。

儒家把“经济”视为“经世济民”的事业，是其“外王”即治国平天下的主要任务。而治国平天下，就是要达到儒家强国富民的目的。其实，这并非是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在这里，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这三家的智慧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背景下，各个学派的思想相辅相成，此消彼长。

然而，中国的智慧首先是道而不是术，因为，权谋决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中国权智在本质上是一种至为深刻的文化，只有人的身心内外都渗透了这种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内谋谋圣、外谋谋智的境界，才能成为真正的圣、智兼备的谋略家。

司马迁在《史记》中描绘了大量的人物形象，他的特点就在于臧否人物时有意识地淡化了人物的伦理道德色彩，重视历史人物的内在价值及其实现程度，即看这个历史人物能否充分地运用权谋和智慧来实现自己力量和目标的最优化。他并不对人物的出身多么看重，而是看到了历史人物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对历史进程产生大影响的人物，必定是英才或雄才，像项羽、吕后之入本纪，孔子、陈涉之入世家，滑稽、日者、龟卜、货殖、刺客、医生、游侠之入列传，都是《史记》的不同凡响之处。只要历史人物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慷慨立功名，司马迁就为他们立传。司马迁刻意强调人对悲剧命运的抗争，提倡在困境之中发愤而起，用功名大业来洗刷耻辱，实现对人生苦难的补偿。司马迁看似平实的叙述中总是闪现着哲学和智慧的光辉，他的这部非凡之作也因此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承载着三千年华夏历史的《史记》，全面地展现了帝国的治乱兴亡、朝代更替、庙堂权术、江湖生存的原始形态，贯穿其中的则是智谋、心力、情感、品质等人性文化的潜规则。知源流，明因果，识人性，观成败，历史的经验正可以用来弥补人性的弱点，让我们游走于世情的边缘，寻找属于自己的心路历程。

无言的征服

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

--《史记-周本纪第四》

周朝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次文化繁荣时期，尤其在战乱不断的周朝后半期--东周，产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众多杰出人物，他们创造辉煌灿烂的文化，创建了诸多学术门类，并取得突出成就，这种盛况只有古希腊和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才能与之相媲美。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周朝前期的许多历史。事实上，正是周朝的开国者及其祖先经历了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修身治国，为人民服务，才使周朝能够从一个封地不足百里的诸侯小国到王有天下，并且能够长治久安。

弃、弃之孙公刘、12世孙古公、14世孙西伯，无不怀德以聚民，修身以治邦，克己以为民。十几代人的努力，终于使岐山的一个小国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在西伯之子周武王之时取代商纣，成为中国至尊，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篇章。

古公觉得他第三个儿子的儿子西伯特别出众，史记赞曰“圣瑞”，于是古公想传位给西伯，但是由于西伯是自己的孙子，而且不是长子的儿子，于是他暗示自己的儿子：周国将来的昌盛，是在西伯身上吧？儿子们都心领神会，前两子于是纹身断发，匿于蛮夷。西伯终于当上周国的王，也即日后的周文王。

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到商纣王即位时期，由于商纣王不理朝政，终日寻欢作乐，荒淫无度，人民怨声载道，整个社会已步入了全面危机的深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正如日中天，蒸蒸日上。纣王害怕周族人强大，将西伯侯姬昌软禁在关押政治犯的羑里。

“文王拘而演周易”--太史公这句话人人皆知，那么为什么周文王非要在坐牢后而不是在坐牢前推演周易？这是逻辑思维推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须知周文王作为诸的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位于高层的商纣王的政敌，正因为这样才被商纣王逮捕并囚于羑里。

在这种沉重而沉痛的失败之中，他当然要在斗争策略、政治纲领及组织用人上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总结。在进行这些总结时，肯定十分需要哲学的策略的测算的思想理论支持，而此种思想理论必须具备综合性的多功能的效用。

周文王以周朝前的夏易和商易为基础，对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的失败与成功的两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除了一般的政治策略手腕和必要的战略战术之外，还从更高的思维角度出发，对整个隐秘的抽象的测算逻辑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整合和提升。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有像周文王这样地位的人，才有可能进行此类搜集整理加工和提高的活动。再则，渭水遇姜尚，司马迁说得很清楚“甚悦”--非常高兴！君臣二人在渭水边上谈得十分投机，还商定了推翻和消灭商纣王的计划。

请注意，“甚悦”包含了二个内容，第一个是共同的政治见解，这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因周文王是个职业政治家（世袭的政客，贵族式的官僚）如没有共同的政见，就不会有更深入的交谈。第二周文王，包括他的儿子周武王在网罗人才方面都实行这样一条策略：先人后事。周文王遇到姜子牙的时候，姜已经70岁了，当时他不过就是一个在河边钓鱼的老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他跟周文王畅谈了一番天下大事，周文王马上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才！这么一个连普通人都不会去尊重的渔夫，身为一国诸侯的周文王却主动请他去治理国政，可以说这就是文王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渭水之滨，君臣二人在政治、军事、时局策略等问题各抒已见，真是“酒逢知已千杯少”，如此才出现了姜尚辅佐文武二王的情况。

此时已是厚积薄发、运筹而游刃有余的姜子牙（即姜尚），对内他帮助周文王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如：实行“九一租税制”，即农人租用公田，只缴纳九分之一租税的低税制度；给大大小小的官吏“分地”，作为官吏的俸禄，而且子孙可以承袭等。这样，就调动了农人在官田上努力生产、官吏们自觉地搞好给本人土地的生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有朝一日兴兵伐纣奠定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对外，姜子牙协助周文王实行韬光养晦，孤立瓦解的政策。于是，周文王表面上对商王表现得谦和恭顺，一心事殷，使商王误以为周是最可靠的属国。周文王是位忠心的人，但暗中他却采取种种手段，拉拢争取殷商的其他属国，使殷商越来越孤立，结果许多诸侯国和部落陆陆续续地弃殷而投周，到了后来，殷商虽名为天子，而真正附属于他的属国、部落却连原来的三分之一都不足了。这样，就又为最后消灭纣王，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可惜的是，周文王未能实现灭纣的愿望，便撒手归西了。

姬昌治理周国前后垂50年，选贤与能，招徕重用了谋略过人的姜太公、散宜生、太颠、闳夭、南宫适等贤才，建立起一个团结而高效率的政治统治集团。他归国后，并没有立即出兵伐纣，而首先在国内修整内政，宣扬德教，巩固了统治基础，也在诸侯间赢得了“仁义”的美名。不少邻近的方国都来请周国调停争端。姬昌趁机大搞统一战线，而各国由于要供应商朝攻打东夷的大量军队和物资，又受到商王的猜忌和钳制，早已苦不堪言，当然也乐于向“西伯”靠拢。史称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虽然不免夸张，但也反映出周国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和商朝分庭抗礼的地步。

同时，姬昌及其幕僚又开始抓意识形态，为灭商大业奠定思想基础，商王宣称自己的王权得自“天命”。周人讲“天命无常，惟德是辅”，说商王无德，西伯有德，所以天命已经转移到姬昌身上，前1056年就是姬昌“受命”元年，于是姬昌也对内称王，是为文王。另一方面，文王对商朝仍然小心翼翼，殷勤贡奉，甚至在自家祠堂祭祀商朝先王（今天，在周原还有相关的甲骨文出土），以麻痹帝辛的耳目。

周文王死后，“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脩文王绪业”。

有一天，武王姬发问姜子牙：“我打算减轻刑罚而又能树立我的权威，少施行一些赏赐而又能使人们从善，少颁布一些政令法规而民众又都能自觉按一定的规范行事。请问师尚父，怎样做才能实现这一点呢？”

姜子牙说：“如果你杀了一个人就能使一千个人害怕而不再犯罪，杀两个就能使一万个人害怕而不再犯罪，杀三个人就能使三军军威大振，那么你就把他们都杀了。如果你赏了一个而使一千个人高兴，赏两个人而使一万个人高兴，赏三个人而能使三军上下都高兴，那么你就赏他们；如果你能通过法律条令约束了一个人，而使一千人遵照执行，那么你就用这法律法令去约束他；如果你能通过禁止两个人的错误行为，而使一万个人不再去做，那么你就去禁止；如果你能通过教育三个人，而使三军上下都受到教育，那么你就去教育。总之，能够杀一个而惩戒上万人，赏赐一个而激励更多的人，这才是有道明君的权威，幸福之所在啊！”

武王姬发听了，顿开茅塞，照着姜子牙的话去做，时时慎于刑赏，力求令行禁止，使周朝的政治更加清明。

此时，商朝在暴君纣王统治下，政治上已十分腐败，背叛殷商而依附周室的人越来越多，但军事上仍有较强实力。武王审时度势，积极为灭商准备条件，等待时机。他即位9年后，为便于进攻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将都城由丰（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西岸）迁至镐（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观兵”。

周军在行进途中，忽然被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拦住了去路。武王和姜尚上前一问，才知道两人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是北方的孤竹国人，原是仰慕武王的德政前来投奔的，听说周军要去灭商，认为臣子不能犯上，因此要武王罢兵。姜尚见是两个不识时务的迂老头，便不和他们争论，只叫士兵将他们拉开后，便命令军队继续前进了。

周军于当年年底来到黄河边。黄河正好封冻，大军踏冰渡河，顺利地抵达孟津。“盟津观兵”时，武王自导自演了不少好戏。

《史记-周本纪》中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武王何以不趁此时一举攻下朝歌？从史书中的蛛丝马迹推测，一方面，似乎武王掌握朝歌的重要情报，得知此时殷商尚有一定实力，不可轻伐；另一方面，威德素著的文王已死，嗣位的武王威信未立，其他诸侯未必听话，所以武王不敢改元，甚至连出兵都要奉文王的灵位为主，到哪儿都打着“文王牌”。这场会盟中周人大搞“祥瑞”，无非是为了确立武王“天命所归”的至高地位，这也需要时间才能巩固。从敌我双方来说，都还没有到正式交战的时机。不过，这个时机很快就会到来。

这次观兵实际上是一次为灭商做准备的军事演习和检阅。他率大军先西行至毕原（今陕西长安县内）文王陵墓祭奠，然后转而东行向朝歌前进。在中军竖起写有父亲西伯昌名字的大木牌，自己只称太子发，意为仍由文王任统帅。大军抵达黄河南岸的盂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有800诸侯闻讯赶来参加。人心向周、商纣王孤立无援的形势已形成，诸侯均力劝武王立即向朝歌进军。武王和姜尚则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在军队渡过黄河后又下令全军返回，并以“诸位不知天命”告诫大家不要操之过急。

当时，商纣王已感觉到周人对自己构成的严重威胁，决定对周用兵。然而这一拟定中的军事行动，却因东夷族的反叛而化为泡影。为平息东夷的反叛，纣王调动部队倾全力进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与此同时，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炽化。

这时纣王的昏庸暴虐却更加变本加厉了。有天早晨，纣王在鹿台上与妲己一起观赏风景。此时正是隆冬天气，他们看见远处的淇水边有一老一少两个人正赤着脚在淌水过河。前面的老人走得很快，好像不太怕冷，而后面的年轻人却缩手缩脚，一副十分怕冷的样子。为什么年轻人反倒不如老年人？纣王觉得奇怪。妲己说，这是因为那老人的父母生他时很年轻，因此他的骨髓饱满、精血旺盛；而这年轻人则相反，是一对老年夫妇所生，因此他的骨髓先天就不饱满。纣王不信，就命武士立刻去将两人抓来，当场砍开他们的脚胫骨看个究竟。还有一次，纣王为了与妲己打赌在鹿台下路过的一个孕妇肚里的孩子是男是女，又让武士马上剖开了她的肚子。

大臣箕子见纣王实在闹得不像话，进宫去劝谏。纣王一怒之下，下令将箕子剃了光头，关到后宫做奴隶。比干去为箕子说情，纣王竟命武士将他剖胸剜心，说是要看看他这个装假正经的圣人到底长了几个心眼。微子看到纣王实在无药可救了，他不愿亲眼目睹商朝的灭亡，就带着家眷，抱着商朝宗庙祭器逃离了朝歌，隐居起来了。

商纣饰过拒谏，肆意胡为。百姓皆侧目而视，缄口不言。武王同姜尚研究，认为灭商条件已完全成熟，遵照文王“时至而勿疑”的遗嘱，果断决定发兵伐商，通告各诸侯国向朝歌进军。

公元前1046年，周师出兵前按惯例用甲骨占卜，不料结果居然大大不利。发兵的各路诸侯原本就对商的军力有所顾忌，同时暴风骤雨忽然而至，更加动摇了讨伐商纣的信心。

在古时候打仗，都是相信神灵的，吉则行，凶则止。但周武王算的这一卦却是一个不祥之兆，同时还伴随着暴风雨。这样武王手下的那帮大臣很是惧怕，都一致反对出兵伐纣。但精通天文地理，胸藏无量韬略的姜子牙却不信这些。他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如不及早动手，过不多久商纣王南征的精锐部队将要归来，那时再攻打将是一个未知数，而现在进军就能轻而易举攻克。

于是，就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姜子牙一把抓起龟甲兽骨扔在地上，大喝道：“枯骨朽龟，知道什么天命！”在他的坚持下，武王恢复了信心，出兵仍然按原计划进行。伐商的战略计划是：趁商朝主力军滞留东南之际，精锐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深入王畿，击溃朝歌守军，一举攻陷商都，占领商朝的政治中心，瓦解商政权，让残余的商人及其附属方国的势力群龙无首，然后各个击破。

事实上，果如姜子牙所预料的那样，消灭商纣王后，凯旋而归。商王朝的10万精锐部队走到半路上闻听商王朝灭亡了，便迅速与当地商王朝残余部队勾结，形成了一个宠大而顽强的军队，后来姜子牙派兵方消灭掉。

大军到达朝歌郊外70里处的牧野（今河南汲县南），各诸侯率兵车4000乘会合。这时候，商纣王正带着他的宠妃和一帮大臣，在鹿台上醉生梦死，吃喝玩乐，丝毫没有准备。纣王闻知周兵已到的消息后，这时才着慌起来，连忙组织军队抵抗。但朝歌的守城军队不多，他只好临时抱佛脚，将城内的大批奴隶和前几年与东夷的战争中抓来的俘虏统统武装起来，开往前线。纣王亲自率领这支号称有70万人的杂牌军，来到牧野与武王的联军对阵。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大战。虽然在军队数量上。周武王的讨伐大军远远少于商纣王的部队，可是论士气，周武王的伐纣大军同仇敌忾。论战斗力，周武王的伐纣大军训练有素。这就不是纣王的乌合之众所能比拟的了。

甲子日凌晨，北风劲吹，牧野上下杀气腾腾，双方大军严阵以待。只见武王立在战车上，左执王者之钺，右握王者之旄。厉声说道：“暴君纣王败坏朝政，耽于淫乐，杀害忠臣，荼毒百姓，法纪败坏，祭祀不修，宗亲不用，收容各方逃奴，任用四方罪臣，严刑酷法，殷民怨恨，天帝震怒！今日之战，便是我姬周奉天帝之命，伐暴虐之殷”，周武王的声音回荡在牧野上空。这就是著名的史称“牧誓”，周武王开创了战前誓师的先例。

征战开始，纣王指挥着商军凭借着人多势众，欲先声夺人。周师以属国巴人为前锋，首先迎敌。巴人大多面有刺青，衣饰古怪，狰狞可怖，即使在风雪之际，也是光头赤足，无帽无鞋。更令商军惊讶的是，巴人面对着来袭之敌，并没有组织防御，而是在周师阵前高歌起来，伴随着他们激越的歌声，巴人的鼓点与舞步急如骤雨。

巴人那令人热血沸腾的歌舞与鼓点，和武王的训词一样激励着将士奋勇杀敌。

两军正杀得昏天黑地，突然东侧的一支商军，阵前倒戈相向，那正是少师胶鬲的精锐部队，顿时商军整个东翼一片混乱。纣王急令精锐中军出动，才勉强填补上东翼倒戈造成的空隙，但整个部署已显乱象。战斗中周师占据了一片略高的缓坡，结成方阵，犹如一方巨石，抵挡住商军潮水般的冲击。边缘的士兵倒下，后面马上有人接替，方阵始终屹立不动，鲜血染红了积雪与枯草。

周军数十辆在朝阳下熠熠生辉的战车组成小小的一字阵形，快速逼近商军阵线。商军前排的弓弩手开始放箭，几匹战马悲嘶着倒在血泊中，几辆战车歪到了一边。但大部分的战车仍不为所动，如飞鹰扑击一般，冲向商军的旗帜之林中。商军弓弩手都是临时拉来的征夫，箭法本来不准，看到周军战车的疾速逼近，手都哆嗦了起来。片刻之后，就连周军胸口铠甲上的狰狞兽头都能够看见，商军更是斗志全无，不由自主地往后退缩。战车上的武士们开始放箭，战车本身在颠簸中前进，箭很难射准。但商军密密麻麻的人群使得瞄准都成为多余，每一箭下去就是一片惨叫哀嚎，魂飞魄散的商军士卒开始狼奔豕突，商军的阵线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缺口。

周师最精锐的3000虎贲，开始一直没有动用，直到双方士卒都显疲态。武王见时机已到，将军旗交与姜尚，亲自率领3000精锐，如一柄尖刀，呼啸着刺入商军建制已乱的东翼。

这是武王训练了3年的一支奇兵，其中兵士，都是层层淘汰精选出来的，再加以严酷的训练，相对于普通士兵，无不以一当十。跟在虎贲军后面，负责扩大战果的是蛮勇的西戎兵，他们将虎贲精兵刺开的裂口越撕越宽，商军立时乱了阵脚。

武王率领虎贲精兵，杀向商军不过几个来回，商军就被分割成零碎几块，士兵已无斗志，仓皇奔逃，周师乘胜斩杀。原野上的血流渐渐汇成无数条血溪，有些地方跌落地上的断柄残木，竟然漂浮起来，后来史称，“牧野之战，血流漂杵”。

此时，吕尚率领突击队冲入了商军之中，溅起一片血光，但很快被商人的优势兵力包围。后方观战的武王不失时机，命令挥舞军旗，擂起战鼓，主力战车部队也开始了冲锋，像一片巨大的乌云一样从地平线上席卷而来。呐喊声响彻云霄。尚未卷入战斗的商军士兵们呆呆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前线被突破，联军的战车堪堪冲到面前，有几个机灵的回过神来，扭头就跑，旁边的人纷纷仿效。霎时间，出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十余万人如同潮水一般退去，身后是大举追击的联军车阵。

商军以优势兵力而迅速崩溃，根本原因当然在于士气低落。但直接的原因仍然是联军武器上的重大优势：三百多乘（一说四千乘，似乎过多）当时最先进的重武器--战车。而商军方面没有任何使用战车的记载。从商代的考古发掘来看，商朝的战车也不少，但当时多半都在东南战场上难以及时调回，只有少量华贵的“戎路车”供帝辛等高级统帅乘坐。主要的战斗力是步兵，牧野上没有防御工事，只能靠步兵的阵列组成人墙抵挡快马重车的冲击，其效果大概不会比今天用血肉之躯去挡坦克好多少。何况商军大都是临时拉来的奴隶和战俘，大都没有受过相应的军事训练，杂凑在一起，也不能有效配合。结果可想而知。

商纣的军队在周军凌厉攻势下一触即溃。那些被迫参战的奴隶、囚徒不愿为纣王卖命，反把武王看作救星，倒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入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自焚身死。商朝由此灭亡。

周军取得牧野之战的彻底胜利决非偶然。首先是周文王、周武王长期正确运用“伐谋”、“伐交”策略的结果。它起到了争取人心，翦敌羽翼，麻痹对手，建立反商统一战线的积极效果。其次，是做到了正确选择决战的时机，即乘商师主力远征东夷未还，商王朝内部分崩离析之时，果断地统率诸侯联军实施战略奔袭，从而使敌人在战略、战术上均陷于劣势和被动，没有时间做有效的抵抗。再次，适时展开战前誓师，历数商纣罪状，宣布作战行动要领和战场纪律，鼓舞士气，瓦解敌人。最后，在牧野决战的作战指挥上，善于做到奇正并用，予敌以巧妙而猛烈的打击，使之顷刻彻底崩溃。

商纣王之所以迅速败亡，根本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殷商统治集团政治腐朽，横行暴敛，严刑酷法，导致丧尽民心，众叛亲离。其次是对东方进行长期的掠夺战争，削弱了力量，且造成军事部署的失衡。三是殷商统治者对周人的战略意图缺乏警惕，放松戒备，自食恶果；四是作战指挥上消极被动，无所作为。加上军中那些临时仓促征发的奴隶阵上起义，反戈一击，其一败涂地也就不可避免了。

法与仁的博弈

胥人者，去其几也。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

--《史记-李斯列传》

如果说儒家是温顺的绵羊，那么法家就是凶残的老虎。法家注重实践，不尚空谈。法家的激进、强硬正好投秦之所好。秦国从商鞍变法开始，当政者都十分重视依法治国，形成了“缘法而治”的传统。法令一经颁布，即使国王也不能违反或更改。

秦王嬴政继承了这个传统，并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韩非，曾自叹“若与其同游，则无恨矣”。战争时期，他对将领赏功罚罪，皆依法。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全国统一的法律。秦始皇虽专制，认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国。

他最值得人赞扬的就是对“法”的执着精神，作为一个独裁者，他没有大封皇亲子弟，没有宠信后宫和外戚，没有违背法治，没有做一件“鸟尽弓藏”的事情。

在纷乱不一的战国，他能够统一天下，除了先王积累的实力以外，秦始皇自己重视人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很懂得识人用人，他从不用旁门左道控制大臣，而是用光明正大的“法”去驾驭臣下，“功必赏、过必罚”--因而人人乐于效命，这一点更是后来的帝王所无法匹及的。

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政加冕亲政。这年，宦官嫪毐发动宫廷政变，秦始皇派昌平君、昌文君率兵围剿长信侯嫪毐，并悬赏说：“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史记-秦始皇本纪》）。将把叛乱者一网打尽。第二年，又借嫪毐事件，免去“仲父”吕不韦的相国职务，把朝政大权收回到自己手中，舍人李斯受到重用。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他年轻的时候，曾在郡里当小吏，看到办公处附近厕所里的老鼠在吃脏东西，每逢有人或狗走来时，就受惊逃跑。后来李斯又走进粮仓，看到粮仓中的老鼠，吃的是屯积的粟米，住在大屋子之下，更不用担心人或狗惊扰。于是李斯就慨然叹息道：“一个人有出息还是没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

于是，李斯就跟着荀子学习帝王治理天下的学问了。学业完成之后，李斯估量楚王是不值得侍奉的，而六国国势都已衰弱，没有为它们建功立业的希望，于是就想西行到秦国去。在临行之前，向荀子辞行说：“我听说一个人若遇到机会，千万不可松懈错过。如今各诸侯国都争取时机，游说之士掌握实权。现在秦王想吞并各国，称帝治理天下，这正是平民出身的政治活动家和游说之士奔走四方、施展抱负的好时机。地位卑贱，而不想着去求取功名富贵，就如同禽兽一般，只等看到现成的肉才想去吃，白白长了一副人的面孔勉强直立行走。所以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悲哀莫过于贫穷。长期处于卑贱的地位和贫困的环境之中，却还要非难社会、厌恶功名利禄，标谤自己与世无争，这不是士子的本愿。所以我就要到西方去游说秦王了。”

到秦国之后，正赶上秦庄襄王去世，李斯就请求充当秦相国文信侯吕不韦的舍人；吕不韦很赏识他，任命他为郎官。这样就使得李斯有机会游说秦王，在吕不韦之后受到重用。他对秦王说：“平庸的人往往失去时机，而成大功业的人就在于他能利用机会并能下狠心。从前秦穆公虽称霸天下，但最终没有东进吞并山东六国，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诸侯的人数还多，周朝的德望也没有衰落，因此五霸交替兴起，相继推尊周朝。自从秦孝公以来，周朝卑弱衰微，诸侯之间互相兼并，函谷关以东地区化为六国，秦国乘胜奴役诸侯已经六代。现如今诸侯服从秦国就如同郡县服从朝廷一样。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就像扫除灶上的灰尘一样，足以扫平诸侯，成就帝业，使天下统一，这是万世难逢的一个最好时机。倘若现在懈怠而不抓紧此事的话，等到诸侯再强盛起来，又订立合纵的盟约，虽然像黄帝一样贤明，也不能吞并它们了。”

秦王任命李斯为长史，听从了他的计谋，暗中派遣谋士带着金玉珍宝去各国游说。对各国著名人物能收买的，就多送礼物，加以收买；不能收买的，就用利剑把他们杀掉。这些都是离间诸侯国君臣关系的计策，接着，秦王就派良将随后攻打，然后任命李斯为客卿。

恰在此时，韩国人郑国以修筑渠道为名，来到秦国做间谍，不久被发觉。秦国的王族和大臣们都对秦王说：“从各诸侯国来奉事秦王的人，大都是为他们的国君游说，以离间秦国而已，请求大王把客卿一概驱逐。”李斯也在计划好的要驱逐的客卿之列。李斯上书劝说，秦王才废止了逐客令，继续重用客卿，定下金帛利诱与武力打击相结合的方略，加快兼并六国的战争步伐。

秦王嬴政非常重视人才，有着“容才之量”的胸怀，他彻底贯彻韩非子法家的任人惟贤的治国方略，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虽然对他的为人历来评价刻薄，但实际上在使用人才方面，他严把质量关。不管是谁，只要有才能，能够为秦国的发展作出贡献，他都加以任用，使他们为自己卖命。

此时，大梁人尉缭也来到秦国，劝说秦王道：“凭着秦国这样强大，诸侯就像郡县的首脑，我只担心山东各国合纵，联合起来进行出其不意的袭击，这就是从前智伯、夫差、湣王所以灭亡的原因所在。希望大王不要吝惜财物，给各国权贵大臣送礼，利用他们打乱诸侯的计划，这样只不过损失30万金，而诸侯就可以完全消灭了。”秦王听从了他的计谋，会见缭时以平等的礼节相待，衣服饮食也与尉缭一样。

但尉缭反而要走。他说：“秦王这个人，高鼻梁，大眼睛，老鹰的胸，豺狼的声音，缺乏仁德，而有虎狼之心，穷困的时候容易对人谦下，得志的时候也会轻易地吃人。我是个平民，然而他见到我总是那样谦下。如果秦王夺取天下的心愿得以实现，天下的人就都成为奴隶了。我不能跟他长久交往。”之后，拔脚开溜，却不幸被嬴政发觉，被逮了回来。不过，嬴政并没有大发雷霆，将他投入监狱，而是执意挽留，任命他为秦国太尉，始终听从他的建议，从而作出了很多正确决策。

秦王采纳尉缭破六国合纵的策略，“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从内部分化瓦解敌国；乘六国混战之际，秦国“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李斯建议秦王先攻韩赵，“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拔荆，东以弱齐燕”。实际上是继承历代远交近攻政策，确定了先弱后强，先近后远的具体战略步骤，这一战略步骤可以概括为三步，即笼络燕齐，稳住楚魏，消灭韩赵，然后各个击破，统一全国。在这种战略方针指导下，一场统一战争开始了。

公元前236年，秦王政乘赵攻燕、国内空虚之际，分兵两路大举攻赵，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帷幕。

此时，提拔赵国大将李牧的孝成王已死，在位的是窝囊废赵王迁。公元前234年，10月，秦大举攻赵，秦将桓齿率20万大军攻赵平阳，赵派扈辄领军30万来救，两军在汾水以东进行会战。

秦军背水列阵，置之死地而后生，拼死而战，大发神威，个个奋勇向前，以一当十，以百作千。一场会战下来，赵将扈辄阵亡，秦军斩首级报功者达10万，伤敌不计其数。数万赵军残余退入太行山区，才免除遭歼的命运。消息传到邯郸，只会寻欢作乐的赵王迁，惊吓得差点从宝座上掉下来，赵国群臣更是束手无策。秦国方面情形正好相反，报捷请赏的军使不绝于途，魏、韩迫于情势，也不得不派使前来道贺。

赵王迁虽无能但并不傻，只得又以李牧为大将军，率兵抗秦。良将李牧以8万精兵在平阳附近的宜安（今河北石家庄东南）大破秦军。他采取大胆前进包围战术，以3万人利用地形列阵，吸引10万秦军攻击，另以2万步兵在侧翼攻击秦军，再以3万骑兵以雷霆万钧之势，攻击并席卷秦军后背，形成三面包围，只留下南方缺口。

秦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历来作战都是采取速战速决的闪电战术，以局部绝对优势一举歼灭当前之敌，造成战场震撼，促使敌人丧失斗志。绝大部分敌人不是投降，就是溃退，所以秦军已养成轻敌的习惯，对侧翼之后方警戒不太注意，因为很少有敌人像李牧这样，敢以3万轻装骑兵深入秦军后方。

这样一来，乃是李牧造成了战场震撼。10万秦军主力部队尚未攻下赵军壁垒，后方战败的消息已经传来，锐气一失，兵败如山倒，壁垒中赵军乘胜出击。秦军只觉得四面八方都是敌人，顿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往西撤退的秦军遭到汾水阻挡，只有沿着汾水向南撤退，一直到曲沃才算稳往阵脚，廿万大军只剩下了8万人。李牧为了怕遭到上党方面王翦部队的夹击，在追击一段时间获致最大战果后，回守平阳、宜安之线。

赵秦历年交战，除了几十年前马服君赵奢曾大破秦军以外，赵国是连战连败，最后的结局都是赔款、割地议和。而李牧以8万劣势兵力击败20万强秦常胜军，聚歼12万有余，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胜，不但整个赵国鼓舞欢腾，全天下都为之震惊兴奋。李牧为赵国带来信心和希望，也为诸侯各国建立了联合抗秦的愿望。于是赵王封李牧为武安君，同时也干了另一件大蠢事，将李牧调回朝中任右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