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新教派别都在经济方面表现突出。加尔文教派的影响力，甚至在德国也是最强大的；与其它教派相比，归正宗（即加尔文宗）。

此外，莱茵河地区和卡尔夫的情况同样值得关注。而在这篇导言性质的讨论中，完全没有必要堆砌如此多的实例。已经列举的实例足以说明这样的问题：艰苦劳动与积极进取的精神（或其他的什么称呼）的觉醒常常被归功于新教的努力，但并非像一般的看法那样是源于他们崇尚世俗的生活，或者也不应该片面地将其与启蒙运动联系在起来。路德、加尔文、诺克斯、弗埃特这些旧日的新教与今日的进步生活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今天，即便是最狂热的宗教信徒，也不会摒弃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这恰恰是旧日新教共同厌恶的。倘若一定要从旧日的新教精神的特征中找出一些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某些内在联系的话，不管怎样寻找，都不可能从多少带有唯物主义或者至少表现反禁欲色彩的现世生活享乐中找到答案，而体会其纯粹的宗教特质才是正路。在谈论英国人时，孟德斯鸠表示（《法意》第二十卷，第七章）：英国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即虔诚、商业和自由”。而他们在商业上的所取得辉煌成就与对自由政治制度的适应能力，难道不会以某种必然的方式同孟德斯鸠所指出的卓著的虔敬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吗？

一旦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一问题，大量存在的可能的联系便会模模糊糊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但鉴于史料之间存在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联系，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尽量理清充斥于我们脑海中的这些模糊的东西，以作出明晰的阐释。然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剔除我们之前已经论述过的那些含混不清而笼统的概念，并竭尽所能地深入到历史上存在过的基督教不同派别的宗教思想的特质与差异中去。

但是，在着手进行这项研究之前，还需要对我们试图解读的那些现象的历史背景的独特性作出分析，其次再讨论在本书的研讨范围之内，这样的分析存在什么样的意义。

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标题用的有些奇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总的来说，给这类东西下一个定义，是很不容易的，而且还会遇见很多阻扰。其实是考察本身的性质决定了这些阻挠。

如果说“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术语具备什么含义的话，那么可以说它所使用的对象都只是一种历史，也就是说在历史中联结起来的一种要素的复合体。而我们正是根据这些要素所蕴藏的意义，将它们统一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的。

只是，这样一个历史概念，单说它的内容，指的也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个体性所体现出来的意义深厚的现象；因此，想要按照“属加种差”的公式来定义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逐步将那些从历史史实中抽取出来的个别部分结合成整体，才能得到这样的概念。因此，最终被定义的概念是不能放在这种考察的开头的，而是必须放在考察的结尾处。换句话来说，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为所讨论的最重要的结果，找出最佳的概念阐述；这样做，才能将我们所感兴趣的观点表现的淋漓尽致。这种观点我们将会在后面提到；然而，这种观点对于我们正在研究的历史现象来说，并不是唯一的出发点。如果我们从其它立场来探讨这种历史现象，或者其它的历史现象，获得的特征与这些特征基本上是同等重要的。所以，就我们分析的目标而言，这种现象对我们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也没有必要通过资本主义精神加以理解。正是因为所有的历史概念的本性决定了它，因此，历史概念是不可能被抽象的普通公式掌握的；而是要用具体、独特的各种关系来体现历史的个性。

所以，当我们试图确定我们现在正在分析和历史说明的对象，那么就绝对不能采用概念定义的形式来进行；而应该在开始的时候，就对这些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做一个暂定的描述。可是，为了清晰地了解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这种描述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有关资本主义精神的文献，它那近乎经典的纯粹性包含着我们所要寻找的精神；同时，它还具备了与宗教没有丝毫关系的优点。当然，这对我们的目的而言，与各种先入之见的优点也毫无关系。

“一定要记住，时间就是金钱。如果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一天挣到了十先令，那么，当他再利用这天游玩或者休闲而花去了六便士，那么，这并不能算作是他的全部开销；实际上，他还另外花了五先令，或者说他白白扔掉了五先令。”“一定要记住，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一个人将他的钱放在我这里，到了约定的时间又不拿回去的话，那么，他就是将利息，或者再这段时间内用这笔钱获得的利息给了我。这要这个人信用好、守信用，而且又有经济头脑，那么，他就可以利用这笔钱赚取更多的钱。”“一定要记住，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钱可以再造金钱，而孳息也可以再造更多的孳息，如此这样，生生不息。经过周转五先令可以转变为六先令，接着又可以变为七先令三便士，如此下午，可以转变为一百英镑。钱越多，周转再生的钱也就越多，因此，利润也就越多。如果有人将一只母猪杀掉，也就等于毁掉了它数以千计的后代；如果有人糟蹋了一个先令，也就等于毁掉了它原本可以再生的更多的先令，甚至可以毁掉无数英镑。”“请记住这样一句话：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只要是遵守诺言、按时付款的人，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他都可以筹集到朋友们的存款。这一点总会带来益处。除了勤劳、节俭以外，对年轻人而言，没有什么能与公正、守时更能在交往中起到好的作用的了。所以，绝对不能违背诺言，到了该还钱的时候，一刻也不要拖延，否则失信一次，你就再也无法从朋友那里得到援助了。

“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只要它有损于你的信用也不应当去做。如果债权人能够在凌晨五点或者傍晚八点听见你的锤声，那么他在半年之内都会感到舒心的。假如，你在工作时间玩台球，或者出现在酒馆里，被他看见的话，第二天你就会被他派来的人催帐了，而且他还会让你一次付清欠款。”“除了行为谨慎、细致以外，把欠别人的东西时刻记在心上，也会让你在大家的心目中成为一个诚实，讲信用的人。”“要时刻谨记，你所拥有的一切并不会永远属于你，要细致地计划生活，做到量入为出。大多数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想要避免这种错误，最好的办法就是详细记载你的所有支出和收入。假如你能从一开始就这样做的话，将会收获很多的益处。例如，你会发现那一大笔支出的数目，原来都是小笔支出累计起来的。这样一来，你就会仔细分配金钱，省下并不需要支出的钱，这样做不但不会让你感觉困难，反而会增强你的克制能力。”“如果你被大家公认为是一个节俭、诚实、守信的人，那么即使你一年的收入只有六英镑，也可以完成一百英镑才能做到的事情。”“如果每天将四便士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那么一年下来你就浪费了至少六个英镑。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一百英镑的意义。”“如果一个人每天浪费可赚取四便士的时间，日复一日，他也就失去了使用一百英镑的特权。”“如果无所事事而浪费掉了价值五先令的时间，实际上，也就是白白丢掉了五先令，这就好像故意将五先令丢进大海一样。”“事实上，丢失五先令的人，并不尽进失去这一点钱，而是失去了因这五先令在交易中所能赚取的所有利益。当一个年轻人步入老年的时候，这笔积累将会是很大一笔钱财。”这些话正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教导我们的。《美国文化一览》的作者费迪南德-古恩伯格也用这些话在书中以尖刻、讽刺的口吻批判了美国佬的自白。毫无疑问，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那些话的体现，但是，我们并不能奢望这些话包含了所有的资本主义精神。现在，我们来体会一下富兰克林的这些话。古恩伯格曾经用“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刮钱。”来概括了美国佬的哲学。这种比喻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被公认的守信、诚实的人竟将这种观点视为自己的理想；他们尤其认为自身不但有增加资本的责任，而本身的目的就是增加资本。是的，富兰克林宣扬的，不只是如何发迹，更是一种独特的伦理。违犯规范的人并不是愚蠢，而是忘记了责任。这才是它的实质。它不仅仅是那种普遍不过的从商中的精明，更是一种精神气质；而这正是我们感性的地方。

雅各布-福格有一个从商业界退休的朋友，他想说服福格跟他一样也退休，他说我们都已经赚到了足够的钱，该把这种机会让给别人了。但是，福格果断地拒绝了他的提议，他认为朋友的想法是卑怯的；而福格也有自己的想法，对他来说，只要有赚钱的机会和能力，他就不会放弃，其实与后者的概念相同，也就是指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我们可以很明显地从讨论问题的方式上看出，这里所论述的资本主义只局限于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印度、巴比伦、中国，都曾出现过资本主义。但是，我们在这里将向大家展示的是资本主义所缺乏的独特的精神气质。

在富兰克林的道德观念中，功利主义色彩占有很大的位置。诚实之所以可以发挥作用，是因为信誉少不了诚实；而美德也包含了守时、勤奋、节俭这些品质。因此，我们可以根据逻辑推理得出这样的结果：在富兰克林的理论中，如果利用诚实的外表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么，过多的美德只是多余，仅仅拥有诚实的外表就够了。其实，以上所讲的这些，已经证实了富兰克林在自传中所阐述的，如何皈依这些美德；就像富兰克林所说的观点一样，这些美德之所以被认同，是因为它对个人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想要达到预期的目的，换一个外表就能够完全做到。”正是极端的功利主义才产生了这样的理论。在大多数德国人的印象中，美国所宣称的美德主义实际上是伪善的。这一点在他们经历过的事实中得到了证实。然而，事情并非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本杰明-富兰克林坦诚的品格，在他的自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消除了那种怀疑。富兰克林将自己认识美德的功利性归根于是一种神明旨意将他引上了正路。这种情况就足以证明，人类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伪装，其中还包括更重要的东西。

事实上，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高之善”，也就是指尽量地多挣钱，加之那些与一切本能的生活享受向抵制的规范，是毫无幸福可言的，更谈不上享乐了。如此单纯地认为这种至善是目的的本身，当人们从个人幸福和个人功利的观点来看，显然是完全超然和绝不合理的。

事实上，职业道德在今日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了，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职责在资产阶级社会理论中最占有重要的位置，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人们对职业内容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义务；至于内容都包含了些什么，不管它是表面上的利用个人的能力，还是利用作为资本的物质财产，这都与宏旨毫无关系。

当然，这种观念并不只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会出现。相反，也出现在资本主义之前的某个时代，我们将在下面的内容中提到。自然，我们也不会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个人，不管是企业家，还是劳动者，都会有意识地接受这些伦理。在当今资本主义，这是进一步存在下去的必要条件。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好像一个广漠的宇宙，对个人而言，这个宇宙是他生活下去的，不可变更的秩序。一旦介入市场关系体系，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迫使他服从一切行为准则。如果一个制造商，长期违背这些准则的话，他终将会被派出到经济舞台之外。就好比那些不愿接受，或者不能适应着些准则的工人一样，终将成为街头的流浪者。

因此，当今的资本主义，已经统治了现代的经济生活。事实上，它就是通过适者生存的经济过程，培养、选择了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人们很容易从中看出，将这种概念作为解释历史的方式，是非常不合理的。如果可以为资本主义的所有特性找到最佳的生活态度，同时这种态度又能支配其他的态度，那么，这种生活态度就会成为所有人的生活方式，而不会成为孤立无援的个体。这才是真正需要说明的生活起源。较为简单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是因为经济环境的反映，或者上层建筑而产生的。对此，我们会再后面更进一步地讨论。现在，大家只要注意一个事实就足够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生地是在马萨诸塞，无疑，资本主义精神早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1632年，对于新英格兰不同于美国其他地方的那种精打细算的谋利方式已经开始抱怨了。另外，新英格兰毗邻的殖民地，以及后来加入美国的南部诸州，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远远低于新英格兰地区。尽管这些殖民地大都是由商业动机建立的，而新英格兰殖民地是由小商人、工匠以及自耕农帮助下建立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因果关系却与唯物主义观点正好颠倒了。

对于上层建筑理论家所设想的而言，这些观念的起源和历史时非常复杂的。在我们所使用的资本主义精神来看，想要取得统治的地位，就必须与整个敌对势力的世界作战。之前引用的富兰克林的话，想要表现的是整个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状态；但是，如果是在古代或者中世纪。

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而言，大多数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很落后的。但是，那些国家有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那就是在赚钱谋利中擅长采用卑劣、低俗的手段。每一个雇主都应该知道，这些国家，例如意大利与德国，他们的劳动者就比较缺乏自觉性，以前是这样，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这样。资本主义是不会雇用那些毫无纪律可言，自由散漫的人的，正如他不会与那些毫无道德可言的商人来往一样，这一点从富兰克林的著作中就能够看出。因此，前后两种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并不在于赚钱欲念的程度上。金钱欲从这个世上有人开始就同步存在了，有一些人会被金钱欲所控制，全身心地服从于他。就好比那位荷兰船长，他“不顾烧焦了的帆船，为了宝藏义无反顾地冲上前去”。当然，这些人并不能代表所有现代资本主义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这一点恰巧是最为重要的。在所有历史时期，只要是有可能的地方，就一定存在着部首任何伦理道德约束、残酷谋取金钱的现象。对于外国人与非集团的交往关系而言，贸易就像战争与海盗的行为一样，是不受任何限制、无法无天的。而且在兄弟之间，这种双重伦理是允许人们做出禁止做的事情的。

作为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谋利活动，在经济社会中使用货币进行贸易，并且通过公社、承包、国家借贷、战争资助、朝庭以及官吏等手段为它提供机会是一直存在的。同样，投机者的这种嘲笑一切道德伦理的心态，一直也是普遍存在的。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冷酷态度，时常与严格地遵从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随着传统的崩溃，自由经济企业的逐渐延伸到社会群体内部时，新事物仍然只是作为一个事实加以宽容而以，并没有的到伦理上普遍的认可与支持。这一事实不是被看作漠视伦理，就是被看作理应受到指责，可惜，它又是无法避免的。这不只是伦理说教的一个标准的态度，更是前资本主义时期一直被人们在实际行为当中表现出来的标准态度；所谓前资本主义，指的是：在长期企业中合理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还没有成为决定经济行为的主导力量。这种态度，正是现在人们在适应一种有秩序的资本主义经济环境时所遇到的最顽固的心理障碍之一。

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合乎道德伦理的明确的生活准则，它必须面对的最大的对手，就是被我们对待新情况、新环境的态度，称之为传统主义。对于这个术语，我们不得不放弃给出最后定义的一切尝试。而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举一些事例，来说明其暂定的含义。现在，我们将从劳动者开始着手说起。

计件工价是雇主从雇用工人那里获取最大限度的劳动量的手段之一。例如在农业中，收获期间是最需要劳动量的时候，因为，天气变化多端，对于农业而言，高额的利润与惨重的损失只区别于收获的速度。而且，收割的越快利润就会越高，因此雇主对于快速收割的兴趣也就越浓，雇主会采用提高雇工的工资来督促收割的速度，增加彼此的利润。

但是，雇主常常会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计件工价的到提高之后，同一时间可以完成的工作，不但没有增多，反而变得更少了。雇工对于工资的增长做出的反应常常招致这样的后果：在同一时间内做完的活儿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为雇工对于提高他们的工资所做出的反应，不是增加自己的工作量，而是减少自己的工作量。例如，一个人每天收割25英亩地，按照每英亩地1马克的价钱，他可以获得25马克；但是，提高工资以后，每收割1英亩地可以得到125个马克；这样一来，只要他稍微勤快一点收割3英亩地，就可以获得375马克的工资。但是，他习惯了每天挣得的25马克，所以他只收割2英亩地。对他而言，少劳动比多挣钱更具诱惑力。他不会想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我努力地做到最多，那么一天可以挣到多少钱呢？而是，为了挣到原来足以维持我的传统需求的25马克，我应该做多少活呢？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传统主义的一个实例。人并不是天生就想挣很多钱的，他习惯了目前的生活状态，认为挣到现在需要的那么多钱就足够了。从近代资本主义开始通过提高劳动强度，而增加人类的劳动生产率时，就注定它会遭遇前资本主义劳动带来的极其顽固的抵制。从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它越是遭遇抵制，所有面对的劳动力就越落后。

让我们回到这个事例中来。通过提高工资并不能调动获取的本能，那么，选择另一种相反的政策--降低雇工的工资，迫使他们做更多的劳动，工资却与以前相同，也许会获得好的收益。即使到了今天，那些愚昧的观察者仍然认为，低工资和高利润是相互联系的。似乎只要是以工资为形式付出的事情，利润都会相应减少。资本主义刚刚形成的时候，就已经采取这种方式了。多个世纪以来，都认为只有低工资才能促进生产；也就是说，只有低工资才能增加劳动成果。就好比皮尔-德-拉库尔很早以前就意识到的：只有在贫穷的时候，才会懂得劳动的力量有多么伟大。这一观点，在今后的几个世纪内一直被奉为信条。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他的看法与加尔文教派的精神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这种看似有效的方法，得到的实际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如果今天仍然没有一支强大的同盟军支持，资本主义还是不能前进。下面，我们将会要论这支同盟军是如何如伴随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

我们还是以事例来加以说明吧！今天，当人们谈论到落后的劳动形式时，常常以女工，尤其是未婚女工为例。任何一个雇佣女子，特别是德国女子的雇主都会抱怨说，她们总是采用最传统的工作方式，而不愿意学习先进的工作方式；也不愿意集中她们的才智，或者将她们的才智加以利用。假如跟她们解释，这样的工作方法不但简单、轻松，还能提高生产效率，她们也不会理解的。即便是提高计件工资，也总是四处碰壁，毫无收效。一般来讲，对于那些有着宗教信仰的女子来说是存在特殊意义的，但是在我们眼中，这一点也不重要。人们常常听说，并且调查统计也证实的本身而言，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如何能与宗教因素结合起来？根据大量事例可以推出，在当时这些宗教因素与现代是以相同的形式存在着的。例如，十八世纪卫斯理教会的工人们，他们遭受同事们的鄙夷和迫害，原因不仅仅是他们存在宗教偏执。英国就有过很多这种更为极端的观点。就像一些报告中指出的他们的工具不断遭到破坏，他们之所以遭受这样的痛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愿意劳动”引起的。

让我们再次回到现在，从企业家的身上入手，以此来阐明传统主义的意义。

索姆巴特在资本主义起源的讨论中，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例子来表述以合理、系统的方式去追求利润的态度。然而，史事证明：这种的心态最适合在资本主义企业表达；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精神又给企业注入了最适合它的动力。

但是，上述两者很有可能分别出现。虽然本杰明-富兰克林浑身充满了资本主义精神，可是在当时，他的印刷业与任何一个手工企业在形式上都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将会看到，在近代开始初期，我们在此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唯一体现者，或者主要体现者。

银行、批发出口业、大型零售机构、或者经营家庭制品的大型公司，除非采取资本主义企业的形式才能进行管理。尽管如此，按照传统主义的精神也能进行管理。事实上，大型发行银行是不能用其他任何方式经营的。对外贸易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是采用严格的传统性质的各种特权为基础来经营的。在零售业中（在这里，我们谈的不是没有资本，整天想要政府救济的小商贩），那场为传统主义送终的革命仍然如日中天。正是同一场革命，将旧有的放利体制毁灭了；现代家庭劳动与这场革命只有形式上的联系。想要说明这场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具备怎样的意义，就必须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尽管这已经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中期，放高利贷的人他们过着十分优越的生活，在今天看来也是如此，至少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大陆上，在纺织工业的许多部门都是这样的。至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大致地想象一下：农民带着他们所生产的布匹从乡下来到放高利贷者生活的城镇。这些布匹几乎全部（如亚麻织物）是由农民自己所生产出来的原料制成的：放高利贷者经过严格的、一般是用官方认可的称重器具来进行鉴定，然后才会按照惯例和通常的价格把布匹收下。放高利贷者的主顾是一些中间商（因为市场可能在很远的地方），这些中间商会主动来找放高利贷者。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是只看样品，而是按照传统的质量来订货，或者会在提货之前发出订单，而这些订单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被转交给农民。商人亲自去订货的情况是十分少见的，即使有这种情况，也会间隔很长的时间。他们通常是通过书信往来就可以了。再后来，验看样品的做法逐渐被人们所广泛接受。放高利贷者的业务时间往往会很短，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天中的五到六个小时，有时还要少；遇到业务量大的时候，时间就会相应的延长，他们所挣的钱并不是很多，但是，这些收入已经可以满足他们过上不错的生活了。遇到生意好的年景，他们或许还可以有一些积蓄。总而言之，这些竞争者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对于业务上的一些基本原则，他们的看法大致相同。他们也会在在酒馆里消磨时间，也会和志趣相投的朋友们开怀畅饮，这样一种生活的确是舒适而悠闲的。

这样的一种组织形式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而企业家的活动则具有纯粹的商业性质；在商业活动中，资本被反复地周转，这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最后，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也有其客观的方面--簿记是非常理性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在那个时期激励企业家精神的因素，它仍然是带有传统主义色彩的一种业务：即生活方式是传统的、利润率是传统的、工作量是传统的、调节劳资关系的方法是传统的、就连本质上的顾客群和吸引新主顾的方法也是传统的。所以说，支配这种经营活动的所采取的这些作法，其最根本的就是这些商人群体所具有的精神气质。

突然有一天，这种舒适自在的生活被中断了，而劳动组织形式通常情况下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比如将家庭工场转变为统一领导下的工厂，将手工纺织转变为机器纺织这样的改变。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而这无非就是某一个出身于放高利贷者家庭的年轻人来到了乡下，仔细的挑选了一些人，他将要雇用这些人做纺织工人，这也就大大地加强了对他们劳动的监督，于是，就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把他们从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另外一方面，他还要尽最大的可能直接深入到终端的消费者中去，通过对市场的了解和分析来改变自己的销售方法。他对商业活动中的一切细节都能够了如指掌。他每年还要走访自己的顾客，征求他们对自己产品的意见。而最重要的是，他要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来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以此来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和愿望。同时他也采取薄利多销的方式。这种理性化的过程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那些不愿意这样做的人只能是关门大吉。这样的一个结果，随时随地都可能见到。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那种原有的，田园牧歌式的状态顿时就瓦解了。大量的财富被积聚起来，而这些财富并没有被用来进行贷款从中赚取利息，而是被重新用于商业投资之中。从前那种舒适悠闲的生活态度不得不让位给一种冷酷无情的节俭，一些人就是在商业活动中通过节俭而最终实现发家致富。他们所想的并不只是消费而是想着如何赚取更多的利润，而另外一些希望继续保持原有生活方式的人也不得不削减他们的消费开支。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场革命，通常并不是由源源不断地用于工业投资的新货币引起的，而是由于这种全新的精神所引起的，这种精神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并且已经开始发生作用了。据我所知的几个事例中，整个革命的过程仅仅是由从亲戚那里筹措来的几千马克的资本带动动起来的。近代资本主义进行扩张的动力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只要有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且表现出来，那么，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实现自身目标的手段，而与此相反的情况就是违背事实的。但是，它的出现通常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种各样的怀疑与仇恨甚至是道德层面的义愤总是会不断地涌向开风气之先的革新者。人们还会众口一词的--这样的事例我也知道一些--编造出一些关于他以前私生活中污点的传说。只有那些具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的新型企业家才能够在面对这样的压力时不至于丧失理智，从而使他们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当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而且，由于这种新型的企业家具有坚定不移的道德品质，以及对于事物敏锐的洞察力和执着的行动力，才使得他在顾客和工人中间赢得了不可缺少的信任。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给予他克服重重障碍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他承担起近代企业家所必须承担的那些无比繁重的工作。可是，就是这样一些道德品质却与那些适应传统主义的道德品质有着天壤之别。

这种转变从表面上看并不引人注目，但是，这种新的精神却对经济生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推动这一转变的人，并不是那些鲁莽、粗俗，对一切都毫不在乎的投机商；也不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大冒险家；更不是金融界的大家。相反，是一些在贫穷潦倒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即对生活充满想象，又善于计划生活的人。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都有极强的自我控制力，他们不但精明强干，而且很讲信用，总是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并且严格地遵守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

人们通常都会认为，这些人的道德品格实际上与伦理准则一点关系也没有；更不会与宗教观念有联系；最重要的是它们之间存在着消极地基本关系。他们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具备一种从传统中解脱出来的本领，也就是所谓的自由启蒙精神。但是在今天，这种情形是不存在的。宗教信仰与宗教行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系，就算在特殊情况下会产生这种关系，也只是一种否定关系，在德国就是如此。如今，那些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即便对教会并不存在敌视的态度，但也是漠不关心的。他们积极向上的本性是不会被虔诚而乏味地思念天国左右。宗教对他们而言，就好像是一种诱导他们脱离劳动的手段。他们为何会进行这种毫无意义的活动呢？为什么他们总是不满足于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呢？他们为什么总是对所有世俗的人生观无动于衷呢？如果他们思考过这些问题的话，应该会这样回答：“为了供养子孙后代”。但是这并不是他们所独有的动机，传统主义者也具有这样的动机。所以，在大多数场合下，更简单更正确的回答是：连续不断的工作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也许是唯一的动机，但是，从个人幸福的观点来看，也同时表达了这种生活是多么的不合理。在现实生活中，事业才是他生存的动力，而不是因为生存才来经营事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