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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宪帝制刚出台，就遭到了全国上下一片唾骂，杨度的好友“快刀手”梁启超更是写文章骂杨度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妄图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杨度在给袁世凯的挽联中为自己辩解：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大势已去的杨度一度失意学佛，后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共党员。他曾在上海拜谒孙中山，痛陈自己以往的过错，孙中山对他劝慰有加。为寻求真理改造自己，杨度成为《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的忠实拥护者，并主动与李大钊、邵飘萍等进步人士密切交往。成为共产党员后，杨利用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全力为党从事革命工作。
当袁世凯打算称帝的时候，像冯国璋、段祺瑞和王士珍等几个大军阀对于袁世凯称帝的事都愤愤不平，但是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发出了逼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但是消息败露，电文被袁世凯看到，这时袁世凯才发现自己已经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了。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袁世凯气恼成病，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不久便因病暴亡。当时流传的俏皮说法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二陈汤是双关语，指袁世凯最亲信的部下陈树藩、汤芗铭等，结果迫于护国运动的压力，先后操戈向袁，真是“送命二陈汤”。
洹上一钓翁
清政府为了镇压武昌起义而发兵南下，袁世凯所一手编练的北洋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北洋军只对袁世凯惟命是从，而这时的袁世凯因在朝中与满洲贵族斗争失败正“隐居”在河南彰德城北门外的洹上村。袁世凯出卖光绪帝，载沣怕自己大权旁落对袁世凯恨之入骨，一心想要杀死袁世凯，但是军机大臣不同意，怕北洋军造反，张之洞也不同意杀袁，张认为“现在时局动荡，皇帝年幼，不能轻易杀戮大臣而动摇国本。可否考虑将其逐出京城？”最后载沣让袁世凯回籍养疴。
在“回籍养疴”的洹上村，袁世凯表面上给人们一种遗忘世事的印象，每天逍遥自在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并在杂志上登载自己披蓑垂纶的照片，名曰“蓑笠垂钓图”。表面是这样，但实际上他韬光养晦，静待时机，每日与心腹通电，了解最新时事，向各方面都伸出触角，可谓运筹帷幄。同时，他牢牢地控制住北洋军，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时机。武昌起义正好给了他这个机会。等到机会的袁世凯并不满足湖广总督的官职故意拖延说：“我脚上的的病还没有养好，等病情有所好转，就将立即上路。”清政府虽然知道袁世凯靠着北洋军作本钱，与清廷讨价还价，但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作出让步，于是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管制全国海陆军。同一天，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袁世凯终于当上大总统，登上了他权利生涯的顶峰。因对义和团的镇压，袁世凯成为了朝中新宠，同时妥善应对八国联军为清政府排忧解难，使那些住在紫禁城里的人们都松了一口气，所以赢得了这些人的完全信任。朝廷上下无人不对袁世凯另眼相看。在李鸿章的述职报告中，有一段文字就是对袁世凯的评价，说：“胆略兼优，能知大体……足智多谋，两次勘定朝鲜变乱，居功甚伟”。春风得意的袁世凯，因得李鸿章的积极举荐和重用。加之他既熟悉洋务，又能够博得洋人的信赖，为人又很有魄力，尤其是慈禧对其镇压起义一事极为赞赏，认为袁世凯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栋梁之材，况且又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属于淮系集团。于是给袁世凯加官进爵。
在李鸿章天年即尽的时候，慈禧问谁能接他的班，他指定了袁世凯，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于是西太后就下令提拔袁世凯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并加封为太子少保。这时袁世凯急忙上奏说：“直隶为畿辅重地，筹饷练兵，固期多多益善，并用全力展开编练北洋军的活动”。就这样袁世凯逐步走向了清政府政坛的前台，并在短短的五六年内，一跃成为晚清一时无二、举足轻重的政坛人物。
袁世凯不但完全控制着北洋集团十万大军的近代化武装力量，而且他自己还身兼八大臣的特别地位。朝中大臣早已见风转舵“一切要政，惟袁之建言是听”了。
在各方面的压迫下，革命党人最终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凯答应共和的条件下，将政权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发表通电声明：“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言外之意，清帝退位是形势所迫，这样没有人敢反对。溥仪退位的第二天，袁世凯就表示“赞成共和”，为了约束袁世凯以确保革命成果，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临时参议院一致通过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隆裕皇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博仪，在养心殿举行了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隆裕太后悲痛欲绝地发布了《清帝退位诏书》。诏书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方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人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其中“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是袁世凯亲自加进去的。这样一来，意在表示他的政权是受自清政府，而与南京临时政府毫无关系。孙中山对此非常愤慨，致电给袁世凯，袁却表示这篇诏书为退位之文，等于遗言，“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孙中山对此也无可奈何。就这样袁世凯一边口称“德鲜力薄，实难堪此重任，只好勉强从命”，一边暗室操作，控制局面。当晚，袁世凯剪掉了辫子，拥护共和，表示与清王朝一刀两断。
袁世凯剪掉了辫子一事成为北京轰动街头巷尾的新闻，之前袁世凯一直没剪掉辫子，直到孙中山亲自致电“民国大定，选举的人”，这样才肯剪掉辫子。
当时，北京有一位名叫崔启勋的警官这样评价渔翁得利的袁世凯：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
经过十六年艰苦斗争，以无数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民国政权，就这样被阴险狡诈、两面三刀的袁世凯窃篡了。民国时，议会投票选袁世凯为总统，因有记者拍照，所用镁光灯发强光，轰然作响，议员以为炸弹，惊惶失措，纷纷夺路逃命，一议员藏于桌下大喊曰：“我选举袁世凯。”
做了大总统的袁世凯为收买参议院议员，每次召集会议时，都会发给议员们一些“出席费”。有一次，辜鸿铭在散会时收到300块大洋的“出席费”，他很清楚这是袁世凯在有意拉拢他。于是拿着钱就跑向了“八大胡同”之一的北大胡同。那里多个妓院，辜鸿铭见妓院就进，见妓女就给钱，直到他把这300块大洋花光，才哈哈大笑扬长而去。他用这种方式表示对袁世凯的憎恶。
萍水相逢成一梦
袁世凯正式登上中华民国的历史舞台，从此袁世凯在民国的历史上倒行逆施，变乱纷纷。在所有或高风亮节或投机取巧的面孔中，我们看到一个人，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他就是蔡锷将军，蔡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袁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在梁启超写给蔡锷的挽联中可以说是概括了蔡锷的一生：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李敖编著的《拆穿蒋介石》的序言中有：“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护国军总司令蔡将军誓师之言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我国数万万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凯蹂躏而无复余”。
陶菊隐《政海轶闻》有蔡锷致辞：“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以争国民人格”的蔡锷因为反对袁世凯而名垂史册，但他和袁世凯的关系却是微妙的，值得我们研究和探寻。就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而言，他对袁素来并无恶感，甚至有很深的渊源。据梁启超说，蔡锷东渡日本学习，曾得到袁世凯的慷慨资助，如果不是后来袁世凯背叛民国，蔡锷断然不会反袁。
1912年1月12日，蔡锷在致黎元洪电中称袁“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退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也……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蔡锷曾称袁世凯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说袁“闳才伟略，群望所归”。
后来袁世凯履次倒行逆施，造成了蔡锷对袁世凯的不满和反抗。护法运动就是蔡锷反袁的开始。1912年1月26日蔡锷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鲜明地指出民国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而袁世凯妄图通过所谓的“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体，蔡锷认为“袁之狡谋”“懈我军心”，“惟有简率精兵，期共戮力中原”很快蔡锷发布了《北伐誓师词》，直呼袁世凯为“袁贼”极力主张北伐，并派兵直入湖南。
宋教仁被暗杀后蔡锷通电谴责“痛切陈词，声与泪并”。但他坚决反对用武力解决，而是主张宋案由法庭裁决，严禁武力干涉，蔡锷认为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蔡锷致电革命党人一致反对战争，如有人发难将视为公敌，并表示依据临时约法，大总统若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而总统的政治过失，应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府将要结束，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届时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不退职，那时可用武力对付他。后袁世凯称帝，在《讨袁檄文》蔡锷里把暗杀宋教仁定为袁世凯第七大罪。
蔡锷始终是反对内战的，他认为“二次革命”是“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等到袁世凯把民国当成自己的囊中之物，残酷镇压了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并且对帝位虎视眈眈的时候，蔡锷才他起来反袁，是为保卫民国，为了公义，不能“兼顾私情”。
袁世凯曾经认为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于是袁世凯在1913年10月发大总统令招蔡锷进京，蔡锷辞去云南都督一职，动身进京。本来袁世凯对蔡锷是“怀之以德，临之以威”的，但是袁世凯疑心极重，认为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所以不能让蔡锷拥兵在外，招蔡锷进京的做法等于是“槛虎于柙”。
随着袁世凯称帝野心一步步扩张，蔡锷为消除袁世凯对自己的警戒心理，用了一招韬光养晦的方法。这里要提到与蔡锷互称知己的民国名妓小凤仙。在风云激荡的民国初年，北京的八大胡同是烟花娼妓云集之所，林立着酒家书场，秦楼楚馆。其中属云吉班与金祥班最为著名，而这两班又以云吉楼的小凤仙和金祥楼的良玉楼名满京城。来云吉楼和良玉楼的嫖客，多半是达官贵人、巨贾豪绅。袁世凯安排小凤仙和良玉楼接触外省来京的要员，尤其是掌握兵权的将军，要将他们留在北京，等到袁世凯黄袍加身才能放走，以防他们回去反袁。
袁世凯迫使云南都督蔡锷、四川都督尹昌衡进京，两人在日本士官学校是同学，合办过广西陆军学堂，交情甚笃。蔡尹两人到了北京，形同软禁。“三太子”袁克文常陪同他们到八大胡同逛妓院，让小凤仙结交蔡锷，良玉楼结交尹昌衡，妄图使他们在石榴裙下丧失斗志，倒戈投诚。
开始蔡锷以“狎妓”麻痹袁世凯，每日饮酒看花，沉迷于八大胡同的风花雪月中迷惑袁的耳目，这样做一方面使袁世凯渐渐地不再把蔡锷当作大敌，一方面等待云南起义条件成熟。在8月举行的将军联名支持帝制时表示极力支持，使袁对他更加深信不疑。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时，他坦然回答“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1915年8月，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而反袁呼声强烈，梁启超公开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蔡锷来到北京时，虽是锦衣玉食处于袁世凯的樊笼之中，他是怎样脱离的呢？蔡锷在小凤仙的帮助下，逃离北京，唱了出“挂印封金，辞曹挑袍”的一出好戏，逃回云南反袁队伍中去了。在许姬传老先生著作中有关于小凤仙的记载，1951年，梅兰芳剧团到沈阳演出时，收到一封来信，发信人的署名是张洗非，要求与梅氏会见。梅约小凤仙作了一次长谈，其中包括蔡锷潜离北京的经过。小凤仙是十四、五岁时，从上海到北京陕西巷云吉班，认识了蔡锷。蔡锷每到云吉班去，常有人监视他。但是，小凤仙认为蔡锷为人正派，不像一般官僚政客，因而感情极为融洽。蔡对小凤仙也视为知已，逐步向她述说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及其为患国家的道理，并要她设法帮助从吉班脱身离京。
小凤仙遂选择了云吉班中有人摆酒做生日的一天，安排蔡氏在房中饮酒，把窗纱去掉，拉开窗帘，使监视蔡氏的人可洞观室内。大衣皮帽也挂在衣架上。待到开向天津的火车将要启程，蔡氏不取衣帽，假装去洗手间，趁院中人多杂乱之际，离开云吉班，直奔火车站。此时，仆人把窗帘放下，监视蔡氏的人以为他如厕即会归来，也看不见室内情况，并未介意。蔡锷到火车站后，立即用其老师梁启超事先命人代购的火车票，登车到天津住进日本医院。此后，龙归沧海，终于在云南举起反袁义旗。蔡锷召集旧部慷慨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蔡锷暗地里逃离北京，远走高飞，小凤仙胆识过人，掩护蔡将军躲避了盗国大贼袁世凯的迫害。袁世凯大怒，下令将小凤仙投入北京监狱，追查蔡锷在京余党。袁世凯见尹昌衡不公开表态，便把他也关进陆军监狱，软禁在一幢小洋房里。同时严密监视四川会馆与金祥班，向良玉楼要尹的材料，追查尹的在京同伙。当时全中国的报刊都登载了蔡锷回云南起义、尹昌衡在北京被软禁的消息。在狱中，尹昌衡宣布绝食。尹都督坐牢绝食，总统府慌了手脚，放，怕他密谋捣乱，杀，又怕全国舆论对登基大典不利。只好派袁克文到八大胡同去请良玉楼劝他进食，出面解围。良玉楼入狱后，尹都督才肯喝酒吃饭，不再绝食，陆军监狱破天荒地准许探监留宿，批准“囚犯”与“娼妓”牢内同居，尽夜长谈。民国元勋与京师名妓被关押在陆军监狱的白虎大堂，美人救英雄一时间被传为美谈。
护国运动开始，护国军的攻势势如破竹，袁世凯势穷力孤，很快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而此时的袁世凯身边没有可靠人手，不少亲信纷纷离去，没有人为他主持征伐护国军，本来袁世凯想起用被他打入冷宫的段祺瑞，可段假口“宿疾未愈”不肯出来，冯国璋也装病不肯出来，张勋借口局势紧张，自己兵力不够。袁世凯曾派手下与蔡锷私下商讨使蔡锷退兵，但是被蔡锷坚决回绝。
不久后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蔡锷虽然反对袁世凯续任大总统，但是蔡锷表示袁对他“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他对袁世凯“多感知爱”起来反袁，是为保卫民国，为了公义，绝不“兼顾私情”。
袁世凯死后，蔡锷发表了挽联：
辛亥革命，你在北，我在南，野心勃勃，难容正人，惧我怕我，竟欲杀我；
海内兴师，上为国，下为民，雄师炎炎，义无反顾，骂你笑你，今天吊你。
护国运动之后，蔡锷身体不适，到日本就医，此前蔡锷与其师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齐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齐引退，决不在朝。
发动并领导了讨袁护国战争的蔡锷，其诗文了得，这也为他赢得了一代儒将的声名，和小凤仙的旧闻轶事，广为民间流传，妇孺皆知。可贵的是沦落风尘的小凤仙和良玉楼能够慧眼识英雄，演绎了一段美人救英雄的传奇故事。蔡锷当时33岁，小凤仙17岁，两情相悦，英雄美人悱恻缠绵成了千古美谈，民间亦多有传说。从蔡锷赠小凤仙两联中可看出两人的一番真情：
不信美人终薄命；由来侠女出风尘。
其地之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名珠。
蔡锷逝世，孙中山挽蔡锷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梁启超痛失爱徒，也挽道：“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然而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小凤仙的两副挽联：“不料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还有一幅是小凤仙找人代写的，“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患半生，萍水相逢成一梦；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当时有传闻说在北京举行的蔡锷追悼会上，北京大学的学生曾见小凤仙走入追悼会现场，而此后小凤仙即在京城消失，数十年再无消息。
北京的莫里循
袁世凯曾问莫理循：“蔡锷会统治中国”吗？袁世凯恐怕至死都不明白，蔡锷反对他称帝的目的竟然不是为了权力，不是为了追逐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而是“为国民争人格”。
意大利人莫理循本是报道中国政治军事实践的记者，因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报道和义和团运动时期保护外侨而声名大震，又以对日俄战争的推波助澜和准确预测而得到列强的认可，称他是中国问题的权威。值得注意的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他对中国的“新政”改革和倾向改革的官员如袁世凯日渐表示亲近，从一个“帝国主义分子”转变为同情和宣传中国的观察家、实行家，受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邀请成为其政治顾问，在当时靠借债维持的新政府，莫理循的待遇之优是难以想到的。
1916年2月7日，莫理循直截了当地告诉袁世凯：“不满情绪十分广泛，我遇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反对帝制的。”连冯国璋也不赞成帝制。莫理循说国内普遍同情蔡锷：“我接到的每一个报告都是如此，无论中外，都赞同他。”此时自负的袁世凯臆测“蔡锷有统治中国的野心”。对于袁世凯执迷不悟的想法，莫理循未加理睬并认为这是“愚蠢的问题”，可见莫理循作为记者的政治敏感性。
莫理循与袁世凯的关系密切，在袁世凯被罢官回乡时，莫理循在报道中表示不平，这使得袁世凯大为感激，并在新政府中重用莫理循。后来清王朝被迫起用袁世凯，莫理循通过《泰晤士报》成为新闻界的舆论导向，他宣称中国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共和国，而建立这个国家的最佳人选非袁世凯莫属。同时，他游说革命党人和日本外交官，希望他们支持袁世凯为总统，并为袁定都北京出谋划策。《北京的莫理循》一书中记载。袁世凯在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亲自对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莫理循表示，是他们二人帮助他成为总统。莫理循也因此极受袁赏识，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位政治顾问。
袁世凯对莫理循关怀备至。尤其表现在生活中，袁把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送给莫理循而莫理循的长子生日，袁重礼道贺，莫的母亲和妹妹来华，袁亲自接待宴请，临行时赠送名贵衣料。这些举动令莫理循极为感动，但莫氏对袁世凯并不丧失原则地一味逢迎，相反，他常常讲些逆耳之言。莫理循说，他提出的意见并不高明，但至少对总统说了真话。
莫理循对袁世凯提出过许多极有见地的建议，包括如何通过各项改革树立权威，以及对外宣传，甚至劝诫袁世凯不要取消孙中山建立铁路总公司。
最值得一提的是，莫理循作政治顾问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作为，当数披露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莫理循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正是他通过端纳向《泰晤士报》泄露了《二十一条》的内容，引起国际舆论的注意，使日本有所顾忌，从而有所收敛。
刺杀宋教仁
在民国时期的历史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宋教仁的惨案更让国民震惊和悲痛，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死引起举国上下强烈的震撼，也没有任何一个谋杀案像宋案一样，对历史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宋教仁的好友谭人凤说过：“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面对最具威胁力的政敌，袁世凯开始打算收为己用，在被拒绝之后就打算除之而后快。
宋教仁接到袁世凯邀其北上共商国是的急电，决定即刻赴京。有人嘱咐他小心以防不测，但宋教仁坦言：“无妨，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堂堂正正，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险，也当全力赴之。”3月20日，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陈其美等友人陪同下来到上海车站，突然枪声响起，宋教仁倒下了……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得知宋教仁遇害，悲愤欲绝，撰联挽曰：“作民权保障，谁为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准备成立政府讨论政体，宋教仁坚决主张民选总统。但是孙中山声称，实行总统制，总统民选，总理由总统任命。在孙中山将全力交给袁世凯之前，为保革命成果一改初衷，实行内阁制。袁世凯为了笼络宋教仁，送给他名贵西服，并且尺寸拿捏得十分准确，可见袁的用心，后袁世凯送宋教仁一张交通银行五十万元支票一本，但是宋教仁油盐不进，让赵秉钧还给了袁世凯。由于宋教仁的一再拒绝，让受到宋政治上威胁的袁世凯动了杀机。1913年，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胜，宋教仁一路上发表演讲，批评袁世凯政府，并在演讲中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于是掀起一场民主政治的风波，矛头直指袁世凯，袁为嫉恨并且意识到再不杀宋，自己的地位难保。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袁世凯所派刺客枪击，22日逝世。案发后，袁世凯假令“穷究主名”、“按法严办”。23日，上海英法租界扑房抓获凶手武士英及同谋应夔丞，并从应宅搜出多件确凿证据，证明刺杀宋教仁的主谋是袁世凯，直接策划人是其爪牙赵秉钧和洪述祖，真相大白后全国激愤。连宋教仁的政治对手民主党党首汤化龙都这样激赞他：“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
根据当时的报纸所载，宋教仁被刺，整个上海市为之震骇，群情愤慨，素不相识的人们一批批地赶到医院问讯。两天后，他的噩耗传出，医院门前吊唁者络绎不绝。第二天灵柩移往湖南会馆，前来送行的人有几千人，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道路阻塞，但气氛严肃静穆“莫不为之哀悼”，期间“风云变色，天地亦现阴忧之状。又忽作微雨，一时来会者，无不唏嘘感叹，谓为天泣。”
北京新闻界召开的哀悼宋渔父先生大会，有千数百人到场，其中还有日本、法国人。陈家鼎、程家柽、日本和法国的来宾等都发表了演说。统一党也召开追悼会。其他许多地方举行了追悼会。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报道宋教仁遇刺的噩耗，宋案的各种情况和举国上下的哀悼。不同政见的人异口同声，一致称宋教仁为大政治家，对他的被刺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和愤慨。
宋死后，上海法院曾给国务总理赵秉钧发传票，传他到庭作证。黄兴、陈其美以宋的朋友的身份致函上海总巡捕房，如果拿获正凶，他们准备赏银一万元，作为酬劳。与此同时，上海闸北巡警局、上海县知事各自发出悬赏，赏格一样，都是抓住凶手赏洋一万元，通风报信因此拿获的，赏洋五千元。地方检察厅、沪宁铁路局也都发出了悬赏。对此，袁世凯非常生气，干脆下令取消了各地的法院，以县知事兼理司法。宋教仁一死，中国的民主萌芽随之被扼杀。
应桂馨被一群流氓劫狱救出来后，逃到青岛躲避风声。国民党讨袁战争失败后，应桂馨认为终于到了出头的机会了，于是公开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后公然从青岛到北京，此时胡翡云此时也搬到北京，在松翠班搭班，两人往来如旧。应要求袁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并且要求袁给他“勋二位”和巨额现金。袁本想赏他一笔钱叫他离开北京，但他仍坚持他所提出的两大条件，少一条都不成。有人提醒应不要惹怒袁世凯，莫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他狂傲地反问袁世凯敢拿他怎样。袁世凯当然不是好惹的，等这些话传到袁的耳朵里后。袁已经开始打算处理这场“事端”。应得到消息后正打算火速逃离，但是袁世凯下手更急，还是在车站，应桂馨被当时军政执法处的郝占一和王双喜杀死。
至于一直避居青岛的洪述祖，到民国六年，化名回到上海因债务关系被德国商人扭送到巡捕房，后被宋教仁的儿子和秘书送到上海法院，处以极刑。他在狱中作词以自挽，挽联是：“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
而赵秉钧，因宋案引嫌辞职，不久调任为直隶都督。应桂馨在火车中被杀时，他正在直督任上，当然有兔死狐悲的感慨，因此当他一获应死讯时，不请示袁就发出缉捕凶手的命令，并在长途电话中向袁发出哀鸣：“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袁听了极为厌憎，佯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承认缉凶。不到一个月，赵秉钧作为袁的第一亲信，北洋系的“智多星”，清末民初政坛的怪角竟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亡。
辫子满天飞
袁世凯称帝败亡后，政局动荡不已。张勋等人乘机联络前清遗老遗少及保皇党人康有为等，积极为复辟作准备。张勋原是清朝的江南提督，民国成立后他和他的队伍仍然留着发辫，表示效忠清室，人称“辫帅”，他的军队被称作“辫子军”。
民国初年，对清朝皇室的处理过于“优厚”，使许多保守人士抱有龙驭回辇的想法，政坛的许多头面人物还有那些为民国立下汉马功劳的人也不能忘却封建残余的皇室情结。张勋统率的“定武军”一直留着辫子，已在北京当总统的袁世凯派人找张勋，说建立民国，不要再留辫子了。但张勋回答一句话：“可死不可从。”显示护辫的决心。袁世凯没法子，只得由他。
发动复辟之前，他和康有为扶乩问吉凶，乩语出现：落花时节又逢君。当问“落花时节”指什么时候呢，乩语又出现李白的诗句：江城五月落梅花。张勋一计算，农历五月应当在阳历六七月间，因此，他7月1日发动了政变。但经过十几天就被段祺瑞败了。不久他见到逊帝溥仪，算是“又逢君”了，而自己的下场是“落梅花”，感到没法子混下去了，于是遁入荷兰大使馆请求“政治庇护”。
他因率军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长江巡阅使，统率两万军队驻扎在徐州一带。因是否解散国会问题，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争持不下。黎下令解除段的职务。段到天津后，即策动北洋各省督军在徐州集会示威。会后，一些省宣布独立，不承认北京政府。黎元洪被迫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便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领三千军队入京。经过一番秘密策划，于6月30日晚入清宫，召开所谓的“御前会议”，决定复辟，恢复清王朝。张勋军队占据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地。同时派人劝黎元洪“奉还大政”。7月1日凌晨，张勋穿上清代的朝服朝冠，率领群党，拥十二岁的溥仪登基。当天发布八道上谕，把民国六年改为宣统九年，换下五色旗为龙旗，恢复清末官制封官受爵。张勋自为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大权。
复辟消息刚一传出，全国一片声讨。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并命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各大城市群众团体、社会名流纷纷集会强烈讨伐张勋。黎元洪拒绝与复辟分子合作，逃入日本使馆避难。拥有军事实权的段祺瑞借助全国反对复辟的声势和日本政府的支援，组成“讨逆军”，誓师讨伐张勋。“讨逆军”很快攻入北京，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真辫子、假辫子被丢弃得满城都是。张勋突然之间从再造天朝的元勋坠落成举国声讨的叛逆，才明白自己“出头”的行为有多愚蠢，他大骂北洋诸君，说他人都很聪明，复辟又不是张勋一人的主张，成功了大家享福，失败了只有张勋一人受罪。后索性发出通电，将北洋诸君背信弃义的真面目公诸于众，电文称：“变更国体，事关重大，非勋所独能主持。……去岁徐州历次会议，冯、段、徐、梁诸公及各督军，无不有代表在场。即勋此次到津，徐东海、朱省长均极赞助，其余各督军亦无违言。芝老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勋到京后，复派代表来商，谓只须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勋又密电征求各方面同意，亦皆许可，密电具在，非可讳言。现既实行，不但冯、段通电反对，即朝夕共谋之陈光远、王士珍，首先赞成之曹锟、段芝贵等，亦居然抗颜反阙，直逼京畿。翻云覆雨，出于俄顷，人心如此，实堪浩叹。勋孤忠耿耿，天日可表，虽为群小所卖，而此心至死不懈。但此等鬼蜮行为，不可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以免混淆黑白。除将历次会议纪录并往返函电汇集刊印分送外，先此电达。”
冯国璋的传统观念很深，他认为与其袁世凯做皇帝，还不如让溥仪复位。他曾受清朝重恩在辛亥革命时就不满袁世凯逼帝去位，民国初年，他又与康有为等互通声气兴复大清。
京城里刚开始流传袁世凯想当皇帝的消息，反对帝制的段祺瑞不相信袁世凯会恢复帝制，于是处处为袁世凯辩白，直到徐树铮告诉他，袁世凯已经为恢复帝制做准备了，这才相信传闻。段祺瑞一心劝说袁世凯，国势危殆，倘有变动，后果不堪设想。段祺瑞赤诚可鉴，望大总统三思。袁世凯这时正做着他的皇帝梦，对于别人的劝解一点也听不进去，后段祺瑞见袁世凯仍有称帝计划，就称病在家，袁世凯也立即撤了他的军权。可是，帝制不得人心，一场反袁的风暴卷地而起，袁世凯的北洋军不听调度，无可奈何之下，袁世凯只得请段祺瑞重新出山。徐树铮见时机成熟便对段祺瑞说，大可乘势而起，取袁而代之。
段祺瑞却念其知遇之恩和袍泽之情没有置袁世凯于不顾，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顶着全国的骂名下令以总理身份厚葬袁，后出任国务总理，并逐步接管了中央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
北洋时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是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历史的冲击、中西文化的交融使北洋社会表现为一个充满着矛盾的社会。中国现实的有特色的新政治、新经济、新军事、新教育、新文化、新外交是从中国历史上的旧政治、旧经济、旧军事、旧教育、旧外交发展变化而来的。在中华民国史的上段，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演变的轨迹。
作为转型与过渡时代的政府，北洋政府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与症结是政局不稳和派系斗争激烈。同时还必须指出，北洋政府始终是一个虚有其名的形式上的统一中央政府，北洋集团从一开始即分裂成各个利益不同的派系集团。
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很多。往往个人的所作所为和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而我们对北洋时期那些人物的看法，受太多人为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失之偏颇，事实上，这些人物惯于运用政治手段，而他们本身又带有太多的传奇色彩，所以人们难免会对他们产生误解，而失去了历史人物本身的面貌。今天再次对这些人物进行解读的时候，褪去他们身上神秘的色彩，以及当时他们所受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人物依然具有其“现实意义”。
北洋之星初长成
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响应，这使得清王朝大为恐慌，当时全国只有北洋军最为精锐，但北洋军只唯袁世凯一人马首是瞻，其他人无法有效调度，于是清廷被迫起用当时“养病”在家的袁世凯，让袁世凯领导北洋军平息革命，于是，袁世凯借机掌握了大权，但是并不发兵，故意制造僵持局面，要挟清王朝和革命党，从中渔利。最终，革命党认为是袁世凯帮助他们顺利推翻了清王朝，就把大总统之职让给了袁世凯，而清王朝也认为袁世凯在这次危机中竭力为他们争取到了皇室待遇条件，所以同意退位。于是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正是北洋政府的开端。
虽然革命党用总理负责制来约束袁世凯的行为，但袁世凯手握军事大权，不肯听命于他人，于是想破坏宪法恢复帝制，在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计划刚刚推出之时，就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最终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在气恼中暴病身亡。袁世凯死后，拥有军事实力的北洋各派互不服气，展开了一场政权争夺战，形成了北洋时期的混乱局面，直到国民党北伐成功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极需军事人才协助，便请荫昌为他推荐良材，荫昌推荐了在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冯国璋、段祺瑞、梁华殿和王士珍。袁世凯立即派冯国璋为步兵学堂监督兼督操营务处总办，段祺瑞为炮兵学堂监督兼炮兵营统带，王士珍为讲武堂总教习兼工程营统带。步、炮、工兵学堂都是附设在新军里面的随营军事学校，此时袁世凯手下军事人才稀少，因此军官不仅带兵，还要兼管训练。由于王、段、冯三人成为袁世凯建练新军的中坚力量，于是他们就分别得到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三个绰号，他们将北洋新军调教得龙精虎猛，被德国驻胶州总督盛赞为“北洋三杰”。
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三人早年跟随袁世凯，出生入死，纵横捭阖，后来都名倾朝野。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大潮中，左右逢源，穷兵黩武。
北洋三杰本来不是“三杰”是“四杰”，当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最得力的手下是四个人，即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与梁华殿。王士珍掌工兵，段祺瑞掌炮兵，冯国璋掌步兵，梁华殿掌骑兵。后来梁华殿在夜操时坠马失足落水溺死，不然北洋就该不止“三杰”而是“四杰”了。到袁世凯升任北洋大臣，王、段、冯三人随着水涨船高，就有了“北洋三杰龙虎狗”的说法。
从大环境来看，北洋政府所处的时代，是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不断加剧的时代，这个大背景决定北洋政府需要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变，所以说这一时期的北洋政府以转型与过渡为基本特征。
在取代清政府而建立的政权的转型和过渡中，新旧冲突在所难免，加之中西文化撞击与杂和，使得北洋政府的过渡，成为质的变化与飞跃。
动荡的年代给予人们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会更多，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北洋时期的中国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应当说，北洋时期是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北洋时期的中国处于社会多种转型和新旧交替的阶段，军事上，从封建军事制度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军事制度转型；经济上，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文化教育制度向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制度转型。
政局的不稳定，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各色历史人物轮翻登场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充满矛盾，而形式上统一的中央政府，实则分裂不一。
“北洋三杰之龙”
这期间，袁世凯邀请德国驻胶州总督到济南阅操。德国总督看到袁世凯所练新军确比旧军操练精娴，赞扬主持操练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为“北洋三杰”。平时，王善操权谋于腹中，段常行凶残于外形，冯贪婪之于不顾，这所谓的“三杰”，又被人指为袁世凯的“龙、虎、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