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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听庄士敦说辫子没有好处，于是就想把辫子剪掉，旁人一听皇帝要剪辫子，都吓得不敢出声，妃子和宫里的师傅们苦苦相劝，但是溥仪还是亲自动手把辫子剪掉了，后来还请了理发师给自己理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学生头”。
应该说最为轰轰烈烈的剪辫子运动，是在1912年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专门发出二十九号公告，号令民众一律剪辫之后开始的。那时候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张贴着“自起义始，各省响应，凡我同胞，一律剪辫”的告示。
一些有识之士早已剪去发辫，并且劝告和动员他人剪辫。也有一部分墨守成规迂腐不堪的遗老遗少视发辫为性命，唯恐剪去了会身遭不测。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些人主动去剪辫子，一些人被迫被剪辫子，一些人躲藏起来，这场剪辫子运动在当时闹得轰轰烈烈。
当时有一个叫樊樊山的名士，辛亥革命之后的年轻人总是喜欢穿洋装，而樊樊山依然穿着大长袍子，就有人问他现在怎么还穿着满洲服呢，樊樊山反问道：“那你穿的是哪里的服饰呢？”对方回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啊。”樊樊山说：“我这也是外国服啊。”
那时候很多人在大街上游行，游行队里的人都扛着扫帚和扫把。这个意思就是扫除遗风旧习，而这个旧习就是女孩子从小缠足，直到双足畸形，男孩子留辫子。游行的人边走边喊，说以后不给女孩子缠足了，男人也不要在蓄辫子了，因为辫子毫无用处。
一时间，失去辫子的中国人还有点难以适应这种变化，于是帽子开始时兴起来了。久负盛名的盛锡福帽店就创建于1912年。当时盛锡福不分昼夜地大量赶制帽子却仍然供不应求，社会风俗的变化之快，革命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时局的剧烈动荡，使大街小巷还出现了不少新奇的“景致”。商家把挂在道路两旁的招牌布幌中的“满”字改成了“新”字，如“满汉全席”、“满汉茶食”改成了“新汉全席”、“新汉茶食”。
剪辫子大军的运动盛况空前，但是其中也有不少人滥竽充数，在街上看到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哄而上。有的趁机敲诈勒索，有的浑水摸鱼。而在公共租界的茶馆店里，设了一个义务剪发会，还有富商自掏腰包，鼓励市民前来剪辫--凡是自愿剪去辫子的，非但分文不收，还奉送大肉面一碗，这样来剪辫子的人摩肩接踵，整个茶馆门前熙熙攘攘。到此，这条辫子终于被剪掉了。
艰难的起步
在上海市郊一幢西式小楼的书房里，几个胸怀大志的年轻人相聚在一起，他们满腔热血，意气风发。尽管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满清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中，腐败的清廷政府，对内残暴镇压民众，对外丧权辱国。他们一致认为，要走出自己的救国道路，必须用武装起义，推翻满清政权。于是他们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的起义，失败过，牺牲过，甚至被人讥讽唾弃过，但是一直保留在他们心中的就是那种勇往直前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后来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中国近代史上，熠熠生辉，流芳百世，他们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文、陆皓东、王韬、宋耀如等等。
由于广州起义、惠州起义相继失败，孙文被迫流亡海外，矢志不移的他继续组建革命政党，徐图再举。他四处奔波筹款。先到纽约、旧金山，后到了加拿大，筹措革命的活动经费。他坚忍不拔的革命毅力和事迹广传海外。当时还在美国读书的宋庆龄，四处搜集报道孙文的报道，对孙文满心敬佩。
当国内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首义告捷的时候，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的孙中山当时还远在美洲，没有亲自领导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前，孙文曾收到黄兴从香港发来的密电，但是当时密电被搁置在行李中，没有及时阅读。几天之后孙文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这是才检出密电的密码，译出黄兴电文：“新军有动，请急汇款应急。”孙文本因筹款不够，而回复电文“勿动”，但是当时天色已晚，电文没有发出去。第二天中午的时候，他正在吃饭，不经意间看到一份报纸，上面的消息有如晴天霹雳般震撼，他自己马上购买了一份报纸，看到武昌已经被革命党占领，欣喜若狂。他立刻奔走美、英、法各国，开展活动，希望等到列强的支援。在国内再三致电催促下，他从法国乘船回国。抵达上海后，于1912年1月1日，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算是一个廉洁政府，总统府就设在南京两江总督衙门，孙中山就在一处平房内办公，在一座简陋的小楼内居住。正值百废待兴的时刻，政府的财政很紧张，临时政府中上至总统，下至职员都没有多少薪水，只有食宿由政府提供。
顶天立地奇男子
孙中山的才华横溢从下面的故事可见一斑。早年，孙中山留学归来，途经武昌总督府，很想见见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是请人递上“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的名片。门卫随即将名片呈上，但是张之洞一瞧名片上的文字就很不高兴，问门卫来者是何人。门卫回答说是一个儒生。张之洞令人拿来纸笔写了一行字，又叫门卫交给孙中山。孙中山拿到纸一看，上面写着：“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很显然这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上联，同时也要考考孙中山的“墨水”，看看他能不能对出下联。孙中山只是微微一笑，很快想出了下联，挥笔而就，又请门卫呈给了张之洞。只见上面写着：“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张之洞一看这几个字，不觉暗暗吃惊，此人不能小视，于是忙命门卫打开大门，并且亲自迎接。
孙中山作七言绝句《咏志》：“万象阴霾扫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这首诗曾经作为革命组织的口号和革命人士的联络语，在当时又被人们称作革命歌、起义歌。浅显易懂的口语化风格使此诗极具鼓动性。其中“红羊”一句是有典故的。南宋理宗时，有一位算命先生让朝廷注意，每逢丙午、丁未年，国家就会有祸患发生。这些时间在阴阳五行里都属火，为红色，而“未”这个地支正是生肖上的羊，于是就有每六十年出现一次的“丙午丁未之厄”的灾难，后被人称为“红羊劫”。宋人最惨痛的记忆“靖康之耻”就发生在丙午年，当时所谓的十年浩劫也始于丙午年。不过在这首诗里，孙中山却是反其意而用之，以“红羊”谐音太平天国领袖“洪”和“杨”，并且宣称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而满清的劫运也到来了。
孙中山一生几无长物，但是酷爱读书。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几个中国的留学生看他生活艰苦，吃饭的钱都不够用，几个学生凑了几十英镑送给孙中山用来补贴生活。几天之后，这几个留学生又一起去看孙中山。学生们来到宿舍门口，敲了半天门，都没有人答应。“别再敲了，大概今天先生出去了。我们下次再来吧。”一个女学生说。几个学生正要回去。“等一下儿，我来敲一次试试。”一个男同学说着就用力敲了几下门，孙中山出来开门，并且感到很不好意思地说：“请大家原谅，我正在看书，才听见有人敲门。快请进！”学生们走进孙中山的宿舍，只见地上、床上、桌子上都堆满了新书。学生们在心里一算，买这些书大概需要好几十英镑。就问孙中山：“你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为什么还要买书呢？”孙中山微笑地答道：“这些书都是用你们送给我的钱买的，我还剩下十英镑呢！”学生们忙说：“你应该多买一些吃的，不要这样把身体搞坏了。”孙中山笑着说：“我觉得买书比吃饭重要，而且营养丰富。”
这里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一次犬养毅等一批朋友请孙中山赴宴，以叙友情。犬养毅对孙中山说：“我是很敬佩你的，但我想问你，你最喜欢什么呢？”孙中山毫不犹豫地回答：“革命！”犬养毅说：“你是革命家，你热爱革命，这是人所共知的。那么，除了革命之外，你最喜欢什么呢？”孙中山沉默了一会儿，微笑着回答：“Woman（女人）。”犬养毅拍手赞道：“很好。还有呢？”孙中山回答：“Book（书）。”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革命需要制定一面旗帜，在广州起义前，孙中山的好友陆皓东制作了青天白日旗，后来，孙中山在青天白日旗上加上红底色，成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由他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中，都是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起义军的旗帜。但是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没有得到革命党人的一致赞同，黄兴就反对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未来的中国国旗，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类似日本太阳旗，黄兴还自己设计制作了一面象征古代中国的井田制度的“井”字旗。二人各执己见，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一度为此事而不和。
武昌起义成功后，急需制定国旗，当时的革命党人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国旗，主要的有十八星旗和五色旗。十八星旗象征汉族聚居的十八行省，而五色旗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意思，故最后决定以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武昌起义时的孙中山还在美国，等他回到国内，国旗已定，他虽然表示反对，但也无可奈何。
“咸来意气不论功，魂梦忽惊征马中。漠漠东南云万叠，铁鞭叱咤厉天风。”孙中山曾自称为洪秀全第二，并认为洪氏为“反清英雄第一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孙中山接触外国教育早，不受传统儒学束缚才敢于以此自称，台湾的很多历史教料书亦采用此说。至于“孙大炮”这个当时对手给孙中山的外号，有人说是袁世凯所取，系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孙中山言辞夸大却不实在。这只是对手揶揄的说法，孙中山等人的行动掀起了一场革命的惊涛骇浪，是值得肯定的。
前往南京就任前，孙中山曾在上海火车站，对各界人士发表讲话，在讲话的最后，他说出那句最著名的论断：“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同心扑满，当面算清
黄兴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这个中等身材，外表刚毅倔强，肩膀宽阔，体格强健，面貌丰腴，蓄黑髭的黄兴被法国人称作是“中国革命之拿破仑”。
在罗家伦看来，黄兴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勋，更是有深厚文化内涵的读书人。黄兴是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豪杰之士。
1904年初春的一个风雪夜，黄兴与刘揆一等人步行来湘潭茶园铺矿山的一个岩洞中，会晤马福益共同商长沙起义计划，决定于11月16日慈禧太后寿辰、湖南文武官员齐集省城万寿宫五皇殿行礼庆时起事，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联络新军和巡防营，城外由哥老会分兵五路响应，向长沙进军。公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同时相约湖北革命党人届时响应，先占两湖，再图北伐，直捣幽燕。长沙起义计划商定后，满怀革命豪情的黄兴即兴高吟：“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
黄兴在长沙和武昌的书院读过书，后赴日本留学，在留学期间学习西方的革命史和科学文化知识，并受到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先驱的影响，赞成用革命手段，打倒清王朝，建立新的中国的做法。当时，沙皇俄国拒不按约从我国东北撤兵--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被沙皇俄国强占去的。沙俄的蛮横行径引起全国人民的抗俄怒火，黄兴与陈天华等留日学生组织拒俄队伍。
在上海，黄兴遇到同样刚从日本回国的湖南老乡胡之倓。胡之倓是长沙明德学堂校长，那时正在上海招聘教员。黄兴就应胡之倓的邀请，到明德学堂做教员，白天教书，晚上从事反清活动。后来，黄兴借过三十岁生日为名，办了两桌酒席，邀请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二十多名革命同志聚会，商量成立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黄兴为会长。华兴会以办矿业作掩护，对外称华兴公司，并且用“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两句话作为公司，也就是华兴会的宗旨。“扑满”本是存钱罐，存满了就打破。“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中的扑满、算清是推翻清王朝的意思，黄兴他们把扑满、算清巧妙地用作反抗清王朝的口号。
华兴会没有以文字的形式留下过任何正式的纲领、章程，只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他们的口号。黄兴在华兴会成立后便积极着手筹划武装起义。他主张联络各界反清力量，首先夺取长沙，光复湖南，然后争取各省响应，再向清王朝老巢北京进军，这就是先占两湖，再图北伐，直捣幽燕。
黄兴派人分别到各省和长沙的各界联络，迅速积聚革命力量。主要联络清军里的新军和哥老会。哥老会是民间的秘密组织，打出“反清扶明”的旗帜，具有一定的革命力量和气势。当时哥老会的首领叫马福益。黄兴想联络哥老会，就派华兴会会员带着亲笔信，去见马福益。马福益还不懂革命，也不知道黄兴是何方神圣，对华兴会的“邀请”反应冷淡。刘揆一的弟弟刘道一看出马福益犹豫不决，不肯接受“邀请”，刘道一眼看完不成联络任务回去无法交待，就问马福益：“马大哥，我们听说您是个人物，于是登门拜望。现在小弟有个问题要请教。”马福益说：“请问。”刘道一说：“大哥是打算按照哥老会宗旨反清扶明呢，还是准备接受招安，作清王朝的爪牙？”马福益这时才明白华兴会发出“邀请”的含义，随即表示同意与华兴会合作。事后黄兴决定亲自去会晤马福益。随后华兴会又与新军联络，新军答应参加起义。黄兴决定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那天起义。这一天，被清王朝定为“万寿节”，要隆重庆祝，所有湖南的文武大员都要到长沙皇殿行礼拜寿。计划在这里预先埋下炸弹，打算引爆炸弹，炸死文武百官，顺利夺取长沙的各处要地，取得起义的成功。但是，由于华兴会组织不严密，纪律性很差，许多活动都处于半公开状态，民间组成的哥老会成员更缺乏斗争素质，因此起义的计划被泄露出去。在得知黄兴等人要在“万寿节”起事的消息后，长沙财主王先谦迫不及待地向湖南巡抚衙门报告，衙门立即派人四处搜捕革命党人。马福益被迫逃往广西，华兴会和哥老会的不少成员被逮捕。10月24日早晨，黄兴刚出家门，就碰上衙门派来抓他的捕头。捕头不认识黄兴，就叫着黄兴的本名问：“你是黄轸吗？”黄兴听到捕头发问就知道计划泄露，起事失败了，此时黄兴机敏地答道：“我也是来拜访黄轸的。听他家里人说他到明德学堂去了。我正要去找他。”捕头信以为真就跟着黄兴去明德学堂去抓人。到了明德学堂门口，黄兴下轿对捕头说：“你们稍等，我去叫黄轸出来。”黄兴一进学堂，就从侧边小门溜出，躲到朋友家里。又转移到牧师黄吉亭的教堂里。后来他化装成海关关员，逃出长沙，转道武汉，辗转到了上海。
长沙起义虽然没有成功，反清力量有所损失，但华兴会的成员多数逃脱了清王朝的魔掌，保存了力量。这次行动动员了广大民众参加革命，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后来，在黄兴的鼓励下，华兴会的很多成员，与他一起参加了同盟会，与孙中山携手革命，壮大了革命的力量。而黄兴也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亲密盟友。1909年陶成章等再次掀起倒孙风潮。黄兴竭力为孙中山辩解，坚决维护孙的领导地位。次年黄兴参加孙中山主持的秘密会议，商定集中全党力量，在广州再次起义。4月27日爆发了黄花岗起义，黄兴亲率“敢死队”进攻两广督署，右手受伤，潜往香港养伤。武昌起义后黄兴乔装赴鄂，指挥汉口汉阳保卫战，苦战近一月，促使各省次第光复。汉阳失守，辞职赴沪，被光复各省代表推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得悉孙中山回国，推辞赴宁组织临时政府。
黄兴去世后，有点头脸的人物都送来了挽联。章太炎“章疯子”的那幅挽联上书：“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在他生前，有一次章太炎在东京发现孙中山私自接受华侨捐款，大为恼怒，声言要和孙决裂，拥戴黄兴为同盟会总理。黄兴费了很多口舌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最终说服了章太炎。孙中山后来很感激黄兴。但还是这位黄兴，在孙中山改组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反袁时，拒绝向孙表示个人效忠以重新入党。始终保持对革命事业而非对个人的忠诚，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谁人能够做到呢？
袁世凯倒行逆施做洪宪皇帝时，有人在北京街头贴着一幅对联，上联只有“袁世凯”三字；下联“中国人民”四字。这付对联的意思是袁世凯“对不起”中国人民。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幅“最不相对”的对联。提起袁世凯，许多人会想起“窃国大盗”四个字。袁世凯当年就是在一片唾骂声和举国上下讨袁的枪炮声中结束了他的一生，而在他的身后似乎也留下了千古骂名。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认为：孙中山让权给袁世凯，双方是有协议的，也是自愿的，因此谈不上是袁世凯窃国。但袁世凯后来违背了原来的誓言“以后有帝制为之者，天下共诛之”，袁世凯想做皇帝，这他就是窃国了，于是“天下共诛之”。至于说到袁世凯有才能，是不容置疑的，否则也就不能当上大总统了。
历史学家袁伟时认为，大清王朝最后十年推行新政，其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宣布从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袁世凯和张之洞。而在经济领域，詹天佑修筑的京张铁路一直被国人传颂着，但人们并不了解修筑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以及用中国工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方面，都是袁世凯的功劳。
乱世民国风起云涌，政事纷繁复杂，军阀辈出，这些人就像戏剧台上的人物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事实上，历史人物都具有“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袁世凯一方面可以和“卖国贼”画上等号，另一方面，在清末关键时刻的倒戈一击，使国家向告别封建、走向共和迈进了很大一步。
小站风云
在天津市南区的一个小镇，这个地方水网密集，稻谷飘香，鱼肥蟹美，而且地域辽阔，交通方便，人称“天津小江南”。这个地区人口不多，地理位置极佳，东临渤海，居大沽海防要塞通往天津的中间，距北京也不过几百里，因此成为了天津有名的南大门。
这里就是天津小站，说到这个名字，恐怕了解近代史的人无人不知晓，它的名气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孕育出了许多军事将领，其中一位就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军阀之父--袁世凯。
解放前陈伯达所著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使袁世凯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更为人所唾骂。在此之后，对于袁世凯的评论常常冠以“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独夫民贼袁世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动政客”称谓。
事实上，历史人物都具有“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袁世凯一方面可以和“卖国贼”画上等号，另一方面，在清末关键时刻的倒戈一击，使国家向告别封建、走向共和迈进了很大一步。
那么，袁世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个曹操、刘裕式的人物，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枭雄；也有人说把他和曹操、刘裕相提并论有点过了，他只能算是一个富于谋略的政治家，在天津小站开始了他的发迹史。
小站不仅是袁世凯凸显野心的发源地，更是他从此平步青云的转折点。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淮军全军覆没，清廷的惨败使清政府的当政者深深地感受到旧式军队的落后。这时的清政府已经认识到，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建立新式军队。于是清廷在小站收拾残部，聘用德国教练，编练定武军。后定武军改由袁世凯统带，袁凭借自己起草的“对西洋军事训练方案”赢得了这个训练新军队的职位，假借“民族之大义”，打着“强兵御侮”、“明耻教战”的旗号，投机钻营，获准在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趁机增募兵力，开始了北洋军阀集团的奠基工程。在清政府专制腐败和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使北洋军阀发展很快，袁世凯个人地位和权势也随着他的武装力量的发展而迅猛扩大，在短短6年时间里，成为权倾中外的北洋军阀集团的首脑人物。
袁世凯治军严谨，清军的一个军官违犯军规，袁世凯按军纪要将其处以极刑。军队首领吴长庆闻知后，亲至袁住处说情。吴怕袁不给自己面子，就坐着不走。袁世凯请吴翻阅案上的书，自己借故出去了一会儿。等他一回来，便向吴长官负荆请罪，禀报自己刚才已经把那个军官斩了。吴长庆倒也不失为领军人物，事已至此，不仅没有责怪袁世凯反而大笑着夸赞道：“在军队执法就应该这个样！”这事过后，吴长庆就告诫在营中当兵的亲戚们：“你们别以为在我手下干事就可以犯法触事，就怕我饶了你们，袁世凯也不会饶你们。”
袁世凯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他知道靠自己一个人训练士兵，没有帮手行不通，需要找一些服从指挥又忠诚可靠的人。于是请来自己的拜把兄弟徐世昌。徐世昌是袁世凯早年读书时认识的秀才，在徐世昌进京赶考时，袁世凯赠送给他盘缠。此时的徐世昌已经飞黄腾达，作翰林院编修，但是他已经看出来文官的前途叵测，只有武官才能有更好的发展，于是报袁世凯当年之恩，他放弃了翰林院的官位来到小站。袁世凯封给徐世昌一个头衔，相当于自己的参谋长。徐世昌虽是文官出身，但是他足智多谋，为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袁世凯还请来了在朝鲜认识的唐绍仪做军中文案。
接着，袁世凯又从武备学堂毕业生中物色到冯国璋和段祺瑞二人。冯国璋毕业后留校，但他不甘于位，甲午战争之后，他了解了日本军事情况，懂得新军事，袁世凯得到了冯国璋的帮助，愈加如鱼得水。段祺瑞于武备学堂炮兵班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到威海卫炮兵学堂任教师。袁世凯将其调到小站任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王士珍于武备学堂毕业后，到正定主办随营炮队学堂。甲午之战中带学生入朝参战，后在聂士成军中供职。袁将他调到小站后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后提升为工程营统带。
袁世凯对于自己手下的人除了恩宠、威压之外，贯穿始终的还是权术。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三人到小站后成为袁世凯练兵的骨干力量，“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就出自他们三人之手。这三个人后来被称为“北洋三杰”。这个说法的最初来历，据说是一次德国教官在阅操时，看到三人带兵训练时的情景，于是挥鞭一指说“此三人者，堪称北洋军中之杰。”后来人们又以各自性格将这三人形象化地称为“王龙”、“段虎”、“冯狗”。
袁世凯曾诫兵士说：“用命者乃手足，违令者即寇仇。”、“练兵主要就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子。”这就是他的练兵秘诀，不禁使人毛骨悚然。一次，袁世凯巡营的时候发现一个军官正在偷偷地吸食鸦片。袁世凯二话不说，就抽出了明晃晃的腰刀，这个军官吓得浑身发抖，把烟枪扔在地上，扑到在袁世凯的身前，连连求饶，但是袁世凯毫不犹豫，亲自处决了他。因为他规定官兵不许吸鸦片，袁治军严明可窥一斑。
拾簪将军
素有知兵之誉的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成绩显著昭彰，袁世凯手下的人更懂得审时度势。慈禧以巡视之名到了天津，在袁世凯的陪同下来到小站。袁世凯命令新军全部到操场上列队站好，等待慈禧观阵检阅。慈禧由太监搀扶，袁世凯尾随其后，绕场一周。
检阅时，慈禧头上的宝簪掉在地上。很多人都看见了，但是谁也不敢去拣，因为掉簪是不吉祥之兆，所以要是拣了怕扫了慈禧的兴，人头难保。这时，有个叫孟恩远的士兵看到了顺手就拣了起来。
看过士兵操练，慈禧要休息，这时孟恩远三步并做二步跑上前去，双手捧簪跪在慈禧脚下。慈禧先是一愣，刚要发话，只听孟恩远禀道：“凤簪落地，重返佛山。”
慈禧爱听人们称她“老佛爷”，听了孟恩远的这番乖巧的说话，不但没有因为掉簪影响兴致，反而越发高兴起来就问袁世凯：“刚才这捧簪的是谁？”袁世凯如实回答。慈禧说：“如今新军连一个队官都如此精明，足见袁大人练兵有方了。”在慈禧返回北京之前对袁世凯说：“那个姓孟的以后可以做点大事。”袁世凯见孟恩远受到慈禧赏识，又为自己赚足了面子。于是马上提升孟恩远。在袁世凯死后，孟恩远左右逢源，先后被段祺瑞任命为将军府将军、将军府惠威上将军。
那些知道孟恩远底细的人，无不称其为“拾簪将军”。审时度势的孟恩远就因为一句“凤簪落地，重返佛山”由一个无名小卒变成统帅千军的将军。
休把当兵自看轻
为了显示新军队与旧军队的不同，同时也为了培植个人势力笼络人心，培养官兵绝对服从的意识，袁世凯严禁旧军队克扣军饷的劣习。每次发饷他都亲自监督营官，把军饷足额发到士兵手中。他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各级军官和幕僚，甚至棚头，都十分了解以便用其所长。他还经常亲临现场观看操练，有一次要阅兵时下起大雨，有人要给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说士兵都在雨中，他自然也应在雨中。如此鼓舞军心，使军队面貌焕然一新，成了名副其实的新军。
为了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和效忠思想，徐世昌还编写了《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等，其中《劝兵歌》简单易懂，琅琅上口。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1896年，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到小站检阅了新建陆军后，大加赞扬，回京后在给皇上的上书中说，他认为“近年所见各军，尚无出其右者。”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到小站参观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后，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袁世凯的练兵成果大加称赞。其他朝廷要员在观看了小站部队的操练后，对新建陆军也有很高的评价，说：“一举足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练兵时，袁世凯十分注意笼络部下誓死效忠自己，他特地派人在士兵吃饭前高喊：“谁给我们饭吃？是袁宫保。”袁宫保是对袁世凯的尊称。所以，这些士兵只知道效忠袁世凯，不知道效忠清王朝。
袁世凯靠的正是一股子六亲不认、执法如山的狠劲儿，在天津之郊的小站练兵，只两年就带出了一支海内第一劲旅，后来人称“北洋军”的新建陆军。那时，年纪轻轻的袁世凯却表现出了卓而不群的治军才干和灵活机警的处世手段。
大丈夫志在四方
袁世凯是出身于官宦人家的纨绔子弟，从小耳濡目染地认为想做官就得过科举，用读书这块“敲门砖”敲开官运亨通的大门，但是两次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功名失意，以致怒火中烧，把所有诗文付之一炬，没考到功名的他不安于乡，立志自勉道：“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郁郁久困在笔砚之间以自误岁月？”
终于，他带着几十个人跑到山东登州府，在一位叫吴长庆的首领的手下当了兵。吴统领并未重用他，于是，袁世凯大为不满地对战友说：“我家衣食无缺，并不是吃不上饭才来从军的。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战争迟早必起，若战败求和，列强必将群起而瓜分中国。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我以为亟需人才投军到此，不料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之气慨。”这一番慷慨陈词传到了吴长庆的耳朵里，于是提拔重用袁世凯。
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前凭着自己灵敏的政治嗅觉，及时脱身回国，这才避免了葬身战场的命运。后投身官宦门下，四处钻营。
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会见李鸿章的时候曾说：“袁世凯这样的人物，竟然任下层军官，难怪没有人才可用。”因伊藤博文的这句话，袁世凯名声鹊起，成为当时报纸上的风云人物，袁世凯也借此机缘交接权贵。
靠着奉承和钻营的手段，慢慢爬上有权有势地位的一代权监李莲英赖慈禧太后宠信，与袁世凯互相勾结，借以大发横财，袁世凯借机向上爬，大肆贿赂内应李莲英，最多的一次竟贿赂了白银二十万两。后被提拔到小站编练新军。李鸿章认为袁世凯是“后起之秀”。淮军作为李鸿章的军队，自然受到李鸿章的格外重视，袁世凯正是看准这点，积极投靠李鸿章，两人经常书信往来，袁世凯言必称“李北洋”、“李中堂”，甚至越级直接向李鸿章请示汇报。
资望极高的李鸿章很是赏识袁世凯，曾为袁下了十六字评语：“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而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成为众人眼中的英雄豪杰，“袁世凯”这三字，更是掷地有声。小站成了袁世凯大展身手的舞台。他接管了胡某留下的四千七百多人，又新募得二千五百余人，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并按全套德式建制与装备训练起了这支国内最现代化的军队。后又以“新建陆军”为基础，创建了“北洋常备军”，人称“北洋军”。练兵数载，终使一支国内最具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卓然出世，“北洋”这个后来独霸中央政权十余载的政治军事集团也就此走上历史舞台，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勋……那些并无显赫出身的北洋军人们相继成了袁氏的骨干，后来，竟成为呼风唤雨的军政巨头。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大展身手的机会也来了。当起义的枪声传到北京时，清王朝万分惊恐。他们决定出兵讨伐革命军，但是又不知道要派什么军，遣什么将。这时革命形势如迅雷闪电般地展开，各省的革命党人都纷纷发动起义响应，全国各地到处都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各省谘议局的立宪派多见风使舵，转向革命，担任了各省军政府都督或民政部长。地方官吏也大都不敢与革命军公开抗衡。在大革命风暴的荡涤和冲击下，清王朝这艘腐朽的大船正在迅速下沉。
由于大多数南方新军倒向革命，清政府把绞杀革命军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有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军的身上。奕匡以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借以促使北洋军为清政府卖命。不仅是一部分亲贵的主张，也是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的“建议”。因为武昌起义的爆发，使帝国主义者深感恐慌。因为他们看到了清政府没有镇压革命的能力。英国公使不断向其外交大臣发出电报，报告起义的情况，电报中的语气十分慌张。俄国公使哀叹清政府“极端无能，软弱和不得人心”。英国驻华武官在他的报信中说：“从战略观点来看，清政府现在似已没有希望。”美国驻京公使嘉乐恒也会见摄政王载沣，均表示愿意看到清政府起用袁世凯。这是国内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清王朝只能起用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指挥北洋军镇压革命军。
“皇帝梦”
民国初年，有一份销售量很大的报纸叫《顺天时报》，袁世凯平时只看此报，以便了解时事和社会舆论。这时的袁世凯还未称帝，但是他的儿子袁克定似乎更心急，更迫切地想做上太子之位。为了坚定袁世凯称帝的决心，袁克定自己出钱购买整套报纸印刷设备，印制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以惑视听，为了让袁世凯以为时机成熟，这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把反对帝制的言论一律改为歌功颂德，还有许多劝袁尽早举行朝贺仪式的言论。袁世凯一直相信《顺天时报》的言论，而此前韩诚匆匆忙忙赶来京城，诚惶诚恐地向袁世凯报告祖坟也有红光，形同火炬，坟旁还长有状似蟠龙的紫藤树。更加坚定了袁世凯称帝的决心，而且袁世凯身边的人也顺应总统的心思，筹备称帝事宜。
癞蛤蟆和袁世凯的附会传说在北方流传很广。民间流传在袁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有“南下洼”蛤蟆结队朝王的怪事。据说袁世凯习惯午睡，每日午睡之后喜爱喝茶，有一次给他端茶捶腿的侍卫不小心打破了袁世凯常用的茶杯。这下侍卫自知闯祸不小，吓得痛哭不已，袁世凯的一位姨太太见到侍卫这样惶恐不堪，便动了恻隐之心，教他怎样交待。袁世凯醒后大怒，侍卫便按照之前姨太太交待的那样应付道：“小的知错，求大人开恩，只因小的进来看到床上躺的不是大人。”袁世凯忙问：“那是什么？”“是一条金龙，”侍卫说：“小的看得清楚，吓了一跳，才失手打破了茶杯。”袁世凯听了哈哈大笑，不但没罚，还赏了这个侍卫一些大洋，并且嘱咐说：“在外面不得乱说。”而袁世凯更以为自己是九五之尊，应该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并且决定废除民国年号，改为“洪宪元年”，并赶制御座，龙袍金印等物，紧锣密鼓地筹办自己的登基大典。
当时的工商部长张謇倾向共和，武昌起义后他剪掉辫子寄回老家说：“此一生之大纪念也。”张謇听说袁世凯要密谋称帝，气愤异常，于是质问袁世凯，袁世凯掩饰道：“如果民国决定以帝制为国体，那么有资格当皇帝的人，首先就是溥仪，其次应该轮到孔子的后裔，若是要搜寻朱明皇朝的后裔，那么内务总长朱启钤，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浙江将军朱瑞等都是合格的人选，何必一定要推举我呢？”张謇讽刺道：“那唱小生的朱素云也有做皇帝的资格罗？”袁世凯听出讥讽之意，数日不快。
袁世凯一方面与清廷达成协议，一方面则操作“参政院”举行投票，宣扬君主立宪，策动请愿闹剧。于是乎，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请愿团纷纷出笼，上自王公遗老、政府官僚、各省将军、巡抚使，下至车夫游民，无所不包，样样俱全。北京的乞丐和八大胡同的妓女也被分别组织起来，成立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手持各色旗帜，大呼小叫奔向街头，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袁世凯俯顺民意，尽快登基。袁世凯假意推辞“只好俯就民意”。
袁世凯深知自为总统，不容易取得独立各省的承认。因此，他不得不借重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名声，来推动议和，而自己在幕后又包揽把持一切。一心想做皇帝的袁世凯终日怕他人反对，甚至听到街上卖元宵的人喊元宵，他也心生不快，认为元宵和“袁消”同音不吉利，于是在元宵节前禁止百姓说“元宵”只能说“汤圆”或是“粉果”。可百姓没有买他的帐，元宵仍不绝于耳。
袁克定作假《顺天时报》的秘密是被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发现的。一天袁静雪在无意中发现街市上的《顺天时报》与父亲每天必读的《顺天时报》论调大为不同，就急忙查对内容，结果发现论调根本不同。就拿着两份《顺天时报》去给袁世凯看。袁世凯大吃一惊厉声问：“哪来的？”然后得知是“皇太子”袁克定一手操办的，袁世凯气愤至极把袁克定痛打一顿，并骂他“欺负误国”。而袁克定办的这份宫廷版《顺天时报》被称为“世界上唯一只有一个读者的报纸”。
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成为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从而得到了日本的支持，气壮如牛，准备即皇帝位。遭到国人反对。蔡锷等宣布云南独立，发动护国运动，当时有人做嘲讽袁世凯称帝的对联：帝非帝，王非王，丢人缺德；满不满，汉不汉，有共无和。还有讽刺“洪宪”的对联：洪水横流，淹没满汉蒙回藏；宪章文武，尽是公侯伯子男。
据传袁世凯死前曾大喊“公度误我”，这里指的是杨度，杨度在袁世凯保荐之下成为朝中重臣，于是杨一直感激袁世凯，更是支持袁世凯一切主张。清朝灭亡之后，杨度审时度势成为君王立宪制的积极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亲自任“筹安会”会长，为袁世凯准备登基大典。袁世凯曾给他题字赐匾，称赞杨为旷世逸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