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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集团内不乏聪明之辈，他们意识到了魏氏权力基础的致命缺陷：皇帝总有一天会死的，何况明代皇帝大多短命。一旦皇帝去世，魏氏王朝很可能土崩瓦解。因此，他们暗中向魏忠贤献策，趁现在魏氏势力全盛之时，干脆代君自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魏氏集团利益长远。然而，一听到这样的建议，魏忠贤惊得面如土色。他严厉警告谋士以后不要说这样的话，他魏忠贤是大忠之人，怎么能存这样的心？他在谕旨里夸自己“一腔忠诚”，“赤心为国”，这都是实况。象他这样的“伟人”、“忠臣”，怎么会做出这样不耻于人类的背逆之事？
就象当初魏忠贤获得权力的轻而易举一样，命运停止在他身上的试验也是那样突如其来。谁也没想到，天启七年，年仅二十三岁的皇帝突然得了重病。这年五月，他开始腰疼，发烧，以后又浑身浮肿，已经呈现出大限将至的迹象。从症状上判断，他得的大概是急性肾炎。
魏忠贤显出了老仆本色。六十岁的他住进了离皇帝寝宫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为了救皇帝的命，他想出了无数办法。他请来巫师，给皇帝驱邪，他在宫中发放金寿字大红贴裹，要用一片金色红色的喜庆气氛驱赶病魔。因为皇帝的病情日渐加重，他多次暗自垂泪。
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三个月后，天启帝去世。由于无子，由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魏忠贤哭得昏天黑地。他对天启帝情近父子，皇帝的突然崩逝，对他的打击颇为沉重。他一心一意地沉浸在悲痛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悄聚集在自己的头顶。他也知道新帝登基后，也许不会象先帝那样信任自己，自己不会再有这样大的权势，可是，凭自己的忠心，后路也不会坏到哪去。这个庸人，在政治上迟钝得可怕。魏氏集团的其他人可比他明智得多，还是在天启帝病重其间，就已经有人开始故意在朝政上反对魏氏，以在众人面前划清自己和魏忠贤的界线。魏忠贤对此还懵然不知。
新皇帝崇祯与天启帝完全不同，此人“心乐读书，十余龄即好静坐。”他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一心一意要挽大明于危难。对于魏氏集团的胡作非为，他痛恨到了极点。一开始，他对魏忠贤还敬畏有加，慑于魏氏的巨大权势，他暂时没有任何动做。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即位两个月之后，他决定动手了。他首先示意臣下弹劾魏忠贤，长期以来聚集的反魏能量一泄而出，弹劾魏氏的奏折铺天盖地。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发布文告，宣告魏氏乃大恶之人，“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
一声令下，前朝老仆魏忠贤听话地卷起铺盖，到凤阳祖陵去守陵了。然而，皇帝的“姑置凤阳”只不过是句客气话，算是给先帝留个面子，他怎么会真的养虎遗患。中国政治历来讲究斩草除根，魏忠贤面前只剩了死路一条。十一月初六日，得知皇帝要取他性命后，魏忠贤在南行路上上吊而死。
魏忠贤的尸身最初被草草埋葬在阜城，后来为了昭示国法，又被挖出来处以凌迟之刑，并在他的家乡枭首示众。魏氏的贤子魏良卿被处死，其他家庭成员被发往烟瘴地面永远充军。河北肃宁大魏庄的一座座高宅大院被查抄、没收、拆毁。这些气势轩昂的层楼叠院刚刚建成几年，有的建筑还没有最后完工。
赫赫扬扬了三五年的魏氏家族，土崩瓦解，不可一世的诸多公候一日之间成了被人踢来踏去的死刑场上的尸首。刚刚聚敛到手的财富又一扫而去，侥幸没死的的魏氏后人戴上沉重的枷锁，一步步走向遍地不毛的边疆。在那里，他们落地生根，盖起土坯房，开垦贫瘠的荒地，重新开始了赤贫的生活。
几十年前那场赌博换来的全部又失去，魏氏家族又回到了原点，不，甚至远远不及原来的生活。
在博弈论中有一个经典案例--囚徒困境，非常耐人寻味。“囚徒困境”说的是两个囚犯的故事。这两个囚徒一起做坏事，结果被警察发现抓了起来，分别关在两个独立的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进行审讯。在这种情形下，两个囚犯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或者供出他的同伙（即与警察合作，从而背叛他的同伙），或者保持沉默（也就是与他的同伙合作，而不是与警察合作）。这两个囚犯都知道，如果他俩都能保持沉默的话，就都会被释放，因为只要他们拒不承认，警方无法给他们定罪。但警方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就给了这两个囚犯一点儿刺激：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背叛，即告发他的同伙，那么他就可以被无罪释放，同时还可以得到一笔奖金。而他的同伙就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并且为了加重惩罚，还要对他施以罚款，作为对告发者的奖赏。当然，如果这两个囚犯互相背叛的话，两个人都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谁也不会得到奖赏。
那么，这两个囚犯该怎么办呢？是选择互相合作还是互相背叛？从表面上看，他们应该互相合作，保持沉默，因为这样他们俩都能得到最好的结果：自由。但他们不得不仔细考虑对方可能采取什么选择。A犯不是个傻子，他马上意识到，他根本无法相信他的同伙不会向警方提供对他不利的证据，然后带着一笔丰厚的奖赏出狱而去，让他独自坐牢。这种想法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但他也意识到，他的同伙也不是傻子，也会这样来设想他。所以A犯的结论是，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背叛同伙，把一切都告诉警方，因为如果他的同伙笨得只会保持沉默，那么他就会是那个带奖出狱的幸运者了。而如果他的同伙也根据这个逻辑向警方交代了，那么，A犯反正也得服刑，起码他不必在这之上再被罚款。所以其结果就是，这两个囚犯按照不顾一切的逻辑得到了最糟糕的报应：坐牢。
企业在信息化过程中需要与咨询企业、软件供应商打交道的。在与这些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也会遇到类似的两难境地，这个时候需要相互之间有足够的了解与信任，没有起码的信任做基础，切不可贸然合作。在对对方有了足够的信任之后，诚意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诚意或者太过贪婪，就可能闹到双方都没有好处的糟糕情况，造成企业之间的双输。
二、慈禧的妇人逻辑
在赌徒突围的模式中，不需要每次合作都以胜利为合作的最终目的，但是在大方向上，最终的结果却是胜利。没有必要每一次都赢，以“输”为代价，换取更多的“赢”才是这种模式的关键所在。在一个非零和世界里，在长期陷入的突围模式中，他人的成功可以作为你成功的前提。需要提醒的是，关键一战必须赢得胜利。
野心家经常被人指责为惟恐天下不乱的人，其实，对慈禧这样的大野心家来说，这样的指责还算是轻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她不仅仅是惟恐天下不乱，而是惟恐天下不大乱。
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无数无辜的中国人，家破人亡，痛哭无告，代替愚蠢的清政府，代替她，承受列强的处罚。而她本人，以年近古稀、老态龙钟之躯，躲在西安“冥顽不灵如故，每天照样快快乐乐地看戏”。
一妾出身的慈禧，以偶然一次性行为生了男孩为契机，能够统治中国47年之久，指责她何德何能只能说是对她变相的赞美。她对中国的伤害，远甚于八国联军的掠夺，远甚于义和团的暴行。柏扬总结说，历史不断呈现一种现象，对国家民族前途忧心如焚的人，往往受到最大的痛苦。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清朝面临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外有英法联军的入侵，社会异常动荡，民族危机沉重，清王朝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慈禧，出身于一个潦倒的满族之家，是满洲镶黄旗人，其家庭属叶赫部，她小名兰儿。她父亲做安徽候补道，但官运不佳。他有个朋友叫吴棠，看到兰儿相貌讨人喜欢，应对聪明伶俐，夫妇商议，这孩子仿佛天生尤物，可能将来要成为贵人。从此经常给以接济，凡孩子所需书籍笔墨费用，都酌情供应。从此兰儿用心看书写字，读史吟诗、很有长进。父亲死后，她奉母携弟妹移居京城。咸丰20岁登帝位，选立钮祜禄氏为皇后，并广选秀女，补充宫娥。那时兰儿正是青春年华，17岁。60名初选入宫的旗女，皇帝朱笔圈定28名，兰儿中选。
入宫后的兰儿，先被派往皇后住处坤宁宫当差。她早早晚晚，操作勤恳，而且态度温和，人缘很好，她以一个偶然的机会获得咸丰帝的恩幸。因生长于南方，又有一副好嗓子，曼舞轻歌一些南曲，格外容易得到追求声色之乐的皇帝的宠爱，被封为贵人。她擅于察颜观色，有一套揣摩迎合的功夫，更懂得讨好总监暗地关照，代她“运动”，因此设法见到了皇太后，不久晋封为“懿嫔”。生了小皇儿载淳后，晋级“懿妃”，咸丰6年，因奉旨回乡探亲，再加封为“懿贵妃”，等到儿子登基做了皇上，就名正言顺地成为皇太后。
按照封建宗法制度，嫡庶之分是很严格的。历史上正后夺取庶出的儿子占为已有、亲生母亲遭废黜甚至虐杀的事，不乏其例。在这方面兰儿是幸运的，她碰到的对手钮祜禄氏，虽比兰儿还年轻两岁，却不擅长争风吃醋那一套，是个心地善良的人。经不起兰儿处心积虑、曲意奉承，又功夫到家、不露马脚，皇后对兰儿很是怜爱，甚至在风流皇帝坐前不时说她几句好话。
荒淫无度的咸丰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后，肺癌病日渐沉重，贵妃趁机协同批阅奏本，对朝廷内的权力斗争动态渐渐摸得一清二楚。当时在朝中大臣中，咸丰表面上所倚重的是载垣和端华，而幕后的操纵者却是肃顺。他较有胆识，处理对外交涉主张强硬，力主打破常规、重用汉员的也是他；但因骄狂自大，结怨甚多。咸丰有三个亲兄弟：五弟奕淙，玩世不恭；六弟奕，颇为能干，但不受咸丰喜欢，逃离北京时把他留下善后，后来委派顾命大臣也没他的份，自然他是八大臣的对头，七弟奕譞虽然才力平庸，但地位重要，关系密切，因为他是慈禧的妹夫。当年她说动咸丰下旨指婚，把她的胞妹嫁给了他。这个裙带关系为慈禧后来发动政变起了决定性作用，没有这门亲戚，处在深宫的贵妃怎么能与外面的大臣通气？
1861年，咸丰帝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临死前，立六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同时任命户部尚书肃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八大臣为赞襄政务王大臣，主持一切政务。咸丰帝还特意召见皇后和懿妃说：“天下不宁，朕虽去但心不安。载淳年幼，靠顾命大臣辅佐，有事你们找他们商量。”咸丰死后，肃顺就开始主持政务。权力欲权强的慈禧太后不甘心权力落入肃顺等人的手里，为攫取最高统治权，慈禧太后野心勃勃，策划发动夺权的政变，与顾命八大臣展开了激烈的政争。
此时，清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其一是顾命八大臣势力，即咸丰临终时指定的辅助皇太子载淳治政的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其二是皇族势力，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个亲外势力，就是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皇室亲王集团；其三是帝后势力，也就是两宫皇太后。这就使清朝政坛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从咸丰断气之日起，三股势力便开始了较量。这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势力能够同帝后势力相结合，它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
两股势力要是想把政权夺取过来，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联合起来。于是，奕、慈禧太后这两股势力很快勾结起来，并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企图趁慈禧太后的儿子年幼，篡夺最高统治权。辛酉政变固然是统治中枢的权力之争的主要原因，但是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围绕着治国方略的分歧和争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当然，这场政变发生的原因还包括私人恩怨等。
肃顺等人与奕虽然在镇压国内农民起义的问题上立场一致，但在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却有所不同。奕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北京条约》，这议“和”的成功则加剧了彼此间的对立。
面对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强硬派集团坚决主战，以维护天朝上国的威严；奕、桂良、文祥为首的务实派集团则力主议和，争取时间，变革自强。两大集团在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矛盾，激化加速了宫廷政变的发生。
辛酉政变的第一步妙棋应该是从慈禧争取慈安开始。慈安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名正言顺的原中宫皇后、当时的母后皇太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她是这场政变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性人物。这一点，机敏而工于心计的慈禧比谁都清楚。慈禧更清楚自己是靠“母以子贵”才登上皇太后宝座的，养心殿东暖阁太后垂帘听政处声望、资历、影响力远逊于慈安。如果不将慈安争取过来，夺权、垂帘听政的目的就达不到。慈禧凭其如簧之舌，终于将慈安拉到了自己这一边。反过来，如果慈安旗帜鲜明地坚定拥护咸丰帝的遗命，毫无保留地支持并站在八大臣一边，辛酉政变也许就不会发生，那历史就要重写了！慈禧把慈安争取过来，从而有利于促进在慈禧的太后封号、有无干预朝政权、是否垂帘听政、辛酉政变等问题上较量的胜利。
在咸丰皇帝驾崩13天，奕和英国侵略者密谋后，借吊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和慈禧、慈安密议。奕在热河滞留6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麻痹了顾命大臣。议定之后，奕先行回京布置一切。奕、慈禧太后势力集团开始笼络掌握实际的军事权力的人物。奕回到北京后，就进一步争取了京师卫戍的军权，完全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奕、慈禧太后势力集团已经为发动政变作好了军事上的准备。
载淳生母、野心勃勃的慈禧太后那拉氏不甘心受人摆布，企图效法古人，垂帘听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先让人建议，由她“垂帘听政”，实际上是由她掌握实权，权理朝政。一些朝臣也想借机捞取政治资本，以奏折向皇太后请安，表示对垂帘之议的支持。朝臣上奏折奏折建议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实质上是政变的前奏。
为了试探，肃顺这边向慈禧、慈安提出，辞掉他们管理兵权的职位，建议改派他人。肃顺等人万万没料到，慈禧、慈安抓住这个时机，顺水推舟，竟解除了他们所掌握的兵权。这无疑是肃顺等顾命大臣犯的一个重要的错误，不仅没有及时扑灭了争权夺势的势头，还没有及时作出防止措施，反而增加了敌对势力的筹码，为后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两宫皇太后在咸丰灵柩启驾之后，只陪了灵驾一天。为了能在顾命大臣之前赶回北京，就以皇帝年龄小、两太后为年轻妇道人家为借口，提前回京。这是慈禧太后那拉氏的一个谋略，故意让肃顺负责护送咸丰灵柩。这样，两宫太后和同治等人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4天到京。
并且，慈禧让载垣、端华等七人也陪着两位太后和皇上回京。这样，就把载垣、端华等七人和肃顺分开，以便各个击破。在灵驾没有回来之前，奕、慈禧太后等势力充分利用这时间，为他们发动政变作好进一步的准备。此时，顾命大臣已经没有太多能力挽回失败的局势了。
在两位太后和皇上回京的第二天，奕、慈禧太后势力集团就发动政变。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并派人去路上逮捕肃顺。辅政八大臣或被处决，或被罢黜；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就慈禧对政敌的处理来说，表现得相当明智。在查抄肃顺家产中发现的账目、书信时，发现这涉及许多中央和地方官员。一一查办，势必株连甚众。为此，慈禧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将此次查抄肃顺家产内账目、书信，“即在军机处公所公同监视焚毁，毋庸呈览。”慈禧等人在处理政敌上的处理，对巩固政变后的政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辛酉政变之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慈禧太后取得了最高权力。由于慈安太后钮祜禄氏性情“和易少思虑”，不愿多问朝政，朝廷大权遂落入那拉氏一人之手，从此直到光绪三十四年去世，她掌握清朝最高权力长达四十七年。
这次晚清政治舞台上动人心魄的权力争斗，因载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后改同治），故史称“祺祥政变”；这年为农历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地点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
慈禧利用辛酉政变改变了她的一生。如果说辛酉政变是为了大清的一脉相承不使大权旁落，那么在同治帝死后的继承人的选择上就完全地说明了问题。当时按照大清传位的规定：子承父位或者弟承兄位。根据这种继承的方法有6个最为合适的人选奕忻﹑溥伦﹑溥侃﹑载谶﹑载滢﹑载恬。
她绝不会选择奕忻，这样会大权旁落，因为那时就没有垂帘听政的必要了，同样也不会选择奕忻的孩子载谶﹑载滢，奕太精明了，那就无法使自己大权在握，奕会指导自己的儿子摆脱慈禧的控制，溥伦﹑溥侃也不可能被选择，原因也同样简单，那时自己就是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是不可以垂帘听政的。所以最后她选择了载恬，就在自己儿子死后的几个小时里她不仅平静了心中对儿子死亡的痛苦，也决定了清朝的第十一个皇帝。
当然我们也不能抹杀了慈禧在处理国政上的能力她大胆使用汉人，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官员；她平定了太平天国，使大量有才能的汉人进入封疆大臣的行列；她主张对洋人采取强硬态度；她坚决反对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光绪26年，八国联军兵临城下，她鼓励光绪皇帝大胆对联军宣战；她强调女人的独立精神，认为女人应该读书识字，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阎崇年同样这么认为，“她重用了几个对江山社稷举足轻重的汉人，为国家积聚新的政治力量。她还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满汉之间的矛盾。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出国留学的幼童，也是在慈禧的支持下促成的。”
从这里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讨论：如果没有慈禧，清朝会怎么样？其实这个问题专家学者对此都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句很经典的话“历史就是历史，如果可以猜测就不再是历史”。历史是不能够说“如果”的。
清朝最终覆亡，可以说是多因一果，责任并不完全归咎于慈禧，如果当时让同治或光绪来执政，也未必就能改变清王朝的状况，也许中国衰落得会更厉害。毕竟慈禧还是善于用人的，也能笼络一批人才，起码能够维持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清太祖努尔哈赤当年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那些基因不停变化发展，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清朝灭亡。”阎崇年语重心长地说。
从另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里”她的生活也同样充斥着痛苦。在中国的传统中“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是人生中最不幸的事，而这一切都在慈禧的身上上演。丈夫咸丰皇帝﹑儿子同治皇帝﹑侄子光绪皇帝无一不让操心挂念。但这一切她都独自承受了。慈禧觉得自己并不快乐，而这些不快乐也不能对别人说。到了晚年，也许是压抑得太久，她开始跟一些她认为亲近的人唠叨自己的过去，也慨叹自己的命运。在《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中的曾孙叶赫那拉-根正的描写“老太后名义上是当了皇太后，实际上是二十六七岁就开始守寡，虽然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可是孤孤单单的，守在身边的是一群不懂事的丫头，伺候自己的是一群又奸又滑的太监。那群太监，吃饱了饭没事干，整天在憋坏主意，揣摩上头的心理，拍你、捧你，最后的结果，谁也不是真心。虽然她明明知道是这样，可是又非用他们不可，这不是受罪是什么？”无论这是真是假，都折射出了其实慈禧有感性的一面，她是孤独的，她也需要别人对她的安慰，她也拥有和她表面所不同的细腻的一面。
有人这样形容过她：少数几个见过这位太后的人将她叙述为一位身板挺直、面目秀丽的高个子女性。她长着一双鹰眼，有着明显的鞑靼人特征。她态度高贵而傲慢，嗓音中带有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还有威严。在她内心的另一面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无法了解。
从16岁入宫获封懿贵人到26岁成为皇太后开始守寡，74岁离开人世。从鸦片战争之后到辛亥革命之前，整个中国近代史都与慈禧有关。她带给了我许多困惑，许多惊讶。“一个精致的女人，一个富于个性的女人，一个无所畏惧的女人；一个大胆的女人，一个不顾后果的女人，一个败家亡国的女人。”要完全了解她，揭开所有的疑惑，我们还要更多的探索与研究。
有人也许会以清王朝的覆灭，清末的腐败，清末的丧权辱国来指责慈禧，但是，稍有历史常识的谁也应该想到清朝的覆灭绝不是慈禧个人所能控制和把握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清朝统治的根本体制无法适应当时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不从根本上推翻封建体制，慈禧个人无法驾驭清王朝的颠覆，换作任何另一个人也都无法让那段历史在稳固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能够辉煌！
仅仅从慈禧初掌大权的几个动作，我们都应该对这个女人的胆识报以惊服。一是为了惩治官吏的贪污腐败、贿赂成风，敢于力排众议，大胆施政。精通政治的慈禧深知“文官贪污腐化，武官贪生怕死”是国灭的毒瘤，因此在惩治文官的过程中借助兵部侍郎庆英一事，惩治大批贪污受贿的官员；是否株杀一品大员武官何桂清曾经在清朝廷掀起了一股狂飙，但慈禧最后力排众议，坚决要杀。处置贪污受贿的兵部侍郎庆英，又杀了玩忽职守的何桂清，整饬了吏治，使纲纪为之肃然。二是严格官员考核，不走过场。所谓“求治国方略不难，求治国贤才不易”。在此过程中，慈禧破格任用人才，采取种种有效的措施严格各级官员考核，并破例对真正有政绩的汉族官员得以和满族官员同等奖励。三是打破历代为保满人统治地位的常规，对满人而言是冒着极大风险，并震惊满族重臣，大胆任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大批汉人到重要的军政位置支撑摇摇欲坠的江山。
虽然，慈禧的行为在一定的时期稳固了清王朝的江山而阻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仅仅作为一个在政治上施展手脚的统治集团的掌权者，慈禧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
需要强调的是，在博弈中懂得进退，在进退中，双方均衡并不是最好的结果，均衡可以看作是一种“稳定”的结果，每一个回合双方都不知道对手要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所有的行动都应该预先设想。
所有的赌徒只想着赢，只想着如何才能一本万利，所以他们都不惜血本，因为最后换来的只有两种进退情况，一种是退--血本无归，一种是进--飞黄腾达，面对着50%的诱惑，许许多多的人愿意尝试，这正是赌徒与生俱来的本性，也是赌徒的博弈。
用经济眼光考察赌徒的行为，不难发现，赌徒的投机行为其成功率几乎是和自己所期望的投入与收益的比值是相当的。简单地说，一个赌徒想投入1元钱，而得到100万的回报，那么他的收益几率就是100万分之1。100万分之1在常人眼里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在赌徒的眼里，只要机会不是0，那么就值得放手一搏，不顾性命。从风险的性质出发，诈骗、打劫、博彩都可以算作一种赌博。
三、袁世凯的“皇帝梦”
心理上巨大的压力和过后所带来的快感是赌徒所需求的。赌徒愿意一次次的赔钱，只为了一次次生死就在一线之间，下一刻就能上天堂或者是入地狱的快感。在赌徒的心里只有三个字“我要赢”。
关于袁世凯称帝，史家论述颇多，有狼子野心说，有被迫拥戴说，有鬼迷心窍说，有尝试国体说，不一而足。其间毁誉褒抑，我们不去参评，倒是平心静气坐下来，探究一下在那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下，袁世凯这个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可能是一件既生动有趣、又前事可鉴的事情。
袁世凯出生在河南省项城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他的父亲袁保中是当时项城县地主武装的首领。他的叔父袁保庆，在清政府里当军官，长期在安徽、河南一带镇压捻军。袁家住在项城东北10余里的张营，拥有50多顷土地，并在北京等地放高利贷，一家四世同堂，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家庭，这样的家庭出身对袁世凯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袁世凯7岁时，因叔父袁保庆40岁尚无子，就把袁世凯过继为儿子。虽然叔父一心一意想要他读好书，以便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但他却游手好闲，甚恶读书，只喜欢游山玩水，逛戏院，结伙打架斗殴。也曾两次参加乡试，但都榜上无名。他很泄气，作官的梦破灭了。他烧了自己写的诗文，决定另寻升官之路，他说：“大丈夫应该志在四方，不能天天被困在书本和笔墨里面！”此时，已见他要走的是投机之路，以政治投机取得权势地位。
光绪六年袁世凯22岁时，袁保庆（袁世凯18岁时袁保庆去世）生前的朋友吴长庆在山东登州驻防，袁世凯去投靠吴长庆，吴长庆看在老父之面上，对袁世凯备加照顾，将儿子的老师张謇介绍给袁世凯做老师，袁世凯为了取得吴长庆及其幕僚们的好感，总是非常谦虚，不久就得了“有造之士”的美称。吴长庆并给他了一个营务会办的差事，袁世凯跨出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1882年8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朝鲜和中国有宗藩关系，吴长庆受命前往镇压，袁世凯由李鸿章奏举，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至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化装逃出汉城，回到天津。1895年12月，袁世凯由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
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小站练兵是清末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时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开展，袁世凯捐资参加强学会，以示赞同维新。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当面应允维新派“除旧党，助行新政”，但随即告密。21日，慈禧太后囚禁光绪帝，宣布重新临朝“训政”。次年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一跃而成为中外瞩目的实力人物。通过办理新政，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对满族亲贵集团的世袭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双方权力之争日趋激化。1906年，袁被迫辞去各项兼差，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次年，又被调离北洋，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09年初，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去一切职务，令回籍“养疴”。但他的许多部属依然位居要津，实权在握，袁世凯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袁世凯一生有两个重要身份，一是满清重臣，一是民国总统，两个身份的转换过程中，曾经有三年罢官归隐的经历。这里面应当有大玄机在。
光绪28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病死，当时袁世凯是山东巡抚，慈禧太后下令由他代理李鸿章的职务，同时赏加“太子少保”衔，这也是“袁宫保”这一名号的由来；1902年正式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7年入阁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成为位同宰辅的一品大员，达到其身为满清重臣身份时期的顶峰；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辞世，溥仪登基，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一心想要诛杀袁世凯，幸有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和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劝谏，改为“开缺回籍养疴”，被强行免去一切职务，逐回河南老家养病。故事便应从这里讲起。
此前的袁世凯，一面以机巧干练、务实进取大获当权者赏识，一面又趋时逢迎、投靠权贵博取王公贵族好感，从而换来顶带花翎，一路官运亨通。这个时候，他心里想的应该还是如何建功立业、封妻荫子，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良将，绝不会有丝毫篡逆之心的。否则，载沣想要杀他时，他也不会听到消息后木然回家，面对老婆孩子哭哭啼啼手足无措，然后仓皇跑到天津试图躲进租界避杀身之祸。以其当时权位之重，如果早有不轨之心，进可调兵遣将给清廷来一个变生肘腋，退可挟兵自重演一场逼宫兵谏的大戏，断不会如此狼狈。
等到黯然回乡，自命“洹上钓叟”悠游林泉的时候，痛定思痛，想富贵如浮云、吉凶太无常，年少时科举不第一怒焚书，后在“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的报国之心感召下投笔从戎，直到名重朝野权倾一时，耗尽半生心血换来的富贵荣华，竟然一夕之间化为乌有，连身家性命也险些搭送，其间的因果由来，真该好好反省思量一下了。
可以推断，袁世凯的不臣之心，便在此时埋下了种子。看他退隐洹上时写下的两首诗：
《登楼》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自题渔舟写真》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盘石，叹息神州持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在洹上村的三年，是袁世凯点捡半生得失的三年，是参悟“成王败寇”潜规则的三年，是思索应该如何更好保护自己的三年，是图谋养精蓄锐、一举定乾坤的三年。他身在山野而心系庙堂，却不再是思图东山再起报效朝廷，而是开始用平北斗、太行低、小王侯的王者气势来体察天下大势了。《登楼》诗中沉郁阔大的汉魏遗风，是不是说明他的心思已经隐隐上接千年之上的枭雄曹操，是不是说明他也和曹操一样，暗暗下定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可教天下人负我”的决心？
1911年，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随后，他拥兵不前，放任革命党坐大；促成逊位，而成无冕之王；恩威并用，夺民国总统之位；鼓噪中外，终圆大皇帝之梦。试想，如果没有载沣留给他的那次任人生杀予夺的惊心动魄，没有洹上三年对“我命终应操之在我”的澈然醒悟，这一切还会这样发生吗？然而大幕刚刚拉开，袁世凯的个人生命却告谢幕，于是神州大地群龙无首，顿时陷入军阀混战的黑暗年代。
权力诱人，却往往得之忽焉，失之忽焉，那些不世之雄便试图更进一步，去操持权力之柄。却不知历历青史早已殷鉴，这条不归路通常功在己身，祸及子孙，而袁世凯命祚不永，竟兴亡系于一身，也算是梁武帝萧衍之后“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千古第二人了。但又怎知这不是袁氏子孙的福气呢，他的儿子袁克定、袁克文均以寿终，他的孙子袁家骝是美国高能物理领域的巨匠，衣锦还乡。设若袁世凯能够看到这些，他是应该感到欣慰，还是会懊悔没有给儿孙传下一个万乘之尊的帝位呢？
1912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继任，他以北京发生“兵变”为借口，使参议院不得不允许他在北京就职。1913年7月他镇压了二次革命，把北洋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同年10月，袁世凯派军警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并取得列强的正式承认。接着，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另行召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作为独裁统治的工具。宣布废除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临时约法》，撤销国务院，成立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通过这次改组，迫使支持过他的进步党人退出政府，剥夺了段祺瑞等人的军权，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袁世凯开始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并于1915年5月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大部分条款，以取得日本政府对帝制的支持。不久，又唆使一些北洋官僚政客出面组织筹安会和请愿团，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至12月11日，御用的参政院推戴他为“中华帝国大皇帝”。 袁于次日发布接受帝位申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准备于1916年元旦加冕登极。但是，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各阶层的义愤。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纷纷响应。民国五年二月十九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五月初六，袁世凯因肾结石转为尿毒症，在举国上下一片责骂声中，忧病而死。
袁世凯自小站练兵起家，创建北洋新式陆军，是继晚清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后起之秀。在顽固派看来，他是一个新派人物，并不值得信任。其时民智未开，群众没有公民意识，议员选举舞弊甚多，国会党派纷争不断。对于民主共和，老百姓还不习惯，袁大总统当然更不喜欢，希望自己一人说了算。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当上终身大总统还不够--他想君临天下。
“旷代逸才”杨度写了《君宪救国论》，又发起“筹安会”，想抢一个“开国元勋”的地位。他拉舆论界“骄子”梁启超做共同发起人不成，又耍了一点小伎俩，对大学者严复说，有学问的人不研究政治不对，蒙骗严氏上了贼船，于是全国掀起了复辟帝制的舆论总动员。
返观20世纪中国历史，袁氏失败后，民主共和制度为何长期有名无实，确有研究之必要。以当时民智国情，主张君主立宪或许不是全无道理。清室立宪未成，被革命推翻；有人曾想拥戴孙中山做大皇帝，但他拒绝了。在这个东方大国里，换了别人或许还可主张一下君宪，惟独袁大总统不行。
袁世凯身为清廷第一重臣，从孤儿寡妇手里夺了天下，自己做上民国大总统，本来不够光彩，但有“民主共和”光环萦绕，在历史上还算站得住。此时又出尔反尔，要废除共和称孤道寡。尽管是做“立宪”皇帝，但无论从封建君臣伦理到民主游戏规则，均属背信弃义，道德上已处于两难境地。自古无信不立，当时讨伐他的檄文中有“既为清室之罪人，复为民国之叛逆”一语，就是明证。
主张共和的各派反对他，前清的遗老唾弃他，连同享富贵的北洋袍泽也开始离心离德，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都不愿向老长官叩首称臣。但袁世凯贪恋权位，爱听对扩张权力有利的话，最终丧失了对形势的判断力。他能听到的，只是各省各地、各“公民团体”的劝进声。长子克定梦想当“储君”，单独伪造“拥护帝制”的《顺天时报》送上案头，也把老子往火坑里推。直到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蔡锷起兵护法，各省纷纷独立，袁的“皇帝梦”才被惊醒，但已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他声称本不想当皇帝，实行君宪是为救国家牺牲自己；称帝未成，被迫宣布撤销帝制；又恋栈不去，回头想继续当民国的终身大总统。人居然能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无非是出于一己的私利。
袁某人非等闲之辈，也不是没有一点新知识，但是缺乏新思想，至多只能算一个新旧之间的人物。其向西方学到的，只是先进的军事管理经验，却始终没学会政治游戏规则。其才干肯定在末代皇帝溥仪之上，但太醉心于政治权术和眼前利益，见识远不如封建时代的曹操。他是传统与现代交替的特殊历史环境造就的一介失败奸雄。
袁世凯背上千古骂名，弥留之际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学者们反复考证所指“害”他者为谁，有说“二陈汤”的（指袁氏亲信陈树藩、陈宧和汤芗铭宣布独立），有说袁克定的，有说杨度的，虽莫衷一是，但都在最亲近者的范围内。
袁氏当政的时候，革命如章太炎，守旧如王恺运，背信如刘师培，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颓废如严复，有个人野心如杨度，这诸公无一不是文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异，政见相抵牾，而袁世凯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所用，这种气派和手腕是后起者如段祺瑞、蒋介石之流望尘莫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