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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曰仁义,礼智信,

此五常,不容紊。

注释

五常:五种基本德性。

紊:纷乱、杂乱。

五常分别是:仁、义、礼、智、信,这是我们为人处世的常识,不允许紊乱。

心解

五常

“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白虎通》对“五常“的具体解释是:仁是仁爱;义是得体;礼是合乎规范;智是明辨是非;信是专一守信。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加入“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来的儒学者认为这五种德性是需要人们永远坚持的,因此称之为“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何谓“仁”呢?“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孔子首先把仁作为儒家最高道德规范,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套学说。孔子曾经说过:“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这句话的大意是仁以爱人为核心,义以尊贤为核心,礼就是对仁和义的具体规定。仁字从人从二,也就是在与另一个人相处时,能做到融洽和谐,即为仁。《论语-学而第一》:巧言令色,鲜矣仁。这是从反面的角度告诉人们善于花言巧语、阿谀谄媚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孟子在孔子仁说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仁政说,要求把仁的学说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霸道政治,从而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这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何谓“义”呢?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通过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比方来告诉我们义比生命更珍贵的道理。司马迁、苏武、文天祥、谭嗣同、林觉民、朱自清等等都践行着舍生取义的人生原则。古人还用义和利的比较来说明义的重要性。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时候,利和义,哪一个更重要,是难以抉择的,而能做出艰难选择的人,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礼”是一种社会规范,在前面已经专门谈过。

何谓“智”呢?孟子在“仁义礼”之外加入“智”,并认为“智”就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本能,根据不同的对象予以不同的态度。孔子说:“好学近乎知”(知和智是通假字),认为“智”就是明智。董仲舒在《必仁且智》中说:“何谓智?先言后当。”

何谓“信”呢?董仲舒在《贤良对策》加入“信”,并将“仁、义、礼、智、信”说成是与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常道”),号“正常”,曰:“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在儒家思想中,“诚信”被视为贯穿天地万物的基本原则,是天地之道,为人之本。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墨子也给后世留下了“言不信者,行不果”的名言。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卖酒的老翁,在一条小街上卖了数十年的酒,由于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生意非常红火。一天,老翁出门办事,让儿媳照管店铺。还没到中午,一坛酒就快卖完了,儿媳一想,何不在酒中掺一些水,不是就可以多卖点钱了吗?于是,她趁人不注意,便往坛子里加了一些水,一坛加水的酒仍然不到晚上就卖完了,并且还多卖得一些钱。老翁回来后得知此事,气得直拍胸。儿媳不解,老翁告诉她,一个生意人最重要的是讲究诚信,用几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信誉毁于一旦。可见,我国先民数千年来一直履行着“信”的原则。莎士比亚说:如果要别人诚信,首先自己要诚信。我们不能把诚信挂在嘴边,而是要把诚信落在实处。而莎翁口中的“实处”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点滴和细节。

不同的人对“五常”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悟。在商人眼中,大忠大爱是为仁;大孝大勇是为义;修齐治平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在有志者眼中,天下一统为仁;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福亏自赢为智;以义取利为信。在革命者眼中,世界大同为仁;祖国山河为义;家国天下为礼;刚柔相济为智;一诺千金为信。经过几千年的深厚积淀,“五常”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同时时代也赋予它不同的内涵,愈加焕发理性的光芒。

正文

稻梁菽,麦黍稷,

此六谷,人所食。

马牛羊,鸡犬豕,

此六畜,人所饲。

注释

梁:粮食作物,粟的优良品种的总称,古代又称为“禾”。

菽:油料作物,豆类的总称。

黍稷:粮食作物,去皮后称黄米,比小米稍大。一般将黍、稷统称为稷,分别来说,煮熟后有黏性的叫做黍,没有黏性的叫做稷。

豕:猪。

稻子、小麦、小米、豆类、玉米和高梁,这“六谷”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食物。马、牛、羊、鸡、狗和猪,这“六畜”经过人们的驯化后,也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心解

六谷六畜

六谷是中国古代的六种主要谷物,最早见于《周礼》。《吕氏春秋-审时篇》记载了禾、黍、稻、麻、菽、麦六种谷物。很明显,稻、黍、稷、麦、菽、麻就是当时的主要作物。所谓五谷之说之所以盛行,显然是受到了五行思想的影响。但随着社会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六谷这个概念在不断演变着,最后只是粮食作物的总称,或者泛指粮食作物罢了。大约六七千年前,我国先民已经成功驯养了马、牛、羊、鸡、狗、猪,后人称为“六畜”。对动物的成功驯养,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

我国的传统农业历史悠久,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炎帝号称“神农氏”。据说神农氏之前,人们吃的是爬虫走兽、果菜螺蚌,后来人口逐渐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开辟新的食物来源。神农氏为此尝遍百草,历尽艰辛,多次中毒,又找出解毒办法,终于选择出可供人们食用的谷物。接着又观察天时地利,创制斧斤耒耜,教导人们种植谷物。于是农业出现了。

根据新近的考古发现,早在七八千年之前,我国先民就已分别在黄河和长江下游的一些地区种植粟、稷和水稻了。大约在西周以前,中原地区的农业种植主要以粟黍为主。三千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已有稻、麦、粟、稷等农作物的名称以及与田、圃、囿、畎等有关土地利用的文字。春秋到汉代时,中原农业作物已有“五谷”、“九谷”之说。因此,中原人又被称为“粮食之民”。同时农业生产技术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提高。不过,粮食生产不是唯一的。当时还饲养“六畜”,种桑养蚕,种植蔬菜、油料,樵采捕捞,进行农副产品加工等。有人统计,起源于我国的栽培植物主要有:谷类作物的粟、稷、水稻、荞麦;豆类的大豆、毛黄豆;蔬菜中的白菜、萝卜以及果树中的桃、李、杏、梨、柑桔等。作为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一,我们祖先从野生植物中驯化培育了大量的栽培植物,并进一步把它们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丰富世界人类的物质生活,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充分而又合理地利用土地,是增加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人类多年的农业生产实践,就是沿着扩大耕地和开展集约经营这一道路前进的。我国是历史上有着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据公元前3世纪成书的《周礼》记载,我国古代在经过不定期撩荒和定期轮荒之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很早就使用了连作的土地利用方式。宋代以后,就已经很少有闲田旷土,地少人多的矛盾已较突出。因而向水夺田,与山争地的修造围田和梯田的活动,在有条件的地方也逐步开展起来。为了增加生产,另一个更为有效的措施,就是通过推行多熟种植来提高复种指数,而这一措施,愈到后来愈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冬麦的推广,最晚在汉代的北方一些地区已出现了两年三熟制。到了宋代,在江南地区稻麦两熟和双季稻也开始推广。明代之后五岭以南地区一年三熟制也多了起来。进入清代,随着人口的急增,间、混、套复种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普及,从而使紧张的粮食供应得以有所缓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育种学家布劳格曾具体提出:中国人民创造了世界已知的最惊人的变革之一是“遍及全国的两熟和三熟栽培,它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居于领先地位”。

最为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少数几个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国家之一。把用地和养地结合起来,使地力经常保持新壮,是我国传统农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根据相关专家的研究成果,在我国靠施用肥料来维持并增进地力,可能始自商代,但那时可能只是个别现象。到了战国以后才较为普遍,形成“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荀子-富国篇》)的观念。这种观念和西方农业只关心“从土壤中获得最大量的粮食和肉类,以满足其需要,而尽可能不归还从土壤取出的决定其产量的物质”的掠夺式开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对现代人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正文

曰喜怒,曰哀惧,

爱恶欲,七情具。

注释

哀:悲哀。

惧:恐惧、害怕。

恶:憎恶。

欲:欲念。

具:具有、具备。

人有七种情感:高兴、愤怒、悲哀、恐惧、喜好、讨厌、欲念。

心解

七情

“七情”的说法最早见于儒家典籍《礼记-礼运》:“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佛教中也有“七情”的说法,指的是“喜、怒、忧、惧、爱、憎、欲”七种情愫,与儒家的“七情”大同小异。“七情”在我国传统医学理论稍有变化,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中医认为,这七种情感应该掌握适当。如果掌握不当,例如大喜大悲、过分惊恐等等,就会使阴阳失调、气血不周,从而这种精神上的错乱会演变到身体上,从而引发各种病症。

俗话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生活在世上,人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喜怒哀乐等多种情感。“彼作家者,感乎外物,动之于心,春草生而心悦,夏鸟鸣而情怡。飒然风至,草木变衰,悲从中来。若夫隆冬时节,天降大雪,素裹千山,观之兴起,于是文人饮酒于秀阁之中,唱和于玉树之下。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也。至于世道兴微,波及文客,则更不待言。是以屈原之作《离骚》,魏武之作《嵩里行》,杜甫之作‘三吏三别’,皆时事使然也。目之所视,身之所遇,有所感而发之笔端,遂成佳作。”正是因为这一点,古时的经典创作才能跨越时间的障碍,依然在在现代人心中引起激烈的共鸣。然而当理智和情感出现冲突时,人们往往无所适从。儒家肯定人们会有正常的感情的同时主张用理智来约束情感,正如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说的“情感敦厚深醇,有发抒,有节蓄,喜怒哀乐不失中”。颜回去世,孔子虽然非常难过,但坚决不让其他弟子厚葬颜回。因颜回生前无官职,按礼仪不能用车下葬。孔子严格按礼来办事,甚至说即使是自己儿子也应如此。

儒家经典十分重视文艺作品对人情感与理智的陶冶和调适作用。儒家一方面肯定文艺作品要真实地抒发诗人的内心情感,并且以情感人,使读者受到情感的洗礼,另一方面又反对在作品中过分宣泄情感,要求文人的创作应当“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是要表现合乎伦理道德的情感,而不是无节制、非理性的情感。北宋著名词人秦观在因新旧党争接连被贬之后曾作一首《踏莎行》来抒发自己内心无限的无奈和悲苦。原文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清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这样评价这首词:“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因此,王国维先生就非常赞赏“可堪孤馆闲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而对于“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两句则不太喜欢,因其过于“凄厉”而失去了“中和”之美。

用理智来约束情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通过修养达到平和的状态。平和的人,厚德载物,拥有容人雅量,处事方圆得体,对人宽严得宜。平和的人,冷静待人,理智接事,身处闲处,心在静中。平和的人,表面平淡,实则内聚,心中有磐石般的意志,胸中有经世济邦之策。其心,天青白日,其才,玉韫珠藏。平和的人,执热情而不做作,忠诚而不虚伪。信奉“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光明磊落,纯心做人。平和的人生,是和谐的人生、健康的人生。

正文

匏土革,木石金,

丝与竹,乃八音。

注释

匏:葫芦。

革:皮革。

金:金属。

丝:丝弦。

我国古代人把制造乐器的材料,分为八种,即葫芦、陶土、皮革、木块、石头、金属、丝线与竹子,称为“八音”。

心解

八音

《周礼-春官》中把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称为八音,这也是最早的乐器分类法之一。匏是指用葫芦制作的吹奏乐器,包括笙、竽等。土是指用陶土制作的吹奏乐器,包括埙等。革是指用皮革制作的打击乐器,包括鼓等。木是指本质的打击乐器,包括柷、敔等。石是指石质的或者玉制的打击乐器,包括编磬、特磬等。金是指用金属(古时多用铜)制作的打击乐器,包括编钟、特钟、铙等。丝是指通过丝弦发生的弹奏乐器,包括古琴、古瑟、琵琶等。竹是指竹制的吹奏乐器,包括箫、笛、管、篪等。

古代乐器主要有埙、缶、筑、排箫、箜篌、筝、古琴、瑟等,乐曲一般缓慢悠扬,主要是为了适合宫廷生活或宗教的需要。到汉朝和唐朝以后,随着对外交流的频繁,西方主要是伊斯兰教世界和印度的音乐和乐器大量流入。汉唐时期国力强大,心胸宽广,善于吸收其他文化,源于外国的乐器如笛子、筚篥、琵琶、胡琴等大量为中国音乐采纳,经过改良发展后,逐渐将中国原来的乐器排挤出乐坛。除了古琴一直被文人宠爱,始终作为独自欣赏的乐器流传了下来之外,正式在公众中演出的乐器几乎都是外来的。这些造型特色各异的乐器,以它们美妙丰富的音律,合奏出悦耳动人的声音,抒发出人们的各种情感。

古代《晋书-乐志》说:“是以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其角声,使人倾隐而仁爱;闻其微声,使人乐养而好使;闻其羽声,使人恭俭而好礼。”这说明我国先人认为音乐中的“五音”可以把握人的性格与行为。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认为: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说透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常人无以振拔的苦难。可见,音乐是人类共有的精神食粮,且具有感化人、塑造人、拯救人的作用。我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古时“乐”是“六艺”之一,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程。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指出古时的教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本人就有很好的音乐素养,既能演奏,如鼓琴、击磬、鼓瑟,又能歌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更为重要的是,孔子的正乐、乐教还体现着他自己独特的乐感、乐论。在《论语》中,《韶》与“郑声”是孔子树立的正反两个“典型”,而对二者所持态度的强烈反差突显着孔子乐的取向。“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认为人若不仁,乐则不乐。因此,孔子强调乐不仅要“尽美”,还要“尽善”。

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并称赞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在现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韶院村,有一处规模不大的淡灰色仿古建筑,门内北墙正中,镶嵌的石碑上刻着“孔子闻韶处”。孔子还认为乐应该体现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正平和,而其“乐正”就是正淫乐以归于“雅乐”,正所谓:“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另外,儒家还把礼乐是否正常作为统治是否成功的标志。孔子就曾以“礼崩乐坏”来形容周王朝的衰落。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个和音乐相关的词语:知音。知音来自于钟子期、俞伯牙“高山流水”的典故。人们常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音一个也难求”,可见知音的宝贵,可遇而不可求。《三国志》与《晋书》上记载的两个人物,陆抗和羊祜。陆抗和羊祜分别魏、吴两国的将领,羊祜在襄阳为官,陆抗镇守荆州,两个人你想统一我,我想灭掉你,但却丝毫不妨碍二者是知音。陆抗病了,羊祜赶忙送药来,陆抗手下东吴将领全部劝陆抗不要吃。陆抗答道:“岂有鸩人羊叔子哉,汝众人勿疑”,然后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陆抗知羊祜爱饮酒,就送上自己亲手酿造的佳品给羊祜品尝,羊祜部将陈元劝别饮恐有诈,羊祜说:“抗非毒人者也,不必疑虑”,竟然全部喝下。这就是知音,日月同辉,磊落情怀,成为千古佳话。金庸先生在其作品《笑傲江湖》中就描写了“魔教”的曲洋和“名门正派”的刘正风之间一段超越派别、超越“正邪”、超越名利的知音传奇。梵高生前无人认同,最终以枪自毙,死后纵是遗画价高数千万美元又于他生前的寂寞何干;屈原忧国忧民,但朝廷中却无知音,赋完《离骚》逐水而眠;曹雪芹用血泪涂写成了《红楼梦》,最终泪尽而逝。当今社会,人们可以通过高科技的手段满足自我所有的物质欲念,但是人们的心灵却处于真空中。我们急需寻求精神上的共鸣者,来完成辗转的人生旅途。

正文

高曾祖,父而身,

身而子,子而孙,

自子孙,至玄曾,

乃九族,人之伦。

注释

高:高祖,祖父母的祖父母。

曾:第一个“曾”指曾祖,祖父母的父母;第二个“曾”指曾孙,孙辈的子女。

祖:祖父母。

身:自身。

玄:玄孙,孙辈的孙辈。

九族:高祖、曾祖、祖辈、父辈、自身、子辈、孙辈、曾孙、玄孙。

伦:次序、辈分。

由高祖父生曾祖父,曾祖父生祖父,祖父生父亲,父亲生我本身,我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由自己的儿子、孙子再接下去,就是玄孙和曾孙。从高祖父到曾孙称为“九族”。这“九族”代表着人的长幼尊卑秩序和家族血统的承续关系。

心解

九族

古人都是以“九”为大数,所以有“九九归一”、“九九归原”的说法。“九”有时也用来表示极限,如天分九层,最高的为“九层天”,还有成语“九霄云外”等。另外,“九”这个数字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据说“九”这个字是从龙形(或蛇形)的图腾演化而来,所以这个字就跟龙一样具有神圣的色彩,因此古人以“九”来比喻君王。当然君王更愿意跟此相联系。“九”代表着最高的权力,享受最高的荣耀。古代常用此来形容帝王的地位,如“九五之尊”,连官员拜见都要实行“三拜九叩”。在古时还有一个和“九”有关的词--“九族”。在史书和电视剧中我们还会经常听到“株连九族”这个很残忍的刑罚。

家庭是人类历史上出现最早的社会经济组织。在我国古代,家庭组织是整个社会组织的基础。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人际关系都和家庭组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关于家族,古时有“三族”、“七族”、“九族”的说法。“三族”指的是包括自身在内的父辈和子辈,庄子等其他学者则认为“三族”是指父族、母族、妻族。“七族”是指曾祖辈至曾孙辈。明朝有一郑姓大家族七世同居,有一千多人(另有一说为八百多人)。家族的领导叫郑廉,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臣子。明太祖看他能够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家族很是佩服他,就封给他一个“江南第一家”的称号,之后还出了一个题目考验他。朱元璋命令两个侍卫送了两个很大的水梨去给郑廉。看他如何把这两个水梨公平地分配给他的一千多位族人。郑廉拿了两个大水梨后,把水梨打碎,水梨汁溶进水里,每一个人舀一口,每一个人都公平地尝到了梨。

从汉代起,“九族”有经学上的今文和古文两种解说,各有其社会、政治背景,分别从不同方面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古文说的代表人物是孔安国、马融和郑玄。他们认为“九族”仅限于父宗,包括上自高祖下至玄孙的九代直系亲属。古文说构成了宗法伦理的基础。唐、宋以后,“九族”古文说在国家法律中获得正式确认,其中明、清两代的律令规定,“九族”专指父宗。《三字经》就采用的是这种说法。今文说的代表人物是许慎等。他们认为“九族”包括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是指姑之子(姑姑的子女)、姊妹之子(外甥)、女儿之子(外孙)、己之同族(父母、兄弟、姐妹、儿女);母族三是指母之父(外祖父)、母之母(外祖母)、从母子(娘舅);妻族二是指岳父、岳母。

在古代,“九族”的亲属关系是和当时社会的礼法制度密切联系的。如果有一位亲属去世了,与之相关的亲属都要根据自己与这人的亲疏关系穿相应的孝服,守相应的孝期。在古代这是需要严格遵守的。同样,如果有一位亲属犯罪,尤其是罪名严重,与之相关的“九族”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封建社会实行残酷的株连法,一人犯法,往往要被灭“九族”,即“株连九族”。中国古代“抄家”和“灭族”经常是伴随使用的,目的在于斩草除根--完全除去复仇的实力和人脉。吴子胥为报家仇联合吴国讨伐楚国就是灭族不彻底的结果。因此,秦始皇时期开始出现“族诛”的酷法,先是“夷三族”,后来这种刑罚愈演愈烈,由“三族”、“五族”发展到“九族”--父三族、母三族、妻三族。株连最广的是明成祖杀方孝孺,诛其“十族”,在“九族”之外又加入了师生一族。当时连坐被杀者达八百七十三人,其他外亲之发配充军者高达千余人,时称“瓜蔓抄”。

随着时代的变迁,今日“九族”有了很大变化,其亲属之意已经淡出,变成了与之有关的一切人的泛称。

正文

父子恩,夫妇从,

兄则友,弟则恭,

长幼序,友与朋,

君则敬,臣则忠,

此十义,人所同。

注释

恩:恩情。

从:和顺。

友:友爱。

恭:恭敬。

友、朋:古人把朋解释为“同师为朋”,把友解释为“同志为友”,后来合称为朋友。

敬:庄重。

忠:忠诚。

义:此处指行为准则。

父亲与儿子之间要注重相互的恩情,夫妻之间的感情要和顺,哥哥对弟弟要友爱,弟弟对哥哥则要尊敬。年长的和年幼的交往要注意长幼尊卑的次序;朋友相处应该互相讲信用。如果君主能尊重他的臣子,臣子们就会对他忠心耿耿了。以上提到的十义: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友、弟恭、朋信、友义、君敬、臣忠,这是人人都应遵守的,千万不能违背。

心解

十义

这里讲的就是儒家著名的五伦十义。五伦最先见于《孟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十义则出自《礼记》:“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传统的人际关系是靠五伦十义来维系的。五伦十义固然体现了当时特定的政治关系,但从社会生活方面看,它从人伦关系的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即使在现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五伦十义也是古时教育的重要内容。

我国古代教育强调学习知识之前要先学会做人,学习对自己、对他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正确态度,学习以正确的态度掌握知识、运用知识,协调个人理想与社会传统价值观念、个人的成功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一教育思想就集中体现在古时的“五伦十义”教育。

“五伦”中前面三种是家庭关系,后面两种是社会关系,这是人与人之间不能脱离的最基本的关系。儒家认为五常是天道,五伦是人道,在天言五德,在人间就表现为这五种伦常关系。例如,父子之间讲仁,仁德是父子之道;夫妻之间讲智,智慧是夫妻之道;朋友之间讲信,诚信是朋友之道;君臣之间讲义,义是君臣之道;兄弟之间讲礼,礼是社会秩序的总称,能知道长先幼后,兄友弟恭,家庭秩序才能不紊乱。

五伦对应的是十义。父子之间要重恩情,子女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情,父母感恩子女是自己生命和梦想的延续。夫妇关系要和顺,虽说古时的妻子对丈夫绝对服从的要求已经过时,但是和气、包容地解决问题是永恒的目标,所谓“家和万事兴”。兄弟之间的原则是“兄友弟恭”,做兄长的要友爱、关心弟弟,做弟弟的要恭敬、尊重兄长。兄弟之间和睦友爱,最开心的就是父母。朋友之间要讲究诚信,彼此推心置腹、相互信任,才能算上是真正的朋友。古时君臣之间要坚持“君敬臣忠”的原则,这一点也适用于当今社会的上、下级关系。做领导的要尊重你的部下,做属下的要忠于自己的本位,将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孟子在《离娄篇》中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有人说,五伦十义就是我们做人的基本态度,它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对待他人要多一些善心和关爱,多一些诚实和信任,多一些礼让和宽容,多一些反躬和内省。这样,人际关系的合谐才能带来整个社会的和谐。

正文

凡训蒙,须讲究。

详训诂,明句读。

注释

蒙:蒙童,古时指刚入学的儿童。

训诂:用一般人能理解的话来解释词义。

句读:指语句中的停顿,短的停顿叫做“读”,长的停顿叫做“句”。

凡是教育刚入学的儿童,一定要讲究教育的方法。把每个字用一般人能理解的词句讲解清楚,使学童读书时懂得原文的停顿。

心解

循序渐进

这四句话说的是儿童在启蒙阶段的学习内容和步骤。启蒙教育对人的一生非常重要。孔子曰:“少成若成天性,习惯如自然。”意思是说:一个人小时侯养成的习惯是非常稳固的,终生都会起作用的,因此《三字经》认为“训蒙”“须讲究”,而这一阶段孩子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训诂和句读。

古代的儿童入学后,首先接受的是识字教育。识字的主要教材就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可以看到,古时的儿童摇头晃脑地跟着夫子读《三字经》,反映的就是这一阶段的情况。当儿童“能识两千字”时,老师就开始“讲书”了。“讲书”就包括训诂和句读两部分。所谓“训诂”,就是解释词义的方法,也叫“训故”、“故训”、“古训”、“解故”、“解诂”,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训诂”连用的说法,最早见于春秋时期鲁国人毛亨注释《诗经》的书,书名叫《诗故训传》。后来才将这门学问称为“训诂”。我国的汉字,是一种形体文字,每个字都包含形、音、义三部分,研究这三部分的学问分别叫做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训诂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广义的训诂学包括音韵学和文字学,狭义的训诂学只是小学(学习的初级阶段)中与音韵、文字相对的学科。训诂学书籍有两种,一种专为注疏某一本重要的书,逐字解释全书的意义,如《论语注疏》、《毛诗注疏》、《韩非子集解》等;另一种是单纯解释古代的词汇,搜集古代词汇,分类注释,如《尔雅》、《说文解字》、《方言》等。训诂学研究方法有:互训,用同义词互相解释,如“老,考也”;“考,老也”;声训,用声音相似意义相同的字解释,如“衣,依也”,说明这个“衣”在古书中是当做“依”的意思;形训,用字形说明其来源和意义,如“小土为尘”,说明“尘”字的意思是“小土”;义训,用当代的词义解释古词的意义,如“明明、斤斤,察也”,是说“明明”、“斤斤”的意思是“察”;反训,古代有的词和现代意义相反,需要用反义词注释,如“乱而敬,乱,治也”,说明这个“乱”字,在此处作“治”的意思;递训,用几个词连续解释,如“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说明这个“庸”字用声训是从“用”字来的,但意思实际是“得”的意思。

所谓句读,就是对句子进行标点断句。古时称文词停顿的地方叫做句或读。连称句读时,句是语意完整的一小段,读是句中语意未完,语气可停的更小的段落。古代中文在书写上原本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设计,但是在阅读时为求语气的顺畅和正确的传达意思,仍有需要注意文句的起承转合,读书人便会在文章中自行加注记号,这就是句读的由来。一般是以句号(。)作为一个句子的终结,相当于现代标点符号中的句号;句中语气承转停顿以读号(,或、)表示,则相当于现代标点符号中的逗号和顿号。像这样加注句读的动作,被称为“断句”又被称为“圈点”,如果再加上注解或注脚的动作,则被称为“圈注”。正确的圈点除了可以明了句子和文章原意,也可显现一个人基本的学识和涵养。如果不懂句读,往往会造成误读、误解原意。所以古代教育童蒙读书,非常重视句读能力的训练。韩愈的名篇《师说》中说道:“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也道明了学习句读的重要性。据说周总理在一次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把国民党一方驳得体无完肤,国民党代表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叫嚷与共产党谈判是“对牛弹琴”。周恩来同志淡淡一笑,幽默地同样以这四字作答,只是停顿有所不同。他说:“对,牛弹琴。”周恩来总理正是利用标点非常机智地回敬了对方。还有一个句读救命的故事。清朝末年,一个书法家奉旨给慈禧太后题写扇面,写的内容是王之涣的《出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需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由于一时的疏忽和紧张,竟将“间”漏掉了,慈禧一看,大怒,竟把这个书法家问成死罪。此人急中生智,忙解释说:老佛爷息怒,这并不是王之涣的原诗,是用他诗的原意填的词,并当场标点断句,吟诵道:“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需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慈禧一听,无言以对,那位书法家也捡回了自己的性命。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也足以认识到句读的重要性了。

正文

为学者,必有初,

小学终,至四书。

注释

为学:进行学习。

初:开头,开端。

小学:初等教育。

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合称。

作为一个学者,求学的初期就要打好基础,把小学阶段的知识都掌握了,才可以读“四书”。

心解

四书

这四句是说学习的具体阶段,只有完成了小学的科目才可以读“四书”。古时的小学和现在的小学有些不同。朱熹主张“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他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心理特征有了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并分别提出了两者不同的任务、内容和方法。凡年龄在八至十五岁,不分贵贱,只要年龄和心理特征正常便入小学,十五岁以后便入大(tai)学。

朱熹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而且“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如果儿童时期没有打好基础,长大就会做出违背伦理纲常的事,那时再弥补,就极为困难了),因而,他认为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必须抓紧、抓好。古时小学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六艺”和洒扫进退的规矩。“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具体内容之前已经说过。日本将其变化为八道:茶道、艺道、花道、书道、剑道、棋道、柔道和空手道。朱熹认为:“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师、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悌忠信而无违也……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清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可见在朱熹看来小学应以教事为主,主要内容是伦理规范的训练和基本知识技能的学习。大学是更为系统的教育。大学教育是在“小学已成之功”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与小学教育重在“教事”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朱熹还对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大学和小学教育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

经过了小学阶段,就可以阅读“四书”了。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四书”。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人物曾子、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在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对于“四书”的学习,朱熹认为“读书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且强调“初学且须知缓急”。朱熹的意思是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语》、《孟子》里的精微之处:融贯了《论语》、《孟子》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和“四书”同样普及的是朱熹的注,包括《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

“四书”在我国思想史上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明珠,闪耀古今。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作,“四书”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这其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髓,是无数先贤实践和思考的结晶,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多诵读一些经典,不仅能让我们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相信社会也能由此形成一种文化认同的新秩序。

正文

论语者,二十篇,

群弟子,记善言。

注释

论语:书名,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是儒家的经典作品。

子:古代对男子的尊称、美称。

善言:具有教育意义的言论。

《论语》共计二十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有关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一部书。

心解

《论语》

《论语》是我国儒家经典之一,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由孔子的弟子编辑而成的。它主要记载的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对我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孔子幼年家境非常贫寒,却极为聪明好学,二十岁时,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孔子三十五岁时,因鲁国内乱而奔齐,受到齐景公的赞赏,但因齐相晏婴从中阻挠,未被重用。不久后返回鲁国,继续钻研学问,培养弟子。孔子五十一岁时,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孔子五十四岁时,受季桓子委托,摄行相事。他为了提高国君的权威,提出“堕三都”、抑三桓(鲁国的三家大夫)的主张,结果遭到三家大夫的反对,未能成功。后季桓氏迷恋歌舞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于是弃官离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这一年他五十九岁。六十八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他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之后,他不再求仕,一面继续整理文化典籍,修订六经;一面广收弟子,开展教育事业。相传教授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二人。孔子七十三岁时患病,不愈而卒。 kvXuW0YiaMAauVdxbdEtuel/eMtDi2jvo3m1mG4rM3g1H0BaVNEjXQxW4leu4b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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