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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提倡孝道的一个最真实和普遍的原因就是：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同时，提倡孝道在当今社会还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今日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市家庭中“四二一”结构越来越普遍。独生子女处于众星捧月的中心，习惯了只想获得，不思付出的生活。提倡孝道正可以家庭为切入点，提高孩子的爱心和责任感。另外，我国进入老龄社会，社会保障体系亟需完善，各种各样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老年人能否安度晚年成为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
孝顺父母的一个基本的心态就是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是每个人都难以完全报答的。如果将这份感恩加以升华，就需要我们变小爱为大爱，推己及人，回馈社会。孔子在《礼运大同篇》中这样描绘他心中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我们都明白“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道理，在“5-12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国人表现出了空前的爱心。钱、物、血浆、劳动……源源不断地涌向灾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的心。2008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将特别奖授予全体中国人，正是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最高褒奖。评委会在颁奖时这样说：“2008年的中国经历了太多悲怆和喜悦，在抗击暴风雪、抗震救灾、举办奥运会、‘神七’航天员太空漫步等事件中，中国人用坚韧、勇敢、智慧向世界展示了令人震撼的民族力量。”相信这些蕴含着巨大力量的话语会激励每一位国人用爱心的火焰温暖祖国的每一个角落。
正文
融四岁，能让梨。
弟于长，宜先知。
注释
融：东汉人孔融。
让：谦让，把便利和好处留给别人。
弟：同“悌”，敬爱兄长。
宜：应当。
东汉人孔融在四岁的时候，就知道把大的梨让给哥哥吃。尊敬、敬爱兄长，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道理。
心解
长幼有序
“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这四句话说的是我们对长辈应该孝顺有加，那么对于自己的同辈，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呢？这正是这四句所要回答的问题。
东汉末年，北海地方出了一个很博学的人，名叫孔融，字文举，是孔子的二十世孙，时任北海太守。孔融性情宽容好士，经常说：“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焉。”他从小就很聪明，尤其长于辞令，小小年纪，已在社会上享有盛名。他十岁时，跟他父亲到洛阳（今河南洛阳县。洛阳是历代帝王的陪都，因位于长安之东，称为东都）。当时在洛阳的河南太守，是很负盛名的李元礼。由于李氏的才名很重，因此在太守府中往来的人除了他的亲戚，其余都是当时有才有名的人。如果不是名人去访，守门的人照例是不通报的。年仅十岁的孔融，却大胆地去访问这位太守。他到府门前，对守门人说：“我是李太守的亲戚，给我通报一下。”守门人通报后，李太守接见了他。李元礼问他说：“请问你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呢？”孔融回答道：“从前我的祖先仲尼（即孔子）和你家的祖先伯阳（即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有师资之尊（孔子曾向老子请教过关于礼节的问题），因此，我和你也是世交呀！”当时有很多贺客在座，李氏和他的宾客对孔融的这一番话都很惊奇。其中有一个中大夫陈韪，恰恰后到，在座的宾客将孔融的话告诉他后，他随口说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聪明的孔融立即反驳道：“我想陈大夫小的时候，一定是很聪明的。”陈韪被孔融一句话难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小孔融的机智和才华，但真正使他留名千古的是关于他的另一个典故--孔融让梨。孔融一共有七个兄弟，他排行第六。他四岁的时候，每次与兄长一起吃梨，他都主动地将大的梨让给其他人。家中的大人很奇怪，就询问缘由。孔融说：“我是弟弟，当然应该吃小的。”所谓“三岁看老”，四岁的孩子如此谦逊有礼，方知其后必有大成。
兄弟者，手足也。《千字文》中也讲到“孔怀兄弟，同气连枝”。兄弟之道是五伦中的一伦，是为悌道。兄弟之间要相互关心友爱，彼此气息相通，因为兄弟之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如同树木一样，同根相连。悌道属于五常中的“礼”德，其原则就是“兄友弟恭”。做兄长的要友爱、关心弟弟，做弟弟的要尊重、敬爱兄长。兄弟之间如能各尽其道，自然和睦友爱。但是，在古时帝王之家由于争夺权力往往发生兄弟反目、相互残杀的悲剧。一个很有名的事件就是“七步诗”。曹操去世后曹丕即位。曹丕唯恐几个弟弟与他争位，便先下手为强，夺了二弟曹彰的兵权，又逼四弟曹熊自杀。曹丕一向嫉妒三弟曹植的才华。有一次故意刁难他，命曹植在大殿之上走七步，然后以“兄弟”为题即兴吟诗一首，但诗中却不能出现“兄弟”二字，成则罢了，不成便要痛下杀手。曹植不假思索，立刻脱口而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听了以后潸然泪下，没下得了手，只是把曹植贬为安乡侯。
除了兄弟友爱之外，孔融让梨的故事还告诉我们一种美德--谦让。谦让是古人一直竭力提倡和推崇的一种品德。在某种意义上说，谦让就是“不争”。老子在《道德经》中曾说过这样的话：“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意思是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他认为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水是最接近“道”的，就在于水的“不争”，因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谦让的品德在今天更为难能可贵。让习惯了“为我独尊”的独生子女们学会谦让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正文
首孝弟，次见闻，
知某数，识某文。
注释
首：首要、重要。
次：其次、次要。
见闻：看到和听到的事情。
知某数：认识数目。
识某文：明白文理。
做人首先要学的是孝敬父母和敬爱兄长的道理，接下来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并且要知道一些基本的数学和文化知识。
心解
博闻强识
“首孝弟，次见闻”在全篇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前一句是在总结之前的内容，后一句则引出下文。以数字来概括知识要点是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具有简明扼要、容易记忆的特点，因此有了“知某数，识某文”。
古人认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根本，因而人们应该在端正学习方向的前提下广闻博知。“首孝弟，次见闻”正反映的是古人这种重视德育的思想。《论语》中有这样的话：“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里的“行”和“文”分别指的是道德行为和文化知识。孔子强调要把思想道德教育放在文化知识教育之前。除孔子外，古代很多思想家都强调过这一点。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即一个教育者的职责，首先是“传道”（思想道德教育），其次才是“授业”（传授业务知识）和“解惑”（解决疑难问题）。随之提出“好学”、“力行”、“知耻”三个步骤，特别强调“知耻”是做好“好学”和“力行”的原动力。
在增长见识、认识世界方面，古人强调要“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古人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段话，是儒家学派为实现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而提出的阶段性行为目标。这一程序性行为纲领的起始就是格物致知。由此可见，这一思想在儒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对于这个词的解释古人却没有定论，现在一般的解释是：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更深层次的意思是：透过物质的表面而了解其本质，从而达到智慧的境地。这就给我们传达出一个信息：看事看物，甚至看人都不能仅从表面入手，应该尽力了解其本质，这样才能到达“至善”的境界。关于如何认识事物，《礼记-大学》有这样的说法：“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所以，要研究物象必定要知道物象的根源和枝末。要通达事理，就必定要明白事理的先后得失。那么如何“知人”呢？古人认为首先就是要看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历史真迹，因为文学最可以反映一个人的自然状态，而历史真迹是最为客观的存在。其次，就是要了解哲学，因为哲学是一个人思想的足迹。
除此之外，古人还认为外出游历是增长见识、开阔眼界的必要步骤。西汉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大约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为以后写作《史记》积累了丰厚的素材。在西方也有类似的思想。英国培根就说过：“对年轻人来说，游历是教育的一部分”，这和我国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不谋而合。这是我国古人治学的态度，也是古人对于做人的一种终极追求。生活在全新时代的我们，除了可以从自身的经历以及书本中了解到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工具--网络，能够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世界。俗话说“有得必有失”，确实不错。功能强大、使用便捷的工具极易使我们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迷失方向。更为可怕的是，这让我们养成了懒惰的习惯，不会主动地学习和思考。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在试题下面写着“百度一下，就知道”的中学生的试卷。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正文
一而十，十而百，
百而千，千而万。
注释
我国采用十进位算术方法：数由一开始，由一到十，由十到一百，由一百到一千，由一千到一万。
心解
数
这四句话讲的是数的基本知识。数学是我国从古至今的基本教学内容。《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也就是所谓的“六艺”，数学就是其中之一。和我国类似，西方国家有“七艺”教育--文法、修辞、逻辑学、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这其中也包含了数学，可见人们对数学教育的重视。下面，我们就具体来介绍“六艺”的内容。
数学古称算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被古希腊学者视为哲学之起点。数学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就是“学问的基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以汉代《九章算术》的出现为重要标志。656年，唐初统治者在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宋元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也带动了数学的发展，出现了计算技术改革的高潮。明清时期，我国数学的发展经历了中西融合的阶段。由此可见，数学在当时的重要地位。数学起源于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是人类抽象思维发展的结果。人们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就同时受到归纳、推理思想方法的训练。数学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推动了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当前，随着电脑应用的普及，信息的数字化和信息通道的大规模联网，依据数学所作的创造设想已经达到即时试验、即时实施的地步。数学技术将是一种应用最广泛、最直接、最及时、最富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实用技术。
何谓“礼”？古人认为“礼”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管子-牧民》中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自古民间婚嫁、丧娶、入学、拜师、祭祀都有礼乐之官（司礼），孔子曾为司礼之官，且少即习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在国家宗庙祭祀方面，古代官方常设太常寺、祠祭署等礼仪衙曹，设立读祝官、赞礼郎、祀丞等礼仪官。如唐代设立有郊社、太乐、鼓吹、太医、太卜、廪牺六个部门，明代则设置太常司，太常司设卿、少卿、丞、典簿、协律郎、博士，赞礼郎。古时的“礼”并不仅指礼貌和礼仪，更是保持社会正常秩序的重要手段，称之为“礼治”。西周时期礼治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就是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尊尊就是要求奴隶和平民服从奴隶主贵族，不得逾越。孔子也主张“为国以礼”的礼治论。他认为剥削阶级享受特权是“天下之通义”；人们必须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乐兴，刑罚中；礼之用，和为贵。他还特别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刑罚只是辅助手段。
关于“乐”的内容，我们在后面会专门讲到。
“射”在这里指的是射箭；“御”是指对驾驭战车技术的培养。孔子在《论语》中说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躟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因此，“射”不但是一种体育活动，更是一种修身养性培养君子风度的方法。唐代武则天设立了武举制度，在武举制度里规定了九项选拔和考核人才的标准，其中五项是射箭，包括长跺、马射、步射、平射还有筒射。由此可见古时人们对射箭的重视程度。同样，由于战车是当时重要的军事装备，因此驾驭技术在战场上就非常关键。驾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现代企业管理学的重要内容。
“书”指的是在文字方面的学问。汉语是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化结晶，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认真学习，感受其魅力。
古人用这六艺来衡量人才，作为一个人立足的基本素质。“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必具之术，在高级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之所需，是初级阶段的必修课。当时，只给予庶民子弟以“小艺”的教育，只有贵族子弟始能受到“六艺”的完整教育，也就是能受到自“小艺”至“大艺”的系统学习。在今天，人们又赋予了“六艺”以新的内容。礼，指的是礼仪、礼貌，类似今天的德育。知书更要达礼，力戒傲慢无礼，尤其不能因熟而失礼，一个有知识又彬彬有礼的人，在职场中会如鱼得水。乐，指的是音乐，类似今天的美育。如古人工于琴瑟，意在加强修养，今人虽有高学历，往往给人浮躁之感，就是因为底蕴不厚，内涵不深，缺乏后劲。射，指的是射箭，类似今天的技能。大学生不如中专生、技校生，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生眼高手低，光会说不会练，知识不能转化为能力，就业难也就不足为奇了。御，指的是驾御马车的能力，类似今天拥有驾照。实际上不管是会开车，还是会外语，都会让你视野开阔，从而在竞争中赢得先机。书，指的是书法绘画，可引申为形象思维。文字不光是表情达意，还可锻炼手的灵活性。手勤则脑灵，手巧则脑聪，可惜今人过分依赖电脑，手写汉字在生活中变得越来越疏远。数，指的是算法，可引申为逻辑思维。“六艺”的具体内容具有时代的印记，但是其文武并重，知能兼求以及注意到年龄的差异、学科的难易程度而区别教育的思想却是永恒的。
正文
三才者，天地人。
三光者，日月星。
注释
才：基本的东西。
所说的“三才”指的是天、地、人三个方面。所说的“三光”指的是日光、月光、星光。
心解
三才三光
这四句讲的是我们需要认识的自然世界。“三才”的说法出自于《易-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意思是，从前圣人创作《易》时，是要用它来顺应自然变化的规律，所以确立天道为阴与阳，确立地道为柔与刚，确立人道为仁与义。天、地、人就是“三才”。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炎黄曰：所谓道生一，意即无极生太极；一生二，为太极生两仪；二生三，为阴阳交感化合。由此形成了“先天地而后万物，万物盈天地之间，人居万物之中”这样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这也进一步成就了中国文化中天地人“三才”的基本框架。《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
如今“天地人”的思想也越来越多地融入到现代人们的生活当中。现在，在很多公司的办公区的绿化区域经常可以看到分别刻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及“上善若水”的巨石。这三尊石刻，正蕴含着天地人的传统人文思想。“自强不息”出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天的运动刚强劲健，君子应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刚毅坚卓，发愤图强。“厚德载物”也出自《周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为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样容载万物。“上善若水”意思是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除此之外，2008年北京残奥会的会徽也体现着这种思想。在会徽所使用的色彩中，红色，寓意着太阳；深蓝色，寓意着蓝天；绿色，寓意着大地。三种颜色的三个笔划综合起来成为一个运动的人形，即为“天地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表达了现代人追求运动的和谐，人的自身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
日月星是天空中最引人瞩目的发光天体，古人称之为“三光”。太阳是阳的精华，月亮是阴的精华。在我国传统中，星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行星，包括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称为五大行星。第二类是宿星，就是人们常说的二十八星宿。在中国古代最令妖邪胆战心惊并且法力无边的四大神兽就是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兽了。在上古时代，古人把天分为东西南北四宫，分别以苍龙为东方之神；白虎为西方之神；朱雀为南方之神；玄武为北方之神。实际上是把天空分为四部，以每部分中的七个主要星宿连线成形，以其形状命名。因此，有了二十八星宿。第三类是经星，是指上述两类星星之外的恒星。古人还编著了《步天歌》将天上的星象串联成琅琅上口、简洁通俗的口诀。
古人不明白天体起源的科学道理，但是从来没有停止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夸父追日都是先民对天空的猜测，虽然没有科学性，但它们依然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和精神财富。从“地心说”到“日心说”，这里有科学的进步，但是为坚持真理的而进行抗争的人才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的对象。1969年7月16日，美国人率先登陆月球，完成了人类探索外太空的第一步。从此，月球上留下了人类清晰的足迹。1962年11月，苏联发射的“火星1号”探测器在飞离地球1亿公里时与地面失去联系，从此下落不明，尽管结果不尽如人意，它却是人类探测火星的开端，开启诸多后来者。1965年7月，美国“水手4号”飞近火星，从距火星1万公里处拍摄21幅照片，人们获得了关于火星的理性认识。可以预见，在未来，人们对太空的探索不会停止，人类对科学和真理的探索也不会终结。
正文
三纲者，君臣义，
父子亲，夫妇顺。
注释
纲：本意是拉网的大绳子，在此指代主要的或处于支配地位的事物。
义：法度。
亲：亲近。
顺：和顺。
所谓的“三纲”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应该遵守的三个行为准则，就是君王与臣子的言行合乎义理，父母子女之间相亲相爱，夫妻之间和顺相处。
心解
三纲
《三字经》中的“三纲”和西汉大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三纲”同样是说明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但是它们的内涵并不相同。董仲舒所提倡的“三纲”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非常关键。《韩非子》：“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臣对君要忠，子对父要孝，妻对夫要节；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三纲”是道德规范，是高度具体的、必须遵从的，即所谓“王道之三纲，可达于天”。“三纲”是“三才”在社会领域的反映。君为臣纲效法天道，父为子纲效法地道，夫为妻纲效法人道。从“三纲”中还引申出“六纪”和针对妇女的“三从四德”，并要求绝对服从。这些今人看来有些可笑的要求，早已被历史的车轮辗碎，没有任何存在的根据。《三字经》中的“三纲”更侧重强调君臣之间的法度，父子之间的亲近以及夫妻之间的和顺。
所谓的“法度”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孔子曾经对前来询问治国之道的齐景公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换言之就是要各尽其责。古代对君臣关系最基本的定义就是君仁臣忠。君主要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多施行仁政。臣子要忠于作为国家化身的君主。“忠”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要指出君主的过错。下面讲一个出自《左传》的“两全其美”的故事：
晏婴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他经常劝齐景公要爱民，但齐景公却总是扰民。有一次，齐景公强令民工大兴土木，闹得齐国民不聊生，众百姓苦不堪言。正巧晏婴出使回国目睹了这一情景，他马上进言齐景公不要造台，齐景公总算同意了。晏婴却不急于回家，而是立即赶到工地，催促民工抓紧干活，稍有懈怠，就以鞭子抽打。晏婴骂累了、打累了，这才回家。他刚离开工地，齐景公的传令官就到了，下令停止施工，民工解散，可以回去和家人团聚了。民工一听此令，齐声欢呼，好像遇到大赦一般，高高兴兴地赶回家去了。晏婴这样做，是有意把“贤名”让给君王，把“恶名”留给自己。孔子对此极为欣赏，说他既纠正了君王的过失，又使百姓感受到了君王的仁义。当今社会没有了君主，当然也就不存在“君臣关系”了，其实我们不妨将“君”换成国家，把对君主的忠诚转化为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这也正是时代的要求。
历来父亲与子女的关系都很微妙。古时要求子女对父亲绝对服从，现在两者之间则有了更多的温存。现在多数父亲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在外奔波，因此没有很多时间来照料孩子。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父亲与子女之间的疏离。另一方面，对于孩子来说，父亲的教育和表达关怀的方式，更偏向于理性，因此更具吸引力。这就需要父亲更多的付出，放弃已形成的生活习惯，下班之后，不看电视，特地挤出一些时间和孩子接触和交流。
提到夫妻关系，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举案齐眉”的故事。东汉初年的隐士梁鸿，字伯鸾，博学多才，家里虽穷，可是崇尚气节。由于梁鸿的高尚品德，许多人想把女儿嫁给他，梁鸿谢绝他们的好意，就是不娶。与他同县的一位孟氏有一个女儿，长得又黑又肥又丑，而且力气极大。她说：“我要嫁像梁伯鸾一样贤德的人。”梁鸿听说后，就下聘礼，准备娶她。孟女高高兴兴地准备嫁妆。可是婚后一连七日，梁鸿一言不发。孟家女就来到梁鸿面前跪下，说：“我犯了什么错吗？”梁鸿答道：“我一直希望自己的妻子是位能穿麻葛衣，并能与我一起隐居到深山老林中的人。而现在你却穿着绮缟等名贵的丝织品缝制的衣服，涂脂抹粉、梳妆打扮，这哪里是我理想中的妻子啊？”孟女听了，对梁鸿说：“我这些日子的穿着打扮，只是想验证一下，夫君你是否真是我理想中的贤士。妾早就准备好了劳作的服装与用品。”说完，便将头发卷成髻，穿上粗布衣，架起织机，动手织布。梁鸿见状，大喜，连忙走过去，对妻子说：“这才是我梁鸿的妻子！”他为妻子取名为孟光，字德曜，意思是她的仁德如同光芒般闪耀。后来他们一道去了灞陵（今西安市东北）山中，过起了隐居生活。不久，梁鸿夫妻二人迁到了吴地（今江苏境内）。梁鸿一家住在大族皋伯通家宅的廊下小屋中，靠给人舂米为生。梁鸿每次归家时，孟光备好食物，低头不敢仰视，举案齐眉，请梁鸿进食。皋伯通见此情形，大吃一惊，心想：一个雇工能让他的妻子对他如此恭敬有加，那一定不凡。于是他立即把梁鸿全家迁入他的家宅中居住，并供给他们衣食。梁鸿因此有了机会著书立说。
其实，在这里我们不能片面地把“三纲”等同于封建伦理道德加以摒弃。父子之间的亲近、夫妻之间的和顺是永恒的内容，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价值。
正文
曰春夏，曰秋冬，
此四时，运不穷。
注释
曰：叫做。
运：运转，光阴循环，一年又一年。
穷：尽头。
四季分别叫做春、夏、秋、冬。这四时季节不断变化，春去夏来，秋去冬来，如此循环往复，没有尽头。
心解
四季
我国自古是农业大国，因此特别重视对气候和天文的观察。在我国文化里面发展最早、最系统的就是天文学。我国的天文学在明朝以前，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是传统科技的一部分。我国人民很早就注意到了气候的四种变化。到了周代，我国已经有了关于四季的明确划分，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季节与北斗七星运行的关系。如：“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北斗七星不停地转动，就代表了一年四季不断地推移交替，循环运转，没有穷尽。季节的划分主要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二十四节气”就是我国先民智慧的集中体现。为了便于记忆，人们还特意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谣，其中有一首是这样：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基于对大自然的认识，古人认为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所以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就是古人对这种认识的结晶，它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最早由庄子阐述的，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道家明确把自然作为人的精神价值来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以无为为宗旨，返朴归真，回归到无智无欲的“小国寡民”社会。人类行动的目的就是“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道教的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后世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向往和追求田园诗般的生活。这似乎也就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寄居”吧。
和道家相比，儒家“天人合一”观念更富于现实性，更具有操作性和实践性。在儒家来看，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念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因此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念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
在禅宗来看，人性本来就是佛性，只缘迷于世俗的观念、欲念而不自觉，一旦觉悟到这些观念、欲念都不是真实的，真如本性自然显现，也就达到最后成佛的境界。因此，禅宗提出“烦恼即菩提，凡夫即佛”。真正达到觉悟后的境界是什么呢？从某种角度看，仍有些类似于道家的一切顺应自然之意。因此禅宗有这样的语录：“悟得来，担柴挑水，皆是妙道。”
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新阶段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同样主张“天人合一”，其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学说。《黄帝内经》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符，人参天地”，主张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中医学从人与自然这一整体出发，把顺应四时放在诸法之首。“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在漫长的生活岁月中，人类已经形成了与四时气候相应的生理节律，因此需要根据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而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规律，人体的“小宇宙”要顺应自然这个“大宇宙”。《黄帝内经》强调：要“顺四时而适寒暑”，“服天气而通神明”。具体来说就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种原则需要贯穿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于那些被名利所牵绊的人们来说，“天人合一”的思想不啻为一剂清心的良药，让人们重新获取身心的自由和解放。
正文
曰南北，曰西东，
此四方，应乎中。
注释
应：对应，相应。
“四方”分别叫做东、南、西、北。与这四方相对应的是中。必须有个中央位置对应，各个方位才能得以确定。
心解
四方
古时人们认为“天圆地方”，在商代，先人就已经完成了对大地上四个方向的划分，太阳的东升西落就是天然的指示牌。在古汉语中，“东”字像太阳从树林中慢慢升起；“西”字则像一只在太阳落山后归巢的鸟在树上栖息。中国人还把四方同四季联系起来，把东方视为春之地，把南方视为夏之地，把西方视为秋之地，把北方视为冬之地。人们还确定了五岳，而且封建帝王每年都会派遣官员去祭奠这些山脉，并认为这是无尚的荣光。
其实，东南西北都是人们臆设的方向坐标，茫茫宇宙之中哪里有方向呢？《庄子》一书中就提到“南方有穷而无穷”的辩题。东南西北的方位只是相对的概念，只要确定了“中”，这四个方向就可以确定了。在上古时代，几乎世界各地的人都认为自己生活在地球的中心，我国也不例外。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先民就自称自己居住在“中央之国”，并相应地称生活四周的人们为“夷”、“蛮”等（夷、蛮起初并没有歧视的意味）。现在一直在使用的“中国”其实就是“中央之国”的简称，而并非单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中”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指的是整体的平衡点，一根粗细不一的棍子，其平衡点绝对在靠近粗的一头，这一点就是中。“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本定律，也可以将其称之为“中庸定律”，指的是任何事物都有关于“中”的规定性，其最根本的是要能够将任何事物作为一个确定的对象转换为一个关于“时”（时间）的过程，从其过程特征中去找到“中”。简单地说，任一过程都有“始”和“终”两端，而两端之间的部分就是“中”。我国先贤关于“中庸”的主张会在后面详细讲解。
“中”的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北京城市建筑的“中轴线”就是最恰当不过的例子。北京中轴线是指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北京的城市规划具有以宫城为中心左右对称的特点，很多建筑都在对称轴上，称为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约7.8公里。从南往北依次为：永定门、前门箭楼、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紫禁城、神武门、景山、地安门、后门桥、鼓楼和钟楼。从这条中轴线的南端永定门起，东西对称分布着天坛、先农坛，东便门、西便门，崇文门、宣武门，太庙、社稷坛，东华门、西华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而且是按照“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布局的。这是世界城市建设历史上最杰出的城市设计范例之一。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曾赞美道：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建立中轴线，目的是为强调封建帝王的中心地位。这些建筑既是古都北京的象征，又是中国文明的象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轴线上又陆续扩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今天，北京奥运会的比赛主场馆鸟巢和水立方也建筑在这条北京最具文化特色的中轴线向北延长段上，不能不说是“北京人文奥运”的集中体现，是古都文脉的延续。
正文
曰水火，木金土，
此五行，本乎数。
注释
五行：金、木、水、火、土五种组成万物的要素。
本：根源。
数：易数，变化的规律和法则。
“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数理的。
心解
五行
“五行”是我国古代思想家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的概念，分别指金、木、水、火、土。古人认为这五种基本物质构成了世界的万事万物。《尚书-洪范》中谈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另外，可以肯定，在战国晚期人们就提出了五行相克相生的思想，并且已经把克、生的次序固定下来，形成了事物之间矛盾、统一的模式。
五行中的每一行都代表不同的性能。“木曰曲直”，意思是木具有生长、升发的特性；“火曰炎上”，是指火具有发热、向上的特性；“土爰稼墙”，是指土具有种植庄稼、生化万物的特性；“金曰从革”，是指金具有肃杀、变革的特性；“水曰润下”，是指水具有滋润、向下的特性。古人基于这种认识，把宇宙间各种事物分别归属于五行，因此在概念上，已经不是金、木、水、火、土本身，而是一大类在特性上可相比拟的各种事物、现象所共有的抽象性能，具体见下图。
《三字经》中说五行“本乎数”是为什么呢？古人将一至十这十个数分成两组与五行相配。一至五就是上面表格中的“五数”，即“五行生数”；六至十为“五行成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二生火，地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天四生金，地九成之等。宁波有一座举世闻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名称就来源于此。
五行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战国时期，《黄帝内经》就将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中。我国中医以五行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来认识、解释生理现象，强调尽力适应自然规律来养生，努力掌握人体运行机制以防病、治病，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成果。除了医学，这种思想在文学、易学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五行不仅是自然哲学，还是一种政治学说。“五德”就是五行之说运用于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五德，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春秋时代的邹衍将天下分为五方，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的原理来解释历史上的朝代的兴替，同时为新兴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开将五行纳入政治领域之先河。按邹衍的理论，黄帝时代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秦为水德。五德相克，改朝换代。后世历代帝王称帝，皆沿用五德之说。例如，秦代自称是应水运，因此崇尚黑色，以六为量度的规格。汉朝取代秦朝，就是应土运，崇尚黄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汉朝的年号都是以五年为周期更换的。
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人用来解释世界本质的方法，我们应该学习其科学和合理的部分，不可一味地将其看作是封建迷信而全盘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