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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是协议离婚。孩子都归父亲监护和抚养，不过张爱玲的母亲在离婚协议上坚持，女儿日后要进什么学校，必须先征求她的同意，教育费用则由父亲方面承担。母亲的坚持，使女儿得以继续在新式学堂接受教育。
1930年，10岁的她被带到黄氏小学入学时，母亲一时踌躇着不知填什么名字。她觉得“张煐”这个名字叫起来嗡嗡地毫不响亮，可匆忙中又不知该用什么名字，于是临时用英文名“Eileen”的音译名“爱玲”，作为女儿入学登记用的名字，等想好了在给她改过来。可母亲一直没有想起更好得名字，而随意想起的“张爱玲”这个名字，却在她以后的岁月中，发散出奇特的魅力。
张爱玲的家从此变成了两个--父亲的家，母亲的家。按照离婚协议上的要求，母亲仍对女儿的教育问题尽管她同父亲生活在一起，但同样可以去看望母亲。这一点让她感到极大的满足。离婚后，母亲就很快同姑姑一起搬走，住进了赫德路公寓。父亲这边也搬到了一幢新洋房--康乐村10号。
尽管分居两地，张爱玲时常去母亲和姑姑那边玩，母亲公寓内的欧式装饰让她十分好奇和着迷。在那里，她生平第一次见到铺在地上的瓷砖、浴盆与煤气炉子，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喜爱：“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相比较之下，父亲这边的家则完全是两样：“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
当小爱玲还陶醉在母亲家的快乐与新鲜感中的时候，母亲竟又要动身出国了。在临走前，母亲曾到黄氏小学去看望过她。她不愿当面表露自己真实的情感，在《私语》中，她写道：“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得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母亲这一走，父亲这边的家很快又变回了天津时的老样子：花园洋房，狗，一堆的扑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
时间仍一如既往地静静地溜走。她住在学校里，继续上着小学。每逢节假日，都会有家里派来的司机来接她。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小爱玲继续学习钢琴，还请了一位白俄老师授课，每周一次。但父亲认为学费太贵，每次她向他要钱交学费时，父亲总是一拖再拖，迟迟不肯给。可怜的爱玲“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钢琴课也就此断了。
1934年，张爱玲从黄氏小学毕业，进入了有五十年历史的圣玛丽亚女校。此时的她不再是从前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了，一片新的天地在她面前展开。和一切刚刚走上人生之路的少女一样，她开始设想着自己的未来：中学毕业后就到英国去读大学，学画卡通画片，尽可能地把中国画的画风介绍到美国去，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全世界，在上海拥有自己的寓所，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显然，张爱玲的这些理想受着她母亲欧式生活方式的影响。然而，这种理想还未及实行，家中又发生了一起“结结实实的，真的”事件--父亲又结婚了。
可以说，这件事预示着张爱玲整个少年时期阴郁记忆的开始，也正一点一滴地磨去她原本对家的热爱，最终导致了她的第一次出逃，并渐趋独立面对外面的社会，真正地“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
父亲迎娶的是孙用蕃，即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孙氏一系也是显贵人家。孙用蕃的父亲孙宝琦，1901年出任法国大臣，1903年又兼任西班牙国大臣。在法期间，他还暗中协助孙中山在从事海外革命活动。因而进入了民国时期，他仍能够继续在新政府里任职。北洋政府期间，他曾先后担任过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的职位。
孙宝琦，除了正室外还有4个妾，一共有24个子女，在女儿中，孙用蕃排行老七，当时已经36岁了，同时也是陆小曼的闺中密友。据说十分精明能干，善于交际和处理家务。如此看来，她嫁给财势渐弱的张廷重，和她的兄弟姐妹比起来，似乎有点“下嫁”的意思，其实这位老小姐早染上了阿芙蓉癖(抽鸦片)，而这一点是张爱玲的父亲所不知道的。
1934年的夏天，张爱玲父亲在礼查饭店进行订婚仪式，半年之后在华安大楼举行了婚礼。张爱玲和表姊们一起参加了这次婚礼。那一年，她14岁。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年龄，然而在整场婚礼上她都一直沉默着，面对父亲闹哄哄的喜事，她没有喜，也没有忧。对未来的生活，此时的她是否已预知到某种阴影正悄然靠近呢？成年后的张爱玲在《私语》中揭示了她的这种隐忧：
“我父亲要结婚了。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不幸被她言中。由于这位后母的出现，或者说因为她所起到的作用，张爱玲日后的这段生活开始嵌进更深而终身无法愈合的伤口，在反抗这创伤冲击的挣扎下，曾经的那段橙红色的童年时代、充满优裕感伤的少年时代，一同成为了遥远的记忆。她开始面对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开始像大人那样思考。
后母进门后，对住房十分不满意，总觉得现在住的洋房太狭窄，不够气派，因而要求搬家。此时在张爱玲的二伯父的名下，正好有一栋别墅空下来，一家人就搬了进去。别墅原本是李鸿章送给女儿的陪嫁，李菊耦还在世的时候，张爱玲的二伯父、父亲还有姑姑都住在那里。等祖母去世后，子女们分了家产，别墅归于二伯父名下。在她父亲谋得在天津的职务迁居之后，她的二伯父觉得住在这样大的别墅里太过奢侈，也搬了出去，一直把房子租了出去。
这栋别墅位于麦德赫司脱路与麦根路的交界处，挨着苏州河，能够望见河对面的闸北区。别墅是在清末民初时建的，仿欧式建筑。房间很多而且进深，后院还留有一圈房子供仆人居住，算起来总共有二十多间。一般而言，像这样大的房子，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来住才划算，但张爱玲一家总共只有4个人而已，而且房租昂贵，他们根本没必要租住在这样宽阔豪华的房子里，可她的后母坚决不住那栋康乐村的房子。那里离她的舅舅家太近，而且后母一点也不喜欢她和弟弟总去舅舅家玩--凡是和张爱玲的母亲有关的事物，这位后母都不喜欢。
张爱玲也不喜欢后母挑的新住处。她曾经出生在这栋房子里，现如今隔了十几年又回到这里，心中难免会有一种阴郁之感：“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现在已经是圣玛丽亚女校高一女生的张爱玲，十分不喜欢这种沉闷而恹恹欲睡的气氛--越是有机会接触到新空气、新人物，这种不满就越深、越重地隐在她沉默寡言的外表之下。
不过在最初的两年里，张爱玲都在学校住宿，到了周六，家里派司机来接她回家。到了周一的早晨，又坐着父亲的汽车去学校。只有周末会在家里，因而张爱玲的生活并未因后母的出现发生强烈的变化。在家的时候，她就在家里做她喜欢做的事。自己裁纸手绘圣诞卡与贺年卡，看电影看小说，照常去舅舅家谈天说地--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她喜欢去姑姑那里，喜爱她那雅致、清新和职业新女性的生活作风。当时她姑姑一直在怡和洋行做事，随后又到电台做播音工作，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五四之后的新女性了。
张爱玲与后母之间的关系，多是出于礼节性的友好。在家过假期时，她偶尔也会与后母寒暄几句，谈谈天气，聊聊家常，甚至有一次竟让她的后母大为感动。有一年放暑假，张爱玲在父亲的书房里写作文，写好后就跑到舅舅家去了，并没有收起来。后母无意中进到书房，看到了她的作文，着实被作文的内容感动了一番。这篇名为《后母的心》的作文，把一个后母的处境与心态都刻画得十分深入。后母以为这篇文章是张爱玲为她写的，所以凡是有亲友到家中来，后母都要把这件事说个不停，夸她文章写得好，人又懂事。而实际上张爱玲写这篇作文主要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并没有别的意思。在这一点上，她的父亲比较了解，但既然因为妻子的“误解”而使家里有一种比较融洽的气氛，他也就乐得随声附和。
然而总得来说，张爱玲与后母间的融洽只限于表面性的礼仪，内心都有着一层说不清的隔膜，就像从前因为姨太太的“贿赂”而说了一句“喜欢你”，多年之后仍不能原谅自己对母亲的“背叛”。不管怎样，她都不可能同后母“一条心”，何况这中间隔着一个美丽的亲生母亲，一个从精神上魅惑她的偶像；而同样出身于大户人家，工于心计的后母决不会被这小姑娘的“伎俩”蒙骗过去。
由于长期抽鸦片，这位后母的心态多少有点神经质，时常表现出刻薄阴鸷的一面。在她统掌张家经济大权后，丈夫前妻一双儿女的境遇可想而知。后母穿剩的衣服，张爱玲才能拣着穿。她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带给她的伤痛：“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陈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后母的刻薄，使得中学时代的张爱玲很少交朋友，因为“自惭形秽”。就像她的小说一样，人物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更没有“爱”。
张爱玲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汪宏声先生说，爱玲因了家庭里某种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不幸的家庭生活使她敏感早熟，当她带着一颗童稚而易受损伤的心理被抛到人间感受世界的冷暖时，处处将被笼罩在内心的家庭生活的阴影投射到周围的人和事上，没有得到正常发展的人格心理使她感到周围是一个冷漠的世界，这些性格特点对张爱玲写作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热闹，拥挤，然而陌生，隔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充塞着幻觉、烟幕。她把这种人性里的仇恨、善变、嫉妒、鄙视、猜忌、虚伪，描述的淋漓尽致，不加任何冠冕堂皇的掩饰。爱与不爱，于她笔下所圈定的人物，都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们的心始终孤寂、寒冷而又荒凉，弄不清自己真正的所在。
但因为在学校住宿，很少回家，因此彼此间敷衍几句就过去了，然而年幼的弟弟则终日处于后母的魔爪之下，他的性格又比较柔弱，受到的待遇也就更差。某次放假，张爱玲回到家中，见到弟弟时下了一跳：原来那个“秀美可爱”的弟弟不见了，站在她面前的是个又高又瘦的萎缩的少年，穿着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只对许多庸艳的连环画感兴趣。那时候的张爱玲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在她看来，弟弟的阅读趣味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仆人们纷纷向她揭露弟弟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当姐姐看到弟弟如此堕落，比谁都更加气愤，也附和着众人激烈地诋毁他，然而大家反倒过来劝她了。
弟弟的荒废学业、游手好闲，以让张爱玲伤心不已，然而更让她无法容忍的，则是弟弟在这个阴气沉沉的家中所发生的性格变异与心理畸化：一次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张爱玲的父亲竟动起手来，重重地打了弟弟一个耳光！她惊呆了，“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然而她的后母竟笑了起来：“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张爱玲丢下了饭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面前，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正当她恨恨地发下毒誓的时候，只听“啪”的一声，一只皮球撞在了临着阳台的浴室玻璃窗上--她的弟弟已在阳台上踢球了。“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对弟弟彻底失望的张爱玲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看到弟弟所遭受的一切以及发生在他身上的蜕变，做姐姐的张爱玲已没有了眼泪，因为在弟弟的身上，她同时也看到了自己未来生活的影子。这个家值得她留恋的东西已经越来越稀少了，在这里，她找不出什么东西能够激起她的热爱；倒是此刻远在欧洲的母亲，常常能引起她一些奇异而美好的憧憬，一种超越亲情的浪漫的爱恋，她后来以这样的话语来评论自己母亲：“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的女人。”
1937年，为了张爱玲的学业，母亲再次回国；张爱玲也于同年夏天，从圣玛丽亚女校毕业。然而当她勇敢地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时，就像此前父亲迟迟不肯拿出学费一样，这次她遭到了拒绝。“我把事情弄得很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张爱玲在《私语》中写道。这或许代表了张爱玲的隐秘自责--她是为了支持母亲才被父亲弃绝的。
父亲的自私当然令张爱玲很失望，对家人的态度也就更加冷淡了。父亲虽然很少过问她的生活，但实际上却是喜欢她的。张爱玲的活泼伶俐，天资聪慧让父亲很是欢喜，还曾亲自为她的《摩登红楼梦》拟标题。在没有母亲的相伴的日子里，父亲的那间散发着淡淡幽香的书房，雾一般穿过玻璃的阳光，乱摊在屋内的小报，甚至弥漫在屋内的鸦片云雾，也让她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美感。一边浏览着小报，一边同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这种单亲的异性爱，使张爱玲对父亲有一种深沉的依恋感，这份依恋或多或少也同样存在于她对胡兰成的情感中。然而尽管对女儿的文学天赋非常欣赏，父亲对她的感情却是十分复杂的。他并不觉得女儿是爱自己的，女儿的心从不曾属于这边，她的性格太像她母亲。父亲是把对前妻的恨迁移到了张爱玲的身上。张爱玲是懂得这些的，她在潜意识里把自己的不幸的一部分归咎于母亲的离家出走，而对父亲始终是有幻想的。“母亲回国来，虽然我并没有觉得我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了。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
一直以来与前妻的隙怨，此刻又因女儿的“偏向”而凸现出来，父亲话中的“别人”当然是有所指的，而后母也不失时机地过来添油加醋：“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实际上，早在她的母父离婚的时候，离婚协议上就明确地写着，有关张爱玲的学业问题，都需征求母亲的意见。显而易见，后母在借题发挥，将对自己前任--张爱玲生母--的反感转移到张爱玲的身上。
由于家庭矛盾的激化，后母的这种嫉恨很快就在一件小事中爆发了。当时正值1937年夏天，一直虎视眈眈地窥伺中国的日本突袭了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当时张爱玲正在邻近苏州河的家中，夜夜被隆隆的炮声吵得不能入睡，因而就跑到母亲的住处待了两周。走前她已和父亲交待过，但却未告诉后母。女人天生的猜忌心理令这位后母对张爱玲的“出逃”怒不可遏。两周后，回到家中的张爱玲如同经历了一场暴风雨。
“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样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当“后母一路锐叫着”向楼上的父亲奔去，深知父亲脾气的张爱玲预感到大祸就要临头了，周围的环境在她的心目中立刻定格为无声的场景：“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终于，她的父亲趿着拖鞋，气急败坏地冲下楼来。一把揪住她，拳足交加，大声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为了一个神经质的女人，张爱玲平生第一次遭受了父亲的毒打：“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此时的张爱玲，脑中一直闪现着母亲一句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她并没有想抵抗。暴怒的父亲上楼去了，被打倒在地上的张爱玲爬起来，独自走到浴室的镜子前，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审视着自己身上的伤。她本想跑出去报警，可却被看大门的巡警拦住，并被告知门是锁着的，钥匙在父亲那儿。
“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泼不是容易的事”。父亲知道了女儿的意图，脾气比刚才更坏了。一等到她回到家里，就把一只大花瓶向女儿的头上砸去。这是怎样惊心的场面啊！然而张爱玲在记述这一段时却只写道：“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瓷。”她的心已然麻木了。
父亲走后，照顾她的何干哭着对她说：“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顿时，长久以来憋闷在她心中的冤屈，一古脑儿地都涌了出来，她抱住何干大哭了一场：刺痛自己的，是至亲的人；怜悯自己的，是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然而她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她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苦一辈子，恐惧使她变得冷而硬。”她在黑暗中伤心地抽泣。从小就在无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她，世界之于她，完全是个缺乏情感的物欲的俗世。爱是一种奢侈品，在她眼中，现实原来就是如此，所以她无可奈何地哀叹：“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惨伤。”
因为替张爱玲担心，何干就偷偷地往她舅舅家打了电话。第二日，张爱玲的姑姑就来替她说情。后母一见到她就冷笑道：“是来捉鸦片的么？”还没等她姑姑开口，她父亲就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过去，这下“情”没说上，人先被打伤送进了医院。临走前，她姑姑发誓说：“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然而这终究是家中的丑事，并没有闹到巡捕房去。
姑姑走后，张爱玲一度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她的心中也充满了诗意：“BeverleyNichols（通译作“贝弗利-尼科尔期”，英国作家）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地杀机。”“花园里养着呱呱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的花。”
张爱玲知道，父亲决不至于把她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她用手紧紧地捏着阳台上的木栏干，“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她的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此刻，她希望有个炸弹掉在家中，瞬间解决所有的问题，“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善良的何干怕她逃走，一再地叮嘱道：“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而实际上那些脱逃的计划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的脑子。
还没等实施真正的脱逃计划，她却病倒了，生了沉重的痢疾，一病就是半年，还差一点死掉。然而父亲既没有为女儿请医生，也没给她抓药。躺在病床上的张爱玲，望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又开始陷入莫名的伤感中，甚至想到了死亡：“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石灰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在病痛的折磨之下，她依然通过她那份独有的感官，倾听着周围的一切：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声，“巡警咕滋咖滋抽出锈涩的门闩，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即使在睡梦中也能够听见这声音，还有踩在煤屑路上的吱吱叫的脚步声。“即使因为我病在床上他们疏了防，能够无声地溜出去么？”她一刻都没有忘记从这里逃出去。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终于，她从何干那里打听到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于是在一个隆冬的夜晚，她伏在窗上用望远镜观察着外面的动静，一等到夜路上没有人，她就真的挨着墙一步一步地逃出去了！
张爱玲在忆起这段出逃经历时写道：“--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
在经历这件事之后，张爱玲基本上就与父亲断绝了往来。在她看来，父亲在她生命垂危之际如此待她，父女间的亲情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根据她弟弟张子静的回忆，在张爱玲痢疾越来越严重且拖了很长时间之后，照顾她的何干惟恐她出事，自己会负连带责任，于是就趁她后母不注意，把事情偷偷讲给她父亲听，并一再声明：倘若他再不采取挽救措施，出了人命她可不负任何责任。或许是考虑到万一出了人命，自己将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传扬出去不好听，抑或是此时的怒气已消，而且对女儿除了这次的震怒之外，两人并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张爱玲的父亲便开始注意到女儿的病情。他用消炎的抗生素针剂为女儿注射了几次，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后妻做的。之后，她的病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在何干的精心照料下，张爱玲才得以恢复健康。
张爱玲留在父亲家里的东西，都被她后母拿出去给人了，只当她死了。因为她的出走，父亲迁怒于何干，认为她也是女儿的同谋，就把她大骂了一顿。没几天，这位一直最关心张爱玲的老人收拾东西，离开张家回皖北老家去了。当时张爱玲已经投奔到母亲那边。何干临走之前，还偷偷收了一些纪念物给小主人送过去，主要是一些张爱玲小时候心爱的玩具，多年之后，她一直记得“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鸵鸟毛折扇，因为年代久了，一煽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
曾经和弟弟一起在院子里追大白鹅的岁月，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在张爱玲趁着夜色摸出父亲家大门的时刻，即是她生命中另外一种东西呼之欲出之际。她自我封闭的内心充满了敏感和警惕。不久，张爱玲发现，自己对母亲的情感也正在发生着变化。
“那年我弟弟也跟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她听她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我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这件事，使张爱玲感觉到“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母亲是封建家族里走出来的新潮女子，所选的路是走出去接受新潮的西方思想，这让幼时的张爱玲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极大的渴慕，母亲于她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另一方面，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既有着书香之家的文笔风流，也脱不掉封建遗少的种种恶习，对家庭从未自觉出一种责任感，这让张爱玲既爱又恨。当她死里逃生地回到母亲身边时，等待着她的，又不复是“柔和”的亲情了。
张爱玲从他们那里得到两个一生都无法逃离的宿命：抒发于文字间的浓郁的苍凉之色；于母亲处得来的对于感情的自恃，特别是对亲情的淡漠，从而也为自己的感情生命造成了一种饥渴，希冀创造一种丰润的感情生命。亦如她对胡兰成痴狂的爱恋，尚或有些笨拙，只是高傲的血统于她尚不致贻笑大方，但与文无关。渴望爱的临近，却恐惧于爱的迷惑力。清醒地认识着爱的本质，却又悲哀地迷乱于爱自失的过程。这是所有女人的通病。每个女人的潜意识里都在等待着那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人，千万年，千万人之中无可替代的那个人，却又因熟稔千万年，千万人普遍的规律而畏惧，畏惧于自我被卷入的狂热力量，因而本能地要去逃避爱的份量，惴惴于爱的降临。飞蛾扑火的热情与抽身独处的冷寂，是一双相互咬啮的小兽，存于她的灵肉之间。固然，与胡兰成之爱虽为悲剧，但那一等才情，三等人品的男人，其多情风流、薄性任意的性情，自然有着客观的成因。
浙江嵊县下北乡的胡村，是一个山水环绕的美丽村庄。人口不多，只有几十户，但也被分成了倪家山、陆家坳、荷花塘和大桥头四处。胡村有条石头铺成的大路能够通到奉化，还可以经过三界、章镇到达绍兴，沿途的田地虽然有些贫瘠，但是由于这里的住户很分散，所以这个地方显得非常宽阔，让人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地理优势，胡村的人们接受了很多新鲜的事物，一个个不但能说会道、头脑灵活，而且还善于经商，这里的商业活动有着八十多年的历史。
胡村的先祖是明朝人。起初，胡村还有倪、陆两姓人家。据说，有一天胡村的先祖贩牛经过那里，正好遇上大旱，他不小心一把火将田里的稻子都烧了，还赔上了自己的牛；就在这时，下了一场大雨，大旱反倒变成了大丰收，田里被烧的稻子全都活了过来。这位先祖自然成为丰收的大功臣，于是他就在这个地方安了家；而后来，倪、陆两姓人家逐渐流落到了别的地方。胡姓人家越来越多，于是便有了现在的胡村。
太平天国前后，胡村的商业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那个时候，各家各户都在养蚕、采茶、打桐油，销往海外，几乎每一家都很富裕。即使到了现在，胡村仍然保留着当时所建造的红墙瓦屋，在现在看来依然气势磅礴。
胡兰成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地方，而江南的山水风物也孕育了众多的才子佳人，胡兰成也算是其中的“佼佼者”。胡兰成，生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六，即公元1906年2月28日，字蕊生。他的父亲胡秀铭有过两次婚姻，都属于旧式的包办婚姻。胡秀铭的第一个妻子宓氏，很早以前就因病去世了。之后，他续娶了吴氏，也就是胡兰成的母亲吴菊花。
虽说是旧式婚姻，而且还是二婚；但是，胡秀铭和吴菊花之间的感情还算和睦。胡秀铭挣到钱之后，都会把钱交给吴菊花，他们吃饭的时候，他还会看着吴菊花，跟她说一些家里家外的事情。在生活中，他对妻子总是和气、欢喜的，而且还带有敬重，而吴菊花也能立刻领会到丈夫对自己的情意。也许，这就是夫妻间的心灵相通。可惜，胡兰成却没有继承父母之间的相亲相爱，最终与他最爱的才情女子张爱玲劳燕分飞。
宓氏为胡秀铭生了两个儿子，积润、积忠；吴菊花生了四个儿子，积义、梦生和怀生，胡兰成是吴菊花的第四个儿子，但是在兄弟当中他却排行第六；胡兰成4岁的时候，吴菊花又给胡兰成生了一个弟弟。据说，胡兰成的父亲之所以给他取名“兰成”，是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够飘洋过海，功成名就，名扬四海，像兰花一般的将香气传回家中，光宗耀祖。
胡兰成出生的时候，父亲年岁已经很大了，而母亲也已经41岁了。对于他们夫妇俩来说，胡兰成的到来算是中年得子，理应溺爱，但是他们并没有特别重视胡兰成。这是因为他们之前已经有了好几个儿子，再多一个也不显得珍贵；另外，胡兰成出生的时候，胡村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富裕了。
所以，胡兰成并没有得到母亲过多地骄纵。在他小的时候，母亲很少抱他，宠爱他，却经常打骂他。有的时候，胡兰成也会赖在母亲身边撒娇，每当这时，吴菊花就会说：“这么大了还要抱，小孩要自己去玩，大人还要做事呢！”
胡村人对孩子从不娇生惯养，小孩到了四五岁就要帮着家里干活。胡兰成也不例外。每当他的母亲缝补衣裳，或者纳鞋底的时候，他总会在母亲的身边递剪刀、穿针线；当母亲做饭的时候，他也会自觉地帮着生火；当母亲去溪边洗衣服的时候，他会拎着篮子，走在母亲的前头。母亲还教他如何将喂给幼蚕的桑叶剪得细长；还教他在洗白菜的时候，要将菜帮掰开，这样才能洗得干净；还教他采茶的时候，要先采干净一枝再去采另外一枝。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就会非常温柔，如果他做错了，母亲也只是笑笑，从不批评他。但是，母亲也从不夸他，因为在他母亲的眼里，教育孩子的方法没有“夸奖”这一说。
当然，胡兰成与其他小孩一样，也贪玩贪吃。他4岁的时候，有一天，西边邻居梅香哥哥的家里请来一帮老太婆念经，胡兰成因为好奇便跑去玩耍。梅香哥哥做了一些荞麦面的点心，胡兰成见了，肚里的馋虫自然不安起来，他很想吃一点儿荞麦面，但是他没有开口说出来，而是待在那里痴痴的望着。他的心思立刻就被梅香哥哥看出来了，于是跟他开起玩笑。胡兰成觉得别人看穿了他的心事，顿时生出委屈，大哭起来。梅香母亲赶紧出来安慰他，跟他说了很多好听的话，还假意将梅香哥哥骂了一顿，并且盛了一大碗荞麦面给他。但是，胡兰成没有要，他怕如果要了，日后梅香哥哥会取笑他。最后，梅香母亲将他抱回家，还给他捎带了一碗荞麦面，但是他到底没吃。小孩子的思维往往是“一根筋”，而这一点在胡兰成身上则尤为突出。至于他后来跟着汪伪政府，跟着日本人，也许从这里能够找到些微的根源。倔强的个性发展到极致，就变成了固执，别人的意见即便是好的，他也听不进去了。
胡兰成五六岁的时候，经常独自跑到溪边挖螃蟹。有一次，他沿着溪滩一路向前走去，等到他猛然看向四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来到了山边的一个深水潭，大桥头的家门已经不见踪影了。高高的山挡住了阳光，深水潭四周一片昏暗，而且非常幽静。这时，一阵山风吹过，胡兰成顿时害怕起来，他赶紧往回走。心理的恐惧越来越深，他一边走着，一边哭着，身上只穿了一条青布内裤，赤着脚，脊背也已经被晒得通红，手里面还拎着装了几只小螃蟹的蒲柳口袋。这是胡兰成第一次感到害怕，那是一种近乎绝望的害怕。只是不知道，当他晚年漂泊到日本的时候有没有再次尝到这种害怕的滋味。这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胡兰成7岁的时候，有一天与弟弟两人一起去屋后的竹园里玩耍。玩累了，胡兰成便背着弟弟穿过溪水，来到洗衣石边上。他先站到了石头上，然后告诉弟弟让他从岸上跳到他的背上。弟弟虽然矮小瘦弱，但是冲劲仍然很大，结果，弟弟是跳到胡兰成背上了，却由于重心不稳，两人一起摔进了水里。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赶紧爬起来央求弟弟不要哭，更不要告诉母亲。可是衣裳已经湿了，回去肯定会被母亲打。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将自己的衣服和弟弟的衣服全都脱下来晾在溪滩上。但是，弟弟实在不愿等到衣服晾干再回家，于是就一人先往回走了，胡兰成也没有拦他。弟弟回家后，将整件事情都告诉了母亲，母亲有些生气，又有些吃惊。但是，她依然对着胡兰成笑着骂道：“你这样犯贱，且这样的无知识！”那个时候的胡兰成不知道犯贱的含义，但是他隐约感到自己的行为有些不对。穷人家的孩子虽然不是什么金枝玉叶，但是也不轻贱生命。他当时心窍未开，有着一种不同于其他孩童的糊涂劲儿，不过或许他自己不觉是糊涂，而是稚朴吧。
每当看见夕阳落山，山上叫唤的羊，桥上行走的人，以及桥下湍急的流水，幼年的胡兰成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惆怅感。他曾这样说道：“当我在郁岭墩采茶掘番薯，看见天际白云连山，山外便是绍兴，再过去就是杭州上海，心里就像有一样东西满满的，却也说不出来。若必说出来，就只能像广西民歌里的：唱歌总是哥第一，风流要算妹当头。出去高山打锣望，声鸣应过十二州。”那时的他，已经期盼着能够走出胡村，但是却不知道自己会去到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的路应该怎么走。因此，他的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寞之感。
那个时候的胡兰成，肯定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成为汉奸而流浪在异国他乡。总之，路都是人自己走出来的，胡兰成也不例外，他的路也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1926年，胡兰成刚满20岁的时候，父亲胡秀铭因病去世了。1936年，母亲吴菊花也离开了人世。对于吴菊花而言，她一生操劳，最后儿孙满堂，也算人生之大幸；可惜她的教育并没有收到成效，反而养出了一个文化汉奸。九泉之下的她，不知会作何感想！
胡兰成的父亲胡秀铭曾读过几年私塾，文章写的也算条理清晰，是非分明；但是，他并不以笔墨为生，也没把自己当成读书人来看。
胡秀铭经常教儿子学写字，他要求胡兰成要笔画平正，结构方正；有的时候，他还会讲一些书上的故事给胡兰成听。但是胡秀铭始终觉得他的字和文章不对路，所以从来也没夸奖过胡兰成。胡秀铭对音乐也很有研究，却从没教过胡兰成这些，在他看来，音律乐器都不是正经事，会玩物丧志；而他本人也很少玩弄乐器，只会在特别清闲的时候与别人消遣一下。他还有着旧式文人过多的礼仪，在这一点上，胡兰成随了他的父亲。胡秀铭在对待刚进门的侄媳妇，还有侄女辈的女子时总是非常有礼貌，就像对待客人一样；即使在桥头遇见六七十岁的妇女，他也会按着辈分叫她们嫂嫂或者婆婆，而且他对待任何一个人的态度都是谦恭有礼的。
胡秀铭骨子里还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属于穷热心那种。如果乡里邻居之间出现什么纠纷，他都会忍不住出面调解，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调解都会奏效，因此也就受到别人的感激，逢年过节有时也会收到别人的谢礼。当然，出力不讨好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一次，距离胡村40里地的俞傅村，那里的一户农家因为田产与乡绅发生了矛盾，胡秀铭很热心地去帮着农家打起了官司。先是打到县里，结果官司输了，他不服气，于是自己掏旅费、诉讼费陪同那户农家去杭州打官司。两年之后，官司最终打赢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农家的妻子却抱怨起来，说官司虽然打赢了，却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钱财。这显然是指胡秀铭在多管闲事。胡秀铭虽然心里很难过，但是也自觉理亏，就什么也没说。而这一幕，被俞傅村的一个财主看见了，立刻对胡秀铭产生了敬意，在他看来，胡秀铭是可以做一辈子朋友的人。于是，两人成为了莫逆之交。这个财主，上辈人是以柴盐生意起家的，现在店里仍然生意兴隆；美中不足的是，他虽然娶了两房妻子，但却没有一个儿女。他看着胡家人丁兴旺，便想让胡秀铭过继给他一个儿子。于是胡兰成便被过继给了俞家，那年，他刚满1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