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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戒：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前世今生
夏世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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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新华先锋出版授权掌阅科技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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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好一派繁荣富贵之象。在这宁静繁华的外壳下，却处处隐藏着危机；变革的列车终于呼啸而来，不管人们有着怎样的悲欢喜乐，都一同掩在这震耳欲聋的时代强音中。
1920年初秋的上海，微雨乍凉、毫无生气。9月30日这一天，位于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降生了一名女婴。这是一栋还未从满清天朝的残梦中苏醒过来的官僚私寓。宅子的前主人身名显耀，其名门大户的声誉与影响直至20世纪20年代依然存在。然而，新生儿的降生并没有驱散这座公馆的迟暮之气，外部世界摧枯拉朽的变革运动仿佛从未与馆内的生活发生任何的交集。而这名女婴的命运，也如同这幢稀有的老宅一般，只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她日后的生活，亦如当日的天气，带着沁心沁脾的清新，也渗着沉哀的凉意。这名被父母唤作“小煐”的女孩，便是日后演绎别样爱恋人生的奇女子--张爱玲。
一个从小被视为天才的女子，一个有着痛苦童年经历的女子，一个年纪轻轻就成了当红作家的女子，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依旧固守着自己的故事。高处不胜寒，面对外界，她有着本能的排斥和轻视，一个人孤傲地走在路上，直到胡兰成的出现--带着自己的风流倜傥，带着自己的才华横溢，带着对她的欣赏与剖析，带着自己的爱慕和坚持，怎能不令她怦然心动呢？于是，汉奸也罢，有妇之夫也罢，所有的一切，都不抵不过一个爱字，她爱上了他，爱到自己的头低得很低很低。
然而，人但凡一出生便背负着自己的家庭--过去的历史或现在的境况，在世的或逝去的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人们。无论这一切带来或将带来什么，成就或是摧毁，都无从去怨恨。
身世显赫的年轻祖母与失意落魄的老祖父的结合，看似匪夷所思的姻缘竟成就了一段佳话；一个是御史大少，一个是军门千金，仿佛天造地设的一对，竟是家世门第的捆绑；父亲的古板与沉郁，母亲的现代与疏朗，两种格格不入的因子注定成为家庭不幸的开始。而生于此间的张爱玲，如何能够脱逃千疮百孔的家所带来的伤？无论怎样追寻，仿佛命定的一般，真爱之于她，依旧那么远。
上苍给了她显赫的身世，高贵的血统，却没有给她相称的境遇。如若不然，她或许就同所有旧时的官家小姐一样在深宅大院里安逸的度过自己不为世人知晓议论的一生。
对于自己家族广为流传的旧闻逸事，成年之后的张爱玲不太愿意与人谈起，但家世血缘对她那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唯美主义的人生态度的形成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她本人始料未及的事，也是不可能自觉到的。
张爱玲的曾祖父名张印塘，字雨樵，同治年间曾当过安徽按察史。因为职务上的往来，与此后的晚清“中兴名臣”李鸿章相识。彼此倾慕对方的才学，遂结下深厚的友谊。到了张爱玲祖父张佩纶这一辈，两家人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世交。
张佩纶，字幼樵。自幼好学，才思敏捷。1854年，当父亲张印塘病故于任上时，佩纶才不过是7岁的幼童。由于他奋进好学，22岁便成了同治辛未科进士，授编修。随后在光绪元年（1875年）的朝廷大考中考取了第一名，授翰林院侍讲，又晋升为日讲起居注官，常伴光绪左右。这也是张家从未享有过的荣耀。
张佩纶在京做官，时常愤慨激昂地批评时政，“饱经世略，忧天下之将危”，使他深得军机首辅恭亲王奕与另一位军机要臣李鸿藻的赏识与器重。他为官清廉，虽然身为翰林院侍讲，做着高级文官，但仍然守着清粥白饭的饮食习惯，对于那些华屋高堂、锦衣玉食的达官显贵们，无论是朝中贵族，还是镇边大将，要是犯了案子在他手里，只要证据确凿，参奏的折子就会递上去，笔锋犀利，条理明晰，颇受皇帝“嘉许”。
1884年，法国殖民军入侵越南，把攻占越南作为入侵中国南疆的基地，并且还窥伺台湾岛，把军舰停泊在福建马尾口外，挑衅驻扎在当地的清军福建水师。张佩纶则被派往马尾一线主持战事。踌躇满志的张佩纶赶赴福建，原以为经此一役可以实现报国的宏愿，没想到却成为他人生的悲剧性转折点。
张佩纶本是个辞严义正的书生，善于辞令论辩，在实际的军事作战能力上无疑是缺乏经验的，因而等到海战一打响，就只知道按照朝廷的圣谕和李鸿章的电报来布置战局，结果一战而败，葬送了整个福建水师。张佩纶自己则冒着大雨顶个破铜盆狼狈逃出，年底就被清廷发配到了边疆察哈尔。
1888年，张佩纶戍期已满而后返回京城。李鸿章一直非常关切这位故交之后。当年4月，张佩纶料理完家务事，就前往津门，来投奔这位李大人。没过半月的时间，就同李大人的千金李菊耦订婚，一时传为美谈。李鸿章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惬素怀。”“幼樵以北学大师做东方赘婿，北宋泰山孙先生故事，窃喜同符。”又赞“幼樵天性真挚，囊微嫌其神锋太隽，近则愈近深沉，所造正未可量，得婿如此，颇惬素怀”。可见李鸿章十分器重这位老女婿，对女儿的婚事也十分满意。但在普通人的眼中，此时的张佩纶已风光不再，以战败之罪被朝廷流放，刚刚从流放地察哈尔返回京师，几同于庶民。从婚姻通常意义上的“门当户对”原则来看，一个如此落魄、失意的文人与相府千金喜结良缘，只会在戏文里出现。张、李二人的婚姻，无疑是一出才子佳人的现世喜剧。
这里面还有一则慧眼识英才的佳话。因为事出名门，以影射现实写作见长的清末著名谴责小说家曾朴直接将此实事巧加发挥，演绎成了《孽海花》中的一段“传奇”故事。
小说中写道，尽管张佩纶战败，遭致流放边关，但总理北洋军务的李鸿章大人仍然十分爱惜这位才子的学识，甚至有意将他招为自己的女婿。某一天，张佩纶因公务去拜见这位德高望重的李大人，正要迈进李鸿章的书房内，忽抬头看到里面正立着一位妙龄少女：“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鼻悬玉准，齿列贝编。”退也不是，进也不是，一时无法回避，只得硬着头皮立在那儿，好不尴尬。李大人见了，却非常高兴，对这位老才子说道：“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张世兄。”女子一回身，正瞧见这位手足无措的张佩纶，顿时满面红霞，轻摇漫步，羞答答地进了里间屋子。张佩纶这才进前，只见桌上铺着两首七律诗，都是咏叹马尾海战的。表达了对败军之将张佩纶深切的理解之情。
张佩纶见了，顿觉心头涌上无限苦楚，眼角竟不知不觉润湿了。马尾一役可谓是他仕宦生涯中最为惨痛的一次挫折，其继室边粹玉也在他离家的这段时间病故于北京。然而他并未消沉自轻，而是重新振作，利用在塞上的这段苦旅，勤奋研学，著书以自遣。在这三年的流放生涯中，他竟先后完成了《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以及《涧于集》、《涧于日记》等多卷著述。少年时代的张爱玲就常常阅读《涧于日记》。然而，在三年多的谪戍生活中，他以出世之心，与汉晋隋唐的诗文为伴，以饱读诸子百家为乐；然而内心的悲凉与挫败感不是如此就能够排解的了的。
看着眼前的这两首诗文，张佩纶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拨动了一下。李鸿章见眼前的这位才子沉默不语，就笑着说这两首诗只是女儿的涂鸦之作，还要请他多多指教。张佩纶一听，只是一个劲儿地称赞相府千金用韵精当，却再找不出其他的话来。李大人似乎已经看出张才子一时难以言语的复杂感受，便换了另一个话题，托张佩纶为自己的宝贝女儿物色一个好姑爷。张大才子就问李大人对人选有什么要求，大人只说“要和贤弟一样”，并且还暗示性地“看了他几眼”。张佩纶顿时心里暗暗吃惊，不过即使再呆的人也能够领会对方的意思。张佩纶回去后就立刻托人来相府提亲，李大人果然答应下来。而相府夫人一得知此事，便痛骂李鸿章“老糊涂虫”，好好的宝贝女儿竟然配给一个老“囚犯”。李鸿章被夫人骂得哑口无言，这时小姐本人开口了：“既然爹爹已经应承，就是女儿也不肯改悔！况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原来这位小姐早已倾慕于张佩纶的才学，她本人已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爱女心切的母亲也无可奈何了。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在娶李菊耦之前，已先后有过两位夫人。元配夫人朱芷芗，病逝于1879年，生子张志沧、张志潜，长子早夭；继室边粹玉，在张佩纶被流放期间病逝，没有留下子女；李菊耦是他的第三任夫人。而李菊耦嫁入张氏家族，则带去了丰厚的嫁妆，包括田产、房产与古董，其具体数额现在已经无法获知，但30年后分到张爱玲父亲名下的财产，仍包括8座花园洋房以及分布在安徽、天津、河北等地的大宗田产，而实际上张爱玲父亲所获得的这些遗产只占当年李菊耦陪嫁资产中相当少的比例。毫无疑问，这段天降的姻缘无疑多少挽回了一些丰润张氏昔日的风光。
张爱玲的祖母23岁出阁，照当时的标准，离一般的出嫁年龄已长出一大截，而且还嫁给一个长她20来岁、死过两个太太、曾革职充军的年长老头。而且论门弟、相貌、年龄，哪一样都称不上般配，连后来的儿女们也都觉得父亲配不上母亲。在孩子们的印象中，这位年老的父亲面目模糊，他们都不大瞧得起这位不得意地跟着母亲吃嫁妆的父亲，幼年时的张爱玲就曾听姑姑替祖母不平：“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在念中学的时候，她惊奇地发现原来爷爷也有名字，于是向姑姑穷追家族史上的爷爷，姑姑断然地摇了摇头：一点都不记得了。被官场中人和文人墨客编得有声有色的那段佳话，在子女们的眼中早已蜕去了绚丽的光环，剩下的只有和普通的平民婚嫁一样的取舍标准了。世俗的物质的标准是没有罗蔓蒂克的，罗蔓蒂克的少年爱玲接受不了，可是好听的、好看的，不一定就中用，世上有用的往往是俗人。如果论起生活，不管怎样璀璨炫目的人士也只能从柴米油盐、肥皂、水、太阳每天的升起降落中寻找实际的人生。
但好在这对老父少妻的组合感情很好，虽不甚如意，但生活中也不时有小小的快乐，意外和知足可以冲淡诸多不如意，况且，还有许多回忆的过往把他们连在一起。张李联姻后，张佩纶仍然留在李府中做事。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日记就多为夫妻二人偕游的意趣，更令人惊奇的是，李菊耦的才学也不让张佩纶，喜吟诗赋词，颇有女才子之称。一次她拿出藏于闺房的宋拓兰亭，张佩纶一见大喜，原来他也珍藏一份兰亭，于是互相在兰亭上题咏，李菊耦慧心所至，马上铺纸研墨，挥毫题书“兰骈馆”三个字，叫人挂至书房，以此命名。
然而，张佩纶的仕途并未因此得到转机。虽然在婚后他曾一度得到李鸿章的重用，辅佐其政治改革，但是后来，当他在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各代表谈判时，在对俄态度上与岳父意见不合，总不便顶撞，于是只好称病不出，离开北京，携少夫人在南京的大房子里偕隐。不问政事是无奈的选择，他晚年的生活是不得意的，纵酒终日，不久便郁郁而终。由于时代的变迁，家族的没落，又使他的后世子孙成为了家族解体的受害者--张爱玲即是其中的一例。她斩不断与家族世界的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并在丝丝缕缕中透出一个失落者寻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孤独感和自哀自怜感。而这一切，是她沉郁于失败感中的祖父无法感知的了。
生在民国的张爱玲，无缘得见外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等辈在时代的洪流中弄潮的风姿，也不可见证老父少妻的祖父母如何相濡以沫的厮守在一起。她对生活、对世界的最开始的感受还是来自于父母所组建的家庭。而家庭给她的最早的印象，便是父母之间的不和谐，这对她后来人生的影响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是张佩纶和李菊耦婚后生的儿子，女儿张茂渊就是后来同张爱玲共同生活十多年、感情深厚的姑姑。张佩纶于1903年郁郁而终后，李菊耦也心绪不佳，终日闭门不出，没过多久就染上了肺病，于1912年在上海辞世。此时一双儿女都尚未成人，张爱玲的父亲16岁，姑姑11岁，不久兄妹俩就投奔他们同父异母的二哥张志潜生活。
张爱玲的父亲在19岁上跟黄素琼（后改名黄逸梵）结婚。和祖父张佩纶一样，张爱玲的母亲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家世。她的祖父黄冀升，是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中的一员大将，与李鸿章一同在曾国藩手下领军作战。后因平定太平天国、捻军之乱有功，渐升为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随后被授予三等男爵，而黄氏在南京的地位与势力也非同小可。
一个是御史少爷，一个是军门千金，是当时令人艳羡的金童玉女的结合。但黄逸梵虽出生于清朝军官家中，但家庭环境却还开明，她接受了新式教育，人又聪慧，个头高挑，清秀又漂亮，洋溢着一股新时代女子蓬勃的朝气，与张廷重老气横秋的遗少气息显得格格不入。婚后，二人仍然在张爱玲的二伯父张志潜的管治下生活。张志潜是个不尚奢华、家教管束甚严的旧式人物，小夫妻俩也觉颇受约束，为此黄逸梵常回娘家散心。为了摆脱这种受人管治的生活，不久，张廷重就托堂兄张志潭(1921年5月出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为自己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职位，做英文秘书。就这样，在张爱玲2岁的时候，一家人从上海搬到了天津，同时也和张志潜分了家。张家的主要资产都是李鸿章嫁女儿时送过来的陪嫁，尽管在分家之前，这位二哥哥已先独占了一部分，但分到张廷重名下的资产仍然是丰厚的。
黄逸梵是被迫与张廷重结的婚。她是李鸿章的远房外孙女，她的表姊妹也是张廷重的远房表姊妹，所以算来两人的婚姻是“亲上加亲”的。张爱玲从小就一直听人说母亲像外国人，头发不太黑，皮肤也不白，深目高鼻，薄嘴唇，有点像拉丁人的后裔。黄逸梵的家是明朝时从广东搬到湖南来的。张爱玲也曾对母亲的血统感兴趣，看了许多人种学方面的图书，但始终没弄明白。《茉莉香片》中那个从未爱过丈夫的冯碧落也许就是黄逸梵的写照，而且两人的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亲上加亲”。她不关心家中的事，与丈夫话不投机，便尽量沉默不言，花心思学钢琴、读外语、裁衣服，好在她的小姑子与她一样，看不惯哥哥败家子脾气，姑嫂两人意气相投，形同姐妹，暂时稳住这个名存实亡的“家”。
年幼的张爱玲就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尽管母亲出身名门，却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与影响，但她没能逃脱包办婚姻的命运。张爱玲从母亲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处于新旧时代夹缝的中国女性的无助与悲哀。
搬到天津后，一家人的生活惬意而又自在：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房有车有司机，还有烧饭打杂的仆役，孩子也有专门雇来的保姆照顾，什么事都不用操心。此时的张爱玲被成群的仆人所包围着，天天被他们“抱来抱去”。童年的生活，充满了明快与温馨，弥漫着“春日迟迟”的空气。
院中有一架秋千，小煐常常被仆人们带到那去玩。一名额头上有疤，被小煐唤做“疤丫丫”的高个子丫头，荡秋千的技术极高，竟能荡到秋千架的最高处，猛地翻过去；院子里还养了鸡，经常被她追得惊慌失措地满院子乱窜。这一切都使得小煐乐得合不拢嘴。
夏日的午后，小煐也有自己的消暑良方。穿着“白底小红挑子纱短衫、红裤子”的她坐在板凳上，喝上“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捧着“一本谜语书”，嘴里念叨着书上的谜语“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好不惬意！一本儿童诗歌选集上的诗句让懵懂时期的爱玲领略了“半村半郭的隐居生活”，但成年后却只记得“桃核桃时作偏房”这么一句，“似乎不大像儿童的口吻”。
一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仆人时常用笔蘸了水，在天井下架的一块青石砧上练习写大字。这个人“瘦小清秀”，小煐非常爱听他讲三国演义的故事，还给他取了个十分古怪的名字--“毛物”。恰好这名男仆还有两个弟弟，也一并被小煐叫成了“二毛物”、“三毛物”。毛物的妻子自然是“毛物新娘子”，简称做“毛娘”。这位毛娘生着“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非常可爱。但却是个“心计很深的女人”。后来被小煐叫做“疤丫丫”的丫头嫁给了三毛物，经常受毛娘的欺负。幼时的张爱玲并不懂得大人间的恩怨，在她眼里，毛物一家就如同她给起的名字一般，“是可爱的一家”，并且因为她对南京小户人家莫名的好感，女仆又时常带着她到这一家开的杂货铺去照顾他们的生意，在店堂楼上吃吃茶，要几颗玻璃罐里的糖果，这都使得小煐对他们有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之感。也因为她特有的感受力，在7岁那年，还以此为蓝本想出了一个妯娌不和的故事。
富贵的生活并非总是闲适慵懒的状态，名门之后也要讲究秩序与才学。崇尚西方生活的母亲坚持西式教育，并不和女儿睡在一起。每日清晨，独自从梦境中苏醒的小煐会被女仆抱到母亲的铜床上，自己趴在方格子的青锦被上，跟着母亲“不知所云地背唐诗”。4岁时，她经常跟着大人去拜访祖父张佩纶的堂侄张人骏。在晚清时代，张人骏曾当过两广总督；辛亥革命的时候，革命军攻入南京，他跃墙而逃。当时正在天津做寓公。这位被小煐唤作“二大爷”的人开口总问她认了多少字，随后就要求背诗给他听。于是小煐就把母亲在家时教的那几首唐诗念出来，“有些字不认识，就只背诵字音”。这位前朝的旧臣每当听到“商女不知忘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就流泪不止。
孩子眼中的世界也不尽是完美的，背书或许就是其中破坏完美的一件事情。因为家里为她和弟弟请来了私塾的先生，小煐因为整天背书而又总背不出来而苦恼不已。此后，再大一点的“不快”，就是来自那个古怪精灵的弟弟了。小煐只与弟弟相差一岁，且弟弟生得美丽而文静，甚至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感叹：“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有一次，家里人谈论某人的太太如何漂亮，年幼的弟弟竟问：“有我好看么？”以至于大人们常常因此而取笑他的虚荣心。然而，尽管如此，小煐仍能够感到来自于弟弟的“威胁”。作为男孩，弟弟在家中的地位终究是高于姐姐的，将来也必是家中的主人，而不是她；女孩子终将要嫁出去，俗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一旦“泼”出去，就与原来的家没太大关系了。虽然那时的她还不懂得一般女孩子的归宿，但家中这种“男尊女卑”的气氛，令小煐感到非常愤然。
照顾小煐的女仆叫“何干”，“干”即是“干妈”之意。小时候的张爱玲十分顽皮，经常用手去揪何干颈上松软的皮--年纪的缘故，何干颈上的皮是松垂的--探手到她额下，渐有不同的感觉。因为小孩子没有耐性，经常会把何干抓得满脸血痕。领她弟弟的女佣是“张干”，裹有一双小脚，要强伶俐，处处想占先。何干认为自己带的是个女孩，比不了带少爷的张干，因而处处都让着张干，自觉没有底气和她争。小煐却为这事感到十分不服气，常常拿出小姐的架子和她争，这时候“张干”就会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连小煐抓筷子的方式也成为她预测小煐将来命运的证据。小煐抓得近，她就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急的小煐赶忙把手指远远移到筷子上端，以为这下会嫁到近处了，就问张干：“抓得远呢？”“抓得远当然嫁得远。”张干得意地说，气得小煐一时说不出话来。弟弟娇弱，书读得也没自己好，因为忌妒她画的图，就乘没人的时候拿撕下来或者在上面涂上两道黑杠子。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小煐的头脑中朦朦胧胧有了男女平等的意识，暗暗较劲，“要锐意图强”，立志要超过弟弟。
但毕竟小煐比弟弟大一岁，比他身体好，比他会说话，也比他能吃更多的好东西，比他能做更多的事情。两人一同玩的时候，总是小煐出主意。凭借着“毛物”给她讲的三国演义或者隋唐时代的故事给她留下的印象，想象两人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晓将，自己叫月红，弟弟叫杏红。自己使一口宝剑，弟弟使两只铜锤，以及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略略切莱，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毯，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然而，弟弟经常不听小煐的调派，姐弟间的争吵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但矛盾很快就会被化解：“……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鸣鸣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但很快，这样平静的生活就因父母间的矛盾而被打破了。张爱玲的父亲结交了一帮酒肉朋友，整日泡赌城，逛戏院，抽大烟，还背着妻子在外面养姨太太，成了一个十足的浪荡子。
对丈夫所沾染的恶习厌恶，张爱玲的母亲到了极点，深受新派思想影响的她绝不会像旧式妇女那样，对丈夫纳妾、抽鸦片等行径只会忍气吞声，敢怨不敢言。对于丈夫种种堕落行为，她从来都没有妥协过。尽管丈夫也经常浏览书报，常以新派人物自居，可骨子里仍是个腐朽的封建遗少，十足的享乐主义者，两人为此经常争吵。家中发生的这一切，自然是在花园里嬉戏玩闹的小煐和弟弟所不知道的。
张爱玲的母亲无法忍受丈夫的腐化堕落，最终选择了出走。不久她以留学的名义决意出国。张爱玲的姑姑也是新派女性，坚决支持嫂子的行动，也与她一同出国。1924年，已经是两个孩子母亲的黄素琼踏上了远行的油轮。在当时的社会看来，母亲的行动完全是个不守本分的“异数”，但舆论的非议没能阻止她的脚步。在母亲动身去法国时，张爱玲才4岁，尚未对母亲的离去感到怎样的沉痛与悲伤，在《私语》中她忆起母亲当日动身的情景：
“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因张爱玲是女孩，从小过继给伯父，所以称母亲为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波悲恸。
“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又没有教给我别的话，幸而佣人把我牵走了。”
母亲无言的痛哭，仿佛是在哀悼自己不幸的婚姻与命运。她之所以出国，也只是一种“眼不见为净”的逃避方式而已。对于这一点，她自己自然是十分清楚的。但发生的这一切，在年仅4岁的小爱玲眼里，是无法看透的。母亲的离去并非是一种伤痛，就好像一个人从记忆中消失了一段时日：“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
早在张爱玲的母亲出国之前，她的父亲就偷偷养起了姨太太，母亲的出走不能不说与此有关。一开始，这位姨太太被她包养在外面的小公馆里，小时候的张爱玲还时常被父亲抱到那里玩。或许是因为不愿意去，每当父亲过来抱她时，她就拼命地扳住门，双脚乱蹬，把父亲气得非要把她扳下来打几下。可是一到了那边，看着小公馆里气派的红木家具，摆在云母石的雕花圆桌上的高脚银碟子，小爱玲就马上高兴起来，况且姨太太又很会哄人，给她许多糖吃。一等母亲出国，张爱玲的父亲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位姨太太接进了家门。
姨太太本是妓女出身，绰号老八，“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留海”。一进了张家，就时常举办各种宴会。躲在帘子背后偷看的小煐，见到了许多希奇的人物，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两位漂亮姊姊，则最让她难忘：“批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裤袄，雪白的偎依着，像生在一起似的。”大概从那时起，张爱玲就一直对美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小煐的弟弟，这位姨太太是不喜欢的，一看到他，大概就会令她想起孩子的母亲来。小煐倒是很合她的心意。有那么一个时期，小煐每日都会被大人们带到起士林去看跳舞。年幼的她还不曾有舞池边上的桌子高，与“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等把面前的这块奶油蛋糕解决掉，她也渐渐在那微红的黄昏里发起困来，照例到三四点的时候，被仆人背回家。姨太太还曾为她做了一件顶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还曾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当时四五岁的小爱玲得了这样漂亮的裙子，自然满心欢喜，因而毫不犹豫地就说“喜欢你”。然而为了这件事情，直到成年之后她还感到“耿耿于心”，因为那是自己真实的想法，“并没有说谎”。
不过姨太太的脾气实在不好，常把张家闹得鸡飞狗跳：“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忽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很快，张爱玲的父亲也领教了姨太太的威力，被痰盂砸破了头。族里人看不过意，最终逼得她不得不离开。姨太太走的那天，小煐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着两辆榻车从大门里缓缓出来，盛着姨太太的银器家什。这在她看来，未必是一件拍手称快的事，然而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因为--太太要回来了。
就在她8岁的这一年，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先是姨太太被撵走，随后父亲又把家从天津迁回了上海，在海外多年的母亲即将归来，这其中的缘由，又与她父亲的差事有关：1927年1月，那位在天津任交通部总长的张志潭被免了职，靠这位堂兄谋得差事的张廷重就此失去了靠山，而英文秘书一职本就是个闲差，他整日不务正业，只知道抽大烟、逛赌场，还和姨太太打架，名声原本就不好，因此不久就丢了官。一时意志消沉，不觉又想起留学海外的妻子的种种好来，这才决意赶走姨太太，迁回上海，给张爱玲的母亲写信，央求她回国。
张爱玲在她的散文《私语》中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已读过多次的《西游记》，《西游记》里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
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然而，丢官这事对张廷重的刺激很大，他注射了过度剂量的吗啡。事业上的失败，几乎要了他的命。他终日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呆滞地望着前方。窗外的雨哗哗地下着，听不清他嘴里喃喃说着些什么，这让小煐害怕极了。
初涉人世的张爱玲，第一次看到了生活腐烂、颓败的一面。仿佛是一种先兆，人世的阴冷将一步步侵入她内心的世界；而她，终将用一颗更加漠然而悲苍的心灵来审视这个世界。她将推翻这一切，她将呼唤属于她的完美。然而此时的成长，还不足以让这颗种子发芽，她仍是一个富家小姐，懵懵懂懂、静静地等待着母亲的归来……
异域漂泊的母亲终于从英国回来了。尽管当初离开的目的是逃避令人心碎的丈夫，而这次的归来则是以女强人的面貌，重新挽救这段婚姻。
母亲回来的那天，小爱玲吵着要穿自己认为最漂亮的小红袄，然而母亲看到女儿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不久，小爱玲就有了新衣服，生活的一切都与以往不同了。悔过的父亲被母亲送到了医院治疗。一家人也从石库门的房子搬进了一所花园洋房，过起了洋人的生活。养了狗，种了花，还有迷人的童话书，家里也陡然多了许多蕴籍华美的新朋友。母亲还和一个胖伯母坐在钢琴前模仿一对电影里的恋人。小爱玲坐在地上观赏着，快乐地在狼皮的褥子上滚来滚去。母亲那时候23岁，穿着从欧洲带回来的新奇的洋服，看起来是那么迷人！姐弟俩望着新潮的母亲弹琴唱歌，小爱玲偶尔转过脸来看看弟弟，俏皮地冲他眨眨眼睛，仿佛在说：“你瞧！妈妈回来多好！”
这时的家还充满着舶来的西洋气氛。家中的蓝椅套配着旧时的玫瑰红地毯，实际上这种搭配并不是和谐，但小爱玲却非常喜欢，于是连带母亲去过的英国也成为她向往的地方。因为在她的脑海中，一想到“英格兰”，就会出现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则是微雨的青色，就像镶在浴室里的瓷砖，散着生发油的香。这是小爱玲的“英格兰”和“法兰西”，尽管母亲常常纠正她的错位印象，告诉她英国常常下着雨，法国则是晴朗的，但她没办法纠正自己的想法。小爱玲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把自己的新居室、新生活和喜悦写了满满的三张信纸，而且还画了图样，但并没有得到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罢？”母亲还告诉她，画图的背景切忌红色。背景看起来应当有距离感，而红色的背景总迫近于眼前。可她和弟弟卧室的墙壁的颜色就是亲切的橙红色，这是小爱玲自己选的，她在画小人的时候也喜欢画红墙，温暖而亲近。
在母亲离开的这4年里，晃动在小煐眼前的，尽是姨太太的影子--这也正是母亲所担忧的。在她眼里，母亲是辽远而神秘的。即使在母亲过马路时拉住她的手，也会让她但到一种生疏的刺激。但母亲回归的这段时光，是张爱玲童年生活中最为和美、安宁的时期，仿佛一切都达到了美和快乐的极至。姑姑每天练钢琴，手腕上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大红绒线里绞着细微闪亮的银丝，琴上的玻璃瓶里鲜花怒放，母亲则跟着琴声练唱，“啦啦啦啦”地吊嗓子。童年的记忆如此愉快，“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堕的姿势。”
和许多小女孩一样，幼时的张爱玲对美也有着本能的向往。对美的最初的记忆，便是来自于立在镜前，往绿短袄上别翡翠胸针的母亲。她在母亲的旁侧仰着脸望着，羡慕得不得了，简直等不及自己长大，并许下“宏伟”的心愿：8岁要梳爱司头，10岁要穿高跟鞋，16岁吃粽子汤团，以及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然而越是性急，成长的日子越是看不到尽头：“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母亲还教她学英文，学弹钢琴。就像她自己形容的那样：“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着的一朵花，听着母亲追述起它的往事，竟自掉下泪来。而母亲见了则高兴地夸赞女儿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这番夸奖，让她一高兴没了眼泪，反倒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她还曾为学画还是学琴的事烦恼过一阵。在看一场描写穷画家的影片后，她痛哭了一场，便立志要当钢琴家，然而她对色彩有着一种源于心底深处的爱好。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的松子糖，黄红色的蟠桃式瓷缸里香喷喷的痱子粉，连那方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也让她着迷。或许是受了母亲的遗传吧，她对颜色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她欣赏古人对颜色的参差对照：宝蓝色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曾用自己第一次赚得的稿费买了一支口红。这支为她的童年增添第一抹亮色的口红，直到她成年后仍然无法忘怀。实际上，从那个时候起，她的眼睛里就从来就没有缺少过色彩，对色彩的感受力几乎是一种天分。
留过洋的的母亲，对于新事物历来敏感而乐于品尝。一回到上海就订阅各种刊物，其中最喜欢地就是《小说月报》和《良友画报》。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文学让母女俩有了心灵相通之感：“《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因为这段难忘的经历，使得成年后的爱玲一直对老舍的《二马》念念不忘，“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一看到它就会想起母女俩同乐的日常生活场景，有着她以后再怎样努力寻找也找不回来的亲情。
幸福的时光终究是短暂的。恢复健康的父亲没过多久就又开始犯老毛病--抽起了鸦片，并且开始用另一种手段对付作风强硬的妻子。他不出生活费，所有花费都由妻子来付，以为这样终有一日会让这个桀骜的女人因为没钱而无法再次出走。他别无所求，用尽另一种方式来束缚妻子，以图使她乖乖地向他低头。父亲的这一行径给张爱玲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她的小说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情景：《金锁记》中的姜季泽想骗嫂子的钱，《倾城之恋》中的哥哥花光了妹妹的钱，《多少恨》中的父亲千方百计骗女儿的钱，《小艾》中五太太的丈夫骗尽妻子的私房钱。
母亲早就看透了这些把戏，因而两人没过几天就会大吵一架：“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躲在阳台上的小爱玲和弟弟都不作声，静静地蹬着三个轮的小脚踏车。在张爱玲的记忆里，“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父母间的争吵与战争，使他们无暇顾及孩子的生活。一个整日用鸦片麻醉自己，另一个一味地追求西方的自由。张爱玲的童年并未从父母那里获得足够的关爱，然而文学却给了她巨大的安慰，于此中才找到内心的自我，让生命和情感在文字中流淌。
原本以为这次归来能挽救自己的家庭，然而封建遗少的习气早已深入丈夫的骨髓，想要改造眼前的这个男人，已是万万不能的了。这段千疮百孔的婚姻，不要也罢！
根据张爱玲表哥黄德贻的说法，当时张爱玲的父亲并不想离婚，然而她的母亲则态度坚决，坚持要离。当初为了让妻子回国，张爱玲的父亲曾答应她两个条件，一条是赶走姨太太，另一条是“戒除鸦片”。但后者没有做到。他自知理亏，所以无可奈何。办离婚手续的那天，她的父亲绕室徘徊，长叹一声之后，把笔放回桌上。律师见他这个样子，就问女方是否要改变心意，然而她母亲毫不迟疑地说了句“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她父亲听了这话，才立刻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冥冥中，母亲对这段婚姻决绝的态度，亦传给了女儿。十多年后，张爱玲也因为男人那无可救药的本性，快刀斩乱麻，结果了与胡兰成的那一段惊世骇俗的爱情，把爱与不爱的问题交给了那个苦苦徘徊挣扎的男人。这样的女人，注定是一场惊艳，一场浮华的旧梦，一个绝美的传奇吧。
尽管母亲勇敢地和父亲离了婚，但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已现新思想的曙光，但在一般人世俗的眼中还是不能接受的。在中国，一个离了婚的少奶奶要保持个性与人格谋取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权利是不容易的事，但对于个性独立的母亲，即便再怎样不幸艰难，对于她，没有比自由与尊严更重要的了。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若干年之后，张爱玲讲出这样刻骨铭心的话。对于父母的离异，她也曾提到过自己的想法：“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她曾对一个因插足别人家庭而担心让男方离婚会伤害他孩子的同学说：“……我自己就是离婚的人的小孩子，我可以告诉你，我小时候并不比别的小孩特别地不快乐。而且你即使样样都顾虑到小孩的快乐，他长大的时候或许也有许多别的缘故使他不快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