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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诞生后的第五天，净饭王请来许多全国有名望的学者来为太子取名字。经过几番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太子应取名叫乔达摩-悉达多。悉达多的意思是“吉祥”和“成就一切”。
摩耶王后生下乔达摩-悉达多太子七天之后就去世了。幼年时代悉达多太子就由姨母摩诃波阇波提王妃抚养。波阇波提王妃是在姐姐摩耶王后去世后续嫁给净饭王的。王妃容貌端庄秀丽，性格温柔、娴静。她对悉达多精心抚育，十分钟爱。
南怀瑾先生指出，历史上所记载的命世人物，诸如宗教教主或开国帝王的降生之事，大都剿袭附会，不是说赤电绕枢，就是说红光满室，释迦佛诞生的故事也诚属不可思议，使人难以置信。但从这段事迹中犹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净饭王晚年得子，自然期望子嗣的绵延与王业的传承；释迦牟尼出身贵胄，环境优裕，而长大成人后，却毅然舍弃王位，出家修道。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胸襟！其二，母亲胁下生子，确属匪夷所思，但依据太子生后七日母亲便去世的传说，可以想见其为破腹而生，或是特别生产。其三，姨母摩诃波阇波提王妃抚育释迦牟尼长大，后来从释迦牟尼出家学道为比丘尼。可见她也真是一位慈辉永耀的伟大女性，上善知识的护法尊者。
南怀瑾先生认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在研究佛教教义和研究释迦史传上是最宜注意的。假定单从宗教的立场来论，释迦牟尼当时所说，会令人感到这是极端具有教主权威的独特表象，对其不是绝对信服，就是极端反感。其次，“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也是佛教的精义所在，因为它发出了人生真价的声明，表露了人性的尊严：我们要有自发的精神，做天地间第一等人；我们要以自奋的勇力，做天地间第一等事，这不可不谓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最好注脚。南怀瑾先生对此进一步分析到：由人至生天成佛，为神为主，或由人至堕落沉沦，所有这一切只取决于自我的一念善恶之间。话头中的“我”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一人的“我”，同时也是“舜何人也，我何人也”人我一如、人性自觉的“真我”。释迦牟尼生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为圣。乃至一代佛教的精神，就在他生而能言的这两句话语中透露了消息。
受生终尽，跃马出城
英雄事业，可以征服天下，绝难征服自己。唯释迦则不然，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征服自己，摧心贼于无相，弃天下如敝屣，所以能够转凡成圣，足为人天师表了。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佛经上说，悉达多太子出生不久，一位很有名望的预言家，号称阿私陀的婆罗门智者来到王宫给太子占相。阿私陀看到太子，先是非常惊喜，转而又悲伤地流下了泪水。净饭王问他为何又喜又悲，他回答说：“太子的相貌太好了，人间找不出第二个来！将来如要继承王位，一定是位‘转轮圣王’（印度古代称能以威望统一四方天下的君主），因此很为国王高兴。但据我观察，太子必定要出家学道，并能得到最高成就，成为人天至尊的导师，拯救世人离苦海。可惜我已经老了，听不到太子的教诲了，所以我为自己感到悲哀。”
净饭王听到阿私陀的话，又喜又忧。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统天下的转轮圣王，但听说他会走上出家的道路，心中不免忧闷。因而国王从此千方百计防止太子出家修道。凡是可以陶悦情志，流连光景的声色之娱和人间享受，他都打算加以运用，以防止太子生起出家的念头。
乔达摩-悉达多太子天资聪慧，净饭王对他期望很大，希望他继承王位后能够建功立业，成为一代转轮圣王。太子七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王族应具备的一切学问和技艺。到了十二岁就已经掌握了印度当时最高的学术--五明（语文学的声明，工艺学的工巧明，医药学的医方明，论理学的因明，宗教学的内明）和四吠陀。十四五岁时，便能驯服大象，单手举象掷出城外，即时还以手接住置于地上，大象毫无损伤。太子又向武士们学习武术，练成了一个骑马、射箭、击剑的能手。净饭王举行一次武艺竞赛大会，释迦族的王子们都参加比赛。太子骑射出众，挽弓射箭，可以直穿百里之鼓，力透射击鹄的七重铁猪。
总之，悉达多太子在十五岁时已经完成文事、武功所有的学问。因此净饭王便择定当年的二月初八，为他举行灌顶授职大典，延请邻国诸王、大臣、婆罗门众等来观礼，用四海水为他灌顶授印，立为储君。
悉达多太子在幼年时就有沉思的习惯，世间许多现象被他看到之后，都容易引起他的感触和深思。在传统的“王耕节”时国王要在这一天亲自耕种土地，净饭王带领悉达多太子来到田野，太子看见在田地里的农夫赤背裸身在烈日下吃力地劳作，耕田的牛被绳索鞭打皮破血流，被犁铧翻出来的小虫蚯蚓，被鸟雀竞相啄食，鸟雀又被蛇、鹰吞食。眼前的景象如此残酷悲凉，令太子震撼不已。南怀瑾先生指出，这种弱肉强食，众苦熬煎，残酷无情的世间相，使太子发生了更大的惶惑和更深的痛苦，因而有了更深意义的思索：人生为了什么？为什么有了这个悲惨世间的存在？宇宙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他在树下坐定，心生厌离，想到世间、出世间等问题，又陷入沉思的禅默中，历时很久。
净饭王发觉自己的儿子对人世间的苦难情景思虑太重，深怕太子产生厌世出家念头，于是就为他建造了三座豪华的冬天防寒、夏天避暑、雨季防潮的宫殿，又选来上百名美丽的少女随时为太子歌舞。在悉达多太子十六岁时，为他娶了第一美人耶输陀罗和瞿毗耶为妃子。企图从生活的享乐上束缚太子，让他放纵情欲，沉迷娱乐。但是这一切并未能引起悉达多太子的兴趣，反而使他感到太喧嚣，使他很厌烦。更引起他深远的思考：人世间有数不尽的苦痛和忧虑都未能解决，一味的追求享乐就能解脱吗？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享乐又能到几时呢？因此，悉达多太子经常躲避开喧哗的歌舞，独自到幽静的树林和河边去散步思考。
世间凡是做父亲的人，不管是国王还是平民百姓，都怕自己的儿子贪图享乐，放纵情欲。可净饭王却怕太子清心寡言，产生厌世出家的念头，因此，除了为太子修建豪华的宫殿，为太子娶了美丽的妻子外，还时刻关心太子情绪的变化，一见到太子沉默寡言，闷闷不乐时，就要设法让太子高兴起来。当净饭王发现太子对宫里的歌舞感到无聊烦厌时，就让太子坐马车去游玩，并告诉驾车的驭者，一定要带太子到有欢乐的人群和有美丽的景色的地方去。可是，悉达多太子喜欢幽静的环境，他叫给他驾车的名叫车匿的驭者，把他带到城外去。
悉达多太子乘马车出城。他刚来到京城的东门，看见一个须发全白，弯腰驼背，行走艰难还不断呻吟的老人。悉达多看到这个情景就想到：衰老是人人都逃避不了的命运啊！人在儿童时受父母宠爱，青年时英俊潇洒，壮年时精力充沛，但是到了晚年，人就要在许多痛苦中度日了。
悉达多看到老人后心情难过，就叫车匿调转马车，驱车向京城南门走来。刚到南门，又见到一个满身生疮流血的病人。病人一边走，一边不断痛苦地呻吟着。悉达多太子想到：疾病也是每个人都不能避免的。人的一生要生多少次疾病，要遭受多少痛苦，真是难以想象的啊！
接着，悉达多太子又调转车头来到京城的西门，看见两个人抬着一个死人迎面走来，随行的亲属悲痛地嚎哭着。悉达多太子叹息地自语：死亡是可怕的，每个人又都难免一死，当死亡来临时给每人带来的恐惧，使人多么难以忍受啊！自己的死亡又造成许多亲朋的无限悲痛。这些痛苦，永无休止，任何人都摆脱不了。
最后，悉达多太子驱车来到了京城的北门，看见一个出家修道的人（印度当时称出家人为“沙门”）从对面走来。这沙门身穿袒右肩的黄色法衣，一手持法杖，一手托钵，态度严肃安详。悉达多太子想道：这出家人是一定不会有俗人那么多的痛苦和烦恼的。
南怀瑾先生指出，这一次的出行使太子又一次体会到人生的无常：谁也免不了生、老、病、死的侵夺！谁也逃不出生、老、病、死的牢笼！这种人生的无常，究竟有无主宰？究竟有无真我？倘使绝无主宰，那生命的意义基本上是没有价值和目的的，这就等于后来佛学中称的“断见”，是绝对错误的。倘使有主宰并有真我的存在，它又是个什么形态？如果说它是超越于人和万物，而且能够加以控制把握的，这也是人们自己心理的臆测或观念的形成；何况，它既能有控制把握的主宰权力，何必又在这个世界和人生，造成如此悲惨的现象呢？这在后来佛学上，就名为“常见”。实际上，离心以外，观察世间和超世间一切都是诸法无常，没有永恒存在的。
悉达多太子美丽的王妃耶输陀罗，为太子生下了一个儿子。净饭国王十分高兴，命全国举行庆贺。但悉达多太子的内心却感到沉重。他给自己的儿子所取的名字叫罗睺罗，这名字的意思是“覆障”，就是潜伏的一种障碍。这时的悉达多太子已经有了出家修行的念头，他怕因为有了儿子而增加他留恋家庭的感情。
终于，在悉达多太子二十九岁（也有说十九岁）时的某一天，他郑重地恳求父亲净饭国王允许他出家修行。净饭王听到儿子要出家，如同霹雳轰顶，他流着泪要求悉达多打消出家的念头，将来好继承他的王位。悉达多就向父王提出：如能满足他的四个要求，他就不出家。一是没有衰老的现象，二是没有疾病的痛苦，三是没有死亡的恐怖，四是所有的东西都不损不灭。
净饭王看到儿子出家的决心已坚定，没有能力说服儿子，只好多派人看护悉达多太子，防止他离开皇宫。
净饭王命令宫女时刻不离太子，演奏美妙的音乐，跳优美的舞蹈，竭尽全力讨太子欢心。有一天半夜里，悉达多太子醒来，他见到歌舞一天的宫女们都疲倦地睡在周围，每个人都是披头散发，脂粉残脱，袒胸露胯。有的在说着梦话，流着口水，有的发出鼾声，姿态丑陋，平时妖艳姿容荡然不见了。太子不由心中一惊，感叹道：这世界上有许多事物都是虚假的啊！我要解脱掉这一切，我不可再踌躇、再犹豫了。太子现在的心情，就如同这整个宫殿燃起了熊熊大火，他必须立刻逃出去一样。
在二月初八日（中国农历）的午夜，悉达多太子轻轻走进妻子的房间，借着油灯微弱的灯光，看见妻子怀里抱着刚出生的孩子，睡得正香，四周围满是鲜花。他非常想在离开之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抱一下儿子，但他又怕惊醒妻子，只得放弃这个念头，在和妻儿默然告别后，毅然转身离开了父亲为他修建的豪华宫殿。
太子来到马厩，唤醒了名叫车匿的马夫，叫他牵出一匹名叫犍陟的白色骏马，备上马鞍，一同出城去饮甘露泉水。车匿实际已知他的本意，一时劝阻不住，只好拼命拉住马尾，太子也只好不开宫门，奋勇跃马，连带车匿，飞越北城。在整个皇宫里的人都在睡梦中的时刻，太子跃马出了京城的北门，在白茫茫的月色中，朝山林奔驰而去。南怀瑾先生分析说，这一幕也正是释迦牟尼一生发挥大雄大勇大慈悲的开始，拿它和带甲百万，战无不胜，投鞭断流，叱咤风云的英雄们来相比较，无疑地，这跃马出城出家修道的一举，以视前者的胸襟气概，自有天渊之别。
止止，我法妙难思
通常一般人，便认为佛法是学不到，摸不着，看不见的。哪知“不可思议”正如“我法妙难思”这句话一样，只是一种方法论。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释迦毅然决然地舍弃王位出家修行，究其原因，有社会方面的影响，也有他个人的认识。释迦所处的时代正是古印度各国之间互相讨伐、并吞，阶级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他所属的释迦族是一个较为弱小的民族，受到邻国强权的威胁，朝不保夕，时有被灭亡的危险。因而认为世间一切事物和概念都在生与灭中变化着，没有永恒的幸福，而种种痛苦却是无休止的。另外，他又目睹人自有生以后，接踵而来的老、病、死的情景，联想到自己也摆脱不了同样的命运，从而产生了人生难脱苦难的烦恼。他为了在精神上获得解脱之道，终至出家修行。
释迦出城后决心入山问道，他拔剑薙除须发，改穿袈装，以示决心前行修道。他先到了跋伽仙人的苦行林，那里的修行者有的披着草衣，有的身着树皮，或躺在泥土里，或卧在荆棘上，以种种苦行折磨身体，以求得精神的解脱。南怀瑾先生指出，类似这些印度文化传统中的宗教生活和修道方式，无论婆罗门、瑜伽术，乃至印度教，在释迦出家的前后显然普遍盛行着，直到今日仍流传不衰。释迦问那些苦行者如此苦行的目的，得到的答复是可以赢得升天的福报。释迦认为，苦乐对立，罪福相承，仍然还在轮回往复的樊篱中，并不能解脱生死。苦行诚然可以洁清心志，离绝牵累，但未必就能真正了生脱死，成无上道。因此滞留一宿便离去了。
净饭王听到儿子出家的消息，十分悲伤，经派人劝说无效，便在亲族中选派了憍陈如、阿说示、跋提、十力迦叶、摩诃男拘利等五人伴随他。这就是后来释迦牟尼弟子中著名的先期五大弟子，其中以憍陈如为首座。
释迦带着五个随从渡过恒河，到了摩揭陀国的首都王舍城，国王频婆娑罗王很快会见了他，并和他约定“若成道时，愿先见度”。尔后，释迦寻访隐栖在王舍城附近山林的数论派信奉者阿罗逻-迦罗摩和郁罗迦-罗摩子，跟他们学习禅定。释迦开始修习“无想定”。所谓“无想定”的禅定工夫，是以泯灭思想为最高方法。通过修习，释迦实际做到了无思无虑，但认为这并不是真道，因为此种境界也是自心造成的，至于此心主宰的根本为何，仍无所知。于是释迦又学习“非想非非想定”。所谓“非想”，并不是一般普通心理活动的思维妄想。所谓“非非想”，就是做到虽无普通的妄想思维，但还能了然于一切。南怀瑾先生指出，许多人认为禅定工夫，到此地步已属高不可攀，实则正落在微细烦恼的见思惑中。释迦提出了问题：非想非非想定处，是有我耶？是无我耶？若说无我，不应说非想非非想；若言有我，便非解脱。因为众生正因为有我，方生诸苦。非想非非想定中，虽然可以使粗的妄想烦恼暂停，但微细的烦恼，依旧存在。若不能舍除我相与我想，何以能达到真正的解脱？所以他又舍此而去。
释迦带领五个随从又来到尼连禅河边的迦耶山苦行林中，和那里的苦行人一起实行极端刻苦的修行。释迦为了寻求解脱，他静坐思维，身不着衣，不避风雨，每日仅食一麦或一麻，坚持不懈达六年之久，身体已极度消瘦，但仍没有找到真正解脱的方法。于是他悟到：当时印度的哲学思想中没有真正能使人达到大彻大悟的道理，自己只是一味的苦行是徒劳无益的，于是他又舍此而去，独自南行。
释迦结束苦行后，先到尼连禅河中洗去了他身上六年的积垢，随后接受了河边牧羊女供养的牛奶，恢复了体力。随从他的五个人见他这样做，都以为他放弃了信心和努力，便离开了他，前往波罗奈城的鹿野苑去继续他们的苦行。
佛经上说，释迦站在尼连禅河边，手捧铁制的钵多罗（出家人乞食盛饭用的器皿），默念道：“我将此钵投入河中，此钵如能浮出水面并逆水漂行，我就必能在此地彻底觉悟，得到解脱。”当悉达多将钵投入水中后，果然铁钵浮出水面，逆水漂行。
悉达多太子独自一人走到一棵枝叶繁茂的毕钵罗树下，自敷吉祥草座，他面向东方，盘腿静坐，当时发下誓愿：“我如不证菩提（自性正觉）不起此座！”他静思冥索，总结过去修行的经历，重新调整思维方法，深究宇宙间一切现象的规律和人生解脱之道。
佛经中记述，魔王害怕释迦真正觉悟，就派了爱欲、乐欲和贪欲三位魔女来殷勤献媚，诱惑太子。但太子对魔女淫荡的挑逗视而不见，毫不动心。魔王见魔女引诱没有成功，就带领众魔鬼亲自来到释迦座前。魔王威胁他说，如果不立即回到皇宫去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就让他粉身碎骨死在树下。释迦专心修行思考，对魔王的威胁不为所感，“魔女”“魔军”都被他的定力所降伏。
就在这一夜中，释迦逐步证得了神境智证通（神足通）、天眼智证通（天眼通）、天耳智证通（天耳通）、他心智证通（他心通）、宿住随念智证通（宿命通）、漏尽智证通（漏尽通）等六种神通境界，身心自放大光明境。到了十二月初八日（农历）的凌晨，忽然看到明星出现--南怀瑾先生指出，按印度天文学方面的习惯用语，通称太阳为明星--就此豁然大悟，终于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汉译“无上正等正觉”），因此爽然叹道：“异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
南怀瑾先生总结说，释迦牟尼自二十九岁出家学道，经过六年来的普遍参学，备历艰辛。到了三十五岁，始证得各种神通境界，洞见人类身心潜能的无比妙用，和生命的根本。同时睹明星而悟道，了彻宇宙人生的真谛，爽然叹息：原来如此。当下他就想进入涅盘（寂灭圆明），懒得说法了。因此震动天人，纷纷请求他留形住世，广化众生，他曾经对天人们说过：“止止，我法妙难思。”也正因为他有此一说，使我们可以了解到佛法的奥义所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谓“不可思议”。很明显，释迦悟的是道，道是不可说的，不可思议的。任何宗教或哲学，一般的习惯，都是用思想去推测，或凭情感去信奉它，讨论它。思想推测就是“思”，情感信奉或讨论就是“议”。如果只从思想或情感议论来求证宇宙人生的真谛，那无异是背道而驰，真有“妙难思”之感了。“妙难思”和“不可思议”这一句话，正是指出一般人们在方法上的错误，并非说是“不能思议”！只要我们拿身心去实证，不用思议去推测，就可到达我们自性本来具备的正觉佛境了。
众生平等，佛我一如
在佛教经典上，释迦牟尼有世尊、如来、天人师、一切智、佛等等，通常十个或更多的别号，但除“世尊”一名外，大部分的称谓，都充满了慈悲救世，和师道尊严的格调，少有唯我独为万物主的观念。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释迦牟尼成佛后，就以大慈悲的心情，博大精深的智慧，不畏艰苦的精神，开始了四十余年不间断的弘扬佛法，教化众生的活动。他最初说法，是到波罗奈城的鹿野苑，度化随侍过他的五个侍者憍陈如等人。五人先后都得到悟解，便在佛的教法中出家修道，即名“比丘”，这也是释迦牟尼行教的开始。
释迦牟尼当初出家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解脱生老病死等痛苦之道。他在鹿野苑第一次说法时，以浅显的语言，生动的比喻，讲述如何修道才能解脱烦恼永离苦海的真理。他的第一次说法，佛语名为“初转法轮”。为什么叫转法轮呢？“轮”是印度古代战争中用的一种武器，它的形状像个轮子。印度古代有一种传说，征服四方的大王叫做转轮王，转轮王出世时，空中就出现此轮，预示他前途无敌，这里用轮来比喻佛所说的法。佛的法轮出现在世上，一切不正确的见解，不善的法都将破碎无余，所以把说佛法叫做“转法轮”。
从这时起，佛教开始具备了组成宗教团体的三个要素：领袖、理论、参加人员。这三个要素佛教称为“三宝”：佛陀是佛宝；佛所说的佛法是法宝；佛的出家弟子的团体--僧伽是僧宝。之所以称之为宝，是因为它能够令大众止恶行善、离苦得乐，是极为尊贵的意思。释迦牟尼开悟得道成为佛陀，形成了自己独特认识世界的观念，在鹿野苑初转法轮，使憍陈如等五人皈依佛，成为出家弟子，于是形成了僧伽，所以“初转法轮”也是佛教具足三宝的开始。
释迦毫无差别地提供了解脱之法，并认为人人都可以做到，或自力，或师导；众生平等，人人皆可成佛。对于这一点，南怀瑾先生就其与儒家思想的联系作出了分析。他认为这同儒家的“民吾胞也，物吾与也”，乃至理学家所提倡的“人人可为尧舜”的观念实为同出而异名。释迦教理的众生平等，佛我一如的说法，可谓是耀古腾今、彻底平等的思想，同时他以身作则，在他亲身领导学者集团的僧侣中，无论出身贵贱，一律平等，唯德行而重。也许有人认为既说平等，就会流于是非不辨，善恶不分。这可不能误解，释迦说的是性（本）相（用）本体的平等，至于达到平等的境界，仍然需要善恶的分野，与为善去恶的修养，所以为除恶而向善，为去恶人而为众善的作为，正是莫大的功德，并不自相矛盾，这又与儒家所说的“汤武一怒而安天下”的意义，大有殊途同归的旨趣。
几千年来的时间，全世界的人类，由宗教到哲学，由哲学到科学，对于人类自己切身的生命来源问题，仍在寻求、迷惘、争辩之中。印度上古宗教哲学，对于宇宙人生生命真谛的追求，各自别有见地，各自别有安心立命的方法，而且都认为已经得到清净解脱的究竟法门。对于这些问题，南怀瑾先生认为释迦牟尼作了一个调和裁定的结论，释迦认为宇宙万有生命的现象，都是因缘集合而生，其中并无一个有主宰的作用，缘生而起，缘尽而散，而宇宙生命最初也是最终的功能，是心物同体的。倘若以宗教的眼光，从神圣的角度去审视，可将其称为佛，天，主，神等任何超人格化的神圣称呼；倘若从理性的角度看，也可称之为性，心，理，道，或法界等等称呼；倘若从人类习惯观念的角度去看，也可称其为法身--生命本源的无尽法身。总之，从体上来说，他是以空为体的；从相上来说，他以宇宙万有之相状为相的；从用上来说，宇宙万有一切的作用，都是他的起用。他譬如一个大海，海水起的波浪，便如因缘所生的宇宙世界；波浪上的泡沫，便如因缘所生众生各各形成的个别自身，虽然波浪泡沫现象各有不同，始终不离一个水的自性，但譬喻只限于比喻，譬喻并不就是本体的自性。
释迦牟尼的伟大，正在于他以清澈的眼光审视人类自身存在，以全宇宙为坐标，冷静地反思人类自身的境况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毫不掩饰地揭示人类生老病死、诸苦交攻的缺陷和种种社会弊病，指明人存在的根本问题，唤起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解决。且不论其答案如何，仅这种对自己文明的清醒自觉，这种对人生大本的关注和对人生缺陷的揭露，便永远值得人类珍视。
中国佛教的传播
印度文化，尤其是震烁天地，照耀古今的佛教文化，后历汉季而宋世，已经全盘融会于中国文化的领域中了。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佛教形成和初传发源于古代印度，但长盛不衰，绵延千年，光芒常在，硕果永存，却是在中国。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历史上，有着三个开放的时期，首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吸收佛教文化，其次是隋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接受西方和中亚文明，再次是明清时期的基督教入华。虽然还有许多的不那么集中的文化传播时期，对这些传播时期还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和质疑，但是，只要举目望去，屈指数来，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却是那样地渗透骨髓、彻人心脾，以至于我们几乎很难避开外来的佛教文化，提炼出真正纯粹的“国粹”来。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政治、经济和文化都空前发展，居于亚洲乃至世界强国的地位。在思想文化的多元的结构中，儒家纲常名教虽占据牢固的统治地位，但佛、道二教已经拥有与儒家鼎足而立的社会势力。这一时期，先后形成一些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民族化过程的基本完成，民族佛教的基本格局已经初步奠定。
隋唐成立的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在这些宗派中，除密宗外，创始人都是中国人，都奉一部或几部汉译佛经或论书为基本经典，除用中国传统的注释经典的方法（章疏）来阐释教义理论外，还利用专论、语录、偈颂等多种文体阐述各宗主张。在各宗教义体系中，吸收了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中的思想因素，对各宗的宗教哲学、修行解脱论作了系统的论述，其中对宇宙本体论和人自身的心性论做出独具特色的论证。隋唐佛教宗派的教义理论，对中国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佛教在以后的发展中形成许多教派，在不同民族和国家中又形成各自的特色。一般来说，传入中国大部地区、朝鲜、日本、越南的，以大乘佛教为主，称北传佛教，其经典主要属汉文系统；传入中国的西藏、内蒙古，蒙古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的，为北传佛教中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其经典属藏文系统；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以及中国傣族等地区的，以小乘佛教为主，称为南传佛教，其经典属巴利文系统。近代以来，欧美各国也有佛教的流传。
佛教在东方许多国家广泛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本身的宗教思想与东方文化相吻合，特别是佛教传到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发生的变化。实际上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佛教的教义主要是通过佛经的翻译来传达的。古代从事佛经翻译的主要是一些外来的传教僧人，最早的佛经翻译可能是汉桓帝时安息国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谶，译佛经数十部，约一二百卷。灵帝时有印度竺佛朗也在洛阳宣讲佛教，并著有《牟子理惑论》，主张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调和。佛经翻译家最著名的是西域名僧鸠摩罗什。
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另外其它的一些印度佛教派别也来到中国，如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就是在这个时期来到中国。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隐居面壁九年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
到了唐朝时代，印度的佛教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了，出现了多种佛教派别。在唐代中国佛教的一件大事，就是在中国妇孺皆知的《西游记》中的唐僧--玄奘大师不远万里去印度留学。他回国后，唐太宗非常重视，安排了数千人参加玄奘大师的佛经翻译事业。因玄奘大师的弘扬，印度后期佛教哲学和大、小乘佛教的经典，在中国得到广泛地传播。
佛教初传入中国
在汉末与三国时间，佛教经典与初期佛教的规模，虽然源源传入中国，仍与国内固有文化的思想，和儒、道两家的学说，显然有过激烈的竞争，这便是中国文化，遭遇外来思想的刺激，引起思想史上轩然的大波。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在印度王朝阿育王统治时期，佛教从恒河中下游地区传播到印度各地，并不断向周围国家传播。佛教作为东方发展前列的一种高雅文化，于西汉末、东汉初逐渐传入中国。
对于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时期，长期以来，有许多说法，有的甚至添加了许多神话色彩。有人依据《山海经-海内经》中有“天毒之国，偎人而爱人”之说，认为在上古三代时就已知道佛教。也有人以《列子》中“周穆王时西极有化人来”之说，主张周代已有佛教流传。另外还有秦始皇时有外国僧人来华传教、汉武帝时已有佛道流通、张骞通西域时“始闻浮屠之教”等等，各说其是，莫衷一是。
为什么产生如此纷杂的说法呢？最主要还是由于缺乏确切的史料根据。佛教刚传来中国时，并未引起社会重视，只是在一部分人中悄悄流传。后来史书上所载的佛教初传，大多只是根据传说。另外，魏晋时期，佛道两教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双方为了抬高各自的地位，都编造了许多神话传说，并攀附这些神奇怪异的传说，佛教徒们尽力把佛教传入的时间提前。这样，佛教如何传入中国之事，便被笼上了一层朦胧而神奇的迷雾。
历史上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使佛法流传汉地的故事。此说最早见于《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老子化胡经》。此外，东晋袁宏《后汉纪》，刘宋范晔《后汉书》等魏晋南北朝人士的著作中，有不少言及此事的，可见当时这一故事在社会上已广为流传。
汉明帝求法的故事，是说东汉永平年间（58-75），汉明帝夜梦神人，身上放光，在殿前飞绕而行。次日会集群臣，问这是何神，有通人傅奕回答：听说西方有号称为“佛”的得道者，能飞行虚空，身有日光，帝所梦见的就是佛。于是汉明帝遣使西行，在大月氏抄回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佛教于是传入汉地。
这一传说故事中，有神话传奇的成分，但基本情节尚属可信，唯傅奕以“佛”为对，说明当时已有佛教在民间流传，只是未能传到宫廷而已，因此还不能作为佛教最初传入的记录。
关于这一问题，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印文化的交流，早在秦汉初期就已有了迹象，而最可信的且有史料可考的，当在汉末和三国时期。汉桓帝时，有安息国沙门安世高来华，月氏国沙门支谶到洛阳，各译佛经数十部，共一二百卷。
安世高来自安息国，是王族出身，因此，凡是从西域来我国的人都称他为安侯，所以我国经录家也就沿用这种称呼。天竺国的语言文字音调字义诡奇拗折，和我国的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佛经初传来我国，译述方面错误百出。由于安世高精通华语，对于佛经的翻译，有很高的造诣，可说是居各种译经之冠。当时，佛教传入我国内地，已有相当时期，在宫廷内和社会上都有许多信仰的群众。他们信仰佛教，虽然偏重于祭祀祈福，但也有切实修行的需求。因此，安世高就为他们译出有关止观法门的种种经论，而这也正是安世高所专精的部分。安世高的汉译佛经，是一种空前的创作，内容和形式都有特色。就译文的内容而言，纯粹译出他所专精的经典；就译文的形式而言，偏重于直译，力求保存经典的本来面目。安世高既通晓华语，又采取直译的方式，故能正确地掌握经文的原意，且说理明白、措辞稳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
在灵帝时，印度沙门竺佛朗也来到洛阳，极力提倡佛教，此后沙门康僧会，月氏籍的名士支谦（受业于支谶的弟子支亮）等，都是学问渊博，为朝野所宗仰的人。他们弘扬佛学，先后居留在东吴，为孙权政府的上宾。这些人当时都通晓中文，极力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曹魏在嘉平年间（245-254），因印度名僧昙柯迦罗与昙谛的倡导，开始建立中国的佛教制度，以及出家受戒的规范，这是佛教戒律正式传入的开始。
因避战祸，僧人多从北方来到南方，因此，佛教多由关中、洛阳一带传入，如安世高、支谦等。安世高原为东汉末年译经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线正可显示佛教已由北渐向南传播。支谦汉文造诣很高，发扬支谶般若一系，译经甚多。其中《大明度无极经》是《道行般若经》的同本异译，可算是内启两晋般若之学、外导六朝清玄之风的重要典籍。
佛教刚传入时人们只看成是社会上流行的神仙道术的一种，当时所建的寺庙大多供西域和印度的僧侣和商人使用，汉人出家的很少，到东汉时，逐渐在中原流行，但发展不快。到三国时才开始流行，并翻译了少量的佛经，建了一些寺庙，虽然竺佛朗的名著《牟子理惑论》主张与中国文化相调和，但总的来说，尚没有出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趋势，直至魏晋时期，佛教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南怀瑾先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由于政治的转变及战争的影响，当时的佛教文化在时人看来更像是一种应时的礼品，从民间和包括朝廷在内的士大夫阶层中都有着这种潜在的倾向。
南怀瑾先生首先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分析。因长时间战乱，生命也无保障，悲观厌世的情绪充斥着人们的心灵。正当此时佛教思想涌入。生前身后，善恶业力，促成三世因果的报应，与天界地狱间六道轮回的言论，十分契合传统神祗的信仰，使人们找到了命运的寄托，相信今时不幸原是前生业力所造。因此在乱离的世局中，人人信仰佛可得身心的自慰。于是很快传遍了佛教的观念得到传播。
从士大夫阶层来看，自东汉“党锢之祸”以来，受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汉初儒家传统的学说不能使人满足和信服。魏晋以来，知识分子的士大夫们，都纷纷寻觅思想的新方向，追求命运的象征之学，进入探索哲学的范围，并以旷达思想，崇尚个人自由，逃入玄谈的领域。他们所宗奉《易经》、《老子》、《庄子》所谓“三玄”之学的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同佛教传入的“般若性空”学说相遭遇，因此一拍即合，更是变本加厉地形成了遁世而逃入佛法的风气，尤以士大夫阶层--所谓知识分子的名士为烈。
南怀瑾先生进一步指出，正是基于上述两点才使得佛教在中国普遍地传布开展，不过真正使佛教在中国奠定基础的，还是北朝石勒时代的印度名僧佛图澄，和姚秦时代的鸠摩罗什，以及中国名僧道安、慧远、僧肇等数人的力量。经过他们的努力，佛教在中国文化中树立了不拔的根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与其说南北朝的文化思想，是玄学的时期，毋宁说是宗教文化思想的时期来得恰当。在梁武帝和北魏武帝时代，印度佛教的教外别传，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由海道到达广东，东来中国，与梁武帝一度对话不合，便渡江而北，隐居在嵩山的少林寺，面壁九年，这便是禅宗传入中国的开始。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魏晋以来，时局纷扰，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老庄的“以无为本”思想蔚然成风，因其立意渺玄，故称“玄学”或“清谈”。当时佛教“般若性空”之学非常契合这一派的“贵无”思想，又有学通儒道，博学多识的道安大师及弟子慧远等，有系统地融合、开展，由此玄谈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来充实自己的学识，或增加清谈的资本，佛教也因此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开来。
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然以译经为主，竺法护为当时的代表，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所译经典有《光赞般若经》、《维摩诘经》、《宝积经》、《涅盘经》、《正法华经》等，对大乘佛教的传播影响很大。其中，《正法华经》的著译使观音信仰普及于民间。
西晋末叶，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乱，晋室偏安江左，称为“东晋”。于是中国分治南北二区。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大力提倡佛教。例如后赵时期，以佛图澄开启佛教的弘传最为重要。
佛教传入中国后，总体来看，那些译经、讲说、传教和造寺等活动，基本上没有国家力量的介入，而是靠信徒们自身的力量而进行的。佛图澄第一个成功地规劝皇帝石勒、石虎信奉佛法，支持佛教的发展，使佛教受到国家的保护。
佛图澄，本姓帛，西域龟兹人。九岁于乌苌国出家，两度到罽宾学法。能诵经数十万言，善解文义。因此与人辩论时，都能以与汉文化思想相符合的准确意义而使人折服。由于他精深的佛学修养，西域人士都称他是“得道”之士。
佛图澄来华的时间是晋怀帝永嘉四年（310），这一年他来到洛阳，已近八十岁了。在此之前，他曾在佛教盛行的敦煌停留过，到洛阳后，他想建造寺庙，但因匈奴人刘曜（后为前赵国王）攻洛阳，只能作罢，于是“潜泽草野，以观事变”。
两年后，石勒（羯族，山西上党人，后击败刘曜成为后赵国王）屯兵掳掠，大肆杀戮，以此立威，僧人遇害者也很多。佛图澄出于对众生的同情和关怀，决心制止石勒的屠杀行为，以佛法感化石勒。于是他手持锡杖来到石勒兵营门前，通过石勒的一位大将军郭黑略（又作郭默略）的关系见到石勒。郭黑略平生也好佛法，因此，佛图澄向他授五戒，收他为徒。郭黑略后来随石勒出征，总能预知胜负，石勒很惊奇，想不到他会有这样的出众之谋，就问其原因。郭黑略就引荐佛图澄，说石将军天挺神武，有神灵相助，有一位沙门预言将军必能拥有华夏。此前的预测只是这位沙门所言。此沙门就是佛图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