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因素(上)

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打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读黄仁宇先生的作品，听黄仁宇先生讲中国历史，在脑海中必须有一个清楚的概念，那就是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是什么。可能在很多人看来，一般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历史观，都很虚无缥缈，没有办法讲得清、道得明。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大凡真正的历史学家，必然会有自己对整个历史的看法，有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和看法，又会不可避免地浸润到他的历史著作中去。黄仁宇先生也是如此，只有真正了解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他的史学思想。

黄仁宇先生是一个经历丰富而又坎坷的历史学家。他出身戎马，早年四处奔波的军旅生活，使其能够深入了解中国的底层情况，对于中国社会有了更理性的认识；其后赴美求学，徐了获得不少书本上的知识外，还实际体验了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都极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黄仁宇先生也自称，他的历史观是与众不同的。正是由于有了开阔的视野，其文章才能经常察人所未察，言人所未言，慧眼独具，发人深思。

那么，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是什么呢？这就是他所反复指出的“大历史观”。即必须在长时间的范围内，综合考察决定历史走向的各种因素，通过对比、分析和比较，来探究历史的真实面目，发现其中的规律，而获得真正的知识。

黄仁宇先生所关心的，是那些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因素。他欲通过历史研究而探求的，是中国在过去的几千年中，所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以及将会决定中华民族未来走向的因素。

在黄仁宇先生看来，虽然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却是下面将要论述的几个方面。

影响统一的主要因素：地理条件

中国在公元之前，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地理条件对人类的影响，自古以来就是历代思想家、哲学家所关注和思考的核心问题，因为关注和思考这种影响，实质上就是在关注和思考人类自身文明的起源问题，而这正是历史研究的永恒命题之一。

众所周知，人类的文明古代形态可以分为很多种类型，比如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非洲文明、俄罗斯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玛雅文明等等。以研究文明形态而享誉全球的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甚至将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有影响的文明划分为26种。面对众多的文明形态，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各种文明之间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原因当然会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不少人将其归结到地理条件上。比如，有的学者分析，由于希腊半岛多丘陵、少平原，故而形成了彼此互不统属的各个部落，难以存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同时，由于内部资源严重不足，加之靠海，又顺其自然地迫使它走上了海外殖民的道路。还有，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非洲人之所以个性独特，乃是由于非洲地处热带，不仅当地土著居民的皮肤被晒黑，高温也改变了他们的血液成分，使得他们疏懒而不愿意工作！这可就带上了种族偏见的有色眼镜了。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曾经轰动一时的是前苏联学者列-谢-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他认为中国文明是来自于西域，即“文化外来说”。针对这种会影响民族自尊心的观点，中国学者纷纷撰文反驳，认为中国文明完全是本土产生的。后来，随着发掘资料的大量出土，中国学者的观点得到了证实。

至于中国为什么会走上强大的中央集权道路，这方面的研究更多。其中影响最大，也能自圆其说的，当属魏复古（KarlA.Wittfogel）博士的观点。在研究中国史的领域中，魏复古是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人物。黄仁宇先生提到，当自己在密歇根大学当研究生时，主修中国研究的人都常常提到他。魏复古的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Despotism)，主要是分析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古文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书中，魏复古说，这些“东方文明”都隶属于他所设计的“水力社会”范畴，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必须依赖大规模的灌溉工程，而为了顺利完成大规模任务，对大批的劳动力就必须施以严格的命令，因此专制主义在这些地方就会无法避免。也就是说，在魏复古的字典中，“水力社会”和东方社会是同义词。

黄仁宇先生指出，魏复古创造出的这套东西，无非是为了避免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但魏复古为了自己理论的需要，将“东方”包括了印加帝国(今日秘鲁共和国地区)，却把日本排除在外。在魏复古看来，由于日本的灌溉工程是片断零碎而非协调一致，所以日本社会是“水利农业”，而非完全的“水力”，由于缺乏集权的需要，因此即使是封建时代的日本都“无法发展战争的艺术”。

关于东方专制主义是否已经成为历史，魏复古说“不”。他认为这些东西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也相当活跃。他还认为，苏联是俄国“在亚细亚的复活”，以工业基础充实其新专制主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货真价实”的亚细亚复活。

大而化之的概括尽管很有吸引力，但好比街头的算命先生，可以用含糊不清的“玄语”唬住有心求得神灵保佑的信客，信之则灵，看你怎么理解。魏复古的理论貌似深刻，但由于他的“理论”实在太缺乏历史事实的支持，因而很难有太大的说服力。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界就曾在《史学理论研究》等杂志上，对魏复古的理论进行过集中的批判。黄仁宇先生也在《黄河青山》一书中提到，由于魏复古的“东方专制”理论过于花里胡哨，引起本来是好朋友的李约瑟先生的批评，认为魏复古“否定事实”。总体来说，黄仁宇先生对此问题的思考，是在对魏复古理论的批判基础上展开的。

那么，黄仁宇先生眼中的地理条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究竟如何呢？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还带着早期统一的永久痕迹，而影响统一的主要因素则是大自然的力量。”黄仁宇认为，历代王朝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都是回应地理条件的挑战。

在这些地理挑战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整治黄河。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治水在中国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成为2000年来政府官员和众多学者不断强调的主题。黄河流经黄土地带，而黄土覆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疏松，风沙所沉淀的黄土厚度介于30米到100米之间，黄河河水因此夹带大量的淤泥，常常会塞满河道，溢出堤防，造成难以计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只有一个能控制所有资源、公平分配国内资源的中央集权政府，才能解除人们面临的威胁，提供所需的安全保障。所以黄仁宇先生才会说，人民需要一个能全盘处理水患问题的当局，因而造就中国这个国家的诞生，可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

早在公元前651年，黄河流经的各个诸侯国就召开会议，类似于现在的阿拉伯联盟会议一样，除了讨论其他事宜，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证不兴修妨碍其他国家的水利工程(如截断水流)。

季风与农业的密切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于统一。亚洲是大陆型气候，中国农产区的雨量，80%出现于夏季的3个月内，其间主要的风向还会改变。季风由菲律宾海沿着西北方向吹来，而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吹来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两者相遇后，其中的水分凝结为雨。但下雨或不下雨，或什么时候下雨，全靠这两种气流了。要是它们交汇在某些特定的地区，那里就会产生洪水；如果气流没有交汇，就会产生极度的干旱。可以理解，这两种天灾常常会同时侵袭不同的地区。有人估计，在二十四史里记载，每6年农作物就会严重歉收，每12年会出现大饥荒，可见问题的严重性。(科学家们根据各个地区每年的降水量的历史记录做统计，发现如果按年降水量400毫米划线，从东北东部内陆开始，穿过长城中部，弯向西南方，将中国内陆和青海、西藏划分成两边，可以将中国地图清晰地分为两个部分，所以科学家称这条线为“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除了季风，还有所谓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在这条线东南方，每年雨量相当充足，使得农业兴盛，人口繁多。而这条线以西及以北，则是游牧民族随水草而居的地区。

正是由于降雨量的作用，导致在中国出现了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并存的现象，并直接因争夺资源而留下了很多家破人亡的记录，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民族的入侵已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因此才会有长城的修建。中国农业官僚管理制度的兴起，也是回应这种挑战的结果。

救饥救荒是历代王朝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中国很早就能达到统一的另一个原因。在秦完成统一前的500年里，中国长时期处于互相残杀阶段，原先的100多个诸侯国，逐渐减少到13个；到最后的200年里，还剩下7个：韩、赵、魏、楚、燕、齐和秦国，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战国七雄”。七个大国互相争伐，后来由秦国吞并其余六国，完成了统一。

文化凝聚力不可夸大

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统一为职志。

--黄仁宇：《秦始皇》

前一段时间，史学界曾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究竟是统一还是分裂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说，经过仔细的统计和分析，他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竟超过了统一的时间，这就意味着，分裂是中国历史的主线，是主旋律！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一问题呢？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次研究生课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著名学者周良霄先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承认在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比统一的时间长，但有谁能否认，即使是在分裂的时候，人们也是渴望着统一的？”

周先生的观点与黄仁宇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基督尚未诞生前约200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以后以统一为常态，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于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也仍以统一为努力追求的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史上的奇迹。

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的统一，事实上已经确立了无可逆转的统一趋势。中国曾受到异族征服，必须忍受分裂状态，有一次甚至长达300多年，但统一帝国的观念、秦代的统一文字，这些观念却仍然不绝如缕，并到最后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影响中国统一的原因当然会有很多。但具体地说，包括哪些方面呢？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当然是诸如统一的观念、统一的文字、统一的需求，而其核心所在，则是有助于保持经济发展和生活安宁；集中全国力量，抵抗外族入侵，维护国家统一。对于这些想法的支持证据，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乏浩如烟海的材料。黄仁宇先生指出，那种认为文化凝聚力是中国帝制统一最重要因素的说法，实在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文化的力量必须通过很多因素才能表现出来。

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地理方面。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初期的政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的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在春秋战国时期，如果大国控制的资源相对较多，对救灾就会更有效，依附的人也就会更多，因此兼并就再所难免。战国时，梁惠王对孟子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也就是说，若是某些地方有了灾荒，就将那里的人民迁移到别的地方去。有了这样的经历，他就觉得自己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尽管后来证明，梁惠王的个人野心没有达到，但他的想法却具有长期的历史合理性。当然，由于地理条件在中国统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前面已经有了很充足的论证，在此略去。

由于过早统一，中国很早就已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治国之道，将无数的农户置于朝廷的直接管辖下。这个趋势持续2000多年，而它所创造的一套官僚体制，对于维护中国的统一局面，也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黄仁宇先生认为，有些历史学家每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时，总要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但是传统思想能够发生功效则是因为社会组织已经和它接近。统一是需要有物质基础的。比如说信息的交流，黄仁宇先生就指出，秦汉的公文传递，就有木简；隋唐之间则不仅有了纸张，而且出现了木板印刷，所以使隋唐的教育较以前更为普遍，也使得整个文官集团能向小自耕农的社会看齐，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平，这对于保持管理体制的稳定和确立民族认同感，实在功不可没。

至于文化凝聚力，话说回来，中国之能统一，到底也仍与秦汉以来一脉相传的文化系统相衔接，“我们不把它当作首屈一指的因素，并不是漠视它的存在。”汉魏晋至宋齐梁陈的“禅让”未曾中断，而北朝的东魏与西魏，也同样“逊位”于北齐与北周，可见一个正统的观念始终没有消失。中国人的入世观念(所谓“入世”，是与“出世”相对照的。积极投入生活，努力面对社会，是“入世”；反之，消积面对甚至逃避，则称之为“出世”。“入世”与“出世”的观念，均来自于佛教。)和乐观与积极的思想，也是一种很雄厚的力量，它并没有因为长期分裂而全部沦亡。这种文化上的统一因素，当然是在董仲舒提倡的“大一统”观念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也早已深入人心。

同样，由于中国在公元前统一是政治上的早熟，以致于不能区分清楚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在囫囵吞枣的情形之下，凡事靠中央随时摆布，上面说了的就是真理，生杀予夺全由他们掌握，下面的再怎么弄也是白搭；施政的名义是道德，具体执行过程中却任意伸缩，只能引起朝中官员的不安和恐惧。

第一帝国的存在及其过分早熟，导致它的很多毛病无可修正，只能重起炉灶。但问题不仅在于朝廷的上层领导机构，民间的低层机构也有问题。过去以小自耕农为基础而形成的农村经济，适合于官僚机构的统治，因为彼此都是简单而雷同，问题也不至于很复杂。可是一到社会进步，官僚们就手忙脚乱，也不知道要尊重财产权，以保持社会秩序，或是用道德名义来压制豪强对贫民土地的兼并，失去土地后的流民，遇到饥荒，一旦得不到政府的救济，就会产生事端。

东汉灭亡之后的369年，中国无法统一，从而开始了最长的一段分裂时期。在这分裂的369年中，酝酿着一个大问题，牵涉整个国家从头到尾的重新组织。关于这一点，不仅乱世枭雄曹操不可能预测，即是历史学家陈寿和裴松之等人也没有看到。也正因为这个缘故，黄仁宇先生对于曹操等人的评价并不算高。

在这次大分裂的时候，人口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移动，尽管汉人人数占优势，却无法“违抗天命”，不能与这自然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却也无法越过淮水及汉水等地区，并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可能推广到全中国。

这个问题，直到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令后，才有所解决。后来，“均田令”发展为“租庸调”，更构成了第二帝国存在的基础。孝文帝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是因为文化程度高，而是由于条件简单，可以从最基本的事业着手，并能以原始作风来解决问题，所以又形成了中国再统一的局面。

隋唐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唐玄宗时爆发“安史之乱”，以后又出现了“藩镇割据”，最终导致五代十国的第二次大分裂。由于掌权的都是军阀，他们能够注重实际，以地方分权的精神主持事务，因地制宜，针对各处状况，采取不同的措施，结果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又由于有唐朝留下来的一套完备的法令，所以赵匡胤虽是军人，却能将一个分裂的帝国重新拼凑起来，以中央集权代替地方分权，重新返回到官僚主义的体制上来。

宋朝灭亡后，经过短暂元朝的破坏，明朝的朱元璋让制度重新回到传统的老路上，所以依然能够维持统一。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方势力的介入，中国才再次出现分裂。但此时的情况，已经大相径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