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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31]运于掌:在手心里运转。比喻治理天下很容易。

[32]《诗》:这里指《诗经-大雅-思齐》篇。

[33]刑:通“型”,指树立典范和榜样。

[34]寡妻:泛指国君的正妻,在这里特指周文王的正妻。

[35]御:驾驭、治理。

[36]权:本指秤锤,这里指称物。

[37]度:本指尺子,这里指用尺子量。

[38]度:衡量。

[39]抑:相当于“还是”的意思。

[40]构怨:结怨。

[41]轻暖:这里指轻暖的衣物。

[42]采色:即彩色。

[43]便嬖:常伴国君左右而被宠爱的近臣。

[44]使令:差遣。

[45]辟:开辟。

[46]朝:使……来朝,即臣服之意。

[47]莅:统治。

[48]抚:安抚、抚慰。

[49]缘木求鱼:爬上树去抓鱼。比喻不可能的事。

[50]若:意为“你”,人称代词。

[51]殆:表示不肯定,意为“大概”、“可能”。

[52]邹:诸侯国的国名,就是邾国,是个国土狭小的弱小之国。

[53]本:在这里指王道的根本。

[54]途:通“途”,路途。

[55]疾:痛恨。

[56]愬:通“诉”,即控告、诉苦。

[57]惛:通“昏”,昏庸、糊涂。

[58]恒产:可以赖以维持长期生存下去的固定的产业。

[59]恒心:人所常有的善心。

[60]若:转折连词,至于。

[61]放:放荡。

[62]辟:同“僻”,与“邪”的意思相近,指歪门邪道。

[63]侈:放纵挥霍,淫逸奢侈。

[64]罔:同“网”,陷害。

[65]制:指订立制度、政策。

[66]轻:轻松、容易。

[67]赡:足够、充足。

[68]奚暇:哪里顾得上。

【译文】

齐宣王问道:“先生可以把齐桓公和晋文公的故事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回答道:“孔子的门下弟子里,从来都没有人谈论齐桓公和晋文公的事情,所以后世没有传下来,我自然也就没有听说过。如果大王一定要听统一天下的道理,那我就讲讲仁德的道理,可以吗?”

齐宣王好奇地问道:“仁德怎么可以统一天下呢?”

孟子回答道:“如果是因为爱护百姓而统一天下,就没有人能阻挡得住了。”

齐宣王听了,问道:“那么,像我这样的国君能做到爱护百姓吗?”

孟子回答道:“当然可以。”

于是,齐宣王问道:“先生是从何而知我可以做到爱护百姓的呢?”

孟子回答道:“胡龁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大王正在朝堂上坐着,此时,有个人牵着牛从大王面前经过,大王见了,就问他说:‘你要把牛牵到哪里去?’那个人回答道:‘要用它祭钟。’大王说道:‘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到它因为毫无过错就要被拉去杀掉,而惊恐哆嗦的样子。’那个人就问道:‘大王是说,不祭钟了吗?’大王回答道:‘钟怎么能不祭呢?就用羊代替牛祭钟吧。’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事?”

齐宣王点了点头,回答道:“有这回事。”

孟子便说道:“大王凭借这样的心肠就足以统一天下了!大王用羊代替牛祭钟,百姓都以为大王是爱惜一头牛,但我知道大王还是不忍心啊。”

齐宣王说:“是啊,确实有百姓这样议论我。齐国虽然弱小,但我也不至于舍不得一头牛啊!我只是因为不忍心看到它惊恐哆嗦的样子,而且可怜它毫无过错就被杀掉,所以才用羊代替它祭钟的。”

孟子说道:“大王不要责怪百姓以为您吝啬而用小羊替下了祭祀的大牛,他们怎么能理解您的想法呢?因为,大王如果可怜无辜被杀的畜生,那么大牛和小羊又有什么区别呢?”

齐宣王听了,笑着说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我并非是因为吝惜钱财而用小羊替下大牛!这也难怪百姓说我吝啬了。”

孟子道:“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正是仁德的表现方式,当时,大王只看到了牛,而没有看到羊啊。君子看到活蹦欢跳的家禽,就不忍心看着它们死去,听到哀叫悲鸣的家禽,也就不忍心吃它们的肉了。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要把厨房安排在很远的地方。”

齐宣王高兴地说道:“《诗》中说,别人心里想什么,我都能猜出来。老先生正是这样啊。做了这件事以后,我又反过来思索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结果也没有想明白。听了老先生的话,我心里真是有些开窍了。可是,这样的心理为什么符合王道呢?”

孟子道:“假如有人对大王说:‘我的力气能够举起三千斤的东西,但却举不起一片羽毛;我的视力能够看清秋天里的野兽的毫毛,却看不清一车柴火。’大王会相信他的话吗?”

齐宣王回答道:“不会相信。”

孟子接着说道:“现在,大王的恩惠都已经体现到动物身上了,却偏偏没有体现到百姓身上,这是为什么呢?联系刚才的事例,显而易见,举不起来一片羽毛是因为不肯使出力气,看不见一车柴火是因为不肯睁开眼睛看。那么,大王之所以没有爱护百姓,是因为大王不肯给他们恩德啊。因此,如果大王没能用仁德统一天下,是因为大王没有这样做,而不是不能这样做。”

齐宣王又问道:“那么,依据什么来区分‘没有这样做’和‘不能这样做’呢?”

孟子回答道:“举个例子,如果用胳膊挟着泰山跳越北海,说‘我做不到’,这就是‘不能这样做’;如果给年老的人弯腰鞠躬,也说‘我做不到’,这就不是‘不能这样做’,而是‘没有这样做’。大王没能用仁德统一天下,不是挟着泰山跳越北海这样真的做不到,而是给年老的人弯腰鞠躬这样可以做到,但没有去做的事。

“尊敬自己的长辈,进而也尊敬别人的长辈;疼爱自己的孩子,进而也疼爱别人的孩子。如果能这样做的话,天下就能被大王握在手掌里转动了。《诗经》上也说,先给妻子儿女做个好榜样,再给兄弟施加好影响,这样就可以治家平天下了。这就是说,要把这样的做法推广到治理家族和平定天下等各个方面。因此,如果能广施仁德,就能够统一天下;如果不施仁德,连自己的妻儿也保全不了。古代的贤明国君之所以能在很多方面超过一般人,只是因为他们善于将仁德的做法推广到各个方面罢了。

“现在,大王的恩惠已经体现到了动物身上,却还没有体现到百姓身上,是什么原因呢?称一称,然后才能知道轻重;量一量,然后才能知道长短。世间万物是这样,人心更是这样。请大王认真地考虑考虑我的话吧!大王难道一定要兴师动众,和其他国家结下仇恨,使百姓身陷危险之中,心里才能痛快吗?”

齐宣王听了,急忙说道:“不是这样,对这样的情形,我有什么能痛快的呢?我只是想借此实现我最大的心愿。”

孟子问道:“大王最大的心愿是什么?能说给我听听吗?”

齐宣王却只是笑着,并没有说话。

孟子问道:“大王最大的心愿,是因为甘甜肥美的食物不够享受、轻柔温暖的衣服不够穿着、艳丽的色彩不够观赏、美妙的音乐不够聆听、侍从不够使唤吗?这些东西臣下都能供给大王。大王难道是为了这些东西吗?”

齐宣王道:“不,我不为这些。”

于是,孟子说道:“那么,我就可以知道大王最大的心愿了。大王最大的心愿就是扩大国土,使秦国和楚国都来朝拜大王,还要君临中原,威服边远的少数民族部落。不过,凭大王现在的做法,去追求这个心愿,就好比是爬上树去捉鱼一样。”

齐宣王听了,问道:“真像老先生说的这么严重吗?”

孟子回答道:“只怕比这种情况还要严重呢!爬上树去捉鱼,虽然捉不到鱼,也不会带来后患。但按照大王现在的做法追求最大的心愿,尽管费尽了心力,到最后必定会带来祸害。”

齐宣王问道:“这其中的道理,老先生能说给我听听吗?”

孟子反问道:“如果邹国和楚国打仗的话,大王认为谁会赢?”

齐宣王不假思索道:“当然是楚国。”

孟子道:“这其中的道理是这样的,小国不能跟大国为敌,人少的部族不能跟人多的部族为敌,势力弱小的不能跟势力强大的为敌。普天之下,千里见方的土地有九块,把齐国的土地截长补短,拼凑在一起,相当于这九块中的一块。仅依靠这一块土地,想要征服其他的八块,这同邹国向楚国发起挑战的道理有什么区别呢?

“大王为何不回到根本上来呢?如果大王现在就发布政令施行仁政,让全天下的官员都愿意到大王手下任职,全天下的农民都愿意到大王的田地里劳作,全天下的商人都愿意到大王的市场上做生意,全天下的旅客都愿意在大王的道路上行走,全天下痛恨自己的国君的人都愿意归顺大王,向大王诉说他们的国君的暴行。如果真的能这样,又有谁能阻挡大王统一天下呢?”

齐宣王听了这番话,说道:“我脑子昏乱,不能想到这么大的道理。希望老先生能辅佐我实现心愿,明白地教给我方法。我虽然不够敏捷聪慧,但请让我试试。”

孟子又说道:“只有士人能做到没有固定的产业,却有恒定不变的思想。至于普通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随之也就没有恒定不变的思想。如果百姓们没有恒定不变的思想,就会胡作非为,什么坏事都做。等到犯了罪,大王就又用刑法惩罚他们,这其实是在坑害百姓。哪有仁慈的国君用这种办法坑害百姓的呢?因此,贤明的国君分给百姓的产业,一定要让他们上能够奉养父母,下能够养活妻儿,年成好时能够吃饱,年成不好时也能不至于挨饿。之后,再引导他们一心向善,这样一来,百姓们就愿意服从大王的命令了。而现在大王分给百姓的产业,上不能奉养父母,下不能养活妻儿,年成好时要受苦,年成坏时还可能被饿死。这使百姓们连保全性命都唯恐来不及,哪还有闲心追求礼义仁善呢?

大王想要实现最大的心愿,为什么不回到根本上来呢?五亩大小的宅院,在房前屋后种满桑树,五十岁的人就能穿上丝织的衣服了。鸡、猪、狗等家禽,不要错过它们的繁殖时机,七十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一百亩的耕地,不要耽误生产季节,有八口人的大家庭也能不挨饿了。办好教育,反复向年轻人灌输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肩扛头顶着重物赶路了。老人们能穿上丝织衣服、吃上肉,百姓们都不挨饿受冻,达到这样的地步而不能统一天下,这样的情况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

【阐释】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都面临一个选择:到底是实行王道好呢,还是实行霸道好?那么,什么是王道呢?所谓王道,就是由一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取代周天子的地位,统一天下,走“强干弱枝”的道路;所谓霸道,是指由一个强有力的诸侯牵头,继续维护以分封制为基础的局面,使战国时期“弱干强枝”的道路延续下去。

毫无疑问,孟子代表的儒家是倾向于实行王道的。实行王道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保民,保民的思想也是贯穿《孟子》全书的一根主线。但是,在儒家学派内部,还是经历了“先倾向于霸道,后倾向于王道”的转变过程,而这一过程的两个主角就是孔子、孟子这两个儒家的顶级人物。

受时代的影响,孔子是倾向于霸道的。孔子在《论语》里先后两次肯定了齐桓公的霸业,并认为这就是仁的表现,还认为管仲帮助齐桓公成就了霸功是“一匡天下”。联系当时中国遭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威胁的现实来看,孔子的这种观点是客观而正确的。可是只过了短短的一百多年的孟子出世,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当时已经没有了少数民族入侵的威胁,中国面临的难题主要是诸侯之间的战乱造成的民不聊生,统一已成了早晚的事,因此,孟子排斥霸功,主张推行王道。

在这一章里,尽管齐宣王的语气是委婉含蓄的,但实际上他关心的问题和其他诸侯没有两样,都是怎样才能称霸天下。但是孟子始终奉行的是王道思想,而不是霸功,因此孟子便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不懂得霸道,我只懂得王道。接下来,孟子从心理分析入手,逐渐使齐宣王对他讲的王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唤醒了齐宣王的仁慈之心。这是典型的“孟子手法”,使后面的论述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在后来的论述中,孟子诱使齐宣王否认他是一个爱好战争的人,于是,孟子又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再次诱使齐宣王默认他所追求的与其他诸侯并没有不同。此时,齐宣王已经彻底被孟子打动和征服了,只好请求孟子不要再逗他了,明白告诉他该怎么办。

于是,孟子终于和盘托出了他的治国方略和施政纲要,归结起来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有恒产才有恒心”,也就是说,应该“先足衣食,后治礼仪”,从稳定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相当重要的;从孟子的总体思想上来看,这也是保民、富民的重要前提,因为孟子考虑到,要让百姓安居乐业,不仅要让他们能够养家糊口,还要有一定的产业。这是“治礼仪”先决条件。讲清楚第一层意思以后,孟子再次向齐宣王展示了曾经向梁惠王展示过的富民兴教的宏伟蓝图。只是,从齐宣王的反映来看,他对这些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最后应该是不了了之了。

孟子就像孔子那样,不住地东奔西走,周游列国,为实现儒家的理想,也为了拯救身处乱世的黎民百姓而不辞辛劳。这种入世精神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卷二 梁惠王(下)

【原文】

庄暴[1]见孟子,曰:“暴见于王[2],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3]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4]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5]?”

王变乎色[6],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7]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8],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9]之音,举[10]疾首蹩頞[11]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12]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蹩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13]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14]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15]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16]矣!”

【注释】

[1]庄暴:齐宣王的宠臣,即下文提到的庄子。

[2]见于王:指被齐宣王召见,或者是孟子进宫朝见齐宣王。

[3]好乐:喜欢音乐。

[4]庶几:差不多。

[5]有诸:意为“有这回事吗”。

[6]变乎色:变了脸色。对于这句话一般有两种理解,一是齐宣王认为喜欢音乐是不正经的事,因此面露愧色;二是齐宣王恼怒于庄暴将他好乐的事告诉了孟子,因此面露怒色。

[7]直:不过、仅仅。

[8]独乐乐:独自一人欣赏音乐的快乐。

[9]管龠:泛指乐器。管是吹奏的乐器,龠是管乐器之名。

[10]举:全、都。

[11]疾首蹙頞:指因头疼而皱眉头。

[12]极:穷困,这里引申为极致、极端。

[13]欣欣然:得意、高兴的样子。

[14]田猎:在野外打猎。

[15]旄:旗帜,在这里指仪仗。

[16]王:称王、统一天下。

【译文】

庄暴来见孟子,说道:“大王召我进宫,告诉我说他喜爱音乐,当时我没有找到合适的话回答他。”

随后,庄暴问孟子道:“大王喜爱音乐,先生认为这件事怎么样呢?”

孟子道:“如果大王真的非常喜爱音乐,那么齐国恐怕就很有富国强兵的希望了!”

后来,孟子觐见齐宣王,问齐宣王道:“我听说大王曾经对庄暴说喜爱音乐,有这事吗?”

齐宣王听了,不禁脸色一变,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所喜爱的音乐,不是先王喜爱的那种清静典雅的音乐,我只是喜爱现在流行的世俗音乐罢了。”

孟子回答道:“如果大王非常喜爱音乐,那么大王的国家应该治理很不错了!这样看来,现在世俗的音乐和古代的高雅的音乐是一样的。”

齐宣王好奇地问道:“这其中又是什么道理呢?老先生能告诉我吗?”

于是,孟子问道:“大王觉得,独自一人欣赏音乐所获得的快乐,和与别人一起欣赏音乐获得的快乐相比,哪个更快乐?”

齐宣王想了想,回答道:“和别人一起欣赏更快乐。”

孟子又问道:“那么,和很少几个人一起欣赏音乐获得的快乐,与和很多人一起欣赏音乐获得的快乐相比,哪个更快乐?”

齐宣王又回答道:“和很多人一起欣赏更快乐。”

孟子便说:“那就让我给大王讲讲关于欣赏音乐的道理吧。假如大王现在命人在这里演奏音乐,百姓们听到敲钟击鼓、吹萧奏乐的声音,个个愁眉苦脸,相互奔走道:‘大王如此喜爱音乐,为什么使我们的生活陷入如此贫穷艰难的境地呢?父亲与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也都流离失散。’假如大王现在正在这里打猎,百姓们听到车马的喧嚣,看到华丽的仪仗,也是愁眉苦脸,相互奔走诉苦道:‘大王如此喜爱打猎,为什么使我们的生活陷入如此贫穷艰难的境地呢?父亲与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也都流离失散。’

“大王只是喜爱音乐,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不好的影响呢?这都是因为大王不能和百姓一起享受快乐的缘故。假如大王现在在这里演奏音乐,百姓们听到敲钟击鼓、吹萧奏乐的声音,个个欢欣鼓舞,高兴地奔走相告道:‘大王的身体应该很健康吧,不会有什么疾病,否则他怎么有心情欣赏音乐呢?’假如大王现在去打猎,百姓们听到车马的喧嚣,看到华丽的仪仗,也纷纷欢欣鼓舞地议论说:‘大王的身体应该很健康吧,没有什么疾病,否则他就不会打猎了。’之所以产生这么好的影响,只是因为大王能够和百姓一起享受快乐的缘故。如果大王能够和百姓们一起享受快乐,那么就可以统一天下了。”

【阐释】

在本章中,孟子着重阐述了“与民同乐”的问题。关于“与民同乐”的问题,在上一卷中孟子觐见梁惠王时已经谈到过。在这一章里,孟子又跟另一位国君--齐宣王说:无论是先王高雅的音乐,还是齐宣王喜欢的“流行的音乐”,只要能与民同乐,都是好事。

在孟子看来,夏桀、商纣只知道寻欢作乐,不顾百姓的疾苦,这是“独乐乐”,是错误的;相反,国君只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与民同乐,与民同忧,就可以在全天下百姓面前称王,才是真正的“与民同乐”。后来,孟子由“与民同乐”的思想出发,结合对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的不满,进一步提出了“仁政”思想,希望借助“仁政”的力量,实现“与民同乐”。

历史上,因提出“与民同乐”的思想而闻名于世的士大夫,除了孟子,还有北宋的范仲淹,而且,比起孟子的快乐观,范仲淹的更具有超前意识。在《岳阳楼记》里,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主张,这显然是从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阐发而来的。自范仲淹以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已经代替了“与民同乐”的思想,称为最具忧乐意识的“与民同乐”。

从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为“与民同乐”,但也是逐渐注入了更为强烈的使命感和自我牺牲精神,具有浓厚的悲剧意识。

【原文】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1],方七十里,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2]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3]往焉,雉兔者[4]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5]?臣始至于境[6],问国之大禁[7],然后敢入。臣闻郊关[8]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9]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10]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注释】

[1]囿:蓄养禽兽的猎场。

[2]传:典籍文献。

[3]刍荛者:割草砍柴的人。刍,割草。荛,砍柴。

[4]雉兔者:指猎取野鸡和兔子的人。雉,野鸡。

[5]不亦宜乎:不也是应该的吗?

[6]境:边境。这里指齐国的国境。

[7]禁:指政府颁布的禁令。

[8]郊关:国都郊外的关口。

[9]麋:鹿的一种,也叫“四不像”。

[10]阱:陷阱,在这里指陷百姓于死地。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道:“听说周文王有一个面积达七十里的狩猎场,这是真的吗?”

孟子回答道:“是真的,史籍上有这样的记载。”

齐宣王又问道:“面积真有七十里见方那么大吗?”

孟子回答道:“是的,不过百姓还嫌它小!”

齐宣王听了,疑惑地说道:“可是,我的狩猎场的面积才四十里,百姓们都觉得很大了。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道:“尽管周文王的狩猎场面积有七十里,但是如果百姓要砍柴割草,也可以去那里;如果百姓要抓鸟打猎,也可以去那里。因此,周文王的狩猎场可以算是与百姓共同分享的公共财富。如此一来,百姓们嫌它小,不就很合理了吗?

“我刚到达齐国的边境时,在打听清楚了贵国所有重要的禁令以后,才敢进入齐国境内。后来我听说,在都城的郊外有一片面积达四十里的狩猎场,大王规定说,如果有人杀死了那里的麋鹿,就如同杀死了人一样,要判重罪。这样一来,这个区区四十里见方的狩猎场,就像是大王设下的一个用来坑害百姓的陷阱,百姓能不觉得它很大吗?”

【阐释】

在这一章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即周文王方七十里的园林与齐宣王的方四十里的园林相比,哪个最小?结论是几乎是齐宣王的两倍的“周文王囿”小于齐宣王“方四十里的囿”。因为“民犹以为小”,因为周文王的园林是与民共有的。

由此可见,这一章的主旨也是讲“与民同乐”,不仅如此,还上升到了“与民同有”的高度。对于百姓而言,听音乐和享受欢乐都过于有些遥远和不切实际,只有共同享有森林、江河,能在森林和江河里任意砍柴和钓鱼,以供生活之用,这才是实际的。因此,百姓才担心周文王的园林太小了,以至于木不够砍,鱼不够钓。而齐宣王的园林却由于不准百姓进入,在百姓心中成了没有实际价值的东西,自然越大越不好了。

有人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的氏族部落制时代,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国君离百姓较近,有可能做到与民同乐,与民同有。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财富不断增多,国君的权力逐渐变大,与百姓的距离也拉大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周初时,周文王可以与民同有园林,而数百年之后的齐宣王就做不到了。

不论是与民同乐还是与民同有,出发点都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和“保民”思想,哪个国君能够实行“仁政”,他就能够与民同乐;哪个国君能够拿出自己的园林与民同有,他就做到了“保民”。

【原文】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1],文王事昆夷[2];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3],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4]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5]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6]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7]。”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8]云:‘王赫[9]斯怒,爰[10]整其旅[11],以遏徂莒[12],以笃周祜[13],以对[14]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15]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16]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注释】

[1]葛:即葛国,商为诸侯国时的邻国,故址在今河南省宁陵以北。

[2]昆夷:即混夷,周朝初年时我国西部的一个部落。

[3]獯鬻:又称猃狁,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

[4]乐天者:以天命为乐的人,即乐行天道的人。

[5]畏天者:敬畏天命的人。

[6]《诗》:这里特指《诗经-周颂-我将》篇。

[7]好勇:意为喜欢逞强,爱动武。

[8]《诗》:这里特指《诗经-大雅-皇矣》篇。

[9]赫:赫然,发怒的样子。

[10]爰:于是。

[11]旅:指军队。

[12]莒:即莒国,春秋时的一个诸侯国,后被楚国所灭。

[13]祜:福祉。

[14]对:答谢。在这里指答谢天下仰望之情。

[15]:指《尚书》。

[16]衡行:即横行。这里指的是商纣的横行。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道:“在与邻国的交往方面,先生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吗?”

孟子回答道:“有的。只有有仁德的国君才能做到用大国的风范去侍奉小国,因此,过去的商汤能侍奉葛,周文王能侍奉昆夷;只有有智慧的国君才能做到用小国的姿态去侍奉大国,因此,过去的周太王能侍奉獯鬻,越王勾践能侍奉吴王夫差。用大国的风范侍奉小国的人,是以天命为乐的人;以小国的姿态侍奉大国的人,是敬畏天命的人。以天命为乐的人能够安定天下,敬畏天命的人能安定自己的国家。《诗经》上说:‘能够畏惧上天的威严,才能得到国家的安定。’”

齐宣王听了,说道:“先生的这番道理真是博大精深啊。只是,我有个毛病,就是‘好勇’,喜欢逞强。”

于是,孟子说道:“既然如此,就希望大王不要只是喜好小勇。举个例子,有些人总是握着剑柄,瞪着眼睛喝斥别人道:‘谁敢跟我决斗?’其实,这只不过是匹夫之勇,这样的勇力只能对付一个人罢了。大王不要喜好这样的匹夫之勇,而是要喜好大丈夫之勇。

“《诗经》上说:‘周文王在听说密须国出兵欺凌阮国的消息后,不禁勃然震怒,于是整顿兵马,截住了密须军的去路,以此来显示周王朝的威福,答谢世人的期望。’这就是周文王的勇武。周文王一发怒,就凭借他的勇武使百姓得到了安定。

“《尚书》上说:‘苍天降生了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又给他们降生了国君和师长。之所以降生国君和师长,是为了协助苍天来教导和爱护百姓。因此,全天下所有有罪和无罪的人,都由我处罚和安抚。普天之下,哪里有敢超越本分而胡作非为的人呢?’所以,只要有一人横行天下,周武王就感到羞耻。这就是周武王的勇。周武王也是一怒便使百姓都得到了安定。现在,如果大王也能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样,做到一怒便使全天下的百姓都得到安定,那么,百姓还唯恐大王不喜好勇武呢。”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主要向齐宣王阐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与邻国交往;二是大勇与小勇之间,应该选择小勇,还是选择大勇。

众所周知,古往今来的国事,都涉及到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而在此前的章节里,孟子阐述的主要都是内政问题,发表的都是他在内政方面的主张,但在这一章里,孟子却第一次开口谈论外交的问题。

当齐宣王开口便问“交邻国有道乎”时,孟子阐述了他的外交策略:“大国要仁,小国要智。”也就是说,大国要与小国友好相处,小国不要妄自尊大。如果能做到这些,大国就会安定天下,小国就能安定自己的国土。要想做到“大国要仁,小国要智”呢,首先就要做到“大国以天命为乐”,即能替天行道,又能不欺负小国;“小国以天命为敬”,即维持自己的生存,又不与大国为敌。总体来说,孟子的外交策略浅显而精妙,对当时的各诸侯国都有极大的影响。

需要承认的是,在如战国一般纷乱的时代,在各诸侯国国君看来,孟子的外交策略是“跟不上时代”的不实用的理论。因此,齐宣王对孟子的这一主张也没有太大的感触,在他看来,当时的现实是,诸侯国之间的外交问题多半是用战争解决的,所谓“强权就是真理”,至少对齐这样的大国,“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然而,作为百姓的“父母官”,齐宣王又不能明目张胆地说孟子说的不对。于是,他开始装模作样的自我批评,说自身还有缺点,恐怕难以接受这番高论。其实,这既是对孟子外交策略的侧面否定,又是在转移话题。

齐宣王有什么缺点呢?好勇。于是,围绕着好勇这个话题,孟子又阐述了他对大勇和小勇的看法。所谓小勇,通俗的来说,就是匹夫之勇,是以个人勇力互相争斗;而大勇则是以理义为利器互相争斗。小勇只能敌一人,大勇可以安定天下。

当然,大勇和小勇的论述也跟孟子的“仁政”和“保民”思想密不可分,孟子举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例子,说明了一个道理:具有大勇的国君,如果一旦发怒,振臂一呼,就可以让全天下的百姓得到安定,所以,百姓也是喜欢大勇的。由此可见,孟子确实是心怀百姓的,任何思想主张都离不开“保民”。

从小勇和大勇的区别和效果上来看,所谓真正的勇是斗智和斗义理。只有在义理上取得主动,才能真正战胜一个人,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力强强一时,理强强一世”。

【原文】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1]。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

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2]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3]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齐景公[4]问于晏子[5]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6],遵海而南,放于琅邪[7]。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

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8];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9]者。春省[10]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11]?吾王不豫[12],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13]。今也不然:师[14]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15]胥[16]谗,民乃作慝[17]。方命[18]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19]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悦,大戒[20]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21]补不足。召大师[22]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徴招、角招[23]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注释】

[1]雪宫:齐国的离宫。

[2]非:认为……非,即毁谤、埋怨。

[3]非:不对,错误。

[4]齐景公:春秋时齐国的国君。

[5]晏子:名婴,齐景公时齐国的贤相,他的事迹和学说多见于《晏子春秋》一书。

[6]转附、朝儛:山名,在今山东省境内。

[7]琅邪:山名,在今山东省诸城境内。

[8]巡狩:指周天子巡视各诸侯的封地。

[9]无非事:没有无事空行的情况。

[10]省:查看、检查。

[11]休:这里指恩惠。

[12]豫:同“游”,指国君的出宫巡游。

[13]度:法度、典范。

[14]师:兴师。

[15]睊睊:因愤恨而侧目而视的样子。

[16]胥:互相。

[17]慝:邪恶。

[18]方命:违反命令。方,违反、违背。

[19]从兽:狩猎的别称。从,追逐。

[20]大戒:充分的准备。

[21]兴发:开仓赈灾。

[22]大师:即太师,古代的乐官。

[23]徴招、角招:均为乐调之名。

【译文】

齐宣王在雪宫召见孟子。

齐宣王问孟子道:“古代的圣贤也能感受到在这样的宫殿里居住和享乐的快乐吗?”

孟子回答说:“是的。但是如果百姓得不到享有这种快乐的机会,他们就会埋怨国君。百姓得不到这种快乐就埋怨国君,这是不对的;可是作为百姓领导者的国君,不与百姓共同享受快乐,也是不对的。如果国君心里装着百姓,把百姓忧愁的事当作自己忧愁的事,那么百姓也会把国君忧愁的事当作自己忧愁的事。把全天下的人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把全天下的人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这样做了,还不能称霸天下,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

“齐景公曾经问晏子道:‘我想去看看转附山和朝舞山,然后再沿着海岸一直向南走到琅邪山。该怎么做,才能和古代贤君的巡游相比呢?’

“晏子回答道:‘大王问得好。周天子去诸侯国叫巡狩,所谓巡狩,就是视察各诸侯守卫的疆土;诸侯去朝觐周天子叫述职,所谓述职,就是给周天子汇报工作。不论是周天子的巡狩,还是诸侯的述职,这些都是职责内的正经事。春天时视察春耕的情况,遇到百姓粮食不够吃时,要给他们提供补助;秋天时视察秋收的情况,遇到百姓歉收时,也要给予他们补助。夏朝有个谚语说,我们的大王不出宫巡游,我们怎么能得到休息呢?我们的大王不出来巡视,我怎么能得到赏赐呢?一年一次巡游一次巡视,是诸侯的惯例。但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国君一旦出游,就要兴师动众,向百姓索要粮食,致使饥饿的人没有粮食吃,疲倦的人不得休息,百姓们对大王是愤怒得侧目相视,纷纷怨声载道,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层出不穷。这种巡游背天虐民,因大吃大喝而造成的浪费犹如流水一般,真是流连荒亡,连诸侯都为此而忧虑。什么是流连荒亡呢?顺流而下的游而忘返叫做流,逆流而上的游而忘返叫做连,狩猎而不知厌倦叫做荒,饮宴而不知节制叫做亡。古代的贤君既没有流连的欢乐,也没有荒亡的行径。请大王自行选择自己的行为。’

“听了晏子的话,齐景公非常高兴,于是预先在国都内做了充分的准备,然后又移住在郊外,打开粮仓赈济贫穷的人,还召集大师说:‘给我创作一些表现君民同乐的乐曲!’于是就有了《徴招》、《角招》。这些乐曲里有歌词这样说:‘畜君有什么不对呢?’畜君的意思就是敬爱国君。”

【阐释】

孟子在这一章里论述的核心问题还是与民同乐,已经是他第三次与齐宣王讨论与民同乐的问题了,但是与之前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相比,角度不同了,道理也更深刻了。

在这一章里,孟子不仅说到乐,而且还从乐说到忧,第一次提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这体现了孟子的民权主义思想和“为民”思想,是百姓真实愿望的深刻反映。

后来,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被宋代的范仲淹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孟子与范仲淹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孟子是对国家的最高决策者提出了这一要求,范仲淹仅仅是对知识分子和官僚集团提出了这一要求。相比之下,孟子的意义和作用要大过范仲淹的。但是,从“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以孟子和范仲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更强烈的使命感和自我牺牲精神,能更深刻的感染人。 yHZ6IVepc2md9l9Wet/j1GMzDz/1WsZ0Ijqk8mbYO8k6L63Li+Kpk54Ad1mmAz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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