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作为一个伦理体系的武士道

就像樱花是日本的象征一样，武士道也是日本这片国土上固有的花朵；它并不是保存在我们的历史标本集中的一种古代美德的干枯标本。它是依然存在于我们中间活生生的力和美的对象；尽管它没有可触摸的形状或形态，然而它却像道德气氛中的芳香，能够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依然还在它强有力的支配之下。产生和培育它的社会条件早已经消失了；但是，正如那些曾经存在的现在已经消失的星星一样，它们的光芒依然照耀着我们，武士道也是如此，它是封建制度的产儿，却在它的母体制度消失后依然存在，并照耀着我们的道德之路。如今，能够用柏克使用的语言来思考这一主题，我感到非常开心，在欧洲，柏克曾经在一种类似于武士道的精神死亡而无人理睬的时候，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令人动容的颂词。

像乔治米勒博士那样知识渊博的学者曾经毫不犹豫地断言，骑士制度，或者类似的其它制度，无论是古代的各国家和民族或者现代的东方都从未存在过（2），然而，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就表明了他对于远东的知识是如此欠缺，达到了令人悲哀的程度。不过，这样的无知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这位善良的博士在出版这本书的第三版时，培理将军正在叩打我们一直紧锁的国门。在十多年之后，我们的封建制度发展到了末期，正在写作《资本论》的卡尔马克思，呼吁他的读者注意研究封建主义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便利之处，那时，只有在日本才可以见到其活生生的形式。同样，我现在要提醒西方历史和伦理的研究者去研究现在日本的武士道。

对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和武士道进行历史的比较，这是一个诱人的主题，但这不是这本书的长度可以解决的。我这里试图要阐明的：第一，我们的武士道的起源和源流；第二，它的特性及教义；第三，它在大众中的影响；第四，它的影响的连续性和永久性。在以上这几点中，第一点处理的比较简单和草率，要不然的话，我就会把读者引入我们国家历史的曲折小巷中；第二点将占据较大的篇幅，因为它会使国际伦理学和比较行为学的研究者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感兴趣；其余各点则作为结论来论述。

我试着将这个日本词翻译成Chivalry，在其原始意义上比骑士制度更富有表现力。武士道在其字面意义上，指的是武士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活中都应该遵循的道--武士的教义；用一句话来说，即“武士的准则”，它是随着武士身份而来的义务。在解释这个词的字面意思之后，下文我就使用这个原词。使用原词还有一个可取的理由，那就是，一种受到如此限制的和独特的、产生了独特地域性心灵和性格的教义，应该有其外表的特征标志；因此，一些深刻表现种族特性的具有民族特质的词，即使是最优秀的翻译家也无法准确地翻译它，有时反倒会被加上不恰切、不适当的意义。谁能完美地翻译德语“Gemuth”所表达的意义？英语的gentleman和法语的gentilhomme在口语上非常接近，可是谁没有感觉到它们之间的微妙差异呢？

武士道就是要求武士去遵守的道德法则和规章，或者说是命令其遵守的规章。它并不是成文的规章；最多也就是口口相传下来的一些警句，或者源自一些著名武士或专家的手迹。它常常是一部无言无文的规章，在真正的行动中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它还是一部铭刻在内心的法典。它不是一个人创造出来的，无论其头脑如何聪慧，它也不是一个名人生平的产物，无论这个人有多大的声望。它是经过数十年、数百年的武士生涯历练出来的一个有机体。也许，武士道在道德史上的地位，与英国宪法在政治史上的地位一样；不过，武士道没有什么可以与大宪章或人身保障法相比较的东西。确实，在十七世纪早期也颁布了武士法令；但是这十三条短短的法令涉及的多是婚姻、城堡、社团等，只是零星地涉及到训导规则。因此，我们无法指出任何确定的时间和地点，说“这就是它的根源”。只是它是在封建时代有这种意识，因此，关于它起源的时间，我们可以认为是起源于封建时代。但是封建制度本身就是由许多线交织而成的，武士道当然也有这种内在的性质。就像英国的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可以追溯到诺曼底人的征服一样，我们可以说武士道在日本的兴起与十二世纪晚期的源赖朝称霸是同一时期。不过，像在英国一样，我们发现封建主义的社会成分可以追溯到征服者威廉之前的时代，因此，日本封建主义的萌芽在我上面提到的时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另外，正像欧洲一样，当日本的封建制度正式形成之后，职业的武士阶层也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他们就是所谓的侍卫，字面上的意思就像古英语中的cniht（knecht，knight，骑士），意思就是护卫或随从--类似于凯撒在《阿奎塔尼亚》中提到的soldu日i（勇士），或者如塔西佗所说的他那个时代追随着日尔曼首领的comitati（卫士）；或者类似于后来的militesmedii（斗士），这在中世纪欧洲的历史中可以读到。在日常用法中，还会使用汉字的“武家”或“武士”。他们是一个特权阶层，最初肯定是那些以搏斗为职业的禀性粗野之人。在漫长的战争时期，这一阶层自然是从那些最有男子气概和最喜欢冒险的人中招募来的，在这个筛选过程中，胆小脆弱的人被淘汰了，用爱默生的话来说，只有那些“拥有男子气概的、粗野而有力的粗鲁之人”才会被选出来组成家庭并划分到武士阶层。与巨大的荣誉和巨大的特权相伴而来的，是重大的责任，他们很快就觉得需要一个共同的行为标准，尤其是因为他们一直处在好战的关系中，而且属于不同的团体。就像医师通过职业道德来限制他们之间的竞争一样，就像律师在违反了礼节要出席质询会一样；武士在他们行为不端的时候也必须求助于某种最终的裁决。

搏斗要公平！在野蛮人和孩童的这种原始意识中，存在着非常丰富的道德资源。这难道不是一切军人美德和公民美德的根基吗？我们以微笑来面对（好像我们已经不再是这样的年龄了）英国小孩汤姆布朗那充满孩子气的愿望：“成为一个流芳千古的既不威吓小孩子也不拒绝大孩子的人。”然而，又有谁不知道这一愿望是规模宏大的道德结构赖以建立的基石呢？难道我不可以进一步说，甚至最温和、最热爱和平的宗教也认可这一愿望吗？汤姆的愿望是英国业已筑就的伟大的基础，而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武士道并不是建立在一个不稳固的基石上的。就像贵格会会员所说的那样，搏斗，无论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都是残忍和错误的，我们还可以像莱辛说的那样，“我们知道我们的美德源自缺点”（3）。“卑鄙”与“怯懦”是对一个健康而单纯的人最大的侮辱性绰号。孩童时期就是伴随着这些观念开始生活的，武士也是一样；但是，随着生命的成长，关系的复杂，这些早期的信念就需要更高权威的认定，以及更加理性的来源来保证其自身的合理、满足和发展。如果只是实行军事体制，而没有更高的道德支撑，那么武士的理想就会堕落得远不如武士道！在欧洲，基督教被有意识地用来解释骑士制度的合理性，不过依然只是注入精神性的元素。拉马丁说，在日本，武士道也有几个来源。“宗教、战争和荣誉，是一个完美的基督教骑士的三个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