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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不满的时候，埃匹米修斯的角色倒是和普罗米修斯有些相似，因为再没有更好的方法来预防不满了。埃匹米修斯在痛苦和邪恶飞出来的时候，终于把盖子盖上了，并把希望关在了盒子底下。毫无疑问，用技巧和权谋来培养及保持各种希望，并带领人们从一个希望走向另一个希望，这是缓解和消除不满这种毒素的最佳解毒药之一。而且，衡量一个政府和政治家是否清明，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即使它不能使百姓心满意足而赢得民心，也能够让民众感到有希望的寄托，从而赢得民心，同时，这个政府能够处事得法，以至任何困难都难不倒它，仿佛任何事都是有希望的，都有解决的出路。这一点做起来并不难，因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党派，都是善于吹嘘自己的，或至少敢于装出不相信大难临头的模样。
另外还有一种虽然是众所周知的，但仍不失为上策的预防措施，那就是预见并提防某些适合心怀不满的人聚集在一起的领头人物。我们以为能充当这种为领头人物的人大多都拥有成就和声望，深受那些对现政不满的党派的信任和尊崇，同时他们也被认为对现政心怀不满。对这种领头人物，政府要么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来对其加以争取并让他归顺，要么就使其同党中有另一领头人物与之对立以削弱他的声望。总而言之，对各类反政府的党派集团实行分化瓦解，挑拨离间，或者至少是让他们内部之间互相猜疑，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因为如果是拥护政府的人内部四分五裂，而反对政府的人内部却万众一心的话，那么将是极其危险的情况。
我们清楚地看到，君主口中无意说出的某些风趣而又刻薄的话，曾经点燃了反叛的烈火。恺撒曾经说：“苏拉是文学上的外行，所以不能‘口授文章’。”这句话给他自己带来了灾难，因为这句话完全断绝了人们对前途所抱有的希望，也就是在某个时刻他会自愿交出他的独裁者的职位。加尔巴因为一句“我的士兵是征召的，而不是买来的。”而毁掉了自己的前程，因为这使得士兵失去了获得赠品的希望。普罗巴斯也因那句“假如我活下去，罗马帝国就不再需要士兵了。”毁掉了自己的前程，因为这句话让他的士兵们非常绝望。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但毫无疑问，在敏感的问题上和在不稳定的时代，君主需要对他的言行十分谨慎，因为话一旦出口，就好像射出的箭一样，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是饱含动机冲口而出的话。至于那些长篇大论，是淡而无味的，也就不像简短的话语那样会引起他人的注意。
为了预防一切可能造成叛乱的因素出现，君主身边不能没有一个、或者更多的勇敢的大将，他们可以在反叛开始的时候就把它镇压下去。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动乱一旦爆发，朝廷中就会出现不应该有的恐惧和不安。而政府就会出现塔西佗所说的那种危险：“人的脾气就是这样的，虽然没有几个人敢于冒险做出这样一个邪恶的举动，但是许多人却渴望邪恶的举动出现并且会默许这邪恶的举动。”但这样的军事人员必须是忠诚可靠的，并且具有很好的名声和地位，而不是那种喜欢结党营私，专门讨人喜欢的人，同时还要拥有与政府中的其他大人物地位相应的职位，否则的话，那治病的药就会比疾病本身更加有害了。
论无神
我宁愿相信那些圣使教徒的传记、犹太教的经典和《古兰经》中的一切寓言和神话，也不能够相信这个宇宙只有躯壳、却没有一个作为主宰的精神和灵魂。所以，上帝没有必要用显示奇迹的方式来反驳无神论。实际上，宇宙中所存在的自然秩序，已经足以驳倒它了。
只有那些对哲学一知半解的人把人导向了无神论，但是人们经过对宇宙与哲学的深刻思考，却必然会使人皈依上帝。因为如果仅仅从表面上来看，这自然界中的万物似乎是偶然的和不相关联的。可是只要深入地观察和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因果联系，最终只能导向一个总的宇宙原因--这就是神。
《圣经》上说“愚钝的人心里是没有神的”，而不是说：“愚钝的人心里在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与其说愚钝的人心里说到了也就想到了，还不如说他是完全可以相信有上帝的，或者是可以说服他相信有上帝的。因为，除了那些主张无神论可以为自己捞油水的人之外，没有人否认上帝的存在。这一点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印证：尽管无神论者是反对宗教的，可是他们本身却也在传播着一种宗教--这就是一种否认神的存在的宗教。另一方面，很多无神论者因为有人信仰神而感到痛苦、而去争论--但是既然你相信根本就没有神，那么你又何必还要为此而痛苦和争辩呢？
伊壁鸠鲁只不过是为了他的声望而掩盖真相，但是他还是受到了指责，这是因为他非常肯定地说，神性是存在的。不过那又是一些自得其乐的神性，与世界的治理是没有关系的。他的反对者在指责他的时候说，他是在见风使舵，尽管他在心里认为神是不存在的。但不可否认他受到了诽谤，因为他的话是高贵而敬神的：
“对神灵真正的亵渎，并不是否认世俗的神的存在，而是把世俗的信念运用在了神的身上。”
即使是柏拉图也是无话可说了。
印第安人虽然并不知道上帝的存在，但是他们也相信宇宙中是有神存在的，并且赋予了那些神各种各样的名称。古代欧洲的异教徒们不也是一样的吗？他们虽然不懂得上帝，但却崇拜丘比特、阿波罗和宙斯。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是还没有开化的野蛮人也同样具有关于神的观念，只是他们的宗教思想不如我们所认识到的那样博大精深罢了。所以，就反驳无神论这一点来说，野蛮人是和最机智的哲学家处于同一行列的。而真正能提出无神论理论的人也是并不多见的，名气比较大的只有迪格拉斯、拜思、卢西那么几个人。但他们的理论也并不是十分严密，实际上只能算是一些怀疑论罢了。而那些名副其实的所谓无神论者其实更多的是一些伪君子，因为他们在谈话中总是会谈论到有关神圣的事情，但却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这样一来，到最后他们一定会变得麻木不仁的。无神论出现的原因，一是宗教的分裂，如果那是分裂成多个派别的话，因为任何一次非常重大的分裂都会让双方充满了激情，但如果派别众多那么就可能会生发出无神论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僧侣的丑闻，当丑闻达到圣伯纳所说的程度时也会导致无神论的产生，圣伯纳说：“我们现在不能够说，教士和民众是一样的，因为事实上民众并不像教士那样糟糕。”第三个原因是嘲弄神圣事物的充满亵渎的风俗，它的存在一点一点地损坏了宗教的尊严。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在一个时期内学者当道，尤其是当社会处在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时代。因为动乱与逆境会使人对宗教更加心仪。不承认神存在的人，是在毁坏人的尊贵，因为人就其身体而言无疑是与禽兽接近的，这样一来，人就会成为一种卑贱下作的动物了。无神论就是运用这些手法来破坏人品的高尚和人性的升华的。以狗为例，当它发现自己在受人的喂养而不用为事物发愁时，它就会表现得非常大方和无畏，这个人对于它来说简直就是一位神灵，或是一种更加高超的灵性。如果它没有了对高过自己的灵性的信心，狗这种动物肯定是远远不能够如此无所畏惧。
人也是如此，如果他能够确信自己受到了神的庇护和恩宠，那么他便会获得人性本身所无法获得的力量和信心。由此可以看出，正如它在任何方面都可恶可恨一样，无神论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因为它会剥夺人性藉以来实现自我升华并超越脆弱的工具。这个道理对于人是这样的，对于国家民族也是这样的。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罗马更高贵的国家，而关于这个国家，正如西塞罗所说的那样：“各位元老，我们完全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虽说我们在人数上不如西班牙人，在体力上不如高卢人，在灵巧上不如迦太基人，在计谋上不如希腊人，即使是对这片土地和这个国家的眷恋之心，我们也比不上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和拉丁人，但是在对神的虔诚和宗教信仰上，以及把不朽的诸神视为万物的主宰这一智慧上，我们却胜过了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民族。”
论迷信
对于神，即使什么都不说，也要比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好许多。因为前者是不信仰神，而后者则是对神的不敬，毫无疑问，迷信则是对上帝的侮辱。
对此，普卢塔克说：“我宁愿人们说世上根本就没有普卢塔克这个人，也不愿他们说有一个叫普卢塔克的人，他的儿女一出生就被他吃掉了。”而且，如果对上帝的无礼程度越大，那么对人的危害程度也就越大。
无神论把人交给了辨别力，交给了哲学，交给了合乎人之常情的孝敬，交给了法律，交给了追逐名利的心，即使没有宗教，所有这一切也会引导人们获得一种表面上的美德，但是迷信却把这一切都给去掉了，并在人们的头脑中树立起一种绝对的专制统治。所以无神论从来就不可能扰乱一个国家，因为无神论使得人们对自己更加小心，这都是因为人们不能够看得更远，所以我们看到，倾向于无神论的时代，就是和平的时代。但迷信却一直都是许多国家出现混乱与罪恶的根源，它的出现引来了一个新的第十重天，很可能会强行干扰政府这类天体的正常运行。迷信的大师就是民众，凡是有迷信的地方，都是聪明的人者跟随愚蠢的人，理论要掉转次序来适应实践。
在特兰托的宗教会议上经院派学说占据了上风，一些主教们曾经非常严肃地指出，经院派学者就像某些天文学家一样，那些天文学家曾经想像出偏心圆、本轮和诸如此类的轨道模型，来对行星运动现象进行解释，然而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的想像纯属子虚乌有，而经院派学者也以同样的方式杜撰出无数玄妙难懂的准则和原理，对教会的行为加以解释。
让人类被迷信所迷惑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利用眼花缭乱的宗教礼仪制造一种法利赛式的虔诚，利用人们对传统的盲目崇拜和信仰，以及利用其他各种由僧侣教士所发明和设计的宗教圈套。僧侣和教士们常常会谈到所谓的“虔诚的善意”，但却不惜让这种“善意”把人类引向地狱。最后，迷信还利用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那些野蛮时代，尤其是那些灾祸横生的时代来对人们进行教育，让他们相信通过迷信就可以避免受到灾难的侵害。愚妄的迷信是极为残酷而且丑陋的。迷信并不是宗教。如果有一只猿猴，他的外表和人极其相似的话，那么将会是令人感到十分厌恶的，因为这是对人类的嘲弄。而一种迷信，如果以一种虔诚的宗教的形式出现，那么也将会更加令人厌恶。世间万物腐烂就会生出蛆虫，其实某种起初很神圣的宗教仪式，时间长了也会腐化变成一种繁琐的形式，并且使信徒们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另一方面，当人们憎恨一种旧的迷信时，往往又会矫枉过正，其结果却是陷入了一种相反的新迷信。所以在反对一种迷信时，应当慎重而不要做得太过分。
论旅行
对于年轻人来说，旅行是一种学习知识的过程和方式。而对于成年人，旅行则是丰富人生经验的最佳途径。
当你想到某个国家去旅行时，首先应该学习一些这个国家的日常用语。假如一个年轻人在旅行中，身边有一个了解那个国语言和风土人情的向导，那么对他来说将是大有裨益的。否则，他就可能像一只蒙着头的鹰，到处乱撞，很难说能看到什么了。
在进行航海旅行的时候，陪伴人们的只有辽阔的天空和大海，这时人们就会用写日记的方式来充实这些富余的时间。而在陆地旅行的时候，人们可以观察到的东西多得多了，可是人们反而不记日记了，好像偶尔见到的东西要比仔细观察到的东西更适于记录下来似的，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所以日记还是应该记的。在旅行中应该观看和观察的事情是：君主的宫殿，尤其是他们正式接见外国使节的时候，或者是正在审理案件的法庭，以及正在审理案件的教会法庭，教堂和修道院，以及保存下来的带有岁月痕迹的历史遗迹，城市的墙垣和堡垒，以及船坞和港口，图书馆、学院，以及学院里的辩论练习和讲座，航运的船队和海军，大城市附近的豪华建筑和公共娱乐场所，军械库、兵工厂、仓库、交易所、金融市场、货仓、马术训练、剑术训练、士兵的训练，等等，上流人士经常去欣赏的喜剧，珍藏珠宝和袍服的展室，陈列艺术珍品的艺术品展室，也就是说，所去的地方一定是具有纪念意义的，或者是拥有值得记忆和回味的东西。至于那些庆典、舞会、宴会、婚礼、葬礼、行刑以及类似的场景，是没有必要放在心上的，虽然它们也是不能够视而不见的。
在交际方面，不要只找非常熟悉的同乡或者亲友。而是应该设法接触当地的上流社会和上流人士，以便在必要的时候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如果能设法和各国外交使节的秘书交往并建立起友谊，那么，将是十分有益的，因为那样就可以通过和他们的交往，来了解他所在国家的风土民情，从而丰富你的阅历和知识。也就是说，你虽然只到了一个国家，但是却能够得到许多国家的知识。
在旅行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去拜访一下当地有名望的贤达人士以便观察一下他们的实际情况与所拥有的名望是否相称。但是千万要注意避免卷入当地所发生的纠纷和决斗，因为这种决斗无非是为了争夺情人、位置、荣誉或者语言的冒犯。为了避免发生纠葛，我们在待人接物上就必须谨慎，尤其是在和那些性情鲁莽的人交往时则要更加小心，因为他们总是乐于招惹是非的。
旅游归来，不要把所游历过的国家全部都抛在脑后，而是应当用信件与那些最有价值的朋友，保持通信联系。还有就是宁可将他的旅游中的见闻反映在言谈中，也不要反映在服饰和举止上。而在言谈中，与其自告奋勇地讲述旅游中的见闻，还不如审慎地回答问题为好。还有就是，应该表现出没有用外国的习惯来替代本国的习惯，而仅仅是把从外国学到的东西，选择好的部分融入到自己本国的习惯中。
论君主
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面对一些事情又总是愁眉苦脸，这实在是一种可怜的状态。但这往往就是君主们的处境。君主们拥有尊贵的地位，没有什么欲求，因此他们的心智反而会更加郁闷，加上他们身边时时刻刻都会有险情出现，所以心境也就更加开朗不起来了。这也正是《圣经》所谓的“君王的心是深不可测的”原因之一。无论是什么人，如果猜忌太多，而且又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可以支配和调动起他的情绪和欲念的东西，那么他的心理就会变得难以捉摸。
为了逃避这种可悲的心态出现，明智的君主往往会在没有事的时候为自己找些事情来做：例如设计一座亭台楼阁，组织一个社团，选拔一个臣仆，学习某种技艺等。例如尼罗王爱好演奏竖琴，达密王射箭技术很高，哥莫达王热爱剑术，卡拉卡王喜欢骑马飞奔等等。这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是很奇怪和不可理解的。为什么君主不关心国家大事，却爱好这些雕虫小技呢？我们在历史中还会发现，有些君主早年英姿勃发，所向无敌，但是到了晚年却陷入了迷信和忧郁的境地。例如亚历山大大帝和德奥克里王就是这样。再后来还有查理五世也是如此。这是因为一个已经习惯于叱咤风云生活的人，当他们一旦进入无事可做的寂寞境地时，就难免会走向颓废。
现在我们再谈谈关于一个君主所应该拥有的真正气质。君主的真正气质是一种世间罕见的东西，并且是很难长久保持的，因为正常的气质和紊乱的气质都是由相反的事物所组成的。但把相反的事物随意的混合起来是一回事，而把相反的事物进行互换则又是另外一回事。阿波罗尼乌斯对韦斯巴苔所作的回答充满了很好的教益。韦斯巴苔问他：“尼禄为什么被推翻？”他回答道：“尼禄很擅长弹拨竖琴，但是他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他有时会用力过大而把琴的弦轴拧得太紧，而有时却又把弦轴拧的太松。”无疑，最能毁灭君主权威的，莫过于运用权力时的不平衡和不适时的任意互换，那就是有时过分的压迫，有时又过分的放松。
近代的君王在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难和祸患时，他们会采取消灾或避难的计策来巩固其统治，而不是寻求防患于未然的根治方法。但是，这样做其实更大程度上是在和运气比试高低，而且，应当提防的是，不应当忽视或姑息那些可能会引起动乱的因素。因为谁也不可能阻止火星跳到干柴堆上，也不能够确定它会从哪儿飞出来。君王巩固他们统治的困难很多也很大，但是其中最大的困难往往是在他们的内心中。塔西佗说君主们做出一些彼此之间相互矛盾的决定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为君王们的欲念通常都是强烈而又自相矛盾的。权力的误区就在于其对目的是向往的，而对经过的过程却又是不能忍受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作为君主。他的敌人似乎举目皆是--无论是邻国、妻子、儿女、贵族、绅士、僧侣、平民、盲人还是士兵，稍有不测，都有可能成为仇敌。
先讨论一下关于邻国的事情。与邻国的关系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却有一条是永恒不变的，这就是：要自强不息，警惕你的邻国的实力超过你。
在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三雄鼎立的时代，三个国家之间就是这样互相监视，如果有一方得到哪怕是巴掌大的一块领土，其余两方也会马上着手来瓜分了它，必要时还会诉诸战争，他们绝不会以牺牲本国利益来换取和平。与上述情况相似的还有由那不勒斯王斐迪南、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掌权者洛伦佐美第奇和米兰大公卢多维卡斯福尔扎所结成的联盟。
某些经院哲学家对战争的见解其实并不可信，他们认为战争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些整日埋头于书堆之中的学者，哪里会想到对潜在危险的恐惧也可能成为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即使是那种危险还没有变成现实。
我们再来看看帝王们后宫的妃嫔。她们中一些人的性格是极其残酷的，莉维亚毒死了她的丈夫，从此声名狼藉，苏莱曼的妻子罗克萨拉娜，造成了那位著名的穆斯塔法苏丹王子的死亡，并在其他方面搅乱了他的家庭生活和皇位继承计划，英格兰爱德华二世的王后，在她的丈夫被废黜和被害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妃嫔们想要扶持自己的孩子继承王位时，或者是在她们有了外遇的时候，是最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危险的。
关于子女的问题，来自他们的危险和由他们所引发的悲剧，同样，一直是层出不穷的。不管怎么样，父亲对儿子充满了猜疑毕竟是不幸的事情。我们前面提到：穆斯塔法的死葬送了苏莱曼王族，因此，土耳其王位的继承，从苏莱曼之后直到现在，都有不正统的嫌疑，谢利姆二世就被看成是私生的。一个非常有出息的青年王子克里斯帕斯被他的父亲君士坦丁大帝处死了，这也同样毁掉了他的那个王室。因为君士坦丁大帝的另外两个儿子，康斯坦丁那斯和康斯坦斯，都死于了非命，而那个叫做康斯坦修斯的儿子下场也不怎么好，他虽然是病死的，但那也是在尤里安与他同室操戈之后的事情了。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的儿子德默特里厄斯的死，让他的父亲得到了报应，他父亲也因此在悔恨中死去。还有很多相类似的例子，但是作为父亲是决不可能从这种不信任中得到好处的，除非是做儿子的公然举兵进行反叛。例如苏莱曼一世征讨巴雅泽提，以及英国国王亨利二世征讨他的三个背叛他的儿子。
高级教士的妄自尊大也可能给君王带来危险和造成威胁，就像当年那两位坎特伯雷大主教安塞姆和贝克特，他们曾经试图用主教的权杖与君王的利剑进行抗衡，而不幸的是他们遇到了几位顽强而自信的君主：威廉二世、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这种危险并不是由教会本身所造成的，而是因为教会有国外的势力撑腰，或是因为神职人员的选择和任命不是通过君主或有神职授予权的人来决定的，而是凭借平民百姓的拥戴。
至于贵族们，君主不应当和他们太接近而是应当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如果要是过于压制他们，这虽然可能会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但也可能给国家的政治带来危险。关于这一点，我在《亨利七世传》中曾经讨论过。由于亨利七世一直与贵族阶层是对立的，因此在他那个时代，王权始终面临着挑战和危险。贵族们表面对他保持着恭顺，而事实上却不肯与他合作，使他陷入了一种十分孤立无援的处境。
那些职位较低的贵族作为一个松散的团体，他们是没有什么危险性的。他们有时喜欢高谈阔论，但却是无伤大雅的，他们还是一种可以制衡上层王公大臣们的力量，使他们的力量发展不至于过分强大，总而言之，作为最直接的也是最接近人民的有权势的阶层，他们能够最有效地舒缓民众的不满。
至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他们就像是国家的主要动脉，如果主动脉血量不是很旺盛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即使有非常健全的四肢也难免会出现血管供血不足的情况。对商人收取重税对于君主的收入是没有太大好处的，因为从小的地方得到的将会在更大的地方失去，原因是如果各项税率过分增加，就会使商业贸易的总量大大减少。
至于国家中的普通民众，对他们中间的那种精英人物要加以注意。如果没有这种人的发动和领导，只要君主不对人民的生活、风俗、宗教信仰过分粗暴的干涉的话，人们是不会闹事的。
关于军人和军队的问题。要使他们保持着一种团体的生活，不要让他们对犒赏习以为常，因为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对此，我们可以从土耳其禁卫军士兵和罗马禁卫队中得到印证。但是，如果训练一些人，把他们分配在不同的地点服役，并且让不同的指挥官来统领，取消那些犒赏，那么他们就会成为保卫国防的力量，而且是不会有危险的。
君主就像是天上的行星，他们的出没决定了人间的四季轮回，因此它们受到世人的崇拜，但是却必须周天运行而不能停止。以上关于君主权术的所有论述，最终都可以归纳为下面的两句话：
首先，“请不要忘记君主也是一个凡人。”
其次，“但也应该注意，君主既是人世间的神，又是神的意志在人世间的体现。”
第一句话是在告诫君主，让他们明白他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而第二句话则是在提醒他们，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他们的责任和使命。
论进言
人与人交往，也就有责任给予别人有益的建议和意见。相互信任的人之间，所能够托付的，不过只是生计的一部分，如田地、物品、子女、信用以及某些特殊的事情，但是对那些被视之为谋士的人，则是可以把身家性命托付给他的。由此可见，这些谋士也就更有义务保持忠信和诚实。最明智的君主是不会认为，听从臣属的劝告会有损于他们的伟大，或者会贬低他们的能力。上帝本人也并非不接受别人的劝告，而是把劝告作为他的圣子的伟大的名字之一。所罗门曾经声称：“劝告是保持稳定的前提和最好的保障。”所有的事情都一定会有初次的刺激和再次的刺激，如果不把那些刺激置于劝告之上，那么它们就会被扔进在命运的波浪之中，而且会充满了矛盾，充满完成与未完成，就像有一位醉汉在跟随左右一般。所罗门的儿子发现了劝告的力量，正像他的父亲看到了劝告的必要一样。因为上帝所钟爱的王国首先是那些被坏主意给糟蹋得分崩离析的王国，在这一点上，有两种方法总是能够把坏主意给辨别出来，因而对我们是不无教益的：就人而言，年轻人想出的主意往往是坏主意，就事而言，主张暴力的主意就是坏主意。
古人用形象的故事阐明这个道理：君主与智慧是融为一体的，君主是否有智慧与他能否接纳忠言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故事是说众神的主宰朱庇特曾经娶了智慧女神墨提斯作为妻子，也就是说君权总是与智谋联姻的。第二个故事则是第一个故事的延续，是说墨提斯与朱庇特结婚后，不久就怀孕了，但是朱庇特没有等她分娩便将她吞掉了，于是朱庇特自己身怀六甲，最后从他的头颅里生出了全身披挂的帕拉斯女神。
这段看似荒唐的故事中隐藏着一个君主治国的秘诀，那就是君主应该如何巧妙地利用朝廷上的争论。他首先应该把需要决断的事情交给他的顾问们去讨论，这就好比最初的怀胎或者说是受孕，但是当他们所讨论的事情已经在智囊的“子宫”中孕育生长成形的时候，君王就应当及时地让策士谋臣停止下来，而不让他们进行“分娩”，这就不能显示出执行这件事情非得这些智囊不可，从而把他们所讨论的事情收回到自己的手中，并让世人觉得最后颁布的诏书谕旨都是出自君主本人。这不仅显出君王的绝对权威，而且还因为君王的足智多谋，更能够提高君王的声望了。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开放言论有它的弊病，那么我们就应该有相应的补救办法。第一，开放言论会使国家的秘密难以很好地得到保守。第二，众说纷纭常常会削弱君主和国家的权威。第三，难免会有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提出一些不利于社会的建议。为了防止这三种弊病的出现，法国曾经实行过意大利人所倡导的那种“秘密内阁”制度。把对国政的议论权只开放给少数人。但是，这种制度所带来的危害可能比公开的开放言论的危害更大。
说到保密，我们应该清楚，君主并没有义务把所有的事情都向他的顾问传达，而是可以有所选择的。而哪些是他应该做的事情，他也是没有必要找人商量的，同时也没有必要把他要做的事情都宣告出来。但是君主还是应该小心，不要自己把将要做的事情的秘密泄露出来。至于内阁会议，他们所信奉的座右铭就是：“我充满了漏洞。”一个以泄密为荣的多嘴的人，所造成的危害会多于许多知道有责任保守秘密的人。
的确是这样，某些需要极端保密的事情，应该是除了君主以外，也就只能够让一两个非常亲近的人知道，而那一两个人的进言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这是因为，除了保密之外，他们通常还应该始终如一地按照一个方向的指挥继续下去，而不会受到干扰。也就是说，这应该是一位非常审慎的君主，应该是一个有耐心的能够用手摇石磨磨面的人，而那些参与机密的顾问也必须是明智的人，他们应该是值得君主信赖的人，他们对君主应该绝对的忠诚，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就是这样的人，他在处理最重大的事情的时候，除了把机密透露给莫顿和福克斯之外，从不透露给其他的任何人。
关于君主的权威受到削弱的问题，以上已经给出了一些补救的方法和措施。不仅如此，当君主们主持参议会议时，他的威严与其说是削弱了，还不如说是增强了。从来没有哪个君主，是因为有参议而失去了他所信赖的人，除非某个谋士过于受到君主的倚重或几个谋士结成帮派，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会被发觉并予以纠正。
关于最后的那个弊端，人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才献计献策的。世界上有的人生性忠实、诚恳、质朴、直爽，而不会狡猾奸诈和拐弯抹角，那么君主应当首先笼络住这样的忠义之士在自己的周围。此外，谋士们通常不会非常团结，他们往往是互相防备的。因此，如果有谁为君主出谋划策是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或私心，那么多半也会传到君王的耳朵里。那么最好的补救方法就是，君主要了解他的谋士，就像谋士要了解他的君主一样：
“君王的德行中最可贵的一点就在于知人善任。”
另一方面，顾问不应该对他们的君主的为人风格过分好奇。一个顾问的真正素质，就是要非常了解主人的工作而不是主人的性格，只有这样他才会给他进言，而不是去迎合他的脾气。君主应该既能够个别地征求顾问的意见，又能够征求他们集体的意见，这样做就是非常有益的。因为顾问在私下里可以各抒己见，而在别人面前提意见则会受到更多的尊重。在私下里，人们会更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言论，和主人推心置腹。而当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多数会受到别人的心境的影响。因而，两者兼顾是非常有益的。在听取低级顾问的意见时，最好是在私下里进行，为的是让他们畅所欲言，而在听取高级顾问的意见时，则最好是在公开的场合进行，因为那样会使他们感到他们的意见受到了尊重。君主在一些事情上想是可以听取进言的，而在关于人的问题上却不能够听取进言的话，那么他将是徒劳的，因为所有的事情就像没有生命的图像一样，而事情实施的关键，则是在于对人的慎重选择。
在对人的选择任用上，如果是以阶级为标准的话，那将是不明智的做法。“最好的进言人就是死人”，正是这个意思。当顾问们阿谀谄媚的时候，书籍往往会说得明明白白。因此阅读大量的书籍是十分有益的，尤其是那些政治舞台上的“演员”所写的书。
现在，许多的议事机关只具有形式上的表决作用。他们只是附和政策而不是参与制订和选择政策，这对政治将是十分不利的。在讨论重大问题时，最好给议事机关一些充分考虑的时间。俗话说：“过一夜可能就会有妙计出现。”例如在关于英格兰和苏格兰是否应当合并的问题，议会就曾经运用这种手法。
在议会决定为一项事业设立专门委员会的时候，任用那些没有偏见、保持中立的人比任用有偏见的人要好得多。但我认为，建立一些常设性的专职机构还是有必要的，例如对于贸易问题、财政问题、军事问题、司法问题，等等。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一批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并且需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些专门委员会应当承担审查的责任，以仲裁所管理职权范围内的各种报告和申诉。然后，再把那些有必要请议会进行复议的重大问题提交议会。但是提交委员会讨论时是不能够让过多的提议者参加的，以免形成要挟的局面。
在议会中座位次序的设置，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件关于形式的小事，其实未必如此，因为谁坐在一条长桌上的首席，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处于一种决策的地位。当君主在主持-次讨论的时候，应当注意，在讨论进行的过程中，不能够事先泄露自己的倾向性，以免给与会者一些暗示或者压力，让参加会议的人不便再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一来，讨论恐怕就只能听到一片“我主英明”的赞美之声了。
论时机
命运就像是集市一样，集市上往往会有再多等待一会就会发生降价的事情。同时，命运在另一方面也就像西比拉卖书一样，先是一整套一整套地叫卖，然后便是逐渐地减少，但是仍然坚持索要相同的价钱。就像一句谚语所说的，“机会这个女人，她常常先把前额的头发显现给你让你去抓，如果你抓不到的话，她就会立刻变成秃头让你什么也抓不到。”或者，机会至少会先把瓶子把手给你让你去拿，你如果不拿的话，那么它就会再给你个很浑圆的瓶肚让你去拿，那可是很难拿得住的。在事情的初始阶段就必须把握好时机，这才是最明智的。
如果说危险是无关紧要的话，那么它就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了，而更多的危险与其说是逼迫了人们，倒不如说是欺骗了人们。不仅是这样，与其长久地注视着某些危险的来临，还不主动地去迎接它们，尽管它们还根本没有逼近，因为，一个人如果长时间地注视一个事物，那么他就有可能睡着。而另一方面，如果因为受到太长的影子的欺骗，就过早地开枪，或者过早地匆匆迎上前去，从而招致危险的到来，那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了。
总而言之，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善于识别与把握时机是至关重要的，在处理一切重大的事情时，在开始着手前要像千眼神那样善于寻找时机，而在开始进行时则要像千手神那样努力地抓住时机。
尤其是对于政治家来说，秘密的策划与果断的实行就好比是地神普鲁托的隐身盔甲。果断与迅速是最有效的保密方法--就像在空中一掠而过的子弹一样，当大家都知道了秘密的时候，事情早已经成功了。
论狡猾
人们都认为狡猾是一种邪恶和畸形的智慧。毫无疑问，狡猾的人与聪明的人之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他们的差别不仅仅在于诚实上，而且还在于能力。
在牌桌上有人善于玩弄手腕，但如果说到牌技那么他却未必是高手，官场上有人善于游说拉票，结党营私，但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长处了。要知道人情练达是一回事，而对世事的洞察则又是另外一回事，精于察言观色的人大有人在，可是这些人在做大事上却并不怎么能干，也就是说只知道揣度他人的心理，而不去努力阅读古今的书籍是这种人的一大弊病。这些人只适合做些收发文牍的工作，而不适合参政议事，他们也只有在自家的球槽里才能滚出好球，如果是在陌生人中间，那么他们就会晕头转向。所以亚里斯提卜那条老规则对他们刚好是适用的，那位先哲曾经说过：把两个赤裸裸的人放在陌生人中间，那么你就可以从两个人中分辨出哪一个是聪明的，哪一个是愚蠢的。那些狡猾的人就像是些小商小贩，因此我们就来说说他们店里的货色。
狡猾的一个特点，是当他与人谈话时要对人察言观色。就像耶稣会在他的教规中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有许多聪明的人心里可以藏得住事，但是他们的脸上却藏不住。不过，察言观色时，也要像耶稣会教士那样，有时需要一本正经地垂下双目。
另一个要点就是，当你有事情需要迅速办理时，你就可以先谈某个其他的事情来引开与你交涉的人的注意力，这样他就不会过于清醒、也就不会极力反对了。我所熟悉的一位王室顾问，每当他找到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王要她在账单上签字时，总是先和她谈论一番国家大事，这样一来，女王就不会再那么在乎那些账单了。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对方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提出你的一项建议，让他还来不及思考就仓促地做出答复。
阻挠一件可能被别人提出的好事，最好的办法就是首先由自己把它提出来，但是提出方式又要恰好让人们感到反感，因而让它得不到通过。
有的人在说话时，往往会戛然而止，仿佛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而突然中止了自己的话题。这反而更加刺激别人加倍地想知道他要说的东西。
如果你能够让人觉得是他的追问得到的答案，而并不是你乐意告诉他的，那么这件事情往往会使他更加相信。例如，你可以先做出满面愁容的样子，引起别人询问的好奇。波斯国的大臣尼亚米斯就曾对他的君主采取过这种做法。有一次他严肃而沉重地对他的国王说：“过去在陛下面前我从来没有过愁容，可是现在……”
而可能会让人感到不愉快或难以启齿的事，可以先找一个中间人把话风放出去，然后由你在旁边加以证实。当罗马大臣纳西斯向皇帝转告他的皇后与诗人西里斯通奸这件事情时，就是用的这个办法。
对于那些不想把自己牵扯进去的事，狡猾的手段就是借用别人的名义，譬如说“人家说……”或者“外面有人说……”
我所认识的一个人，他写信的时候，总是把最重要的事情写在附言里，好像那是一件捎带着说的事一样。我还认识一个人，他说话时，总是跳过心中最想说的话，先一口气说下去，然后再回过头来说，好像是在说一件差点被忘记的事情一样。其实那些看似不重要的事情才是他们费尽心思最想说的。
有的人为了在某件事情上说服别人，就在对方出现的那一刻，故意装出很诧异的样子，让人们看见他手里正拿着一封信，或者在做着一些不常做的事，以此来引起对方的注意，从而主动的问起，然后他就可以畅所欲言了。
狡猾还有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有的人自己去散布一些话，供别人去学舌和传播，然后再从中渔利。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时代，有两个人去竞争同一个大臣的职位，他们两个人交情很好，因此他们经常在一起商量这件事情。其中一个说，在王权衰落的时代出任一位大臣真是一件苦差事，因此他对此是并不热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