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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是近亲、同事以及一同长大的同伴，人们非常容易在同辈中有人出类拔萃时产生嫉妒。因为，同辈人的突出成就，就会引来针对他们运气和能力的评论，这些东西在他们的记忆中又常常是挥之不去的，而且还同样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这样的事，加上谈论和传闻的添油加醋就会带来更大嫉妒。该隐对其兄弟亚伯的嫉妒，是更可耻、更恶毒的，因为当亚伯的献祭被上帝所悦纳时，并无旁观者在场。关于哪些人最容易嫉妒别人的话题就先谈到这里。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那些或多或少会遭到别人嫉妒的人。首先，有德行的人步入老年后很少会遭到别人的嫉妒，因为他们的幸运已经让别人觉得不过是他们应该得的报偿，而应该得到的报偿是谁也不会嫉妒的，世人只会嫉妒过于慷慨的奖赏和施舍。另一方面，嫉妒常常会在与人攀比的时候产生，也就是说没有攀比就没有嫉妒，因此君主是不会被其他人嫉妒的，除非嫉妒的人也是一位君主。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卑微的人在发迹的最初阶段是最容易遭到别人嫉妒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嫉妒会逐渐减弱，但与此相反，道德品质都很高尚的人则会在他们的好运连续不断时最容易遭到别人的嫉妒。因此，他们的优点虽然依然如故，但已不像当初那样耀眼，后起之秀的作为已经使他的优点黯然失色了。
出身高贵的人在晋升的时候，不会受到别人过多的嫉妒，因为那似乎是由于他们的出身而应该得到的。除此之外，这似乎没有给他们的好运增加多少东西，而嫉妒就好像阳光，阳光照射在堤岸上或者陡峭不平的地面上，比照在平地上要热得多。而且由于相同的原因，那些逐级提升的人，也不会像那些突然地、跳跃性地被提升的人那样会遭到他人的嫉妒。
那些经历过劳苦、忧患或冒险才得到荣誉的人，是极少受到别人嫉妒的。人们认定他们赢得的荣誉是来之不易的，是他们努力拼搏奋斗的结果，也是他们应该得到的报偿。因此，有时甚至还会可怜他们，而怜悯之情永远是可以治愈嫉妒的良药。所以，你应当留意那些老谋深算的政客，他们在官运亨通时，还总是向别人诉苦，哀叹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简直是在活受罪这类腔调。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感觉真的是这样、而是要为了减轻别人对自己的嫉妒。不过要清楚，这种哀叹是针对那些由别人添加的事情而言的，而不是指自己请求做的那些工作，因为最能够让嫉妒增强的事，莫过于多手多脚又野心勃勃地大权独揽了。而最能够使嫉妒消除的事情，莫过于大人物让他的下属拥有充分的权力和突出的地位。凭借这种手段，就在他与嫉妒之间树起了几重屏障。
因为大富大贵而趾高气扬的人是最容易遭到嫉妒的，因为这种人不炫耀他的富贵就会感到不舒服，结果他们或者是在举止言谈上神气活现，或者是要压倒一切反对意见或竞争对手。可是聪明的人则宁愿吃点亏而给嫉妒者一点实惠，有时会故意在某些与自己切身利益关系不大的事情上让对手占了上风。但是尽管如此，以下事实仍然能够很好地说明问题：以直率坦荡的态度来对待富贵比用虚伪狡诈的态度会更少地遭到别人的嫉妒，只要那直率坦荡中没有傲慢与自负的成分，因为有后一种态度的人从来都不否认自己的幸运，而那会让人觉得他自己都感到他不配享受富贵，因此正是他自己在引导别人来嫉妒。
最后，我们来给这一段论述做个总结：我们在文章的开头就说过，嫉妒的行为多少是有点魔力在里面的，因而要祛除嫉妒，惟一的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祛除魔力，也就是说，惟有除去那个“符咒”，并把那个符咒放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那些更加聪明的大人物总是把某个人推到舞台上，而让那些本来应该落在他们自己身上的嫉妒落在了那个人的身上，有时是落在侍从和仆人的身上，有时是落在同僚和同事的身上，而甘愿充当这样的角色往往是那些天性莽撞而又有事业心的人。那些人，只要能够得到权力和职务，是不吝惜付出任何代价的。
此外，我们还应该谈谈与私妒相对的公妒，它还是有些可取之处的，公妒不像私妒那样一无是处。公妒的事，可以抑制那些拥有太多权势的人的所作所为。所以，它对大人物是一种防止他们越轨的约束和有效措施。
这种公妒或公愤，有时候只是针对某位执政者个人的，而不是针对一种政治体制的。但是请记住这样一条定律：如果这种民众的公愤已扩展到几乎所有大臣的身上，那么这个国家的体制就必定将会面临倾覆的危险了。
最后我们再说说关于嫉妒的感情问题。在人类的所有情感中，嫉妒是一种最纠缠不休的感情，因为其他感情的生发都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只是偶尔出现，所以古人说得好，嫉妒是从不休假的，因为它总是在某些人的心中作祟。世人还应该注意到，爱情和嫉妒的确会使人变得憔悴和消瘦，而其他感情却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原因是其他感情都不像爱情和嫉妒那样随时随地都可以存在。嫉妒也是最卑劣最堕落的一种感情，因此它是魔鬼的固有属性，魔鬼就是那个趁着黑夜在麦田里撒播稗种的嫉妒者，在通常的情况下，嫉妒也总是在暗地里施展诡计，偷偷地损害麦黍之类的粮食作物。
论爱情
通过比较我们很容易发现，舞台比人生更多地受惠于爱情。因为在舞台上，爱情总是喜剧的素材，偶尔还是悲剧的素材，而在生活中，爱情却总是招惹是非，有时简直就像一个妖妇，有时则像一位复仇女神。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古至今，所有伟大的和尊贵的人物，只要是我们知道的，还没有一个是因为受到爱情的诱惑而变得昏庸的，由此可以看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事业的确可以和这种孱弱的感情毫不沾边。然而，有两个必须被视为例外的事，一个是曾经作为罗马帝国两个统治者之一的马库斯·安东尼奥斯，还有就是作为十大执政官之一和拟订法典的阿皮尔斯·克劳迪亚斯。前者的确是一个好色之徒，放纵无度，但后者却是一个庄重而明智的人。所以，虽然不多见，但看起来，爱情不但可以对不设防的心长驱直入，即使是严阵以待的心，如果把守稍有松弛的话，也照样会随进随驻。
哲人伊壁鸠鲁说过一句听起来难免有些蹩脚的话：
“人可以在邻居那儿发现一个足够大的舞台。”
人好像一生下来就应该注视着天空和一切高尚的东西，并且开始进入沉思，然而人们往往只会跪在一个小小的偶像面前，使自己成为一个懦弱的臣服者，尽管不是受制于嘴，却也是受制于眼睛的，而之所以给他眼睛，本来是为了更为高贵的目的。
一个值得注意的奇怪的事情就是，这种激情是过分的，它向事物的性质和价值发起挑战，而这又是因为，总是以夸张的口气来说话，只有在爱情中才是最适当的。它的适当不仅仅是在语言的运用上，这是因为，正像古代的人所说的那样：最开始的阿谀奉承者--所有后来的阿谀奉承者都与那个最开始的阿谀奉承者互通信息--这就是人自己。但是不可否认，情人是更大的阿谀奉承者。因为再骄傲的人，也不会像情人对所爱的人那样，那么的看好自己，甚至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因而古代的贤人说得好：“既想恋爱又想明智是不可能的。”这个弱点也并非仅仅是别人看得出来而被爱的人看不出来的，除非那个爱是相互的，否则被爱的人尤其应该看得出来。
有这样一条铁的规律，爱情所能够得到的回报，从来都是要么得到爱，要么得到对方在内心深处暗暗地蔑视。因此，人们更应该小心对待这种情欲，它不但会使人失去其他的东西，就是连爱情自己也保不住。至于其他方面的损失，诗人的史诗刻画得好极了，就像那个喜欢海伦的人放弃了朱诺和帕拉斯的礼物。凡是沉迷于爱情之中的人就会因此而失去财富和智慧这两样东西。
人的心灵在最软弱的时候，爱情是最容易入侵的，那就是当人们在春风得意、忘乎所以和处境窘困、孤苦凄零的时候，虽然在后一种情境中不容易得到爱情，但是，人在这样的时候却是最急于跳入爱情的火焰中的。由此可见，“爱情”确实是“愚蠢”的儿子。但有一些人即使心中有了爱，却仍能够约束它，使它不妨碍重大的事业。因为爱情一旦干扰了事业的发展，它就会阻碍人坚定地奔向既定的目标。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许多军人很容易就堕入情网，也许这正像他们嗜爱饮酒一样，是因为危险的生活需要快乐来作为补偿。
人的心中可能潜伏着一种博爱的倾向，如果不集中于某个专一的对象，那么就必然会让更广泛的大众受益，使他成为一个慈祥善良的人，就像僧侣那样。
夫妻的恩爱，使人类得以繁衍。朋友的友爱，使人得以完善。但那些荒淫纵欲的爱，却只会使人走向堕落毁灭！
论高位
在普通人的眼里，身居高位的人是权力的主宰，是尊贵的象征，但是，他又是担负三重责任的奴仆。首先他是君主或者国家的奴仆，其次他是名声的奴仆，最后他还是事业的奴仆，因而他们是没有自由的，他们既没有个人的自由，在行动和时间上也没有自由。他们为了追求权力却因此而失去了自由，或者说是他们得到了凌驾于他人的权力但却失去支配自己的权力，这是一种奇怪的欲念。
职位的升迁是一件很麻烦和费力的事情，但是人们遍尝了各种辛苦，得到的却是更大的辛苦，有些人职位的升迁途径是可鄙的，他们是通过有失尊严的手段成了达官显贵。这种人身处高位，但他们在高位上是站不稳的，因为他们一旦后退，那么就意味着要么垮台，要么使丧失声誉，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当你不再是昔日的你的时候，那就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希望和理由了。”然而，有的人想退时却退不了，应该退时却仍是不肯，而退了的人却又是不甘心彻底退隐。老弱病残本来是应该受到庇护的，但他们的遭遇却也是如此。就像城镇里的老头儿一样，他们长年累月地坚持坐在街市路口，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对路人讥讽视而不见。
更让我们感到有趣的是，身处高位的人只能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确认自己的幸福。而如果是根据自身的感觉来判断，那么就很难找到是否真正幸福的答案了。他们常常引以自慰的，只是别人对自己的羡慕和模仿。这使他们感到骄傲、满足和荣誉，尽管这个时候，他们心中的想法也许恰恰相反。他们也会时时感到忧虑，尽管他们只有在结局真正到来时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达官显贵们，往往没有时间来保持自己身心的健康。塞涅卡说：
“我尽管名扬天下，但自己却一无所知，这样死去岂不是很不幸的。”
有权势的人，既能够行善也可能作恶，不过作恶是会受到舆论谴责的，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去做那种事情。行善的想法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单纯停留在好的意向上，虽然上帝也可以接受，但是对于人世来说却还不如一场梦。许多人类的好事，要想做成功也是必须借助权势来实现的。
成就功名与建立伟业是人类谋取高位的目的，能够看到这个目的由自己来实现，对一个人来说，就可以安然的走向另一个世界了。如果有的人能够成为上帝的舞台的参与者，那么他同样可以分享上帝的安息日。
我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人们在履行职务的时候，要把最好的榜样放在你的面前。而过一段时间以后，要把你自己的榜样放在你的面前，并且对自己进行严格地检查和监督，看看你是否比以前做的好。不要忽视那些处在相同职位上的不称职的人，不要以诋毁他们的名声来显示你自己，而是要用一些训诫来指导你自己。因而在进行改革时，既不要刻意炫耀自己也不要去恶意诽谤自己的前任，同时还要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从而开创出可以遵循的好的先例。
在观察任何事情时都要追本溯源，追寻事物存在于什么地方，又是怎样退化的，但仍要向古今两个时代请教：向历史请教，是为了追寻什么是最好的，而向今天请教，则是可以发现什么是最合适的。要想方设法让你的做法有章可循，这样人们就可以事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切不可过于武断和盛气凌人，当你偏离了你的规则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原因解释清楚。你既要维护你职位的权利，但也不要出现权限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对外声称拥有和要求获得你的权利，还不如不动声色地在事实上享有你的权利。同样也要维护下属的权利，并且要充分认识到谁是指挥者，这样要比事必躬亲更为体面。对于那些履行职务的帮助和忠告应该欣然接受和欢迎，不要把给你带来信息的人当做多管闲事而赶出去，而应该以友好的态度去对待他们。
观察一下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通常会有四种主要的毛病：拖拉、贪污、粗暴和爱惜面子。
说到拖拉，想要避免它，就应该让自己给人平易近人的感觉，在约会时尤其该遵守时间，处理手头上的事情应当一气呵成，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决不要将几件事情搀和在一起来考虑和解决。
说到贪污受贿的问题，不仅要约束自己和随从不接受贿赂，还要约束那些求情的人使他们不行贿。因为正直只对自己一方是有作用的，但树立正直的形象，加上对贿赂深恶痛绝的名声，也会对其他人产生作用。不但要避免受贿的事情发生，还要去努力避免这种嫌疑。凡是被认为反复无常，以及虽然没有明确的原因，却明显地是在改弦更张，那么这就很容易引起贪污的嫌疑了。因此每当你打算改变主意或方针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件事情以及你改变的理由予以公开的澄清，不要企图蒙混过关。如果你有一切关系特别密切的下属或亲信，而他们却没有明显的可以称道的地方，这就容易被人们视做暗地里进行贪污的一个渠道。
谈到粗暴，它是一种招人怨恨的性格，而不是一种无法避免的事情。严厉使人产生畏惧，但粗暴却会使人怨恨。即使是斥责下级，也应该以严厉来代替尖酸刻薄。
过分的顾及面子其实比受贿的危害更大。因为一个人如果被情面所纠缠，那么他就会一直受到面子的牵制，被面子所困扰。正如所罗门所说的：“如果不论什么事，总是顾及他人的情面，那是不好的，人如果因为一块饼而枉法，将是得不偿失的。”
古人总结的真是太对了：“一个人一旦掌权，那么他就会原形毕露。或者会更加有道德，或者会更加没有品行。”“如果他不是皇帝，那么所有的人就都会认为他适合做皇帝”，这是塔西佗在谈到加尔巴时所说的话。不过在谈到韦斯巴苔的时候他却说：“韦斯巴苔是在拥有了权力之后却更加有道德的惟一的一位皇帝。”尽管前者指的是行政工作的能力，而后者指的是举止和性情。
如果对荣誉的追求能够让一个人改正他的错误，那么就可以说明他是一个值得尊敬而又宽宏大量的人，因为荣誉是一种美德，而且就像自然界一样，事物在发生位置移动的时候，是剧烈的，它们的位置保持不动的时候，则是平静的。美德也是这样，在雄心勃勃的时候，美德是狂暴的，而一旦掌握了权力，美德则会安定而又平静的。
一个人成为显贵，没有不是从弯曲的楼梯爬上去的，而如果有派别，那么就不妨在上升的时候加入其中的某一派别，而在登上高位以后，则应该保持不偏不倚。对你的前任所留给你的印象，在做出评价时应该持有公正而审慎的态度，因为如果不这样，那就不止是一笔债务，所有的一切在你卸任的时候是一定要偿还的。如果你有同僚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尊敬他们，并且应该在他们没有想到被召唤的时候去召唤他们，而不要在他们有理由而又想被召唤的时候拒绝他们。但是在与求情者私下交谈的时候，不要对你的职位或者对别人是否记住你的职位特别敏感，而是宁可听到别人这样的评价：“他在履行职责的时候，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人。”
论勇敢
狄摩西尼曾被问到过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才能对演说家来说是最主要的？”他的回答是：“表情”，“其次呢？”“表情”，“再次呢？”“还是表情。”这虽然是一段初中课本上的浅显的课文，但是却包含着很多是值得聪明的人去思考的地方。
狄摩西尼是个著名的演说家，但是他对于他自己所如此推重的才能--表情，却不是很擅长。那他为什么还要把“表情”放在如此高的地位上呢，比如吐字明快，语言的独创等都要重要得多。乍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但只要深思一下就会悟出其中的道理。在人类的本性中，总是愚昧多于才智的，而做作的表演则往往只能打动庸众的心，这正是巧妙地利用了人性中愚蠢的的一面。
与此相类似的便是政治上的勇敢。如果有人问什么才是政治上最重要的才能，那就应该是“勇敢”了，第二和第三呢？还是“勇敢”。尽管勇敢是无知和无耻的产物，所以根本不能和其他能力相提并论。然而，它的确可以迷惑和牵制那些占绝大多数的短视和胆小的人，即使是聪明人，也常常会在被一时的糊涂所麻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勇敢在共和制度的国家创造了奇迹，但在元老制度或君主制度的国家却表现平平。还有，勇敢从来都是在勇敢者第一次出现时就会有奇效的，后来就没有什么了，因为勇敢的行为从来都不能把基于勇敢而做出的承诺予以兑现。
有给人治病的“江湖郎中”，那么也就有给国家治病的“江湖郎中”；就是这些人，他们采取重大的举措，也许曾经在两三个实验中有好的运气，但却因为缺乏知识的根基，所以也就不可能长久的拥有好运。
不仅如此，你还会看到一个勇敢的人多次创造出穆罕默德的奇迹。穆罕默德让人们相信，他可以把一座大山召唤到他的面前，他要在山顶上为遵守他的律条的人们祈祷。人们聚集在一起，穆罕默德一次又一次地召唤那座大山来到他面前，但是那山却一动也不动，他却一点也不感到窘迫，而是说道：“如果山不肯到穆罕默德这儿来，那么穆罕默德就只好到山那儿去了。”所以这些人，当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许诺而又因为失败而无法兑现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它忽略过去，并且转变他们的立场，他们不会为此而烦恼。
毫无疑问，对于见多识广的人来说，胆大妄为的人只是一种作为消遣的笑料，即使对普通人而言，勇敢者也是有点离谱的。如果荒唐是笑料的素材的话，它就会让你确信，名副其实的勇敢是一定会包含着几分荒唐的成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勇敢者在失去面子时，就会神情萎缩、呆若木鸡，而胆小者失去面子时，却还有回旋的余地。勇敢者在相似的境遇中，就会进退维谷了，就像国际象棋中的王棋被困的僵局一样，虽然还没有被将死，但却动弹不得。不过，这后一种适合于写进讽刺小品中，而不适于写进较严肃的话题里。
勇敢永远都是盲目的，因为它看不到将要面临的危险和麻烦。所以，把勇敢运用在决策上是非常有害的，而用在行动中则是十分有利的。基于这一原因，对勇敢者应当知人善任，永远不能够让他们作为统帅，而是只可以任用他做一名副手，而且要让他服从他人的指挥。
因为，所有的事情在进行商讨的时候最好应该考虑到可能会面临的风险，而在行动时则最好是不计风险，只要这些风险不是太大的话，不至于造成巨大损失甚至毁灭。
论善良
谈到善良这个话题，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的，善良就是发自内心的希望给人们带来幸福，这就是希腊人所谓的“爱人”，而在人们所使用的意义上，“善良”一词的分量就显得有点轻了。在所有的美德和高尚的精神当中，善良是最伟大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属性，如果没有它，人就是一个焦躁不安的、有害的、可怜的东西，简直就是一种害虫。
“善良”和神学意义上的“爱”是相符的，但又是不容许有任何偏差的。对与权力过度追求的欲念会使天使堕落，对知识过度追求的欲念则又会使人类堕落，但“爱”是没有过度这一界限的，无论是天使还是人类，都不会在“爱”上出现问题。
善良的倾向可以说是人类天性中所固有的。如果这种仁爱之心没有施用于人，也会被施用在其他生物的身上。例如土耳其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野蛮的民族，但他们对狗和鸟等动物却很仁慈。根据伯斯贝斯的记述，有一个欧洲人在君士坦丁堡，由于戏弄了一只鸟，险些被当地人用石块打死。
意大利人有一句粗俗的谚语：“人真是太好了，好得都没有什么味道了。”还有一位意大利的著名学者，名叫马基雅弗利，他曾经大胆而直率地写道：“基督教信仰把善良的人们作为牺牲品，奉献给那些残暴无道的人。”他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的确没有一种戒规、教派或主张，像基督教这样如此的推崇“善良”。因此，为了避免不恭敬，又避免冒险，最好是对一种优良品性中的误区有所了解和认识。
应该努力让别人向着善的方面发展，而不应该被他们的面容或者奇怪的念头所束缚，因为那只不过是最容易被欺骗或者愚弄的，而如果容易被欺骗或者愚弄则会让诚实的头脑成为囚犯。不要出于善良的本意而把宝石给了《伊索寓言》中的那只公鸡，因为那还不如给它一个大麦粒，它可能会感到更加满意和愉快的。
上帝的例子给我们以真切的教训：“天父让阳光照耀好人，同样也照耀坏人，把雨水降给行善的，也同样降给作恶的，但他却并不降财富的雨水，也不会以相同的数量把荣誉和美德照射在人们的身上。”一般的好处应该由所有的人共享，但特殊的好处却只应该由那些被选中的人享有。而且应当注意的是，不要在绘制肖像的时候，把模型给打碎了。因为神性是以爱我们自己来作为模型的。“去卖掉你所有的产业，把钱捐献给穷苦的人们，然后来跟随我”。也就是说，除非你来跟随我，除非你有来自上帝的召唤，使你有能力用很少的资源就可以做到需要用很多资源才可能做得到的大好事，那么就别把你所有的财产都变卖了。否则的话，你就是在为了把水注入河流而汲干了泉水的源头，那将是得不偿失的做法。
在人的天性中既有天然向善的倾向，也有天然向恶的倾向。那种虚荣、急躁、固执的性格还不是最坏的。最恶的品行是嫉妒以及因此而祸害他人。有一种人专门靠落井下石，给别人制造灾祸谋生--他们还不如《圣经》里那条以舔疮为生的恶狗，而更像那种以吮吸死尸汁液为生的苍蝇。这一种“憎恶人类的东西”与雅典的泰门正好是相反的--虽然他们的园子里并没有一棵能供他人使用的树，却也要引诱别人去上吊，以此来实现那些所谓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人也许倒是做政客的材料，他们犹如弯曲的木头，可以造船，却不能做栋梁。因为船是注定要在海里颠簸的，而栋梁却必须是笔直的且能够立定脚跟的。
善良是由很多部分组成的，也有多种多样的标志。如果一个人对陌生人和蔼而又有礼貌，那么就表明他是一个世界公民，他的心脏就是一个与别的陆地结合在一起的大陆，而并不是一个与别的陆地隔离的孤岛。
如果他对别人的痛苦怀有同情之心，那就表明他的心脏就像那棵高贵的树一样，它在流出可以用来治疗或镇痛用的香树脂的时候，自己也受了伤。
如果他发自内心的原谅和宽恕别人的冒犯，那就表明他的头脑是不能被伤害射中的，而是被置于伤害之上的。如果他对所得到的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好处都心怀感激的话，那就表明他所珍视的是人们的心智，而不是他们的钱财。尤其是，如果他拥有圣保罗的至善--要知道为了拯救他的弟兄们，圣保罗宁愿受到基督的诅咒，那就表明他拥有了非凡的神性，并切与基督有着相同的境界。
论贵族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关于贵族的话题，贵族首先是国家中的一个阶层，同时也是一种人的特定的状态。一个君主国家如果根本没有贵族的话，那么它就会是一种纯粹的专制，土耳其的君主国便是这样的，因为贵族的存在使得君权变得温和了许多，并在某种程度上把人民的过分集中在王室家族那儿的视线吸引开来。但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它们并不需要贵族，与有贵族的国家相比，民主国家要更为平静，而不会那么容易受到煽动言论的影响--因为在民主国家里，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工作上，而不是集中在某一部分人的身上，即使是落在某一部分人的身上，那也是为了看他们是否是最称职的，而不是注重他们的门第出身和血统。
我们可以看到，瑞士尽管是一个宗派林立、墨守成规而又分散的国家，但却一直是长治久安的国家。因为是共同的利益在维系着他们，而不是地位和名分。荷兰的共和制度也是很有效的，由于他们实行平等主义的原则，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此每个人都奉公守法。并且自觉地承担纳税的义务。强大的贵族等级虽然可以加强国威和统治，但也会因此而削弱君主的权势。平民固然因为贵族的存在而获得高攀贵族等级的荣耀和刺激，但更多地是承受着来自贵族阶层的压力。此外贵族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完全是靠榨取平民百姓的血汗才得以维持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贵族的人数过多的话，那么它必定是一个穷国。而贵族的家族谱系越悠久，那么它就必然会家道衰落，结果在贵族的贫困与尊荣之间，就会形成很不和谐的对比。
接下来我们再从个人身份的角度来谈谈贵族。当我们看见一座还没有完全破败的古堡或者古宅，或是看见一棵依然枝繁叶茂的参天古树，我们都免不了会肃然起敬，而当目睹一个曾经经历了岁月沧桑的贵族世家，这种恭敬之情当然也会更深。因为，在世人眼里新封的贵族不过是现实的权力所致，而古老的贵族却是时间造就的。贵族世家的第一代祖先往往比他们的子孙们更有才干，但是他们却远不如子孙们清白，因为很少有人在追逐高位的过程中，在实现雄图大略中是不伴随阴谋诡计的。不过后人往往只记得祖先的长处，享用着祖先的财富，祖先的短处早已随着他们的死亡而一道消失了，这也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
出身贵族家庭的人大多数都不勤勉，而自己不勤勉的人却往往会嫉妒勤勉的人。
也就是说，既然生为贵族那么就不大可能再高升，而固守旧位的人见到别人飞黄腾达又难免不会生发出妒忌的感情。但另一个方面，世袭贵族可以消除其他人对他的潜在的嫉妒，因为他们天生就拥有那份尊荣。毋庸置疑，一个君主如果拥有贵族中的能人，那么他就可以得心应手地利用这些贵族精英，而且他们也能够忠诚敬业，轻松自如地各司其职，因为国民会认为这些人天生就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当然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服从他们。
论反叛
保护人民的人有必要对国家中出现的政治风波的前兆有所了解，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政治风波在双方力量达到势均力敌的时候是最为剧烈的，这就像自然界中的暴风雨在春分或秋分的时候是最为狂暴一样，在一场暴风雨来临之前，经常会刮起沉闷的风，海水会渐渐地波涛汹涌起来，国家中也会有这种情况。
太阳神曾经警告人们，凶恶的反叛即将发生，变节行为和隐秘的战争正在酝酿，这时，针对国家的诽谤和放肆的言论频频出现，而且是公开的。而且政治谣言往往是不胫而走的，那么将会不利于国家，却又往往是很容易被人们匆匆接受的，这些都是动乱的前兆。维吉尔在叙述谣言女神家谱的时候，说“她是伟大的巨人们的妹妹”。
传说中，因为众神惹怒了大地女神特拉，使她怒火中烧，于是就生下了谣言女神，她就成了凯欧和恩克拉多斯的妹妹。
我们从这个神话可以看出，谣言好像是历史上众神叛乱的遗物似的。但谣言确实是即将来临的叛乱的序曲。无论怎么看，维吉尔的话是有道理的，那就是，构成叛乱的行动与推动叛乱的谣言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充其量不过是哥哥与妹妹，阳性和阴性的差别。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往往是国家制订出最好的政策的时候，本来这是最值得称赞的事，应当受到最大程度的欢迎，但却遭到了恶意的曲解和中伤。这就表明会有很大的怨恨之情存在。就像塔西佗所说的那样：“当人们开始对统治者怀有非常大的不满时，他的所有举动，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同样会使他受到非难。”
这种情形如果一旦出现，那些以为通过施用严酷的铁腕手段，就能压制住这些谣言，并且能防范或根除叛乱的想法，将是非常错误而危险的。因为这些举措反而可能会成为加速叛乱的导火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冷静地处置这些谣言，比设法压制它可能会更有效。还应当分辨塔西佗所说的那种“服从”，即他们表面上似乎是服从的，而实际上却是在对政府的法令进行挑衅。争论、挑衅、对君主的命令进行随意的批评和指责。这种种的举动往往是走向叛乱的前奏。其结局必然会导致无政府状态的出现。尤其是当全民大辩论发生的时候，如果那些拥护政府的人不敢站出来讲话，而反对政府的人却可以滔滔不绝、畅言无忌的时候，那么形势就会变得更加险恶。
而且，诚如马基雅弗利所指出的那样，君主本来应该是国民共同的父母，如果他自成一党，偏向一方，那就好像是一条船，很可能会因为载重不均衡而导致倾覆，这一点在法国国王亨利三世统治的时代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先是加入了联盟，为的是消灭新教徒，而不久以后，那个联盟却又开始反对他。因为如果君主的权威成了一个目标的帮凶，而且还有其他的更加强大的君权约束力，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国王也就几乎丧失了他所拥有的权力。此外，当纷争不和、互相攻讦和派系斗争在公开的状态下肆无忌惮地进行的时候，也就标志着这个政府的威信已经荡然无存了。
政府里最高层官员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像传统观念中关于“第十层天”里行星的运转一样，也就是说每个行星受到最高层的运转作用而做的运转是迅速的，但是它的自转则是舒缓的。因此，当高官们在自主的运作中运动得太剧烈，并且，就像塔西佗所说的那样，“放任到了根本不把他的支配者放在眼里”的时候，也就标志着天体离开了运行的轨道了。因为威信是上帝所赐的，是用来使君主成为名副其实的君主的佩带。
宗教、法律、议会和财政是组成一个政府的四个重要部门。当它们的地位被动摇时，国家也将会面临解体的危险。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酿成叛乱的各种因素以及动机和预防的方法。
关于酿成叛乱的因素众多，因而也就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因为预防叛乱的最好方法就是消除导致叛乱的因素。只要有堆积的干柴，那么就很难说它会在什么时候，可能会由于某一个细小的火星的掉落而燃成燎原的大火。导致叛乱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一是贫困，二是民怨。社会中存在着多少破产者，那么就存在着多少潜在的叛乱者，这是一个定律。卢卡斯这样来描述罗马内战前的情形：
由于高利贷侵吞了人民的财产！
所以负债者要用战争来获得解放，
它的到来鼓舞了人心。
战争使许多人受益，这就是一个确定而又绝对可靠的迹象，说明一个国家已经有了反叛和动乱的倾向。而如果有钱人的富有和奢侈与平民百姓的贫穷和困窘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危险就是随时可能发生而且是危害巨大的。因为贫困和饥饿而产生的造反是最厉害的造反。至于人民的不满，它在一个国家当中，就像污秽的体液流动在人体当中一样，往往会聚集起来，发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并且会引起发炎。
君主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衡量不满所带来的危险，也就是说，这些不满是否真实公正，因为这样一来，也就是把人民想像得太理智了，以为他们往往会藐视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也不能这样来衡量不满所带来的危险，即赖以产生不满的悲痛在事实上是大是小，因为当恐惧大于感情的时候，不满也就是最危险的不满。
“伤心是有限度的，而恐惧则是没有限度的。”
除此之外，在处于高压的时候，那些刺激人的耐性的事情，也会依然压倒勇气，但在恐惧的时候，却并不是这样。任何君主或者政府，也不可能因为不满的经常出现，或者长久存在，或者因为不满尚未产生险情，而对不满无忧无虑：因为并非每一团水汽或者雾气都能够变成暴风雨，尽管暴风雨在通常的情况下是安静的，但终究是要降落下来的，而且，就像那句精彩的西班牙谚语所说的：“绳子被最后一下轻轻地一拉给扯断了”
叛乱的原因和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宗教的改革、税赋、法律与习俗的变动，特权的破除，压迫的广泛，小人和外戚的得势，饥荒，军队的解散和党派之争的白热化，以及任何一种激怒民众，并使他们在一场共同的运动中结合在一起的事件。
针对叛乱我们需要一些补救的方法，有一些有效的预防措施我们将在此进行讨论。至于非常有效的救治，就是必须对症下药，因此没有通例可循，而应当交由行政会议处理。
第一种补救或预防的方法，就是尽一切可能来消除叛乱的物质基础，也就是国力的匮乏和贫穷。针对这个目标当采用这些措施：开放贸易并让它的发展取得良好的平衡，保护并扶持制造业，流放游手好闲的人，按照节约法禁止浪费和铺张，改良土壤和开垦新的土地，调整控制市场物价，减轻人民的税赋和进贡，等等类似的方法。
也就是说，应当注意的是，不要让国内人口总数超过国内的储备可以供养的人口数。人口的计算也不要仅仅以数目为准。因为，一个人口少的国家，如果收入也少而消费过多的话，比生活节约、储蓄量大的国家，会更快地耗尽它的国力。因此，贵族显要增加的速度和数量，如果超过了平民人口增加的正常比例，很快就会把国家拖到贫困的边缘，而且，宗教神职人员的过度增长也会造成这种局面，因为他们是不从事生产的，而被供养的学者如果多过，那么可以提供给他们的职位的时候，所造成的结果也是这样的。
我们都知道，通过对外贸易，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绝对财富的增加，国力的增强。通常人们知道有三种东西是可以进行对外贸易的：一是天然的物产和矿产资源，二是本国制造业生产的产品，三是商船队。因此，如果这三个轮子都能够运转不息的话，那么财富就会不断地从国外流向国内。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很少有人知道，劳务也能够创造财富。荷兰人就是最好的例证，他们的国家并没有富足的地下矿藏资源，但他们的劳务输出能力，却变成了一个创造财富的庞大矿藏。
作为统治者，应当防止国内财富被少数人所垄断。否则，一个国家即使拥有很多的财富，那么大部分的人民仍将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金钱就好比肥料，如果不撒入田地中，本身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为了使财富均匀的分配，就必须用严厉的法律来对高利贷以及商业的垄断、地产的垄断来加以限制。
在消除不满，或者是起码消除不满的危险方面，每一个国家，都有两部分臣民：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当二者中的其中之一产生不满的时候，那危险是不大的，因为平民如果没有受到贵族的挑动，那么他们的动作将是缓慢的，而贵族的力量又是弱小的，除非民众倾向于或者愿意自己采取行动。因而，当贵族阶级等待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爆发动乱时，他们就可自己表态了，这就是危险产生的时候。诗人们杜撰说，其他的神想把朱庇特捆绑起来，朱庇特听说了，于是接纳了帕拉斯的劝告，召来了布里阿柔所，让他用他的一百只手来帮助他。这个寓言非常形象地说明，君主如果能够获得平民百姓的友善，那么他就是安全的。
对民众给予适当的自由，让他们发泄痛苦和不满，才是一种稳妥的办法。如果硬是不让体液排出，以及捂着脓血不让它流出，那么就会有引发更加严重的毒疮和恶瘤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