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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和我说的。
当然我提醒他们，民权运动根本算不上轻而易举。今天我们所认为想当然的事情--比如说分离制度不可能是平等的，比如说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应该属于每一个人，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们应当在一起上学，一起玩耍成长--在1965年时，却远没有那么理所当然。
我提醒他们，即使在非裔美国人的社区中，人们就到底该斗争到什么程度也没有一致的看法。在芝加哥有一所教堂，其所在的大街以前叫“州立公园路”。金博士遇刺后，那条街道被重新命名为“马丁路德金路”。然而教堂的牧师--在社区中也算是个杰出的非裔美国人--对金博士却异常憎恨，竟把教堂搬迁到别的地方了。
所以当时的情况也从未百分之百明确，实现目标也从来未曾容易过。我们能走到今天， 靠的是奋斗与牺牲，靠的是自律与极大的勇气。
有时，回想起民权运动中涌现出的伟人时，我会想你们从哪里来的勇气？约翰路易斯，你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勇气？多萝西海特多萝西海特，非裔美国人的组织者，教育家，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国会金质奖章获得者。
，你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勇气？罗萨帕克斯罗萨帕克斯，美国民权运动积极活动者，被称为“美国民权活动之母”。1955年12月1号，罗萨帕克斯在蒙哥马利的公交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最终引发了60年代美国全国范围内反对种族隔离的民权涌动，也被称作“蒙哥马利公交车事件”。
，你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勇气？
当面对着成排的州骑兵，他们充满了憎恨和暴力，浑身武装着警棍和催泪弹朝着你们逼进时，你们怎么就能做到停止前进，双腿跪下祈求上帝的救赎呢？
你们从哪儿来的勇气？
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的是审视这种勇气在今天依然有价值，因为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挑战依然需要这种勇气。战线也许已经改变，实现平等的障碍也有了新的形式，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对于平民英雄的需要，我们需要他们站出来，为了他们所认为正确的事情仗义执言。
五十年前，我们的国家做出决定，既然四个街区之外就有一所白人学校，那么琳达布朗琳达布朗，黑人女孩，附近公立学校实施种族隔离制度拒绝其入学。1951年布朗一家在有色人种协进会支持下，将当地教育局告上法庭，即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954年最高法院裁决公立学校种族隔离制度违宪，布朗胜诉。
不应该每天早晨步行数英里去别处上学，因为当谈到美国的教育时，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永远不会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
当时之所以能做出那样的决定，是因为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愿意为此进行不懈的努力，哪怕对其名誉有影响也在所不惜；是因为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不管白人还是黑人，都愿意到大街上进行抗议，哪怕冒着失去自身自由的风险；是因为人们展示出了他们的勇气。
五十年之后，我们又展示出了什么样的勇气来保证我们的学校成为培养孩子们抓住机遇能力的基地呢？在当前形势下，底特律的孩子们要找到一份中等的工作，所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马科姆的孩子，还有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德里的孩子。确保每一个美国孩子都能得到最好的教育是当今时代新的民权运动的挑战。
今天，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学生一年的平均收入仅有25000美元--如果你是非裔美国人，那么收入还会再低14%。同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是美国的两倍。我们正在掉队，如果想要我们的孩子也拥有我们曾经拥有的机会，那我们必须努力赶上去。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又做出了什么努力呢？
当我们发现美国是工业化国家中高中辍学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时--在非裔和拉美裔的美国人中这个比例更高，我们做了什么？
当我们发现高中高年级学生数学和理科考试的成绩几乎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学生都低，而这些领域的专长技能又是找到一份高薪工作的通行证时，我们做了什么？
当我们发现升入九年级的每100名学生中，只有18名--18名--在高中毕业六年之内能获得一个大学学历，不管什么样的大学都算在内，我们做了什么？
当我们看到残破的学校、破旧的课本、挤满了学生的教室时，我们做了什么？
我现在来说一说华盛顿政府所做的事情。在华盛顿，他们会在某一天探讨教育的重要性，转天就会签署削减税收的法令，使得我们的学校因缺少资金援助而更加难以维持下去。他们会讨论《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法》，然而当情况很明显，他们没有把钱落实到位时，他们就一言不发了。在这周国会通过的预算中，他们通过了削减1000亿美元税收的计划，更不用说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拨款数万亿美元给少数利润巨大的公司。
1000亿美元啊！想一想，如果把这些钱投给学校建设，会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想一想用这些钱我们能建多少所新学校，我们能招来多少位好老师，我们可以给教室安装什么样的电脑和教学器材。想一想我们可以投资多少在数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上以便我们的孩子能够适应21世纪的经济形势。想一想我们可以资助多少名学习刻苦努力但却无法负担学费的孩子上大学。
考虑一下这所有的可能性和机会，再考虑一下华盛顿所做出的选择。现在考虑一下你们可以做些什么。
我认为我们彼此共有责任来保证学校资金充足，保证老师们能拿到合适的薪水，保证学生们能够负担起大学的费用。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不做出努力的话，那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
但是我也相信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也都负有责任。
我们的祖父母曾告诉我们生为黑人，必须花双倍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于是我今天就想问一问，我们能否如实地说我们的孩子有印度和中国孩子双倍的努力？那些孩子们比我们的孩子提前毕业，考试分数更高，并且掌握了在工作市场上将我们打得惨败的必备武器。我们能无愧地说我们的老师正双倍努力地工作？而我们的家长们又怎样呢？
有一件事情是一定的，我知道华盛顿的官员们肯定并没有做双倍的努力--对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加以改变。因为如果我们希望教育体制有变化的话--如果我们想要学校里不再那么拥挤，资金的供给更加公平；如果我们想要孩子们上一些能让他们为21世纪做好准备的课程；如果我们想要老师们拿到和他们的水平相符合的工资，并且拥有培养孩子们所需要的设备的话--那我们需要鼓足半个世纪以前民权运动的先驱们所鼓起的同样的勇气。
因为和其他所有的事情比起来，这些纪念日--《选举权利法案》通过纪念日、《民权法案》通过纪念日，“为自由而战”晚宴成立日等等--它们都提醒我们，在美国，再普通的公民都能够在自己的内心找到成就非凡的勇气。要促进变化从来都不容易，然而这却总是有可能的。变化的产生不在于暴力，武力或者使人们彼此对立并从他们的恐惧心理中获利的政治，而在于高度的自制力和运行有效的组织，以及人们心中强烈的希望。
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时，我们要思考我们该如何去做？我们该如何扫清华盛顿冷漠、党派纷争严重并且一切照旧的风气？当我们考虑这些问题时，我们就需要再次去寻找希望，我们的前人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他们成功地渡过了难关。
从我个人来讲，每当想起在竞选美国参议员过程中的一次旅行，我就找到了那种希望。
初选之后大约一星期，迪克德宾美国伊利诺伊州参议员。
和我在伊利诺伊州南部开始了一次十九市之旅，其中去的一个镇子叫开罗。你也许听过这个镇，因为这个镇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就因为是全国种族歧视现象最严重的地方之一而声名不佳。当地的白人协商会很激进，那里各种事情都能发生，把人绑在十字架上烧死，犹太人的家庭遭到扰乱，种族隔离学校，种族暴乱--这一幕幕惨剧都在开罗上演。
我们开车驶向开罗，迪克德宾转向我说：
“让我跟你讲讲我第一次来开罗的情况，那大概是三十年之前的事了。我当时23岁，那时的副州长保罗西蒙派我去开罗进行调查，看看能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当地的种族现象。”
接着迪克跟我讲了他如何不辞辛苦地来到那里，由一个当地的居民接站并开车载他到他要住的汽车宾馆。他下车时，司机跟他说：
“恕我直言，让我给你提个醒吧。不要用你房间里的电话，因为电话的总机接线员是白人协商会的成员，他们会汇报你所做的一切。”
当然了，这让迪克德宾有些沮丧，不过他是一个勇敢的年轻人，所以他住进了他的房间，放下他的包。几分钟之后，他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他看到有一个人站在门前盯着他愣了一秒钟，然后说道：“见鬼，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就走开了。
现在，迪克很有些担心，我也是，因为他给我讲述这个经历时，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开罗了，因此我开始想我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我们开着车穿过镇子，经过旧政府大楼，转了个弯，突然眼前就是一个大停车场，大约有300人站在那里。其中约四分之一是黑人，四分之三是白人，他们看来都很年轻。倘若在三十年前，他们一定会积极地参与到那场划时代的斗争中去。
我们的车子越来越近，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所有的人身上都别着一个小徽章，上面写着“支持奥巴马竞选参议员”。然后他们开始微笑，开始挥手。迪克和我互相对视了一下，什么话都无须再说。因为三十年前，如果你告诉迪克--一个出生在圣路易斯东部的一个贫穷的立宛陶移民的儿子--他将作为美国在任的参议员重返开罗，并且和他并肩作伴的是一个出生在夏威夷，父亲是肯尼亚人，母亲是堪萨斯人，名字叫做巴拉克奥巴马的黑家伙，没有人会相信。
但是事情确实发生了，因为约翰路易斯和几十位勇敢的美国人站在那座跨越隔阂的桥上，并成功地过了桥。
你们知道，“血腥星期日”1965年3月7日，600名黑人抗议者在塞尔马的埃德蒙佩特斯大桥遭白人警察袭击，当时有100人被殴至流血倒地，后被称为“血腥星期日”，被认为是美国民权运动的转折点。
两周以后，当示威的队伍最终到达了蒙哥马利，马丁路德金对数千名群众说：“道德世界的圆弧固然很长，但它终究偏向正义的一方。”他是对的。但是你知道吗？圆弧自己不能偏转，之所以偏转，是因为我们帮助它偏向那个方向。因为拥有非凡勇气的美国人，像约翰路易斯，马丁路德金，罗萨帕克斯，以及成千上万名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使它偏向正义的一方。现在他们的事迹穿过几代人的时空向我们发出了呼喊，我们要作为一个民族继续前进，因为他们鼓舞着我们伸出自己的双手，来偏转这一道德的圆弧。
隐私与自由
--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演讲
2005年6月27日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年度会议上，巴拉克奥巴马以“隐私与自由”为主题发表了此篇主题演讲。
“我想与大家共同合作，让我们的图书馆永远都是知识的殿堂。在这里，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阅读，随心所欲地思考，而不必担心‘老大哥’掠过我们的肩头咄咄逼人地窥探着我们。”
今天能站在这里给大家演讲，我倍感荣幸，因为图书馆是个含义丰富、意义深远的地方。它不仅仅是一幢储藏书籍和史料的建筑物，而且自始至终都是将人们引领向更广阔世界的窗口。在这里，我们总能迸发出伟大理论与深刻思想的火花，正是它们帮助推动了美国历史的前进。
当真理和科学不断遭到政治议程与意识形态的挑战时，当学校不允许教师教授进化论时，当有人利用伪科学阻挠有关抑制全球变暖或出资拯救生命的科研行动时，总是图书馆在提醒我们，真理并非就是最响亮的声音，而应该是最正确的信息。尽管我们都是最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但是在美国，创新性思维却能一直得以维护，原因正是我们在信仰宗教的同时也笃信真理。
因此，当我们教育任何一个孩子，让他跨越图书馆的门槛，迈进这座圣殿的时候，从那一刻起，我们就永久性地改变了他们的一生，他们的生活从此变得更加美好。因为图书馆拥有无穷的力量，可以促成这种改变。
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里，心怀感激，感谢图书馆一直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在座各位的辛勤工作。同时，我还想与大家共同合作，让我们的图书馆永远都是知识的殿堂。在这里，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阅读，随心所欲地思考，而不必担心“老大哥”掠过我们的肩头咄咄逼人地窥探着我们。
可能在座的一些人听到过我去年夏天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它最终还成为了街头巷尾人们热议的话题。其中大家似乎对于我说过的这样一句话记忆清晰，那就是：“红色州的人民也不喜欢联邦机构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面鬼鬼祟祟，刺探信息。”但很多人可能都无法记起的是，多年来，是图书馆管理员们一直奋战在争取隐私与自由的前线。在我国历史上，我们曾经经历过黑暗的年代，那时美国与成就我们这个伟大国度的理念渐行渐远。但有个问题一直都徘徊在我们的脑际，那就是：我们能克服这一困难吗？而你们这些优秀的国民一直都毫不犹豫地响亮回答：“我们能！”
当政治机构审查优秀文学著作时，是你们将《哈克费恩历险记》和《麦田里的守望者》重新放回书架，保障了我们自由思考和接受外界信息的权利。每次我们不得不担忧，我们的政府是不是也会在图书馆里掠过我们的肩头窥视着我们，这时，依旧是你们勇敢地站出来，呼吁保护个人隐私。你们是美国这一最根本自由权利的全职捍卫者，仅凭这一点，你们就应受到全国人民最深切地感激。
你们还值得受到我们的保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和众多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一道努力推行一项爱国者法案，以便在不践踏我们公民权利的同时还可以追查到恐怖分子的行踪。华盛顿政府一直试图用“非此即彼”的方式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要么只能保护公民远离恐怖分子，要么只能坚持我们最为珍视的原则。但是这样的选择不仅降低了我们对自身的要求，而且还低估了我们国家的能力。其实，我们可以利用新技术，发扬坚持到底的精神，在恐怖分子为非作歹之前就将他们捉拿归案，同时还可以保护好公民的自由，而这自由就是我们最初奋战的理由。
我知道，联邦调查局或其他执法部门曾向你们当中的一些人索要阅读记录。因此，我希望我们可以像众议院那样通过一项规定，要求联邦机构和其他任何机构都一样，必须获得正规法院中法官的正式批准才可以进行调查。在参议院中，我们两党的参议员共同推行了一项安全法案，旨在防止联邦政府在获取许可之前就随意窃看电子邮件及查阅图书馆阅读记录。在执法部门调查可疑活动时，给予他们这种特权是一回事，但他们若不经过司法部门的批准就擅自行动，不仅侵犯了所有美国公民的权利，还违背了美国所坚持的理念。
在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除了前面提到的有关“联邦机构在我们图书馆中刺探消息”的演讲词外，还有一句演讲词也同样受到了大家的瞩目。今天我想针对这一点做进一步阐述。我在那次演讲中还曾经提到，我在伊利诺伊州见到过很多人，他们并不期望政府会出面解决所有难题。我是这样说的：“他们明白，父母要言传身教。他们也明白，除非我们教孩子们树立远大理想，不要整天沉溺于电视，并消灭‘黑人青年拿起书来，就是在模仿白人’之类的流言蜚语，我们的孩子才能取得成功。”
在那次演讲中，我总结了这样一句话，是因为我明白我们要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想给孩子们最好的人生机遇，如果我们想让机会之门在他们年轻之时就朝他们敞开，能够教给他们日后成功的秘诀，那么身为美国公民，身为教育者，身为父母，我们最为重大的责任之一，就是保证每一个美国孩子都能读书，而且都能读好书。
我提到这些，并非是为了进行另外一场有关教育的辩论，解决的方法也并非是要争取更多的教育经费，或是淡化教育业中的官僚氛围，而是要强调教育的责任始于家庭--在我们的孩子踏入教室之前，我们就应该有教育的责任；在孩子的整个青少年时期，我们都应当坚持承担这样的责任。
这是因为，我们当今生活在一个知识经济时代，而读书识字的能力则是这一时代中最基本的货币资本。就在我们之前的几代人，即便他们是只有三年级文化水平的辍学学生，依旧可以正常就业。无论在农场还是到工厂，他们都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支付日常生活开支，养家糊口。
然而，那样的经济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的飞速发展已经瓦解了国家之间的壁垒，将全世界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今，对于知识和技术水平都有着高要求的新型工作和行业已经在经济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无论是有关软件设计、计算机工程还是财务分析的岗位，各个企业都可以将其随处分配到任何有网络连接的地方。同样，由于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当中，经济发展正日趋现代化，孩子们接受的教育时间增长，质量水平提高，因此美国的工人面对的竞争会愈加激烈，对其必备的技术要求更高。
这些新型工作要考验的是你是否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以及你是否具有快速掌握新知识的能力。它们要求你具备创新性思维，拥有对知识详尽的了解以及一流的交流和沟通能力。
但是，在我们的孩子能够得到这种工作的面试机会之前，在他们能够填写申请表格，获得所需学历之前，必须能够拿起一本书进行正确阅读，正确理解。这是一种最基本的能力，也没有比这更为基础的要求了。
阅读是一种入门技巧，掌握这个技巧才能学习其他知识，从复杂的字谜和历史的意义，到科学发现和技术熟练。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学习能力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如果我们的孩子只能达到四年级的识字水平，我们怎能将他们送向社会？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但我们的的确确这样做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均是如此。
就在当前，美国大概有五分之一的成年人无法为孩子们读下一则简单的故事。在过去大概二十年间，有一千多万的美国人在没有掌握基本阅读能力的情况下读到了十二年级。
但是，这些读书识字能力欠缺的问题远在高中之前就开始显现。根据2000年的统计，经过阅读测试后显示，美国只有32%的四年级学生达到了熟练阅读的水准。如果再将种族因素和收入差距的因素考虑进来的话，这个问题会更加严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们的平均得分要比整体平均水平低27分，而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则比平均水平高出15分。在17岁的中学生中，只有十二分之一的白人学生能够理解报纸中科技版块的内容；在拉美裔中学生里，这一比例骤降至五十分之一；而在非裔中学生里，这一比例仅为百分之一。
在当今的新型经济时代中，仅仅教会孩子们阅读《迪克和珍妮》丛书《迪克和珍妮》（Dick and Jane）阅读丛书是一套在美国极为流行的儿童阅读启蒙教育丛书。
已经远远不够了。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美国所有的工作岗位对于文化水平的平均要求提高了十四个百分点。仅仅认得白纸黑字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的工作，那些岗位在阅读识字方面的要求是“要有详尽理解知识的能力和理解复杂内容的能力”。但就目前来说，还有太多孩子达不到这个水平。
然而，每年我们依然将更多的这种孩子送出学校，或看着更多的孩子辍学。他们会去关注招聘广告，将那些自己不符合要求的工作一个又一个地排除。还有些孩子会拿着这些广告，走到别人面前，鼓起勇气说：“你能帮我读一下吗？”
我们整个国家都应当改变心态。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但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整个国家的文化依旧在用20世纪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教会孩子如何数清楚找回的零钱，如何识别食品标签似乎就已经帮了他们不少忙，但在当今这个社会，仅仅掌握这些能力恰恰反会对他们造成不利。因此，我们应当对孩子们提出高要求，为他们树立鼓舞人心的榜样，让他们好好学习。虽然美国在改善学校条件、进行教育改革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做，但倘若我们仅仅依靠向政府请求帮助的话，还是远远不够的。培养孩子们的阅读能力要从家庭开始。
我们都知道，如果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就已经对字母和基本的发音有了一些意识，那么在日后的几年当中，他们的阅读水平会比其他人高，面对的困难和挑战也会比较少。我们也都知道，孩子在家里接触到的阅读材料越多，那么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在阅读测试中的表现就会越突出。因此，我们应当注重推行“家庭阅读计划”和儿童早期教育，这样孩子们就不至于在还未入学时就已经落在人后。我们还应当早早地就让孩子们的手中经常有书可读。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今，不少父母们都从事着世界上最为辛苦的工作，这让大家再怎么感谢你们都不为过。与以前相比，你们的工作时间变得更长，工作强度更大，而且在辛勤工作的同时，你们还要照顾好家庭，希望可以二者同时兼顾。当你回到家时，你大概试着让孩子们多读读书，但你的竞争对手却是电子游戏和DVD光盘这些当今技术革命的副产品，它们已经成为孩子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电视机现在也出现在每个家庭的各个房间当中，现在8至18岁的孩子们平均每天都会花三个小时看电视，然而，他们用来读书的时间却只有四十三分钟。
不过，对于孩子们的诱惑却不仅存在于家庭之中，而是无处不在。无论是孩子们接触到的朋友还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人们，或是目前流行的“反智主义”社会文化氛围，都会对孩子们影响巨大，他们很容易放下手中的书，将注意力转向别处。而且家长也会很容易为此寻找借口，假装认为，孩子们看DVD光盘就是在接受教育；认为只要他们玩的是健康的电子游戏，那么12岁的孩子就可以跃过读书这一环节；或者一家人再也不会聚集在饭桌前一起交谈，而是将用餐场所都转移到了电视机前。
其实我们明白，孩子们需要的并不是这些。我们明白，这些并不是对他们最为有益的东西。身为父母，我们需要有时间和精力介入其中，寻找到让孩子们热爱上读书的方法。我们要亲自关上电视，安排出时间为他们读书，或和他们聊一聊最近读过的书。
在这一方面，图书馆就可以起到帮助父母的作用。当我们了解到了繁忙的日程安排和流行电视文化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无数局限之后，我们就需要跳脱窠臼，换个角度思考，像美国人一贯的那样心怀宏大的理想。现在，我们的孩子已经开始了第一次与医生的会诊，然后他们会拿着新开的药方回家。但想象一下，如果他们回家时，手中拿着的是生平第一张图书阅览证，或者第一本《月亮，晚安》《月亮，晚安》（Goodnight Moon）是美国经典的睡前故事书，书中的故事非常简单，一只小兔子准备上床睡觉，随着夜色加深，房间更暗，他向周围每一样东西道晚安。
的话，那又将是怎样的一幅情景？
如果得到一本书就像租一张DVD光盘或者吃一顿麦当劳那样简单，如果每一份“开心乐园餐”赠送的不是一件玩具而是一本书，如果在儿童乐园和操场上都设有流动图书馆，就像冰淇淋车一样，如果商店中都有可以借书的书刊亭，如果到了暑假，到了这段许多孩子都会在阅读能力上有所退步的时间，每个孩子手中都有一份必读书目，会互相交谈他们看过的书，会接到当地图书馆的邀请参加夏季读书俱乐部的话，那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要扮演的角色十分特殊。你们这一机构一直是而且应该是家长和孩子们一起阅读、一起学习的乐园。我们应当多带孩子来这里看书，应当确保政府领导人不会仅仅因为他们必须在减税方面多花费点儿资金而将图书馆关闭。
在座的各位也都有自己的任务，你们可以开动脑筋，多想办法，让更多的孩子走进图书馆的大门，就像你们开展的许多活动--读书俱乐部和读书比赛，进行家庭作业辅导，走进社区多做宣传等。在未来的几年中，这就是我们所要面临的挑战，也必须是我们要肩负的责任。
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你们都是图书管理员，同时也为人父母，那么你们大概还会记得自己的孩子在读完人生第一本书时脸上露出的表情。他们会翻过书的最后一页，抬起头，睁大眼睛凝望着你。那种眼神中流露出的是满足与自豪，昭示着无穷的潜力和无限的可能。
在那一刻，我们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将这希望之光延续下去，让所有的机会和可能都在孩子们身上实现。我们希望，当他们问起“我长大后能做什么？”的时候，我们能够回答：“想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敢于梦想。”
这希望与美国梦的故事一样悠久。从第一批移民到达这片大陆开始，数代人民就一直艰辛地工作，在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一切。因为这样孩子们就能拥有他们曾经拥有过的机会，甚至拥有他们从未拥有过的。虽然我们不能保证孩子们将来会富有，会走向成功；虽然我们不能肯定他们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在美国，我们至少可以给他们提供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机会，让每个孩子都能拥有尝试的机会。
而教育依然是创造这种机会的基石，而让基石坚固的最基本建筑材料依然是阅读。在21世纪的黎明之际，在当今世界，知识确确实实就是力量，而读书的确是打开机遇与成功之门的钥匙。身为图书管理员，身为父母，身为教育者和美国公民，我们有责任培养孩子们对于阅读的热爱，这样我们才能给予他们实现梦想的机会。
以美国军人为荣
--致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日can Legion）,1919年3月15~17日，由美国远征军作战及勤务部队的代表在巴黎成立。当年9月16日美国国会曾为该协会颁布了一全国性的章程。该章程曾于1942年加以改订，以容纳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退伍人员。其后于1950及1966年又曾两度修订，以容纳韩战及越战中美军退伍人员。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会员入会资格，只要是光荣的服役及光荣的退役即可，毫无政治及党派色彩。其主要的一项业务是，照顾残障及患病的退伍军人。
的演讲
2005年7月15日
（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巴拉克奥巴马以“对于本国战争退伍军人们，美国应履行道义上的承诺”为主题，发表了此篇演讲。
“关爱他们，并非仅仅出于我们的爱国情绪，而且是我们最基本的道义上的责任，我们必须迎接这一挑战。”
感谢诸位！今天非常荣幸能与各位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共聚一堂！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参与竞选的整个过程中，我得以有机会周游整个伊利诺伊州。我见到了许多和你们一样的退伍军人，也耳闻了许多你们的英雄事迹。然而我发现，无论我听了多少这样的故事，你们为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都始终让我心怀敬畏，你们所做出的牺牲也一直激励着我。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是美国著名作家，被誉为美国19世纪最佳诗人之一。
曾经说过：“若想赢得一场战争，你必须全力以赴地坚定自己的信念，坚守自己的理想。”身为一个美国人，我们永远都不应忘记，国家有如此多英勇的战士，我们是多么地幸运。他们有坚定的信念，为了完成更为崇高、更为伟大的使命，他们毫不犹豫地舍弃自身的幸福，将生命置之度外。
你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参军入伍之时，全新的人生道路才刚刚展开--你们本可以和亲朋好友们一起庆祝生日，举办婚礼，共度假日；本可以全力追求尚未实现的目标。但是，你们却心甘情愿地将这一切抛诸脑后，甚至是永远舍弃，仅仅因为你们相信自己的付出可以让其他所有人生活地更加美好、更加安全、更加自由。
因此，当我们的勇士们荣归故里后，当他们需要我们的关怀和支持时，我们应该怀有这样的责任感，应该对自己的同胞承担起这个义务。自从我成为参议院退伍军人委员会的一员后，我在那里听到了太多关于资金和预算金额的争辩，他们针对我们的支付能力和如何节省预算争论不休。但是我知道，当你们一想到要帮助美国退伍的将士们时，第一时间浮现于脑际的并不是这些。
第一时间浮现在我脑际的也不是这些。
我想到了我的外祖父。二战期间，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次日，他就报名参军了。他在巴顿将军麾下作战，征战欧洲。在他回到家乡后，是《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让他拥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让他和家人们得以铸造自己的美国梦。
我想到了许多曾经耳闻过的相似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个，是一位名为比尔艾伦的退伍军人讲给我听的。他说，有一次在去往芝加哥的途中，他亲眼目睹到许多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在垃圾装卸车旁为了争抢破烂而大动干戈。
我还想到了许多和谢默斯埃亨一样的人。谢默斯是我在竞选期间在东莫林市的“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俱乐部”大厅里认识的一个年轻人。他告诉我，他对这个国家深以为豪，所以他已经加入了海军陆战队。他认为作为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回报祖国。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他在伊拉克服役期间，我们还一直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有一次，他在信中这样写到：“很抱歉不能经常给你写信，因为我在这边有些忙碌。”我告诉他：“没关系，我知道你已顾不上其他。”
然而，当我在听他讲述自己参军的原因，讲到自己对祖国和国家领导的绝对信赖、对于军令和天职的无比忠诚时，我想：这个年轻人身上凝聚了我们对于子女的所有期待。然后，我扪心自问：“谢默斯回来后，我们为他所做的是否等同于他的付出呢？”
当我们再谈论起退伍军人们的福利和预算资金时，我们就应该问自己这个问题。这是我们需要达到的标准。
因此我想问：当我们发现政府将用于退伍军人们医疗保健的资金至少缩减了10亿美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这些军人们为我们服务那样去为他们服务呢？缩减了这笔钱，这些退伍军人们就有可能被医生拒绝预约，就会付不起医疗费，会拒绝安装能让他们过上正常生活的假肢。
谢天谢地，幸亏国会重新考虑了投入这笔资金，这些不幸都没有发生。但我想明确地说，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US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是为美国退伍军人及家属提供服务的内阁部门。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具体为服务对象提供伤残赔偿金、养老金、教育、住房贷款、人寿保险、职业康复、遗属福利、医疗福利和安葬等权益及服务。
的资金不应经由再三考虑才能下拨。数月前，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就提醒政府说，也许资金会出现短缺。这样我们现在就不必为了去关怀那些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我们的人而争论不休，这本就应是美国要优先考虑解决的头等大事。
不过，众所周知，我们依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一些身有残疾的退伍军人为了得到申诉的处理结果要足足等待上百天；在伊利诺伊州，受伤的退伍军人得到的残疾补助要低于新墨西哥州和缅因州的水平。我刚到参议院工作时，看到《芝加哥太阳时报》上报导说，在残疾退伍军人得到的补助金额方面，伊利诺伊州位列全国第四十九位。我们当即决定在斯普林菲尔德和芝加哥举行市政会议，与大家直接对话，听取意见。你们表达了想法，我们将这些情况反映给退伍军人事务部的秘书长尼克森先生，他还亲自来调查了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将事业部工作人员增加了27%，这样就会有更多的社会工作者来为退伍军人们服务。
然而军人们得到的补贴依然很低，等待的时间依然太长，因此我们的任务依然艰巨。当我们的英雄从战场归来时，我们只是挥舞手中的旗子表示欢迎，说一些赞誉之词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切实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以他们做出的贡献为荣。就在几个星期前，我们在芝加哥召开了一场听证会，专门针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那天，有一位退伍老兵告诉我，他的双手在一次事故中变得血肉模糊。二十年后，他依然在退伍军人事务部门前徘徊，尝试着争取残疾补贴。这一等就是二十年啊！同时，我们还了解到，针对国内各州残疾保障参差不齐的状况，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最新举措是禁止再对各州进行排名，再也没有好坏之分，高下之别。我不了解你的想法，但我却认为，隐瞒负面信息以掩人耳目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如果对于那些已经回到家园的退伍军人们，我们所能做到的仅限于此的话，那么对于那些依然在沙场奋战的成千上万的同胞们，如果上帝能够保佑他们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平安归来的话，我们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现已退伍的士兵已难以得到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关怀，难道当这些依然战斗在最前线的士兵们归来时，迎接他们的将是机械的系统音：“谢谢你们为国战斗！现在就领个号码牌，排队等待吧！”
我们都知道，归来的士兵们大都会得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又译创伤后压力症、创伤后压力综合症、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创伤后压力失调、重大打击后遗症。指人在遭遇或对抗重大压力后，其心理状态产生失调的后遗症。
；我们也知道，最新的军队研究表明，在伊拉克，有六分之一的士兵们都表现出了严重抑郁症的症状。有些专家预计，当战士们归来后，大概有超过十万的士兵都需要接受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恢复治疗。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战场上负伤，他们终生都需要照顾。如果放在以前，这些同上前线的巾帼须眉们都无法保住性命，但现今科技发达，使得这些年轻人不仅能够继续生存，而且还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是否有条件让这一愿景实现，还要取决于你我。
关爱他们，并非仅仅出于我们的爱国情绪，而且是我们最基本的道义上的责任，我们必须迎接这一挑战。
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在国会方面，我得到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帮助，使得依然在医院接受诊治的士兵们可以免费得到一日三餐。我还发起了一项《全国退伍军人安置法案》，将加强退伍军人事务部的项目，让无家可归的退伍士兵们得到妥善安置。美国退伍军人协会赞助了这项法案，因此我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工作，推进此项法案以及未来其他倡议的实施。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来自于退伍军人协会的全国总司令哈利克梅尼提出了一项立法提案，也就是后来的《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从那以后，这一法案为将近八百万美国士兵提供了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为将近两百万个美国家庭提供了安身之所，造就了伟大的美国中产阶层。这一法案告诉我们的英雄们：“当你荣归故里时，我们就在你的身边，因为我们要一起经历这一切。”
而今天，我们不应该再为如何给退伍军人们提供最低金额的补贴和医疗保险而争执不休。自从越南战争以来，这是规模最大的军队调动前往危险不断升级的世界为自由而战，因此，我们的确应该讨论一下，21世纪应当制定一个什么样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