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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当时是君主制与共和制初期，城邦的统治者还依然有足够力量对一名宣扬不受欢迎的教理老师进行保护，让他免遭大字不识的古雅典农民的愚蠢仇视的迫害。可当时的雅典，民主制已经发展到了巅峰时刻，个性自由早已今时不同往日了。何况，当时深受大部分人鄙视的伯里克利恰好是这位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这又为法庭打开了方便的治罪之门，致使人们用以掀起一场反对古老独裁统治的政治风暴。
有位名叫奥菲特斯的教士，在某一人口最密集的郊区做行政长官，他提出的一项法律被通过了。这项法律规定，“对全部不相信现今宗教者与对所有神明持不同看法者，要马上治罪”。因此，阿那克萨哥拉被投进监狱。可是最后城市中的开明势力占了上风。阿那克萨哥拉只缴纳了一笔很小的罚款便获释了。他移居到小亚细亚，在那儿安享晚年，名如皓月，到公元前四二八年才离开人世。
这一案件说明，官方要压制科学理论的发展确实是枉费心机。尽管阿那克萨哥拉被迫离开雅典，不过他的思想却留给了后世。两百年之后，一个名叫亚里士多德的人注意到他的思想，并将其作为自己科学假设的基石。经历一千年的黑暗时期之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让人欢心地直接传授给了伊本-路西德（一般称阿威罗伊），一个杰出的阿拉伯医学家，他于西班牙南部摩尔大学的学生中间大力宣传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将理论与自己的观察结合在一起，写下了大量著作。这些书被及时地运往庇里牛斯山，送至巴黎与布伦大学，且翻译成拉丁文、法文以及英文。西欧人与北欧人全盘接受了书中的看法，而今它们已成了科学启蒙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觉得它们就像乘法口诀表一样无害。
现在我们回到阿那克萨哥拉的话题上来。在他受审之后几乎一代人的时间里，希腊科学家有幸承蒙恩准，能够教授和民间迷信有偏差的学说。到公元前五世纪末年，第二件事又发生了。
这次受迫害的是一个名叫普罗塔哥拉的流浪教师，他来自希腊北部以沃尼亚殖民地的阿布戴拉村。这个地方因是德谟克利特的出生所在地而名声不好。德谟克利特是拥有创见的“微笑哲学家”，他提出一条定论：“只有可以给绝大部分人提供最大幸福与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是最有价值的。”后来他被看成激进分子，要被置于保安系统的严密监视之下。
普罗塔哥拉深受这一思想的熏陶。他前往雅典，经过几年的刻苦研究，向人们宣称说，人是衡量一切世间万物的尺度；生命犹如昙花一现般短暂，因而不要将宝贵的时间花在原本就让人怀疑的上帝的存在当中，所有精力应该致力于让生活更美好愉快。
这一观点无疑是切中了要害，绝对会比曾经一切文字或谈话都更加能够动摇人们的信仰。并且，这个理论产生之时，恰逢雅典与斯巴达间的战役胜败攸关的紧要关头，人们深受失败与瘟疫的毒害，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很显然，这时对上帝的超凡的神力提出质疑，激怒上帝，确实不是时候。普罗塔哥拉被指控是无神论者，斥令一定要改变理论，服从法庭的管制。
本来伯里克利能够保护他，可这时他已经过世了。虽然普罗塔哥拉是科学家，却对殉道一点兴趣也没有。
他跑了。
可悲的是，在驶向西西里的旅程中，他的船触礁了。他很可能当场溺水而死，因为至此之后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
惨遭雅典人恶毒迫害的另一个人是戴阿哥拉斯。事实上他并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位青年作家。在一次官司中他没有得到上帝的眷顾，于是将个人的怨恨全部宣泄到上帝身上。在很长一段时期，他为自己的苦情郁郁寡欢，导致思想产生了很大变化。他到处奔走，用亵渎神灵的语言诽谤希腊北部人尊敬的“神圣玄机”。他的胆大让他被判处死刑。然而在临刑前夕，这个可怜的家伙得到了逃跑的机会。他来到科林斯，照样诅咒奥林匹斯的天神，后来最终因肝火太旺而寿终正寝。
最后希腊人不易说的偏见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法庭对苏格拉底臭名昭著的死亡宣判。对这我们在此有详尽的记载。
只要一提及世界依然如故，说到古代雅典人心胸狭隘的程度不亚于后人的话，人们就必定举出苏格拉底的事例，看成希腊人顽固不化的强有力佐证。然而现今我们通过详尽的考察以后，对情况有更为清楚地了解了。这位街头演说家的毕生都很平凡，他才华卓越，却让人讨厌，他给公元前五世纪盛行于古希腊的思想自由精神作出了最直接的贡献。
那个时候的人们依然相信有天神存在，于是苏格拉底将自已说成代表上帝的预言家，尽管雅典人没法完全理解他所讲的“精灵”（也就是在内心深处告诉他应如何说如何做的声音）代表着什么，却完全能够领会这一事实：对身边的人们供奉神明的东西持否定态度，也不屑于传统的习俗。最后，当政者把这位老人杀死了，可他的神学观点（虽然官方为了说服大家而牵强地作为欲加之罪）事实上与审判的结果几乎没有关联。
苏格拉底是一位石匠的儿子。他的父亲子女很多，钱财很少。他没有钱上正规大学，这是因为那时的哲学家都讲究实惠，教一门学科的报酬是两千块钱。何况，对苏格拉底来说，追求纯粹的真理、研究无用的科学现象完全是浪费时间与精力。他觉得，只要一个人善于培养自己的信念，有无几何学的知识也无关紧要，对于拯救灵魂来说，了解彗星和行星的自然现象毫无用处。
这个塌鼻梁、衣冠不整的朴实小个子，白天在街头和无业游民争论，晚上则毕恭毕敬听妻子的唠叨（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他的妻子必须在家里给别人洗衣服，可她的丈夫却将谋生当成是生存中最不应注意的细节）。他曾多次参加战争与远征，是个令人尊敬的老兵；他身为雅典参议院的前议员，在当时众多的教师中被挑选出来，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接受惩罚。
为了详尽地了解事情的始末，我们应当明白在苏格拉底为人类的知识以及进步作出痛苦而有用的努力的时候，雅典的政治面貌怎样。
在苏格拉底的一生中（他被处以死刑时已年过七十），他试图告诫人们，他们正在浪费青春，生活毫无意义可言，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在空洞的快乐与虚无缥缈的胜利之上，一直挥霍伟大的上帝赐给的诸多恩典，哪怕使自己的虚荣心与野心得到几小时的满足都是好的。他绝对相信人的命运是崇高的，所以旧哲学界设置的所有框框和禁区他都打破了，甚至走得比普罗塔哥拉还远。普罗塔哥拉教悔人们：“人是衡量一切生灵的尺度。”苏格拉底则说：“人的无形意识是（或应该是）万物的最后尺度；改变命运的不是上帝，而应该是我们自已。”
在法官面前苏格拉底的演讲（确切地说，法庭上总共是五百名法官，他们都是苏格拉底的政敌刻意挑选的，其中的有些人还会读书写字），对所有听众来说，无论他们是否持同情的态度，都是最鼓动人心的通俗浅显的道理。
这位哲学家争辩说道：“世上谁都没有权力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夺取别人随意思考的权利。”他说，“只要人们有自己的道德与信念，就算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妻子以及家庭，也都是可以成功。可倘若不完全研究问题的前因后果，谁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必须有讨论一切问题的充分自由，完全不受官方的干涉才行。”
可惜的是，该被告是在错的时间阐明了错的论断。且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以后，雅典富人和穷人、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苏格拉底是“温和派”--一个既看到双方利弊，又试图找到折中方案以满足所有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义者，这自然而然哪一方的好感都得不到，不过那时双方势力相当，没有时间来对付他。
到公元前四三年，那些绝对的民主派彻底控制了王国，赶跑了贵族，苏格拉底也便在劫难逃了。
他的朋友知道这一切后，劝告苏格拉底早点离开这座城市，这是相当明智的。
苏格拉底的敌人不一定比他的朋友少。在大半个世纪中，他总是扮演“口头评论家”的角色，作为一个聪明绝顶的大忙人，将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社会支柱的人的假面具以及思想骗术在光天化日之下揭露出来当成一种乐趣。慢慢的时间长了，在希腊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上午他谈到的趣事，到晚上全城老老少少便都知晓了。有人专门为他排演了戏剧。在他入狱的时候，关于他一生中的大大小小的琐事全希腊人都了如指掌。
那些在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们（比方说那个不会读写、只因通晓上帝旨意而在起诉中最卖力的粮贩子）对他们审讯苏格拉底是在为社会尽职尽忠，为城市除掉一个所谓“知识界”中的最危险分子深信不疑，他们认为苏格拉底是一个只会教给奴隶懒惰、犯罪以及不满的人。
十分有趣的是，尽管在这样的环境里，苏格拉底依旧用精湛的口才为自己辩护，并且这让陪审团的绝大部分人倾向于释放他。他们提议，只要苏格拉底摒弃争吵、辩论、说教那些可怕陋习，对别人所偏爱的东西不再加以干涉，不再用无休止的疑问去纠缠他们，就能够被赦免。
可是苏格拉底不接受这些。
“这肯定办不到！”他喊，“只要我的良心以及我微弱的心声还在引导我继续向前，把通往理智的真正道路指引给人们，我就要继续拉住我所见到的每一个人，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毫不顾虑后果。”
这样的话，除了判处这个囚犯死刑以外，法庭没有其他办法。
苏格拉底被缓刑三十天。一年一度去戴洛斯朝圣的船只还没有返航，依据雅典法律，在此期间是不可以行刑的。整整一个月，这位老人安详地待在监狱里，研究怎样改进他的逻辑体系。他有多次逃跑的机会，但都被他拒绝了。他觉得自己已不虚此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疲惫了，打算离开人世。直到行刑时，他仍在同朋友们谈话，用自己坚持的真理劝解他们，告诫他们少花点心思在物质世界上，而要注重精神世界。
随后，他饮下那杯毒鸩，躺在床上，至此以后，所有争论都伴随着他的长眠而尘埃落定。
势不可当的公众愤怒曾一度让苏格拉底的门徒吓破了胆，认为还是离开过去的住处一段时间比较好。
等一切都平息了下来。他们便又回来，重操旧业，公开讲学。当这位老哲学家死后的十多年内，他的思想传播得比以前更广泛了。
同时，这座城市经历了十分困难的时期。夺取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已结束五年了，雅典人在这次战争中败下阵来，斯巴达人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是一场体力与智力对抗获胜的战役。不用说，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不长。斯巴达人从未写过一句值得记下的话，对人类的知识也未作出过一点的贡献（除一些军事战术以外，今日的足球比赛里已经沿用到了这样的战术）。斯巴达人觉得，对手的城墙被推倒了，雅典的舰队也剩余没多少，便已大功告成。然而，雅典人的思想却未因这而丧失敏捷的天赋。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后的十年，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就又聚集了世界各个地方的船只，雅典的海军将领又一次身先士卒，统领了希腊联合舰队。
何况，尽管伯里克利的努力并未得到同代人的注意，却让雅典变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正如公元前四世纪的巴黎一般。罗马、西班牙以及非洲的有钱人家都希望孩子得到时髦的教育，即便孩子只被允许参观一下卫城周边的任意一所学校，家长也会觉得是无上的光荣。
要正确理解古代社会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在古代社会，生存被看得尤为重要。
在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下--那个时候的基督教是所有异教文明的公敌--希腊人和罗马人被人们看成是天良尽失的家伙。他们总是崇拜那些不伦不类的天神，其余的时间便用来大吃大喝，饮整罐整罐的萨莱诺酒，听埃及舞女的细语缠绵，偶尔还奔赴战场，把屠杀作为乐趣，残忍的杀害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与达西雅人。
不容置疑，不管在希腊还是在罗马，有特别多的商人和战争贩子，可能在罗马更多一些。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精辟阐述的伦理道德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积累起万贯家私。正由于这些人十分富有，人们才必须对他们忍气吞声。不过，在社会中这些人一点威信都没有，所以无法推崇他们为当时文化的代表人物。
埃帕菲罗迪特的公寓被我们发掘了，这家伙和尼禄大肆掠夺罗马及其殖民，谋取数以百万计的家财。望着这个老投机倒把商用不义之财造起来的有着四十间房屋的宫殿的废墟，我们不禁摇头叹息：“好腐败啊。”
随后，我们坐下来品读爱比克泰德的书籍。曾经爱比克泰德当过埃帕菲罗迪特这个老坏蛋的奴仆。可是读他的书后，我们却深刻感受到自己是同与一位古今少有的高尚的灵魂为伍。
我明白，人们喜欢关在家里随意对自己的邻居或邻国说三道四，可是要记得，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当之无愧的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真正的代表，正如朝廷中的势利小人埃罗菲罗迪特也拥有他的代表性一般。二十个世纪之前的人们对尽善尽美的生活的追求欲念也不亚于现今的人们。
毋庸置疑，当时的尽善尽美和现在的尽善尽美在概念上差异性是很大的，这一点无可厚非。那个时候的尽善尽美是某个深深欧化了的产物，同东方社会没有任何干系。可是，那些有着自己的见解、将其当做生活中追求的最崇高目的的所谓“野蛮人”，恰恰是我们的祖先，他们缓缓地发展了某种生活哲理，广为人们所认可。倘若我们觉得良心纯正，生活简朴，外加身体健康以及收入适足就是知足常乐的最好证明，那这样的哲理我们也应该给予认可。灵魂的归宿并没有引发那些“野蛮人”的极大兴趣。他们不过是将自己当做是有知识的哺乳动物，高踞在地球别的生物之上，假如说他们经常谈到上帝，不过那仅仅是我们现今常用的词汇“原子”、“电子”、“乙醚”一样。他们觉得，万物的起源应该有个名称，因而爱比克泰德提及宙斯时，那仅仅是全部还未得出答案的难题的代号而已，正如欧几里德在解题时用X和Y一样，含义或大或小。
那时人们对生活最感兴趣，可仅次于生活的，就是艺术。
他们研究千姿百态的生活，而且依据苏格拉底开创推广的分析方法，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他们有时为了寻求完美精神世界的热情，而走到荒诞的极端，这确实让人遗憾。可是人人都会犯错，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古代众多理论家中柏拉图却是唯一一个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热爱而鼓吹不宽容学说的人。
人们都知道，这位年轻的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心爱学生，是苏格拉底文字的执笔人。
他把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或想过的一切都收集起来，编成对话，这能够当之无愧地成为《苏格拉底福音书》。
在他完成这项工作之后，对他老师的理论中的一些晦涩难解之处他便开始进行详尽的解释，写了一系列文采飞扬的文章。后来他开设了许多课，让雅典人公正与正义的主张越过希腊国界，流传到四面八方去。
在一切活动之中，他所表现出来的忘我精神简直能够同圣徒保罗相媲美。可是，圣徒保罗的一生都很惊险，他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将上帝的福音传递到地中海的各个角落，可是柏拉图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舒适花园的坐椅，都是世界各地的人来拜见他的。
显赫的家世以及能够让他自立的财产让他能够这么做。
首先，他身为雅典人，他母亲的血统能够追溯到索伦。再者，他到法定年龄便得到了一笔足以维持富裕生活的财产。
最后，他有着出众的口才，所有获准听他在柏拉图大学授课的人们，即便仅仅听过很少几次课，都愿意跋山涉水来到爱琴海。
至于别的方面，柏拉图拥有很多当时青年人的特质。他入过伍，但对军事毫无兴趣。他酷爱户外运动，是一个摔跤和赛跑的高手，但从未榜上提名。他与那个时候的青年一样，也花很多时间在国外旅行上，曾经跨越爱琴海，在埃及北部暂短停留过，再次走过了他大名鼎鼎的祖父索伦曾走过的历程。可是他回国后就没再外出了，在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一座风景秀丽的花园的阴凉角落里讲授他的学说达五十年之久，“柏拉图学园”也因此闻名于世。
最初的柏拉图是数学家，后来慢慢转向政治，在这个领域，他给现代政治机构奠定了理论基石。他是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正在不断地进行进化，他觉得，人的生命是从低级往高级一点点上升的，世界经美好的实体发展至美好的制度，再经美好的制度产生美好的思想。
这一想法被他写在羊皮纸上倒是有极强的吸引力，可是当他试图将想法转变成一些具体原则、为他的理想的共和国奠立理论基础之时，他追求公正与正义的热情就变得十分的强烈，以至于对任何考虑置之不理。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设者们一直将他主张的共和国视为人类完美的最高境界。不论是在以前还是从现在来看，这个奇特的共和国组织都涵盖着许多偏见，那是某些退伍上校们独有的偏见，这些人有着富足的个人收入，生活舒适，可喜欢同政界周旋，并对下层社会的人相当鄙视，以此来突出自己的“地位”，分享那些只有“上流社会”才有的特权。
可悲的是，在西欧中世纪学者中柏拉图的书颇受推崇。在这些学者手中，闻名的共和国成为了向宽容精神作战的可怕武器。
这些才华横溢的学者故意忘记，柏拉图所得出结论的背景是同他们生活的十二、十三世纪的情况是很有区别的。
比如，依照基督教的教义。柏拉图根本不能称之为一个虔诚的人。他对祖先们崇仰的神明十分蔑视，将它们看做是马其顿的乡巴佬，庸俗至极。他曾为特洛伊战争纪年表中记载的关于神明的丑恶行径而深恶痛绝。可随着他年纪大了，年复一年地坐在小橡树园中，对家乡每一小城邦间愚昧的争吵也越来越义愤填膺。他看到旧民主理想的完全失败，慢慢相信，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宗教信仰很有必要，否则他想象中的共和国便会马上陷入混乱。因而他坚持认为，他的理想社会的立法框架应该出台限制全体居民行动的明文规定，不管是自由人或是奴隶，都必须完全服从于它，要不然就判处死刑或监禁或是流放。看上去，该主张完全背弃了苏格拉底在不久前曾为之英勇奋斗的宽容精神以及宗教信仰自由，事实上这也是柏拉图理论的本意。
要想找这个世界观改变的原因并不难。苏格拉底生活在民众之中，而柏拉图却对生活非常惧怕。为了逃离丑陋的世界，躲到自己幻想的王国之中。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梦想--根本无法实现。各自小城邦并存的时代，无论是想象中的还是现实存在的，都已不复存在。已开始了集权统治的时代，日后整个希腊半岛很快并入广阔的马其顿帝国，经马里查河一直向印度河畔扩张。
不过，在这个古老的希腊半岛上桀骜不驯的所有民主城邦还没落入征服者囊中时，一位傲立于群雄之上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出现了，他的出现让整个世界都怀念那代已经灭迹了的希腊民族。
我指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来自斯塔吉拉的一位神童。在那个时代他已了解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人们的知识宝库因此增添了丰富的宝藏。他的书是智慧的温泉，在他之后，整个五十代欧洲人和亚洲人都不再饱受苦思冥想的求学之苦，人们可以从他那获取取之不尽的精神矿脉。
在亚里士多德十八岁那年就离开了他的家乡马其顿，来到雅典倾听柏拉图的授课。毕业后，他在很多地方讲课，直至公元前三三六年回到雅典，在阿波罗神庙周边的一座花园里创办了自己的学府。这便是哲学授课学园，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
让人奇怪的是，自己的城堡里雅典人并不希望再多建一些学园，那个时候，城邦不再发挥传统的商业重地的作用。精力充沛的市民都迁移到亚历山大港、马赛以及别的南方和西方的城市。留下的都是没钱或是懒惰成性的人。他们是老一辈自由民中最一成不变的一派人的遗孤。他们曾为苦难深重的共和国增添光彩，又导致了其毁灭。对柏拉图学园里发生的一切他们毫无好感可言。继柏拉图去世的十多年后，他最著名的学生竟重返故里，又开始讲授那些仍照样不为人们接受的有关世界起源以及神明威力有限的思想。对这，老一派们煞有介事地摇起头来，小声咒骂这个将城邦变成了思考自由与信仰没有约束的场所的人。
倘若这些守旧派执意孤行，这位门生将会被赶出国境。可是他们明智地克制了自己。原因在于，这位身体强壮、两眼近视的绅士以他饱览群书和考究的衣着而著名，在当时是政治生活中响当当的人物，并非一两个流氓打手便可任意赶出城邦的无名小卒。他身为马其顿宫廷医生的儿子，同皇子们一起受教育。刚一结束学业，他就担任了皇储的家庭教师一职，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每天他都与年轻的亚历山大如影相随。因而，他得到了自古以来最强大的统治者的友谊与帮助，在亚历山大去印度前线的那段时间，掌管希腊各省的摄政王对他关怀备至，不敢怠慢这位帝国主宰的挚友。
不过，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一经传到希腊，亚里士多德便陷入了险境。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不幸遭遇，不希望重蹈覆辙。他像柏拉图那样，慎重地避免将哲学与现实政治混为一体，然而，他对政府的民主形式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平民统治的不信任是有目共睹的。在雅典人爆发出冲天怒火，将马其顿的守卫部队赶跑之后，他便横穿埃维亚海峡，来到卡尔希斯。当马其顿人又一次征服了雅典、对叛乱进行惩治的前几个月，他去世了。
许多年过后，现今要寻找出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不虔诚的确实依据是很困难的，但是依据通常情况，在某个业余演说家的国度，他的活动必然会与政治牵扯在一起，人们不欢迎他，要说是因为散布了会让雅典受到宙斯严厉惩罚的骇人听闻的新异端邪说，还不如说是因为他对很有偏见的极少几个地方实力派的蔑视。
可是，这些都无关紧要。
小城邦共和国体制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此后不久，亚历山大在欧洲的业绩被罗马人继承了，从此希腊人成为他们众多省份中的其中之一。
一切争执全都到此为止，由于在很多事情上罗马人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容。他们准许臣民自由思考，可是不让人们对政治上的一些灵活机动的原则提出质疑，那是因为罗马政权之所以从史前时期就可以一直保持繁荣昌盛，全都依赖这些原则。
和西塞罗同代的人所怀有的思想与帕里克利的追随者所崇尚的理想之间依旧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希腊思想的老一代领袖人物将其宽容精神基于有些确切的结论上，这些结论是他们经过好几个世纪认真实践与冥想苦思总结出来的。可罗马人却觉得，他们无须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对理论问题他们毫不关心，还为这样的态度感到自豪，他们感兴趣的是实用的东西，看重行动，对高谈阔论不屑一顾。
假如异国者愿意在下午坐在老橡树下，探讨统治的理论或是月亮给海潮带来的影响，罗马人是很欢迎的。
要是他们的知识能够付诸实践，那就会得到罗马人的重视。至于谈经论理，包括唱歌、跳舞、烹任、雕塑与科学一类的东西，最好还是留给希腊人或是别的外国佬，慈悲的朱庇特创造了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去摆玩这些正统罗马人不屑一顾的玩意的。
罗马人则要全力掌控好日益扩大的领地，训练充足的外籍步兵与骑兵，用来保卫边沿省份，巡查连接西班牙与保加利亚的交通要地。他们往往要花费很大精力来维持成百上千的相异部落与民族间的和平。
不过，荣誉桂冠依然要送给无愧于这一称号的人。
经过精心的工作，罗马人创立了一个巨大的统治系统，该系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延用到现在，功劳的确很大。那个时候的臣民只须缴纳必要的赋税，表面上尊重罗马执政者定下的为数很少的行动准则便能够享受广泛的自由。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相信或否认某事，能够信仰一个，或者信仰十几个上帝，甚至崇拜所有装满上帝的庙宇，这无关紧要。不过，无论人们信仰什么，在这个世界范围的大帝国里混杂居住着的各种各样的人们必须牢牢记住，“罗马和平”的实现凭借于公正地实践这样的原则--“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在一切情况下他们都不可以干涉别人或是自己城门内的陌生人的事，就算偶尔觉得自己信仰的上帝被亵渎了，也不用找政府寻求什么解脱，因为，就像台比留大帝在一次值得人们纪念的场合中说的那样：“假如那个上帝觉得必须补偿他所遭受的损失，他肯定会自己关照的。”
靠如此一句微不足道的话，法庭便能够拒绝处理全部这类案子，并要求人们不要将涉及个人看法的问题带到法庭上。
假如说一群卡帕迪西亚商人在哥罗西人的领地居住的时候有继续信仰自己的上帝的权利，且在哥罗西镇子里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教堂，这样的话，哥罗西人为了诸如此类原因搬往卡帕迪西亚人的领地落户时，也不得不得到相同的权利与同等的信仰自由。
人们经常这样争辩，罗马人之所以可以摆出高傲的宽容姿态，是因为他们对哥罗西人、卡帕迪西亚人还有别的一切野蛮部落的人都持有相同的轻蔑的态度。这可能是对的。我对此点毫无把握，不过，在整整五个世纪中，宗教上的完全宽容一直盛行在文明与半文明的欧洲、亚洲以及非洲的绝大多数地区。罗马人发展了一种治国艺术：最大可能地减少摩擦，从中获取硕大的实际成果，毕竟这一切也是事实。
可没有永存的东西，至少凭借武力建造起来的帝国是无法久远的。
罗马征服了世界，可为此努力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数以千计的战场上都存有罗马帝国年轻战士的白骨。
在差不多五百年里，社会的精华都将智慧花在了管理从爱尔兰海至黑海的殖民帝国这项伟大的工作当中。
最终，恶果出现了。
用一城来统治全世界，这个无法完成的事业在人力与脑力上将罗马拖垮了。
后来，一桩可怕的事又发生了。人们慢慢厌恶生活，对生活失去了热情。
全部的城乡住房都被他们占领，他们拥有着希望得到的一切游艇与马车。
拥有了全世界的奴隶。
他们尝遍了各式的美酒，踏遍了绿水青山，拥有了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在他们的藏书室里能找到世间一切的文字书籍，他们家的墙上挂着世界上最美丽的图画。吃饭时有世界上最杰出的音乐家为他们演奏。童年时他们曾由最优秀的教授与教育家为他们讲课，这让他们学到了全部应学到的知识。结果却是，一切美味佳肴都失去了滋味，全部的书籍都变得乏味，所有的女人都不再有魅力，甚至生存本身也变成一种负担，好多人宁可获得一个体面的机会好结束自己的生命。
只剩下一种安慰！对未知与无形世界的憧憬。
可是，旧的上帝已死去多年了，头脑精明的罗马人不会轻易相信那些在幼儿园里教唱的歌曲里对丘比特与米纳瓦的赞扬的。
已经出现了享乐主义学派与犬儒学派的哲学体系，这些哲学体系宣扬慈爱、自律以及无私的美德，宣扬一生要有益于别人。
可是，这些哲学思想太过空洞。在街头书店塞诺、伊壁鸠鲁、爱克比泰德与普卢塔克的书里到处都有，书里提及的倒是娓娓动听。
可是从长远来说，纯理性的教义缺少罗马人所需要的养分，他们开始大力追求某种能够作为精神食粮的“情感”。
这样看来，纯哲学的“宗教”（假如我们将宗教思想和追求高尚生活的愿望联系在一起，这确实是某种哲学色彩的宗教）仅会取悦少数人，基本上这些人都属于上流社会，已能饱享希腊老师给他们单独授课的特殊待遇。
普通百姓对这些冠冕堂皇的哲学思想却视如草芥。他们的思想也发展到这样的阶段，觉得大多数古代神话都是愚昧无知的祖先可笑的发明。不过他们还赶不上那些所谓的知识高人，还没法否定上帝的存在。
因而，表面上他们还一本正经地推崇共和国官方认可的上帝，暗地里却为寻求真正的幸福而追寻某个宗教行会的足迹，在过去两世纪里，在台伯河畔的古城里这种宗教行会开始得到了真心实意的欢迎。
我前面所用的“行会”一词起源于希腊，本意是一群“得到启示的”人--为了本行会最神圣的秘密不被泄露出去，这群男女必须做到“守口如瓶”。只有他们才可以知晓这些秘密，这样的行会正如大学兄弟会的咒符一般让人们结合在一起。
可是，在公元一世纪，行会仅仅是某种崇拜方式，某种说法，某种教派，某个希腊人或是罗马人（请谅解这里时间上的微略混淆）已从长老教会离去加入基督科学教会，他会告诉其他人他是去参加“另一个行会”了。相对“教堂”、“英国北部教会”与“贵族院”来说是新发明的词汇，在当时人们还不知晓。
倘若对这个问题你非常感兴趣，想弄清当时罗马的情况，请您在下周六买一份纽约报纸的任意一份看一看。你将看到有关来自印度、波斯、瑞典、中国和别的十多个国家引进的新教旨与新处方的四五栏广告，这些广告都可以给人们健康、富有以及得到灵魂永恒拯救的希望。
同我们现今的大都市一样，外来和本地的宗教不可避免地充斥罗马。原因在于它同世界各个地方都有联系，从小亚细亚北部覆满青藤的山上开始了对西布莉的崇拜，神母被弗里基亚人尊奉为一切天神的母亲。然而这种对神母的崇拜产生了某些不合礼仪的感情放荡，罗马当局不得不采取武力关闭神母庙，最后还果断通过了一项法律，对一切传教活动都进行禁止，以免这种宗教鼓励大众豪饮和做出更为糟糕的事情来。
在埃及这块充满着矛盾以及神秘感的古老土地上，提供给人类好几个怪诞不经的天神，奥赛利斯、塞拉皮斯与爱西斯就像在罗马时代阿波罗、迪梅特和赫耳墨斯一样被人们所知晓。
至于希腊人，抽象真理与行为守则的雏型体系在若干世纪之前就被他们奉献于世。这时，他们又向崇拜偶像的异国人民提供了远负盛名的艾蒂斯、迪奥尼修斯、奥尔费斯以及艾多尼斯的“宗教行会”。从公共道德来说，这些神灵都是有缺陷的，然而他们很受人们的欢迎。
整整一千年里，腓尼基商人经常去意大利海岸光顾，这让罗马人熟悉了对他们的上帝巴尔（耶和华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和妻子艾斯塔蒂。老年时，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中心为这位奇妙的女神建了一座“高坛”，这让他忠诚的臣民感到十分震惊。在争夺地中海的统治权的漫长苦战中，这个令人敬畏的女神一直被人们公认是迦太基城的庇护者，在她的非洲和亚洲的庙宇都被毁后，她又重新以受人崇敬的基督教圣人的身份回到了欧洲。
可是，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神不得不提。他在军队里享有很高的声誉。在经莱茵口至底格里斯河源的罗马边境线上，任何一堆残砖破瓦之下都有他破碎的金身。
这便是伟大的米思拉斯神。
众所周知，米思拉斯原是司管光、空气与真理的亚洲神，人们将他供奉在里海低地平原。在那片牧草肥沃的土地被我们的鼻祖占有之后，在山峰峡谷之间人类便得到了栖身之地，以后这个地方成了为人所共知的欧洲。这个天神奉献给人类许多美好的东西，大家都觉得，完全是依靠万能的天意，这块土地的统治者才得以施展权力。终日里米思拉斯都处在天火之中，时常他将天火降在位居高职的人们的身上。他作为天恩的象征，即便早已远去，甚至连名字也被忘记了，不过自中世纪开始，那些慈爱的圣人们戴在头上的光环却提示我们早在教堂问世一千年以前的古老的传统。
虽然在很长时间内米思拉斯深受人们的崇敬，可是人们要想对他的一生作稍微准确一点的了解还是很困难。这是有原因的。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对米思拉斯神话深恶痛绝，其程度更甚于对普通神话的仇恨。印度神是他们最凶恶的对手，他们心知肚明，因而竭尽能事，毁掉所有能够让人们记忆起他的东西，他们的努力有了成效，米思拉斯所有的寺庙荡然无存，这个在五百年中曾经盛行于罗马的宗教，正如现今美以美教派与长老会在美国盛行一样，此时却连一张文字记载的纸片都没有遗留下来。
但是，当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炸药，建筑物会被彻底摧毁，通过认真搜寻一些废墟和从若干个亚洲古地获得的资料，这个空白得以填补，因而有关这个有趣天神及其轶事的相当准确的情况已被掌握了。
关于米思拉斯的故事要追溯到很久以前。一天，米思拉斯从一块岩石中神秘降生。他在摇篮里睡着，周边几个牧羊人过来参拜他，还送礼博得他的欢心。
在孩提时代米思拉斯就经历了各色奇异的冒险，其中好多的事情让我们想起了让赫尔克里斯成为希腊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丰功伟绩，然而，赫尔克里斯凶残暴虐，但米思拉斯一直都与人为善。一次他同太阳神角逐，并将其打败，可他即便得胜了，却豁然大度，这不禁让太阳神视他为手足一般，使得旁人将二人经常混淆。
在罪恶神降下一场干旱、想要毁灭整个人类之时，米思拉斯一箭朝一块岩石射去，霎时水如泉涌，奔向干裂的土地。后来，艾赫里曼（这是罪恶神的名字）又想用一场洪水来达到他的卑鄙目的。米思拉斯知道以后，便告诉了某个人，让他造只大船，将亲属和牲口都带着，这样人类又从毁灭中被挽救出来。他竭尽全力拯救人类，使之不因自身的诸多弊病而遭到报应，后来被升到天国，独揽正义和公正的大权。
那个时候谁想加入崇拜米思拉斯的行列，就要通过某种仪式，以吃些面包和酒作为礼餐，用来纪念米思拉斯同他的朋友太阳神一起用过的著名晚餐。随后，在水前接受洗礼，做那些现在我们认为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早在一千五百年前这样的宗教形式就不复存在了。
一旦进入崇拜米思拉斯的教，虔诚信徒们都被一视同仁。他们一起在一个灯火明亮的祭台前祷告，一同唱赞美诗，共同参加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节目，庆祝米思拉斯的诞辰。还有，在每周的第一天他们什么工作都不做，用来纪念那位伟大的天神，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将这天称为“星期日”。他们死后，尸体要整整齐齐的摆放着，到最后审判日来临之际，好人会得到公正的回报，坏人便被掷入不灭的烈火中去。
这些色彩斑斓的神话的成功与在罗马士兵中米思拉斯精神的广泛深刻的影响，说明对宗教人们是相当感兴趣的。事实上，在最初几个世纪里，罗马帝国一直马不停蹄地寻找在精神上能够让大家感到满足的东西。
公元四七年，发生了一件事。一只小船离开了腓尼基，驶入佩加城，这座城市是前往欧洲各条道路的起点。乘客里有两个人，他们没带行李。
他们的分别是保罗和巴纳巴斯。
他们是犹太人，不过其中有一个人持有罗马护照，还拥有着非犹太族人的智慧。
一次永载史册的旅程的开始。
基督教开始征服世界。
三、桎梏的开端
有些人觉得基督教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可以证明基督教思想起源于天国。我并非想加入这样的辩论，仅仅是想指出，大部分罗马人恶劣的生活环境是同最早期传教士的成功有着很大关联的，正如困窘的生活使得神学成功一样。
到现在我已向你们勾画出了罗马的一方面--士兵、政客以及企业富翁们的世界，这些幸运儿居住在拉特山山坡上、坎帕尼亚山峰峡谷里或者是那不勒斯海湾，过着文明幸福的生活。
不过他们仅仅代表了一个方面。
那种能让诗人欢呼太平盛世、在城郊数不清的贫民窟里，能激发演说家将奥克塔维安比作丘比特的繁荣景象，却是十分罕见的。
在一排排长得看不到尽头、昏暗惨淡的租赁屋里，拥挤不堪，臭气弥漫，劳苦的贫民在无休止的饥饿、流放以及痛苦之中生活。在他们看来，仅有一个朴实的木匠的故事才是真实可信的，他在大海对岸的小村庄居住着，辛勤的用自己的双手换来了每日的衣食所需；他热爱贫苦受辱的人，因此被贪得无厌、嗜血成性的敌人给杀害了。确实，困苦的罗马人对米思拉斯、爱西斯和艾蒂斯的大名都早有耳闻，不过这些神都死了，千百年前就已不在人世，人们对他们的了解也只是依照千百年前就死了的人留下的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