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必读丛书：贝多芬传
罗曼·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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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言

1902年，在我写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以前（这已经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的事情了），我并没想过要写一部关于音乐学方面的著作。当时，我正处在一个苦难骚乱的时期，深陷那场既可毁灭又能更新一切的暴风雨之中。无奈之下我逃了出来，离开了巴黎。

我来到童年伙伴的身边，暂避了十天。而这个可以庇护我的人，就是那个在人生的战斗中，曾多次给我力量，支持过我的人--贝多芬。当我来到贝多芬的故乡波恩时，我在那里重新寻觅到了他的影子，以及他往日的老朋友们。在科布伦兹，我从韦格勒夫妇孙子的身上，似乎又见到了他们夫妻俩的影子。在美因兹，我听了一场由维恩加特纳1指挥的贝多芬交响乐演奏会，后来我有机会与他单独相对。我们在潮湿灰暗的四月，漫步于雾气弥漫的莱茵河畔。我们倾诉心曲，而我竟完完全全地被他那种痛苦、勇气、欢乐与悲哀所感染。我跪倒在地，他却用他那强有力的手将我扶起，并且为我的新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洗礼。在他的祝福下，我又勇敢地踏上返回巴黎的路。此时的我深受鼓舞、信心倍增；我与人生重新缔约，并为上帝演唱了一首痊愈者的感恩曲。而这支感恩曲正是这本短小的书。它最初由《巴黎杂志》发表，后由贝玑2再版。我丝毫没想到这本小书会从一个狭小的友人圈里传出来。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很抱歉，我在这里赘述了这些枝节。可是现在有一些人会从这支颂歌中寻找按照严格的史学方法创作的著作，所以我应该对此给予回答。有些时候，我会充当一个史学家。我在几部书中对音乐学尽到了一定的义务，诸如在《亨德尔》和有关歌剧的一些研究著作中。但是，《贝多芬传》绝非是为了学术研究而创作的，它是唱给受伤的心灵、窒息的心灵的一支鼓励的歌。它复苏了，它振作了，而且它感谢救世主。有一点我很清楚，这个救世主被我改头换面了，但所有的信仰与爱情的行为都是如此。我的《贝多芬传》就是这种行为。

本书出版以后，人们争相购买，使它交上了好运，这是出人意料的。因为那时候的法国，有数百万理想主义者被压迫，他们急切盼望着一个解放的呐喊。而他们却从贝多芬的音乐里听到了它，于是纷纷找到他，恳求他。所有在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们，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这些音乐会就像是弥撒祷告时演唱着“天主羔羊”3的教堂那样受欢迎。没有人会忘记那些注视着祭献，并被启示之光芒照耀着的痛苦不堪的脸庞！今天活着的人们与昨日的人们相距甚远。（但他们是否会与明日的人们靠得更近一些？）在二十世纪头几年的这一代人中，不知有多少队列被一扫而光：战争就是一个深渊，他们和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消失在这个深渊之中了。只有我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依稀保存着他们的形象。它出自一个孤独者之手，竟毫无知觉地与他们相仿。而他们已从中认出了自己。

不几天工夫，这本由一个无名者写的小册子，已经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书店里走了出来，在读者手中流传开来。于是，它就不再是属于我的了。

我把这本小书重新读了一遍。尽管它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我也不想再做什么改动了。因为它应该保留它的原始模样，以及伟大一代的神圣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之际，我不仅要缅怀这一代，也要颂扬这位伟大的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贝多芬，纪念这位教会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人。

罗曼-罗兰

1927年3月

“一心向善，爱自由高于一切。哪怕是为了御座，也绝不能背叛真理。”4

--贝多芬

他的身材矮小强壮，有着一副像运动员似的结实骨架，这就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年轻的时候，他有一张土红色的宽大脸庞。可是到了老年，他的皮肤渐渐变得蜡黄，而且呈现一种病态。特别是在冬季。这是因为他长时间困在屋内，远离田野。

他的前额隆起且宽广，乌黑浓密的头发经常戗立着，似乎从未用梳子梳理过，就像“墨杜萨头上的蛇发”5。他的双眼常常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光芒，使所有看到此种眼神的人都感到震慑。褐色悲壮的脸庞，配上经常放射出粗野光芒的眼睛，使很多人以为他的眼睛是黑色的。事实上，他的眼睛是蓝灰色的。当他兴奋或激愤时，两只虽小却深陷的眼珠会突然变大，在他的眼眶里滴溜溜地转动，投射出他那带有奇妙真理的所有思想。6有时，他也会向天空投去一抹忧愁的目光，那是他的深思和忧虑。

他的额头宽大突起，脸形像狮面。在他那宽而短的鼻子下方，有一张轮廓相对细腻、秀气的嘴，但下唇稍微有些超出上唇。他的牙床非常坚固，好像可以一口咬碎一个核桃。右下颏的一个深深的酒窝，使他的脸形显得非常不对称。英国钢琴家莫舍勒斯7曾经说过：“他笑起来很甜，交谈时，常带着一种可爱且鼓舞人的神情。可是他的笑却有些不对劲儿，并不讨人喜欢，反而显得有些粗野，而且笑声很短。”--那是一个不习惯欢乐的人的笑。在他的脸上，常常笼罩着一片阴郁，表现出“一种无法医治的哀伤”。1825年，德国诗人勒斯托巴在谈到当初看见“他温柔的眼睛中蕴涵着极其痛苦的神情”时，勒斯托巴竭尽全力忍住不要流泪。一年后，当别莱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小酒店遇到贝多芬时，见他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支长烟斗，紧闭双眼，这是他晚年时最常见的姿态，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有时，朋友跟他打招呼，他只是凄然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谈话本，然后用聋子特有的尖声让对方把想说的写下来……

他有很丰富的面部表情，而这些表情又变化不定。有时，他会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灵感，即使是在大街上，那种表现也经常使他身边的路人受到惊吓。有时，他正弹琴，突然被人撞见，他的“面部肌肉会立刻隆起，青筋暴绽，凶狠的眼神格外吓人；而他的嘴唇也会发抖，俨然一副被自己召来的魔鬼制伏的巫师的神态。”此时的贝多芬就像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则补充道：“像李尔王。”

1770年12月16日，在科隆附近波恩的一所破屋的阁楼上，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出生了。他原籍弗朗德勒，父亲是个没有才华又爱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个女仆，是一个厨师的女儿。母亲最初嫁给了一个男仆，丧夫后改嫁给贝多芬的父亲。

贝多芬的童年充满了艰辛与苦难，他不像莫扎特那样，拥有家人的呵护，感受家庭的温情。对于贝多芬来说，人生从一开始，就向他展现了一幅凄惨且残暴的战斗场景。父亲努力地发掘他在音乐上的天赋，并将他当作一个神童炫耀。四岁时，父亲就把他一连几个小时地钉在琴键上，或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练习，繁重的学习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贝多芬差一点就彻底放弃并厌恶艺术，所以有些时候，父亲甚至要用暴力才能使他学习音乐。

年少时的贝多芬就开始为生计操心，他不得不要想方设法地挣钱来换取每日的面包。十一岁时，他进入剧院乐团；十三岁时，当了管风琴手。1787年，十七岁的贝多芬失去了他最尊敬的母亲。“对我来说，母亲是那么善良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我最好的朋友！啊，当我呼喊着‘妈妈’这个甜蜜的称呼，而她又能听见的时候，我是多么的幸福啊！”8母亲死于肺结核，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个病，他常常觉得不适，而且患上了比病痛更加残酷的忧郁。9

十七岁的贝多芬已经成为了一家之主，担负着对两个弟弟的教育责任。他不得不羞愧地要求剧院，让酗酒成性的父亲提前退休，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力支撑这个家了。剧院的人害怕父亲拿到养老金后去挥霍，于是决定将钱交给他的儿子。这些悲惨的事情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痕。贝多芬在波恩的一户人家那里找到了依靠，那是他始终珍视的布勒宁一家。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名叫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比贝多芬小两岁。贝多芬常教她音乐，并同她一起学习诗歌，她成为了贝多芬童年时期的伙伴。也许，他们之间曾出现过一种温柔的感情。后来埃莱奥诺雷嫁给了韦格勒医生，夫妇二人都是贝多芬的好朋友，他和他们夫妇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恬静的友情。这一点从他们与贝多芬之间的书信就能看得出来。当三个人都步入老年时，这份友情更加珍贵、动人，而他们的心灵也依旧如从前那样年轻。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十分悲惨，可是每当他回忆起童年以及童年住过的地方时，那份悲凉的情感中仍有一份温馨。后来，他被迫离开波恩，来到维也纳度过余生。虽然身处大都市，他却从未忘却莱茵河谷。在那里，有他称之为“我们的父亲河”的莱茵河，它那么活跃，几乎带有人性。它像一个巨大的灵魂，使无数的思想和力量都汇入其中。在贝多芬眼中，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比亲切的波恩更加美丽，更加威严，更加温柔。因为有了莱茵河那温柔而汹涌的河水，波恩的堤坡上浓荫掩映、鲜花遍布。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的前二十年，并在此形成了他的少年心灵之梦。那一片片的草地好似懒洋洋的云漂浮在水面上一般，雾气笼罩着的白杨、矮树丛和垂柳，以及果树，把它们的根浸在既静寂又湍急的水流中。还有那些村庄、教堂、墓地，都睁着好奇的眼睛静静地俯瞰着河岸。而在远处，蓝色的七峰山在天穹里映出昏暗的身影，山上矗立着一座荒废的古堡，形态瘦削而又十分古怪。贝多芬的心永远牵系着这片土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梦想着能够再看它一眼，“我的祖国，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看来，它与我离开它的时候一样美丽，一样明亮。”10可惜的是，他未能如愿以偿。

革命11彻底爆发了，战火席卷着整个欧洲，同时也烧到了贝多芬的心里。当时的波恩大学成为了新思想的中心，贝多芬在1789年5月14日正式注册入学，听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讲德国文学，这位教授后来成为了莱茵省的检察官。当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教授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激情豪迈的诗12，激起了同学们的热情。第二年，施奈德发表了一部关于革命题材的诗集13。在众多预订者的名单中，还能看到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

1792年11月，战争14蔓延到波恩，贝多芬无奈离开了家乡前往音乐之都维也纳。在去德意志的途中，贝多芬遇见了向法国挺进的黑森州15军队，爱国之情油然而生。从1796至1797的两年时间里，他将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成了曲，即一首是《出征歌》；一首为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虽然他歌颂大革命的敌人，但大革命已经征服了世界，更征服了贝多芬的心。从1798年起，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仍旧紧张，可贝多芬却同法国人，及其使馆，甚至是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将军有着密切的往来。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贝多芬倾向于共和的感情更加坚定，而且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这种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施坦豪泽为贝多芬画了一幅肖像，十分真实地表现了他当时的形象。同贝多芬后期的那些画像相比，这幅画像仿佛如盖兰16画的拿破仑画像一般，能够准确地透过那张严峻的脸孔，感受到拿破仑的勃勃野心。画中的贝多芬比实际看起来略显年轻，消瘦的身躯十分挺拔，上衣的高领使他头颈僵直，目光显示出不屑和一点儿紧张。他知道自身的意志所在，更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曾这样写道：“勇敢不屈！即使身体虚弱，可我的才华必将得到成功……二十五岁！这不已经到了吗！我二十五岁了……这一年，我必须将自己显示出来。”17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贝多芬是高傲的，而且举止粗俗，态度阴郁，说话时还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但是，唯有几个密友才真正了解他那隐藏在这种傲然的笨拙下的善良的心。在贝多芬写给韦格勒的信中，开头便是：“譬如说，我发现某位朋友手头拮据：如果我不能在经济上接济他，我只要坐到书桌前，不多一会儿工夫，便能使他摆脱困境……你看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18随后，他继续写道：“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人们做点贡献。”

但是，在1796至1800年之间，苦痛已经敲响了贝多芬的人生大门，它缠住了他，不再离去。贝多芬的耳朵的重听现象越来越严重19。耳朵里昼夜不停地嗡嗡作响，听力越来越差，内脏也让他痛苦不堪。对于这种情况，他独自忍受了好几年都没对别人讲过，甚至对他最亲爱的朋友也没提过。他总躲着别人，一个人将这个可怕的秘密深藏心底，以免被人发现自己的残疾。直到1801年，他再也无法隐瞒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他的朋友中的两位：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尔牧师。

他在写给阿门达尔牧师的信中写道：

“我最亲爱、善良、真诚的阿门达……我多么希望你能长时间地陪伴在我身边啊！你的贝多芬现在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力，它在逐渐下降。当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光里，我就发现了一些征兆，但我一直瞒着你和其他人。可是从那之后，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你说我的病能治好吗？我当然是抱有这种幻想的，但是希望似乎很渺茫。我清楚这类疾病是无法医治的。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着，逃避我挚爱的、对我的生命来说举足轻重的一切。我生活在一个悲惨、自私的世界里！……我无奈地栖身于凄惨的听天由命之中！当然，我试图要战胜所有的灾祸；可那又怎么可能呢？……”

他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

“……我活在一种凄惨的生活里。两年来，我不敢与任何人往来，因为我不能与人交谈：我是一个聋子！如果我所从事的是其他职业，或许还可以维持，但在我干的这一行里，这无疑是一种可怕的情况。对于我的那些敌人，他们又会怎么说！……在剧院里，我必须尽可能地靠近乐队，不然我根本听不见演员们在说些什么。如果我坐得稍微远一点，我甚至连乐器和演唱者的高音都听不见。当别人说话声音很轻时，我几乎听不见；可是当人家大声叫喊时，我又无法忍受……有时，我会诅咒自己的一生，而普鲁塔克引导我要学会听天由命。但可以的话，我更喜欢与命运挑战；然而，在我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我仅仅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多么伤心的避难所啊！而这却成为我剩下的唯一出路！”

这一时期，贝多芬将自己这份悲剧式的愁苦表现在了他的一些作品中，例如作品第十三号《悲怆奏鸣曲》（创作于1799年），尤其是作品第十号钢琴曲《第三奏鸣曲》的“广板”（1798年）。事实上，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并不全是愁苦的。他还有许多作品，诸如欢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的《C大调第一交响乐》（1800年）等，都反映着年轻人的无忧无虑。想来，或许他用了一段时间来让心灵习惯这种痛苦。心灵如此需要欢乐，一旦没有欢乐，它就要自己制造欢乐。当“现在”过于残酷时，它只好活在“过去”里。过去的幸福时光不会转瞬即逝，即使它不复存在，它的光芒也会长久地照耀着。在维也纳，孤单、痛苦的贝多芬时常沉浸于对故乡的思念之中，内心充满了对故乡的眷恋。《七重奏》中以变奏曲形式出现的“行板”的主题就是一支莱茵地区的歌谣。《C大调交响曲》也是一个描绘莱茵的作品，是青年人笑迎梦幻的诗篇。它是快乐的，也是为爱情苦恼的，人们可以从中品味到取悦心上人的欲念和希望。但是，在某些段落中，在引子里，在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里，在荒诞古怪的戏曲里，人们万分激动地发现，在那青春的面庞上看得见未来天才的目光。那双眼睛恰如波提切利20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婴孩的眼睛，而从中也可以窥视到那不久将至的悲剧。

除了这些身体的痛苦，贝多芬还有一种苦痛。韦格勒医生说，在他眼中，贝多芬始终是一个充满爱，具有强烈热情的人。这种爱一直都是那么的纯洁、无邪，激情和欢愉之间没有丝毫关系。而现代人常常将这两者混淆，这可以说是大多数人对爱的愚昧无知，不懂得什么是激情以及如何难得。在贝多芬的心灵中，蕴藏着某种清教徒的东西，他厌恶粗俗的谈论和思想，但对爱情则是深信不疑，有着一丝不苟的看法。据说，贝多芬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莫扎特糟蹋自己的才华去写《唐璜》21。他的挚友辛德勒肯定地说：“贝多芬一生洁身自爱，从未有过任何道德缺失。”而这样的一个人，似乎生来就要受爱情的欺骗，成为爱情的受害者。的确如此，贝多芬不断痴情地去爱，不停地追逐快乐的梦想，可是当梦想破灭时，随之而来的是无比痛苦与煎熬。他无奈地处在热爱与高傲反抗的交替之中，但仍坚持寻找最丰富的灵感源泉，直到年事已高，他那激昂的性格才隐忍于悲苦之中。　　1801年，令贝多芬倾心的对象似乎是茱丽塔-圭恰迪尔，他那支著名的《月光奏鸣曲》的乐曲（第二十七号之二，创作于1802年）题名就是献给她的。他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道：“现在，我的生活变得有趣多了，而且我开始习惯与别人交流了……我有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一位温柔可爱的姑娘。她爱我，我也很爱她。这是我两年来第一次拥有的幸福时光。”然而，他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这段看似美好的爱情使他真实地感受到自己是个残疾人，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娶这个女子，他进退两难。其次，茱丽塔是个风骚、稚气，而且非常自私的人，这让贝多芬很苦恼。1803年11月，茱丽塔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这种爱情是最能摧残心灵的，然而对于贝多芬来说，他的心灵已经被病魔弄得非常脆弱了，这种重击很可能摧毁他的心灵。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几乎到了死亡边缘。他对生命和爱情充满了绝望，他甚至写好了给两个兄弟约翰和卡尔的遗嘱，上面说道：“等我死后才能拆阅并执行。”可以说，这是一种反抗与撕心裂肺的呐喊。这种呐喊真是令人心酸欲碎，他几乎想到要自杀，但幸运的是他那坚韧顽强的道德观念阻止了他。22可是他痊愈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都破灭了。“甚至曾经一直支撑着我的那份崇高的勇气也突然消失了。噢，上帝啊，赐我一个真正快乐的日子吧！哪怕只有一天！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快乐的声音了！我的上帝，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它啊？……永远也见不到了吗？--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悲鸣。但是，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那坚强的性格使他不屈服于挫折。

“我的体力与智力都比以往有所增加……我的青春，没错，我能够感受到它，它似乎刚刚开始。我每天都在接近我可以预见却又无法确定的目标……啊！如果我能摆脱这疾病的折磨与困扰，我将要拥抱世界！……除了睡眠，我不知什么是休息。可惜的是，我不得不花比以前更多的时间去睡觉。但愿我真的能从疾病中得到解脱，即使一半也好。……不，我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无法使我彻底屈服。啊，如果能千百次地享受人生是多么美妙的事啊！”

这种爱情、这种痛楚、这种意志、这种时而沮丧时而骄傲的感情交替、这些深藏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他于1802年创作的伟大作品之中：如《丧礼进行曲》（作品第二十六号）、称作《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三十一号），其中还包括雄伟而凄婉的独白式的戏剧化吟诵；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小提琴C小调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根据盖勒特23的歌词编写的六支英勇悲壮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号）。1803年的《第二交响曲》则更多地反映了贝多芬年少时的爱情，从这支乐曲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意志占了上风。一种无法抗御的力量把他的忧郁一扫而光，沸腾的生命力量掀起了音乐的终局。贝多芬渴望拥有幸福，他不愿相信自己的不幸无法挽回：他渴望痊愈，渴求爱情，他的心中充满了希望。

在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品中，有好几部表现出强烈和紧凑的战斗感，这些进行曲使人们的精神为之震撼。这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和“终曲”中非常明显，特别是在《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中，激昂壮烈的气概表现得更加突出。这种音乐所蕴涵的英雄气概令人们联想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大革命已经波及到了维也纳，贝多芬也加入其中。骑士德-塞弗伊德说：“他同挚友在一起时，会很开心地谈论政局，并用超于常人的聪明头脑、清晰明确的目光发表评判。”他将所有的同情都投入到革命思想之中。晚年时，最了解他的朋友辛德勒说：“贝多芬倾向共和原则。支持无限制的自由与民族独立……他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建设共和政府……他盼望法国能实行全民选举，期望波拿巴建立这个制度，从而奠定人类幸福的基础。”他就像一个革命的古罗马人，在普鲁塔克思想的熏陶下，梦想着有朝一日实现一个由胜利之神--法国的第一执政--建立的英雄共和国，因此他陆续创作了帝国的史诗曾经题为《波拿巴》的《英雄交响曲》（1804年）和《第五交响曲》的终曲。第一支真正的革命乐曲，时代之魂在乐曲中尽情展现，就像当初的重大事件在他这颗伟大而孤独心灵中撞击出强烈、纯真的回响一般，即使与现实接触也不会减损分毫。

贝多芬的这些作品似乎受到了历史战争的影响，都反映着史诗般战争的色彩。而他自己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在《科里奥兰序曲》（1807年）中，我们可以听到暴风雨在呼啸；在《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第一章，就与这个序曲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在俾斯麦谈到的《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1804年）中也是如此。俾斯麦24曾说过：“如果我能经常听到它，那么我一定会永远英勇顽强。”从《埃格蒙特序曲》，到他的钢琴协奏曲，再到《降E大调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1809年），高超的技巧显示着英雄的壮烈，好似有千军万马奔腾而过。可是这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贝多芬在写关于英雄之死的《葬礼曲》（作品第二十六号）时，那位比《英雄交响曲》中的英雄拿破仑更加值得歌颂的将军--霍赫25，战死在莱茵河畔，他的纪念碑至今仍然矗立在科布伦兹和波恩之间的一座小山丘上……尽管当时贝多芬并不知道霍赫将军战死的信息，但他还是在维也纳目睹了两次革命的胜利。26

1805年11月，贝多芬创作的歌剧《菲岱里奥》首次公演，法国军官纷纷前来观赏。贝多芬现场演奏了他的《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以献给巴士底狱的攻克者于兰将军。当时于兰将军恰巧住在贝多芬的朋友兼监护人洛布科维兹家里。1809年5月10日，拿破仑在舍恩布伦驻扎下来。没过多久，贝多芬便仇恨起这些法国的征服者来，但他对法国人史诗般的狂热之情并没有减少，那些不能像他一样去感受的人，或许对他的这种行动与胜利的音乐无法彻底了解。

贝多芬突然停止了《第五交响曲》的创作，在打草稿的前提下，一反往日习惯，一口气写出了《第四交响曲》。因为此时，他又看到了幸福的光芒。1806年5月，贝多芬与特蕾兹-德-布伦瑞克27订了婚。特蕾兹很早就爱上了他。贝多芬最初来到维也纳的日子里，特蕾兹还是个小姑娘，当时她（贝多芬是她哥哥弗朗斯瓦尔伯爵的朋友）跟着贝多芬学习钢琴，进而对他产生了好感。

1806年，贝多芬与特蕾兹兄妹俩到匈牙利的穆尔其瓦泽家里做客，他们在那里相爱了。关于那段幸福时光的回忆，都保存在特蕾兹的一些叙述之中。她说：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吃过晚餐，在皎洁的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他先抚摸了一遍琴键。弗朗斯瓦尔和我都知道他有这种习惯--他总是要轻轻地摸一下再弹奏。然后，他先在低音部弹了几个和音；接着，他带着一种庄重神秘的情感，缓缓地弹奏着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如果你要把心献给我，请悄悄地传达；我俩心灵相通，谁又能猜到端详。’

“母亲和神甫都已入睡；哥哥凝神远望；而我，被他的歌声和目光穿透，感到生活无比幸福。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花园中相遇。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部歌剧，剧中主角已在我心中，在我眼前，不论我走到何处，不论我在何处停留。我从未达到过这么高的境界。一切都是那么的明亮、纯洁。在这之前，我如童话中的那个孩子，只顾捡石子，而忽略了路边盛开的鲜花……’就在1806年5月，在征得我亲爱的哥哥弗朗斯瓦尔的同意后，我成为了他的未婚妻。”

就在这一年，《第四交响曲》仿佛是一朵纯净的花，散发着贝多芬一生中平静岁月的芬芳。人们可以从中发现，此时的贝多芬正竭尽全力地将自己的才华同前辈们传下来的大众喜爱的东西相协调。这种调和精神源自爱情，并对他的行为和生活产生了影响。索弗伊德和克里尔巴泽28说，他兴趣盎然，性格开朗，幽默风趣，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即使对待自己不喜欢的人也能做到容忍，而且穿着颇为考究；其实，他在迷惑他们，使他们不能察觉到他的耳聋；他们说他很健康，只是有点近视而已。当时，梅勒为他画了一幅肖像。从肖像上看贝多芬浪漫而高雅，只是有些不自然。贝多芬希望自己能够博得别人的喜欢，并且他知道他已经博得了其他人的欢心。再凶猛的狮子，在恋爱时也会藏起自己锋利的爪子。但在贝多芬的眼中，甚至在梦幻温柔的《第四交响曲》中，人们仍能感受到那种可怕的力量，他那任性的脾气和易怒的性格。

这种恬静的和平并没有持续多久；不过，美好的爱情所带来的幸福影响一直延续到1810年。毫无疑问，正是靠着这种影响，贝多芬才获得了自制力，他的才华才结出了最完满的果实。例如那古典悲剧般的《第五交响曲》；夏季天堂神圣之梦的《田园交响曲》（1808年）；还有受到莎士比亚《暴风雨》的启发而写成的《热情奏鸣曲》，他把它视作所有奏鸣曲中最强劲有力的，这支曲子发表于1807年，是献给特蕾兹的哥哥的。而他把那支富于梦幻和畅想的奏鸣曲（作品第七十八号，1809年）题献给了心爱的特蕾兹，并附有一封没有标明日期的信，上面写着“致永远的爱人”。这封信与《热情奏鸣曲》一样，深刻地表达了他炽热的爱情：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有千言万语要对你说……啊！无论我在哪里，你都与我形影不离……当我一想到你可能在星期日之前得不到我最新的消息时，我哭了。--我爱你，就像你爱我一样，或许还要强烈得多……啊！上帝！如果没有你，那将会是怎样的生活！啊！--咫尺，天涯……我的千万思念奔向你，我永远的至爱，那些思念有的是快乐的，可随后就会变成忧郁。向命运发问，问它是否会接受我们的愿望。--我只能同你一起生活，没有你，我就活不成……其他女人绝不会占据我的心。绝不会！永远不会！--噢，上帝！为什么相爱的人儿要分离？现在，我的日子是忧愁的日子。你的爱使我成了男人中最幸福，却又最苦恼的一个。--安静下来吧--爱我！--今日--昨日--多么强烈的憧憬、多少热泪抛向你！你--你--你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啊！继续爱我吧，千万别误解你所深爱的人的心。

--永远忠于你、永远忠于我、永远忠于我们的人上。”

是怎样神秘莫测的理由阻挠着两个相爱的人的幸福？--也许是因为财产的缺乏，地位的悬殊；也许是贝多芬等待的时间太长了，或者是因为他要守住爱情秘密而感到屈辱，因而有了反抗心理；或许是因为他急躁、愤世嫉俗的性格，无形中让他所爱的女人感到痛苦，也使他因此感到绝望。--婚约取消了，可是两个人似乎谁也没有忘记这段爱情。直到特蕾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于1861年去世），她仍然深爱着贝多芬。

1816年，贝多芬说过：“每次想起她，我的心都像第一次遇见她时那样，心跳加快。”就在这一年，他写下了六支生动感人、深邃真切的乐曲，名为《献给遥远的爱人》（作品第九十八号）。他在手记中写道：“一见到这个可爱的人儿，我便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然而，她并不在这儿，不在我的身边！”特蕾兹曾把自己的肖像送给贝多芬，上面题有“赠与罕见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T.B.”。贝多芬晚年时期，一位友人无意间看到贝多芬孤单地抱着这幅肖像痛哭流涕，并习惯地对着肖像大声说：“你那么美丽、伟大，仿佛天使一般！”这位友人退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又返回去，看见他坐在钢琴前，便对他说：“我的朋友，此刻，你的脸色好多了。”贝多芬则回答道：“那是因为我的天使来看望过我。”--他所受到的创伤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上。他常自言自语：“可怜的贝多芬，这个世界没有属于你的幸福。只有在理想的境界中，你才能找到朋友。”

贝多芬在手记中写道：“屈服，彻底地屈服于你的命运：你已不再为自己而存在，只能为他人而存在；对于你来说，你只能在艺术中寻找到幸福。啊，上帝，请赐予我力量吧，让我可以战胜自己！”

就这样，贝多芬再一次被爱情抛弃了。1810年，他又成为了孤家寡人。但是，光荣已经到来，而且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威力。这时的贝多芬正值壮年。他任由自己那暴躁、粗野的脾气随意发泄，不再顾忌人言、习俗、社会等一切。还有什么可害怕、敷衍的？失去了爱情，野心也已经逝去，剩下的只有他的力量了，他要运用，甚至是滥用自己的力量。“力量，这才是区别于普通人的精神！”他又回到不修边幅的状态了，行为举止比从前更加大胆放肆。他知道自己有权利畅所欲言，即使面对崇高的人也可以如此。1812年7月17日，他写过这样一句话：“除了善良，我不承认还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标志。”那时见过他的贝蒂娜-勃伦塔诺说：“没有哪一位皇帝或国王，能够像他那样坚信自己的力量。”她被他的坚强气势所慑服。她在写给歌德的信中提到：“当我第一次见到贝多芬时，我觉得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他让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啊！歌德……我深信自己没有弄错，我觉得此人已经远远地走在当代文明的前面了。”

由此，歌德便很想与这位传奇的人物结识。1812年，他们在特普利兹的波西米亚浴场相遇了，可他们并不十分投机。贝多芬对歌德的才华十分称赞，可他那过于自由、暴躁的性格很难与歌德的性格相融，而且难免会伤害到对方。贝多芬曾讲述了他俩一起散步的情况：这位高傲的共和派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议官教训了一通，致使歌德一直没有原谅他。

“尽管君主和亲王们能够培养一些教授和机要参议，并赏赐他们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但是他们无法造就伟大的人物，更无法造就超凡脱俗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时，这帮大人、先生们应该察觉出我们的伟大。--昨天，在归来的路上，我们与皇室一家相遇。当我们远远看见他们时，歌德便挣开我的手臂，垂手站在大路旁。我白费口舌地对他说了所有我想说的话，但他连半步都没有向前走。于是，我按了按帽子，扣上外套上的扣子，倒背着双手，钻进密集的人群。亲王们和朝臣们排队恭迎，鲁道夫公爵29向我脱帽致敬，皇后最先向我打招呼。大官员们几乎都认识我。--我觉得皇家车马从歌德面前经过时十分好笑。歌德站在路边，将帽子握在手里，向皇室们深弯着腰行礼。事后，我毫不客气地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通……”30

歌德永远都没有忘记这件事。31

1812年，贝多芬在特普利兹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创作了《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前者是狂欢的节奏曲，后者则是幽默诙谐的交响乐。他在这两部作品中表现得最自然，正如他所说的，是最“放松”的，而且带有欢乐和狂乱的激动，出乎意料的对比，让人惊讶、雄壮的机智。这部乐曲也使歌德和采尔特惊骇不已。甚至使德国北方人说，《第七交响曲》是出自一个酒鬼之手。--没错，是出自一个陶醉的人之手，陶醉于力和才华。

贝多芬说过：“我是为人类酿造玉液琼浆的酒神，给予人们精神上的神圣癫狂。”

我不知道他是否如瓦格纳所说的那样，要在《第七交响曲》的终曲里描绘出一个酒神的庆祝会。32但我发现，在这首热情奔放的乡村音乐中，蕴涵着弗朗德勒人的遗传特质；同样地，我还证实了，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天职的国家里，他那大胆狂妄、肆无忌惮的言谈举止，是源于自身的血统。在众多作品中，没有哪一部能像《第七交响曲》那样，表现出如此坦荡、自由的力量。这是毫无目的的超人精力的发泄，只是为了娱乐，如同一条泛滥的河将欢快淹没。而在《第八交响曲》中，虽然没有如此雄浑的力量，却更加奇特，更具贝多芬自己的特点，悲剧与闹剧交织，大力士般的强健与孩童般的任性交融。33

1814年，贝多芬名声大振。在维也纳大会上，他被视为欧洲的荣耀。他积极地参加各种欢庆活动。亲王们都向他致敬，而他则像他同辛德勒所吹嘘的那样，高傲地任由他们对自己献媚奉承。

1813年，他为独立战争而激动，创作了一支《惠灵顿之胜利交响曲》，而在第二年年初，又写了一支战斗合唱曲《德意志的复兴》。1814年11月29日，贝多芬在各国的君王面前指挥演奏了一支爱国主义歌曲《光荣时刻》，并于1815年，为纪念攻陷巴黎创作了一支合唱曲《大功告成！》。这些应景之作使他的声誉达到巅峰，更超过了他以往创作的那些作品。布莱休斯-赫菲尔根据弗朗斯瓦尔-勒特罗纳的一张素描完成的木刻画，以及1812年弗雷茨-克莱恩为贝多芬创作的脸模，都将贝多芬在维也纳大会期间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张紧咬着牙床、充满愤怒和痛苦的雄狮般的脸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意志力，一种拿破仑早年所具有的意志力。他在耶拿34战役之后，对拿破仑有一番言论：“很不幸，我对战争不像对音乐那么在行！否则我一定会将他击败！”可是，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他的王国。正如他在写给弗朗索尔-德-布伦瑞克的信中所说的：“我的王国在天上。”35

光荣过后，就是困苦与悲惨。

维也纳从未垂青过贝多芬。在这座轻佻浮华、被瓦格纳深恶痛绝的城市里，像贝多芬这样傲岸而孤立、狂放不羁的天才，是不可能讨人喜欢的。贝多芬也从未放过任何可以离开它的机会。1808年，他认真地考虑过要离开奥地利，前往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吉罗姆-波拿巴的宫廷。但是，维也纳的确是一个充满着音乐源泉的国家。我们必须公正地说，维也纳所拥有的一些高雅的音乐鉴赏家，能够深感到贝多芬在音乐上的伟大，避免因失去这样的音乐天才而使国家受到侮辱。1809年，维也纳最富有的三位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公爵、洛布科维兹亲王和金斯基亲王，答应每年付给他四千弗洛令作为生活费，只要他同意留在奥地利。他们说：“很显然，一个人只有在他不为衣食所忧的情况下，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艺术之中，才能真正创作出为艺术争光的完美作品，所以我们决定通过这种方法为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保障，从而摆脱所有可能阻挡其天才发展的一切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