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
郑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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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序

我写作这部《中国文学史》，并没有多大的野心，也不是什么“一家之言”。老实说，那些式样的著作，如今还谈不上。因为如今还不曾有过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呢。中国文学自来无史，有之当自最近二三十年始。然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易言之，即除了一二部外，所叙述的几乎都有些缺憾。本来，文学史只是叙述些代表的作家与作品，不能必责其“求全求备”。但假如一部英国文学史而遗落了莎士比亚与狄更斯，一部意大利文学史而遗落了但丁与鲍卡契奥，那是可以原谅的小事吗？许多中国文学史却正都是患着这个不可原谅的绝大缺憾。唐、五代的许多“变文”，金、元的几部“诸宫调”，宋、明的无数短篇平话，明、清的许多重要的宝卷、弹词，有哪一部“中国文学史”曾经涉笔记载过？不必说是那些新发见的与未被人注意着的文体了，即为元、明文学的主干的戏曲与小说，以及散曲的令套，他们又何尝曾注意及之呢？即偶然叙及之的，也只是以一二章节的篇页，草草了之。每每都是大张旗鼓地去讲河汾诸老，前后七子，以及什么桐城、阳湖。难道中国文学史的园地，便永远被一班喊着“主上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性的士大夫们占领着了吗？难道几篇无灵魂的随意写作的诗与散文，不妨涂抹了文学史上的好几十页的白纸，而那许多曾经打动了无量数平民的内心，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称心的笑乐的真实的名著，反不得与之争数十百行的篇页吗？这是使我发愿要写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的重要原因。这愿发了十余年，积稿也已不少。今年方得整理就绪，刊行于世，总算是可以自慰的事。但这部中国文学史也并不会是最完备的一部。真实的伟大的名著，还时时在被发见，将来尽有需要改写与增添的可能与必要。唯对于要进一步而写什么“一家言”的名著的诸君，这或将是一部在不被摒弃之列的“爝火”吧。

公元1932年6月4日郑振铎于北平

例言

一、中国文学史的编著，今日殆已盛极一时；三两年来，所见无虑十余种，唯类多因袭旧文。即有一二独具新意者，亦每苦于材料的不充实。本书作者久有要编述一部比较能够显示出中国文学的真实面目的历史之心，惜人事倥偬，仅出一册而中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第一册）。且即此一册，其版今亦被毁于日兵的炮火之下，不复再得与读者相见。因此发愤，先成此简编，供一般读者的应用。他日或仍能把那部较详细的中国文学史完成问世。

二、许多中国文学史，取材的范围往往未能包罗中国文学的全部。其仅以评述诗古文辞为事者无论了，即有从诗古文辞扩充到词与曲的，扩充到近代的小说的，却也未能使我们满意。近十几年来，已失的文体与已失的伟大的作品的发见，使我们的文学史几乎要全易旧观。决不是抱残守缺所能了事的。若论述元剧而仅着力于《元曲选》，研究明曲而仅以《六十种曲》为研究的对象，探讨宋、元话本，而仅以《京本通俗小说》为探讨的极则者，今殆已非其时。本书作者对于这种新的发见，曾加以特殊的注意。故本书所论述者，在今日而论，可算是比较完备的。

三、因此，本书所包罗的材料，大约总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他书所未述及的：像唐、五代的变文，宋、元的戏文与诸宫调，元、明的讲史与散曲，明、清的短剧与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皆是。我们该感谢这几年来殷勤搜辑那些伟大的未为世人所注意的著作的收藏家们。没有他们的努力与帮助，有许多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的作品是不会为我们所发见的。

四、他书大抵抄袭日人的旧著，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及近代的四期，又每期皆以易代换姓的表面上的政变为划界。例如，中古期皆开始于隋，近古期皆终止于明。却不知隋与唐初的文学是很难分别得开的；明末的文坛上的风尚到了清初的几十年间也尚相承未变。如何可以硬生生地将一个相同的时代劈开为二呢？本书就文学史上的自然的进展的趋势，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代的三期，中世文学开始于东晋，即佛教文学开始大量输入的时期；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代嘉靖时期，即开始于昆剧的产生及长篇小说的发展之时。每期之中，又各分为若干章，每章也都是就一个文学运动，一种文体，或一个文学流派的兴衰起落而论述着的。

五、本书不欲多袭前人的论断。但前人或当代的学者们的批评与论断，可采者自甚多。本书凡采用他们的论断的时候，自必一一举出姓氏，以示不敢掠美，并注明所从出的书名、篇名。

六、中国文学史的附入插图，为本书作者第一次的尝试。作者为了搜求本书所需要的插图，颇费了若干年的苦辛。作者以为插图的作用，一方面固在于把许多著名作家的面目，或把许多我们所爱读的书本的最原来的式样，或把各书里所写的动人心魄的人物或其行事显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当然是大足以增高读者的兴趣的。但另一方面却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我们需要那些插图的，那便是，在那些可靠的来源的插图里，意外地可以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的情态。故本书所附插图，于作家造像，书版式样，书中人物图像等之外，并尽量搜罗各文学书里足以表现时代生活的插图，复制加入。

七、本书所附插图，类多从最可靠的来源复制。作家的造像，尤为慎重，不欲以多为贵。在搜集所及的书本里，珍秘的东西很不少，大抵以宋以来的书籍里所附的木版画为采撷的主体，其次亦及于写本。在本书的若干幅的图像里，所用的书籍不下一百余种，其中大部分胥为世人所未见的孤本。一旦将那许多不常见的珍籍披露出来，本书作者也颇自引为快。为了搜求的艰难，如有当代作家，要想从本书插图里复制什么的话，希望他们能够先行通知作者一声。

八、得书之难，于今为甚。恶劣的书版，遍于坊间，其误人不仅鲁鱼亥豕而已。较精的版本，则其为价之昂，每百十倍之。更有孤本珍籍，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在现在而言读书，已不是从前那样的抱残守缺，或仅仅利用私家收藏所可满意的了。一到了要研究一个比较专门的问题，便非博访各个公私图书馆不可。本书于此，颇为注意。每于所论述的某书之下注明有若干种的不同的版本，以便读者的访求，间或加以简略的说明。其于难得的不经见的珍籍，并就所知，注出收藏者的姓名（或图书馆名）。其有收藏者不欲宣布的，则只好从缺。但那究竟是少数。

九、近来“目录学”云云的一门学问，似甚流行；名人们开示“书目”的倾向，也已成为风尚。但个人的嗜好不同，研究的学问各有专门，要他熟读《四库书目》，是无所用的，要他知道经史子集诸书的不同的版本，也是颇无谓的举动。故所谓“目录学”云云，是颇可置疑的一个中国式样的东西。但读书的指导，却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关于每个专门问题，每件专门学问的参考书目的列示，乃是今日很需要的东西。本书于每章之后，列举若干必要的参考书目，以供读者作更进一步的探讨之需。

十、本书的论述着重于每一个文学运动，或每一种文体的兴衰，故于史实发生的详确的年月，或未为读者所甚留意，特于全书之末，另列“年表”一部，以综其要。

十一、“索引”为用至大，可以帮助读者省了不少无谓的时力。古书的难读，大都因没有“索引”一类的东西之故。新近出版的著作，有索引者还是不多，本书特费一部分时力，编制“索引”，附于全书之后，以便读者的检阅（以上两种，尚未成稿）。

十二、本书的编著，为功非易。十余年来，所耗的时力，直接间接，殆皆在于本书。随时编作的文稿，不特盈尺而已。为了更详尽地论述，不是一时所能完功，便特先致力于本书的写作。故本书虽只是比较简单的一部文学史的纲要，却并不是一部草率的成就。

十三、本书的告成得诸好友们的帮助为多。珍籍的借读，材料的搜辑，插图的复制，疑难的质问，在在皆有赖于他们。该在此向他们致谢！在其中，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顾颉刚先生、郭绍虞先生和几位藏书家尤为本书作者所难忘记。涵芬楼给予作者之便利最多；不幸在本书出版的前数月，涵芬楼竟已成为绛云之续，珍籍秘册，一时并烬。作者对此不可偿赎的损失，敬伸哀悼之意！

十四、在这个多难的年代，出版一部书是谈何容易的事。苟没有许多友好的好意的鼓励，本书或未必在今日与读者相见。再者，本书的抄录、校对，以刘师仪女士及我妻君箴之力为最多，应该一并致谢！

公元1932年5月22日作者于北平

绪论

百科全书式的“正史”--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文学巨人”的影响--中国文学史的使命--其叙述的范围--新材料的发见--辨伪的工作--官书与个人的著作--中国文学进展的两个动力：民间创作与外来影响

一

所谓“历史”，昔人曾称之为“相斫书”，换一句话，便只是记载着战争大事，与乎政治变迁的。在从前，于上云的战争大事及政治变迁之外，确乎是没有别的东西够得上作为历史的材料的。所以古时的历史只不过是“相斫书”而已。然中国的史家，从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记载过去的“百科全书”，所以他们所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孔子有“世家”，老、庄诸人有“列传”，屈原、枚乘诸人亦有“列传”，天官有“书”，艺文有“志”，乃至滑稽、货殖亦复各有其“传”。其所网罗的范围是极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便也常常地被网罗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所谓《史记》、《汉书》诸“正史”者之中。

但文学史之成为“历史”的一个专支，究竟还是近代的事。中国“文学史”的编作，尤为最近之事。翟理斯（A.Giles）的英文本《中国文学史》，自称为第一部的中国文学史，其第一版的出版期在公元1901年。中国人自著之中国文学史，最早的一部，似为出版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林传甲所著的一部。

最早的“文学史”都是注重于“文学作家”个人的活动的，换一句话，便是专门记载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等的生平与其作品的。这显然的可知所谓“文学史”者，不过乃是对于作家的与作品的鉴赏的或批判的“文学批评”之联合，而以“时代”的天然次序“整齐划一”之而已。像写作《英国文学史》（公元1864年出版）的法人泰纳（Taine，1828-1893），用时代、环境、民族的三个要素，以研究英国文学史的进展的，已很少见。北欧的大批评家，勃兰兑斯（G.Brandes）也更注意于一支“文学主潮”的生与灭，一个文学运动的长与消。他们都不仅仅赞叹或批判每个作家的作品了；他们不仅仅为每个作家作传记，下评语。他们乃是开始记载整个文学史的进展的。

原来，自十九世纪以来，学者们对于“历史”的概念，早已改变了一个方向。学者们都承认一部历史绝对不是一部“相斫书”，更不是往古的许多英雄豪杰的传记的集合体；而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历史。乃是活的，不是死的；乃是记载整个人类的过去或整个民族的过去的生活方式的。所以现在的历史，对于政治上的大人物，已不取崇拜的态度，只是当他作为一个社会活动中间的一员。正如托尔斯泰在他的《战争与和平》中之写拿破仑一样，他在那里，已不是一个好像神话中的显显赫赫的人物，却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军官。

随了这个历史的观念的变更，文学史当然也便来了一个变更。也如历史之不再以英雄豪杰为中心一样，文学史早已不是“文学巨人”的传记的集合体了。

但所谓“文学巨人”其成就究竟不同。他们的作品，其本身便是一种永在人间的崇高的创作物。我们乃是直接受其创作品的感兴，乃是直接感受到他们的伟大的成就的。我们可以抹杀一般的政治上的大人物的成就，但我们决不能抹杀文坛上的一个作家，一个诗人的工作。亚历山大过去了，查理曼过去了。但一个诗人，或一个散文作家，或一个戏剧家，却是永在的；他们将永远地生活在我们的面前。只要我们读着他们的永久不朽的创作物，我们便若面聆其谈笑似的亲切地与之同在。古代的希腊与罗马是过去了，但我们如果读着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及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Virgil’sAeneid），荷马的《伊里亚特》与《奥德赛》（Homer’sIliadandOdyssey），我们对于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情形，便也亲切有如目睹。

所以文学史却要仔细地论列到文学作家的生活。伟大的文学作品，本是大作家的最崇高的创造，当然是离不了作家的自身。所以文学史虽不全是作家传记的集合体，却也不能不着重于作家的自身生活的记述。

然而“人”究竟是社会的动物；我们不相信有一个人曾是完全的“遗世而独立”的。所谓“隐逸诗人”云云，他究竟还是人世间的活动的一员。他尽管不参加当时任何的政治等的活动，然而他究竟是受了社会一切大事变的影响的。他的情感往往是最为丰富的，其感受性，当然也更为敏锐。所以无论什么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有他所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影响。那个时代的广大人民的生活都会不期然而然地印染于他们的作品之上。

为了更深切地了解一个作家，我们便不能不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正如我们之欲更深切地了解一部作品，便不能不去研究其作家的生平一样。

文学史的任务，因此，便不仅仅成为一般大作家的传记的集合体，也不仅仅是对于许多“文艺作品”的评判的集合体了。

但他还有一个更伟大的目的在！“时代”的与“种族的特性”的色彩，虽然深深地印染在文学的作品上，然而超出于这一切的因素之外，人类的情思却是很可惊奇的相同；易言之，即不管时代与民族的歧异，人类的最崇高的情思，却竟是能够互相了解的。在文学作品上，是没有“人种”与“时代”的隔膜的。我们能够了解美洲的红印第安人，澳洲的土人，欧洲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尽管他们和我们间隔得很远，只要我们读到了他们的神话与传说，他们的文学的作品；我们也能够了解远古的巴比伦人、希腊人，乃至中世纪的匈族与诺曼人，尽管他们的时代离我们是很远，只要我们读到他们那个时代的创作物。

由此可知文学虽受时代与人种的深切的影响，其内在的精神却是不朽的，一贯的，无古今之分，无中外之别。最原始的民族与最高贵的作家，其情绪的成就是未必相差得太远的。我们要了解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不能不先了解其文学。

所以，文学乃是人类最崇高的最不朽的情思的产品，也便是人类的最可征信，最能被了解的“活的历史”。这个人类最崇高的精神，虽在不同的民族、时代与环境中变异着，在文学技术的进展里演化着，然而却原是一个，而且是永久继续着的。

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便在于将这个人类最崇高的创造物文学在某一个环境、时代、人种之下的一切变异与进展表示出来；并表示出：人类的最崇高的精神与情绪的表现，原是无古今中外的隔膜的。其外形虽时时不同，其内在的情思却是永久的不朽的在感动着一切时代与一切地域与一切民族的人类的。

一部世界的文学史，是记载人类各族的文学的成就之总簿；而一部某国的文学史，便是表达这一国的民族的精神上最崇高的成就的总簿。读了某一国的文学史，较之读了某一国的百十部的一般历史书，当更容易于明了他们。

“中国文学史”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便是一部使一般人能够了解我们往哲的伟大的精神与崇高的创作成就的重要书册了。一方面，给我们自己以策励与对于先民的生活的充分的明了，一方面也给我们的许多友邦以对于我们的往昔与今日的充分的了解。

二

文学史的目的既明，则其所叙述的范围，当然很明白的便可以知道，盖文学史所叙述的并不是每一部文学的作品，而是每一部最崇高的不朽的名著。但也不能没有例外。有许多文学作品，其本身虽无甚内容，也无甚价值，却是后来许多伟大作品的祖源，我们由流以溯源，便不能不讲到他们；且这类材料，不仅仅论述一个文体的生长与发展所必须叙及，即说到要由文学上明了那个“时代”，也是绝好的资料。又有许多已成为文学史上争论之焦点的东西或史料，或曾在文学史上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成为一支很有影响的派别与宗门的，例如“西昆体”诗，“江西派”诗等，却也不能不讲述--即使其内容是较空虚的。那些作品之所以产生与发展而成为一个宗门，一个大支，当然也自有其社会的背景与根据。

但于上述者外，文学史所讲叙的范围，在实际上也许更要广大。原来文学这个名词所包含的意义，本来不是截然的明白晓畅，像科学中之物理学、植物学等一样的。有许多低级趣味的读物，像通俗的小说、剧本之类，表面上虽亦为文学的一体的一部分，实际上却不能列入“作者之林”。但像许多科学上、史学上的名著，有时却又因其具有文学趣味的关系，而也被公认为文学上的名著：例如庄子、荀况的哲学著作，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郦道元的《水经注》等都是。

但一般人对于这种取舍却常觉得很难判断。《史记》、《汉书》可以算是文学，为什么《通鉴纲目》之类又不能算是文学呢？我们有何取舍的标准呢？我们知道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其间虽无深崭的渊阱隔离着，却自有其天然的疆界；在此疆界内者则取之，在此疆界外者，则舍之。

这个疆界的土质是情绪，这个疆界的土色是美。文学是艺术的一种，不美，当然不是文学；文学是产生于人类情绪之中的，无情绪当然更不是文学。

因了历来对于文学观念的混淆不清，中国文学史的范围，似乎更难确定。至今日还有许多文学史的作者，将许多与文学漠不相干的东西写入文学史之中去，同时还将许多文学史上应该讲述的东西反而撇开去不谈。

最早的几部中国文学史简直不能说是“文学史”，只是经、史、子、集的概论而已；而同时，他们又根据传统的观念--这个观念最显著地表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将纯文学的范围缩小到只剩下“诗”与“散文”两大类，而于“诗”之中，还撇开了“曲”--他们称之为“词余”，甚至撇开了“词”不谈，以为这是小道；有时，甚至于散文中还撇开了非“正统”的骈文等东西不谈；于是文学史中所讲述的纯文学，便往往只剩下五七言诗、古乐府以及“古文”。

我们第一件事，便要先廓清了许多非文学的著作，而使之离开文学史的范围之内，回到“经学史”、“哲学史”或学术思想史的他们自己的领土中去。同时更重要的却是要把文学史中所应述的纯文学的范围放大，于诗歌中不仅包罗五七言古律诗，更要包罗着中世纪文学的精华--词与散曲；于散文中，不仅包罗着古文与骈文等，也还要包罗着被骂为野狐禅等的政论文学，策士文学，与新闻文学之类；更重要的是，于诗歌、散文二大文体之外更要包罗着文学中最崇高的三大成就--戏剧、小说与“变文”（后来之弹词、宝卷）。这几种文体，在中国文坛的遭际，最为不幸。它们被压伏在正统派的作品之下，久不为人所重视；甚至为人所忘记，所蔑视。直到了最近数十年来方才有人在谈着。我们现在是要给它们以历来所未有的重视与详细的讲述了！

但这种新的资料，自小说、戏剧以至宝卷、弹词、民歌等，因为实在被遗忘得太久了的缘故，对于他们有系统地研究与讲述便成了异常困难的工作。我们常常感觉到，如今在编述着中国文学史，不仅仅是在编述，却常常是在发见。我们时时地发见了不少的已被亡失的重要的史料，例如敦煌的变文，《元刊平话五种》，《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类。这种发见，其重要实在不下于古代史上的特洛伊（Troy）以及克里底（Crete）诸古址的发掘。有时且需要变更了许多已成的结论。这种发见还正在继续进行着，正如一个伟大的故国遗址，还正在发掘进行中一样。这使我们编述中国文学史感觉到异常困难，因为新材料的不绝发见，便时时要影响到旧结论的变更与修改；但同时却又使我们感觉到异常的兴奋，因为时时可以得到很重要的新的资料，一个新的刺激。有时，我们自己也许还是一个执铲去土的从事发掘工作的人。

三

还有一件事我们不能不注意，那便是史料的辨伪。中国文学史的历程，实在是太长了，即就那最可靠的最早的史料而论，也有了三千年以上的来历。对于远古的在《诗经》与《楚辞》以前的诗歌，其靠不住的性质，是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的。所传黄帝时代的《弹歌》，以及皇娥、白帝子之歌一类，当然是不可信的；即《尧典》中所载的君臣赓和之作也都是后人的记载。大约在冯惟讷《古诗纪》的古逸一部，诗歌中可信的实在不多。但不仅远古的著作如此，即较为近代的东西也还是有许多的争论。《西游记》小说向来视为元人丘长春之作，直至最近方才论定为明人吴承恩的创作。而相传的李陵、苏武的五言诗其真伪也是纷纭不已。有许多的谬误的观念，便往往因此而构成。且举一个有趣的例。有一部明人的选本，载了一篇向未被发见过的建安七子时代的王粲《月赋》；居然有许多人相信其为一篇真实的逸文的发见，将其补入汉、魏辞赋之林。但经了细心的批评家的研究，原来这一篇赋便是谢庄的著名的《月赋》！《月赋》的开头假托着“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悄焉疚怀，不怡中夜……于时斜汉左界，北陆南躔，白露暧空，素月流天。沉吟齐章，殷勤陈篇。抽毫进牍，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称曰……”选者目未睹《文选》，便径定为仲宣之作。类似的可笑的作伪，尚未为我们所觉察者，当更为不少。史料的谨慎的搜辑，在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中，因此便成了重要的一个问题。

四

“历史”的论著为宏伟的巨业，每是集体的创作，但也常是个人的工作。以《史记》般的包罗万有的巨著，却也只是出于司马迁一人之手。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史书，也是他个人的作品。文学史也是如此，历来都是个人的著作。但个人著作的文学史，却也有个区别：有的只是总述他人已得的成绩与见解而整理排比之的，这可以说是“述”，不是“作”；有一种却是表现着作者特创的批评见解与特殊的史料的，那便是“作”，而不是“述”了。

本书虽是个人的著作，却只是“述而不作”的一部平庸的书，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见解与主张。然而在一盘散沙似的史料的堆积中，在时时不断的发见新史料的环境里却有求仅止于“述而不作”而不可能者。新材料实在太多了，有一部分是需要著者第一次来整理，来讲述的。这当然使著者感觉到自己工作的艰巨难任，但同时却也未尝没有些新鲜的感觉与趣味。

“官书”成于众人之手，往往不为人所重视。萧衍的《通史》的不传，此当为其一因；宋、金、元、明诸史之所以不及个人著作的《史》、《汉》、《三国》乃至《新唐》、《五代》诸史，此当亦为其一因。但因了近代的急骤的进步与专门化的倾向，个人专业的历史著作，却又回到“众力合作”的一条路上去。这个倾向是愈趋愈鲜明的。其初是各种百科全书的分工合作化；其次便是大字典的分工合作化（例如《牛津字典》）；最后，这个“通力合作”的趋向，便侵入历史界中来。例如一部十余巨册的《英国文学史》（CambridgeHistoryofEnglishLiterature），这种专家合作的史书，其成就实远过于中国往昔的“官书”，但有一点却与“官书”同病。个人的著作，论断有时不免偏激，叙述却是一贯的。合作之书，出于众手，虽不至前后自相背谬，而文体的驳杂，却不可掩。所以一般“专家合作”的史书，往往也如百科全书一样，只成了书架上的参考之物。而成为学者诵读之资的史书，当然还是个人的著述。

五

有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催促我们的文学向前发展不止的，那便是民间文学的发展。原来民间文学这个东西，是切合于民间的生活的。随了时代的进展，他们便也时时刻刻地在进展着。他们的形式，便也是时时刻刻在变动着，永远不能有一个一成不变或永久固定的定型。又民众的生活又是随了地域的不同而不同的，所以这种文学便也随了地域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式样与风格。这使我们的“草野文学”成为很繁赜、很丰盛的产品。但这种产品却并不是永久安分的“株守”一隅的。也不是永久自安于“草野”的粗鄙的本色的。他们自身常在发展，常在前进。一方面，他们在空间方面渐渐地扩大了，常由地方性的而变为普遍性的；一方面他们在质的方面，又在精深地向前进步，由“草野”的而渐渐地成为文人学士的。这便是我们的文学不至永远被拘系于“古典”的旧堡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我们的文学也深受外来文学--特别是印度文学--的影响。这毋庸其讳言之。没有了她们的影响，则我们的文学中，恐怕难得产生那么伟大的诸文体，像“变文”等的了。她们使我们有了一次二次……的新的生命；发生了一次二次……的新的活动力。中国文学所接受于她们的恩赐是很深巨的，正如我们所受到的宗教上，艺术上，音乐上的影响一样，也正如俄国文学之深受英、法、德罗曼文学的影响一样。而在现在，我们所受到的外来文学的影响恐怕更要深，更要巨。这是天然的一个重要的诱因，外国文学的输入，往往会成了本国文学的改革与进展。这在每一国的文学史的篇页上都可以见到。虽然从前每一位中国文学史家不曾觉察到这事实，我们却非于此深加注意不可。外来的影响，其重要性盖实过于我们所自知。

原来，我们的诗人们与散文家们大部分都是在“拟古”的风气中讨生活的。然另一方面，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先驱者在筚路蓝缕地开辟荆荒，或勇敢地接受了外来文学的影响，或毫不迟疑地采用了民间创作的新式样。虽时时受到迫害，他们却是不馁不悔的。这使我们的文学乃时时地在进展，时时有光荣的新巨作，新文体的产生。先驱者在前走着；于是“古典主义者”便也往往携其所学而跟随着，而形成了一个大时代。作者们的结习虽深，却阻碍不了时代的自然的前进。一部分的文人学士，虽时时高唤着复古，刻意求工地模仿着古人，然时代与民众却即在他们的呼声所不到之处，暗地里产生了不少伟大的作品。到了后来，则时代与民众又压迫着文人学士采取这个新的文学形式。当民众文艺初次与文人学士相接触时，其结果便产生了一个大时代。过了一个时代，这个新的形式，又渐渐成为古董而为时代及民众所舍弃，他们又自去别创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出来。五代、宋之词，金、元、明之曲，明、清之弹词，近数十年来的皮黄戏，其进展都是沿了这个方式走的。

对于这些重要的进展的消息，乃是著者所深切地感到兴趣的。

古代文学的两个特点--二千年的长久的历程--四个进展的阶段--游猎时代和农业时代的文学--汉民族势力的发展--秦的统一与封建制度的打破--汉帝国的建立--汉赋的创作--自建安到太康的光荣时代--对于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所生的恶果--古代文学告终于一个大纷乱的时代里

一

所谓古代文学，指的便是中国西晋以前的文学而言。这个时代的文学有两个特点：第一，纯然为未受有外来的影响的本土的文学。我们的中世纪和近代的文学，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都受有若干外来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印度的；但在古代文学史上，则这个痕迹尚看不出--虽然在这个时代的最后，印度的思想和宗教已在很猛烈地灌输进来。第二，纯然为诗和散文的时代。像小说和戏曲的重要的文体，在这时代里，尚未一见其萌芽。在希腊，在罗马或在印度的文学史上，已是很绚烂地照耀着这两种伟大文体的不可迫视的光彩的了。

这个时代，从最早有“记载”的文字留下的时候起，到西晋的末年止，至少是有了二千年左右的历史（前1700-316年）。在这样长久的时代里，我们先民的文学活动，至少也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殷商到春秋时代。这是一个原始的时代。伟大的著作，只有一部《诗经》。

-第二阶段：战国时代。这是散文最发展的时代。散文的应用，在这时最为扩大。作者们都勇敢地向未之前见的文学的荒土上垦殖着。韵文也有了很高的成就，产生出像屈原的《离骚》、《九章》，宋玉的《九辩》以及《招魂》、《大招》之类的杰作。

-第三阶段：从秦的统一到东汉的末叶。这是一个辞赋的时代。我们还看见五言诗在这时候开始发生萌芽；我们还看见古代的载籍，在这时候开始被整理，被“章句”，被归纳排比在好几部伟大的历史的名著里去。

第四阶段：从汉建安到西晋之末。这是一个五言诗的伟大时代。抒情诗的创作复活了；同时还复活了哲学的讨论的精神。诗人们，学者们，都不甘低首于类书似的辞赋和古代典籍之前了。虽然在最后，我们见到了一个悲惨的少数民族混乱的时代，却并无碍于这个时代伟大的成就。印度的佛教也在这时输入中国，开始在哲学上发生着影响，但文学上似还也不曾感受到什么。

二

在这四个阶段的文学的进展里，中国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经济的情况也逐渐在变动着，且在背后支配着文学的进展。

最早的一个时期里我们看见汉民族的殷商一代，已定居于河南的黄河流域。汉族到底是西来的呢，还是定居于本土的原始人种，这有种种专门的辩论，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它。但我们知道当我们的文学史开幕的时候，汉民族已在黄河流域的中部活跃着。他们的文明程度已经是很高的了。他们已知使用铜器。他们已有很繁赜的文字。他们知道怎样卜占吉凶以至行止；他们在兽骨、龟板和铜器上所刻的文辞，是很整饬的。后来周武王伐纣，推翻中枢的政府而自代之。周朝初期的文化未必有胜于殷商。但不久便急骤进步了。就甲骨文辞的记载看来，殷商已入一个农业时代，他们对于卜年卜雨是很注意的一件事。但也颇着重于田渔，这可见他们是未尽脱游猎时代的生活的。周代则完全入到很成熟的农业社会之中。《诗经》里，关于农事的歌咏是极多的；我们读《云汉》一诗，便知当时的人们对于大旱灾是如何的着急。像《七月》，像《硕鼠》等便又活画出当时农民们婉转呻吟于地主贵族压迫之下的呼号。“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连情诗也都是以农村的背景写出的了。

三

第二个阶段，来了一个极大的变动。在第一时期的后期，汉民族的势力还未出黄河流域以外。见于《诗经》的十五国风；二南、王、桧、郑、陈，皆在河南；邶、鄘、卫、曹、齐、魏、唐，皆在河北；豳、秦则在泾、渭之间。其疆域盖不出于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四省之外。但在其最后，我们却见到长江流域左右的楚与吴、越皆已登上中国政治与战争的舞台，而为其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时代里，政治的局面，更大为不同。中枢政府完全失去了权威，以至于消灭。所谓韩、魏、赵、齐、楚、燕、秦的七国，竞欲争霸于当代，合纵连横，外交的变幻无穷，战争的威胁也无时或已。而对内则暴政酷税，使得民不聊生。平和的农民们连逃亡都不可能。忧民之士，纷出而献匡时之策；舌辩之雄，竞起而效驰驱之任。于是便来了一个散文的黄金时代。在这时，商业是很发达的；尽管争战不已，但商贾的往来，则似颇富于“国际性”。大商人们在政治上似也颇有操纵的能力；阳翟大贾吕不韦的设谋释放秦太子，便是一例。秦居关中，民风最为强悍，又最不受兵祸，首先实行了土地改革，增加生产，且似能充分地得到西方的接济，故于七国中为最强。齐、楚诸国终于逐渐地为秦所吞并。楚地的文学，在这时诗坛上最为活跃；但大诗人屈原等在其他国家里并无重要的影响。

第三个时期的开始，便见秦已并吞了六国，始皇帝厉行新政，“书同文字，车同轨”，废封建为郡县，打破了贵族的地主制度（秦的废封建，似颇受巴比伦诸大帝国的影响，又其自称“始皇帝”，而后以“二世”、“三世”为次，似更是模拟着西方的诸帝的榜样的）。这是极大的一个政治上的革命。自此，真正的封建组织便消灭了。但始皇帝虽为农民去了一层大压力，而秦人的兵马的铁蹄，却代之而更甚地蹂躏着新征服的诸国。因此，不久便招致了“封建余孽”的反叛。大纷乱的结果，得天下者却是从平民阶级出身的刘邦。战国诸世家是永远沦落下去了。刘邦即皇帝位后，大封同姓诸侯。但文、景之后，封建制度又跟随了七国之乱而第二次被淘汰。在这时候，北方的一个大敌匈奴，逐渐地更强大了（他们为周、赵、秦的边患者本来已久）。唯于大政治家刘彻的领导之下，汉族却给匈奴以一个致命伤。同时，西方诸国也和汉帝国更为接近。西方的文化和特产开始输入不少。王莽出现于西汉之末。他要实现比始皇帝更伟大的一次大革命，经济的革命。可惜时期未成熟，他失败了。东汉没有什么重要的变动。汉帝国的威力，渐渐地堕落了。西方诸小国已不复为汉所羁縻。

这三个世纪，并没有产生什么伟大的名著。但屈原的影响却开始笼罩了一切。两司马（迁和相如）代表了文坛的两个方面。迁建立了历史的基础；相如则以辞赋领导着许多作家。但两汉的辞赋，不是“无病而呻”的“骚”，便是浮辞满纸，少有真情的“赋”和“七”。他们只知追踪于屈、宋的“形式”之后，而遗弃其内在的真实的诗情。散文坛也没有战国时代的热闹，但较之诗坛的情况，却已远胜。古籍整理的结果，往古的史实渐渐成为常识。便有像王充一类的学者，以直觉的理解，去判断议论过去的一切。五言诗渐代了四言的定式而露出头角来。

四

第四个时期可以说是五言诗的独霸时代。尚有诗人们在写四言，但远没有五言的重要。在这时代，我们看见汉末的天下纷乱；我们看见魏的统一，晋的禅代；我们还看见少数民族的纷纷徙居于内地。魏、晋的这个羁縻政策的结果，造成了后来的五胡十六国之乱。在这时的初期，魏、蜀、吴的三国虽是鼎峙着，而人才则几有完全集中于魏都的概况。蜀、吴究竟是偏安一隅。因形势的便利，又加之以曹氏父子兄弟的好延揽文人学士们，于是从建安到黄初，便成了一个最光荣的五言诗人的时代，一洗两汉诗坛的枯陋。辞赋在这时代也转变了一个新的机运。隽美沉郁的诗思复在《洛神》、《登楼》诸赋里发见了。司马氏继魏而有天下。东南的陆机、陆云也随了孙吴的被灭而入洛。诗人们更为集中。因了两汉儒学的反动，又佛教的开始输入，在士大夫间发生了影响，玄谈之风于以大炽。竹林七贤的风趣是往古所未有的。阮、嵇的诗也较建安诸子为更深厚超逸，引导了后来无数的诗人向同一路线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