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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原理
(英)马尔萨斯

第一章

导读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5-1834),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他的《人口原理》自问世,便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尔萨斯生于伦敦附近萨里郡的鲁克里,他的家庭是当地一个土地贵族,属于当地的名门,祖先之中出过皇家医生、牧师和军官。其父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与休谟、卢梭有过交往,是一个思想激进的绅士。马尔萨斯最初从父受教,既长又师从格雷夫斯、韦克菲尔德等人。1784年,他进入牛津大学耶稣学院,1788年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同年,他加入英国国教会,并在萨里郡的奥尔伯里做过牧师。后来,马尔萨斯又进入剑桥大学继续深造,1791年获得文科硕士学位。1805年,马尔萨斯开始担任东印度学院的历史和经济学教授,该学院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设立的,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834年去世。

马尔萨斯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领域写下了大量著作,主要有:《地租的性质与发展》(1815)、《有关东印度学院的演说,用事实驳斥近年来在所有法庭上对它的指责》(1817)、《政治经济学》(1820)、《价值的尺度》(1823)、《政治经济定义》(1827)。

但使马尔萨斯饮誉世界的是他的《人口原理》一书,该书出版于1798年。当时,马尔萨斯的父亲把葛德文的名著《研究者:教育、习俗及文艺的评论》(1797)介绍给他,父子俩对此书的理解不一,辩论之时,马尔萨斯“最初想出了他的理论”,这便是本书的缘起。

《人口原理》第1版的书名为:《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测》,其主要思想是根据人的生存和生殖的两个法则,引申出二者之间的失衡,以此探讨和解决人口增殖和人口过剩方面的问题,它的著名观点是:只有增加人口的死亡率才能抑制人口的增长。《人口原理》在马尔萨斯生前出过6版,除第2版与第1版差别较大之外,其余皆相差无几。第二版分为四篇,由匿名著作变成印有著者真实姓名和头衔的著作,篇幅为第一版的四倍,书名改为《人口原理对于人类幸福之过去及现在之诸影响的考察。附考察将来关于消除或缓和由人口所生的弊害的研究》,其基本思想亦有重大变化,主张通过降低人口出生率来控制人口增长。

《人口原理》是学术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出版以来社会科学领域争议最多的一部著作,它对世界人口理论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问题的提出--分立的两派严重对立,使这一问题几乎不能指望得到解决--否认人类和社会的可完善性这一基本论点,从未得到过圆满答复--人口会带来什么样的困难--概述本书的基本论点。

近年来,伟大的、出人意料的发现在自然哲学领域不断涌现出来:印刷术的普及加速了一般知识的传播;执著而自由的钻研精神在整个知识界乃至非知识界空前盛行;新奇的政治见解令人头晕目眩、不知所措,尤其是政治领域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惊天动地,如同一颗炽烈燃烧的彗星,看来注定要给地球上畏缩不前的居民注入新的活力,或注定要把他们烧尽灭绝。所有这一切,使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我们正跨入一个充满重大变革的时期,人类的未来命运将在某种程度上被这些变革决定。

人类究竟是从此会以加速度不断前进,前景远大得不可想象呢,还是注定要永远在幸福与灾难之间徘徊,尽管作出种种努力,仍然距离想要达到的目标无限遥远。据说,这是当前争论的重大问题。然而,尽管一切人类之友都渴望结束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尽管勤于探索的人热切希望借助每一道光亮以洞悉未来,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争论这一重大问题的双方,却彼此冷眼相视,看法大相径庭。他们从未心平气和地思考对方的观点,总是漫无边际地争论不休,看起来,在理论上取得一致是根本不可能的。

思辨哲学家一派总是被现有秩序的辩护者视为一群耍阴谋诡计的无赖,认为他们鼓吹乐善好施,描绘更为美好的社会蓝图,只不过是为了便于他们推翻现有制度,便于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把他们视为头脑有毛病的狂热分子,任何具有理性思维的人都不值得注意他们的愚妄想法和怪诞的理论。

人类及社会可完善性的辩护者则不仅如此,而且他们还以更为轻蔑的言词反唇相讥,斥责现存制度的辩护者为最可怜、最狭隘的偏见的奴隶,把他们说成是由于受益于现存制度便为社会弊端辩护的人,说他们或者是为了一己私利而自欺欺人,或者是因智力低下,无法理解任何崇高的事物,鼠目寸光,根本不能容开明人士的见解。

在这种混合着谩骂的争论中,真理必将会受到损害。争论各方真正的好论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各方都固执己见,都不愿取对方那里之长补自己之短。

现有秩序的盟友不分青红皂白地斥责一切政治思辩,连屈尊思考一下社会可完善的理论的基础都不愿意,更不愿费力去公正而不带任何偏见地揭露其荒谬之处。

相同的是,思辨哲学家也在做损害真理的事情。他们的双眼只是盯着更美好的社会,用最迷人的色彩描绘这种社会将给人类带来的幸福,变本加厉地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一切现有制度,而不运用自己的才智思考一下是否有铲除弊端的最好、最稳妥的方法,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即便在理论上也仍存在着一些巨大障碍,它们阻碍着人类向自我完善境地的迈进。

在哲学上,有一条公认的真理:正确的理论要由实验来证明。可实际上却会出现许许多多阻力,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细微小事,即使知识最广博、最富有洞察力的人也几乎无法预见到它们,因此在极少数问题上,未经过经验检验的理论也可以宣称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在尚未充分考察所有相反的论点和在没有清晰而彻底地驳斥相反论点之前,不能宣称一种未经检验的理论是有根据的,更不能宣称它是正确无误的。

我已经见过一些关于人类和社会可完善的理论。这些理论所描绘的诱人图景,让我颇感兴奋和愉快。我热烈地期望能实现这种给人类带来幸福的改良。但据我看来,改良的途中必将会有一些巨大而难以克服的困难。本文的目的在于说明这些困难,但同时我还要说,虽然这些困难是一种击败革新派的因素,但我对此却并不感到丝毫的高兴,相反,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看到这些完全消除困难。我所要提出的最重要的论点,并不是什么新论点,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所依据的原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由休谟作了说明,并已经由亚当-斯密博士作了更为详尽的说明。华莱士先生也曾提出过这一论点,并把它应用于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问题,虽然应用得也许并不是恰到好处,或者有从最强有力的观点应用它。也许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著述提出过这一论点。因此,如果有人已经相当令人满意地回答了这一论点,那我决不会再提出它,即使我要从另一个角度提它出来,这种观点也会多少与我迄今所见到的所有观点都不相同。

人类可完善性的辩护者为何会忽略了这一论点,已经难以清楚地说明。我不好怀疑像葛德文和孔多塞这样的人的才智,也不愿怀疑他们的真诚。在我以及大多数其他人看来,这种困难似乎是难以克服的。可是这些公认的才智超群、眼光锐利的人却不屑于注意它,坚持按自己的思路思考,热情丝毫不减,信心丝毫不减。毫无疑问,我没有资格说他们故意紧闭双眼,不看这种论点。相反,如果这些人不正视它的话,则无论它的真实性给我留下多么深的印象,我都应怀疑其正确性。不过,必须承认,我们大家都很容易犯错误。如果我看到有个人频频向另一个人敬酒,而后者却毫不理会,那我很可能会认为他是个瞎子或太不懂礼貌了。然而更为公正合理的哲学或许要告诫我说:宁肯认为是我的眼睛欺骗了我,其实根本不像我想象的有敬酒那回事。

在讨论这一论点之前,我必须声明,所有纯粹的假设都被我加以排除,那些假设就是无法根据正确的哲学基础推论出来的假设。某个著述家也许会跟我说,他认为人类最终将变成鸵鸟。我无法适当地反驳他。不过,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同意他的看法,除非他能够证明人类的脖子在逐渐变长,嘴唇在逐渐变硬,愈来愈往前突,腿和脚的形状每天在变化,头发也开始变成毛管。在没能证明人类可能发生如此奇异的变化之前,就说他们变成鸵鸟会如何如何幸福,说他们能跑得飞得如何快,说他们将蔑视一切小家子气的奢侈品,只采集生活必需,以致人人的劳动都将减轻,人人都将享有充裕的闲暇。毫无疑问,那是徒劳的。

我认为,我可以正当地提出两条公理。

第一,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

第二,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维持现状。

自从我们对人类有了一些了解,这两条法则,似乎一直是关于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既然迄今为止它们未有任何变化,我们也就无权断言,于今日为然者,于将来当不为然,除非当初安排了宇宙秩序的神对此进行某种直接的干预。然而在目前情况下,为了创造物的利益,神仍然按照固定法则支配着世间的一切。

在这个地球上,人类最终将可以不依靠食物而生存,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著述家设想过这个前景。但葛德文先生却推测说,两性之间的情欲总有一天会被消除。不过,既然他声明他著作的这一部分属于推测,所以我在这里对此不想多加评论,而只想说,支持人类可完善性的最好论据,是人类已摆脱了野蛮状态而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且很难说这种进步会止于何处。但在消除两性间的情欲方面,迄今却尚未取得丝毫进展。两性间的情欲今天仍同两千年或四千年前一样强烈。现今同以往一样,也有个别的例外。然而,那些个别因为这种例外的数字似乎没有增加,因此,如果单就存在着个别例外而推论例外最终将成为规则,规则最终将成为例外,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推论是很不讲究辩论的哲学方式的。上述两项公理如果被接受,那么,我就可以说:“人口的增殖力是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的。”

如果不抑制人口,它便会按几何比率高速度地增加,而生活资料却只以算术比率增加。稍通算术的人都会知道,与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有多么巨大。

“食物为人类生活所必需”这是一条有关人类本性的法则,根据这条法,必须使这两种不相等的能力保持相等。这就意味着,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会经常给人口施加强有力的抑制,这种困难必然会在某地发生,很大一部分人口也必然会强烈地感到这种困难。

大自然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极其慷慨地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她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如果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繁殖,会挤满几百万个地球。但贫困这个专横且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却可以把它们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植物与动物都受制于这一伟大的限制性法则。人类虽有理性,却也不能逃避这一法则的制约。在植物和动物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种子不发芽,害病和夭折;在人类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苦难与罪恶。苦难是贫困的绝对必然的结果。罪恶也是贫困很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因此我们看到罪恶遍及各处,但也许不应把罪恶称为贫困的绝对后果。可是我们可以通过历练道德,使一切罪恶的诱惑受到抵制。

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不等是自然的,然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地保持它们的作用的相等。我认为,这就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跟它比起来,所有其它困难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这一法则制约着整个生物界,我看不出人类怎样能逃避这一法则的重压。任何空想的平等,任何大规模的土地调整,都不会消除这一法则的压力,即使仅仅消除一百年也不可能。因而,让全部社会成员都过上快乐闲适的幸福生活,不担扰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无论如何那都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的前提如果是正确的话,那么,由此得到的结论必然是全体人类的可完善性否定。

我所提及的论点大概如上所述,下面我还要仔细地加以考察。我想,经验作为一切知识的真正源泉和基础,无疑将证实这个论点的真实性。

人口增长和食物增加的比率是不同的--这两种不同的比率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由此而使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境况经常发生摆动--这种摆动为何不像预期的那么明显--本书基本论点所依据的三个命题--根据这三个命题来考察人类迄今所经历的各种不同状态。

在第一章我说过,如果不抑制人口,它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人类所需的生活资料则是以算术比率增加的。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一观点是否正确。

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应该承认,直到现在还没有哪个国家(至少就有记载的国家来说)的风俗会如此淳朴,生活资料会如此充裕,以致能够丝毫不抑制早婚--下层阶级不会为此担心家用不足,上层阶级也不会为此担心生活水平降低。因此,就我们所知道的无论哪一个国家而论,人口增殖力从来没有完全不受任何约束地发挥过作用。

无论婚姻法存在与否,在天性与道德的驱使下,男人似乎总是倾向于及早爱上女人。即使择偶不成功而又会有重新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要不是没有限制或者是极其不道德的,就不会对人口产生影响。况且在我们现在假设的社会中,人们几乎不知道什么是罪恶。

因此,在一个国家中,如果谁都权利平等,道德风气良好,风俗淳朴,有非常充裕的生活资料,谁都不担忧家人的生活,人口增殖力就可以不受抑制地发挥作用,那么,这个国家人口的增长速度就会比迄今已知的人口增长速度要大得多。与欧洲任何近代国家相比,美国的生活资料一直较为充裕,风俗较为淳朴,所以也较少地抑制早婚。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该国的人口每二十五年就翻一番。

这种增长率虽然尚未达最高的人口增殖力,但却是实际观察到的结果,我因此要把它看作一条规则,即人口若不受到抑制,将会每二十五年增长一倍,或者说将以几何比率增加。

现在,我们对地球的任何一部分作些观察,比如某个岛国,看看它所提供的生活资料能以什么比率增加。我们可以先看看这个岛国现有耕作状态下的情形。如果我假定,通过实施尽可能好的政策,开垦更多的土地,大规模地鼓励农业,在第一个二十五年里,这个岛国的产量可以增加一倍。那么我想,这便是所能做的最为乐观的假设了。

在第二个二十五年,假设产量能增加到原来的四倍是完全不可能的,对土地性质的全部了解,不允许我们这样假设。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大增加幅度,是第二个二十五年的增加额,或许会同原产量相等。这无疑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但我们且把这看作是一条规则,也就是假定,通过作出巨大努力,该岛国每二十五年可以按最初的产量增加其总产量。即便是最富有激情的思辨家,也不能想象有比这更大的增加额了。以这样的幅度增长,几百年不到,这岛国的每一亩土地就会被耕种得如同菜园一样。

可是这种增加比率显然是算术比率。

所以,完全可以说:生活资料是以算术比率增加的。现在,我们把这样增加比率导致的结果放在一起做些观察。

据统计,我国的人口约为700万。我们假设现有产量刚好能养活这么多人口。在第一个二十五年,人口将增加到1400万,食物也将增加一倍,生活资料与人口的增加相等。在第二个二十五年,人口增加到2800万,而生活资料仅仅能养活2100万人口。在第三个二十五年,人口将增加到5600万,而生活资料只能养活一半的人口。到第一个一百年结束时,人口将增加到11200万,而生活资料只能养活3500万人口,其余的7700万人口将无法得到任何生活资料。

如果有大量人口由一国移居他国,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因为这个国家发生了某种不幸的事情。这是因为,除非原居住国使人实在不能安居乐业,或移住国有可能给人带来巨大好处,否则,很少有人会愿意离弃他们的家族、亲戚、朋友和故土而定居异国他乡。

为使我们的论点普遍性更大,受移居现象的影响较少,我们对整个世界而不是一个地区的情况加以考察。假设人口增长受到的抑制已被完全消除。假设地球为人类提供的生活资料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定数量,增加额与目前整个世界的产量相等。这一假设就等于承认土地的生产力永远无限,而且这种增长率要比我们所能想象的人类努力使生活资料能够达到的增长率大得多。

设世界人口为任意数目,比如说10亿,那么人口将按1、2、4、8、16、32、64、128、256、512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将按1、2、3、4、5、6、7、8、9、10的比率增加。两百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将为512比10,三百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将为4096比13,两千年后,两者的差距将几乎无法估算,尽管到那时产量已增至极高的水平。

这个假设没有对土地的产量作任何限制,土地产量会不断增加,甚至可能超过人们所能指出的任何数量;然而每个时期的人口增殖力仍然占据着优势,要使人口的增长比生活资料的增长的水平低,那只能通过强有力的自然法则持续不断地作用,使较强大的人口增殖力得到抑制。

下面让我们对这种抑制所起到的作用进行考察。就植物和动物来说,情况很简单。它们受强大的本能驱使而繁衍自己的物种,这种本能不受理性的妨碍,或者说不会因为担心其后代的生活而受到妨碍。因此,由于这种自由,繁殖力于是充分发挥,而它所造成的过分结果又因空间与营养的缺乏而受到抑制,对动物和植物来说,这是共同的,但动物还要被相互残食所抑制。

对于人类,这种抑制作用则更为复杂。人类受同样强大的本能驱使而繁衍自己的种族,但理性却出面进行干预,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如果无力供养子女,是否可以不生育。在平等状态下,问题也许就这么简单。但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人们还会考虑另外一些问题。如果生育孩子,生活地位是否会降低?生活是否会遇到比现在更多的困难?是否要更卖力地干活?如果家庭人口很多,即使尽最大努力能否养活他们?是否会看着子女受冻挨饿,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是否会深陷不能自食其力的贫困之境,而不得不由他人施舍生活?

人们认为,在一切文明国家里,正是由于这些思考使许多人不能遵从及早爱上一个女人的自然法则。这种限制即使不是绝对会、也几乎必然会产生罪恶。不过,在所有社会,即使在最放纵邪恶的社会,合乎道德地爱慕一个女子的倾向也总是十分强烈,以致人口会不断增加。人口的不断增加使社会下层阶级沉沦于贫困之中,他们的境遇永远也不会因此有明显的改善。

让我们假定某个国家的生产资料,仅仅能够使其居民过安乐生活。在即使是最放纵邪恶的社会中也可见到的增加人口的不断努力,会使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因此,之前养活700万人口的食物,现在必须在750万或800万人口之间进行分配。结果。穷人的生活必然会大大恶化,许多穷人必然会陷于极为悲惨的境地。由于劳动者的数目也多于市场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劳动力的价格必然趋于下降,与此同时,食物的价格则趋于上升。所以,劳动者要挣得和以前一样多的工资,就得更卖力地工作。在这种艰苦时期,结婚会严重受到阻碍,养家糊口也难上加难,以致人口处于停滞状态。这个时候,劳动价格低廉,劳动者人数充裕,劳动者不得不更勤奋地工作,这些会鼓励耕作者向土地投入更多的肥料,进行更加全面的改良,直至生活资料和人口恢复最初的比例。在这个时候,劳动者的境况会有所好转,人口所受到的抑制也会有所放松。劳动者生活境况的恶化与改善,就是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

认识肤浅的观察者不会注意到这种摆动,甚至眼光最为锐利的观察家对这种摆动的周期也难以做出估计。然而,那些善于思考而又深入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他们都不怀疑,在一些古老的国家,确实存在这样的摆动,尽管由于相反因素的作用,摆动的幅度要比我的描述小得多,并不规则得多。

这种摆动不像预期的那么明显,不那么容易被经验所证实,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很多。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所掌握的人类历史,仅仅只是关于上层阶级的历史,而上面所说的那种摆动却主要发生在另一部分人身上。关于这些人的风俗习惯的可靠记载,几乎没有。要令人满意地记录下一个民族在一段时期内在这方面的历史,需要善于观察的人花费一生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做不间断的细致观察与研究。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一些方面:成年人数与结婚人数比例是什么;限制结婚会在什么程度上使邪恶的风气盛行;与生活较优越的阶级相比较,社会上最贫穷的阶级具有怎样的儿童死亡率;劳动的实际价格如何变动;在某一时期的不同时间内,社会下层阶级的安乐与幸福会发生怎样可见的变化。

这样一部历史对于说明经常性的抑制如何影响人口是非常有帮助的,并有可能证明上述那种摆动的存在,尽管由于有许多因素的干扰,摆动的节奏也许是不规则的。这些因素包括:某些制造业兴起或衰落;农业企业经济增强或减弱;年成好或坏;爆发战争;流行时疫;实施济贫法;发明出减少劳动的方法而劳动市场却并未相应扩大,尤其是劳动的名义价格与实际价格发生差异,这种差异也许比其它任何因素更容易掩盖劳动者生活境况的变动。劳动的名义价格很少普遍下降,可是我们经常看到,当食物的名义价格逐渐上升时,劳动的名义价格却往往保持不变。这等于使劳动的价格降低了,这个时候,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境况必然趋于恶化。资本家们却因为劳动的真实低廉,而越来越富有。资本的增加使他们能够雇用更多的人手。所以工作机会增多,劳动价格因而会上升。但是,在所有社会之中,劳动市场上都或多或少地缺少自由(这或者是教区法造成的,或者是富人容易联合而穷人不容易联合这一更普遍的因素造成的),这会阻止劳动价格上升,使其保持较长时间的下降趋势;也许一直要等到荒年,要求提高劳动价格的呼声太高时,才不得不提高劳动价格。

就这样,劳动价格上升的真正原因被掩盖了。富人们以为,他们提高劳动价格乃是在荒年时对穷人表示同情和给予恩惠,一旦年成转好,他们对劳动价格未回落的抱怨便接踵而来,尽管他们只需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要不是他们联合起来压低劳动价格,劳动价格本来早就会上升的。但是,虽说富人通过不正当的联合常常可以延长穷人受苦的时间,可是却没有哪一种社会形态能在不平等的国度避免大多数人经常陷于贫困,或能在平等的国度避免所有的人经常陷于贫困。这一观点的真实性所依据的理论,在我看来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认为无法否认该理论的任何组成部分。人口没有生活资料便无法增加这一命题是极其明了的,无需再加以任何说明。只要有生活资料,人口便会增加,任何民族的历史都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如果不产生贫困与罪恶便不会受到抑制,人们在人生经验中已饱尝了贫困和罪恶这两颗苦果,而且产生这两颗苦果的物质原因似乎仍在发挥作用,这些都为上述命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但是,为了更充分地证实这三个命题的正确性,让我们考察一下人类迄今所经历的各种状态。我想,只需粗略地加以考察,便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些命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简要考察一下野蛮或狩猎状态--游牧状态或蹂躏罗马帝国的野蛮民族--人口增殖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北迁大潮的原因。

在人类最为原始的状态下,狩猎是主要的职业,是获得食物的惟一方法。生活资料散布于广大地区,人口相对而言必然是稀少的。据说,北美印第安人两性之间的情欲比其他任何种族都弱。然而,尽管情欲较弱,北美印第安人的增殖力似乎依然总是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任何印第安人的部落只要定居在土质肥沃之处,有了比狩猎更为丰富的营养来源,人口就会较为迅速地增加。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在欧洲居留地附近居住的印第安人家庭,由于采取较为舒适和文明的生活方式,一个女人会生育5、6个或更多孩子,尽管在野蛮状态下,每个家庭往往只有1、2个孩子能长大成人。居住在好望角附近的霍屯督族人也是这样。以上事实证明,狩猎民族的人口增殖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一旦这种增殖力能自由地发挥作用,便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尚待研究的是,在不产生罪恶或贫困的条件下,能否抑制人口增殖力,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

作为一个民族,北美的印第安人绝不是自由平等的。关于他们以及关于大多数未开化民族的记载都表明,妇女对于男人要比文明国家的穷人对于富人,更完全地处于奴隶状态。一半国民就像是另一半国民的奴隶,对人口产生抑制作用的贫困照例主要落在社会最下层阶级的身上。即使是在最原始的状态下,婴儿也是需要细心照看的,但印第安妇女却不能给予婴儿这种照看,她们注定要经常迁徙,遭受种种不便与困苦,注定要手脚不停地从事各种艰苦劳动,为暴虐的丈夫预备好一切。她们有时在怀孕期间背负着孩子从事这些繁重的劳动,必然经常造成流产,而且,除了最强壮的孩子,其他孩子都很难被抚养成人。妇女除了遭受上述苦难外,还得加上野蛮人之间从不间断的战争,以及她们为了干活而不得不遗弃年老无助的父母,从而违背最基本的自然感情,在整个这幅图画中都少不了贫困这一阴影。估计未开化民族生活的幸福程度时,我们不应只是注意年富力强的士兵,因为一百个人当中才只有一个士兵,他是绅士或是财主,或是幸运儿,不知经过多少努力,才产生了这么一个幸运儿,守护神使他免遭无数危险,平安地长大成人。对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时,须比较两个国家中最为相似的阶层,这才算得上真正的比较。因此,年富力强的士兵应与绅士相比较,妇女儿童老人应与文明国家的下层阶级相比较。

根据以上简要的考察,更确切地说,根据狩猎民族的历史,我们完全可以这么推论,由于缺乏食物,狩猎民族的人口是稀少的,如果食物增加,人口便会立即增加,暂且撇开野蛮人中间的罪恶不谈,正是贫困抑制了较强的人口增殖力,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实际的观察与经验使我们知道,除少数地区和少数暂时情况外,这种抑制目前对所有未开化民族都是起作用的,同时我们的理论表明,这种抑制所具有的力量一千年以前同现在一样大,而一千年以后也不见得比现在大多少。

关于人类进化的第二阶段,即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比对未开化民族的了解还要少。但欧洲各国和世界上一切最富有国家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游牧民族也不能逃脱生活资料匮乏造成的贫困这一普遍命运。生活资料匮乏像一根鞭子驱使成群结队的西徐亚牧民离开原来的居住地,像饿狼一样四处寻找食物。在这一强大因素的驱使下,野蛮人宛如乌云从北半球各地集聚在一起,滚滚南移,搅得天昏地暗,最后遮蔽了意大利的太阳,使整个世界陷于黑暗。这些可怕的后果长期而严重地影响了世界上所有最富饶美丽的地方。追根溯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即人口增殖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

我们都知道,游牧国所能养活的人口不如农业国所能养活的人口多,但游牧民族却非常可怕,因为他们具有集体迁徙的能力,而且常常不得不运用这种能力为畜群寻找新牧场。拥有大群牲畜的部落,现有的食物总是很充足。有时,甚至可以吃掉母畜。因而游牧民族的妇女要比狩猎民族的妇女生活得好。男子因团结协作而强悍勇猛,自信有能力通过迁徙为畜群找到牧场,也许很少为养家糊口担心发愁。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很快就产生了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即人口逐渐膨胀。于是便不得不更频繁地迁徙。愈来愈广阔的地区被相继占领,他们周围的荒地也日益扩大。匮乏折磨着社会中不幸的成员,直到最后不能养活全体社会成员的这一事实变得非常明显,对此谁也无法加以否认。于是年轻人被迫离开原来的部落,去开辟新的疆土,靠手中的利剑为自己获得更好的地盘。“整个世界任凭他们驰骋”,这些胆大妄为的冒险家由于目前的困苦而躁动不安,心中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跃跃欲试,气势汹汹地要打败所有与其为敌的人。所到之处,如果是和平安宁的国家,他们便长驱直入。如果遇到与其相类似的部落,便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他们拼死作战的勇气源于这样一种见解:死是对战败的惩罚,生是对胜利的奖励。

这种残酷的斗争,肯定会使许多部落灭绝。还有一些部落很可能由于饥困交加而自行灭亡。另一些部落则在其头领较为正确的领导下,日益强大起来,继而又派遣新的冒险者寻求更为富饶的地盘。这种为争夺生存之地而进行的不间断斗争,消耗了大量生命,但强大的人口增殖力却对此做了超量的补充,经常不断地迁徙,使人口增殖力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毫无阻碍地发挥作用。迁居南方的部落虽说是通过艰苦的战争才占领了这些较为富庶的地区,但由于生活资料增多,人口和实力也迅速增加。到后来,野蛮人部落占据了从中国边境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广大地区。一些部落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而另一些部落则归属于某个蛮族酋长的麾下,这个酋长带领它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尤为重要的是把它们带到盛产小麦、美酒和油料作物的地区,这些正是它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也是对其辛勤劳作的最好嘉奖。阿拉里克、阿提拉、成吉思汗及其周围的大臣们,或许是为了荣誉,为了赢得大征服者的名声而连年征战,但导致北方未开化民族大迁徙,推动他们在不同时期挥师南下,侵扰中国、波斯、意大利乃至埃及的真正原因,却是食物的匮乏、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加。

相对于领土面积而言,某一时期的绝对人口是不会很大的,因为总有某些被占领的地区是不毛之地。但人口的代谢却似乎极为迅速,战争或饥饿使一些人丧生,然而更多的人会立即填补其位置。这些胆大妄为、无所顾忌的野蛮人,同现代人相比,也许很少担心未来的生活,因此其人口也就不受这方面的抑制。从性格上说,野蛮人天生就是无忧无虑的,除此之外,他们普遍盼望着迁徙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总是期待着掠夺,贫困时,甚至还有权卖儿卖女给人做奴隶。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人口的增加,然后再由饥饿或战争来加以抑制。

哪里的经济状况不平等(游牧民族中很快就出现了这种不平等),哪里的食物匮乏所带来的苦难就必然最沉重地压在最为不幸的社会成员身上。妇女也必然会常常感受到这种苦难,丈夫不在家时,她们常会被人掳掠走,盼望丈夫归家的希望也总是落空。

我们对游牧民族的详尽历史不是很了解,不能确切指出食物匮乏所带来的苦难主要落在哪一部分人身上,也不能确切说出全体社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了这种苦难,但我认为,根据现有的关于游牧民族的记载,完全可以说,每当迁徙或其它原因使生活资料增加时,游牧民族的人口就会增加,随后贫困和罪恶又会使人口的增长受到抑制,使人口的实际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加保持平衡。

在游牧民族中,盛行影响妇女健康的种种恶习,这必然会抑制人口的增加,撇开这点不说,我们必须承认,发动战争是一种罪恶,是贫困造成的结果,而且谁也不会怀疑,这种贫困是食物匮乏造成的。

文明国家所处的状态--现在欧洲的人口也许要比凯撒时代多得多--估算人口的最好尺度--休谟所提出的一个估算人口的尺度很有可能是错误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当前的人口增长都很缓慢--对人口增长的两种主要抑制--结合英国的情况对第一种抑制--预防性抑制进行考察。

接下来的历史,人类便进入了畜牧和耕种混合的状态。现今大多数文明国家仍处于这一状态,虽然两者相互混合的比例在各国有所不同。因而考察这种状态时,我们可以借助于日常所见、实际经验和每个人所能观察到的事实。

凡是有思想的人都不至于怀疑法国、英国、德国、俄国、波兰、瑞典以及丹麦等主要欧洲国家的人口现在要比过去多得多。某些古代历史学家的夸张是不可靠的。他们之所以夸张的原因是,即使是人口稀少的国家,当其人口聚集到一起迁移寻找新地盘时,也会显得异常庞大。除了这种庞大可怕的外表外,类似的迁移还会每隔一段时间就发生一次,所以无怪乎南方弱小的国家认为北方有非常稠密的人口。通过现今较为直接和正确地考察,我们知道,这种推论是荒唐可笑的,就如同英格兰的某个人在路上经常看到有人从威尔士和北方把牲畜赶到南方来,便立即断言这些地方是英格兰最富庶的地区那样荒唐可笑。现今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数量之所以比过去多,其原因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辛勤劳作,生产出了更多的生活资料。因此我认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是:如果一国的领土足够大,无需输出和输入产品,那么即便奢侈与节俭的习惯并非一成不变,该国的人口也会与土地生产出的食物保持不变的比例。在争论古代和现代国家的人口孰多孰少时,假如能明确断言,有关国家的平均产量从整体上说现在要多于凯撒时代,那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我们能肯定下面的事实,即中国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几乎全部土地都已被耕种,大部分土地每年收获两次,人民生活得很节俭,那么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断说,中国的人口肯定相当多,而用不着再花时间去考察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励。不过,这种考察是非常重要的,详尽了解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非常有助于我们弄清抑制性因素是如何阻止人口进一步增长的,到底是哪些罪恶和苦难阻止了人口的增长超过土地的供养能力。休谟曾著文讨论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人口的多寡问题。虽然在那些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当中,他最不可能被表面现象所欺骗,但我却要怀着深深的疑虑阐发与他不同的观点。正如休谟所说,他在文章中把有关原因的研究与有关事实的研究结合在了一起,可他却似乎并未表现出他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洞察力,并且没有认识到他所列举的原因有些并不能使他对古代国家的实际人口做出任何判断,即使能从中做出任何推论,恐怕也会得出与休谟大相径庭的结论。

如果我们发现古代某一历史时期,鼓励成家的风气很盛,因而早婚风行,独身的人很少,则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论说,当时人口正在迅速增加,但并不能推论说,当时的人口实际上已经很庞大;恰恰相反,而应推论说,人口很稀少,还有多余的地盘和食物可以用来供养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发现该时期养家糊口很难,因而很少有人早婚,很多男女独身,则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论说,当时人口处于停滞状态,也许实际人口相对于土地肥力已经很庞大,几乎没有多余的地盘和食物来供养更多的人口。现代国家有许多男女仆人和其他人不结婚,休谟认为这恰恰证明这些国家的人口稀少。我的推论却与此相反,我认为这应该证明了这些国家的人口已经很稠密。不过,我的推论也不可靠,因为有些人口稀少的国家,人口却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同一国家或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独身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可以使我们知道人口在这些时期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还是处于停滞状态,但我们却不能据此来断定实际有多少人口。不过,大多数有关中国的记载中都有的一件事情,却似乎很难与上述推理协调一致。据说,中国各个阶层的人都普遍早婚。可是,亚当-斯密却认为中国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这两件事情似乎是不可调和的。中国的人口确实不可能在迅速增加。中国的耕地都已被耕种了很长很长时间,很难想象土地的平均产量每年还能有很大增长。盛行早婚的事也许并不那么确切。如果早婚确实很盛行,就我们现在对这一问题所知道的而言,似乎只能这样来解释上述矛盾,即:盛行早婚必然造成的人口过剩,肯定受到了频频发生的饥馑和弃婴习惯的抑制,弃婴现象在荒年也许是很普遍的。这种习惯在古代似乎很盛行,似乎确实对减少人口有帮助。 vL3mX3MPDWu0Zf/kzTqVhn4da5jVKDLMmuAd9D0uqr5DDpiZnkOmCQLyJPRJCYQ1



第二章

看一下现代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状况,就会发现,虽然这些国家成为畜牧国家以后人口有很大增长,但当前人口的增长却较为缓慢,要使人口增长一倍,二十五年的时间已经不够,现在要三、四百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增长一倍。事实上,有些国家的人口处于绝对停滞状态,而另一些国家的人口甚至在减少。人口增长慢的原因,不能说成是两性间情欲的衰退。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这种自然倾向同以前一样强烈。

那么,为什么人口没有迅速增加呢?只要仔细看一下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状况(随便哪一国都可以代表所有国家),就可以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答案在于,预防性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阻止了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谓预防性的抑制,指的是人们对养家糊口的忧虑。所谓识极的抑制,指的是一些下层阶级实际所处的困难境地,使他们不能给予子女原本应该给予的食物和照料。

英国是欧洲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可以拿它做为例子。对它的评论,只需稍加修改,便适用于任何一个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预防性抑制在一定意义上似乎影响着英国的所有社会阶层。即使是一些社会地位很高的人,想到成家后要节俭度日,要放弃自己喜爱的快乐生活,也会因此而不娶妻。当然,在上层阶级中,这种顾虑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所考察的社会阶层愈低下,这种对未来生活的忧虑也就愈大。

一个受过普通教育的男子的收入仅足以列入绅士阶层,那么他肯定会感到,如果结婚成家,他出入社交场合时,将不得不与中等农场主和下等商人为伍。受过教育的男子当然会选择与自己情投意合、有同样熟悉的社交圈子的女子为妻,可婚后由于今不如昔的社会地位,妻子却不得不出入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社交圈子。一个男人忍心让自己心爱的人过与她的志趣性情迥然不同的生活吗?他正处在社会阶梯的转弯处,如果再往下退两三步,便从知识阶层降到了愚昧无知的人当中,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并非是杞人忧天,而确确实实是灭顶之灾。要想使社会交往令人满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必须是自由、平等、互利的,即相互间有来有往,而不是像食客与主人或富人与穷人那样的关系。

显而易见,这种种考虑使该阶层的许多人不能遵从早恋的自然倾向。另一些人则由于情欲较强或判断力较弱,而冲破了这些限制。如果从像纯洁的爱情这样甜蜜的情欲中获得的乐趣大于随之而来的痛苦的话,这也许是没有疑问的。不过有时并非如此。但我认为必须承认,这种婚姻带来的较为普遍的结果,不是抑制了谨慎者的远见,而是证明了谨慎者的远见是有道理的。商人子弟和农家子弟常被告诫不要急于结婚,当他们在商业或农业上未谋到能养家糊口的固定职业前,他们也往往觉得有必要遵从这一忠告。要做到自立,非得达到一定岁数不可。在英国,人们普遍抱怨缺少农场,行业的竞争也极为激烈,因而并非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获得成功。

每日挣18便士的劳动者,过单身生活也许还很舒服,若要把这点仅够一人用的钱分给4、5个人用,他就不免会有所踌躇了。为了和自己心爱的人共同生活,他得节俭度日,得更卖力地干活,而且只要他稍稍动一下脑子,他肯定还会意识到,若他生育很多儿女或随便遭到什么不幸,那么不管他怎样节俭,怎样卖力干活,都将难免不心疼地看到孩子们挨饿,或不得不丧失自立地位,靠教区的救济为生。每个男子无疑都渴望自立,害怕丧失自立能力,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英国的教区法比其他国家的教区法都更有损于这种感情,其目的是逐渐削弱这种感情,以致最后完全磨灭这种感情。

绅士家里的仆役,遇到的是更坚固、更难以冲破的对贸然结婚的限制。他们几乎享有和主人同样充足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安逸的生活。与劳动阶级相比,他们的工作轻松,食物精美。他们觉得不如意时,可以调换人家,因而依附感并不那么强烈。生活如此舒服,结婚以后的情景又会怎样呢?他们不具备经营商业或农业的知识和资本,也不习惯于从事经营活动,因而无法以日常劳动为生,惟一的归宿似乎就是破烂肮脏的小酒馆,这对未来的生活来说,肯定不是十分诱人的前景。所以,这种黯淡的生活前景会使很多仆人畏缩不前,满足于现在的独身生活。

如果以上对英国社会状况的简要描述基本上是真实的(我认为我并未夸大),那就得承认,在这个国家中,对人口的这种预防性抑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所有社会阶级。一切古老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实际上,这种对婚姻的限制的不良后果十分突出,它使得几乎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卖淫现象,卖淫不断地使两性都陷入到无法解脱的不幸中去。

结合英国的情况考察第二种抑制,即积极的抑制--英国为穷人课征的巨额税款,究竟为何没有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济贫法自身就趋于使其目的落空--减轻穷人痛苦的方法--根据我们本性的固定法则,要使社会下层阶级完全摆脱匮乏的压力是绝对不可能的--人口受到的所有抑制可以归并为贫困或罪恶。

所谓积极的抑制,就是指已经开始增长的人口所受到的抑制,主要是(尽管也许不完全是)社会最低阶层人口所受到的抑制。对于一般人而言,这种抑制不像前面所说的另一种抑制那么明显。要说明这种抑制的强度和范围,我们现在拥有的资料尚嫌不足。但我认为,只要人们注意到死亡表,一般都会承认,每年夭折的儿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父母不能给予充裕的食物和适当的照料造成的,这些儿童有时甚至还会遭受非常严重的苦难,也许不得不居住在肮脏的环境中并从事很沉重的劳动。在每个城市,都可以看到穷人家的孩子大量死亡。农村的情况当然不会这么严重,但既然迄今人们尚未对这一问题进行充分研究,所以谁也不能说,农村穷人家儿童的死亡率,不高于城市中、上等阶级的家庭儿童的死亡率。人们确实难以想象,一个有6个孩子的农村家庭主妇养活6个孩子,常常极度缺乏食物,竟然能够总是给予孩子维持他们生命所必需的食物和照料。在现实中,农家儿女并不像小说所描写的,如同红颜小天使。居住在农村的人会告诉我们,农家子弟的发育往往受到阻碍,成熟得很晚。看上去十四五岁的孩子,一问往往已经十八九岁了。扶犁耕地当然应该说是有益于健康的,但你却往往看不到扶犁的小伙子有腿肚子,这只能归咎于缺少适当的或充足的营养。

为了救助普通人所频频陷入的这种困苦,英国制定了济贫法。然而,济贫法虽说也许减轻了一点个人的不幸,但恐怕却把这种不幸传播给了更多的人。

英国每年为穷人征收大量数额的税款,但穷人的痛苦却依然如旧。这个问题常常会引起争论,人们提及此事,总是感到非常迷惑。有人认为征收的税款肯定被一些人占为己有了,另一些人认为很大一部分税款肯定被教会执事和负责救济贫民的人消耗在吃喝玩乐上了。大家都认为,不管怎么说税款管理得太糟了。总之,每年为穷人征收将近300万英镑税款,可穷人的痛苦依然没有消除,这一事实使人不能不感到惊讶。但如果看问题稍微深入一点,人们惊讶的就不仅仅是这个事实了。假如每镑要课征18先令而不是4先令便能使情况大为改观,这反倒会使人感到惊讶。我且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

假设借助富人捐助,有人每天挣得18便士或者说2先令,现在可得到5先令。人们也许认为,这样穷人的日子便会过得非常舒适,每顿饭都有肉吃。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结论。每天转移给每个劳动者3先令,并不会增加我国肉类的数量。目前我国并没有那么多的肉,能让每个人都享有足够的肉食。那么结果会怎样呢?肉类市场上买者之间的竞争,会迅速使肉价从每磅8、9便士上升到每磅2、3先令,因而这种商品并不会被更多的人所享有。当一种物品由于极度缺乏而不能为一切人所享有时,谁拥有最有效的独享权,或者说谁出价最高,谁就会拥有该物品。即使买肉者之间的竞争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以致每年饲养的牛会大量增多,也只能是在消耗谷物的情况下增加牛的数量,而这是一种很不值得的交换。因为众所周知,此时国家便不能养活同以前一样多的人口,当食物相对于人口的比例处于稀缺状态时,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究竟是每日得到18便士还是5先令,也就无关紧要了,反正无论怎样他们都得过最苦最紧的日子。

或许人们会说,购买每种物品的人数增多,会给产业带来刺激,从而全岛的总产量会增加。然而财富的增加又会刺激人口增长,人口的增长幅度也许会超过财富的增长幅度,因而增加的产量必将分配给更多的人口。况且我们的假设一直是人们完成的工作量和以前相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靠富人的捐助,每天得到5先令而不是18便士,会使每个人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已经较为富有,可以有许多时间不去干活。这会立即对生产活动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要不了多久,不仅整个国家会比以前穷,而且下层阶级的处境也会比每天仅仅得到18便士时更为悲惨。

即使按每磅18先令的比率向富人课征济贫税,并以最公正的方式分配征得的税款,其结果也不会与上面我所做的假设有什么两样。富人无论做出多大的捐献,做出多大的牺牲,也不会阻止社会下层阶级陷于困苦之中。尤其是如果以货币的形式做出捐献或牺牲,情形就更是这样。确实,也许会由此带来巨大的变化。富人会变穷,穷人中的一些人会变富。但如果现在的人口与食物的比例继续下去,终归还是有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困难,这种困难自然而然将落在最不幸的社会成员身上。

我不能用货币提高一个穷人的地位,不能用货币使他的生活境况比以前大为好转,而不是相应地降低同一阶层其他穷人的生活,这乍看起来似乎令人费解,但我认为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如果我缩减家里人消费的食物数量,把这些食物给予这个穷人,则我便会使他受益,受苦的只是我自己和全家人,不牵涉其他人,我和家里也许是能够忍受的。如果我开垦一块荒地,把生产的产品给予这个穷人,那我就会不仅使他而且还会使全体成员大受其益,因为他以前消费的食物便转归社会了,或许连同一些新产的食物也转归社会。但如果我给他的仅仅是货币,假设我国的产量保持不变,那我就等于授权给他,使他从这种产量中可以得到比以前大的份额,而他要得到这一较大的份额,就必须减少别人的份额。很显然,在个别例子中,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是很小的,以至于令人完全察觉不出来。但这种影响却肯定存在,就像布满空气的微生物,虽然我们看不见,却是客观存在的。

假定某个国家的食物数量许多年保持不变,那么很显然,这些食物就必须按照每个人所拥有的特许权的价值进行分配,也就是说,必须根据每个人能为这种普遍需要的商品拿出的货币数额进行分配。所以,显而易见,一部分人的特许权的价值有所增加,而另一些人的特许权的价值就必定有所降低。如果富人不缩减自己饭桌上的食物,而捐给50万人每人每天5先令,那么不难想象,由于这些穷人比以前生活得舒适,比以前消费更多的食物,因而剩下来分给其他人的食物将减少,从而每个人的特许权的价值将会降低。也就是说,相同数量的银币所能购买到的生活资料数量将减少,相应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将普遍上涨。

人口增加,而食物却不按比例增加,显然会产生与上面相同的结果,即每个人的特许权的价值将降低。人均分配到的食物数量必将减少,一天的劳动所得所能购买到的食物数量也随之减少。食物价格的上涨,要么缘于人口的增长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要么缘于社会上货币分配的变化。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其食物即使仍在增加,也增加得缓慢而有规律,不能满足突然出现的需求,但社会上货币的分配却频繁发生变化,这毫无疑问是食物价格经常变化的原因之一。

英国的济贫法往往在两个方面导致穷人的一般境况趋于恶化。首先,济贫法往往致使人口趋于增长,而维持人口生存的食物却不见增加。穷人即使明知无力养家糊口,也要结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么说,是济贫法在产生它所养活的穷人。由于人口的增长必然使分配给每个人的食物减少,因而很明显,那些在生活上不依靠教区帮助的劳动者所能购买的食物数量将比以前减少,从而必将有更多的劳动者需要教区的扶助。其次,一般说来,济贫院收容的人不能说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但他们消耗的食物却会减少更为勤劳、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本应享有的食物份额,因而同样也会致使更多的人依赖救济为生。如果让济贫院中的穷人生活得比现在好,则货币分配的这种变化将使食物价格上涨,将更为明显地使济贫院外的穷人的生活境况更加趋于恶化。

对于英国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农民们仍具有自立精神。济贫法力图根除这种精神,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但尚未完全成功。如果已获得完全的成功,其有害的倾向就不至于掩盖得这么久了。社会上应该形成一种风气,把因为缺少自立能力而陷入贫困看做是一种羞耻,尽管这对个人来说似乎近乎残酷。然而,对于促进全人类的幸福来说,这种刺激似乎是绝对必要的,任何企图削弱这种刺激的用心,不论其本意多么好,总是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如果某些人毫无可能自立,根本不可能养家糊口,只因有可能得到教区的施舍,便结婚成家,那么这些人就是受了不正当的诱惑,不仅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而且还会逐渐损害到同阶级的其他所有成员。一个不能自己养家糊口但却还结婚的劳动者,在某些方面可以说,他是所有劳动伙伴的敌人。

我始终认为,英国的教区法导致了粮价的上涨和劳动实际价格的跌落,从而使只拥有劳动的那个阶级陷入了更为贫困的境地。而且我认为,教区法大大助长了穷人的那种漫不经心和大手大脚的习气,这恰与小商人和小农场主的谨小慎微、克勤克俭的脾性形成了鲜明对照。说得粗陋一点,穷苦的劳动者常常现挣现吃,吃了上顿根本不管有没有下顿。他们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如何填饱现时的欲念上,而很少考虑未来。即便有机会储蓄,也难得存下钱来,满足眼前需要后剩下的余款,一般都用来喝酒了。因而可以这么说,英国的济贫法削弱了普通人储蓄的能力与意愿,从而削弱了人们节俭勤勉度日、追求幸福的一个最强烈的动机。大制造商们普遍抱怨说,高薪使所有工人堕落了。然而,假如遭受意外事故时工人无法指望教区给予帮助,则可以肯定,他们会把一部分收入存起来,供将来养家用,而不是在现在用来酗酒和挥霍。穷工人之所以花费全部工资及时行乐,是因为他们能够指望得到教区的帮助,以下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大工厂倒闭时,马上有好多家庭向教区求助,尽管工厂生意兴隆时工人挣得的工资高于一般农村劳动的价格,这些工资也许足以使他们省下一部分,在工厂倒闭时用,直到谋得另一份工作。如果一个男人想到自己病了、死了,妻子儿女可以得到教区救济从而生存下去,那他便禁不住要到酒馆里去喝酒。但如果他知道发生这种意外后,妻子儿女将饿死或沿街乞讨,那他在大手大脚挥霍时就会有所犹豫了。在中国,不论是劳动的实际价格或者是名义价格都很低,而且做儿子的尚须依照法律规定赡养老年无助的父母。我国是否也有颁布这样的法律的必要,我不敢妄加断言。但我认为,如果因实施法规,使那么多人丧失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而且使人对此不再有所羞耻,则无论如何也是不能顺理成章的。从最人道、最慈爱的观点来看,人们是应该对丧失自立能力、陷于贫困状态有羞耻感的。

这对于懒惰和挥霍,是一种最有效的抑制。若去除这种抑制,诱惑不具备养家糊口能力的男子结婚成家,则只能从总体上减少普通人的幸福。毫无疑问,应该把阻碍结婚的每一个障碍都视为一种不幸。但是,既然根据自然法则,人口的增长总要受到一定抑制,所以,与其鼓励人口增长,然后让匮乏和疾病对其加以抑制,还不如及早让预见与担忧来抑制人口:预见到自己养家糊口有困难,担心丧失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

必须记住的是,食物与制造品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制造后者所需的原料非常充足,对制造品的需求有多大,就可以创造出多少制造品。但却没有同样的创造力使对食物的需求得到满足。在全部肥沃土地都已被耕种的国家,需要出高价才能鼓励农民改良贫瘠的土地,这种土地要过许多年才能带来利润。在有利可图的前景足以刺激农民进行这种农业投资之前,在粮价上涨期间,粮食的匮乏可能已给人带来了很大困苦。除少数国家外,各国对食物的需求总是有增无减,而在所有历史悠久的国家,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却提高得很缓慢。

很明显,英国济贫法的颁布是出于最仁慈的用意,但我们却有充分理由认为,济贫法未达到其预期目的。济贫法固然使一些极为贫困的人生活稍有改善,而从总的方面来看,靠救济为生的贫民却远未摆脱贫困。不过,反对济贫法的一个主要理由却是:为了使一些穷人得到这种救济(这种救济本身未必是好事),英国全体普通人民不得不忍受一系列令人讨厌的、给人带来诸多不便而又暴虐的法律的折磨,这种法律与英国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南辕北辙的。整个来看,这种救济穷人的方法,即便是就目前经过修改的方法而言,也是与自由思想大相径庭的。这种法律还频频在劳动市场上制造障碍,给那些不靠救济、尽力自谋生计的人无缘无故地增加了许多烦恼。

伴随着济贫法而来的这些弊病,在某种程度上是难免的。要救济某些人,就得使另一些人有辨别谁应得到救济的权利,有执行种种必要的规定的权利,但干预他人的事却是一种暴政,行使这种权力会给被迫要求救济的人增添种种烦恼。穷人普遍抱怨法官、教会执事以及救济款管理人员暴虐无道,但罪过并不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在得到处理救济事宜的权利之前,也许并不比其他人坏,罪过是由济贫制度的性质造成的。济贫法的弊害也许太大了,以至于无法予以消除,但我坚信,如果根本就没有颁布济贫法,虽然陷于贫穷的人也许要多一些,但从总体上看,普通人却要比现在幸福得多。

皮特先生的济贫法案初看上去是以慈爱为目的的,而人们吵吵闹闹地提出的反对意见在许多方面并未切中要旨,显得有些荒唐可笑。但必须予以承认,该法案同所有这类法案一样,有一巨大而根本性的缺陷,即它有助于增加人口,却并不增加养活人口的生活资料,从而使不靠救济为生的那部分人的生活境况趋于恶化,导致产生更多的穷人。消除社会下层阶级的贫困,的确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实事求是地说,这部分社会成员所遭受的困苦与压迫,乃是一种顽疾,非人类的智慧所能治愈。假如要我提出一种缓和痛苦的方法(按病的性质来说也只能提出缓和痛苦的方法),则首先是要完全废除所有现行的教区法。这将使英国农民享有行动自由,而他们现在几乎不能说享有行动自由。这样,他们便可以不受限制地选择居住地,哪里工作机会多,劳动价格高,就居住在哪里。劳动市场将因此处于自由状态,而不会像现在这样,长期阻碍劳动价格不能随需求而增加的种种障碍也就消除了。

第二,鼓励人们开垦荒地,耕种新土地,竭尽全力鼓励农业而不是制造业,鼓励耕种而不是畜牧。应尽力削弱和取消所有那些与同行业公会、学徒制有关的制度,这些制度致使农业劳动的收入低于工商业劳动的收入。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偏向于手工业工人,这个国家就决不会生产出全部它所需要的食物数量。鼓励农业、刺激耕种,既有助于向市场提供愈来愈多的有利于健康的职业,又可增加国家的农业产量,从而使劳动的相对价格得到提高,使劳动者的生活境况得到改善。生活境况的好转,再加上不能指望教区给予救济,劳动者会更加情愿也更加有能力为防备自己或家人患病而结成互助团体。

最后,各郡可以设立济贫院,以救济那些极端贫困的人,由全国统一征收的济贫税提供经费,收容各郡以至各国的贫民。济贫院中的生活应该是艰苦的,凡能够劳动的人,都应强迫他们劳动。不应把济贫院看做困难时期过舒适生活的打算--这点已有许多人注意到了--另建一些济贫院。在这些济贫院中,任何人,不论是本国人亦或是外国人,都可以全天工作,并按市场价计酬。毫无疑问,如果有人想行善,机会还是很多的。

这种计划似乎最有益于增加英国普通人的总体幸福,而施行这种计划首先就得废除所有现行的教区法。天啊,根除贫穷乃是人力所不及的。我们徒劳无益地力图做力所不能及的事,不仅牺牲了有可能获得的利益,而且牺牲了有把握获得的利益。我们对普通人说,如果他们对一种暴虐的法规俯首帖耳,他们就将永远不能免除匮乏之苦。他们服从了这种法规,履行了他们应尽的义务,但我们却没有,也不能履行我们的义务,因而穷人奉献了最为重要的天赋自由,却未得到等量的回报。

所以,尽管英国施行了济贫法,但我认为必须承认,从城镇和乡村下层阶级的整个状况来看,他们因为缺少食物、劳动艰苦和住处不卫生而遭受的困苦,肯定还会经常抑制着人口的增长。

在所有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除了上述抑制人口的那两大因素,即我所说的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性抑制之外,尚有对妇女的不道德习俗、影响健康的制造业、流行病和战争等抑制因素。所有这些抑制因素不外乎贫困与罪恶两大类。每当这些因素被极大削弱时,人口便较为迅速地增长。这充分表明,它们正是现代所有欧洲国家人口增长缓慢的真正原因所在。

新殖民地--那里的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北美殖民地--美洲腹部殖民地人口异常增加的实例--古老的国家也可以从战争、疫病、饥饿和自然灾害的破坏中迅速恢复过来。

人们普遍注意到,建立在幅员广阔、食物充裕、有利于身体健康发展的地区的一切新殖民地,其人口会持续不断地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长。古希腊的一些殖民地短时期内就在人数和实力上超过了宗主国。不必详细地讲很久以前的事例,就拿欧洲人在新大陆的殖民地来说,就可以提供充足的证据来说明一种说法(据我所知,它从未受到人们的怀疑)的真实性。只须支付极少的代价或不付任何代价就可以获得大量肥沃的土地,这是人们能够克服其他一切障碍而增加人口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西班牙在墨西哥、秘鲁和基多的殖民地,管理情况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殖民地都糟。宗主国的暴政、迷信和恶习在殖民地盛行。王国政府对它们勒索过高的赋税,对它们的贸易实行各种极其专横的限制,统治者们也为其主子和他们自己而进行大肆的敲诈和掠夺。可是,在这一切障碍之下,殖民地的人口依然呈现迅速增加的势头。征服后建立起来的利马市,据乌洛亚说,在近五十年前已有5万居民。基多原来只不过是印第安人的一个小村庄,据乌洛亚说,其人口密度在他生活的年代也同样稠密。墨西哥据说有10万居民,虽然西班牙的一些著述家认为这一说法有些夸张,但估计也比蒙提祖马时代的人口增加了五倍。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殖民地,其统治的暴虐与西班牙对殖民地的统治不相上下,但据推测,三十年来那里已有60万欧洲血统的居民。

荷兰和法国的殖民地,虽然处于贸易商和一些独占公司的统治下(亚当-斯密博士说得很对,那种统治是一切可能存在的统治中最坏的一种),但即使在这种不利条件下,它们仍然很繁荣兴旺。

但是,要说发展最为迅速的,还得说是现在强大的美国。它们和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一样,拥有很多肥沃的土地,而且在较大的程度上,它们还享有自由和平等。虽然它们在对外贸易方面也受到某些限制,但它们在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时却享有完全的自由。盛行的政治制度有利于财产的转让和分割。地主的土地如果不在限定的期限之内得到耕种,“官方”就宣告它可以归其他任何人所有。在宾夕法尼亚,不存在长子继承权,在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些州,长子也只具有得到双份财产的权利。任何州都不收什一税,而且几乎不课征任何赋税。由于肥沃土地的价格十分低廉,将资本投入农业最为有利,农业在提供最大数量的有益于健康的工作的同时,还可以向社会提供大量最有价值的生产物。

这些有利情况互相影响的结果,使人口以也许是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长。人们看到,在所有的北美殖民地,人口在二十五年内增加了一倍。1643年,原先在新英格兰四省定居的人数为21000人。其后,据说那里向外移居的人数多于移居那里的人数。1760年,那里的人口增加到了50万。因此,那里的人口一直是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在新泽西,甚至人口每二十二年就增加一倍;而在罗得岛,就连二十二年也用不了。在腹地殖民地,由于那里的居民一心从事农业,不知奢华,其人口每十五年就增加一倍,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人口增长事例。只是在人们最先居住的沿海地区,人口要三十五年才增加一倍;某些东部沿海城市的人口则完全处于停滞状态。

这些事实似乎表明,人口的增长并没有超过比例,也就是说对人口增加有阻碍作用的两大因素,贫穷和罪恶,被清除了,而且这还表明衡量人民幸福和纯真的最准确的标准是人口增加的速度。城市(某些人由于他们的职业的性质必然会被赶到那里)的不卫生,应当看作是一种贫穷,结婚由于人们预料将来难以养家糊口而受到的各种微小阻碍,也完全可以归入这一类。总之,很难找到有哪种对人口增长的阻碍不能归于贫穷或罪恶的范畴。

独立战争以前,美国十三个州的人口估计约为300万。大不列颠的少数移民使那里的人口在持续增加,但谁也没有感到大不列颠岛上的人口正在慢慢减少。相反,大家知道,一定程度上的移民对宗主国的人口增长还会起到促进作用。人们特别注意到,西班牙有两个省到美洲的移民最多,结果这两省的人口大为增加。不管导致北美殖民地人口如此迅速增长的大不列颠原先的移民人数是多少,我们都要问,为什么在大不列颠,同样的人数在同一时期没有使人口得到同样的增长?可以说,其重要而明显的原因是土地和食物不足,或者换句话说,是贫穷。同罪恶比起来,贫穷还是有利得多的原因,这充分表现在:甚至连一些古老的国家也能很快地从战争的创伤、疫病或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这时,这些古老的国家几乎暂时处于新兴国家的状态,而结果也就往往不出人们所料。如果居民的勤劳不受到恐惧或暴政的破坏,生活资料很快就会超过减少了的人口的需要,而其必然的结果应当是,过去几乎固定不长的人口数量,也许马上就开始增加。

佛兰德一些土地肥沃的地方,常常爆发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但战后经过两三年的休养生息,又总是会像以前那样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甚至巴拉丁领地在可憎的路易十四的掠夺之后也会再次繁荣起来。1666年伦敦流行的灾难性的黑死病的后果,十五年或二十年以后就感觉不到了。据记载,中国和印度发生的一些最具破坏性的饥馑,其痕迹很快就消失了。甚至土耳其和埃及的人口是否是因为周期性地发生使两国土地荒芜的黑死病而大大减少,也还是一个疑问。如果它们的人口现在比过去少,那么,也许不应把它归因于黑死病所造成的损失,而应把它归因于政府的专横和压迫(人们在这种专制政治下呻吟),以及农业由此受到的妨害。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如火山爆发和地震,如果不是频频发生,致使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或者损害他们的勤勉精神,对任何国家的平均人口就只发生微乎其乎的影响。那不勒斯以及维苏威火山山麓地方尽管经常发生火山爆发,但那里的人口仍相当稠密。里斯本和利马现在的人口也许和上一次地震以前的人口大致相同。

导致流行病蔓延的一个可能的原因--苏斯米尔希先生编制的一些统计表的摘要--可以预料在某些情况下会周期性地流行疫病--任何国家短期内出生数与埋葬数的比例都不是衡量人口实际平均增长幅度的恰当尺度--衡量人口不断增长的最好尺度--生活非常节俭是中国和印度发生饥馑的原因之一--皮特先生的济贫法案中有一条款具有有害倾向--促使人口增加的惟一适当的方法--国民幸福的原因--饥馑是自然抑制过剩人口的最不适当、最可怕的方式--我们可以认为,上述三个命题已经确立。

由于对卫生倍加重视,伦敦似乎终于完全消灭了黑死病。但是,人口密度过大和食物不卫生、不充足,也许应当列在出现疫病流行季中和各种流行病的次要原因之中。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看过苏斯米尔希先生编绘的一些统计表,普赖斯博士在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论战的跋文的一个注释中曾对这些统计表加以摘录。人们认为它们相当正确,如果这种统计表具有普遍性,它们就很能说明抑制人口、防止人口增加超过一国生活资料的种种方式。我将从这些表中摘引一部分,并援引普赖斯博士的注文。

普鲁士王国和立陶宛公国

“注意,在1709年和1710年,这个国家的居民有247733人患疫病死亡,在1736年和1737年,传染病的流行又影响了人口的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在大瘟疫发生后的五年内最大。

波美拉尼亚公国

“在这一事例中,居民人数似乎在六十五年内几乎增加了一倍,极其严重的流行病未妨碍人口增加,但在最后一个时期之后的三年(到1759年为止),疾病大为流行,因而出生数减至10229人,而埋葬数则增加到15068人。”

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人数难道不比食物和保持健康所必需的各种设备增加得更快吗?按照这一前提,大部分人不得不过更加艰苦的生活,更多的人将挤住在一间屋子里,这种情况当然不能不是那三年疫病流行的自然原因之一。虽然该国的人口绝对数量并不是很多,这些原因也会产生这种结果。即使在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如果人口在食物增加和房屋增建以前就增长,则居民必然会在某一程度上因缺乏房屋和生活资料而陷入痛苦境地。假如英格兰的夫妇们在以后的八年或十年间生育的子女比平时多,或者结婚的男女比平时多,而住房的数量依然如旧,则一间小屋就不只是住5、6个人,而是要住7、8个人了,这种情况,加上人们的生活必然会更加艰苦,或许会对平民百姓的健康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布兰登堡的纽马克

“1736-1741年的六年间,传染病的流行阻碍了人口增加。”

马格德堡公国

“在1738年、1740年、1750年、和1751年,疾病异常流行。”

如果读者想获得有关这个问题的更多资料数据,请参阅苏斯米尔希先生编绘的表格。我所做的摘录已经很能说明疾病流行是周期性的(虽然是不规则的)、重复的,而房屋和食物的缺乏似乎很可能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从上列各表看来,对历史悠久的国家来说,这些国家虽然时常流行疾病,但其人口仍增加得相当快。耕作必定在不断改进,因而结婚得到鼓励。人口看来与其说是受到预防性的控制,不如说是受到积极的控制。当人们期望生活资料在国内愈加丰富,抑制人口增加的压力在某一程度上得到消除时,这种动机将持续不断地发生作用,其力量很可能会超过当初促进人口增加的原因所起的作用。或者,说得具体一点,当一国生产的东西不断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改善到使结婚得到很大鼓励的程度时,也许早婚的习惯在该国人口的增加超过生产物的增加以前会一直延续下去,而发生季节性流行病似乎是其顺理成章的结果。所以,我认为,那些生活资料不断增加,有时足以促使人口增加,但不能满足一切人口需要的国家,会比其人口能够充分适应于其平均产量的那些国家更频繁地遭受周期性流行病的侵袭。

从反面来进行这种观察,或许也是正确的。在一切其他相同条件下,受各种周期性疾病打击的那些国家,在这些周期的间隔期间,其人口的增加或婴儿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额,常常大于受这种骚扰较少的国家。虽然土耳其和埃及上一世纪的平均人口几乎一成不变,但在周期性的黑死病暂停发作期间,其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比例就必定会大于像法国和英格兰那样的国家。

由此可知,把任何一国在五年或十年间出生数与埋葬数的平均比例,作为衡量其人口实际增长的尺度,似乎是很不合适的。虽然这种比例确实表明了这五年或十年间的人口增加率,但我们不能由此推断二十年以前增加的情况,或者二十年以后将如何增加。普赖斯博士说,瑞典、挪威、俄国和那不勒斯王国的人口增加得相当快;但是,他并没有从户籍登记簿摘录足够长时期的资料来证实这一点。虽然瑞典、挪威和俄国的人口事实上很可能是在增加,但其增加率并不是普赖斯博士摘录的短时期出生数与埋葬数的比例所可以表明的。在到1777年为止的五年间,那不勒斯王国出生数与埋葬数的比例为144:100,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出,这个比例所表示的人口增加率,比该王国一百年间的实际人口增加率要大得多。

肖特博士比较了两个时期英国许多村庄和集镇的户籍登记簿。第一个时期是从伊丽莎白女王到上世纪中叶,第二个时期是从上世纪末期到本世纪中叶。从这种摘录的比较中可以知道,出生数在前一时期以124:100的比例超过埋葬数,而在后一时期则仅以111:100的比例超过埋葬数。普赖斯博士认为,前一时期的户籍登记簿是不足以相信的,但我们认为它所提示的比例或许不是不正确的。至少,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认为,前一时期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幅度会大于后一时期。在任何一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的过程中,在其他相同条件下,用于耕作的肥沃土地前一时期总是多于后一时期。生产的东西每年增加的比例加大,人口增加的比例相应地也会随之加大。但是,除了使伊丽莎白女王末年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额大于本世纪中叶的这一重大原因以外,我同时认为,前一时期频繁发生的黑死病的祸害,也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增大这一比例的趋向。如果从发生这种可怕的灾难的间歇时期的统计中选取十年的平均数,或者如果将发生黑死病视为偶发事件而将流行这种疫病年份的情况不算在内,户籍登记簿所显示的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就必然会过高,不能反映人口的实际平均增加情况。在发生严重的黑死病以后的一些年,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额或许大于一般年份,特别是如果赖斯博士的观点是有根据的话,则英格兰革命(它在其后的二十二年就发生了)时期的人口就要比现在多。

金先生于1639年说,英格兰全国(伦敦除外)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为115:100。肖特博士认为,本世纪中叶,包括伦敦在内,这一比例为110:100。到1774年为止的五年间,法国的这一比例为117:100。如果这些说法与实际情况大致相同,且在一些特定的时期这一比例未出现很大的变动,则法国和英国的人口就似乎基本适应了本国的平均产量了。结婚所受到的阻碍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恶习、战争、奢侈,大城市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人口减少、住房狭窄和许多贫民食物匮乏,阻止了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因而(如果我可以采用一种乍听起来感到奇怪的说法)无须由可怕而富有破坏性的流行病来抑制过剩人口。如果灾难性很大的黑死病在英格兰使200万人丧生,在法国使600万人丧生,则毫无疑问,在这两个国家的居民从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以后,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会大大超过现在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 hwD+ozhQC60xN7Y8cYRxLuR8FJxyOkGWDeDoliamEbIvCt3bGIBZS4uA9GhehqB7



第三章

在新泽西,截止到1743年,七年间出生数与死亡数之比平均为300:100。在法国和英国,其最高比例仅为117:100。对于这种巨大而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别,我们不必那样大惊小怪,以致要把它归因于上天的不可思议的干涉。其原因并不遥远、隐晦也并不令人不可捉摸;它就在我们的近旁,就在我们周围,只要具有研究精神,人们都可以窥见。设想没有造物主的力量直接发生作用,石头就不能落下,植物就不能长大,这是与最自由的哲学精神相符合的。但是,我们从经验中得知,人们所谓的自然界所起的这种作用几乎全都要遵循固定的法则。自开天辟地以来,人口增加或减少的原因,或许同我们所了解的任何自然法则一样,都是恒定不变的。

两性之间的情欲似乎在任何时代几乎都是不变的。因而,用代数学上的术语来说,常常可以视之为一个已知量。阻碍任何一国的人口增加超过其所能生产或获取的食物数量的伟大的自然法则,是这样一种法则,即:它在我们的视域中是显而易见的,在我们的知识中是这样明白,又为一切时代的经验所充分证实,以致我们片刻也不能对它有所怀疑。固然,自然用以防止或抑制人口过剩的各种方式,在我们看来不那么明显、规则,可是,我们虽然并不能总是预言其方法,但却能够确凿地预言其事实。如果几年间一国出生数与死亡数之比表明人口的增加大大超过该国生产物,或获得物按比例增加的数量,我们就可以明确地断言:除非移民,不然死亡数就会迅速超过出生数,并可以断言这几年人口的增加不能表明该国人口的实际平均增加情况。如果没有出现其他一些减少人口的原因,该国无疑就会发生周期性流行病或饥馑。

衡量任何国家人口真实而持续不断增加的惟一正确的标准,是生活资料的增加。但是,甚至这一标准也常会发生某些细微的变动,但这种变动我们却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在某些国家,人口的增加似乎受到了推动。这些国家的人民已经逐渐对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的境况习以为常了。这类国家很可能经历过这样一些时期,即:这时,其人口持续不断地增加,而生活资料却得不到增加。中国似乎就是这样的国家。如果我们已知的有关中国的各种记述是可靠的话,则中国下层阶级的人民已经习惯于几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中国的法律使得该国的人口慢慢显现出了增长的趋势。处于这种状态的国家必然会常常爆发饥馑。在其人口同生活资料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致其平均产量只够维持居民生命的国家,时令不好所导致的任何短缺都必然会带来严重后果。

在美国,现今劳动者的报酬很高,因而遇到荒年,下层阶级只要节俭度日,就不致陷入明显的痛苦境地。所以那里几乎不可能发生饥馑。可以想象,随着美国人口的增长,劳动者的报酬相应地将大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数量将持续不断地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不会按比例增加。

在欧洲,由于每一国盛行的生活习惯不尽相同,其居民人数与食物消费量之比必然有所不同。英格兰南部的劳动者习惯食用小麦制的上等面包,因而他们要等到饿得半死不活才愿意过苏格兰农民那样的生活。由于严酷的自然法则连续不断地发生作用,他们也许最后不得不过一些国家下层阶级那样的生活,到那时,相同数量的食物就要维持较多人口的生活。但是,为做到这一点而进行的尝试很多时候是非常困难的,一切人类之友也希望它归于失败。应该鼓励人口增加,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这么说。如果人口增长的趋势像我所描述的那样明显,则这样的增长为什么在频繁地受到鼓励的时候没有出现,就似乎有点令人费解了。其真正的原因是,推动人口增长的要求是在没有准备供养增加的人口所必需的基金的情况下提出的。

如果通过促进耕作增加对农业劳动的需求,并由此增加农村生产的产品数量,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那么就完全不必担心人口按比例增加了。以其他任何方式实现这一目的的尝试都是不道德的、残忍的和暴虐的。因此在任何有自由传统的国家是不可能成功的,推动人口增加也许是国家的统治者和富人饶有兴趣的事情,因为这样可以降低军费以及在国外销售的制造品的成本。但是,对于这一类尝试,尤其是当这种尝试打着所谓仁慈的骗人的招牌,因而被普通人民兴致勃勃、诚心诚意地接受的时候,贫民之友应当留心观察,全力抵制。

皮特先生的济贫法案中有这么一个条款:有3个以上子女的一切劳动者,都可以为其第4、第5……个子女领取救济金,每星期各1先令。我确信这一条款完全是出于好意。我承认,在该法案提交国会以前及提交国会以后的一段时间,我还认为这个规定是很有益的;但对这个问题更深入地反省以后,我就确信,如果该法案的目的在于改善贫民的生活状况,那么这一目的决不能实现。我看不出它有助于整个国家增加生产物,倘若它趋向于增加人口而不是增加生产物质,则其必然而无法规避的结果看来就是相等的生产物质必须在较多的人口中间分配,从而一天的劳动只能换得更少的食物,贫民也就会更加困苦。

我已经谈到,在一些情况下,即使生活资料不按比例增加,人口也可以持续不断地增加。但很显然,各国的食物和食物所能供养的人口之间的变化是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限度的。在任何一个国家,其人口如果不再绝对减少,其食物就必然足以维持劳动者的生活,使其能一代一代生存下去。

在其他相同条件下,可以这么说,一国人口的多少由其所生产的人类食物的数量而定,而该国人民的幸福则由食物分配的宽裕与否决定,或者说,一天的劳动所能换得的食物数量。产谷国、牧畜国、产米国的人口之比,产米国最多,产谷国其次,牧畜国又再其次。英格兰的土地不宜种稻,但都可以种马铃薯。因而亚当-斯密博士说,如果马铃薯能成为普通人民适于食用的植物性食物,又用和现在种植谷物的土地数量相等的土地种植马铃薯,英格兰就能够供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其结果,在短时间内人口就会大大增加。

一国的幸福并不只是取决于其经济的贫富、历史的长短和人口的疏密,而还取决于其发展速度,取决于每年食物的增加同每年人口无限制地增加相接近的程度。在一些新开拓的殖民地--旧国的知识和产业常常在它们那肥沃而尚未被占用的土地上发生作用--食物的增加和人口的增加是最接近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国家历史的长短在这方面并不十分重要。大不列颠居民现在享受的食物也许和两千年、三千年或四千年以前一样充足。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苏格兰高地贫瘠而人迹罕至的土地,同佛兰德丰饶而人口稠密的地区一样深受人口过多之苦。

假如一国从未遭遇技术更为先进的民族的侵略,而任凭其文明自然发展,则从其生产物可以看作一个单位的时候,到其生产物可以看作一百万个单位的时候,也许要经历好几百年的时间,这一过程之中或许没有一个时期的人民群众可以说摆脱了直接或间接由食物缺乏造成的困苦。在欧洲各国,自有史以来,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这一简单抑制而未能出世,尽管其中某些国家从未发生过极为严重的饥馑。

饥馑似乎是自然最后、最具破坏性的手段。人口增加的能力大大超过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从而减少人口的作用。它们是破坏大军的先锋,往往独立完成这种可怕的行为。如果它们在这消灭人口的战役中失败了,疾病流行、瘟疫、传染病和黑死病就会以吓人的队形进攻,杀死数以万计的人。如果仍不能完全成功,严重而不可避免的饥馑就会从背后潜步走近,以强有力的一击,使世界的人口数量与食物数量得至平衡。

于是,对一切时代、一切国家人类生活的历史细心考察过的人都必须承认:人口的增加,必然受生活资料的限制。

当生活资料增加的时候,人口也会相应地增加。较强的人口增殖力,受到贫困和罪恶的抑制,所以实际人口数量同生活资料数量会保持平衡。

华莱士先生--设想一些人认为人口增加只有在遥远的未来才会带来困难,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孔多塞先生对人类理智的进步所做的概述--孔多塞先生所说的那种摆动何时适用于人类。

上述显而易见的推论是在考察了过去和现在人类的状况后得出的。因此,在我们看来,论述人类和社会的可完善性的所有著述家既关注到有关人口原理的观点,又常常对它掉以轻心,并且总是认为由人口过多产生的困难在遥远而差不多无法估计的未来才会出现,这简直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甚至认为这一观点的作用足以摧毁他的全部平等制度的华莱士先生,似乎也觉得,在全部土地被开垦得像菜园一样,生产物毫无可能进一步增加以前,不会由于人口过多而出现任何困难。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而美好的平等制度在其他一些方面又可以得到实行,我们就不应当因为预计在遥远的未来会发生困难而压制追求这个制度的热情。一件如此遥远的事情完全可以听天由命;但实际上,如果本篇论文提出的论点有充分根据的话,那么,这种困难就不是遥远的事情,而是近在眼前,立即就要发生的。在从现在到全部土地都变得像菜园那样的耕作期间的每一个时期,紧缺食物所造成的压力将持续不断地强加于一切人(如果人是平等的)。虽然土地生产的农产品每年会不断增加,但人口的增加却要比它快得多,因而过剩的人口不可避免地会由于贫困,或罪恶周期性地,或持续不断地发生作用而受到抑制。

孔多塞先生所写的《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一书,据说是在被残酷地剥夺了公民权(到他死了为止)的压力下才写成的。如果他对这本书在自己有生之年出版不抱希望,对它受法国的欢迎也不怀有希望,那么,他还会依恋和日常经验完全矛盾的原理,这确实是很不同寻常的。他看到世界上最开化的国家之一的人类精神,在开化几千年以后,竟然会在各种令人厌恶的,在即使是最野蛮的时代最野蛮的部落也会感到羞耻的感情--恐怖、残忍、恶意、报复心、野心、狂热和放荡等等的骚扰下堕落,他的人类精神必然而不可避免地会得到进步的想法就会受到巨大的打击,以致不管他表面如何表现,只有靠自己的原理的真实性抱有最坚定的信心,才能与这种打击相抗衡。

这部在孔多塞先生死后出版的著作只是他打算写成的一部篇幅大得多的书稿的梗概。因此,它必然缺乏独立能证明某一理论真实性的细节描述及其应用。如果这个理论应用于实际,而不是应用于想象的事态,则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就足以看出,这种理论是完全自相矛盾的。

这部著作的最后一部分论述了将来人类如何向尽善尽美发展。孔多塞先生说,将欧洲各个不同文明国家的实际人口和土地面积加以比较,并考察一下它们的耕作,它们的产业,它们的劳动分工以及它们的生活资料,我们就会知道,没有许多人以自身的勤劳作为满足自己需要的惟一手段,就不可能保持相同的生活资料,因而也不能够供养相同数量的人口。

他承认存在这样一个阶级是必然的,随后他又谈到劳动者的家庭完全依靠一家之长的寿命与健康,这种家庭的收入是很不稳定的,于是他很公正地说:“因此,不平等、依赖,甚至贫困等现象(它们不停地威胁着社会上人数最众多、最勤勉的阶级)的发生有其必然的原因。”这种困难已得到适当而很好的说明,然而他提出的消除困难的方法恐怕不会收到实效。

根据对人的寿命的或然率和货币利息的计算,他建议设立一种基金,以保证老年人得到资助,这种基金的形成,一部分依靠他们自己以前的储蓄,一部分依靠其他一些人的储蓄,这些人做出了同样的牺牲,但是在获得储蓄的利益以前就去世了。相同或类似的基金也可以用来帮助失去丈夫或父亲的妇女或儿童,并向已达到成家年龄的人们提供资本,以使他们能够适当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说,这种基金可以以社会的名义筹集,并得到社会的保护。他更进一步说,通过正确地进行测算,还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来阻止信贷成为大资本的独占权,并提供给信贷同样稳固的基础,使产业的进步和商业活动较少地依靠大资本家,从而比较完满地保持平等状态。

这种基金和测算在理论上似乎非常可行,可一旦应用于实际生活,就毫无价值了。孔多塞先生承认,完全靠勤劳维持自己生活的阶级,是一切国家都需要的。为什么他承认这一点?他所能提出的惟一根据是,他认为,为获得供养不断扩展的人口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没有必要的刺激是不会进行的。如果对勤劳的刺激由于上面提到的制度的建立而消除,如果在信贷上,在妻子和全家人未来的供养上,懒汉和玩忽职守者和勤勉、刻苦的人处于同一地位,我们还能指望人们发挥旺盛的活动力去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现在这已形成社会繁荣的主要动力)吗?如果建立一个审理机构来考察每个人的要求,断定每个人是否已付出最大的努力,从而批准或拒绝给予补助,那就不过是以更大的规模重复英国的济贫法,而彻底破坏真正的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

即使撇开上述反对这种制度的重大客观原因,暂时假定它不致妨碍生产,也还有另一个最为巨大的困难妨碍这种制度的建立。

如果一切男子都确信能向家庭提供舒适的生活用品,则几乎一切男子都会有自己的家庭,而如果下一代能够摆脱贫困的“杀气”,人口肯定会以不寻常的速度增加。孔多塞先生似乎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描述进一步的改良以后说:“但在这种发展产业和增加幸福之中,每一代都将要求得到更多的享受,结果是,人口将因人类体质的增强而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这样,必定会到达这样一个时期,使具有同样必然性的法则互相抵消。如果人数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其必然结果或者是幸福和人口不断减少这种真正的倒退运动,或者至少是在善与恶之间摇摆不定。在已到达这一时期的社会,这种摇摆不定难道不会成为周期性贫困频频出现的原因吗?它不是指明了一切改良不能逾越的界限,指明了人类完善的时期经过长久的岁月总会到来,但决不能超越吗?”他补充说:“无人不知,这样一个时期离我们相当遥远,但我们是否总有一天会到达呢?谁也不能肯定或否定,将来会不会成为现实。”

孔多塞先生对人口数量超过生活资料时可能出现的图画所作的描述,是恰当的。他所描述的那种摇摆不定的情况的确会发生,而且毫无疑问是周期性贫困经常存在的原因。我和孔多塞先生的观点惟一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够适用于人类的时期。孔多塞先生认为,它不能适用于其它的而只能适用于极其遥远的时代。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我所举出的人口自然增加和食物自然增加之间的比例在某种程度上贴近事实,则人口超过生活资料的时期早就到来了,而必然发生的摇摆不定,也就是周期性贫困经常存在的原因,从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存在,而且现在依然存在,除非人类的本性发生明显的变化,否则还将永远存在。

孔多塞先生继续说,即使他认为非常遥远的那个时期真的到来了,人类及鼓吹人类的可完善性的人也不必惊恐不安。他提出那时有一种方法(我承认自己对它并不理解)可以使人们消除困难。他说,到那时,对于男女乱交或其他反常行为,迷信的、可笑的偏见将不再在道德方面对它加以严厉的苛责。但是,在大多数人眼中,用这种方法来消除困难,肯定有损于美德和纯洁的社会风俗,而美德和纯洁的社会风俗正是提倡平等和人类的可完善性的人声称所要达到的目标。

孔多塞先生对人类有机体的可完善性和人类寿命的无限延长所作的推测--以动物的繁殖和植物的栽培为例,说明由界限不能确定的局部改善推论进步无止境,是一个谬误。

孔多塞先生提出来考察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人类有机体的可完善性。他评论说,如果已经提出而在发展中能发挥更大作用的各种证据,在人们现有的天赋和有机体保持不变的假设下,已足够证明人类具有无限的可完成性,那么,如果这种有机体、这些天赋,是能够加以改善的,事实会是怎样,我们的希望又将达到什么程度呢?

他认为,由于理性和社会秩序的进步,医学将不断得到改进,人们将享受更卫生的食物和住房,将采取较好的生活方式,通过锻炼增进体力而不会因锻炼过度损害体力,导致世人堕落的两大原因--贫困和极其富有--将被消灭,遗传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由于物理知识的进步将逐渐被消除,这一切使他推测到:人虽然不能永生,但是从出生到自然死亡之间的时间将不断增加,如果不能用恰当的术语表达,也许可以用“无限”一词来表示。随后他提出,“无限”这个词有两种意思,一个意思是,持续不断地向一无限的界限靠近,但永远达不到这一界限;另一个意思是,寿命可以无限延长,以致远远大于任何可以确定的界限。

但是,应该承认,这个名词在任何一种意义上应用于人类寿命的长短,无疑是极不明达的,根本不能在自然法则上得到任何支持。由各种不同原因引起的寿命的变动,在性质上与有规则的、有进无退的寿命的延长是完全不同的。人类的平均寿命在一定程度上因气候对健康有益还是有害、食品卫生还是不卫生、社会风俗的善恶及其它众多原因而有不同,但是,从我们有可信的人类历史以来,人类的自然寿命是否确有稍许觉察得到的哪怕是微小的增加,也是很值得怀疑的。一切时代的偏见都正好同这个假设截然不同,虽然我不愿意过分强调这些偏见,但它们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趋向于证明人类的自然寿命未曾明显增加。

也许有人会这么说,世界仍然十分年轻,尚处于幼年期,期望它很快出现任何变化,都是不应该的。

如果确实如此,人类的一切科学马上就会完结。从结果到原因的整个推理路线都会被破坏。我们可以闭眼不看自然这本书,原因是读它不再有任何益处。最漫无边际、最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推论,就同建立在小心谨慎的试验基础上的、有充分根据、极其卓越的理论一样被提出,被轻易相信了。我们也就可以回到采用陈旧的推理方法的时代,使事实屈从理论,而不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牛顿的伟大而始终一致的理论也就同笛卡儿的假说平起平坐了。总而言之,如果自然法则如此变化无常,如果都可以断言和相信自古从未发生变化的自然法则将有所改变,则任何刺激都将不再能引起人类的研究精神,人们必然会停滞在迟钝麻木的状态,仅仅只是以迷人的梦想和荒唐奢妄的想象自娱。

自然法则的恒定性和因果的恒定性是所有的人类知识的根基,不过,我完全不是说制定和执行自然法则的力量不能“在一刹那,在转瞬之间”完全改变自然法则。这种变化毫无疑问是可以发生的。我只是说,我们不能从理性方面推论这种变化。如果事先没有任何明显的征兆或迹象表明某种变化会发生,我们就能够推断这种变化必将出现,那么,我们作出任何判断都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就像肯定明天月球将与地球相碰,和说太阳将照常升起一样是合理的。

从天地初造到现今,没有任何永久性征兆或迹象表明人类的寿命在不断延长。关于寿命的长短,有人认为,气候、习惯、饮食及其他原因所产生的明显后果,已向人们提供可以断定寿命能够无限延长的理由;但这种论点是植根在如下不稳固的基础上的,即:人类寿命的年限是不能明确划分的,而由于你不能精确地划分它要表明的期限,你就不能确切地说它是这么长,不能再长,因此,寿命可以永远增加,并且可以恰当地说它是无限的或无所限制的。然而,这种论点的谬误和荒唐,只要对孔多塞先生所说的各种植物和动物有机体的可完善性或退化(他说,这可以看作一般自然法则之一)稍加考察,就可以充分显现出来。

据我所知,孔多塞先生认为,家畜改良有一准则,即:你想要多么优良的家畜,就可以繁育出多么优良的家畜。这一准则是建立在另一准则基础上的,即:某些牲畜的崽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其父母的优良体质。著名的莱斯特绵羊的繁殖,其目的在于促使这种羊的头和腿变小。从上述繁育准则出发,这种绵羊的头和腿显然应当能够改变,但这显然是非常荒唐的,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肯定:那个前提是不恰当的。虽然我们不能够看出改良的界限,或者准确地说出这个界限,但它确实是存在的。就这个例子来说,最大的改良限度或最小限度的头和腿可以说是难以明确划定的,但这与孔多塞先生所说的无限或无所限制是不一样的。尽管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划定改良所无法逾越的限度,但我却可以很容易指出改良所无法达到的一点。我可以果断地认为,即使这种羊的繁殖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莱斯特绵羊的头和腿也决不会像老鼠的头和腿那样小。

所以,说某些动物的崽儿会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具有其父母的优良品质,或者说动物是可以无限完善的,都是不正确的。

由野生植物演变为美丽的园花,也许是比动物界的任何变化都更为显著和惊人,但即使在这里,断言这种进步是无限制的或无限的,也是非常荒谬的。植物改良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体积增大。花朵通过栽培而日渐增大。如果进步确实是无限的,则其体积应当也可以无限制地增大,但这是极端荒谬的,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植物界的改良同动物界的改良一样都是有其限度的,尽管虽然我们不确切这个限度是在哪里。也许争夺花奖的园丁们往往施用效力较强的肥料,但都没能成功。与此同时,有人如果说他看见了最美丽的麝香石竹或银莲花,这或许过于夸张。然而,他如果认为麝香石竹或银莲花的体积永远不能通过栽培增加到同大甘蓝一样大,却决不会同未来的事实相矛盾,虽然还有比甘蓝大得多的可定量。没人能说他看见了最大的麦穗或栎树;但是他可以很容易而非常肯定地指出它们所不能达到的一点。因此,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对于无限制的进步和只是其限度难以明确划定的进步,应当仔细地加以区分。

或许有人会说,植物和动物的体积之所以不能无限增加,是因为它们自身的重量会把自己压倒。我的回答是,不实际体验构成它们躯干的力量有多大,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我知道,在麝香石竹的体积达到像甘蓝那样大以前,它的茎就不能支撑它了,而我知道这一点,仅仅只是由于我体验过麝香石竹的根茎是脆弱而缺乏韧性的。自然界中有许多植物,它们的茎和石竹的茎一样粗,但是却能支撑起像甘蓝那样大的植物的冠部。

植物枯萎死亡的原因,现在我们还不完全知道。谁也不能说出为什么这样的植物是一年生的,那样的植物是二年生的,而另一种植物则是多年生的。在这所有场合,在植物、动物和人类方面,一切都还只是取决于经验,我只是因为所有时代的经验都证明构成有形人体的那些物质是会死亡的,才认为人会死亡。

我们只能从我们所知道的方面进行推理。

在能够充分证明人类的寿命已经、并且仍然在明显地延长至接近无限的程度以前,正确的哲学不允许我更改世人都会死亡的看法。而我之所以从动物界和植物界引用两个特殊事例,是为了揭露和说明(如果我能够)一种论点的谬误,这种论点仅仅因为看到了某些局部的改善,而这种改善的限度不能精确地规定,就推论这种进步是没有限度的。

植物和动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是谁也不能怀疑的。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显而易见的决定性的进步;但是我认为,说这种进步是无限的,似乎是极其荒谬的。人的寿命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而有较大的变动,但自世界存在以来,能否明白地确定人的身体结构得到了有组织的改良,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有关人类有机体的可完善性的论点所植根的基础,是异常脆弱的,只能认为这是一种推测。尽管如此,通过注意生育,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动物界发生的那种改良也许在人类中间也会出现。智力能否遗传或许是一个疑问;但身材、力气、美貌、肤色甚或长寿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遗传给后裔的。谬误并不在于肯定小规模改良的可能性,而在于将限度难以确定的小规模改良和真正无限的改良混为一谈。不过,若要用这种方法去改良人类,就必须禁止劣等人结婚,但人们却不可能普遍注意生育;实际上,据说,除了古代比克斯塔夫族曾通过谨慎的婚配,特别是非常审慎地同挤乳女工“杂交”,从而成功地使皮肤变白和增加身高,矫正族人体格上的一些主要缺点,除此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这类目标明确的尝试。

我认为,为了更加彻底地说明世人不能不死,不必强调寿命的延长会大大增加人口问题的份量。

孔多塞先生的著作不仅可以被认为是一位名人的意见概述,而且可以被认为是革命初期法国许多工人的意见概述。因此,它虽然只是一个概述,似乎也值得注意。

葛德文先生的平等制度--将人类的一切罪恶归咎于人类制度的错误--葛德文先生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困境所作的第一个回答很不全面--假设葛德文先生美好的平等制度是可以实现的--只是由于人口原理,这种制度就会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完全垮台。

人们阅读葛德文先生的别出心裁的《政治正义论》,看到他的文笔雄浑大气而有力,他的某些推理精密而又有说服力,他的思想炽热而强烈,特别是他诚挚的态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使全书具有真理的外观,试想,谁能不为之感动呢?同时,人们又必须承认,他没有以正统哲学所必需的谨慎态度来进行他的研究。他的结论常常不为他的前提所认可。他自己提出的异议,有时也不能加以排除。他过于依赖那些不能应用的一般而抽象的命题。他的推测无疑远远超出了自然的质朴。

葛德文先生所提倡的平等制度无疑比现存的任何制度都更为美好和令人向往。仅仅凭借理性和信念所实行的社会改良,比凭借权力实行和维持的任何变革都将更为持久。没有限度地运用个人判断力是一种极其伟大而有魅力的原则,比那些一切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社会奴隶的制度优越得多。以仁爱代替自爱作为社会的主要动机和动因,是人们极渴望看到的一种成就。总之,看到这一美好制度的一切,必然会抱有喜悦和羡慕的心情,同时热望有朝一日它会实现。但是,可惜得很!这个时刻永远不会到来。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一个美好的想象的幻影。这种幸福和永生的“华丽的宫殿”,这种真理和美德的“庄严的神殿”,如果我们了解真正的生活,并细心注意人类在地球上的真正处境,它们就会像“空中楼阁”一样消失。

葛德文先生在《政治正义论》第八篇第三章结论处谈至人口,他说:“人类社会有一条规律,根据这条规律,人口永远保持在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上。比如,我们发现,美洲和亚洲的游牧部落,经过很多世代,人口并没有增加到需要耕种土地的程度。”葛德文先作为某种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原因提及并试图研究的这一原理,似乎就是折磨人的必然法则--贫困和对贫困的恐惧。

葛德文先生在全书中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将文明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罪恶和贫困都归咎于人类制度。在他眼中,政治制度和现存财产制度是一切罪恶的巨大根源,是使人类堕落的所有罪行的温床。如果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则从世间完全消除罪恶,就似乎不是一件完全没有希望完成的工作,而理性似乎就是实现这一伟大目的的非常合适的手段了。但真相却是,虽然人类制度可能是造成人类许多灾祸的明显和突出的原因,但实际上它们是不重要的、表面的原因,同使源泉污浊、使全部人类生活的水流浑浊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不洁原因相比,它们只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羽毛。

在论述平等制度所带来的好处的那一章中,葛德文先生说:“压迫精神、奴隶性和欺骗之风,都是现存财产制度的直接产物。这一切都一致同智力和道德的提高为敌。妒忌、怨毒和报复等其他恶行是上述精神和风气不可分的伙伴。在富裕且人人同样分享自然恩赐的社会状态下,这类感情必将消失。狭隘的利己原则也会消失。任何人无需小心看守自己小小的财产,也无需吃力地满足自己无休止的需求,他们可以很轻松地把个人的存在融合到关心普遍利益的思想之中。谁也不会以别人为敌,因为他们之间不存在竞争物;结果仁爱将取得理性所授予的最高统治权。人们将不再整天为身体需要而花费精神,得以自由地怡游在与人的意趣相合的思想领域之中。人人都会帮助我而我也会去帮助他们。”

这确实是一种幸福的状态。但是,它只是一种想象的情景,与现实毫不相干,这一点恐怕读者已经充分觉察到。

人无法生活在富裕当中。不是所有人都能同等地分享自然的恩赐。如果没有现行财产制度,则每个人都不得不奋力保护他的少许财产。私心将大获全胜,你争我夺将永远存在。每个人都将不停地为身体需要而操心,却没有一个有才智的人可以自由地在思想领域遨游。

葛德文先生并没有太多注意地球上人类的真实状况,看一下他准备用什么方法克服人口过多所带来的困难就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他说:“……对本章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的明确回答是:现在预想困难未免过早。地球上四分之三可以住人的土地还没有被耕种。已经耕种的部分还能进行无限的改良。尽管人口不断增加,可也许过了多少世纪之后,地球仍将为它们的居民提供充足的生存资料。”我已经指出,认为在地球完全拒绝增加生产物以前,人口过多不会带来困苦和困难的观点是错误的。现在我们暂且假设葛德文先生的美好的平等制度以其最纯粹的形式实现,并看一下在这种完善的社会形态下这个困难会怎样迅速地压在人们身上。它无法加以应用,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我们的理论假设产生贫困和罪恶的一切原因在这个岛国都已消除。战争和你争我夺已停止。不利于健康的职业和工厂已不复存在。人们不再为宫廷的阴谋、为商业目的、为邪恶的满足而聚集于疫疠丛生的大城市。单纯的、健康的和适度的娱乐代替了饮酒、赌博和放荡。没有任何城镇大到会对人体产生有害的影响。这一人间天堂的幸福居民大部分居住在乡间的小村庄和农场中。每座房子都清洁、通风和宽敞,坐落在有益于健康的地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奢侈品的生产停止了。必须进行的农业劳动由所有人一起分担。我们假设这个岛国的人数及其生产物,同现在一样。受公平无私和正义支配的仁爱精神,使这些生产物可以按照人们的需要在社会所有成员中分配。虽然或许不能做到每个人每天都能吃肉,但植物性的食物和偶尔能吃到肉,已经可以满足节俭的人民的需要,并足以使他们保持健康的身体和饱满的精神。

葛德文先生认为婚姻是一种欺骗和独占。我们暂且假设性交建立在完全自由的原则之上。葛德文先生不认为这种自由会导致男女乱交,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用情不专是一种不道德的、腐败的和不合人情的嗜好,因而在单纯而有道德的社会中不可能很普遍。每一个男人都会为自己选择一个伴侣,而且只要双方都愿意保持这种关系,他也就会保持下去。按照葛德文先生的看法,一个女人有多少子女,子女属于谁,将是无关紧要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自然会从多余的地方流向匮乏的地方。每个人都乐于尽其所能地教育年轻的一代。

我不能想象,还有比这从总体上看更有利于人口增加的社会制度。现存婚姻的不可补救性,无疑使许多人对它望而却步。另一方面,不受限制的性交则会成为早婚的最有力的诱因,而由于我们假设人们不必为儿童未来抚养担扰,因而我以为,在100个二十三岁的妇女中也许找不到一个尚未成家的妇女。

由于上述这些因素大大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各种减少人口的原因又假定已经消除,人口数量的增加必将快于任何已知社会。前面我已提到,据斯泰尔斯博士发表、普赖斯博士曾引用的小册子所载,美洲腹部殖民地的居民人数在十五年间增加了一倍。英国肯定是比美洲腹部殖民地更有益于健康的国家,并且,按照我们的假设,这个岛国上的每一座房屋都是通风和卫生的,而对人们组织家庭的鼓励又大于美洲腹部殖民地,因此,其本土人口为什么没有(如果有可能)以少于十五年的时间增加一倍,就没有什么原因可以给予说明了。但我们决不会背离事实,我们只假定人口增加一倍的时间为二十五年,众所周知,美国北部各州的人口就是以这一速度增加的。

无疑,我们所假设的财产的均等化,再加上全社会的劳动主要投入到农业中,这都将大大促进我国农产品的增加。但是,要满足增长得如此迅速的人口的需要,葛德文先生所计算的每人每天劳动半小时肯定是不够的。或许每个人必须以一半时间用于为实现这一目的所进行的劳动。可是,即使做出这样的,甚至更多的努力,一个了解我国土壤的性质、已耕土地的肥力和未耕土地的贫瘠程度的人,也会对从现阶段开始的二十五年间平均总产量能否增加一倍表示疑惑。要做到这一点,惟一可行的办法或许就是耕种全部放牧地,并几乎完全不再食用肉类。但这个方案可能是自欺欺人。英国的土地不施肥是不能生产出大量食物的,而要制造出最适合英国土地的肥料,家畜似乎是不可或缺的。据说,中国有些省份的土地十分肥沃,即使不施肥,水稻一年仍可收获两次。英国则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土地。虽然这一岛国的平均产量很难在二十五年间增加一倍,但我们暂且假定它能够实现。因此,在第一个阶段到期时,食物(纵然全部是植物性的)足以供养增加一倍的人口:1400万,并使其保持健康的身体。

在第二个人口倍增的时期,哪里可以找到食物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迫切的需要呢?哪里有荒地可以开垦呢?哪里有必需的肥料来改良已耕的土地呢?稍知土地的人都会说,在第二个二十五年间,按相当于其现在收获的数量来增加我国的平均产量是不可能的。尽管这种增加不可能实现,我们仍然假定它会实现。我们的论证具有极大的力量,允许我们做几乎任何让步。然而,即使我们作这种让步,在第二个时期届满的时候,仍会有700万人没有给养。仅够2100万人糊口之用的食物却要在2800万人中分配。

天哪!人们生活在富裕中,任何人也无需担心而又吃力地去满足自己经常感到的需求,狭隘的利己主义原则不会再存在,人们将不再整天为生存需要而操心,并且还能够自由地遨游在与别人意趣相合的思想领域之中,这些情景到哪里去寻找呢?这种想象出来的华丽建筑物一经事实的严格检验便会消失。由富裕培育和激发起来的仁爱精神,将被匮乏的寒冷气息所抑制。已经消灭的可憎的感情将重新产生。自我保存的强大法则将驱除人们心灵中一切较温柔、较高尚的感情。作恶的诱惑过于强烈,人类的本性并不能抵制。谷物在成熟以前就被收割,或者被过多地隐藏起来,而一切撒谎骗人的不道德行为马上就会随之发生。子女众多的母亲不会再源源不断地得到生活必需品。儿童由于缺乏食物,而体弱多病。健康、红润的脸颊将被贫苦所致的苍白脸颊和凹陷的眼睛所代替。仍在少数人的内心萦回的仁爱之心在进行了几次无力的挣扎以后,利己心最终便恢复了它的绝对统治权,开始得意洋洋地横行于全世界。 hwD+ozhQC60xN7Y8cYRxLuR8FJxyOkGWDeDoliamEbIvCt3bGIBZS4uA9Ghehq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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