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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传
白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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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侨乡的书香门第
一个人能在他所从事的行业取得成功，除了与他自己的奋斗和天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之外，还与他成长的经历和环境、所受到的教育和家庭背景密不可分。李嘉诚也不例外，他的成功也和他的成长经历及家庭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身为华人首富的李嘉诚，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可以说是标准的书香门第。
李嘉诚是潮州人。潮州历史悠久。潮州的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海洋文化、周边文化等相互交融，还与西方文化进行了交流，进而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具有潮州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文化。潮州这片神奇的土地承载着秀美的湖光山色和深厚的人文底蕴。
由于潮州是著名的侨乡，所以潮州人享有“东方犹太人”的美誉。潮州人分布广泛，在世界各地都有他们的身影。据说，潮州人外迁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末年。当时，元朝军队大兵压境，当地的老百姓留在此地肯定是难逃厄运，于是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逃难。而这其中就有一大批人远渡重洋来到了异国他乡。后来，元朝为了扩大势力，向南洋群岛、日本等地发起远征，远征的士兵中就有不少潮州人。后来，这些人大部分都留在了台湾、西沙群岛、印尼和菲律宾等地。明末清初，由于一批潮州人参加的反清复明运动失败了，于是不得不滞留在南洋；清朝中期，潮州人郑昭做了15年的泰国国王，一批潮州人因此而迁往泰国，并掀起了移民狂潮；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又有很多潮州人因为种种原因而背井离乡。不过，世世代代的潮州人在出海时，几乎都是身无分文。但是，他们善于经营，再加上吃苦耐劳的天性，使得很多潮州人在他们移居的国家里成了经济强人。
在这些经济强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叫庄静庵。虽然他只在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但是他从小便胆识过人。他十几岁便到广州做生意，20岁时远走香港，创立了自己的事业。他的姐姐庄碧琴和他一样，生性豪爽，活泼开朗。可是，庄碧琴的丈夫李云经却是一个沉稳儒雅的书生。
李云经年近30岁时，遵从母意，迎娶了庄碧琴。在当时，这桩婚姻似乎门不当、户不对--虽然庄碧琴温柔贤惠、持家有道，但是其家族的背景却平淡无奇，而李云经的家族却是潮州的名门望户。
李氏家族本来在福建莆田聚族而居。李家在福建莆田的白塘平静地繁衍了20多代人，度过了400余年。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福建又陷入了战乱。后来郑成功占据台湾抗清，清政府为了遏制反清复明的情绪和举动，在顺治十八年，即1661年实行“截界迁民”的命令--以壶公山、天马山为界，筑界墙，界墙至海外的区域为“界外”，迫令“界外”的居民限期迁入“界内”，擅自出界者处死。显然，清政府妄图用政治上的高压手段，使郑军失去与内地的联系并得不到内地的物资供应，进而达到困死郑成功的目的。而福建沿海本不太平，清政府的这个举动使福建沿海更加混乱。
“截界迁民”本身就是一个野蛮的政策，留给居民迁徙的时间非常短暂，不超过三天。同时，为了使迁入的人民不对故地留恋，便焚毁界外所有的田园、树木、房屋，而白塘的李氏宗祠也一并被焚毁。于是，李氏族人就和其他的莆田人一样，流离失所。
限于形势所迫，李氏族人只好再次举家搬迁。这次，他们从莆田迁到了广东东部的潮州府，在潮州城内北门的面线巷定居。这一次迁徙的带领人叫李明山--潮州李家的一世祖。此后，潮州李家经过了李朝客、李子坤、李仲联、李世馨、李克任、李鹏万、李晓帆、李云经八代，门庭兴旺。
李鹏万是一个敏而好学的人，寒窗苦读后，通过了县试、府试、院试，并在每12年举行一次的“拔贡”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保送入京的资格。在京城，他又顺利通过了殿试，最后取得了官职，因而李家被朝廷授予贡旗。李鹏万的下一代是李晓帆，由于清末政局动荡、官场黑暗而闲居村野。但是，其间父亲李鹏万并没有放弃对他的教育。在父亲的教导下，李晓帆熟习儒家经典，并且喜好“老庄”，同时还深入研究释家。虽然他也和父亲一样，考取了功名，但却不愿入朝为官，可这并不影响他重视知识的思想--李晓帆要求李家必须诗书传家，并花费半生心血，为子孙建造了一个“藏书阁”，将祖先和自己的书籍存入其中，供李氏族人阅读学习。此外，他还在澄海兴办“澄海书院”，把一生所学传授给当地的孩子们，并且支持李云章和李云松两个孩子去日本留学。李云章在新学校就读，接触了新思想和新文化，开阔了眼界，又加之在新学校本分好学，所以获得了公派去日本留学的机会。在日本，李云章深入学习了先进的商业思想，成为潮州李家第一位商学博士；李云松在日本学习了教育专业，获得了教育学博士的学位，学成归国后秉承父志，在潮州、汕头两地从事教育工作；李云经也颇有先祖遗风，他沉稳踏实，敏锐好学，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了读书的天赋，过目成诵。在读书时期，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后来家道中落，使他在金山中学毕业后不能继续求学，同时为了养家糊口，他到莲阳懋德学校任教，后来娶了庄碧琴为妻。
2.出生在战乱纷争的年代
1928年，李云经、庄碧琴夫妇有了第一个孩子。这一年的7月29日，这个孩子出生在潮州一所古香古色、精致幽雅的古宅。喜得贵子的李氏夫妇十分欣喜，于是在为孩子起名字的时候格外用心--按照李氏家谱，孩子排名在“嘉”字辈，取名为“诚”，出自《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这正是李云经对孩子的寄托：不用学习就了解中庸之道，不用教诲就能做到中庸之道，自然而然地符合中庸之道，并且能一直保持中庸之道。而庄碧琴也说：“孩子凭借着中庸之道，可以在乱世中保全自身，在盛世中使自己衣食无忧。”最初，李氏夫妇只想通过这个名字，给新生儿送上自己美好的祝愿，但是却想不到，若干年之后，“李嘉诚”这个名字会在这个世界上有多重的分量。
李嘉诚恰到好处地继承了父母的优点，既稳重好学，又爱冒险。可以说，潮州人所具有的积极进取、诚实守信的优异品质，以及李氏家族的温文尔雅、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李嘉诚的身上融合在了一起。不过，在李嘉诚的家族里，他确实是一个例外。因为李氏家族一向以诗书传家，族人大多数都从事文教事业，然而李嘉诚却最终在商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九一八事变发生那年，李嘉诚三岁。这一年，李家的命运也有些坎坷。李嘉诚的祖父李晓帆去世，李嘉诚的兄弟姐妹相继出生，整个家庭的负担突然沉重了不少。李云经看到家里的经济状况日渐窘迫，就与妻子商量，与其教书受穷还不如像其他的潮州人那样去学习经商，也许会有更高的收入。但是，由于没有商业经验，李云经的经商之路走得格外辛苦。他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来到了爪哇国，在三宝垄的裕合公司做店员。这是一家潮州人开的公司，老板对这个老乡也格外照顾，但是，当时正逢时局动荡不安，又是经济大萧条的时期，所以李云经连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他别无选择，于是只好无功而返。回到潮州后，李云经在潮安县的恒安银庄做司库和出纳，但是依然挣不到很好的收入。屡次尝试失败后，李云经不得不重拾教鞭，来到龙都后沟学校当教师。事实证明，讲台才是他展示自己才华最好的地方。不久，他就在潮州的教育界小有名气，并于1935年春被聘为庵埠宏安小学的校长。
虽然李云经的弃教从商之举失败了，但是他的儿子却继承了父亲这种敢于进军新领域的冒险精神。李嘉诚和他的父亲一样，也和其他潮州人一样，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而且一旦得到合适的机会，便会大胆尝试。或许，正是因为李云经有冒险精神，所以他才会在潮州沦陷后，敢于带领全家来到人地两生的香港。可以说，李云经的这一举动为李嘉诚在后来成为华人首富打下了基础。
无论是在潮州还是香港，李云经都没有改变自己对大海的那种特殊的依恋。有时，他也会把自己的孩子带去看海，李嘉诚因而也感受到了大海的浩渺和宽广。李嘉诚从宽广的大海那里感觉到一种震撼，一种召唤，甚至是一种力量，一种征服世界的力量。
李嘉诚的注意力被海上的巨轮吸引了。在李嘉诚幼小的心中，巨轮是十分威风和伟大的。因为在李嘉诚眼中不可战胜的大海却被巨轮驯服了，这在他看来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大海上，巨轮可以随心所欲地航行，到达遥远的地方。可是，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变成驾驭巨轮的人呢？什么时候，自己才会被巨轮带到外边的世界呢？
于是，幼小的李嘉诚便常常把自己想象成巨轮的船长，想象着巨轮在自己的指挥下乘风破浪。
3.在战争阴影下颠沛流离的童年
李嘉诚出生的时候，恰好是中国在那个年代中少有的太平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向衰落，无暇顾及海外殖民地，中国因而在那个时候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机会。在长期的斗争中，各路军阀的势力都被削弱。1928年10月8日，蒋介石宣布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在这一年的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归顺了南京国民政府，使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此时的中华大地，虽然仍有局部的战争，但却是1860年以来最太平的时期。
李家在这个时候依旧经济拮据。但是，李云经却认为，无论多么苦，多么困难，都不能剥夺孩子读书的权利。于是，李嘉诚在五岁时，就被父亲送入观海寺小学读书。在这里，年幼的李嘉诚开始研习儒家经典。正是由于李云经的正确选择，李嘉诚才得以从小就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观海寺小学距离李氏祖宅并不远，所以李嘉诚可以在祖母和母亲的照顾下安心学习。其实，当时废除科举制度已经有二十余年了，内地一些较为发达的地方也有了新式的学堂，但是因为潮州地理位置偏僻，观海寺小学又属于观海寺庙产，所以授课内容还是以儒家经典为主。在观海寺小学里，人们不仅可以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还能听到诵经的声音。在这里，李嘉诚在接受儒家文化的同时，还受到了佛教文化的熏陶。仁、义、礼、智、信的儒家精神与大慈大悲、与人为善的佛教理念也从此影响了他的一生。
李嘉诚最爱去的地方就是祖父修建的藏书阁，这个藏书阁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藏书阁里那些祖辈流传下来的古籍，使李嘉诚受益匪浅。家中的藏书阁是李嘉诚成长的沃土。童年的广泛阅读使他迅速地成长起来，他也因此显得比同龄人更加成熟。由于从小就阅览了大量的书籍，李嘉诚储备了不少知识。他不仅自己阅读，而且还尝试着把从书中看到的故事讲给弟弟妹妹听。李嘉诚确实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他懂得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观察弟弟妹妹的表情，也知道根据弟弟妹妹的反应控制自己讲故事的速度，还知道怎样把握听故事的人的心理。为弟弟妹妹讲故事的经历，使他掌握了察言观色的秘诀，这也是他日后闯荡商海成功的利器。
因为经常照顾比自己还小的孩子，李嘉诚也像父母教育自己那样，尝试着教育弟弟妹妹。不同的是，李嘉诚最初的“教育”有些“野蛮”。他依仗自己年龄大、力气大，蛮横地要求弟弟妹妹服从自己的指挥。不过，李嘉诚不久就逐渐明白了，使弟弟妹妹听话是没错的，但是不能以大欺小。要想让人真心实意地服从，就要讲道理。李嘉诚在李家其他孩子的心中逐渐树立起了“正直”的形象，他也因此成为了李家孩子们的一个“小头目”。而大家也十分乐意找李嘉诚来解决一些难题，即使是孩子们之间的一些小纷争，也都是由李嘉诚出面调解。
1936年的时候，李云经被聘为潮安县庵埠镇崇圣小学的校长。于是，李嘉诚跟随父亲，转入了崇圣小学读书。为了减少李嘉诚上学路上的车马劳顿，父亲在崇圣小学后面租下了一间房子，门的上方挂着一块牌匾，上书“读书月斋”四个字。这就是李云经为自己的临时住所取的名字。在这里，李嘉诚度过了两年的童年时光。
虽然在崇圣小学里，李云经是校长，但是薪水微薄，肩上的担子却很重。因为学校缺少教师，所以李云经在处理学校中繁杂事务的同时，还要兼任国文、数学科目的老师。那时候，在崇圣小学的校园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李云经架着一副圆形眼镜，穿着破旧却整洁的蓝色长衫，胳膊下夹着几本书匆匆而过。而李嘉诚则会利用课余时间，在父子俩租住的小房间里用风炉煮些面条等简单的食物。虽然日子有些清苦，但是父子俩自得其乐。李嘉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接触到了儒家、道家和佛家的经典。李云经在给他讲解这些经典的同时，也教他理解生活中的实务，锻炼他的动手实践能力。
李云经因为生不逢时，一生都未能建功立业，因此把自己未了的心愿寄托在了儿子的身上。李嘉诚优异的学习成绩也给了父亲极大的安慰。如果不是后来风云变幻，战事突起，李嘉诚很可能会继续求学，然后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为一名教师。
4.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时间很快到了1937年。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野心极度膨胀。他们于这一年的7月7日挑起七七事变，发起了全面武装侵华战争。这一年的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拉开序幕。在两天之后，日军对南京发起了猛烈的轰炸，不仅仅是军队设施，就连居民区也没能逃脱他们的魔掌。
潮州虽然地处天涯一隅，但是也不像以往那样太平。那些山河破碎、国土沦丧和日军暴虐的新闻常常以醒目的标题出现在报纸上。每天，李云经都会给家人读一些这样的新闻。李嘉诚虽然不明白报纸上所说的事情，但是却可以感受到父母的忧虑。
那时候，李云经已经转到了庵埠郭垄小学担任校长职务，李嘉诚也跟随父亲，来到郭垄小学读书。在这里，李云经在教书的时候，还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向当地的百姓宣传抗日思想，并且还把自己编写的抗日教材发放给他们，同时也教学生们唱抗日歌曲。因此，他曾经执教过的崇圣小学和郭垄小学都出现了抗日救亡的热潮，大家踊跃参加高唱抗日歌曲、宣讲抗战救国、为前线募捐等活动。
有一次，李云经招待了一位从沦陷区逃出来的教育同人。据这位教育同人讲，原来广州郊县有200多所小学，但是沦陷之后，只剩下30多所。在剩下的这些小学里，都接受着日本的奴化教育--学生们不仅要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还要被强迫学习日语。他不愿意当亡国奴，因此逃了出来，而且还不能被日本人发现，否则自己的性命难保。可是，潮州也不是可以藏身的地方，下一步他打算去香港或者南洋。这位同人的经历和对沦陷区的描述，对李云经触动很大，他不得不为日后的出路作打算。
在1939年6月的一天，潮州也出现了代表着日本扩张野心的太阳旗。潮州的城区遭受了日军飞机猛烈的轰炸。当天，县教育局宣布，所有的学校停课。从事多年教育工作的李云经彻底失业了，只好带着李嘉诚回到了潮州北门街面线巷的祖宅中。而在那个时候，李嘉诚还没有从小学毕业，并且已经没有了上学的可能。在日军占领庵埠后，李嘉诚不敢随便出门，只好把自己关在藏书阁里，一心一意地读书。在这期间，在藏书阁里，他阅读了文天祥、辛弃疾、陆游等人的诗词和传记，也研读了《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他从中明白了许多道理，这些道理成为他日后经商和做人的一个准则。
潮州城人心惶惶，人们纷纷逃往城外。李云经却选择留在城里，并和那些留下来的有识之士聚会，秘密地商议抗日救国行动。李云经也想像那些热血青年一样，奔赴到抗日的最前线，或者参加敌后的抗日游击队。但是，他上有母亲，下有妻儿，所以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
1939年的冬天，局势更加恶化了。以前的潮州，是一个商贾云集的城市，来往的船只和车辆是潮州繁华的符号。而现在的潮州，已经变得衰败不堪，偶尔出现几个行人，也都行色匆匆，面色苍白。1940年初，李云经不得不带着老母亲、妻子和四个儿女，辗转逃到澄海县隆都松亢乡，寄居在姨亲那里。不久之后，他们又逃到了后沟，投靠当时在后沟小学教书的胞弟李奕。兄弟见面后欷不已，痛心于当时混乱的局势。李云经对胞弟说：“日本人打来的时候，我失业了。现在，全家人都处在逃难中，生活没有经济来源。而且，一家人又在逃难的途中染上了疟疾，也缺少医生和药。唉，祸不单行啊！”李奕宽慰兄长，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不过，在这一年，李家确实祸不单行，在逃难到后沟后不久，李嘉诚的祖母染上重病，不久便撒手人寰。李家的其他兄弟姐妹都在异地，在日寇横行的年代里，他们没有办法给兄弟姐妹送去消息，所以其他人都没能赶来奔丧。李云经兄弟两个人竭尽全力，也只能草草地为自己的母亲办了丧事，把母亲埋葬在后沟的山冈中。
在居无定所的日子里，李云经每天见到的都是惨不忍睹的血腥事件，饿殍遍地。即使是在夜深人静的晚上，也会从远处突然传来惨叫声，或者是枪声，令人胆战心惊。在李嘉诚的祖母去世后，李家的生活更为拮据。这时候，李云经失业已有一年的时间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李云经始终没能找到教职。另外，他身子单薄，不能从事苦力活，也没有经商的头脑，找不到谋生之路，只能慨叹“百无一用是书生”。胞弟的薪水也不高，无力接济他们，全家人心急如焚，却又没有办法。
无奈之中，庄碧琴想到自己的弟弟庄静庵在香港经营钟表生意，家境比较宽裕。而此时大陆虽然战火不断，香港却是太平盛世。为了避难，广东、福建等地都有很多人逃去香港。于是，庄碧琴和丈夫商量，举家迁往香港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李云经同意了妻子的建议，决定全家迁往香港。临走之前，李云经带着全家人，同胞弟一起来到山冈祭奠母亲，向母亲道别，然后兄弟挥泪分手。
然而，李云经一家去往香港的道路也不是平坦的。在全国抗战爆发后，日本封锁了中国东海岸全线。在占领广州后，中国的南海岸也被日本封锁。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李云经面前：一家人该如何逃去香港呢？
5.来到香港最初的日子
由于中国的海岸线全部被日本封锁，所以，海外援助给大陆民众的救灾物资只能通过香港中转至大陆，而暴虐至极的日军是不会允许这条生命线存在的。因此，日军在香港通往大陆的各条路口上都设置了重重关卡，对海路的审查尤为严格，妄图以此断绝大陆和香港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李云经一家想要逃往香港也变得更加困难。
李云经仔细研究了去香港的路线。他发现：如果一家人走海路的话，自然不会太艰辛，但是，日军对海路的封锁非常严，一家人平安到达香港的概率很低；陆路虽然比海路艰难，所需要的时间也更长，但是却可以避开日军的封锁线，更为安全。于是，李云经为全家设计了几条行进的线路。在1940年秋天的一个凌晨，李嘉诚带着弟弟妹妹，跟随着父母，踏上了去往香港的艰难旅程。
在李云经一家前往香港的路途中，城市和大路是不敢走的，因为在这些地方都有日军的占领和封锁。无奈之下，李嘉诚一家只好走崎岖的山间小路。即使这样，他们也不敢在白天行走，只能等到天黑悄悄行动。这时候的天气越来越凉，已经进入了深秋，山里时常下雨，原本就很曲折的山路更是泥泞不堪。一家人相互照顾，相互鼓励，摸索着翻过了崇山峻岭。最提心吊胆的事情，还是通过日军的封锁线。在路上，他们时常看到日军杀戮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残忍到了极点。他们不敢住旅店，因为即使有足够的钱财供他们到旅店里休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拿着枪杆的日军就会闯进来，大肆屠杀一番。为了安全起见，一家人只好露宿荒山野岭，与鸟兽为伍。如果有村庄的话，就算幸运了，因为村里的好心人会留宿他们一晚，他们便得以在茅屋里安身。李云经一家提心吊胆，历尽千辛万苦，经梅县、惠州、鲨鱼涌来到深圳，最后在夜晚抵达香港，终于见到了亲人庄静庵。
从此，李云经一家在香港的流亡生活就开始了。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内地相比，香港的确是一块乐土。从清政府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之后，英国便下达了命令：香港是“不抽税”之埠，并且允许各国在这里进行贸易往来，而华人的生活习惯也不必更改，这使香港成为了自由港。此后，香港依托自身的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同时发展本地工业，以造船业为代表的香港工业迅速崛起。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前期，香港已经发展成为亚洲繁华的都市之一。同时，港元也于1937年成为香港的法定货币。同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东部海岸被日军封锁，广州一带的华南沿海地区，渐渐地成为一个重要的对外通道，大量的战争物资需要通过香港运往内地。与内地的动荡不安相比，香港反而呈现出畸形的繁荣。
在这种畸形的繁荣中，李嘉诚的舅父庄静庵开创了自己的钟表事业。他创办的庄氏家族中南钟表有限公司是香港最大的中标企业之一，因而庄静庵也在香港钟表界赫赫有名。
其实，庄静庵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在家乡读完私塾后，他便和其他潮州人一样，外出闯荡。开始的时候，他在广州的一家银号里当学徒。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晋升为经理。后来，他离开了银号，另立门户。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庄静庵一直在经营批发生意。随着经商经验的增加，他敏锐地察觉到，有很大一部分广州商人在向香港转移资金。而当时，他也感觉到，内地的形势可能会发生变化。他思忖着，如果去了香港，不仅可以避免战乱，也可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思前想后，庄静庵决定：走为上，去香港发展！
1935年，27岁的庄静庵只身来到香港谋生，他立志要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创立自己的事业。那时候的香港还没有属于自己的钟表行业，所有的钟表都来自欧洲地区，经销商们也都是洋商。机敏的庄静庵发现了这个空白的领域，他清楚，钟表行业是一个新兴的行业，目前还处于上升时期，只要抓住了这个机遇，开创一片崭新的天地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在当时来到香港的潮州人里，有很多会做生意的人。但是在香港，他们大多数都在经营米铺、餐馆等投入小、成本低的生意。对于那些新兴的行业，少有潮州人进入。与这些人不同，庄静庵敢于进取，更有进军新领域的勇气。然而，庄静庵虽在潮州时有过从商的经历，但是却没有钟表行业的从业经历。那么，该从什么地方下手进入这个新兴的行业呢？不久之后，庄静庵找到了路径--从最简单的环节做起。
庄静庵在上环开了一间小工厂，主要生产布质、皮质的表带。庄静庵的小厂仅仅是生产，在销售方面由其他钟表商代理。由于庄静庵开始的时候就不放松质量上的管理，所以他生产的表带在香港以物美价廉著称，并且为他的厂子引来了很多的经销商。于是，庄静庵抓住机会，扩大生产规模。与此同时，庄静庵还进一步扩展市场。不久，在内地的市场上，也出现了庄静庵的厂子生产的表带。
20世纪40年代初，庄静庵将自己的业务扩展到了贸易领域。他从瑞士购入钟表，再销往东南亚各国。在这个过程中，庄静庵又积累起大量的资本。到了20世纪50年代，他正式进入了钟表行业：他的公司可以自己生产钟表了。由于庄静庵善于钻研，不断开拓进取，由生产表带到生产自己的钟表，只用了十余年的时间。
当李云经一家出现在庄静庵面前的时候，正是庄静庵的钟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1940年的秋天，李云经一家老小六口人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香港。从此，李嘉诚一家便和舅父一同在香港，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李嘉诚的眼里，舅父不像叔伯们那样引经据典，但是分析问题却总是一针见血，条理清晰；舅父也从来不像叔伯们那样哀怨慨叹，而是积极主动地去改变生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生活强者。
虽然在这个时候，庄静庵的事业已经颇具规模，但是姐姐一家的到来仍然给他增加了不少负担。可是，庄静庵没有丝毫的不高兴，他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亲戚，并且腾出一间屋子，供姐姐一家安身。
庄静庵向姐姐、姐夫询问了家乡的近况，然后向他们介绍了香港的现状：“现在的香港，有的是发财的机会，只要肯吃苦，一定会成功。潮州人又擅长做生意，我认识好多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在家乡的时候也只是下地干活的农民，来到香港后，开始经商，现在都发达了。”
庄静庵劝姐夫不要着急，先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去香港的大街小巷里转转，见识一下香港的市场。然而，李云经此时却急于找工作。不过，有一点出乎李云经夫妇的意料：庄静庵从来没有提起过，让姐夫到他的工厂里混个一官半职。
庄静庵心里很清楚，他的工厂里没有适合姐夫做的工作。姐夫太文弱了，而他需要的是技术工人，并且要求是熟手。无论从学问的角度讲，还是从经历的角度讲，姐夫都不可能放下尊严去做工厂的小伙计。虽然，李云经夫妇也了解庄静庵的难处，也知道庄静庵为了帮助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但是李云经毕竟长期生活在传统的伦理氛围里，庄静庵的做法使他在感情上无法接受。眼看着身上的盘缠越来越少，家里的人又等着吃饭，李云经心急如焚。
由于生活所迫，李云经不得不走出家门，四处求职。然而，香港在那个时候已经人满为患，即使李云经已经把要求降到了最低，只求温饱，依旧是四处碰壁，一无所获。虽然香港没有遭到日本人的轰炸，得以保持经济的繁荣，但是，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大量的难民不断拥入香港，在1938年秋天广州沦陷后更是到达顶峰。大量拥入的难民导致香港生存环境急剧恶化：既没有足够的粮食，也没有足够居住的地方。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供这么多人就业。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份可供养家糊口的工作，但是，真正能找得到的人却屈指可数。
李云经无比失落，他不知道该怎样面对眼前的事实，更不知道如何向妻儿交代。同时，香港与内地不同的文化也强烈地冲击着李云经的神经，这个时候的香港被人们称为“文化的沙漠”，英国百余年的统治已经使香港变成了一个和内地完全不同的社会。在这里，儒家文化被西方文化冲撞得支离破碎，而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也没有在香港生根。在这个社会里，物质现实赤裸裸地摆在人们的眼前，一切都被简化，金钱成了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但是，在香港这座城市里，没有人同情李云经的遭遇，也没有人欣赏他的才华，他看到的，只是人们的冷漠。渐渐地，李云经明白了，香港和潮州不同。他满腹的经纶、满腹的孔孟之道无法使他在香港挣到供全家人生活的收入。为了家人，他无论如何也得在香港生存下去，绝不能丧失信心。终于，经历了许多波折之后，李云经找到了一份在潮商开设的公司里做小职员的差使。
在公司里，李云经看到了香港社会的种种现实，而他保守的思想使他无法融入香港的商业社会，但是，他明白，如果想在香港生存下去，就必须接受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要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于是，他开始改变自己，教育子女认识香港社会，并向孩子强调要融入香港这座城市。
6.香港霓虹灯下的世态炎凉
那个时候，正是抗战风起云涌的时候，香港各界都积极地捐款捐物，以支援中国的军队。特别是那些香港的富商，慷慨捐助内地的抗战，这让喊了半辈子“教育救国”的李云经感触颇多，从心里接受了“实业救国”的思想。
在李云经一家初到香港的时候，庄静庵还抽空过来探望，但是后来探望的次数越来越少。不过，这并不是庄静庵不关心姐姐一家，而是香港的社会造就了他“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他整天在自己的生意中忙碌，将全部心血都投入到了钟表店，连自己家里的事情都很少过问。不过，正是由于庄静庵的这种“处处抢时间”的思想，才使得他的公司能迅速地抢占市场，不断地发展壮大。他总是在为生意而四处奔波，和时间竞争，因为这关系到他公司的生死存亡。庄静庵曾经对李嘉诚说：“香港的商场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战场，不能松懈半分。稍有懈怠，即使拥有万贯家财，最后也会变得一贫如洗。”舅父的这种危机意识，给李嘉诚上了生动的一课。
为了在香港与人沟通无碍，李嘉诚还把学习香港话当成了头等大事（因其具有潮州口音）。那时候，李嘉诚寄居在舅父家里，他郑重其事地拜表妹庄月明为师，刻苦学习香港话。
庄月明比李嘉诚小四岁，是庄静庵一家的掌上明珠，天真可爱，冰雪聪明。那时候，庄月明正在教会办的英文小学里读书。面对这个从沦陷区逃难过来的穷表哥，庄月明一点儿也不嫌弃，反而还把家里的好东西大方地分给表哥一份。当庄月明知道表哥要学习香港话的时候，自告奋勇地当起了老师。
庄月明就读的学校是由教会办的，那里从来不教中国的古典文化。庄静庵十分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他要求庄月明在教李嘉诚香港话的同时，向李嘉诚学习中国的古典文化。通过李嘉诚的教授，庄月明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使她后来在上大学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学专业，专攻中国古典文化。
在学会流利的香港话之后，李嘉诚仍然不满足。他发现，在香港虽然人们日常交流以香港话为主，但是书面文字或者官方文件，却有很大一部分是英文。如果他只会香港话而不会英文，那么还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香港人。而且，当时香港有不少国外的商业书籍，这些书籍都是用英语印刷的，如果他通晓英语，不仅可以直接阅读这些书籍，还可以同外国人交流。所以，他下定决心要掌握英语。同样，学习英语，他还是拜庄月明为师。那时的庄月明在教会学校上学已有一年的时间了，而且在上学之前，还跟随家庭教师学习过一年的英语。于是，庄月明像教李嘉诚香港话那样仔细地教李嘉诚英语。在表妹的认真教授下，李嘉诚的英语水平一步步地得到了提高。
和表妹在一起的日子，是李嘉诚到香港后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在这段时光里，李嘉诚渐渐发现，在其他的潮州人中，也有不少李家的世交，或者是曾经受过李家恩惠的，但是他们只是偶尔前来看望，此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真诚地伸出援助之手的，只有庄静庵一家。不过，李嘉诚也知道，虽然潮州人在外以团结著称，但是因为这时候的香港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太平了，在乱世中，人人自危，那些世交能够前来看望，已算是仁至义尽了。同时他也明白了，潮籍富商们都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他们不会理睬那些想依附的人，能够得到他们敬重的，只有那些事业的强者。
7.父亲英年早逝，李嘉诚的生活陷入困境
李嘉诚一家来到香港逃难，是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香港是英属殖民地，日本人的军队不敢踏入。但是，事与愿违，就在他们来到香港的第二年，日本人的炮弹就落在了香港的土地上。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同一天，日军也对香港、马来西亚等地发起进攻。这一天早上，香港启德机场和香港守备军驻扎的深水军营遭受了数十架日军轰炸机的袭击。仅仅几分钟，机场和军营就化为一片焦土，英军的防空系统瘫痪了。同时，大批的日本军队渡过深圳河进入新界，对香港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即使实力对比悬殊，香港军民还是没有放弃抵抗。经过18天的抵抗后，在各条战线都已瓦解、枪支弹药都已耗尽且水源也被切断的情况下，香港军民被迫向日本投降。12月25日，港督杨慕琪签署了投降书。从此，香港开始了日本统治的时期。
李云经一家又回到了日军炮火轰炸的噩梦中。一度繁荣的香港，转眼沦为人间地狱。即使在香港投降后，日本军队的狂轰滥炸也没有停止。香港投降后，日本军队放假三天，并且日本兵还得到允许“肆意妄为”的指令。那时，香港的街道上，随处可见肆意掠夺、奸淫屠杀的日本人。
这就是日本人占领香港的目的：掠夺香港的大量财富，而不是发展香港。在香港，他们强制推行日本票制，废除港币，用不等价兑换的方式，使香港居民手中的钱成为一堆废纸。香港的大量物资被贴上了“战利品”的标签，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导致香港本土物资奇缺，燃料稀少，公共交通陷入停滞的状态，很多人不得不劈开木质家具，作为燃料。特别是粮、油、米、面严重不足，香港剩下的粮食远远不能养活150万的人口。黑市上，最贵时的米价达到每斤200元。
为了应对粮食紧缺的状况，同时也为了减少对香港的守卫资源的分配，日本军队从1942年1月开始，实行“华人疏散方案”，采取劝告、威胁、利诱等各种手段迫使香港居民离开香港，特别是疏散那些没有生活来源、无以为生的人。到了1943年，日军甚至在街上随意抓人，强行押解出境。在香港沦陷后一年的时间里，估计至少有50万人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回家的路程也异常艰难。他们要冒着被暴徒、土匪打劫的危险，也有可能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在日军这种政策的压迫下，香港人口急剧减少。到了1945年的时候，香港的人口已经由原先的150万锐减至60万。
在日本统治时期，香港的很多工厂被日军霸占了，无法正常开工。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难以养家糊口。在这种情况下，李云经决定，由庄碧琴带领李嘉诚的弟弟妹妹们回到潮州老家，李云经和李嘉诚暂时留在香港。
战乱使一家人被迫分离，也没有通信渠道，相隔两地的一家人都无法得到对方的消息。在香港，李云经、李嘉诚父子为生计而苦苦挣扎。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李云经因长期的贫困生活和辛劳，不幸染上了肺结核。14岁的李嘉诚不得不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
当时李嘉诚的年龄还小，一个月的工资只有20港币，勉强能够糊口。为了照顾父亲，李嘉诚在白天加倍努力地工作，晚上回来还要尽力给父亲做些有营养的饭菜。李嘉诚勇敢地去面对眼前的逆境，他知道，他就是父亲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为了父亲能够早日康复，他绝对不能倒下。但是，李云经还是没有挺过这个难关，在1943年走完了坎坷的一生。
为了安葬父亲，李嘉诚含泪去买坟地。他找到两个自称是卖坟地的人，但是，李嘉诚没有马上把全部的钱付给他们，只是先交了订金。他坚持要看到坟地，才能把剩余的钱给他们。那两人见李嘉诚是一个孩子，便觉得好欺负，于是佯装同意带领他去看坟地，实际上却想在半路上见机甩掉李嘉诚。可李嘉诚却牢牢跟住他们，寸步不离。那两个人见此计不成，又想出另外一个办法：直接去坟场，随便找一个墓，把里面的尸体挖出来，然后再把空墓卖给这个小孩子。出于防备李嘉诚的目的，这两个人一直在用客家话交谈，但是他们不知道，跟在后面的李嘉诚从头到尾都听得清清楚楚。他愤怒了，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寡廉鲜耻的人，用这般龌龊的手段赚钱呢？李嘉诚心想，幸好自己懂得客家话，否则，父亲怎么会在九泉之下瞑目呢？
李嘉诚清楚，从这两个无赖手中，是无法要回订金的。无奈之下，他只能说自己不要坟地了。此后，李嘉诚另外找了一块墓地，安葬了父亲。经历了这次风波，李嘉诚慢慢长大了。他更清楚地看到了香港的社会现实。
8.小小年纪勇挑生活重担
为了生计，李嘉诚不得不回到他在父亲病重期间当学徒的那家店铺。不料，日本军队惨无人道的统治使这家店铺门庭冷落，无以为继，只好关张。在商店倒闭的前一天，店主召集店里的所有伙计，派发了遣散费，大伙也只能互相告别。李嘉诚也失业了。从这个时候起，李嘉诚就在努力寻找一份新工作。他依稀记得母亲曾经提起过一些在港做生意的潮州人，便试着去碰碰运气。
李嘉诚先去了黄记杂货店，店老板黄叔在潮州的时候就住在北门街，离李嘉诚的祖宅只有几步远。此外，这个黄叔还是伯父李云章的学生，与李家关系不错，也算是李家的世交。然而，当找到黄记杂货店的时候，李嘉诚怔住了：店铺依然在，但是却找不到招牌。店铺外面堆放着杂乱的垃圾，李嘉诚猜想到这家店铺大概很久以前就关门歇业了。
此后，李嘉诚又找到了几个母亲提及的人，这些人的情况也和黄叔类似。李嘉诚明白，在这样的乱世中，只有依靠自己才能求得生存。其实，舅父一直在关心李云经一家，也知道李嘉诚的难处。但是，他也知道，如果李嘉诚的生活过于顺利，那么对他的成长没有任何好处。想成就大事，必须历经磨难。所以，庄静庵一直没有帮助李嘉诚。
李嘉诚依然每天出去找工作，但是，由于时局动荡，各家店铺只求自保，根本不招工。再加上他年纪小，没根底，力气也不够，所以总是被人拒绝。但是李嘉诚并没有灰心，有一天，他来到了位于西营盘的春茗茶楼，想在这里碰碰运气。
春茗茶楼是潮州人李嘉茂经营的。在潮州时，李嘉茂曾经和李云经有过往来，知道李云经为人朴实善良。当他听说李云经已经去世的消息时，不由慨叹人世无常。看着面目清秀、透着书卷气息的李嘉诚，李嘉茂不由得心生同情。
李嘉诚向他说明了来意。因为两个人都来自潮州，因此，李嘉茂只对李嘉诚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在香港找一个保人，就可以来春茗茶楼上班了。李嘉诚十分感激这个好心的老板。可是，如果说到找保人，那么舅父就是最佳人选。但是，李嘉诚又放不下高傲的自尊心，这使他踌躇不定。
就在这时候，舅父庄静庵带着表妹庄月明前来探望李嘉诚，并且送给了他一些钱，也说明了来意：希望李嘉诚能去他的钟表行里做一名小伙计，学习如何修理钟表，学会一门能够养活自己的手艺。但李嘉诚谢绝了舅父的美意。他对舅父说，自己已经在一家茶楼里找到了一份跑堂的工作，只要舅父给他当保人，那么他明天就可以去上班了。庄静庵同意了。表妹庄月明也把自己在庙里求来的护身符送给了李嘉诚，希望李嘉诚可以平平安安。
于是，在舅父的担保下，李嘉诚来到春茗茶楼打工。在香港，人们有喝早茶的习惯，所以茶楼从早上5点就开始营业。每天天不亮，李嘉诚就要来到茶楼，打扫店铺，为一天的营业作准备。到了深夜客人散尽之后，茶楼才能关门，因此李嘉诚下班很晚。庄静庵看到李嘉诚起早贪黑，于是送给他一个闹钟，告诫他上班不能迟到。从那个时候起，李嘉诚就明白了守时的重要性。
在茶楼里，像李嘉诚这样的沏茶倒水的小伙计有一个绰号：“茶博士”。因为茶楼虽然是个小地方，但是喝茶的客人却来自各行各业。茶客们谈论的话题自然也是天南海北，无奇不有。跑堂的伙计在茶楼里待的时间长了，也自然可以学到各种知识，所以得名“茶博士”。白天的时候，茶楼的客人不多，一般只有几个老人家来打发时间。每到这时候，李嘉诚必须站在一边伺候，因此，老人们的谈话他也听到了不少。从这些人的谈话中，李嘉诚也学到不少做人做事的道理。
除了做人做事的道理，李嘉诚的观察能力也是在这个时候练成的。每当有客人进茶楼的时候，李嘉诚都会暗暗观察他们的穿着打扮，看他们的面容表情，听他们说话的语气、语速，通过这些来判断客人的身份、癖好等等。另外，李嘉诚待人和蔼，总是微笑迎客，所以很受客人的欢迎。
一次，李嘉诚听客人们谈话入了迷，竟然忘记了给客人加水。当他听到客人们的招呼时，慌慌张张地拎着壶过来，但是忙中出错，他不小心把水洒在了客人的裤脚上。李嘉诚当时就吓傻了，不知道如何是好，竟然忘了向客人道歉。前不久就有一个伙计把水洒在了客人的裤脚上，而那个客人又是一个帮派的头目，当即摔盘打人。虽然伙计当时就跪地磕头认错，但是老板依然怕惹不起眼前这个人，只好让伙计结账走人。所以，李嘉诚怔怔地想：如果因为这件事失去了工作，那么以后的生活靠什么？
李嘉诚脸色煞白，浑身都被汗湿透了。老板正要责备李嘉诚，客人开口了：“是我不小心碰了他一下，和这个伙计无关。”因为客人的大度，李嘉诚只是遵照老板的命令，给客人赔礼道歉，并没有像上一个伙计那样，失去工作。
事后，老板对李嘉诚说：“以后做事要多加小心。客人是上帝，只有让他们高兴了，他们才肯再次光顾。得罪了客人就是断了自己的活路。这次是客人心肠好，不但没有怨你，反而为你开脱，恐怕下次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记住，如果再出错，要主动赔礼道歉。”经历过这件事，李嘉诚懂得了为人处世的方法，也明白了“宽以待人”的道理。
茶楼里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是李嘉诚很快就适应了，而且工作越做越好，他的工钱也在逐渐增加。茶楼的工作也让李嘉诚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每天李嘉诚都要工作15个小时，而且还要不停地拎着茶壶穿梭于客人之间，因此回到家后他总是疲惫不堪。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在回家后看半个小时的书。在上班的路上，李嘉诚还喜欢做一个叫“不断超越”的游戏。那时的香港处在日本人的统治下，街上的行人不多。李嘉诚总是喜欢大步走，不断地超越前面的人。后来，这个游戏变成了习惯，伴随李嘉诚的一生。
在茶楼里，李嘉诚熟悉了所有的工作流程，他开始为自己的未来作打算。他知道，在茶楼做伙计只是一个挣钱生活的权宜之计，不会有太大的前途，而自己更不可能一辈子在茶楼里做工。于是，李嘉诚思考，在离开茶楼后，如何走好接下来的人生路？
在潮州的时候，李嘉诚曾经想过，他的生活，就应该像父亲李云经那样，饱读诗书，做一个有识之士，然后将知识传授给下一代，以教育来救国。可是，香港残酷的生活环境使他的梦想破碎了，同时也冲击着他的价值观。父亲的去世更使他明白了许多道理。李嘉诚想，父亲的病要是有钱医治，也不至于英年早逝。体弱的母亲还在老家艰难度日，需要自己来奉养，弟弟妹妹的教育费自己也责无旁贷，想到此，李嘉诚决计像舅父庄静庵那样从商。
在潮州，有很多人凭借潮州地处沿海的优势从事商业活动，潮州商人的名气很大。中国鄙视商业的思想也有千百年的历史了，商人历来的社会地位就是低下的，又被扣上了“无奸不商”的唯利主义帽子，所以，清高的读书人不屑于经商。但是，在茶楼里，李嘉诚也见到了很多讲究诚信的商人，自己的舅父庄静庵也是这样的商人。在抗战时，他们贡献了很多财物，得到了社会的赞誉。
从这些商人的身上，李嘉诚找到了自己今后的出路：经商。于是，他决定去舅父的公司里做事，这是向舅父学习经商的最好的方法。李嘉诚犹豫良久，因为他曾经拒绝过舅父的好意。不过，当时是他不愿意接受舅父的恩惠，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的李嘉诚有了自己的目标，他要创立自己的事业，而小小的茶楼绝不是他创立事业的空间。所以，他要近距离地接触舅父，一方面他可以学习经商；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学习钟表技术，这也是一门手艺。
庄静庵同意了李嘉诚的要求。因为他一直很看好李嘉诚，认为李嘉诚不同于其他孩子，他很有主见，而且有恒心、有毅力，将来一定能成大器。所以，当李嘉诚提出到他的中南钟表公司工作的时候，庄静庵欣然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