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第一章 驾驭时代的胡雪岩
纵观历史，我们就能发现这样一个规律：特殊时期容易造就特殊人物，而特殊人物又能在历史画卷上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清朝发展到道、咸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冲击。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引起长达十几年的内乱。这个时候，胡雪岩适时出场，他驾驭时势的能力堪称绝代，因此占了先机，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一、大清出了个胡雪岩
在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度，在大清这座大厦即将倾颓的时候，胡雪岩却如霹雳一样横空出世！
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成功商人”寥若晨星，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在于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经商是“贱业”！
中国过去是个重农轻商的国度，古代的四大行业，士农工商，商业是排在最后的。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之类，从对商业和商人的歧视这个侧面，也说明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达。
《史记·货殖列传》是古代唯一一篇专门为商贾立传的作品，这在当时和之后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可谓惊世骇俗之作。虽然司马迁的思想是先进的，但迫于世俗的压力，他特意将《史记·货殖列传》放到了全书的最后，以示商人连算卦、看相的地位都不如。即使这样，仍为一些“正人君子”所不容。如班彪、班固父子便认为司马迁为商贾立传是“轻仁义而羞贫穷”、“崇势利而羞贱贫”。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古时的统治者都重农轻商，商贾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商业却仍是致富最快、富有魅力的一个行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了一句当时的俗语：“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句商谚所总结的规律，可以说亘古不变，直到今天也没过时。
根深蒂固的“贱商”思想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停滞，然而在艰难的环境中，中国商人顽强地生存着，那几颗“晨星”至今仍闪耀着万丈光芒。回顾一下他们的经商历程，总结一下他们的商业经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应当不无裨益。
1.先辈们开创了“仁义经商”之路
据史籍记载，在胡雪岩之前，我国曾出现过几个极具影响力的巨贾，他们是商祖陶朱公、儒商鼻祖端木子贡、治生祖白圭、白衣天子沈万三。
在民间的商界，范蠡被公认为是“商祖”，受到经商者的参拜。在历史上，经商成名的人颇多，比范蠡早的经商者也有不少，但是“商祖”却只有一个，那就是陶朱公，即范蠡。
范蠡是春秋末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韬光养晦之计策，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
但当勾践复国之后，范蠡萌生退意。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人们称他陶朱公。他在这里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出非凡的经商才能。在19年内有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好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界的楷模。
儒商鼻祖端木子贡，即孔子的学生子贡，他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叮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白圭，东周洛阳人，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誉满天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并称白圭为“治生祖”。白圭认为，一个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这也可以说是他之所以能经商致富的要诀，“智”即要有权变；“勇”即要决断；“仁”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即坚守时机。他曾这样说过：“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白圭是一代商业大师，后世商人把他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为“商圣”；民间称白圭为“人间财神”，并设神牌供奉。
白衣天子沈万三，名富，字仲荣，元末明初人。关于沈万三发财致富的原因，大致有“垦殖说”、“分财说”和“通番说”三种。
沈万三“其先世以躬稼起家……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后得到了汾湖陆氏巨资，更由于“治财”有方显示了他出色的“经济管理”的才能，有了致富的本钱和关键。沈万三在致富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他曾支持过平江（苏州）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万三助筑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两个儿子的官；在南京还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
这些人或有名，或有利，或“名利双收”，他们如恒星一样散发着智慧的光芒。然而，天上的恒星即使再明亮，当它离我们太过遥远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它不如月亮看起来更真切。胡雪岩就是这个月亮，他的出现，让那些如恒星般的先辈们的光芒霎时暗淡了下来。
2.胡雪岩的侠义经商之路
古人认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意思是“一个农夫不种地，就有人挨饿；一个农妇不织布，就有人挨冻”。还认为商人“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彼此倾轧，出奇制胜，甚至坐地分肥，不劳而获，比比皆然也”。因此，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甚至于规定经商的人永世不得为官。到了明清，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这种状态也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阴霾之下，霹雳一声震天响，来了小胡做“侠商（左宗棠谓之侠义）”！胡雪岩的横空出世，不仅延续了古代巨贾们的仁义经商理念，而且把它们发扬光大，集仁义礼智信于一身，并一举打破了“经商不得为官”的桎梏，阶至二品顶戴，服至黄马褂。
从“布衣白手”到“红顶巨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现在，就让我们抱着探奇的心理重新梳理一下胡雪岩的奇迹历程。
胡雪岩1823年出生在安徽绩溪县十都湖里村。幼时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作为长子的他经推荐，进钱庄做学徒，从扫地、倒“夜香”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就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这一时期，胡雪岩认识了已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的王有龄。
胡雪岩慧眼识珠，认定王有龄前途不凡，便资助了王有龄五百两银子，叫王有龄速速进京混个官职。后王有龄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经其推荐到浙江巡抚门下，当了粮台总办。王有龄发迹后并未忘记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于是资助胡雪岩自开钱庄，号为“阜康”。之后，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了许多店铺。
庚申之变成为胡雪岩大发展的起点。在庚申之变中，胡雪岩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钩，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漕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不过，王有龄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失掉城池而自缢身亡，之后胡雪岩又结识了左宗棠。
1862年，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时“饷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粮饷短缺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左宗棠，令他苦恼无比。急于寻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
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殓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度也大大提高。这样，财源滚滚来也就不在话下了。自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将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活动，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已超过千万。
胡雪岩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还紧紧抓住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结识外国军官，为左宗棠训练了千余人、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这支军队曾经与清军联合进攻过宁波、奉代、绍兴等地。
在同太平天国战争中，左宗棠认识到了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重要性，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学习、自强御侮，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不便与外国人打交道。这样，与左宗棠联系极为密切，诸通华洋事务的胡雪岩在洋务运动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甘肃织呢总局；帮助左宗棠引进机器，用西洋新机器开凿径河。
1876年，胡雪岩筹设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于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胶厂。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其时，战争频仍，疫疠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备受欢迎。
此后，胡雪岩亲书“戒欺”字匾，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且制招牌为“真不二价”。胡庆余堂现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短短四年，胡庆余堂的资本就发展到280万两银子，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相辉映，得到了“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的美称。而胡雪岩也因其不耻下问、勇于探索，以一个钱庄出身、不熟悉药业的人在中国药业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使他的声名不致被时间所冲淡。
除了创办胡庆余堂以悬壶济世的义举之外，胡雪岩还为左宗棠的西征举借洋款，为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结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蛮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书写了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笔。
1866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奉命出关西征。西征军经费虽然由各省共同筹集，但为数不多，且经常拖欠。为解决经费问题，左宗棠只好奏请借洋款救急。这样，具体经办借洋款事务这一重任落在了胡雪岩肩上。
胡雪岩通过在上海汇丰银行一个帮办的安排，打算向英国渣打银行借款。双方很快就利息、期限、偿还方式等细节达成一致。胡雪岩为西征筹得第一笔借款。此后，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计金额为1870万两白银，终于帮助左宗棠收复了新疆。
在功成名就之后，胡雪岩并未忘记他的发迹之地--杭州，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善事。他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并设船，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还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估计已达20万两白银。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借此案使他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从这一切举动中可见他行侠仗义的仁厚之心和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
胡雪岩在商场驰骋多年，紧紧把握住“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精髓，先借助王有龄开钱庄，又以左宗棠为靠山创办胡庆余堂，为收复新疆筹借洋款，恢复因战事而终止的牛车，为百姓、为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而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
二、胡雪岩时代之大势
时势造英雄。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一个最适合英雄大展身手的平台已经搭设完毕。
如果我们撇开胡雪岩个人的经营谋划，看一看胡雪岩所不得不置身其中的时代背景，或许更有助于我们欣赏胡雪岩所独有的经商能力。
因为胡雪岩的时代，客观地讲，是一个老朽的秩序突然断裂，世人忽然坠入一片混沌之中、茫然不知所措的时代。胡雪岩之所以特殊、引人注目，就在于对混乱的时代有一个清醒的想法。坚信帮助官府维持秩序，帮助官人做好守护秩序的工作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一信念最终证明是正确的。
那么，混乱的秩序是怎样一种混乱法呢？别的人做了一些什么呢？为什么相比之下，胡雪岩的信念和手段是正确的呢？
1.纵看历史：经济发展势不可挡
明代晚期，中国江南经济已经有了一个较大发展。自发地反对管制、要求更多的商业自由权（包括自由择业、自由流动、减少赋税、减少关卡）的斗争已经出现。如果这种斗争有了一个较好的反应，管理体制的王朝和官僚阶层能对这种要求做一妥善之安排，一种较新的社会生存方式极有可能自然出现。
正是在这个时候，满洲人的铁蹄飞奔入关，整个社会的文明萌芽突然受到阻扼。北方游牧的生活方式，一下子打乱了南方的商业生活。
清朝初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圈地，圈地的目的不是用做放牧、养畜、交换，而是用做休闲、娱乐，这一现象一直延伸到清朝中叶。着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皇家狩猎场承德就是其代表。
这种圈地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新兴的商业不可能有自己舒展的发展条件，一切都必须服务于一个新的帝国，而不是服务于一般市民。
上述现象，就是史学界公认的清军入关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清军入关后中国经济近代化迅速被切断，为了加强其统治，清政府又祭起了中国封建时代的黄老之治，并不时佐以大棒。
但是商业的生机总是无孔不入的，只是这一时间中央集权也无孔不堵。所以，所有的商人都必须面临同一个问题：如何保证自己赢利的活动不被这个官僚机制所堵。
要想保证自己的商业活动能正常地进行下去，有两种办法：一是时时提防，二是打通关节。
总的来讲，纯粹用第一种办法，其生意一定做不大。这就是我们所说集权干预和官僚腐败的坏处。因为所谓的提防，无非是提防能够管着你的人，一不要影响你做生意，二不要瓜分你的利润。集权干预体制却正好保证了几乎所有相关的当权者（哪怕最小的哨卡营官）都有权来干预你。
只有第二种办法，介入集权体制中，以一定的利润换取保护，保证你在一定范围内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只有这种办法，才是集权时代唯一可能行得通的办法。
说它是可能，那是因为，必须保证这种集权不至于因为非常状态而使你力所能及的投靠者无力保护你。也就是说，必须保证，一个商人以利润所换取的保护能够有效。
当然，我们会很明白，只要一个商人投靠的保护者管辖的范围、能力足够大，那么在其管辖半径内，商人的赢利活动就足够自由。
这一点事实上是经济学中的计算问题。不过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近代的大商人中，大部分都是官商、买办商人或两者兼而有之。
而同一时代的西方，因为近代商人自治运动的兴起和长期的斗争，已经使商人和权力掌握者、权力执行者的关系有了一个大致妥当的安排。当商人从事经营活动时，可以依据王国的法律保证其财产、其经营活动不受干扰。也就是说，你身边的小哨官没有权利随便剥夺你的财产，占你的便宜，损耗你的利润。
这是近代中国商人所不得不面临的体制问题，不得不为之寻求解决办法。
另一方面，清朝对工商业的阻扼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增强。整个帝国处于农业耕作、自给自足状态，因为没有战事，国家的开支仅限于皇宫、官僚和镇压叛乱，而且大部分官僚的开支也不用中央政府划拨，而是在其任内从当地老百姓的上贡和赋税中直接抽取，所以国家并没有掌握足够的实力。
2.横看世界：西方势力蛮横入侵
相形之下，西方近代的发展已经使其国家以一种崭新的面目出现。
首先，他们通过发展，有了相对有效的法律体系，基本划定了各行业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使得商业活动可以除法律外基本不受其他因素干扰。
其次，商业的发展使其国家有了相对稳定的赋税收入，国家也开始有意进行各式国防、教育建设，整个国家有了雄厚的财政实力。
再次，国家也丝毫不拘泥于在西方体制内的相互尊重。当西方的商人入侵非西方的未发展地区时，西方政府一向采取强硬的武力姿态保证他们的商人能有效地在该地区从事商业活动。对于一个不懂法律和平等为何物，也没有能力去维护自己应有权力的民族，西方从来都毫不客气地以大棒换利润。
自18世纪中后期起，从英国开始，各西方主要国家纷纷进行了工业革命，钢铁机器制造、军械、纺织等工业迅速发展。
进入19世纪，轮船业已下水，蒸汽火车已经出现。从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短短20年的时期，这两样东西已经取代了所有传统的水陆交通运输工具，成为西方争霸世界的两件利器。
西方之迅速发展，与清王朝之缓慢自给的经济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西方人漂洋过海，初来中国时，他们并不是一下子就以一种赤裸裸的姿态出现的。
首先在贸易上，中国的丝茶瓷器深受西方人欢迎，成为中国与西洋贸易的大宗货物。西方商人大获其利，因而对公平贸易并无异议。
至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顺逆差问题，一开始时并不突出。西方既然喜欢中国的货物，也就不在意付出那一点钱来购买。
只是随着交往的增多，西方商人逐渐发觉中国是个比较好的商品倾销市场，尤其是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当西方商人满载货物回国，又空着船来中国时，他们总觉得这种空闲是不合适的，于是就开始携带鸦片。
一开始，这种携带是少的。随后，中国商人也发现这种商品很容易脱手。而且，许多地方官吏也逐渐喜欢上了这种商品，他们自然也就很容易为从事这种贸易的中国商人提供方便。
很快，这样的贸易扩展至全国。大清的银两迅速外流，大清的官吏和军队也都染上了这种能够让人陶醉的毒品。整个国家陷于鸦片的烟雾之中。
当清朝政府听从大臣的劝告，正视到这种商品的危险时，他们就派出官吏，对此采取严厉的措施。
这就是林则徐主持的着名的虎门销烟的由来。
到了这个时代，西方人对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官僚机制、国家体制都有了了解。根据他们的经验，只要用武力相威吓，清朝政府就必然放弃强硬的禁烟政策。
事实证明他们的经验是正确的。当轮船开近帝国的港口，炮轰帝国的城市时，西方人受到的抵抗是轻微的。清兵此时还在使用大刀和长矛，土制的大炮只能瞄准静物轰击，而且也架不住西洋大炮的进攻。所有这一切，对于船坚炮利的西方人来讲，却是那么微不足道。当帝国的信使五百里加快、日夜兼程地传递消息时，洋人坐着轮船，和他们几乎同时由帝国的南方到达北方。
这样的实力悬殊，使得清帝国受尽侮辱，不得不答应西方的各项要求，开放港口，并使鸦片贸易合法化。
中西之间的这种接触，只能进一步暴露清帝国的弱点。一开始帝国视其为“夷人”、“性如牛羊”，后来却发现西方人手持神物，无可抵御。再往后，西方人已经可大胆地进入帝国的首都，让帝国的皇帝闻风丧胆，落荒而逃。西方人不但可以抢掠，而且可以烧杀，对此清帝国却毫无办法，既无力还击，也不能抗议。
3.审视大清：羸弱之躯高烧不退
清朝从嘉庆帝开始，后面君主的才能都比较平庸。既缺乏康熙、雍正、乾隆的雄才大略，又无作为守成。乾隆盛世留下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清朝已经危机四伏。正如一个不会保养健康的老人，身体如此羸弱，以致患上一点小病小灾也会高烧不止，更何况，这次它患上的是来势汹汹的“禽流感”--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从其后来施行的政策来看，仍是不折不扣的封建农民起义。但是由于它已经置身于一个东、西方冲击的大背景下，所以其起事和过程都显得有些特殊。那就是，它祭起了西方“拜上帝”的旗子，却又行农民起义之要求。结果它两边都没有讨好，注定成为一个不了之局。
作为起义领袖的洪秀全，家庭为中农，略有几亩薄田。年轻时不甚得志，屡试不第。这一影响可能很大，因为他后来的行为稍显异常，流露出欲望太强、志向破灭后不能自持的轻度变态心理。这一点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多数人都有可能经历这个时期，随后平平安安地过去。但是这时他遇到了几个非常虔诚和热心的传教士，在听了传教士的几次宣讲，阅读了几本他们的小册子后，他忽然认为自己开悟，领略到了上帝的真谛。
于是他就回到广东老家，组织了几位志同道合者，创立了拜上帝会，并且砸毁了中国人的偶像--孔子--的塑像。随后他的几位跟随者在两广活动，借传教之名，秘密收罗会众。
洪秀全的经历非常特殊，他自认是上帝之子。这一点绝非基督教所愿意承认的。而且为了真实起见，他还乐意接受中国民间都普遍相信的方式--显灵。而正是后一点，差一点害了他。
洪秀全起事后，大举北上，起先颇有直捣黄龙府之势。随后在攻下武昌后，改变主意，挥师东进，沿长江顺流而下，夺取了六朝古都金陵。
洪秀全起事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这一影响不是表现在经济方面和制度方面，而是表现在人力资源方面。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社会经济和整个社会制度的架构毫无建树。但是，洪杨乱起，整个帝国的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了这一方面。为拯大厦于将倾，应时事之激而出现了一批风云人物。这批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旧有的天道性命空谈已不实用，必须以新眼光、新手段解决整个社会的困顿，以维持一个民族在内困（洪杨之乱）外扰（洋人攘扰）之时的最基本的秩序。其目的，直接是为了朝廷，间接是为了民生。
洪秀全的困难一开始尚不明显。但随后，曾国藩以护孔教的名义征伐，逐渐使所有的地主、知识分子意识到太平天国所奉行的东西，是一个与五千年传统所决然不同的异教。
地主、知识分子的这种意识，事实上把洪秀全置于一种不利地位。历来的农民起义，凡最终成事者，必须有地主、知识分子的参与。因为单纯的农民没有对国家建制的认识，也就不可能最终完成一个新国家的建设。地主、知识分子不参与，洪秀全的农民起义就只有陷入无序状态。
另外一种不利是在洪秀全集团内部。洪秀全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严格以基督教的等级制度治军。整个军队不许结婚，不许男女同营，一旦发现通奸者，必处以极刑。而洪秀全自己，一进入天京，就以封建帝王之制，搜罗天下美女，供己享用。为了表示宽容，他还允许按官阶与妻。管理者的这种特权和兵士阶层的受压迫，反差甚大，最终导致下层对天王的怀疑和不满。
同样是在天国内部，洪秀全本来为了显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就默许了东王杨秀清以上帝显灵的方式迷惑众人。但是到了后来，杨秀清不仅自己不再相信上帝这种骗人的鬼话，而且公开向洪秀全的地位发起挑战。其结果，天京内部发生大的变乱，洪秀全的上帝说受到了怀疑。影响所及，整个天国的运动从此进入了下坡阶段。
到了天国后期，洪秀全又面临另一种尴尬。各西方国家与清政府再次签订条约后，东南各省成了其势力范围。为了防止东南各省被洪秀全割据，构成对西方国家列强利益的危害，各西方国家纷纷与清政府合作，出兵出枪，镇压太平天国。同为上帝的子民，却相互厮杀。这一措手不及，使洪秀全的教义再次受到冲击。西方国家的参与，也使太平天国面临一个强劲的敌手。常州失守，太平天国的将领就曾经轻蔑地对李鸿章说：“要不是戈登洋枪队参与，你休想从我手中夺下常州。”西方参与对太平天国的威胁可见一斑。
以上所述，是胡雪岩所处时代大的形势。影响所及，整个国家一直处于内困外患的夹击中。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上海又是近代洋人之集散地，所以对这种夹击，从一开始就感受得十分强烈，而且其事业的各个方面，也无不与这些夹击的处理有关。最显赫的人物都是在这时涌现的，平定内敌和抵抗外患，也就是在这时进入了胡雪岩的视野。胡雪岩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理解了这个大背景，在这两只灾难的巨轮间辗转，帮助了消弭这两只灾难巨轮的世纪伟人。并因为这些伟人的范围所及，扩展了自己的商业活动空间。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看胡雪岩所处的地域。
胡雪岩老家是安徽绩溪，绩溪属徽州管辖。自古以来，徽州因为地瘠人多，不得不向外迁移，以商养农，所以徽州以商业着名。明清以来，淮扬商业，尤其是盐业发达。而淮扬商人的主体，就是迁移出来的徽州人。
徽州人经营最多的是钱业和当铺。而其他各业，凡可赢利的，徽州人也从来不吝参与。
胡雪岩因为祖上经营沙船事业，小有成就，所以全家就从绩溪老家迁到了杭州。后来沙船失利，破了产，胡雪岩一家经济陷于困顿中。
但是杭州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既指它的风景，也指它的物产。杭州背靠杭嘉湖地区，自古农田肥沃，丝蚕业发达。而向南向西，整个山区种植茶叶，是我国近代以来着名的对外供应地。
杭州以北，是新近发展起来的上海和历史同样悠久的苏州、扬州、常州及太湖地区。自两晋以来，整个上述地区就成为我国着名的产粮区，宋以来，又是我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明朝末年，正是以这一带丝织业的发展为核心，出现了近代的资本主义商业的萌芽。
由于商业的需求，这一带的地产转卖、钱业汇兑等制度性建设发展迅速，整个地区的商业气氛非常浓厚。封建时代重农抑商。而这一带虽然受大的背景影响，商人的地位仍然不是特别高，但是人们对商业的看法却远比北方人的看法要客观、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