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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时代的张爱玲，有了自己的梦想。自目天才的她，才华初露，便博得众人钦羡。家是回不去了，后母的睥睨、父亲的无情，是她驱之不去的梦魇。母亲的收留，在日日琐屑的冲刷下，亦不复温暖。香港，这陌生的土地，是打了折扣的留学梦，却也赐予她第一份相伴终身的友情。战火纷飞中，她的天才梦却更炽热。
圣玛利亚女校生活
从1931年秋到1937年夏，张爱玲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代。这是一所声名显赫的贵族学校，其办学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为上海滩培养名媛淑女。这所学校一年的学费相当于普通工人将近一年的工资，但还是有诸多家庭源源不断地把女儿送到这儿来念书。原因很简单：女儿将来能从这里踏入上流社会，嫁入豪门，成为政界、商界要员的夫人。比起这一回报，多花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进入圣玛利亚女校读书，对于张爱玲来说，是一种混合着欣喜与忧郁、绚丽与灰暗的独特经验。能够暂时远离冷漠、阴郁的家庭氛围，来到一片洋溢着西式风情的崭新天地，这对于一向对外部环境敏感的张爱玲来说，无疑是一种新鲜的刺激。
然而与她那些求学目的明确的同学们相比，张爱玲从来没有想过要将这所学校当做成为某某太太的跳板，甚至对此深恶痛绝。一个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在她毕业时填写的调查栏里，“最恨”一项，她写的是“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可以说，张爱玲是与这所学校的整体气质不合拍的。也正因为如此，她回忆起中学时代时，总是认为那是一段不愉快的时光。
撇开教育目的不谈，圣玛利亚女校的教育风格也显示出一种奇异的混合。这里的课程分为两大部分。英文、数理、西洋历史等课程全部用英文授课，教师也多为外国人，使学生接触到十分现代化的西方文明成果。然而，在中文的教学方面，这所学校所传授的却是最为保守、落伍的八股文，教师也多为前清科举出身的老学究。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为现代化的城市，在这样一座拥有钢琴房、健身房、游泳池等现代设施的校园里，一群豆蔻年华的少女们却要聆听一群身穿长袍马褂的夫子们，摇头晃脑地吟哦“说立志”、“论知耻”之类的八股文章。张爱玲在校期间曾写过两首打油诗，绝妙地描摹出这样两位先生的形象：
橙黄眼镜翠蓝袍，步步摆来步步摇。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一分高。
夫子善催眼，嘘嘘莫闹喧。手袖当堂坐，白眼望青天。
这两首匿名的小诗发表在校刊上，当即引起轩然大波。同学们争相传阅，被讽刺的先生气得直瞪眼，其中一位还直接告状告到了美国校长那里。校长给出三种解决办法：一、由刊物编者向该先生书面致歉；二、该刊物停办；三、张爱玲不准毕业。不过好在这位先生也担心事情闹大，有伤和气，便撤回“诉讼”，不了了之。张爱玲逃过一劫，然而从这个小插曲中，也能看出她对当时学校的这种教育风气的不满。
正是这种气质上的不合，让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常常感到落寞、不合群，也让正值花样年华的她表现出与实际年龄不符的郁郁寡欢、懒散消沉。在学校，张爱玲的“健忘”是出了名的。这既表现在生活细节上，也表现在课业上。比如学校规定不穿的鞋子必须放在宿舍的鞋柜里，不能随意乱放，否则就要把违反规定之人的鞋子放在走廊里“公示”。这种“待遇”，张爱玲是常常享有的，因为她总是忘记把鞋放在该放的地方。也常常忘记交作业，遇到老师催问，才猛然惊醒似的说一句“我忘了”。因为她的成绩优异，老师们大多不会对她大加责备，只得无可奈何地放过她。
在一群朝气蓬勃的女孩子中间，张爱玲无疑是独特的，是被视为“异类”的。以致多年以后，她的同学们回忆起中学时候的她，还往往夸张地模仿她摊开双手、无辜地说：“啊，我忘了。”这个口头语，几乎成了张爱玲的一个标志，一个留在他人记忆中的被放大的印记，似乎这女孩身上充斥着一股懒散的，甚至病恹恹的气息。其实这除了天生的性格原因外，不能不说是张爱玲对于周围环境的一种无意识的、带有防范心理的反应。她感到自己难以融入周围的人群，那些花枝招展、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孩子没有经历过像她这样凄凉、黯淡的童年，没有体会过父母的争吵、眼泪、出走，没有体会过寄人篱下的滋味。
在生活上，张爱玲感到自己是“滞后”的。那个弥漫着烟雾的家是滞后的，踉踉跄跄跟不上母亲决绝的步伐。从这个家里走出来的张爱玲，也感到自己在生活方面是滞后于自己那些毫无负担、欢笑着冲向前方的同学们的。这一点，从她对衣着的敏感上就能够看出来。
张爱玲对穿着有着天生的兴趣，爱美也是她从小表现出来的天性。梦想早早梳上爱司头、穿上高跟鞋、涂上鲜艳唇膏的她，在中学时代却始终是一只丑小鸭。缺少母爱的她，从未被人当做小公主来宠爱、打扮。她在宿舍被“公示”的鞋子，往往是破旧、寒酸的旧皮鞋。她所穿的衣服，也大多是亲戚们穿剩下的旧衣服。在她父亲再婚后，斤斤计较的继母曾送给张爱玲两箱旧衣服，还得意扬扬地声称这些衣服的料子都很好。可实际上，这些衣服不要说时髦，连整洁大方都算不上。张爱玲印象最深的是一件暗红色的薄棉袍，穿上像浑身生了冻疮，可是由于没有别的衣服换，她只得一天天地穿着，甚至一直穿到春天。她无法猜测别人是如何看待自己，唯一的解脱方式便是自己将自己遗忘--“我忘了”三个字是怎样的忧郁呵！或许唯有这种对自己的麻木，才能掩盖她内心深处的卑微之感。
这些生活上的细节，让张爱玲感到深深的厌恶与羞耻。在一群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贵族小姐中间，她的落寞是可想而知的。这种落寞让她的心过早地铺上了一层苍凉的底色，让她用懒散、健忘等迟暮的症候来掩盖内心的孤单。在女孩子最美丽的时光里，张爱玲始终袭着一身黯淡无光的衣裳。然而，她的光芒逐渐开始在另一个领域里熠熠闪耀。
才情早露
虽然张爱玲在中学时代有诸多的不愉快，可是她在写作方面的才华也正是在这一时段开始展现出来，并赢得人们的惊叹的。而这首先要归功于一位慧眼的伯乐--圣玛利亚女校国文部教师汪宏声。
与其他满嘴之乎者也的守旧老先生不同，汪宏声到任后，对国文课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不再要求学生们写八股文，而是要求她们发散思维，用真实的思想、自然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没有任何命题和体裁的限制。
这种要求看似给了学生最大的写作自由，可刚开始时却愁坏了这些女孩子们。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写八股文，真要漫无边际地自由发挥，还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因此最后交上来的作业中，优秀者寥寥。不过汪宏声还是注意到其中一篇名为《看云》的作品，署名为张爱玲。该文虽然有几个错别字，但瑕不掩瑜，行文流畅，文采斐然，很容易就从其他作品中脱颖而出。汪宏声由此开始注意到张爱玲，虽然他当时还不能把名字与具体的人对上号。于是在发作业时，汪宏声特意点名表扬了这篇《看云》，并让作者前来领作业，这才认识了这位穿着并不时髦的少女。而张爱玲还是一如既往地面无表情，即使在受到汪先生极力赞扬时，也像不关自己的事一般。
在汪宏声的大力提倡下，圣玛利亚女校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美文的气氛，摆脱了八股文的桎梏，文章体裁也渐渐丰富起来。不过，在所有写作者中，张爱玲依旧是引人注目的。
当时，圣玛利亚女校有一份名为《凤藻》的校刊，张爱玲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虽然当时她年纪尚小，但这些文章却写得浑厚、沧桑，有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也正是这种老练的笔法，让张爱玲的写作才华逐渐得以彰显。
《不幸的她》是一篇短篇小说，发表于1932年《凤藻》总第十二期，当时张爱玲只有十二岁，还是一名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小说描写了一对少女时代的密友，长大之后，两个人的命运有了强烈的反差。其中一人为反抗母亲为她包办的婚姻而孤独地漂泊四方，另一人通过自由恋爱、结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十年后，两人再次相见。短暂相聚后，那个不幸的女孩悄然离去，因为对方的快乐更让她感觉到自己的凄苦。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笔下流淌出的不是对未来梦幻般的美好憧憬，而是一个如此悲凉、哀伤的故事，不得不说这是父母婚姻的失败对张爱玲产生的巨大影响。《不幸的她》中也显露出对于女性独立、女性命运的最初思考，而这种思考将贯穿张爱玲的一生及其所有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幸的她》虽然是一篇习作，但对于了解张爱玲的全部写作及其一生，都是一把最好的钥匙。
除了小说外，张爱玲还在《凤藻》上发表了不少散文，如《迟暮》、《秋雨》等。这些文章更是写得老练沧桑，让人不敢相信是出于一个中学生之手。随着这些文章的发表，张爱玲在学校中的名气也渐渐大了起来。这时，她的伯乐汪宏声也在学校办了一份新刊物，起名《国光》，办刊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对写作的兴趣。《国光》问世之初，汪宏声就希望张爱玲能协助自己担任编辑工作，但对万事似乎都漠不关心的张爱玲，自然也对当编辑没什么兴趣，婉言谢绝了，不过答应给《国光》投稿。当然，她所谓的投稿，往往也是被汪先生催稿，有时候催得急了，她还是来那句经典台词--“我忘啦”。
不过，张爱玲还是在《国光》上发表了几篇受到交口称赞的作品，甚至连老师们在课间休息时，也在教师休息室里讨论这些作品。这些作品里，小说《霸王别姬》是颇为独特的一篇。它写的是项羽与虞姬的故事，可又与千古流传的版本不甚相同。它不是为了感念项羽的悲壮、虞姬的忠贞，也不是为了歌颂这段爱情的伟大，而是从虞姬这个女性的内心出发，塑造了一个具有现代独立意识的女性形象。在这篇小说里，虞姬开始思考自己生存的价值。她不愿仅仅成为项羽的附属品，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她宁可死。于是虞姬的自刎在张爱玲笔下有了新的含义--不是殉情，而是自我实现。
看到这篇观点新颖的小说，汪宏声的眼睛直发亮，他甚至把这篇小说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提并论，对张爱玲大加赞赏。或许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班上的这个女孩虽然沉默寡言、举止懒散，但却有一支生花妙笔，未来在文学上的发展将不可限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眼光是极为准确的。
其实除了写作之外，张爱玲原本对音乐也是很有兴趣的。在她童年最美好的那段时光里，她聆听过母亲、姑姑欢快的琴声，那琴声是与家庭的和睦、喜悦联系在一起的，让缺乏家庭温暖的张爱玲有一种本能的依恋和向往。她也曾希望把音乐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然而进入圣玛利亚女校后，她对钢琴却逐渐失去了兴趣。原来是教钢琴的先生太过严厉，如果张爱玲弹得不好，这位先生甚至会打她的手背，有时候会一把将她的手扫到琴盖上，疼痛万分，结果张爱玲对钢琴课甚至恐惧起来。
也正因为如此，写作渐渐成为张爱玲最大的精神寄托。其实圣玛利亚女校对于张爱玲来说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它与圣约翰青年学校、桃坞中学同为美国圣公会设立的大学预科性质的学校，其优秀毕业生有机会到欧美著名大学去深造。作家林语堂就是从圣约翰青年学校毕业的，并被保送到美国去读书。其实中学时代的张爱玲一直把林语堂视为偶像和目标，她希望像他一样优秀，出国留学，成为著名作家。她选择了写作这条路，从此义无反顾。
后母是一片挥之不去的阴云
张爱玲的父母离婚后，原本冷清的家就显得更加冷冰冰了。再加上学校毕竟有各种新鲜的气息，因此张爱玲很少回家，对家里发生的事情也知之甚少。不过有时候，她会去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姑姑张茂渊家里做客。在姑姑家的时光大多是快乐的，然而有一天，姑姑却告诉张爱玲一个让她惶恐的消息--她的父亲要再婚了。
听到这个消息，张爱玲的第一反应是如遭晴天霹雳。喜爱阅读的她看过太多有关恶毒后母的描述，对这个词有着一种本能的恐惧，没想到自己也要有后母了。这会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会像童话和小说里写的那样凶狠吗？会像自己的生母一样美丽、独立吗？会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对待自己和弟弟吗？对于这些问题，张爱玲毫无答案。她只能猜测、祈祷，甚至希望能阻止父亲再婚，把这个即将成为自己后母的人推下阳台摔死。
当然这只是孩子天真的愿望，而现实往往不遂人愿。1934年，张爱玲的继母孙用蕃嫁入张家。说起来，她与张廷重也算是门当户对。一方面，她是前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出身大户名门；另一方面，她与张廷重有着同样的爱好--抽鸦片。这样两个人组成的家庭，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可想而知。
对于张爱玲而言，如果说父母尚未离婚时，家庭的冰冷是由于父母无止境的争吵，那么在父亲再婚后，家庭的冰冷则是由于两个消沉、懒惰的瘾君子根本无暇顾及孩子们的感受。这两个拥有共同癖好的人经常一起躺在榻上抽鸦片，家里充斥着鸦片的烟雾，昏暗、阴沉，让人昏昏欲睡，没有一丝生命的活力。张爱玲是痛恨这种氛围的，正是这种氛围逼走了母亲，毁坏了一个完整的家庭，也使得两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原本应该欢乐无忧的童年。现在，有了“同谋”，父亲更加沉溺于鸦片无法自拔，张爱玲对家庭的失望又加深了一层。
父亲再婚后，全家人又搬回张爱玲出生的老房子里。但如今，她对这所房子已经没什么好感，因为这里有太多伤心的回忆。她更少回家了，与后母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冷冰冰的，偶尔见面打个招呼，也是纯粹礼貌性的。
孙用蕃虽然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但却没有多少大家闺秀的修养，对于张爱玲与张子静，她表现得就像小说中的后母一样心胸狭窄、斤斤计较、缺乏爱心。她很少给张爱玲做新衣服，而是常常把自己穿剩的旧衣服给张爱玲穿，让这个敏感的女孩在一群打扮时髦的女同学面前显得格格不入。不过张爱玲更在意的并不是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而是家人之间应有的关心与体贴，但是在后母身上，她发现这只是奢求。
有一次，全家人正坐在一起吃饭。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父亲大发脾气，还打了弟弟一记耳光。目睹此景，张爱玲心中一震，一股酸楚从心底升起，眼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她不敢大声哭，只得用饭碗挡在脸前，但还是被后母发现了。从弟弟被打到张爱玲流泪，这位后母不仅没有帮弟弟求情，也没有安慰爱玲，而是若无其事地一边继续吃饭，一边责怪道：“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听到后母这样冷漠的话，张爱玲再也忍不住了。她扔下手中的碗筷，站起身来冲进浴室，从里面把门插上，对着镜子默默地流泪。她感到自己心中有莫大的屈辱和仇恨--对后母的仇恨，对这个家的仇恨。她咬着牙在心里发誓：“我要报仇！”就在这时，她突然听见“砰”的一声，转头看去，发现是一只皮球弹到了浴室的玻璃窗上。原来年幼的弟弟已经忘记了刚才挨打的事，又开始兴高采烈地在浴室隔壁的阳台上玩耍起来了。弟弟对于耻辱的麻木，让张爱玲感到更加心寒且悲哀，她无法像弟弟一样迅速忘掉自己遭遇的一切。后母就如同一片挥之不去的阴云，盘旋在张爱玲的心底，成为一块伤疤，一簇即将被点燃的火苗。
旧家庭的背叛者
家庭已经无法让张爱玲感到温暖，于是她想要离开这个家了。1937年夏天，张爱玲从圣玛利亚女校中学毕业。在她面前，似乎即将展开一个新的天地，而她对未来也充满了憧憬。不过，离开家，到哪里去呢？
这时，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恰好回国了。母亲的回归，为张爱玲展示了一条充满诱惑的道路--像母亲一样出国留学。黄逸梵也正有此意。留洋多年的她深知女儿要想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就必须打开视野，多见世面，沐浴崭新的文明与文化，于是她托人约张廷重谈送女儿出国的事情。但张廷重总是避而不见，不愿与黄逸梵谈判。事情也因此总是僵持着，没有下文。
张爱玲则对出国留学充满了向往。一则，沉闷、不愉快的中学生涯终于结束了；二则，她亲眼看到从国外归来的母亲是那样气质出众、风采动人，尤其是那样自由、独立地生活着，这正是她最梦寐以求的生活啊。她觉得只要能出国，她这只丑小鸭就能变成白天鹅，她要穿上最漂亮别致的衣服去周游世界，享受生命中迟来的美好与欢乐。知道母亲在为自己争取留学机会，她更加高兴了。
可是父亲的态度始终不明朗，留学的事情久久被耽搁。日子在一天天的忐忑中过去，留学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张爱玲无比焦虑地等待着，日复一日。终于，她等不下去了，决定主动向父亲表明自己留学的决心。
在一个春日午后，面对躺在榻上抽鸦片的父亲和继母，张爱玲鼓足勇气，小心翼翼地说出自己想要出国留学的念头。这个场景，她事先已经在心里排练了无数次，但真的说出口的时候，还是紧张万分，心扑通扑通直跳。她一边说，一边偷偷看父亲的反应。糟糕，父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显然是生气了。张爱玲咬咬牙，把自己准备好的话一口气说完。紧接着，屋里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她不知该怎么办，只能等待。而父亲终于爆发了。他一下子从烟榻上跳起来，把烟枪直接摔到地上，对着张爱玲破口大骂。一旁的继母不但不帮忙求情，还添油加醋地责怪张爱玲的生母黄逸梵，说是她指使张爱玲这么做的。这样一来，张廷重更生气了，因为他也觉得是黄逸梵给了张爱玲留学的念头。他不愿让张爱玲去留学，因为正是这“留学”二字，让妻子离开了他，现在女儿也想要离开他了，他不甘在这个问题上连输两次。
父亲的态度让张爱玲心灰意冷，她只好暂且不提留学的事。当时上海正处于战乱中，她请求到母亲那里住一段时间，张廷重同意了。在母亲那儿待了两个星期后，张爱玲又回到父亲家中。没想到，刚进家门，就遇到了继母。继母阴沉着脸问她：“你怎么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张爱玲说自己已经告诉父亲了。继母冷笑一声，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里哪儿还有我呢？”说完，伸手就打了张爱玲一个耳光。
这个突如其来的耳光让张爱玲呆住了。她没想到继母竟这样找自己的茬，新仇旧恨顿时涌上心头。她本能地伸出手想要还以颜色，却被闻声赶来的两位用人拉住了。继母估计也没想到张爱玲有还手的念头，她尖叫着冲上楼去找张廷重，嘴里还喊着：“她打我！她打我！”张廷重以为张爱玲真的打了继母，他原本就对张爱玲想要留学的事耿耿于怀，现在更是火上浇油。他从楼上冲下来，一把抓住弱小的张爱玲，嘴里叫嚷着：“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张廷重像失去理智一般对自己的女儿拳打脚踢，可怜的张爱玲被打了无数耳光，挨了无数脚踹，几乎神志不清了。
过了许久，这阵暴风雨才算过去。张爱玲慢慢清醒过来，她看到自己已经遍体鳞伤，明白这个家对她而言已经彻底陌生了。她慢慢凝聚起一个念头，到巡捕房去报案，再也不管什么家丑不可外扬之类的教条。她拖着受伤的身体，慢慢走到大门口，没想到看门人却把她拦下，说：“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张爱玲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囚禁了，她拼了命地大吼大叫，试图引起门外巡警的注意，可是无济于事。她只得回到房子里，父亲知道她想去报警，拿起一只大花瓶就朝她砸去，幸好砸偏了，碎了一地。他甚至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
张爱玲在房间里整日整夜地哭，她几乎觉得自己的生命就要这样完结了，世界上没有人关心她、在乎她。仅仅几个星期，张爱玲的心苍老了许多。她不愿就这样死在这间房子里，她的脑海中涌现出许多逃跑的计划，此前看过的《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九尾龟》等小说中有关逃生的情节全都浮现出来。不过小说毕竟与现实不同，这些方案都被张爱玲无奈地一一否决了。
正在犯愁的时候，张爱玲偏偏又得了疟疾，病入膏肓。父亲对她还是不管不问。张爱玲悲哀地觉得自己真的快要死了。将张爱玲从小带大的用人何干看到她的惨状，实在于心不忍，又害怕她万一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自己也不好交代，于是偷偷把她的病情告诉了张廷重。张廷重也怕这个女儿真的死了，自己也难脱干系，因此趁孙用蕃不注意的时候悄悄给张爱玲注射抗生素。过了一段时间，张爱玲才终于渐渐好转。
大难不死的张爱玲并没有放弃逃跑的念头，反而让她更坚定了决心。她仔细研究了看门的两个用人换班的时间。在一个冬日的夜里，她首先用望远镜看清楚当时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于是轻轻走出房门，挨着墙慢慢摸索到大门口，拔出门闩，闪身出去，没有弄出一点声音。
重获自由的张爱玲起初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在深夜的街头急急地走着，大地看起来是那样的亲切。之后不久，张爱玲把自己被软禁的经历写成文章，投给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之所以投给这份报纸，是因为张廷重一直订阅该报，张爱玲故意要用这种方式复仇。报社的编辑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还给文章起了个引人注目的标题“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这是怎样的生活！一个女孩的生活！）张廷重看到此文时，不知会是何种感想。
母亲的家亦不再温暖
从父亲家中出逃的张爱玲，来到母亲黄逸梵家里避难。其实在她出逃之前，带她的用人何干就看出了她的心思，并曾劝阻她说：“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但张爱玲当时决心已定，非走不可。而她走后，果然再也回不去了。她的继母把她的东西都分给了别人，连何干都被当做同犯赶回了皖北老家。张爱玲自由了，同时也一无所有了，她只能去投靠母亲。
从小时候起，张爱玲与母亲之间就似乎一直隔着一段距离。即使当她们处于同一屋檐下时，母亲对于她也是遥远的、疏离的。后来母亲出了国，她更是只能在记忆中拼贴母亲的模样。虽然张爱玲是尊敬、爱慕甚至羡慕自己这位敢爱敢恨的母亲的，但她却始终无法与母亲产生普通母女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感情。
而这时，张爱玲与母亲突然要生活在一起了。她最初是兴奋的，这兴奋一方面是由于逃离了父亲与继母，重获自由；另一方面也是对与母亲在一起的向往。然而，在母亲家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张爱玲却不安地发现，母亲的家也渐渐变得不那么亲切了。
首要的原因是经济上的。张爱玲初到母亲家时，母亲就提醒过她：“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当时张爱玲正被自由的激情所鼓舞着，所以仍不假思索地表示不后悔。然而在现实到残酷的日子里，张爱玲逐渐感到钱在渐渐销蚀着母亲对自己的爱。
母亲原本并无多少积蓄，对于张爱玲的索求，也渐渐变得不耐烦起来。这让张爱玲感到十分尴尬。孩子向母亲要零花钱，这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要是换作别的女孩子，恐怕要起钱来理直气壮，得不到也会耍耍赖、撒撒娇，缠磨着母亲不放。可张爱玲不同，她从小就与母亲之间有距离感，再加上对于母亲收留自己已是十分感激，因此不敢再有许多要求。
在《童言无忌》中，张爱玲这样写道：
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这些琐屑的小事，让敏感的张爱玲感到是一种隐形的折磨。这种折磨虽然不像父亲那样以狂暴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正是这种平静的、隐秘的、滴水穿石般的折磨，让张爱玲更为窘迫。她慢慢地感到，“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在母亲的亲戚家里，张爱玲也常常感到贫穷给自己带来的困扰。有一次，她到舅舅家吃饭，舅妈看张爱玲总是穿几件破旧的衣服，就主动说要把自己女儿穿剩的衣服送给她穿。舅妈或许只是好意，没有别的意思，但张爱玲听到这话，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她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赶紧低下头假装吃饭。她觉得自己在亲戚眼中已经成了被怜悯、被接济的对象，这让敏感、清高的她情何以堪！
与母亲的隔阂并不仅仅是因为钱。母亲一心想要把张爱玲培养成一名德、才、交际能力俱佳的西式淑女，当初把她送到圣玛利亚女校读书，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然而在与少女时代的张爱玲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母亲却失望地发现，张爱玲距离西式淑女的标准相差太远了。虽然张爱玲的德与才都没有问题，但她对日常的生活常识、待人接物却表现出惊人的愚笨。后来在香港读书期间，张爱玲在散文《天才梦》中用自嘲的口吻回忆了自己让母亲失望的愚笨：她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学会补袜子；她害怕上理发店，害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服；许多人尝试过教她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她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还不知道电铃在哪儿；她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打针，连着三个月，可还是不认识那条路。用她自己的话说，“在现实的社会里等于一个废物”。
也正是这些在常人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事，让张爱玲的母亲觉得恼火。她也曾试图手把手地教张爱玲这些事情，教她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走路的姿势，教她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分就别轻易说笑话……但这些努力还是没有成功，而这显然不能满足母亲的愿望。有一次，生气的母亲甚至对张爱玲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可看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张爱玲感觉到母亲开始放弃自己了，开始对自己失望了。这让她在母亲家里的处境更加尴尬。
在母亲家时，还有一件事让张爱玲刻骨铭心。那年夏天，弟弟张子静也找到母亲家。他穿着一身脏兮兮的衣服，除了一双用旧报纸包着的篮球鞋，什么也没带。张爱玲一向是疼爱弟弟的，看到他是又惊又喜，连忙问他怎么来了。弟弟抽泣着说自己也要来和母亲一起住，因为父亲总是打自己。张爱玲心里一紧，觉得父亲一定是将对自己的恨转嫁到了弟弟身上，后母也一定不会爱护弟弟的。于是她也赶紧向母亲求情，希望母亲能够把弟弟留下。
可是母亲的回答让张爱玲很失望。母亲说自己的积蓄要负担女儿已经很不容易了，按照离婚协议，姐弟两人的生活费、学费原本就应该是父亲负担的，自己实在没有能力再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张爱玲看着弟弟又抱着那双篮球鞋无奈地回去了。黄逸梵究竟为什么不愿收留这个儿子，真的是钱的原因，还是对女儿的失望延续到对儿子的冷淡？这一切已经不得而知。但这件事给张爱玲的打击是巨大的。她在心里恨自己，觉得是自己害了弟弟。她也再次看到金钱的重要与可恶，后来在她的作品中，金钱对于人性、人情的影响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她的文字也无比犀利，鞭辟入里，因为这里面融入了她记忆中烙下的痛。
香港求学，打开另一个世界
父亲和母亲的家都不复温暖，张爱玲把自己对未来的期望都寄托到出国留学这一梦想上。好在母亲依然支持张爱玲的留学梦，为了帮助张爱玲复习，报考英国的伦敦大学，母亲特意为她请了一位犹太裔的英国家庭教师，专门帮助张爱玲复习数学，报酬是每小时五美元。母亲的投入、张爱玲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在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中，张爱玲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获得远东地区第一名。
梦想似乎就近在眼前了。但恰在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这让张爱玲的英国之行化为泡影。1939年，张爱玲拿着同一张成绩单来到香港大学，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涯。
到香港去，是张爱玲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她的心情是忐忑的，幸好母亲和姑姑拜托在英国认识的老友李开第先生做她的监护人。在香港码头，张爱玲被五颜六色的巨型广告牌弄花了眼，这是一座商业气息如此浓厚的城市。李先生顺利接到了张爱玲，并把她送到香港大学，一路还不停地给她介绍香港的风景、建筑和风土人情。张爱玲对香港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她感到眼前展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在香港大学求学期间，张爱玲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好学生。一方面，她深知自己不能再给母亲增加经济上的负担，所以要用优异的成绩争取奖学金；另一方面，她仍然希望将来能够到英国留学，而一张耀眼的成绩单无疑是必需的。所以大学时代的张爱玲几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她在课堂上总是认真听讲，认真做笔记。课余时间，她最喜欢泡在图书馆里，徜徉在书的海洋中。原本就天资聪颖的她，通过这样刻苦的努力，在每次考试中都名列前茅。她笑称自己能够揣摩每一位教授的心思，事实上这完全是她勤奋好学的结果。在两年内，张爱玲将港大文科的所有奖学金揽入囊中。有一次，在考试判卷时，一位以严厉出名的英国教授给了张爱玲很高的分数，而且还感慨地说：“我教了十几年书，从来没给过这样的分数。”这对张爱玲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励。
在这里张爱玲的英语水平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张爱玲一直想到英国留学，也希望能用英文写小说，所以她在大学期间刻苦练习英文写作，甚至给母亲、姑姑写信也用英文。从她们的回信中，张爱玲也不忘学习那些地道的英文表达方式。她还阅读了大量英文小说，用英文做笔记，尽量与人用英语交流。几年过去后，张爱玲的英文水平大增，使用起来无比娴熟，这为她后来的写作和生活打下了深厚的语言功底。
热爱学习的张爱玲对于香港大学的许多教授都有很好的印象，尤其是一位名叫佛朗士的历史教授。佛朗士是英国人，但他对中国非常了解。他会写中国字，而且写得不错，虽然不太清楚笔画的先后顺序。他喜欢抽烟，甚至上课时也一根接一根地抽，嘴唇上永远叼着一支烟，在他说话时，烟就像跷板似的一上一下，却怎么也不会落下来。他有些不修边幅，脖子上总是系着一块蓝绸作为领带。他个性独特，因为反对物质文明，他的家里不装电灯、自来水，连汽车也不是自己开，而是给用人买菜准备的。他和中国教授们一起到广州游玩时，还专门到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尼姑庵里去看小尼姑。张爱玲非常喜欢佛朗士教授，也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佛朗士讲授的历史不是枯燥无味的照本宣科，他会耍着花腔念那些官样文章，向学生传授他对历史独特的见解。佛朗士的课对张爱玲的历史观和世界观都有一定的影响，使她认识到“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后来，佛朗士教授在二战期间死于非命，张爱玲为此唏嘘良久。
在香港大学期间，张爱玲还做了一件对于她后来的写作生涯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参加《西风》杂志的征文比赛，并获名誉奖第三名，获奖作品便是她的散文名篇《天才梦》。
《西风》是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极为走红的一本杂志，它的宗旨是“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而且非常注重趣味性，因此深受当时知识界的推崇。张爱玲是向往欧美文化的，而且《西风》经常刊登林语堂的文章，这也让她非常喜欢，因为林语堂一直是她的偶像和目标。当张爱玲看到《西风》杂志举办征文比赛，便毫不犹豫地决定参加。
1939年，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留影。
这次比赛是《西风》为纪念创刊三周年举办的，题目是“我的……”这是个很适合写散文的题目，而且可发挥的空间也很大。张爱玲选择的视角很独特--我的天才梦。她在文章中回忆了自己文学兴趣的养成、写作的经历，以及现实生活中的愚笨，得出的结论是她必须发展她的天才，那就是写作。而生活中的笨拙，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这篇文章写得清新流畅，而且已经出现了典型的张式警句，如结尾处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后来便成为名句。应该说张爱玲的这篇文章不无自恋的成分，不过也充分表达出她对于写作的热爱与自信。
此次征文比赛共有685人参加，原本只打算评出10篇获奖作品，后来可能由于参赛者众多，难以割舍，组织者最后又增加了3个名誉奖的名额。最后公布的结果显示，张爱玲的《天才梦》仅获得名誉奖的最后一名。张爱玲后来回忆说自己曾首先接到获得头奖的通知，后来不知为何公布出来的却是不一样的结果，因此她对于这一结果一直耿耿于怀，尤其是获得头奖的作品《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远远超出了征文的规定字数。这次比赛成了张爱玲的一个心结。
不过后来有学者考证，张爱玲当时应该看错了征文上的规定字数，而收到的也应该是普通的获奖通知，而不是获头奖的通知。无论如何，《天才梦》是张爱玲这一文学天才迈向文坛的重要一步，也是她在香港大学期间最耀眼夺目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