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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于张爱玲，是一片氤氲着忧伤的朦胧风景。外人看来，是名门望族，奢逸风光；唯有局中人，才解其日暮颓靡，分崩离析。父亲，是漫着烟雾的房间里昏沉的午后；母亲，是隔着千山万水决绝的远帆。家的记忆，是尖利的争吵，摔破的花瓶，空荡荡的洋房，妙不可言又戛然而止的钢琴声。早慧的张爱玲，怀着懵懂的落寞，慢慢长大。
没落贵族
1920年，张爱玲出生了，她是在上海租界的一座洋房里“入世”的，当时被取名为张。
这座洋房是其祖母的陪嫁物，一共有二十多个房间，各间都装着透亮的玻璃，后面还有一排用人的屋子。这一年，张家家道已经日薄西山，一个旧式的名门望族正走向没落。
张爱玲的祖父是张佩纶（1848～1903），他是晚清的一代名士，传说仪容潇洒，能言善辩。22岁时，张佩纶就中了进士，与张之洞、陈宝箴等交好，被称为“清流党”。少年得志的张佩纶一向自视甚高，对当时手握重权的曾国藩、李鸿章也不买账，经常斥责其制定的治国方略。他闲时狎妓饮酒，常穿着竹布长衫，风流倜傥，竟引得京城士大夫争相效仿。
后来，张佩纶又成了“日讲起居注官”，专门陪在光绪皇帝身边进言献策。这个官职虽然没有实权，但对皇帝却有实际影响力。一时之间，张佩纶成了各派拉拢的目标。在这一点上，张佩纶还不失为一名铁骨铮铮的谏臣，他不为种种诱惑所动，该骂的照骂，犯有过错的封疆大吏、六部重臣都成了其参奏的对象。光绪帝对张佩纶倒是颇为欣赏，但那些大臣对他却没有什么好感。
满腹经纶的书生自然习惯多发议论，且喜好纸上谈兵。这一点，张佩纶也不例外。1884年，法国侵略越南，而越南当时还属于清朝的附属国，法国人此举无疑是在挑衅。战还是和，当时朝廷争议很大。这时，张佩纶挺身而出，力谏抗击之必要，频献退敌之法。渐渐地，朝廷上下被张佩纶雄辩的口才和文章所服，迅速派遣他去福建办理海防事宜。孰料，这一年也是张佩纶的厄运之年。到了福建不久，踌躇满志的张佩纶轻易地就被法军将领孤拔打败了。更令人不堪的是，本应坐镇指挥的张佩纶还临阵脱逃了，朝野上下极为愤怒。不久，张佩纶被革职查办，充军东北。
1888年，进入不惑之年的张佩纶刑满释放，而故人旧友唯恐避之不及。一时间，张佩纶生活非常潦倒，其夫人也不幸离世。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当年常被其弹劾的李鸿章居然将他招入府中，聘为幕僚。好事容易成双出现，不久，贵为中堂的李鸿章竟然还把幼女李菊耦许配给张佩纶。尽管如此，清流之士的张佩纶依然看不惯李鸿章的不少做法，但他多少还知道知恩图报。于是，张佩纶彻底退出政治舞台，迁居南京，与娇妻寄情山水，实为神仙眷侣。
然而，到了张爱玲父亲张廷重的时候，家境已大不如前了。1915年，张廷重成亲，娶了一位深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妻子黄逸梵。这位黄小姐来头也不小，她是清末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军门黄翼升的孙女，在家也是娇生惯养的。张廷重与黄逸梵的结合应该还有着亲上加亲的意思，因为黄逸梵也是李鸿章的远房外孙女，两家人算是世交。
尽管是旧式名门，黄逸梵还是接受了良好的新式教育，而且对变动着的世界有着独特的敏感。她喜欢阅读《茶花女》等翻译小说，崇尚个性自由。成年后的黄逸梵长相漂亮、身材高挑，待人接物有着大家闺秀的风范。张爱玲成年后对母亲的长相颇有兴趣，还曾为此翻阅过不少人种学的书。因为张爱玲从小就听人说她的母亲像拉丁民族的人，头发不黑，肤色不白，鼻高眼深，脸上轮廓鲜明。
与妻子相比，张廷重更愿意活在过去，他喜欢追慕家族曾经的辉煌，身上透着浓浓的遗少气。他有旧式的文化修养，旧学底子很厚实，喜好吟诗作对，这对童年的张爱玲有着一定的影响。在生活方式上，张廷重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虽然家族已经辉煌不再，但是他的行为、做派依然保留着豪门的奢靡。20世纪20年代初，他就有了一辆私人轿车，而且还配有专门的司机，这在当时是比较罕见的。分家后，张廷重更是肆意挥霍祖产，抽鸦片、豪赌、逛窑子、养姨太太，一掷千金。
这样的家庭只能加速走向衰落，而男女主人巨大的性格差异更是埋着分崩离析的导火索。
第一个家在天津
虽然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但成年后的她对那里没有任何原初印象，她关于家的记忆最早来自天津。
1922年，也就是张爱玲两岁时，张廷重托亲戚推荐，在天津津浦铁路局谋得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全家也从上海搬到天津。当时，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也一岁了。同去天津的，还有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
张家人搬到了天津英租界的一座宅院，那也是祖产，是张佩纶续娶李菊耦时购买的。张家在天津的日子过得是比较舒服的，有车有司机，连厨房里都有好几个用人在打杂。张爱玲有个叫何干的专属保姆，其弟张子静也有个专属保姆，叫张干。后来，张爱玲回忆：“（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张干）。”言语间虽有戏谑成分，但张爱玲很小就有男女平等以及奋斗观念，与此境遇也有一定关系。
每天早上，张爱玲都要被抱到母亲的铜床上去，趴在方格子的青棉被上，跟着睡眼惺忪的母亲背诵唐诗，与母亲逗乐一番。下午则是认字时间，据说认两个字就可以吃到两块绿豆糕。夏天的日子显得更轻松，一到中午，张爱玲就会到后院里。她穿着白底小红桃短纱衫、大红裤子，搬上小板凳放在阴凉的院中坐着，喝着满满一小碗去暑的淡绿色的六一散，津津有味地翻看着谜语书。
多年后，张爱玲仍记得庭院里有个大秋千架，一个高大的丫环经常陪她荡秋千，那个丫环额上有个疤，被她唤做“疤丫丫”。院里天井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粗通文墨但胸有大志的男用人，常用毛笔蘸水在那上面练习写字。这男用人瘦小清秀，还常常讲《三国演义》给张爱玲听。张爱玲很喜欢他，也替他取了一个匪夷所思但很可爱的名字叫“毛物”。毛物有两个弟弟，自然就依着叫“二毛物”、“三毛物”，于是毛物的妻子也就成了“毛物新娘子”，被简称为“毛娘”。毛娘倒是颇有姿色，有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红扑扑的鹅蛋脸，也经常给张爱玲讲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故事。当然毛娘的机灵有时显得很工于心计，后来疤丫丫嫁给三毛物，就吃尽了她的苦头。再后来，毛物一家人都离开了张府，自己开起了杂货铺子，女佣们还经常带张爱玲姐弟去照顾他们的生意。
幼时的张爱玲生活里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跟保姆斗法，特别是跟弟弟的保姆张干战斗。每每，张干看着这个决不饶人的“小大人”，总是被她气得七窍生烟。有一次，张干被气坏了，恶狠狠地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了！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张干似乎能从抓筷子的手指所处位置上预测她将来的命运，并且一脸严肃地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张爱玲连忙将手指移到筷子上端，急切地问道：“那抓得远呢？”张干一脸得意地说：“抓得远当然嫁得更远了。”顿时，张爱玲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张爱玲从小就有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有一次，张干买了个柿子回来，因为太生了，就把它放在抽屉里捂熟。这个事情，张爱玲记在了心上，隔两天就打开抽屉看看。那时，柿子显得透红，张爱玲疑心保姆是忘了拿出来分给姐弟俩吃。但她还在跟张干处于“冷战”期，尽管很想吃，幼小的女孩也不主动提醒张干。后来，柿子都烂成了一泡水。成年后，张爱玲仍记得这个细节，懊恼不已。无论如何，这种旁人难解的自尊心，在以后的日子里伴随着张爱玲走完了一生，她极少“送”人情，更极不愿意“欠”人情。
与姐姐张爱玲相比，张子静倒显得单纯得多。他的乳名叫小魁，大眼睛，长睫毛，皮肤雪白，长得很漂亮。又由于是男孩，在家族中深得长辈喜欢。长辈们常逗张子静：“你把眼睫毛借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他总是一脸严肃地回绝。有一次，家里有人谈起一个女人真漂亮，张子静在一旁天真地问：“有我好看吗？”一下子把大家都逗乐了。淘气的张子静还很嫉妒姐姐的画，有时偷偷拿走撕了，或者直接在上面画两道黑杠子。
童年的张子静除了有一副漂亮的长相外，其他什么都不行，还显得很没志气。这一点，张爱玲在其后的散文中多有感慨。那时张子静多病，吃东西都受节制，而他却非常馋嘴，即使看见人嘴动，也非让别人张开嘴看看有什么东西。生病了，他哭着要吃松子糖。大人在糖里加了黄连汁，喂他吃，想让他断了念想。张子静大哭起来，把一只小拳头塞到嘴里，仍然要吃。于是大人又在拳头上涂了黄连汁，张子静吮吸着拳头，哭得更厉害了。
在天津，张家也有不少亲戚，其中就有一位叫张人骏。他是清朝的最后一任两江总督，从辈分上看，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堂侄。张爱玲叫他二大爷，女佣经常带着她到张人骏家串门。每次张爱玲都要先被带到一个光亮的小房子里，一个高大的老人坐在房中的藤椅上，拿着线装书默默地看着。张爱玲脆脆地叫声二大爷，张人骏总会习惯性地问：“认了多少字？”这种时候，张人骏会让张爱玲背诗，她就很愉快地背诵从母亲那里学来的一知半解的唐诗。而每次背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时候，张老爷子总会黯然流泪。在这个家庭里，还有一个戴着厚眼镜、长相清秀的女孩，她是张人骏的孙女。张爱玲叫她妞大侄侄，她比张爱玲要大十几岁，但两人却经常在一起玩。后来，妞大侄侄嫁给了一个患有肺病的穷亲戚，生下的孩子也患有肺病，生活很不顺。
随着张爱玲姐弟俩渐渐长大，家里还给他们请了私塾先生，一天读到晚，学习比较枯燥。在读到“太王事獯于”时背不下来，张爱玲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才最终记住了。那段时间，她常为背不出书而苦恼，更苦恼的是，父亲还会不定期抽查。
父母生隙，姨太太入室
张爱玲的父母张廷重和黄逸梵的婚姻是门当户对的旧式婚姻，这种传统婚姻确实在封建社会里有着一定的稳定因子，但当20世纪早期西方思潮在多个层面渗透老中国时，这种婚姻模式便不再处于“超稳定结构”之中了。
张廷重是个遗少，思想大于行动，享受重于奋斗。以前在上海，他还有兄长的约束，到了天津，却是一点顾忌都没有了，于是尽情挥霍成了这个遗少的生活重心。这段时间，张廷重在外面还养了个姨太太。
黄逸梵要是一个传统女性也就罢了，可惜她不是，那么这个家庭也就难以维系下去了。不过在一段时间里，黄逸梵还能忍受，对于丈夫的放荡行为是懒得理会。
既然家庭生活不幸福，也就只能从其他方面寻求补偿。在那段日子里，黄逸梵经常和小姑子张茂渊一同逛街，大肆消费，挑选各种布料，回来后在大镜子前裁剪、比试。这时候，张廷重会皱起眉头，在一旁嘀咕：“人又不是衣裳架子。”然而由于自知理亏，张廷重并没有多少勇气去斥责，只是怏怏不快而已。
情况并没有这样一直维持下去，看着丈夫越来越出格的举动，作为新女性的黄逸梵已经无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向丈夫摊牌，提出要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明确禁止丈夫抽大烟和养姨太太。张廷重一脸诧异，自然是断然拒绝了。这个家，黄逸梵是待不下去了，她想出走，成为娜拉，而且要走得远远的。这虽然只是一个想法，但黄逸梵心意已决，剩下的就是时机问题了。当时，小姑子张茂渊要出国留学，黄逸梵以监护陪伴为名也偕同而去。
1924年，黄逸梵和张茂渊一同赴欧洲游学。临别那天，黄逸梵伏在床上痛哭，弄得周围人不知所措，她绿色衣裙上闪亮的装饰物随着痛苦抽搐而颤颤发光。用人几次前来催说已经到时候起程了，她仍是哭，好像没有听见，不理会用人。这时，用人把张爱玲抱到黄逸梵面前，让她也帮着催。黄逸梵的声音哭得更大了，似乎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倾泻出来。
当时只有四岁的张爱玲显然被吓着了，但她却没有哭。后来，“寡情”的张爱玲回忆起那段生活，“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早就不在那里了。”
客观地讲，黄逸梵的出走与张廷重在外面包养姨太太有很大关系。那个姨太太是个妓女，名唤老八，其实比张廷重还大两岁，有着苍白的瓜子脸，相貌并不出众。
其实，在黄逸梵出走前，张爱玲也是见过这位姨太太的。那一次，张廷重要带着女儿去姨太太居住的小公馆，张爱玲觉得这是对母亲的不忠，拼命扳着门不肯去，还手脚乱踢。张廷重生气了，把她横过来猛打了几下，终于还是抱过去了。不过张爱玲倒也“入乡随俗”，到了姨太太那边，看见很多新奇玩意儿也就不闹了。而且由于姨太太的热情敷衍，那天，张爱玲很高兴，吃了很多糖，交流颇为顺畅。
黄逸梵出洋之后，姨太太就直接搬进张家了。一时间，家里很热闹，常常有宴会，姨太太有很多名目的姐妹，而张爱玲就喜欢躲在帘子后面偷看她们。成年后，张爱玲还记得有一对十六七岁的姐妹坐在同一张沙发上，留着长刘海儿，穿着一色的玉色袄裤，雪白地偎依在一起，像是生在一起似的。常人喜欢关注的东西，张爱玲通常都是“盲视”，而那些普通人不在意的地方，张爱玲反而会留下深刻印象。或许她真是注定要成为“天才”的。
不过这位姨太太很不喜欢张子静，因为他长得像黄逸梵，所以她就顺势抬举起张爱玲。每天晚上，姨太太都会带着张爱玲去起士林舞厅跳舞。张爱玲喜欢坐在桌边，面前摆的蛋糕上的白奶油很高，她一个人埋头吃，吃完后就在昏黄的烛光里打起盹来。到了凌晨三四点钟，她才趴在用人的背上回家，张爱玲的夜猫子习性不知是不是从这时候养起来的。
有时候姨太太高兴起来，还替张爱玲做时髦的衣服，并逗着问她：“看我待你多好！你妈妈替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会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妈妈？”这时，张爱玲倒也豪爽，想都没想就回答：“喜欢你。”顿时，姨太太眉开眼笑。长大后，张爱玲每想起这一处，就会隐隐地浮上犯罪感，好像对不起自己的母亲似的。
不过姨太太的脾气并不怎么好。当时姨太太有一个侄子，她经常教他识字，但动辄就打这个侄子，她侄子的一张脸经常被打得睁不开眼。最后，张廷重也未能幸免，姨太太把他也给打了，用一个痰盂砸破了张廷重的头。族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出面交涉，逼得姨太太离开。
那天，张爱玲坐在楼上的阳台，望着姨太太带着两车子银器物品离开张家，默默不语。或许这个小姑娘见识了太多的悲欢，在言语层面已没有更多感触了，然而会不会作为母题化入文章里，那就难说了。用人们倒是拍手称快，纷纷高呼：“这下好了！”
然而情况并没有好起来，由于种种劣迹，张廷重在天津已是声名狼藉，官差不保。原本张廷重也没多看重津浦铁路局的英文秘书职位，那就是一个闲职，他都没上过几回班。对于那份不厚的薪水，张廷重更是看不入眼。但这份官差一则得来不易，二则好歹也是个头衔，一旦失去，张廷重自是颜面无存。事实上，这也是张廷重平生唯一的官差，以后他只有过一段短暂的银行工作经历，也属于带薪在家的形式。
痛定思痛，张廷重写信请求妻子回来，并承诺戒毒，答应不再娶妾。为了重新开始新生活，1928年，张廷重带着一家人又搬回了上海。
现世终究难以安稳
回到上海时，张爱玲已经八岁了。望着千种繁华的大上海，张爱玲莫名地兴奋起来，或许她本来就属于这里。
不久，黄逸梵回国了。在出洋的四年里，她学习了音乐、绘画以及戏剧等。可能这些并不是系统学习的，却扩大了她的眼界，增长了她的见识。而经历的漂泊之苦，对于初出家门的新女性来说，也只有她本人深刻体会了。接到丈夫的信，黄逸梵或许是找到了一个台阶，或许是淡忘了之前的家庭争吵，又或许是放不下一对儿女，总之她回来了。
母亲回来那天，张爱玲吵着让女佣给她穿上小红袄，这是她自认为最漂亮的衣服。看来对于这个见面，她还是很重视的。可是黄逸梵一见到她，第一句话就是：“怎么给她穿这么小的衣服？”一下子使得张爱玲很郁闷。然而不久，母亲就为她添置了新衣，把她打扮得漂亮极了。这时，父亲确实也想改好，他到医院接受治疗，戒除毒瘾。
张爱玲一家人又搬到了宝隆花园的一所欧式洋房里去住，那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还有很多亲戚朋友。客厅里铺着玫瑰红的地毯，椅子上覆盖着蓝色的椅套。母亲还吩咐人给张爱玲姐弟俩重新装饰了房间，姐姐房间的墙壁是橙红色的，成年后的张爱玲仍记得这一细节，因为她觉得这种颜色温暖而又亲近。或许这种感觉是童年的她最需要的。总之，她对当时的一切都非常满意，她希望过一种安稳的生活，从小就希望。但生活对这个临水照花的女人显然并不眷顾，这也许就是一种令人扼腕神伤的宿命。
家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欢愉起来，欢愉得有点不真实。妈妈、姑姑还有一个胖的伯母经常在一起谈笑，她们喜欢坐在钢琴凳上模仿电影里的恋爱情景。这时，张爱玲就在旁边看着，时常大笑起来，兴奋地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这一段光阴是张爱玲童年时期最开心的日子。后来，弟弟张子静撰文回忆：“姐姐偶尔侧过头来看着，对我俏皮地笑一笑，眨眨眼睛，意思似乎是说：‘你看多好！妈妈回来了！’”每读至此，都让人不胜唏嘘，这个天使仅仅就要求这些。
这种快乐，张爱玲是要与人分享的。她兴冲冲地给天津的一个玩伴写信，描述新房子、新生活，足足写了三页信纸，而且还配了图。之后，她没有收到回信。成年后，张爱玲推测，那应该是粗俗的夸耀让人生厌了。
姑姑张茂渊的钢琴弹得很动听，她每天都坚持练习钢琴。那种画面在张爱玲脑海中永远定格了：姑姑穿着泛着银光的大红毛衣，扎着漂亮花绒的衣袖，伸出纤细的手指弹奏着，琴上的玻璃瓶内插着花，旁边就是明净精致的窗子，妈妈则站在旁边伴唱。
妈妈很喜欢新小说，自己也订阅了《小说月刊》。那时《小说月刊》上正刊载老舍的《二马》，妈妈很喜欢，一边坐在抽水马桶上，一边阅读，常常笑出声来。看到这种景象，张爱玲也靠在门框边上傻笑。此后，张爱玲也很喜欢老舍的小说，显然与妈妈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接受诸多艺术熏陶的张爱玲也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充满着忧郁的感伤。看到书里夹一朵花，听妈妈说花的历史，她竟然掉下泪来。妈妈见了，就对弟弟说：“你看姐姐不是因为吃不到糖而哭哟！”一被夸奖，张爱玲高兴起来，眼泪也没了，觉得很不好意思。
然而现世终究难以安稳，这也是张爱玲所不能得的。
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父母的关系又变僵了。起因是父亲禁不起诱惑，又抽起了鸦片。不仅如此，父亲似乎变得聪明起来。他不愿意出全家的生活费，要妻子将自己的钱拿出来，为的是把妻子的钱逼光，到那时她想走也走不掉了。受过西式教育的黄逸梵怎么会吃他这一套，据理力争，丝毫不向好吃懒做的丈夫示弱。
于是父母间激烈的争吵又开始了。仆人们也吓慌了，连忙把张爱玲姐弟拉出来，叫他们乖一点。张爱玲和张子静默默无语，在阳台上静静地骑着三轮小脚踏车，似乎各有心事。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争吵就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张爱玲和弟弟在院子里逗狗玩，突然就能听到楼上父母的吵架声，以及东西摔碎的声音。
这种家庭气氛究竟对孩子们产生了多大影响？答案不好猜测，但张子静的回忆还是留下了线索，“姐姐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的感受，但我相信，她那时也一定是害怕的。”
无休止的争吵之后，便是身心俱疲。这时，黄逸梵终于下定了决心，她不能也不想维持这段婚姻了。于是她聘请了一名外国律师，负责与丈夫协议离婚。
张廷重本来不想离婚，但大势已去，也只能答应。办手续的那天，他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拿起笔要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又几次放下了。那个外国律师倒是看不下去了，打电话询问黄逸梵是否有商量的余地。黄逸梵只幽幽地说了一句话：“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听闻此语，张廷重才彻底放弃幻想，签了字。根据协议，张爱玲姐弟归父亲抚养，但张爱玲的教育问题要征得母亲的同意。
这一年是1930年，母亲搬出了宝隆花园的洋房，住进了上海的法租界。姑姑张茂渊因为看不惯父亲的所作所为，也一向意见不合，于是搬出去与母亲同住了。虽然父母离婚没有征求过张爱玲的意见，但她倒是赞成的，她不愿意看到他们这样争吵下去。幸好离婚书写明，她和弟弟可以常去看望母亲，这多少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离婚对于父亲的打击倒是不小，他更自暴自弃起来。鸦片不过瘾，他开始打起吗啡来，而且专门雇了一个用人给他打。渐渐地，父亲神经都有点不正常了，亲友、用人们都害怕起来，躲得远远的。他经常独自坐在阳台上，目光呆滞，嘴里嘟哝着什么。后来还是姑姑强制把他送到医院戒毒，大约治疗了三个月，父亲才保下了一条命，不过鸦片还是要抽的。
入学风波
父母离婚后，张爱玲和弟弟就跟着父亲过。吃吃喝喝，懒懒散散，也没有什么不好，日子就这样打发着。有时父亲高兴起来了，也会给他们讲点古典诗词、小说，而且还亲手修改他们的习作，但这种时候不多，更多是呵斥打骂。
其实张爱玲早到了入学的年龄，黄逸梵再也坐不住了，她担心荒废了儿女的学业，闹离婚的时候就曾向张廷重提出要让孩子们到新式学堂上学。张廷重坚决不肯，倒也不是心疼钱，他想让孩子在家接受传统私塾教育。结果两个人又是大吵了一架。
一次，黄逸梵瞅准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就像拐卖幼儿的人贩子一样，把张爱玲从家里偷带出来。她连忙把张爱玲送到了上海黄氏小学，想来个木已成舟。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黄逸梵愣住了，她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可能觉得张这个名字太土气，支着头想了好一会儿。最终黄逸梵还是没想好，于是打算先暂时胡乱取一个，以后再好好想想。她随手写下了“张爱玲”三个字，写完后还自我解嘲似的撇撇嘴。很明显，黄逸梵不满意这个名字，但是她想不到十几年后，这个随手写出的名字将响彻大上海的文坛。其实黄逸梵以后还是嫌这个名字太俗，每每想改个好听的名字，但最终都放弃了。
张爱玲入读黄氏小学时，已经十岁了，由于有一定的学业底子，她直接插班读了五年级。这是张爱玲第一次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应该说，在这所小学里，张爱玲多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培养，特别是写作技巧方面。
张爱玲是住宿生，每个星期只回一次家，都是家里的司机把她接回去。张子静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他是儿子，是父亲重点“培养”的对象，母亲是无法让他进入新式学堂的。姐姐去了学校，所以多数时候，张子静都要独自面对私塾里的老先生，这样更显得枯燥乏味。他经常听着听着就打起瞌睡来，有时候直接装病不去上课。
读小学期间，张爱玲写了第一篇有头有尾的小说。情节大致讲的是一个三角恋的故事：有一个叫素贞的女子聪明善良，她有一个男朋友叫殷海生，是个花花公子，后来竟然和素贞的女朋友好上了。面对两个人的背叛，素贞伤心欲绝，最后到西湖投水自杀了。写完后，张爱玲很得意，还拿给母亲看。母亲倒是很认真地看了，而且还具体指出，女主人公要自杀的话，是不会特地从上海坐火车到西湖去投水的，这不符合生活逻辑。这可能是张爱玲较早听到的对自己的“文学批评”，不过一如后来一样，她有自己的情感逻辑，不会轻易为别人改变。张爱玲喜欢诗化的烟雨西湖，她最后仍然坚持在这篇小说里保留这一情节。
起先这篇小说是写在一个小本子上的，后来在同学间传开了，大家争相阅读，以致字迹都渐渐变模糊了。可见这篇小说迅速赢得了“市场”，张爱玲也收获了第一批读者。因为小说中的花花公子叫殷海生，一个姓殷的同学不干了，他要求张爱玲把姓氏改一下。于是张爱玲就改成了王海生，后来又做改动，改来改去，纸都被擦破了。这个细节，张爱玲一直记得，而这种记忆是否带着甜蜜，抑或仅是谈笑之资，这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少女时期的张爱玲通过自己的文字收获了自信。
对于经历了种种风波才换来的入学机会，张爱玲还是比较珍惜的，各方面还算上进。放了寒假，她还仿照当时报刊的副刊形式，自己编起报纸，文字和插图都一个人完成。张廷重看见了也很高兴，有亲友过来，他一定要向他们展示一下。
尽管已经入读了新式学堂，张爱玲对家里的私塾老师也颇有兴趣。后来，张廷重重新为儿子张子静聘请了一位博学的朱先生。张爱玲每次回家，都要和他谈天说地。有一次，张爱玲从父亲的书房找到一部《海上花列传》，由于里面的妓女都是用苏州方言讲话，她就缠着朱先生解释。朱先生没有办法，只好捏着喉咙学女声朗读起来，姐弟俩大笑不止。谁又能料到，许多年后，在美国的张爱玲居然翻译了这部小说。
早慧的女孩
有人说张爱玲是没有童年的，她一起步就是少女。话虽偏激，却也有洞见之处。从小，张爱玲就与同年龄层的孩子不一样，显示出了独具特点的早慧气质。
抓周”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习俗，要求小孩子过周岁时在一个盘子里抓起一样东西，根据这个来预测其将来的命运和志向。张爱玲也经历过这个东方仪式，她选择了什么呢？遗憾的是，在众多的备选物品中，张爱玲的小手拿起的是一个小金镑，这令一家人都扫兴不已，以致后来张爱玲也笑称自己从小就很喜欢钱，她毫不掩饰地表示，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个名词，她就坚持自己是拜金主义者。或许这一切都源自抓周仪式上的那个命运女神的神秘微笑。
三岁时，张爱玲就能背诵唐诗了，引得亲友们称赞不已。七岁时，她就开始尝试写小说，遇到笔画复杂的字，她就跑去问厨子怎么写。写着写着，张爱玲就没心思了，没有坚持下去。同时，她对历史题材发生了兴趣，于是写起了历史小说，开头便是“话说隋末唐初时候”。这一篇是在一个旧账簿的空白处写的，簿子宽而短，分成上下两截，张爱玲用毛笔写满了一张。一个亲戚见了，逗笑着说：“嗬，写起《隋唐演义》来了。”张爱玲自然是非常得意，可是那时她肚子里的墨水太少，始终只写了这么一张，小说也就无疾而终了。
在天津，有一年大年初一，保姆没有叫醒张爱玲迎接新年，放完鞭炮她才醒。那一次，张爱玲哭闹得很凶，后来她回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分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
母亲在天津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因此经常和姑姑逛街、买衣服。她们喜欢在镜子前试穿衣服，虽然父亲对此很反感，但张爱玲喜欢。她在旁边仰着脸看着试衣服的母亲，也憧憬长大后能像母亲那么漂亮。那时，她就确立了“理想”：“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
从小，张爱玲就是孩子王，她喜欢自己拿主意，作出决定。有一次张家请客，来了很多亲戚朋友，也带了很多孩子。舅舅黄定柱家来了很多女孩，另一个亲戚家带了三个儿子来，最小的儿子生肖属狗，小名叫“哈巴”，长得很可爱。张爱玲和表姐妹们商量之后，突然把哈巴关到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见此情景，楼下的男孩们几次冲上楼去救哈巴，都败下阵来。虽然有好几个表姐都比张爱玲大很多，但张爱玲却站在楼梯上发号施令，指挥若定，几个男孩都不敌“娘子军”的威力。
姐弟俩在一起玩的时候，姐姐也总是负责指挥的。多年后，张爱玲还撰文回忆：
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球，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的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张爱玲从小就喜欢画画和写作，后来，看见姑姑弹钢琴，她就感叹了一句：“我要是弹得这么好就好了！”虽然只是无心之语，一旁的母亲倒是有心之人。为了培养孩子的艺术才能，母亲连忙送她去学钢琴。母亲对她说：“既然是一生一世之事，第一要知道怎么爱惜你的琴。琴键一个个雪白的，没洗过手不能碰。”母亲每天用一块鹦哥绿绒布亲自揩去钢琴上面的灰尘，并带她到音乐厅去欣赏音乐。
真正让张爱玲下定决心去好好学钢琴，是来自一个很偶然的事件。那段时间，在写作、绘画、弹琴之间，张爱玲一直举棋不定要做好哪一个。十岁左右的年纪，她就开始为未来的职业打算了。有一次，她看了一部描写穷困潦倒的画家的影片后，大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教琴的是一位俄国女人，宽大的面颊上生着茸茸的金汗毛，经常夸奖张爱玲，激动起来，抱着她的头吻着。张爱玲总是客气地微笑着，没有任何回应动作，但总记着她吻的地方，然后隔了一会儿偷偷用手绢子去擦。每次到钢琴老师家，都是她丈夫极有礼貌地开门。而张爱玲很矜持，从不向她丈夫看，因此几年来始终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脑子里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十来岁的张爱玲就如此懂礼貌，并且显出大人似的客气，学会用理性节制感情，这一点确实异于常人。而这是不能用优点或者缺点进行简单划分的，应该是一种特点，连对父母的爱也不例外。
1932年，黄逸梵又要动身到法国去了。那时张爱玲还在学校里住读，母亲到学校来看她，她没有任何难舍惜别的表示，母亲倒也很安然。母女俩的对话很平静，没有什么伤感之色。张爱玲知道，母亲会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但是她就是无法也不愿表露自己的情感，这种寡淡或许真是遗传的。正值亟需母爱的年龄，以及纠结于家中复杂的情况，此时母亲却选择远走，一次本应生离死别的告别场面，就这样悄悄过去了。一直等母亲出了铁门，张爱玲还是一个人站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漠然地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长久地呆站以后，渐渐地，她有了泪，在寒风中大声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