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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靠圣经”--慈温利
年轻的改革者
慈温利全名为胡尔德莱斯·慈温利，他与路德是同时代的人，在路德出生六个星期之后，也即1484年1月1日降生于瑞士的托根堡地区。与路德不同的是，慈温利家境富裕，这使他有机会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接受良好的人文教育。慈温利在年幼时开始研读古希腊罗马著作，对古典文学有着极浓厚的兴趣。14岁那年，慈温利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在那里，他深受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潮影响，极向往能按照《圣经》的原意来解读人生。因此，他后来又转至巴塞尔大学，主修神学，从那时起他就认识到天主教的腐朽以及赎罪券制度的错误。研究神学，使他加倍明白了信心的重要。1506年，大学毕业的慈温利出任爱西德恩的教会神父，年轻的改革者此时把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对瑞士雇佣兵制度的抨击中。当时瑞士联邦与一些出得起高价的大国（如法国）签约，任由那些大国雇佣瑞士人当兵为他们打仗，总之价高者得。对这种用同胞的血换钱的做法，慈温利深恶痛绝。正在瑞士联邦要与法国签约时，他跳出来极力反对。一些权贵害怕利益受到侵害，向教会施压，慈温利被迫在1516年离开爱西德恩。随后，他去了艾斯登，那里是瑞士人文主义的大本营。
1516年，慈温利结识了著名的伊拉斯谟，在其影响下，他最初无意攻击罗马教会，只希望借教育慢慢改善教会。在艾斯登期间，慈温利致力于《圣经》研究，尤其对新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越是熟悉《圣经》，越是觉得天主教会现行的许多做法是错误的。譬如信徒到圣母院朝圣以求赎罪，以及赎罪券的贩卖等。1518年，教皇调派慈温利到苏黎世大教堂任职。他的布道深受人们的喜爱，成为当地颇负盛名的宣道者。一年后，路德宗的言论传到了苏黎世。一时间，他深受路德的影响，从他的早期著述中，随处可见路德的影子。此时，苏黎世爆发了大规模的黑死病，城中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慈温利因探视安慰病患而染病，几乎丧命。他向神承诺，如果神拯救他，就必奉献一生事奉。当身体康复之后，他决心以行动把宗教和社会改革结合起来。
慈温利的政教合一
慈温利在苏黎世接触到路德的主张之后，于1519年开始了在瑞士的宗教改革。他的改革主张与路德基本相似，所不同的是，他更彻底、更具有人文精神。他将改革与政治势力相联合，在苏黎世不到两年，他便取得议会的信任与支持。1522年，他与10位圣职人员以《圣经》没有禁止传道人结婚而公然上书主教，要求他准许他们结婚。在这一年，慈温利与寡妇安娜秘密结婚。不久，他们又进一步要求废除大斋节，认为《圣经》中根本没有禁食的教训。见势不对的主教认为这是对天主教的背叛，企图镇压。但已经做好准备的慈温利却发给市议会通过一道法令，即在《圣经》的教导下来制定教会习俗。这年，慈温利著论文《始与终》，与路德类似，他也提出“唯靠圣经”的观念，即以《圣经》为唯一的权威，一切无法在《圣经》中找到根据的传统或信仰，都应该被摒弃，或是被宣布无效。同时，他还指出人人都有阅读《圣经》的权利，推翻了当时只有神职人员才能读《圣经》的限定。
1523年1月，议会安排了一次公开的神学辩论，并宣布所有辩论必须以《圣经》为依据。在辩论会上，慈温利慷慨陈词，宣读了他著名的《六十七条论纲》，将《圣经》真理简洁地罗列出来，以此抨击天主教会的腐败。在《六十七条论纲》中，慈温利肯定《圣经》的权威超过教会，宣称人人可因信称义，否定以善功求赎罪，否定弥撒，否定炼狱，并宣告传道人结婚是《圣经》所允许的。如第57条“来世的炼狱，与《圣经》毫不相干”；第28条“一切神所允许并且从未禁止的事，都是正当的。因此，婚姻适合于众人”……他的语言都是出自《圣经》，令天主教会无可指摘。他的演讲有如神助，其气势如滔滔河水连绵不绝。在这次辩论中，慈温利大获全胜。同年10月，在第二次公开辩论中，慈温利否定了天主教的一切礼仪，摒弃了弥撒圣祭，捣毁了圣像、苦像（天主教把带有被钉耶稣身体的十字架称为“苦像”）和祭台，甚至连风琴也不能幸免。在省议会的支持下，他的改教运动得以展开。
慈温利在瑞士的改革没有路德那么坎坷，这完全有赖于瑞士当时的联邦政治体制。瑞士由许多个州郡组成，每一个州郡独立自治，并不受制于联邦议会，只要苏黎世的省议会支持宗教改革，别人奈何不了它。不过，如果整个瑞士只有苏黎世改教，慈温利的改教就会变得孤立无援，最终失败。因此，慈温利决定争取周边州郡的支援。在他和教众的推动下，瑞士联邦中差不多一半的州郡加入了改教运动。
教派纷争
在改革初期，慈温利有两位要好的支持者--格列伯和曼斯，他们认为慈温利的改革不够彻底，尤其是在废除婴儿洗礼一事上，认为应该给真正悔改的成年人进行再施洗礼，后来他们发展成为再浸礼派。他们言行激进，反对政治与教会相结合。慈温利从最先的谅解转为不赞同，这与他以走政治路线来争取改革的行动主张有着根本的区别。随着双方的分歧加剧，再浸礼派开始对慈温利作出严厉的批评，而慈温利也最终加入到打击再浸礼派的行列中。在1520年到1530年期间，有数千名再浸礼派信徒被杀，天主教与改革派在这件事情上竟意外地站到了同一战线上。
改革教派之间的纷争令慈温利不能团结所有的改革力量来应对瑞士的天主教势力。当时，慈温利的改教运动已经在瑞士的德语区轰轰烈烈地进行开来，而在山区的州郡则依然保持着天主教的信仰。在慈温利改教期间，双方关系非常紧张，大有开战的可能。尽管他们以谈判的方式签订了和解协议，然而，天主教区域仍在积极备战。慈温利明白，与天主教徒之间的战争势所难免。之后，德国路德教派也是情势危急，查理五世正准备以武力对付新教徒。在这个形势下，慈温利本该与路德携手合作，然而，他们此时却因对圣餐的理解分歧而分道扬镳，这令慈温利要独自面对瑞士的天主教势力。
慈温利和路德在神学观点上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都主张以《圣经》为唯一权威，否定教皇，否定偶像，也都要简化仪式。可是在对圣餐的教义上，双方一直无法达成共识。1529年，德国黑森的菲利普亲王特地为二人在马尔堡举行了一场调和会议，希望这两股改教势力能联合在一起，组成一个自卫同盟。慈温利对路德起草的《马尔堡条文》中，前14条都能同意，在最后一条的圣餐项目中的分歧始终成为争执的焦点。慈温利认为，圣餐是纪念主的仪式，饼和酒只是一种象征，并不是实质地成为主的身体和主的血。然而路德发表“合质论”，认为饼乃是主实质的身体，酒乃是基督的血。双方各持己见，最后路德不愿再议，仅在会议桌上留下了“这是我的身体”几个字，便愤而拂袖离去，双方谈判正式破裂。因此，慈温利失去了德国路德教派的支援，独自应对瑞士境内的罗马天主教势力。
慈温利派和天主教派之间的宗教纷争随即演变为政治性的战争。1531年，战事终于爆发，慈温利于卡甫尔一役中作为随军神甫参战。10月11日，他在战役中受伤，最后被敌人用石头打死。天主教州郡联盟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而这并不能改变瑞士境内大多数教民已经改教的事实。新教徒在与天主教徒的和谈会议上争取到宗教自由的权利。每一个州郡可自行决定宗教模式，但不能煽动其他天主教的州郡发起改教运动。这样，慈温利的改教运动成果得以保存下来，不过他们也失去了扩张的可能，瑞士境内的宗教纷争由此平息下来，直到另一个人的出现才打破了这种平静。
叛逆的新教青年--加尔文脱离天主教会
新生事物在诞生之初，其自身必定经历痛苦的挣扎，无数疑惑、冲突与矛盾，引导着它不断完善自身。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堪与路德相提并论的人物--加尔文。
加尔文的出现
加尔文出生的时代晚于路德。当路德在威丁堡的神学院为学生们讲解《圣经》的时候，1509年7月10日，约翰·加尔文才在法国皮卡第省的诺阳古城呱呱坠地。加尔文的父亲是当地主教的秘书，母亲是一个旅馆老板的女儿。精明的父亲在小加尔文12岁的时候就为儿子谋取了主教助理的职位。加尔文的家庭说不上有多富裕，但也足以让他受到完美的法式教育。14岁那年，加尔文便进入巴黎大学深造，其拉丁文日益文采焕发。此时，路德教派的教义逐渐传到了法国，巴黎大学在那时将其斥为异端。不过，弗朗索瓦一世一开始并未大力镇压路德教派在法国的宣传，原因是他的妹妹玛格丽特支持新教，以对付查理五世为契机，劝其采取宽容态度对待新教徒。一时间，在法国有不少人加入了路德教派。
那个时候的加尔文还是一个柔顺的，听命于父亲安排的孩子。1528年3月，在父亲的安排下，加尔文去奥尔良大学学习法律，受教于著名法学家雷图瓦尔，这使他具有清晰的思辨与精确的逻辑分析能力，对他后来的宗教改革之路大有裨益。1531年，加尔文的父亲去世后，他又专攻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深受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就学期间，他为人谨慎，勤于职守，因其学问优异，时有被邀请为代理教授，同学们对其精辟的讲课感到惊奇。起初，他只想做一个过着宁静生活的学者，对宗教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但在1532年后，当他完成他的第一本古典文学注释的书后，突然在属灵上有很深的觉醒。那个时候，他时常看到有新信仰的追随者被火刑烧死，而他们面对死亡的那种喜乐和从容则深深地感染了他。他开始接触路德的教义，他在自述中说：“它的新奇很令我感到刺耳……我曾大动感情地竭力抵抗……最后我认识到，这就像一道亮光突然照亮了我……我首要的工作就是致力于上帝之路，我以眼泪、痛悔谴责自己的过去。”宗教信仰从此在他的思想中占据了首要地位。接着，他又埋首研读《圣经》，渐渐地体认到人的罪孽及神的圣洁，也同时开始赞成改革派的看法，认为对教会的真正忠心包含着“努力纠正它的错误”。观念的转变使他成为一个新教教徒，那是一种随时上火刑架的信仰。
流亡
思想指导行动。成为新教徒的加尔文逐渐在改革派中慢慢活跃起来。当时法国的主要思想领导者是里弗尔，因其所写保罗书信注释影响甚大，有许多人支持他。其中的一位追随者法雷尔与加尔文成为好友。此人对加尔文的改革之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533年11月1日，加尔文的好友科布（也是里弗尔的追随者）当选巴黎大学校牧，在就职演讲中，他借用伊拉斯谟和马丁·路德的话，要求改革教会，恢复初期教会的模式，宣扬纯正简单的福音。保守派对这种大胆的公开演讲十分愤怒，他们将讲稿当众焚烧，加尔文被人怀疑为这篇讲稿的撰写人，当局开始四处搜捕他，他和科布不得不外出避难。在流亡中，加尔文不断宣讲改教运动的宗旨，不断和改教运动中各层次的信徒会面。1534年5月4日，加尔文回到他的出生地诺阳，当时一些激进的改教者四处散播一些言辞激进的传单，以至于惹怒了弗朗索瓦一世，他开始镇压改革派，期间，加尔文受到了关押，虽不久便获释，但法国对他已成为危险的地方。他不得不再次流亡。约在1535年，他为一部法文译本的《新约》写序，其中写道：“如果我们从这一国被驱逐出去，请记得全地都是属于主的，如果我们被抛出地球之外，请记得我们并非被抛出上帝的国度。”显见，他表明自己的立场和那些正在遭受迫害的法国新教徒是一致的。
1535年新年时，加尔文逃到了新教者的庇护之地--瑞士的巴塞尔，他认为终于可以歇一口气了，打算前往巴塞尔定居，过一种安定的学者生活。然而，神却拣选他成为他的器皿。在他前往巴塞尔途经日内瓦的时候，一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出现了。
日内瓦的新信仰--加尔文教
新生事物从诞生到成长皆有一个过程，宗教改革也是一样。路德点燃了火焰，加尔文把它建立和扶植，信仰从此得以归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尔文的功绩丝毫不逊色于路德。
《基督教原理》
1535年2月，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发表公开信，指控法国新教煽动无政府主义，这是任何政府都无法容忍的。由此在法国境内展开对新教徒的迫害。加尔文认为这是一种对新教徒的诽谤，有必要进行辩护。他以他深厚的神学知识、精妙的逻辑理论在昂古勒姆匆匆写成《基督教原理》（一译《基督教要义》）一书，书前有一封致法王的信，其措词温文有礼、典雅端庄，在驳斥国王的诽谤之时，对新教立场作了极为有力的阐述，维护了新教的信仰。在当时的法国，还未能有新教徒以如此清晰、严谨有力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信仰，是以当1536年3月该书出版后，获得了新教民的普遍欢迎，成为新教徒思想行动的指南针。26岁的加尔文从此声名鹊起，成为法国新教领袖。不仅如此，凡是有新教徒的地方都必知晓加尔文和他的《基督教原理》。该书如此大受欢迎，皆因符合了当时的进步潮流。
《基督教原理》在第1版时仅有6章，后来加尔文不断将其扩增，至第3版时已经增至80章。该书在第1版时就已经成为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最具条理、最有系统地阐释新教教义和新教基督徒生活的通俗著作了。书中，加尔文提出了著名的“先定论”思想。认为世间的一生，上帝早就预先做好了永恒的安排，人决无能力改变这种安排，因而，人离开上帝将无所作为；既然天命不由人定，人应当按《圣经》的要求勤奋工作，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
根据先定论，加尔文进一步论证了“因信称义”的理论。即，人的不同命运是上帝的安排，并不以个人的善恶功罪为转移，无需为来世做圣功，主张在现世中真心信仰上帝，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各尽其职。从这些观点出发，加尔文坚决反对教皇、教阶制度的存在和权威。认为只有《圣经》才是最高的、独一无二的权威，人人都可以通过直接阅读《圣经》，与上帝沟通。
作为人文主义与宗教神学相结合的天才人物，加尔文在书中努力调和知识与信仰的矛盾。人们在那时已经发现了科学真理却又不能从宗教上解释这一切。于是他指出，信仰高于一切，人因无知而应该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这种见解在当时反对了宗教蒙昧主义，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因此，加尔文主张重视教育。《基督教原理》成为西方教育史上的重要著作，对西方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此外，加尔文的允许经营致富、借贷取利、反对教阶制、主张民主选举教职人员、建立民主的廉俭教会等思想观点，无不反映出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进步的呼声。一时间，《基督教原理》成为那个时代的喉舌和刀剑，加尔文由此声名大噪。
在日内瓦之初
加尔文对自己的成名始料未及，就在《基督教原理》一书出版数周后，德国的宗教改革家布赛尔致书加氏：“主拣选你做他的器皿，特要带给他的教会丰盛的祝福。”加尔文此时仍计划在巴塞尔遁居，过那种安定的学者生活。在途经日内瓦时，他的昔日好友法雷尔恳求他留下来帮助他领导日内瓦的改教事宜，而加尔文则以不善治理为由拒绝了。法雷尔怒道：“你只是随心所欲想独善其身，我奉全能上帝之名，假若你拒绝在此地的教会工作，贪图平静的研究生活，上帝将会诅咒这种生活。”刹那间，加尔文如雷灌顶，他感到“……就如上帝从天上伸出他的手来抓住我……我被恐惧所击打，不得不中止我的旅途……”（加尔文语）。就这样，一位杰出的人才被带进了主的事业。
日内瓦是一座恬静而美丽的自由之城，相当于一个小国度，有自己的议会、选举制度等。在慈温利的推动下，城邦的人民选择了新教，每一个受天主教迫害的新教徒来到这里都会呼吸到信仰自由的空气。这个时候，路德已经年迈，度过他事业的顶峰，慈温利也已经战死沙场，日内瓦的新教民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下。加尔文的到来，显然正是时候。
1536年9月1日，人们发现在日内瓦的教堂前，一位年纪轻轻，精力充沛、黑头发、瘦削、有着修剪整齐的褐色小胡子和黑得发亮的眼睛的法国青年，以灵活的手势、明快的语言，在向一群牧师和市民演讲。听众中有位市议会的书记，他当时兴奋得忘了加尔文的名字，在记录上写下：“聘用那位法国人”。由此，加尔文被聘为日内瓦新教团体的领袖和导师，开始在日内瓦进行改教工作。他和法雷尔一起把基督教义通俗化，帮助人们理解信仰。同时他们也简化了新教的崇拜仪式，讲道成为主日崇拜的主要项目，教会中的圣礼只保留了洗礼和圣餐礼。此外，他们还推行道德改革，清理了信徒中一些败坏的事。他们想建立一个完全圣洁的神治社会，可是，这个只有一万多人的自由城市并不好管理。
加尔文和法雷尔以严格的方法来管理日内瓦的教民，他们提出“新教十诫”，要求市议会强迫日内瓦自由市民逐个宣誓，公开接受这一忏悔书。拒绝宣誓者，将被驱逐出城。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有不服者被驱逐；他知道，要管理民众，一定要有权力的工具。随后他又向市议会提出以执行他的法令为准则。这样一来，激起教徒和自由市民的反对，他们拒绝向加尔文发布的法令宣誓效忠。市议会认为布道台所该做的是说明上帝的旨意，而非政治目的。加尔文和市议会之间产生了不可协调的矛盾。1538年4月23日，日内瓦当局宣布开除加尔文和其他反抗议会的传教士，并限令他们三天之内离开本城。加尔文在日内瓦初期开创的事业，不到两年就告结束了。
加尔文离开日内瓦之后，来到了斯特拉斯堡，在这里，他认识了许多新教朋友，还和改教激进派遗孀波蕾结婚，度过了一生中最优游的三年时光。而在这期间，日内瓦却形势纷乱，此时市议会由改教派重新掌权，教会纪律变得松弛，个人自由的社会风气使日内瓦濒临混乱的边缘。天主教人士企图恢复日内瓦的天主教。在这危急之际，日内瓦的行政长官急忙召回加尔文。加尔文于1541年重返日内瓦领导宗教改革和市政工作。
日内瓦的新主人
加尔文又回到了日内瓦，这座城市注定与他的名字连在一起。他的重法思想此时为他在日内瓦的改教起到了作用。一回到日内瓦，他就草拟了一份教会律例。作为日内瓦教会的宪章，为其改革宗教会奠定了组织基础。他首先将一些个人自由思想严重的教派、政治领袖从议会中除去，这样他就控制了市议会。整个日内瓦的市民已经信仰新教。在加尔文看来，这就像一个大的教会，作为教会的领导人，不能不参与到日内瓦的政治中去，他希望按神的旨意使日内瓦变成公义、圣洁的社会。因此，他以严厉的教律来管制日内瓦。
加尔文在得到日内瓦的最高权力之后，与其他5位牧师及12位长老组成一个审裁议会。负责督导日内瓦的市民实践荣耀神的圣洁生活。在他的管理下，凡日内瓦教民星期日不到教堂崇拜者便要罚款，跳舞、赌博者会被监禁，犯奸淫的被处死，子女殴打父母的，也会被处死。这是一种近乎“恐怖”的管理。那些“沉湎于罪中之乐”放荡生活的日内瓦人，都畏缩起来了。日内瓦城中先前那种自由散漫的风气被加尔文一扫而光。
加尔文执法虽严，但那是要以严厉的教令来约束罪恶的人性。不过，他尊重自由民主精神，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市议会由市民选出来的长老、牧师和市民组成，他们是最高的行政机构，拥有司法权，以民主方式领导平信徒及市民。这种政教合一的政权模式，以及民主制度的发展，影响了欧洲国家后来的发展方向。此外，加尔文鼓励经商致富，宣称做官执政，蓄有私产，贷钱取利，为贫民建设济贫所，又建设了一所举世闻名的日内瓦学院。这所学院是第一所基督教新教大学，正是从这所大学里出来的青年人把新教的精粹传播向欧洲各地。那个时候，加尔文的日内瓦同时也成为其他国家受迫害的新教徒的避难所，各地新教难民趋之若鹜。一时间，日内瓦被人称为“新教的罗马”。
烧死异端--铁腕加尔文
一个自称个性温和者，如何会烧死异端？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加尔文并非天性冷酷，相反，他温和而有礼，只是在时代的局限下做了他认为对的事情。
日内瓦的新教皇
在加尔文还未来到日内瓦以前，这座城市就是一座自由之城，充满了和平、爱与真诚，当然也饱含自由、放荡与腐败。在再次回到这里前，加尔文就争取到了该市的最高权力，他认为如果不这样是不可能把这座自由之城变成上帝之城的。是以，加尔文回来之后大刀阔斧地施行了他的改教行动，令整个城市顿时收敛起来。人们变得更虔诚、更勤奋，而那些喜爱寻欢作乐者因为惧怕加尔文的法令而拘谨起来。一时间，有人传言加尔文是“日内瓦的新教皇”。加尔文对此并不在意，他要的是一个圣洁的上帝之城，他把全部的理想和实践都放在了这座城内，以他能理解的圣徒生活来要求全城的人。
加尔文在日内瓦颁布了一道法令，即除他一人外，任何人都不得阐述上帝的旨意或注释《圣经》。这是一条近乎独裁的命令，然而加尔文却有其用意。他认为这有利于统一新教徒的思想，从而避免因其他的思想分歧而引起新的教会分裂。谁如果对《圣经》妄加评论，他将付出血的代价。是以在日内瓦，加尔文的职务虽说只是一个传教士，然而其权力却在市议会之上。只有他才能裁决什么是许可和禁止的。日内瓦立法的基础是宗教法庭，而不是市议会，如果谁向他们挑战就是反对上帝。
加尔文以严苛的法令来统治这座城市。他认为人的罪恶本性必须在令人恐惧的法令约束下才能有所收敛，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神的敬仰之中。他宁愿一个无罪者受到折磨也不愿让一个罪人逃脱上帝的审判。在他统治的头四年里，在一个小小的只有一万多人的日内瓦，就绞死13人，斩首10人，烧死35人，赶出家门的76人，为躲避恐怖而逃跑的人还不在内。所以巴尔扎克说，“加尔文的宗教恐怖统治比法国革命最坏的血洗还要可憎”。日内瓦人无论从言论到思想，吃饭到穿衣，装饰到娱乐，都必须合乎《圣经》，人们的私生活必须小心翼翼，以警惕狂热分子的告密。
塞维特斯事件
在加尔文的一生之中，历史对他争议最大的就是塞维特斯事件。1553年10月27日，西班牙医生和神学家迈克尔·塞维特斯被绑在查佩尔广场上执行火刑。由于人们坚信此次事件是由加尔文主持并决定的，以至于在给他的评价中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历史的进步自有其局限性，即使是那个时代的伟人也不例外。
迈克尔·塞维特斯，西班牙人，早年追随罗马教会。少年时深受人文主义影响，学习法律和医学，与加尔文所不同的是，他的认识更接近近代科学理论，精于医学、地理学以及天文学。18岁那年，塞维特斯转信新教，但他的思想却惊世骇俗，认为上帝不是三位一体，如果那样上帝就成了三头怪物。1553年，他出版了一部被称为《基督教信仰恢复》的书，并给加尔文寄去了一本，里面充满了否定三位一体的大胆思想。仅仅是这个题目，便已经触怒加尔文，他不再与塞维特斯通信。该书出版后不久，塞维特斯开始在一片声讨声中逃离。8月，他来到日内瓦，很快被捕，两个月后被施以火刑。加尔文作为日内瓦最高教会领袖因此受到非议。毫无疑问，在那个火刑烧死异端的年代里，这是普遍受到认可的。当时的市议会、所有的新教领袖、罗马天主教都以火刑来惩罚异端，加尔文当然也不会例外。
多年以后，1903年10月27日，也即塞氏的忌日，加尔文信徒在塞氏赴刑之地树起了一块纪念石碑，上面以法文刻着：“……这是那个时代的错……相信良心的自由超乎一切，特立此碑以示和好之意。”
尽管如此，加尔文仍作为一个伟大的神学思想家、宗教改革家被历史所铭记。他的思想影响了欧洲近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为欧洲的崛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信仰归正--加尔文教的传播
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它顺应了历史进步的潮流，加尔文一步步地推动它走上正轨，当它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后，一个新的、正统的基督教组织就诞生了。
光炳千秋的加尔文
在加尔文的努力下，日内瓦城成为一座改教运动中的模范城，被人称为“新教的罗马”。罗马教廷对日益兴起的改教运动虎视眈眈，日内瓦首当其冲，加尔文则是敌人中的敌人。在日内瓦城内，反对加尔文严格教令的自由派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攻击。1559年，他在《基督教原理》最后的修正本序言中痛苦地写道：“我除了尽力保持纯正的教义，替教会谋福利以外，没有其他的目的，然而恐怕没有第二个人像我这样遭受这么多的诽谤和攻击。”
作为教派领袖，他忍受并经历着这一切。他的职务始终是牧师，过着淡泊的日子，安贫乐道，两袖清风。同时，他又是一位天才，有很强的筹划组织能力，集征服者、布道宗徒和领袖的才智于一身，以清晰的头脑和坚强的意志，扶持新教一步步走上正轨。除了每天要应付的日常工作，他还勤勉不倦地写出许多有价值的著作。他不断修缮《基督教原理》一书，至1559年第4版时已经扩充成为4卷约80章的巨著。1564年5月27日，加尔文过世的时候，日内瓦小议会在公告中说：“上帝给他一种峥嵘伟大的特性。”
加尔文的思想一开始就以《圣经》为依据，因而天主教对他的理论无可指摘，是以加尔文教派亦属于基督教派的一支，并且以符合人类进步需求的方式诞生出来。他所提出的“人人皆祭司”、“因信成义”、“先定论”、“政教分离”、“工作呼召论”为近代欧洲在争取自由、宗教、教育、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转折做好了思想奠基。
加尔文教的传播
从1541年加尔文再次回到日内瓦后14年中，加尔文一直与该市的自由派作斗争，以在1553年争夺开除教籍的权力纷争尤为厉害。1555年，反对加尔文的自由派倒台，在加尔文的努力下，日内瓦成为全世界宗教改革的大本营。1559年，加尔文在日内瓦设立了一所附设高中部的神学院，著名的苏格兰改教家诺克斯称之为使徒时代以来最完美的基督学校，他在日内瓦生活了三年。成百上千的学生来到这里学习神学以及人文主义知识。在他们结束学业之后，便在欧洲各地弘扬加尔文教派的教义。此时，路德教派因内讧而衰弱，加尔文教义很快取而代之。从日内瓦派出去的传教士，把加尔文教义传播到法国、荷兰、苏格兰、英格兰，甚至远播到匈牙利。此外，在日内瓦出版的各种新教观点的书籍，也随着所派出去的传教士流传开来。
在法国，新教一开始是路德宗派，后很快被加尔文派所取代。弗朗索瓦一世开始对新教采取宽容政策，后来新教势力越来越大，其言行也越来越激进，弗朗索瓦一世断然采取了镇压新教徒的措施。然而，那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时代，新教徒不惜被火烧的精神感染了许多人。新教的传教士先是在小民、工人和小商人中宣传，随后便有许多中产阶级和贵族开始改信加尔文教，其中也不乏大主教和陆海军将领。到1560年以前已经开始在贵族，而且在王族中赢得了信徒。就连纳瓦拉的国王和王后也都改信新教，加尔文亲自为他们举行了改教仪式。这样一来，新教势力就危及了王权和国家的治安，一场大的宗教战争即将展开。
罗耀拉的“入世”精神--耶稣会
就在新教进行轰轰烈烈的改教运动的时候，罗马天主教内部感到了危机，他们意识到天主教一统欧洲的光景已经成为过去，为了顺应潮流，不得不作出一些改革以应对新教的扩张。
天主教的改革
16世纪是新教蓬勃兴起的时代，天主教在欧洲各地居于退却的状态。面对新教运动蓬勃的发展，教皇必须面对三个主要问题，一要为新教徒反对的天主教义进行辩护；二要整顿教会腐化；三要向新教反攻收复失地。实际上，罗马天主教内部并不麻木，在路德改教之前，罗马天主教内部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了革新的尝试，他们一扫天主教昔日奢靡之风，给衰颓的教会，吹去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在利奥十世时期，罗马天主教已经有一群神父和教友在罗马团结起来，发动教会革新运动。他们组成了神爱会，以勤领圣事、学习爱德、树立善表来刷新自己的内修生活。神爱会的会员，加耶坦和伽拉法创立了提阿亭修道会，要求加入修道会的神父发三愿，即清贫、贞洁、服从，努力做一个标准的神父。提阿亭修道会的会员热情蓬勃，有两百多位主教在他们的教区内提倡革新活动。不过，无论是神爱会还是提阿亭修道会，其发展都未超出意大利以外。罗马天主教内部小范围的革新运动并不能阻止外面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路德发动宗教改革之初，天主教并未意识到这一股小小的火焰会燃烧到欧洲各地，除西班牙外，其他天主教国家对此均未有足够的重视，以致新教势力迅速发展。当时，克雷芒七世（1523～1534年在位）亦是美第奇家族的一分子，对政治和艺术的喜爱远大于对宗教事务的热忱，保罗三世（1534～1549年在位）则寄希望于弥合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纷争，结束宗教的分裂，然而，一切努力皆宣告失败。在他领导天主教期间，天主教内出现了一个振兴式的人物--罗耀拉。
罗耀拉
罗耀拉是罗马天主教在宗教改革运动期间，致力于振兴教会的重要人物。1491年，圣依纳爵·罗耀拉出生于西班牙北部吉普斯夸省罗耀拉城一个低阶的贵族家庭。在西班牙正统的天主教熏陶下成长，立志长大后要当一名天主教士。14岁那年，罗耀拉父母双亡，还未成年就已经接受了教会的剪发礼，开始学习成为教士的预备课程。成年之后，他参加了西班牙军队，渴望在战场上获得战功，成为显赫的骑士。1521年，一发战场上的炮弹击中了他的右腿，使他落下了终身残疾，也粉碎了他的功名梦。在养伤期间，他心中非常烦闷，开始专心研读《耶稣传》和《圣徒言行》等书籍，受到很大的思想震动。伤好后，他来到蒙塞拉特本笃会隐修院进行三天的忏悔，将他的剑放在童贞女的圣坛上，随后按骑士方式彻夜守卫在圣母像前。在那三天里，他仿佛感到了圣灵的召唤，之后决心为宣扬天主教而献身。
1522年，罗耀拉开始实践他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梦想，他一路游历、祷告、灵修和默想，寻求献身天主的道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行程遥远，身上一文不名，无家可归，但他的心灵有一个愿望在催迫着他，那就是听从神的指引，“与基督在一起”并“事奉基督”。罗耀拉称自己为“朝圣者”，以此来形容他追求天主旨意的热情。为了加强在神学方面的修炼，1524年至1526年间，他在巴塞罗那学习文学，后进入亚尔卡拉大学修习哲学和神学。此时的罗耀拉已经在神学和语言学方面有深厚的造诣。然而，他仍不满足。两年后，他来到巴黎大学继续深造神学，在目睹了天主教的沉腐作风之后，心中十分沉重，认为社会的弊端在于人心向恶，提出用宗教修养来培养高超的德性，以改变社会风气。是以，罗耀拉提出“人若获得全世界而丧失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好处”的观点。1535年，他完成《心灵的操练》一书。该书指导天主教徒在行动中默观，在一切事物中找到天主。在巴黎期间，罗耀拉认识了圣方济·沙勿略等志同道合的好友，后来成为一起致力于振兴天主教的骨干力量。1534年，他们本着传教的愿望成立了一个小小的组织--耶稣会。而罗耀拉的《心灵的操练》则成为后来的《耶稣会宪章》被加以推广。
耶稣会的成立及传播
1537年，保罗三世召见罗耀拉，升任他为威尼斯神父。在教皇的许可下，罗耀拉和他的好友准备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一路传教，期使当地的穆斯林改信天主教。可是，由于当时土耳其和威尼斯正在打仗，令通向圣城的道路完全中断，他们不得不停止前行。罗耀拉决定把耶稣会的组织扩大，以便到欧洲和世界各地进行传教工作。此时，教皇保罗三世正面临新教势力不断扩大的困扰，罗耀拉的耶稣会正好可以应对和约束新教势力。1540年，教皇批准了他们的组织，耶稣会正式成立，由罗耀拉任会长。
耶稣会的宗旨就是要重振罗马教会，重树教皇的绝对权威。会内仿照军队的纪律，组织严密，纪律森严。知识丰富是加入耶稣会的重要条件，其会士必须经过12-19年的训练，长年聚在一起研习《圣经》以及其他学问。这些会士在入会之时，除一般修会规定的服从、贞洁、清贫三个誓愿外，还要发第四愿，即绝对效忠教皇。服从是耶稣会的特色之一。在耶稣会组织中，每个会士必须绝对服从上级，正如罗耀拉所说：“耶稣会士应把自己的上级视做基督本身。”总会长为终身制，常驻罗马，他对各地会士拥有绝对的管理权，故有“黑衣教皇”之称。罗耀拉任首任总会长。其次，“入世精神”是耶稣会的另一特色，耶稣会修士的生活与衣着与一般人没有两样，不必住在修道院静修，而是要深入社会各阶层，在世界各地参加各种活动，积极传教，同时也赈济贫苦。耶稣会会士的一切时间都贡献给所从事的传教牧灵工作、教育工作、读书和祈祷。他们就像一支军队，随时待命，应召去为教会服务。这个新型的修会，常以入世的精神，随时可以动员出发，与近代教会的需要相符合。此外，耶稣会士广交各国宫廷、上流社会，作为君主及上层人士的忏悔神父，其影响力很快渗透到各国高层，为天主教遏制新教势力起到了一定作用。
耶稣会十分注重思想语言的作用。为了扩大天主教的思想影响，耶稣会特别重视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在西欧各国开办耶稣会大学、神学院和其他学校；同时还成立许多印刷出版机构，出版神学书刊等。耶稣会学校的学生入学资格非常高，大部分学生都来自于贵族或富商家庭，这些学生在成年之后经常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影响，耶稣会积极向海外传教。在派传教士到各地传教时，罗耀拉向他们说：“去吧，把世界点燃起来！”罗耀拉的好友之一沙勿略于1541年在印度和远东一带传教，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还有一些传教士则到了南美的巴西和非洲刚果等地。在罗耀拉的努力下，全世界设有77个教省，各设省会长，其下按地区分设会长和院长。省会长要求下属定期作“信仰汇报”，各省会长又定期向总会长报告。至16世纪下半期，比利时、莱茵河流域、巴伐利亚、奥地利和波兰的新教势力在天主教的影响下受到顿挫。
1556年，罗耀拉逝世于罗马，其思想和创办的耶稣会对天主教影响甚大。天主教会于1622年列罗耀拉为圣人。至21世纪初，耶稣会的活动范围遍及亚、非、拉美，为天主教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国际性修会组织。
特伦特宗教会议
当基督新教兴盛之时，罗马天主教会持续腐化，教皇的反应如同他们的年龄一样迟钝。天主教会内部从下层教士起至大学都发出召开宗教改革会议的呼声。罗马天主教教皇保罗三世决定在1545年的意大利特伦特城召开大公会议，以处理教会改革和与日俱增的新教势力的威胁。会议总共开了三次，在闭幕之时，总共用了18天时间。数百位天主教高层人士共同签署了大会通过的繁多谕令，对改革天主教内部的沉腐之气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此次大会被人们认为是罗马天主教的自我改革运动。由于会议宣告了对欧洲天主教势力反对宗教改革的开始，也被称为“反改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