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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机出现--文明的传播
正如黑暗不能掩盖黎明，人类的心灵与思维有着不可遏制的自由性。正是这种特性使人独具创造力和灵性。如果它被禁锢，就像一个巨人被捆绑，暂时的蛰伏只是为了等待一个契机的到来。
从混沌中走出
世界因为有了人的存在而精彩。作为万物之灵，人具有不可限量的创造性。他们以自由的心灵和充满创造力的思想改变着这个世界。同时，人的认识也受到环境的约束，不同地域环境下的人生发出不同程度的创造力来。这一点，从亚洲与欧洲文明进程的不同就可以得到充分说明。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即古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在公元数千年以前就建立起灿烂的古文明，而欧洲在那时仍属一片蛮荒之地，没有国家，更没有文明制度，直到公元前5世纪，才出现了辉煌的古希腊文明。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罗马人以武力征服了希腊及中东地区，而希腊人则用文化征服了罗马，并与其融为一体，后来与基督教文明一起成为整个欧洲文明的精神源泉。
后来耶稣降生，是为公元元年。从那个时代起，基督教开始了普世的传教活动。在随后几百年中，基督教以其特有的扩张精神遍布了整个地中海地区。至公元392年，罗马大帝狄奥多西作为一名基督徒，宣布定基督教为罗马国教。此时的罗马拥有十分广阔的疆界（东起幼发拉底河，西至西班牙、不列颠，南达北非，北至多瑙河、莱茵河），基督教由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西罗马覆灭以后，无论是日耳曼人还是高卢人、汪达尔人，相继信奉了基督教。欧洲大陆步入了由基督教文明引领的整整一千年的中世纪时代。
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一方面作出相当大的贡献，如充满思辨的宗教哲学、设立医院、禁止溺婴陋习、支持和平与统一的政治环境。一时间，基督教深入民心。另一方面，由于宗教的局限性，它也扼杀了人性与思想自由，因而，中世纪的欧洲被称为“黑暗时代”。在那个欧洲支离破碎的年代，随着教会势力的不断扩张，他们超出了精神领导的领域，参与到世俗生活当中，如设立量刑严苛的宗教法庭，要求民众纳什一税等。
世俗权力的扩大使教会越来越富有，经历代积累，教会拥有了惊人的教产，他们拥有大片土地，权倾一时。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公元1075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发出敕令，禁止国王任命主教，德国国王亨利四世认为此举将影响到他的王权，在置之不理的同时要求罢免格列高利七世。于是，教皇宣布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这样，亨利四世的国王权威在基督教国家受到削弱，德国封建领主纷纷站到教皇一边。众叛亲离之下，亨利四世不得不在寒冬越过阿尔卑斯山，在教皇卡诺莎城堡外的雪地里跪了三天三夜，教皇才赦免了他。虽说亨利四世后来又采取了报复行动，但此例也足以说明，宗教势力一度站到了封建王权之上。
公元11世纪，基督教世界发生两件大事，一件是大分裂，一件是十字军东征，对欧洲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所谓大分裂，便是公元1054年后基督教内分裂为希腊正教和天主教（又称罗马公教）。十字军东征，是教皇乌尔班二世在1095年为了夺回圣地耶路撒冷，发动了一场生灵涂炭的战争，战争旷日持久地持续了两个世纪，最终以基督教徒的失败而告终。
十字军东征的残酷与失败，令罗马教廷的威望与信誉在世俗社会大为下降，人们开始怀疑这场战争的动机与性质，十字军对东征的热情从最开始的单纯信仰演变为后来的劫掠、游历与冒险。然而，十字军的失败并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起点，一个使欧洲走向世界的起点，这个起点的作用之大，在于推动着欧洲从一个黑暗的孤立时代走向一个日益开放的时代。
在失败中收获惊喜
耶路撒冷，自古以来的争议之地，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大宗教的发源地，三教都把它视为自己的圣城。《圣经》中记载，公元前1000年左右，犹太大卫王征服了这里，称其为“耶路撒利姆”，中文译为耶路撒冷，意为“和平之城”。然而，对圣城的争执、流血与战争从来就未停止过，时至今日，人们仍不时还能听到耶路撒冷的枪炮声。公元636年，阿拉伯人强势突起，打败罗马人，此后，耶路撒冷便长期处于阿拉伯人的统治下。阿拉伯人并非仅仅只是骁勇善战，他们通过地域扩张，吸收了各民族文化，在穆罕默德传教之后，他们逐渐建立起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阿拉伯文明，无论是学术、文学还是艺术都远远领先于欧洲。麦加和麦地那，是伊斯兰世界最初的学术中心；在伊拉克，文人学者大量汇聚，语言学、哲学、医学发展迅速，多种文化在这里积淀；在叙利亚和大马士革，有数之不尽的希腊典籍、翻译著作；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筑、学术以及基础设施都相当地发达。至1067年，阿拉伯建立起第一所高等学校--尼采米亚大学，其制度和方式影响了日后欧洲的大学发展。这个集拜占庭、波斯、叙利亚、埃及和印度文明的综合文明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公元1095年11月，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掀起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宗教精神和攫取物质利益的双重鼓舞下，许多封建地主、骑士、商人、农民加入了队伍。教皇给每个战士授予十字架，组成的军队称为十字军。第一次十次军远征共有10万人参战，当他们来到富庶的东方，那里的财富与文化令他们大吃一惊，他们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稀奇的东西。在一路驱逐异族的同时，还劫掠了大量东方物品。1099年7月15日占领耶路撒冷，接着按欧洲国家模式，在地中海沿岸所占地区建立了若干封建国家。然而好景不长，1187年，阿拉伯的萨拉丁很快又收复了耶路撒冷。自此之后，十字军进行了七次远征都以失败而告终。
至1291年，旷日持久的十字军征战令欧洲各国疲惫不堪，人民怨声载道。许多人开始怀疑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血腥与杀戮并不是基督教的宗旨，而将三万儿童十字军送上遥远的异国他乡，则永远成为天主教历史上最大的耻辱。人们从教皇的蛊惑中清醒过来，狮心理查在衡量大局之后决定与阿拉伯人化敌为友，将他的妹妹嫁给了萨拉丁的弟弟，而萨拉丁的弟弟则承诺改信基督教。
十字军失败了，然而欧洲人却从此开阔了眼界，他们认识到东方的富庶，从阿拉伯人那里带回了阿拉伯数字、代数、航海罗盘、火药、棉纸以及古希腊文化，从思想上直接促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而十字军在地中海东岸建立的基督教国家从此带动了地中海贸易，威尼斯、热那亚、马赛的商人则在这里取代了穆斯林商人，逐渐建立起与欧洲关系密切的繁荣的地中海贸易。商业的繁荣促进了欧洲城市化的发展，文化的冲击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当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这种解放的需求变得日益强大并迫切起来。
性灵解放的呼声
思想从来是不受禁锢的，除非它所在的环境蒙蔽了它。一旦环境发生变化，思想便会变成行动。欧洲的中世纪恰是如此，基督教义深入人心，教会可利用各种手段让百姓听从他们的命令。至15世纪，由于教会内部的腐败，人们对教皇乃至教士的敬意大减，天主教会进入到充满危机的年代。自“大分裂”之后，教会内部各自结党成派，各地教会争取更多的自主性。许多神职人员根本忘记了自己的宗教使命，而是以贪图财富为宗旨。例如历任教皇所关心的是如何为他们的家族聚敛财富，如何扩大教皇国的领地问题，而不是对教会内部的改革。尽管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可是他们却依然执迷不悟。天主教用以感化人心的，并不是传播福音，而是严苛的教条律令、宗教裁判所以及骇人的刑罚。广大信徒虽然仍然是天主教徒，但已经不把教士看做是他们和上帝之间沟通的桥梁。
十字军东征之后，学者们开始深入研究并重新编纂那些在欧洲已经失传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典籍。在地中海沿岸城市，威尼斯、罗马和佛罗伦萨等地开始出现拥有古希腊文化的公共图书馆和学院，因此，文艺复兴首先从意大利开始，那些世界上第一流的艺术家，则把人文主义从意大利带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新的文明带动新的思想像潮水一样不停地冲击着腐朽的天主教会。然而，教会并不喜欢学者们竞相去研究古代典籍。古希腊罗马的主张有许多和教会的教义相悖。例如，古代希腊罗马人认为追求现世的幸福便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而基督教强调的是现世的受苦、死后的审判与天国的幸福。很明显，在意大利发达城邦的商品经济已经得到长足发展的背景下，争取自由打破禁锢的思想更受到人文学者们的欢迎。意大利人文学者们呼唤人的自由，繁荣的商品经济令那些事业成功的作坊主、银行家、富商们更相信个人的力量和价值，尽管他们此时仍然相信基督。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人文主义者的作品常常以教会为讽刺对象，他们既喜爱耶稣，也喜爱亚里士多德，既尊重教皇权威，也崇尚罗马法的理性。在英国、法国和日耳曼，许多人文学者从早期神学大师著作中重新找到了基督教的精神，认为虔诚的教徒应当严格遵守《圣经》的教诲，他们的新诠释引起了教会的疑虑，却又无可反驳，这无异于为后来的宗教改革打开了大门。
人文主义教皇--尼古拉五世
在15世纪末期，文艺复兴的思潮在意大利的威尼斯、罗马、佛罗伦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人文主义学者将科学、人性与自由的利剑指向陈腐的宗教时，宗教界却出现了一位尼古拉五世。他并不将人文主义思想当做是洪水猛兽，而是把自己也融入了进去，由此令整个意大利焕发出人文主义精神最耀目的光辉。
尼古拉五世博学多才，少年时期便能熟练运用拉丁语学习逻辑学与神学，18岁时来到了人才济济的佛罗伦萨。在这里，他深受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结交了许多人文主义学者，对古典文化的研究情有独钟。1419年，尼古拉五世获得神学博士学位。1447年，尼古拉五世当上了教皇。他一改教会的暗沉与封闭，力所能及地给人文主义学者提供资助与支持，使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一时间，各地人文学者荟萃于罗马，云集梵蒂冈。尼古拉五世大胆起用人文学者担任教廷的重要职务，一反常态地不避异端。
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尼古拉五世立即派人前往收购那些无主的书籍，其中包括许多价值连城的希腊手稿。此外，他还花重金筹建了教皇图书馆，使其成为梵蒂冈图书馆的基础。著名的圣彼得大教堂也在他的旨意下筑就，其建筑的艺术性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
就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的人间使者，成为具有入世精神的人文主义潮流的参与者，开创了罗马教廷的“文艺复兴教皇时期”。
变质的赎罪券--利奥十世与教会腐败
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彼得后书》
利奥十世与赎罪券
15世纪的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因富可敌国的财富而僭主政治，成为佛罗伦萨的无冕之主。其中利奥十世是文艺复兴盛期最著名的艺术赞助人，是“豪华者洛伦佐”的儿子。他本人则是家族中第一位当上教皇的人。在14岁那年，利奥十世的姐姐嫁给了教皇英诺森八世的儿子，年纪小小的他便被提升为枢机。与其父洛伦佐一样，他热衷于赞助文艺，对任何学者都有求必应。他身边常带着一个红色的丝绒袋，里面装满了钱币，随时准备分赠给有求于他的人文学者。他因出手阔绰而有了“太阳王”的名号。他有一支私人乐队，随时为他待命表演。相传，在他38岁被选为教皇后，曾对他的弟弟说：“天主既然给我教宗的职位，就让我好好地享用它吧。”然而，这位太会享受生活的教皇，却不知道如何去应付他所活着的年代。他的慷慨已经流于挥霍，不到两年，他就花掉了三代教宗的钱。一是吝啬的前任教宗所留下的财产，二是当时教廷每年固定的收入，三是将来要为他清偿债务的继承者的收入。一时间，教廷的财务顿时陷入枯竭。为了聚敛财富，利奥十世以修缮圣彼得大教堂为名，广发赎罪券。
赎罪券其实并非利奥十世的创举，早在十字军东征时就已经有之。那时，为了加强宗教战士的信仰，教皇为每一位十字军人发放赎罪券，宣称凭券可以减免上帝对他们的罪罚。利奥十世开启了先辈赋予的生意头脑，创新地把赎罪券推向了市场。教廷开始大量发行赎罪券，并出售赎罪券的销售权。只要每个教区给教皇一笔巨款，就有权售卖赎罪券，所得款项即归那个教区。为了取得卖赎罪券的权利，不少大主教首先向银行贷款交给教皇，而银行为了确保主教们能按期还款，往往派推销员协助教区推动赎罪券的销售工作。一时间，教会和银行推销员在整个西欧狼奔豕突，无耻地公然在市场上推销赎罪券。此外，教会还贩卖教职，只要有钱，什么样的教廷职务都能买到。天主教会内部的腐朽在这个时代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
赎罪券的罪过
赎罪券被当做商品摆到了市场上，与普通市场不同的是，摆摊吆喝的是修士，而购买者则是信徒。修士们宣称：“赎罪券是神最尊贵的礼物……甚至你想要犯的罪，也能得赦。没有什么罪能大过赎罪券所能赎的……只要你肯出钱，出相当数目的钱，一切都能赦免……赎罪券不只在活人身上有效，在死人身上也有效。因此，不需忏悔……钱在箱底嘎嘎作声之时，灵魂逃出地狱，飞入天堂。”这些话语，与撒旦的诱惑毫无二致。在这种蛊惑下，信徒纷纷掏钱购买，忠诚者希望通过此券救赎灵魂，心怀不轨者则盼望赎罪券能减免他们做过的或即将要做的坏事的罪恶。
当赎罪券成为犯罪的通行证，欧洲大地上就变得乌烟瘴气。既然无论做什么坏事都可以用钱来救赎，只要有钱，甚至魔鬼都能上天堂。一些本性恶劣的人因此而更加横行无忌，而正直的信徒则深感不满。这种情形在德国尤其突出。大主教们为了争夺赎罪券的出售权竟然采取竞标的形式，激起了许多人的愤怒。有一个关于赎罪券的笑话故事：一天，一位不满的萨克森贵族对出售赎罪券的修士说，他要暗算某个人，能不能提前买一张赎罪券。贪心的修道士信以为真，竟然要以提高三倍的价格卖给他一张赎罪券。结果这位贵族把修道士痛打一顿，还抢走装满钱财的赎罪券箱。修道士上告法院，而贵族则向法院出示了赎罪券，之后他被宣告无罪。这虽说是个笑话，但从中可以一窥当时恶劣的社会风气和腐朽的教会行为，越来越多的人对赎罪券深感不满。
新的救赎--路德与《九十五条论纲》
当赎罪券本身已经成为罪恶的载体，人们的愤怒便如同火山的能量在聚积，直到一个德国人的出现，才平地一声雷，愤怒的岩浆终于有了出处。
路德的新救赎
1483年11月10日晚上11点，马丁·路德出生于日耳曼中部的萨克逊农村。1497年，少年路德曾先后在三所教会学校受教育，但由于父母不能维持他的生活，以致他必须时常到街头去行乞。这时，幸亏一位富有的贵妇在经济上接济了他。1505年，路德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7月2日那天，走在回家途中的路德遇到一次猛烈的狂风暴雨，雷电在他旁边落下，差点击中他，吓坏了的路德大喊道：“圣安娜，不要让我死，我愿成为一名修士。”之后，路德不顾父亲反对，进入了奥古斯丁修道院。
1507年2月，年轻的路德成为一名神父，他持身严谨，信仰虔诚，刻苦钻研《圣经》，为罗马书中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所感动。目睹修道会中神职人员的腐败，路德深感失望。即便他每天都做忏悔仍无法获得心灵上的安慰。在修道院主持斯道皮茨的建议下，1508年，路德来到维腾贝格学习神学。在这里，他深入了解了奥克姆的神学理论，该理论强调神的自由性和人的自主性。此外，他还学会了古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一年后，他开始担任该大学的《圣经》教授。他每天为学生们讲解《圣经》，心里却为教会的腐败而深感良心不安。在饱受煎熬的日子中，他不得不以参详《圣经》为寻求解脱的方式。而这，更加深了他对《圣经》的理解。1511年，路德回到奥斯定会修道院，在修道院的隐居塔上他夜夜冥思苦想，“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感动时常在他脑海里盘旋，以至于形成一个坚定的信念。路德对《圣经》开始有了新的理解，他认为：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他就可以获得神永久正义的赠礼，并且这份礼物本身并不是凡人所能达到的。既然已经领会上帝的意思，就不需要问别人，也不需要由教士举行仪式。从此，他不认为天主教的形式化的弥撒、赎罪券以及各种繁琐的礼仪可以令人得救，并昂然说道：“我觉得自己得到了重生，经过敞开的门，进入了乐园！”
于是，路德对教会越来越持批评态度。思想的变化迅速转化为行动，在1515年路德的罗马书教本中，已经反映出了他的新见解。
九十五条论纲
路德从教会滥用神权的行径中嗅出了与基督教义不符的、浓浓的铜臭味。当那些认为买了赎罪券就可以使自己免入地狱的人找到路德告解时，他拒绝为他们做赦罪祷告。在目睹教会腐败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1517年10月31日，路德怀着痛苦的心情，写就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九十五条论纲）。这时，他只是以一位大学教授的身份将赎罪券从神学的角度提出来讨论罢了，还未上升到号召宗教改革的高度。写完之后，路德按神学辩论的惯例把它贴到了威滕堡教堂的大门上。这一天，后来成为新教国家的宗教改革纪念日。
这天，凡路过威滕堡教堂门口的人都大吃一惊。这篇以拉丁文写就的论纲字字扣人心弦，每一句话都针砭教会的赎罪券。例如：第27条说，“凡主张钱在坚箱嘎嘎作声时，灵魂就飞离炼狱的，实在是人间最荒谬的”；第36条说，“凡真实悔罪的基督徒，无须赎罪券，即能享受罪刑的全部赦免”；第86条直指教皇，“教皇既然富有天下，何不用自己的财富重修圣彼得大教堂，反而要穷苦的基督徒出钱呢？”此类论述共有95条，因而后世称之为九十五条论纲。
观看论纲的人，无一不为其中的语言所折服，清醒者宛如出了一口胸中之气，糊涂者仿佛当头棒喝被敲击清醒。论纲点燃了人们的理性，激起人们长久以来对教会腐败行径的怒火。人们争相传抄，并把《九十五条论纲》译成德文小册子。在两周内，这本小册子传遍德意志，一个月内传遍基督教世界。上至富丽堂皇的君王大殿，下至鸡鸣狗叫的农民茅屋，一个叫马丁·路德的名字开始传颂八方。
焚烧诏谕--路德宗的扩张
我只点了一把火，但是所用的是真理的语言”，路德如是说。真理的火焰一旦燃烧，那就是永恒之光。它代表了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勇往直前。
与罗马天主教的分裂
《九十五条论纲》发布之后，路德始料未及的是，自己一时间竟获得这么多的支持者。德国的市民、农民争先恐后地向他致敬，最有名的大学教授抢着要跟他握手，萨克森选侯对他大加赞赏。按大学惯例，《九十五条论纲》写上了“欢迎辩论”字样，一些著名的神学家风闻路德的名声便赶来和他进行辩论。路德具有优秀的演讲才能，语调动人，想象力丰富，言辞犀利，细腻时温文尔雅，热情时大胆痛骂，甚至不怕使用最粗鄙的语句。这种争辩进而延展成信路德的人和天主教徒之间的争辩，在全德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潮似涌的人支持路德，反对他的人也如排山倒海一般。在一次与一个名为艾克的神学家的论辩中，路德用德语说出：“我并不否定教皇及教会的权力，但这仅仅只是因为他来自圣门。但就算德国皇帝不是圣门出身，我们也应该尊敬他。”此语一出，为路德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即指明德国人的独立性和自由性。
1517年，路德仍自认为是教会的一分子，他希望能因此而改革教会出售赎罪券的弊端。1518年，路德又以简明的语言重新把《论纲》的宗旨写成了易被大众理解的文章。就这样，路德的支持者越来越多，曾经红火的赎罪券生意却一天不如一天。枢机主教阿尔伯特在罗马控告路德，以利奥十世为代表的罗马教廷感到了威胁，于6月命令路德赶赴罗马为自己辩护，他被控告为异端。在萨克森选侯腓特烈三世的支持下，路德被获准在德国境内由枢机主教迦耶坦审问。迦耶坦要求路德放弃那些有悖于教会的不当言论，而路德却依然坚持己见，他要求召开大公会议裁判他的言论，甚至坚定地说“即使大公会议也会犯错”。于是，他被确定为极端异端分子。路德的坚持以及教会的压制使得他在无数次的争辩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新位置。他公开批判教会的举措，写了一篇神学思考，其中一句话让教皇气得发疯，即“信徒和上帝，犹如两个相爱的恋人，他们之间不需要第三者”。
1519年，马丁·路德在莱比锡参加神学论战，否认教宗的权力，说是没有教宗，教会也能存在。他点燃的宗教改革之火，在德国有了燎原之势，他希望把罗马教会改革成一个“廉俭教会”，取消教阶和教会的繁琐仪式，要信徒将《圣经》当做唯一信仰的对象。1520年，路德写了一系列宣传改革的小册子，包括《致德意志贵族公开书》、《教会被掳巴比伦》和《基督徒的自由》等。他本想以此来改革腐朽的教会，可是教会却不允许他这么做。
1520年6月，罗马天主教廷对路德颁布了《主！请起！》的诏谕，正式宣判路德的主张为异端，并且限定他在60天内悔过自新，否则就要开除其教籍。在这之前，路德曾写信给朋友说：“我已经痛下决心，无论罗马当局如何处理，我都满不在乎了。”是以，当教宗的诏谕送到他手上时，他就在威滕堡大学的教堂内，当着全体学生的面，将诏谕烧毁。1521年1月，教皇利奥十世将路德开除了教籍。
自由的路德
路德从罗马天主教廷脱离之后，获得一种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从思想到行为，从宗教渗透到世俗。他宣称：教友一律平等；人人可以当司祭；人人该以《圣经》为唯一的真理；皇帝和王侯比教宗更有召集大公会议的权力；除了圣洗和圣体之外，应放弃其他的五件圣事。体现出作为信仰与思想的自由，而在他更的宗教改革纲领性文章《论罗马教皇权》中，他更进一步把宗教改革上升到要求政治自由的阶段。他指出，教皇横行霸道的行径会使德意志走向灭亡，并大声怒吼：“把罗马来的恶棍赶出国境！”这是代表了德国民族利益的呼声，路德以无畏的勇气表达了出来。此时，他俨然成了为德国民族利益而奋斗的斗士。
1521年，加冕不久的查理五世传唤路德到沃尔姆斯帝国会议公开辩护。此时，路德力排众议，决定前去觐见这位年轻的皇帝。他的决定令整个国家轰动，因为在这之前，曾有一个宣扬异端邪说的人因见驾皇帝而一去不归。而去觐见皇帝的整个过程就像是一次凯旋的行军。一路上，路德身后有大队人马自发地跟着他，在抵达沃尔姆斯时，有信奉他的军人吹起号角，围观的群众人头攒动，士兵不得不在前面为其开道。4月17日，当着所有的王公和帝国城市代表的面，路德被最后一次要求反悔。然而，他却拒绝了，即使他知道这可能意味着死。他说：“我既不信任教皇也不相信宗教会议，因为事实证明他们的话经常出错和自相矛盾。我不能也不愿放弃我说过的话。因为违背良心的行动既无益处也不光荣。”见路德毫无悔意，查理五世大失所望，碍于群情激涌，他并不敢处死路德，只下令宣判路德不再受法律保护，也不允许任何人向其提供帮助。然而，这是个没用的命令，人们自发地保护路德。
萨克森选侯腓特烈三世派了一支军队将他接到了瓦尔德堡。在那里，路德进行了一项重要的工作--把《新约圣经》以通俗的形式翻译为德文。这是德国人第一次以自己的母语翻译《圣经》，对德文的规范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这件工作，路德不得不走街串巷仔细观察人们在谈话时是如何开口的。他的译文非常优美，此后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歌德或是海涅，都是抱着路德的德文《圣经》长大的。
1525年，路德已经42岁，这年的6月11日，路德与修女卡塔琳妮·冯·波拉结婚。他以行动证明了自己反对禁欲的自由观点，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拥护。在这之后，许多想结婚的修士纷纷结婚，修女们则离开了枯燥乏味的修道院。宗教改革运动如同燎原之火，在德国迅猛发展。
路德宗的扩张
路德在1522年3月便离开了瓦尔德堡，来到威滕堡做了六天的布道。在这之前该市议会决定按路德的建议采取一些改革措施，岂知却引发了一些混乱。路德到来之后，才又恢复了安宁。此时，拥护路德的人已经形成教派规模，整个日耳曼都弥漫着宗教改革的热情。并且在路德宗内部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路德本人是温和派的代表，激进派则以他的朋友闵采尔为首。农民出身的闵采尔期盼以暴力换取农民的自由权利，然而路德并不赞成暴力革命。在刚开始，他们二人一起为宗教改革而努力，路德对农民起义并未发表任何言论，但随着事态的发展，由于各自目标不同，最终分道扬镳。1524年，马丁·路德发表了《为反对叛逆的妖精致萨克森诸侯书》，其中指出闵采尔是“撒旦的工具”，并且要求贵族们对他采取“坚决的行动”；然而闵采尔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抨击路德是“威滕堡的行尸走肉”。1525年5月15日，闵采尔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有5000多农民战死，闵采尔于27日惨死于贵族的屠刀之下。
路德的宗教改革顺应了封建贵族的政治利益，如萨克森、勃兰登堡等选侯以及自由市等，他们纷纷改信路德宗，以便借机没收罗马教会的教产。产生于德国的路德教派，不久之后，就获得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普遍支持。丹麦、瑞典、挪威在同一时代相继信奉了路德宗。
调和的奥格斯堡会议--日耳曼的宗教分化
凡新生事物，出现时大都有震荡和分裂的局面发生。对路德来说，他的初衷只是希望能温和地改革教会，未曾想自己点的一把火竟然烧到了全欧洲，引发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大裂变，从而加剧了封建分裂与割据的局面。
后悔的查理五世
作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一世与卡斯蒂利亚的胡安娜（疯女胡安娜）之子，阿拉贡的斐迪南二世与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一世的外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安一世和勃艮第女公爵玛丽的孙子，查理五世小小年纪便继承了四个王室的王权。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哈布斯堡王朝广泛的皇室联姻的最终产物。19岁时，查理五世便常说要“日起有功”，可见，年轻的他雄心勃勃。1519年，他通过贿赂的方式击败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21年，应教皇利奥十世之邀，查理五世在德国境内审判路德。哈布斯堡王朝是信奉天主教的王室联盟，查理五世本人也是忠实的天主教徒。当他看到路德的拥护者太多，害怕引起动乱，便只在这次审判会上宣布路德及其追随者为非法，却没有下达立即处死路德的命令。为这，他后来非常后悔。路德的宗教改革导致国内贵族各自信教，加剧了封建领主的割据，这令查理五世十分头痛，因为信仰分歧使他的统治变得困难，而如若没有天主教和新教双方的支持，他争霸欧洲的梦想就会化为泡影。
查理五世恨路德和那些信奉他的人。一开始，他对路德教派采取的是镇压的方式。后来，随着他对奥斯曼帝国与法国的战争加剧，他不得不借助改信路德教派的诸王侯的力量。为了得到路德教派王侯对他的战争的支持，查理五世只得暂时扮演一个宗教调解者的角色来缓和矛盾。这时，路德教派和天主教的诸侯们已经各自组织了一个军事联盟，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紧张。1526年，为了避免引起内战，查理五世下达公告，即承认日耳曼各邦有权决定各自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事务。不少地区由此改变了信仰。可是，查理五世很快又后悔了。1529年，他企图收回这项成命，再发公告说：“在召开大公会议以前，不容许再有改变信仰的事发生。”公告一出，就有六位主教和十四个城市起来反对这项公告，人们称他们为“抗议教派”，或者“誓反教派”，中国把这种改革的教派统一翻译为“新教”。此时，日耳曼境内纷争又起。为了调和路德教派和罗马教会的纷争，查理五世希望能再次使双方达成协议，于是才有了1530年的奥格斯堡会议。
奥格斯堡会议
查理五世召开奥格斯堡会议的消息，令许多天主教的与会代表抱着乐观态度，认为在神圣罗马皇帝的主持下，很有可能恢复教会的统一。然而，结局令他们大失所望。在会议上，新教徒提出的《奥格斯堡信纲》，是新教教义第一次汇集的正式纲要，充分表明路德宗的思想，以致成为该教派的基本信仰纲要。天主教徒失望地发现新教徒的信心无比坚决，即便是皇帝也不可能扭转。双方各自坚持不下，大会无果而终。信仰的纷争，令无论是诸侯间、诸侯与皇帝、皇帝与教皇间，都出现了复杂而激烈的矛盾。见势不对的查理五世决心以武力恢复帝国内的宗教统一。
为了应对天主教的力量，新教徒在1531年组成了施马尔卡尔登联盟，与天主教徒展开了绵延不绝的内战。路德在萨克森选侯的庇护下度过晚年，于1546年2月28日去世。1550年，查理五世以严酷的手段对付新教徒，他颁发《血腥诏令》，严禁任何人散播新教教义，更对再浸礼派进行镇压。岂知这一做法引起了教皇和天主教诸侯的不安，因为此举严重威胁到他们的利益，认为世俗皇帝是在扩张其皇权，他本不应干涉宗教信仰。于是，天主教闹起了内讧，他们和新教徒一起跳起来反对查理五世，尽管各自出发点不同。直到5年之后，即1555年，查理五世也未能战胜新教徒，这时的他身染重病，准备退位，他授意斐迪南与新教各邦再次在奥格斯堡签订和约，和约终于确定了路德教派在日耳曼境内的地位与天主教相同。由此，和约削弱了皇权。
路德教众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查理五世要恢复宗教统一的理想终未能实现，尽管路德此时已经不在人间，但他的思想却永远存留下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