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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文武分家到“将相难和”
在说到明清时期的“补子”的时候，文官是飞禽图案、武官是走兽图案，俨然是两路人马了。但在最早的官僚体制里，王侯公卿和大夫们都是既主抓行政又兼管军事的，就是说，不仅有统治的权力，而且有宗族和“私属”的军队亲自统率着。不过到了战国时期，统治的范围不断扩大、官僚机构也越来越复杂，这时还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难免有些力不从心了。
伴随着征兵制度的建立和常备兵制度的建立和推行，以及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君王迫不得已开始进行文臣武将的分家，文官的领头人便是“相”，武官的统领者便是“将”。
将军原是春秋时晋国“六卿”的称号，并不单是统兵官的专称。秦国设立将军的官职，是在秦昭王时，秦昭王刚刚登上王位的时候，拜魏冉为将军，保卫首都咸阳，从此以后秦国才有了将军，但是，秦国的将军不是固定专职的，往往是在出征时由国君临时委任的。
作为最高军事长官的将，其职位仅次于相。燕国的乐毅、赵国的廉颇、魏国的吴起、齐国的田忌都是赫赫有名的将军。
应该说，“官分文武”和西周、春秋时的政权、兵权归于一人相比是有进步的，这是因为真正文武全才的能人毕竟是少数，政治能力和军事才能也算是“一个前门楼子、一个胯骨轴子”的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对于皇帝来说，还有更深一层的好处，那就是大臣的权力分散了，并且因为各种各样的心态，还能够互相监督，而这样一来，权力又能更好地集中在皇帝手里了。
关于相和将的关系，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将相和”的故事了。一个大度宽仁、一个知错能改，无疑是传颂千古的美谈。不过，这实在得说是“将相关系”里的个案，大多数的将和相关系中，上演的往往只是故事的上半场罢了。
说起来这也并不奇怪，文武官僚基本上从出身来讲，就是两条道上跑的车。武将们不是出身行伍，就是王孙贵族和功臣之后，心里头坚信的是真刀真枪打下天下才是真理，现在天下拿下来了，文官们享受着现成的便宜，还鸡一嘴鸭一嘴地唆个没完，自然让他们觉得不顺眼。谁打的天下该谁坐，你们早干什么去了！而文官们通常也是有自己的看法，这些莽撞的大老粗，就知道整天喊打喊杀，哪里晓得什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真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本来皇帝就发现了文武分家的好处，自然也不会去给他们讲什么“团结就是力量”，反而有意安排文臣武将在两个不同的系统里运行，防备着他们把自己架空。
打天下的时候，自然要多多仰仗武将，天下到手了，大受封赏的也都是以武将居多，明太祖朱元璋甚至专门在法律里定一条“文臣不得封公侯，最高只能封伯爵”的规矩。但是到了统治稳定后，皇帝看着不顺眼、不放心的也是武将，除了“杯酒释兵权”，也会玩弄“以文抑武”的把戏，逐渐把武将的任命、提升等人事权力收归兵部，军事后勤收归户部，到了后来总是把战区的指挥权也交给文臣。
正是因为彼此的态度和皇帝的暧昧，历史上将相之间产生激烈的冲突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中唐时期，宰相张延赏与武将李晟就闹得比较厉害。
李晟是行伍出身，被封为“西平郡王”。张延赏是官僚世家出身，以精明强干闻名。
当年张延赏任剑南节度使，李晟率军在当地驻防，两人关系就不太好，而且还因为一个妓女闹过争风吃醋的事情。开始是得胜回朝的李晟弹劾了当宰相的张延赏，皇帝为了让刚刚立功的李晟“消气”。就罢免了张延赏。后来唐德宗提议二人结成儿女亲家以“和解”，虽然李晟一口答应下来，张延赏却断然拒绝。
不久张延赏重返相位，就利用皇帝想和吐蕃议和的机会，建议解除李晟兵权，并且趁机羞辱了李晟，险些造成李晟的谋反，二人的关系恶化到难以收拾的地步。如果不是张延赏病死，这一场将相之争，估计很难有个“善终”。
9.“十羊九牧”与冗官之患
“十羊九牧”是个再形象不过的比喻，按照常识，十只羊用一个牧人已经显得很轻松了，但现在却要九个牧人来放养十只羊。最早提出这个“词”的人是隋朝的杨尚希，他向隋文帝上书说：有的地方方圆不过百里，就设置了好几个县，而几千户人家的地方，就有两个郡。这么多的地方官，为了保证财政支出，就只能加大百姓的赋税，而且，需要这么多的官，哪里去找这么多的优秀人才来担任啊！
“十羊九牧”准确地说出了古代官场上官多民少、人浮于事的现象。而尽管隋文帝后来接受他的建议，裁撤了郡的设置而改为州县两级，但后来的官场发展，却是愈演愈烈，直到成为“冗官之患”。
秦始皇平定天下以后，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后来又增加到了四十郡，郡以下是县、县以下还有乡、亭。等到了汉代，发展为“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的建制，并在郡上设州，这样的“细胞化”行政，组成了一个严密的封建监控网，但官职的设置也就随之叠床架屋了。
从汉代开始，设有县令、长、丞、尉、公卿、大夫，均为正式官衔，称为“长吏”或“大吏”。以下是胥吏，或“吏胥”、“小吏”，虽不是正式官员，却人员庞杂，职称繁多。《汉书.百官表》中有记：“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音夫、游激……”这还不算一些员外官和不领事的散官、勋官设置。
不过，尽管名目繁多，汉代的官员编制却是在整个古代官场上最为“精简”的。西汉时有近六千万人口，正式的官员不过七千多人，而到了明初，人口还是那么多，官员却到了一万六七千人，而继续“进步”到清初，官员二万七千人，但统治的人口不过是西汉时人口的四成多一点！明世宗时，正式官员的总数已经超过了十二万人。清代咸丰皇帝曾经在折子的批注中写道：“直隶、河南等省白役，一州一县何至盈千累百之多？”
官员的人数大大超出了官职编制所需要的数量，这些多出来的官只能等着、熬着，可还没等到合适的官缺出来，新一批的官员又产生了。
最简单的办法是减少官员数量。可朝廷也有自己的苦衷。比如皇帝根据具体情况，为了加强自己的管理和统治，需要设置一些新的部门机构，这就要委任新的官员，但是历来祖宗之法不能擅改，所以，很多以前定下来的旧官职依旧要给予保留，这就等于凭空多出来了一套“班子”。还有的时候，为了协调各集团的利益，所以广开入官门户，造成了僧多粥少的现象。后来，为了“利益均沾”，只好拉长两个官职间的距离，或者缩短每个职位的任职期限。以宋朝为例，北宋初期，全国文武官员一万三千多人，而到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居然达到了四万两千多官员。要知道，南宋可是比北宋在土地上少了一大块呀。
还有一种导致官员大批量产生的情况，一般是动乱时期。国库空虚，银子有限，而且皇帝也觉得还是封官成本低一些，于是就对那些“有功之人”滥封官职。据记载，唐代安史之乱时，因为军功册封的武官一年达到十万人，最后吏部不得不又增加了一个专门写“委任状”的“告身官”。
而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朝廷上派发出去的“游击”、“总兵”更是成千上万。不过这些人要倒霉一些，他们大多数大字不识，又没人推荐，担着个“官”的虚名，流落街头的也不在少数。
官冗之患的害处极大，国家财政开支增加，赋税来源因封赐而减少自不必说。官越来越多，民的负担也就越来越重。民也要想办法。有的努力考上功名，这就不用接受盘剥了。有的想办法混个衙役，也能把自己的税免除。剩下的民，人数少了，需要作出的“贡献”却保持不变或者增多了，于是压力越来越大，有人一咬牙也争取“脱离苦海”了，可需求不变，担子落在更少的人肩上。于是，这些“良民”就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了，一条是造反，一条是死掉。
元人张养浩在《三事忠告》中说的“治吏为尤难”，也算是替皇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吧。
10.文人与官场的悖论
“古来诗人难做官，皆因狂气胸中来；李杜文章光焰长，一个布衣半个官。”这首没什么文采的诗，作者是明朝的大奸臣严嵩，虽然后世对他的评介实在是乏善可陈，但他这几句诗倒很是“有一说一”，点明了一个封建官场的残酷事实，那就是--文人不宜。
不过，自古以来的文人却都很喜欢参与政治，他们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拿严嵩在诗里提到的“李杜”来讲，杜甫，很早就写下了“致君尧舜上”的豪气诗句，李白更是觉得“吾辈岂是蓬蒿人”，可以看出，古代文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习惯于把治国安邦当做自己的人生理想，对国家和社会怀有强烈的责任感。
不过，古代的官场对文人似乎是不大欢迎的。在官场斗争的旋涡里，文人有着儒家“天下归仁”的情怀，却不能找到和不能遵从于官场的定律，自然免不了会受到非议和排挤，别说“大展宏图”，连自保都难。
陶渊明可以算是个大文人了，可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性情行事，上级来检查工作，因为懒得去奉承巴结，就大袖一甩辞官不做了，看起来很潇洒，但在官场众人来看，那就是毫无城府的幼稚了，说他是“政治文盲”都不过分。
苏东坡的仕途，更是文人进入官场的典型案例。才华横溢的苏东坡，10岁就成名，21岁参加殿试，据说同样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看了他的文章，“喜极而泣”，连连大叫，要把自己的官位让给他。可就是这么一个“拉风”的人物，在官场上却接二连三地被贬官放逐，甚至锒铛入狱，最后，被皇帝和政敌越打发越远，一口气到了海南岛，好容易遇赦北归，不到一年就病逝了。传说有位相士曾经给他做过批语：“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真是一语成谶。
苏东坡写过一句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其实，他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从政而不改文人秉性，本身就是一个失误。
文人所受的儒家教育，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如果太固守于不合时宜的个性，太过于坚守着某种不合时宜的原则，不懂得变通，动不动就以天下为己任，习惯以理想主义者的眼光看待政治、看待官场，对统治者的方针政策品头论足，肯定会触犯其他人的利益，甚至是君主集团的利益。并且，他们常常得罪人却不自知，那么在关键时刻栽跟头并败走“官场”，也就成了文人最终的悲哀宿命。
元丰二年，苏东坡在例行公事的《湖州谢上表》中，写了下面的句子：“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由于“新进”暗指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结果惹怒了一些尚在当政的新进。他们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诽谤朝廷，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结果，苏东坡在大牢里待了三个多月，还险些丢掉了性命。
其实，宋朝的君主还是开明的，像苏东坡这样遭贬外放的遭遇基本上就算是好的了，要是遇上文字狱盛行的清代，被砍头抄家也不足为奇。
曾经有文章评价：政治家和文人的最大区别，就是政治家在大处着眼，忽略细节；文人往往从小处着眼，却看不到主流。而苏东坡一贬再贬的政治遭遇，究其根源，就在于他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纯粹的文人。
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因为苏东坡多次上书批判，导致王安石极为恼火；司马光上台后废除新法，东坡依然多次撰文，批评司马光的做法良莠并除，太过急躁，也让司马光对他心存芥蒂。
其实，任何一项政策出台，都存在利弊，关键是要看主流。东坡最大的失误在于，他太过于关注细节。最终也就造成了“里外不是人”的结果。
性格决定命运。苏东坡也许并不知道这句话，但却用自己的经历，为天下的文人，作了一个印证。
11.习得治国策，卖与帝王家（一）
文人入仕一直是我国古代官场的一大惯例，那么产生这种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盖中国古今文人士子皆有大抱负也！此大抱负大约源自《论语》。所谓“学而优则仕”与“不仕无义”。
具体而言，就是《大学》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成为中国士子的理想和抱负，这种理想通俗言之，就是从政入仕。
中国士人兴起乃在晚周列国时代，即诸子百家争鸣时代。据胡适等人考证，晚周诸子皆出于王官，因为先秦时代知识尚为官府所垄断，可见中国知识分子之家学渊源还是政治。但他们力图摆脱政治拘囿，取消神权天命目的论，在天地间作纯粹的哲学思考，在天地间中作纯粹的文学创作，这就是晚周百子之学，风骚之文。
孔子云“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士子们“自矜”为医国之手，替天行道，杜甫称之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仕，从人从士，士亦声，仕意为官或僚，而士即今所谓知识分子。可见仕之本意就是有知识有文化之人，此等人当官，就是士人政治，或曰文人政治。
中国士人一开始就走与西方雅典学派不同的道路，百家诸子，皆务于治，《易传》说他们“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也就是说，晚周诸子学源于王官，又学归王官，始终没有脱离政治，五经、六经皆是经世济邦之书。
中国自古便没有学术分科，一切竹帛皆文也，一切文字皆书也，六经之中，有文学如《诗经》，有历史如《尚书》《春秋》，有政治如《礼记》，而读此经书者，我们可以通而称之文人、文士、士子、书生等。
其中，由于天赋禀异，或对以《诗经》《楚辞》为代表之文学产生大兴趣，他们读《国风》而手舞足蹈，读《离骚》而痛哭流涕，并以风骚情怀欣赏大千风物，于是一篇篇新的风骚被他们创造出来，成就了中国一部风骚史，即今所谓文学史也。然而，《国风》情怀并非是在安然逸乐的桃源中凭空写就，世间原本就没有桃源；《离骚》悲痛也并非是杞人忧天强而说愁，杞人一定写不出令人激荡的文章。中国一部风骚史，原本与百家之学一样，始终没有脱离与政治的关系。
文人心怀纯白，所谓怀瑾抱玉，洁如素练，净若清流；而政治自古则玄黄不分，转若旋涡，浊若染缸。如此，纯素文人与玄黄政治不期而遇。
结果呢，坚贞者确保其坚贞本色，一部分乃被政治涡轮挤榨，粉身碎骨。汉末党人比如李元膺、孔文举、弥正平等被杀，魏晋如嵇康、吕安等被诛，即是其证，知识分子成为王朝的冤魂，在中国历史上可谓血迹斑斑，俯拾皆是。
一部分则明哲保身，退步江湖，寄情山水，成就一种政治以外的风流。当然还有一部分，他们虽然纯白坚贞，但尚不足以杀身；他们虽然仕途坎坷，却也没有勇气归隐山林，仍然切切求索。后两种文人，前者成就了山水诗，万古江山，一朝风月，原来仕途意外竟有如此广阔的自由天地；后者则成就了忧患诗，怀才不遇，伤世骂时，坎坷仕途从他们的锦心绣口里流出来，就是文学珍馐。中国文学之主流，非彼即此，或彼或此，或兼而有之。
当然，一部分人机缘绝佳，身逢治世，海晏河清，一方面能恪守道义，坚持理想，另一方面又能与世委蛇左右逢源，他们自然能平步青云，衣锦还乡，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只是仕途过于顺利，已经激荡不起情感的火花，他们不得不在文学史上隐去。
而大部分士子则在主子的威逼利诱下，逐渐堕落，失去自我，随染缸之染而变色，随涡轮之转而盘旋，所谓素练可黄可青，歧路或南或北，当年的道德理想被阉割，思维火花被窒息，诗意才情被麻痹，他们成了倚门卖笑之娼妓，只等主子宠幸，多赐银两；他们是“大势已去”之黄门，除了摧眉折腰、仰人鼻息以外，无复他能！这些人亦是文人，史称御用文人者也。
然而，就文人政治本身而论，真文人实在不能在政治上有大作为，有作为的是少数。文人或是十足的道德主义者，或是十足的风骚主义者，总之他们都很浪漫，前者是道德主义的狂热者，动辄就要为天地立心，动辄就要替天行道。
如王夫之所谓“六经则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曾国藩所谓“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我不是说有道德理想不好，因为他们十足的书生气，根本不能在务实的政治上有所作为；退而求其次，道德理想是华丽的外衣，是完满的桃源，人容易在其中沉湎萎缩，袖手心性，自欺欺人，魏晋与两宋就是其证。
后者呢，则是山水的钟情者，情感的肆虐者，眸底只有湖光山色，心里只有三千弱水，或放浪形骸于青楼，或游心任情于山水，他们愈是当官，“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很难想象如此文人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太白一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若问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处？答曰：山水也，酒肆也，青楼也！我不是说太白堕落，相反我是非常欣赏羡慕太白的文人本色与诗人才情，只是客观地认为，太白一身傲骨、满腹才情已经注定他不能在政治上有大作为。
同样，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也正是他在扬州为官的十年梦，如此他怎能对得起他的皇粮官俸？真能像韦应物一样咏出“邑有流亡愧俸钱”的官宦又有几人？文人情怀与政治拘束是格格不入，能写一手好文章，在仕途上往往会涂抹一大败笔，非不愿也，乃不能也。
即使这样，平步青云、光宗耀祖然是文人们向往的海市蜃楼，士子们正是在对仕途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观望、徘徊、进去中深沉地感悟生命，在一种无可奈何的凄凉悲剧中，才写下“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好诗。
12.习得治国策，卖与帝王家（二）
唐伯虎曾写道：“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在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其实当年自己中苏州解元以后，是何等风光，他是又何等地想有朝一日能跨马游春、雁塔题名啊！而今，大才子却落魄苏州城外种桃花，只是不得已。
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暗含之逻辑即是读书从政，为官干禄，不学无术的贾神瑛一见读书人就嗤之以鼻，称之为“禄蠹”，禄蠹云者，乃是中国读书人的宿命，在这种宿命中，文人的理想才情和政治旋涡存在着深深的悖论，令文人无比尴尬，诗人不幸文章幸，文到穷处自身神！
原来，孔夫子早已在“学而优则仕”之语中为中国士子留下了千古谶语，范希文叹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居山林之远，则忧其君！一种理想的状态是，文人不要当官，绝意仕途，然而在中国古代不要当官就是没有理想没有抱负，没有理想没有抱负又何以为自己日后的愁霾和苦闷留下伏笔？同样，没有经过政治拘束和仕途坎坷又何以知道山水田园的自由风流？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官场就是魑魅！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碧溪垂钓和日边功名永远在文人身上进行着亢奋的冲突。文人落魄没有官做，他们惆怅苦闷，郁郁不得志，“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李白），“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孟浩然）；他们一旦有了一官半职，便被官场所累，也是满腹牢骚，“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李商隐），“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刘长卿），嵇康所谓当官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堪者二”之说乃是把官场对于文人之拘束发挥到极致而已。无官是苦闷不得志，有官是郁闷无自由，如何如何！
中国文人有一种天然的山水情怀，“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渊明），陶渊明只是义无反顾地回到山水田园中来，然而，陶渊明本心又岂有山水，“渊明诗喜说荆轲，相见停云发浩歌”，在龚自珍看来南山采菊的陶渊明并不是一个真实的陶渊明；文人同时也有一种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抱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李白），曹子建笔下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洛神，原本希望大哥赐给他朝廷重任，让他一显身手；就是这样，“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文人们一脚踏着帝国的华阶，一脚踏着世外的山水，无比尴尬，进退维谷！
士子入宦途，可谓是既多艰辛又不乏精彩，这其中的笑泪，也许只有几百年前的官场士子们才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