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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进退：
古代官场的“全景图”
1.官的由简入繁演进
“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唐代诗人杜牧的这句诗，通常被人们看做“官场”一词的“源头”。
“场”的定义很有意思，我们现在都知道“电场”、“磁场”、“气场”，但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尽管客观存在，却又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官场”，同样是这样，我们可以把官场理解为官员之间的迎来送往，也可以理解成官员们的升迁沉浮，但我们看到的只是“官”，他们置身的这个“场”，却似乎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
另一个和“官场”亲密接触的文学作品，就是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了。也正是因为这部小说，“官场”一词具有了一定的贬义，总是让人觉得，进入了官场，就有着身不由己的滋味，却又感到莫测高深的玄机。
既然是官场，那就要先把这个“官”字弄明白。什么是官？从古人那儿开始算，解释也是有好几种。有的说，官，就是管；有的说，官来自棺。不过，《墨子》里曾经有一段话，说的就是官的起源问题，听起来倒是很“实话实说”。按照墨子的意思，刚有人类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官的。大家一起逮兔子、摘果子，忙着填肚子，也没啥别的事情。可是后来，人开始多了，除了找吃的，也有闲工夫了。于是问题就开始多起来，比如今儿是去河边抓鱼，还是到树林里捡点柴；吃剩下的半条羊腿是挂在山洞口风干，还是拿去换东西。对于这些问题，大家肯定意见不同。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的主意好，别人的主意馊，那么接下来就开始互相攻击了，话赶话的，难免就吵起来，即使亲爷俩儿都可能动上手。最后的结果，就算不闹出人命，也是脸红脖子粗的。
再往下，就开始出现“报复”行为了，发现了猎物不告诉别人，吃剩下的食物不分给别人，反正就是“你丫不听我的，你也甭想好”。时间一长，这搭伙“过日子”的事情就不好办了，谁见了谁都像乌眼鸡似的。
古人也知道“出现问题找方法”，于是发现，出现这样的“不愉快”，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拿主意”的人。就是猴群还有个猴王呢！所以，大家开始找那些胳膊粗、力气大的，或者脑子快、口才好的，纷纷对他说：“到底怎么办，你来决定吧。”于是，这个人就成了部落的首领。
可是，人口越来越多了，事情也就越来越多，这首领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了。所以，他又物色几个虽然不如自己，但是可以作为“培养对象”的人，叫他们帮着自己，这个去处理一下昨天死了的人怎么安葬的问题，那个带着人去给老天爷磕几个头，请其下点雨。这些人，开始还只是临时指派，后来就成为专门处理日常事物的人了。
第一批官，在黄帝时代就有了。传说黄帝打败蚩尤后，觉得自己的摊子铺大了，开始把那些得力助手的权力确定下来：驾驭七种野兽助黄帝大败蚩尤的马师皇被封为牧政官，主要职责是掌管衣食住行和驯服六畜；在战场上救治伤病和制造药品的炎帝被封为医政官，主要职责是掌管医药事物；制造出蚕丝的嫘祖被封为财政官，主要职责是掌管国家的财务和收支；战功卓著的力牧大将军被封为军政官，主要职责是带兵征讨四方；联络各部协同作战的伏羲被封为行政官，主要职责是管理日常民生杂事。
不过，墨子也说，那时候的官，“维辩使治天均”，意思就是说，那时候的官是按照公平的道理来治理人民。这可能是最早的“公仆说”了。但是，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王朝夏朝诞生的时候，官也就真正具备了国家职官的形态，其权力和地位开始产生了变化。这时候，官不再是为民服务，行使管理职能，而开始一点点地发展为对“民”进行统治和役使。
夏、商、周在历史上被称为“三代”，这期间，统治机构自身也在不断地调整变化，职官的种类和数量也要跟着“与时俱进”，变得复杂起来。后来，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密，基本上朝着一个官“主抓”一项工作上发展。这样一来，权力分出去，一人一点点，然后又有一个上级领导进行指挥，一层层“垒”出一座权力“金字塔”，而抬头看，高高在上的那个人，就是天下最大的官--皇帝。
中国的官僚体系，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并且，这样的一套政治体系，也曾经是很多国家学习的榜样，而“官场”的长久存在与发展，衍生出一种“文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2.官员和皇帝的“互动关系”
前面提到了，在“官场”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坐着的是皇帝。从理论上来讲，皇帝是天子，他下面的所有官，都是听命于他，并辅助他的。
常识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封建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实质。在这种关系中，“官”对“民”来说，是高高在上、说一不二的，但到了皇帝面前，就成了乖巧的奴才和走狗。
的确，过去讲究“君君臣臣”的纲常，也就是说，君是主，臣为次。当官，首先要做的，是处理好这个“君臣关系”，因为人家当皇上那是“奉天承运”，而你的官位却是皇上“赏赐”给你的。惹恼了皇上，你的权力就会被没收，这就应了那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管你是想造福百姓还是要鱼肉乡里，基本上都没戏了。
不过，真要是还原一下历史，很多时候却成了反过来的事情。大臣们通常会被比喻成皇帝的手足和耳目，是替皇上办事的。皇上手里掌握的各种资源，这是让很多人心甘情愿地为其卖命的筹码，他只需要布置任务、下达命令，根据大臣完成任务的效率和质量来论功行赏就一切“OK”了。
但问题出在中国这几千年来的皇帝，是一茬一茬更换的。而每一次“轮流坐庄”，都离不开臣子们的帮助。要是哪个臣子没事的时候想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什么的，今天还是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说不定明天就会变为阶下囚。从王莽篡位到司马氏夺权，这样的事情没少发生。
于是，古代的君臣关系，有的时候是君强臣弱、有的时候是君弱臣强，差不多也是“忽冷忽热爱感冒”的。
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中国出了一些有能力的皇帝，但更多的却是那些因懦弱而无权的皇帝。而且，越是到了王朝的末期，表现越突出。
开国皇帝们一般还都是比较牛气的，能打下一片江山，对付手下的“官”们自然也有一套。史书上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打发臣子的方式还是比较温和的，传说中的朱元璋“炮打庆功楼”就显得比较歹毒，但所有这些“鸟尽弓藏”的花招，都是想让官员们知道，究竟应该“谁说了算”。
朱元璋也好、赵匡胤也好，再说到“杀韩信”的刘邦也好，这江山他们总是想一辈传一辈，但这使阴谋和耍威风的本事，却不一定能够总在他们后世子孙们的DNA里，后来接班的皇帝，从小就养尊处优地长在皇宫里，身边除了一群群花枝招展的女人，就是一队队尖声细语的太监，人生的艰难和磨炼对他们来说基本上属于扯淡了，就是人情世故怕也是越来知道得越少。可手下的臣子们却不一样啊，一点点进步到拥有现在的地位，注定会在见识、学问、办事能力上有过人之处，强过皇帝基本上是毋庸置疑的。
这个时候，皇帝和臣子们的关系就开始微妙起来了。因为自己能力有限，这“治天下”的任务完成起来就显得很艰巨。本来这大官小官在皇上那里得到优厚待遇，毕恭毕敬地工作，心里头想的就是感谢国家和高唱“皇恩浩荡”，但现在发现皇上原来离开自己就“玩不转”，难免就得意起来，从开始的时候“没事偷着乐”，一点点地，矜持就变得困难起来，直到发展到“得意忘形”的地步，而这个时候，皇上就要战战兢兢了。
什么叫“高处不胜寒”呢，这金字塔顶上，皇帝是一个人，但塔顶下的大臣是一帮人。臣子们可以颂扬你“万岁、万岁、万万岁”，可以服从你并且“谢主隆恩”，可他们也可以反过来剥夺你、除掉你。
比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王虽在名义上贵为天子，但在实际上甚至连诸侯国的宰相都不如。而三国时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基本上就是个傀儡罢了。唐末时期，皇帝甚至完全沦为节度使朱温的玩物。
君臣关系注定是要此消彼长。强势的皇帝，可以让臣子们俯首帖耳；聪明的皇帝可以借力打力，用一帮大臣治另一帮大臣，从而取得平衡；废物的皇帝，要么是和全部大臣对立起来，要么是倚靠一帮大臣。结果呢，那就是被架空或者被抛弃，反正是要大权旁落，结局悲惨。
其实，皇帝们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反复强调所谓的“忠君观念”，大力表彰“忠臣”，努力让所有人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臣对君要无条件地忠，无条件地奉献一切。而君则不需对臣承担任何义务--“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不臣”。
3.驭臣之术是“高段位”权谋
离开臣子们的辅助，皇上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但过于倚仗臣子，皇上又可能成为臣子们“弄权”的道具。这样一来，臣对于君来说就成了一把“双刃剑”，时刻得小心别割着自己。
所以，对于“民”来说，皇帝和官员是“一伙儿”的，但在他们内部，却也时刻存在着“斗争”。皇帝要坐稳自己的龙椅，就必须时刻把臣子们攥在手心里。臣子们喜欢说“效犬马之劳”，但这马的缰绳，皇帝必须抓紧。于是，皇帝对臣子们的防范和利用，也就逐渐丰富成了一整套“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方法--驭臣之术。可以说，如果一位君主能有效地行使皇权，并借助手中的权力创造出自己的丰功伟业，那么，他一定是一位深谙“驭臣之道”的权谋家。
而这所谓的“驭臣之术”，说白了也无非就是两点目的，一个是怎么样叫这些臣子更卖力、更听话；另外一个呢，就是怎么样防止臣子们不卖力气和不听话。
这样一来，作为基本手段也就相对简单起来，离不开“巴掌”和“甜枣”--威胁和利诱两种。
俗话说，和气生财。对于“官场”来说，大家当然也是希望“他好我也好”的。所以，皇帝首选的“术”，还是赏赐。对于沉浮在宦海之中的“大官小官”们来说，效忠君主的最主要动力当然是为了升官。于是，君主们通常选择官职作为赏赐的主要手段--干得好的有糖吃。由于人性的贪婪，升迁的愿望是很难“知足常乐”的，但这晋升却不能一点限制也没有。否则，不断“要求进步”的臣属们早晚有一天就会和皇帝平起平坐了。
皇帝也不傻，他想出的办法是把官职分割得越来越细，种类也是尽可能纷繁复杂，此外加上大大小小的等级……这样一来，谁想进步都可以，但是得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慢慢往上爬。登上去一格，叫你谢一次恩；升一次官，叫你努一回力。就是出现“连升三级”的好事，前头还有好多层等着你呢。想爬到顶上去，那就唱“真的好想再活五百年”吧。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使中国古代官职制度发展得体系完备、种类越来越繁多细密。
可是，再周密的计划也是会出现意外的。谁也不能保证那些各种“商”都高人一筹的家伙不出问题。重臣、功臣、能臣历代都有，所以，一些权势、声望和能力才华等方面已经产生威胁的官员，必然要成为皇帝防范的重点对象。
从罚重也必到刑于将过，皇帝也设计了很多措施。当臣子的权势足以和皇帝抗衡，基本上他们也快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了。而所有功高盖主、锋芒毕露的臣子，也都会成为皇帝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
另外，皇帝时刻不忘的还有“树威立尊”之术。因为威严是有效行使权力的重要条件之一。与其等着臣子有了犯上的思想苗头再处理，不如平时维护好自己的威势和尊严，让别人先产生尊敬、信赖、服从、畏惧的念头，也算“不战而屈人”了。
这一点，从皇上被呼为天子就可以看出来，既要让你知道我坐在这把龙椅上是理所应当的，又时刻提醒你“伴君如伴虎”的危机感，让你那点小心眼儿除了害怕和崇拜，没空寻思别的。
“坐山观虎斗”同样是皇帝的一种驾驭之术。这也属于“发动臣子斗臣子”的战术范畴。在一种便于皇帝操纵的权力结构下，让臣子们互相产生矛盾，利用官场里的集团和派系之间的权力争夺来“以臣制臣”，皇帝基本上就可以处超然的位置上了。这好像电视剧里的和和纪晓岚在那里“咬”得越厉害，乾隆爷越哈哈大笑着如看“西洋景”。
抑制相权、以微臣制重臣、以近臣制权臣、以酷吏制重臣，这都属于皇帝的“政治平衡术”，只要不影响自己的利益，皇帝不但不会去当“和事老”，反而会有意无意地制造和保持他们的对立，自己正好在上面操纵、分而治之。
对于皇帝来说，驾驭和控制官僚比直接统治民众更显得重要。纵观历代君主的驭臣之术，其花样之繁多、手段之卑鄙、技巧之圆滑老辣，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而在等级分明的官僚制度下，上司对下级无异于一个个小“君主”，君主驭臣之术自然而然地会被上行下效、推而广之，成为广泛意义上的以“上”取“下”的手段。于是，官场谋略才被不断“发扬光大”，成为古代官员们的“必修课”。
4.做官是“危险”的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好了歌》不管怎么唱，也改变不掉人们跻身“官场”的渴望和如痴如醉的追求。
当官可以光宗耀祖，还可以一呼百应，面子和特权似乎都可以成为人们在梦里都乐醒的理由，相比之下，“奔仕”路上的一切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不过，这做官的权力和待遇毕竟是皇上“赏”的，给多给少人家说了算，况且，能给你也就能要回来。所以，做官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如果不时刻提高警惕，丢官事小，一旦“龙颜大怒”，命都搭进去了。
但凡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基本上下场皆不尽如人意。越是曾经居高位、享大名者，越几乎没有一个人的结局是完满的。比干进谏忠言被掏心，韩信大破项羽被杀害，周亚夫平叛乱终绝食而死，岳飞满腔热血竟被害死于风波亭，于谦枉死于刑场，袁崇焕被处以凌迟。每当朝代更替之时，就是功臣被诛之日。武则天以强力手腕建立武周朝，不惜掀起一片血雨腥风，一直屠戮到自己儿子孙子那一辈；明太祖朱元璋几乎杀光了自己身边所有的功臣。
“君尊臣卑”的格局，说起来应该是从刘邦得了天下以后，叔孙通积极筹划、自编自导出了“朝仪”才产生和确立的。草根出身的刘邦“今日始知皇帝之贵”，心里自然“很爽”，而这么好的心理感受当然要“持之以恒”了。
这种君臣关系的变化，让那些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老弟兄，谁也不敢再放肆了。那么，无形之中，彼此的地位也就发生了变化。
不过，汉代的丞相三公，还是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严子陵甚至还敢对汉光武帝给的官职说“不”呢。但到了唐代，大臣们的权力就开始被削弱了，连“刑不上大夫”的保护也不提了。
到了宋朝的“杯酒释兵权”，臣子的权力更是被剥夺和分化得厉害，很多官职都成了虚职了。
另一个平民皇帝朱元璋同样让君臣关系来了一次“急转弯”。首先他提出了“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的规定，并且设立廷杖之刑和特务机构。这时候，做臣子的可不是没有权力那么简单了，皇帝已经彻底掌握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他的喜好和情绪，都可能影响一个官员的升迁、贬谪，甚至导致抄家、杀头和灭门之祸。
于是，在伴君如伴虎的险恶官场，所有人其实都是难卜吉凶的。白居易有两句诗，写的是大白话，说的也是大实话：“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这些被百姓称为“大人”、“老爷”的官员，其实也只是皇帝面前战战兢兢的奴才罢了。
再往下，做个下层的官员就更不容易了，所有的上司都得应付，要是一不留神得罪谁，可能就丢官降职，甚至是杀身丧命。
要是算一下，官场上的“冤死鬼”从来都是“前仆后继”的。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被自己的同事上官大夫“进谗言”，终于被挤兑得跳了江。帮刘邦打了天下的韩信，最后“鸟尽弓藏”也死于非命。还有文种帮勾践灭了吴国后被赐死，岳飞、于谦、左光斗、袁崇焕等，都是埋头苦干落了个祸从天降。
再说到朱元璋的严刑酷法，就因为有了“廷杖之刑”，大臣们就被皇帝任意他侮辱屠戮了。朱元璋对待江南地区极度不信任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如朱元璋在位31年，苏州知府竟然换了30次，而且这30人当中，据清朱彝尊考“洪武中，苏守三十人”遭到“左谪”、“坐事去”、“被逮”、“坐赃黥面”、“坐法死”者就有14人。尤其是洪武七年（1374）的魏观冤案，一下子刺痛了文人的心。当年，朱元璋借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旧居修建官府、疏浚运河的名义说魏观“兴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一下子杀了魏观、高启、王彝等众多文化名人，可谓骇人听闻。
《菽园杂记》里写朱元璋做皇帝时的“官场”，真的是“白色恐怖”：“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最主流的文人心态，应该是“全身而退”，这样仰人鼻息的生活，实在苦不堪言。
当然，不可否认在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古代官场上，有不少人能够存活、富贵始终。要是细究起来，这也是当官的“诀窍”了。不管是随机应变还是以不变应万变，总之要对千变万化的官场能够“自有一套”，才可以保命固位。
而只要“留得青山在”，当官的好处依然值得在“风口浪尖”上去博弈一番的。
5.掌印就是掌权
当官讲究的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而行使权力的道具和凭证，就是“官印”，反过来说，“拿印把子”也就成为当官、掌权的代名词。掌印就是掌权，古代官场，用不同的铸印材料和印绶颜色来显示权力的大小和官阶的高低。
设置官职要授予“印信”的制度，大约的开始时间是在春秋战国之际，苏秦游说天下，配“六国相印”的故事，一直以来都被人们传扬，而且，从考古的角度来说，人们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发现战国以前的官印封泥。这主要是因为在夏商以及西周时代，统治天下的基本上就是几家贵族，论起来，大家除了堂兄弟就是表叔侄的关系，这样由血缘构成的统治网络，也不需要什么别的“证件”了。而到后来的战国时期，政权组织为了提高“战斗力”，开始向庶民开放，但那时候又没有什么“互联网公示”，才有了这么一个主意。
官印代表了权力，所以也就决定了人们对“印”的态度。单从《三国演义》里来说，这样的“段子”就不少。诸葛亮怕摆不平“关张”，要和刘备“乞印行令”，关云长准备从曹操那里“开小差”，就整了个“挂印封金”的行为艺术。
相对比较完善的官印制度，到了秦代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形成了。那时候，上到丞相、太尉，下到郡守、县令，都要在被任命的时候由国君授予官印，而且，还发给一个用来拴在印纽上的带子，这就是印绶，这样，当官的就要像对待新买来的BP机一样，须臾不离地挂在身上，当时的刘邦，是一个泗水亭长，基本上也就相当于镇武装部主任的小官儿，也曾经配发了“半通之铜”，他那时候整天游手好闲，可挂在腰间的铜印摇来晃去，也觉得自己神气活现。
人们对“官印”的“敬意”，从项羽造反的事上就可以看出些端倪。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会稽郡守殷通为了搞好“防御措施”，急忙忙地把项梁叔侄请过来商量对策，哪知道，人家老项家那爷俩儿也憋着劲要反呢。于是，项梁一个眼神，暴脾气的项羽就拔出宝剑把殷通的脑袋砍下来了。然后，项羽从殷通的裤腰带上把郡守的大印解下来自己戴上，这就算是新的郡守了。就凭着“佩其印绶”，居然也能行令各县，“得精兵八千人”。
认印不认人，这样的制度到了汉朝依旧没有改变。相传汉武帝时，朱买臣被任命为会稽郡守，上任前，他回到自己借住的驿馆。这个朱买臣在历史上是比较有名的，因为他穷得实在离谱，老婆主动提出和他“离婚”。所以，估计这样的“笑话”早就传开了，所以，吏员们看到他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谁也没给他好脸子。
朱买臣以前很穷，可是人家不傻啊。于是，他掏出怀里揣着的印绶，当着众人比画着怎么戴好看。于是，所有人都傻了眼，马上挨个排好队，过来给他叩拜见礼。官印的威力，从这个故事里也可以看出来，在人们的观念里，印就是权，权大于天。
印既然代表了权力，那么保管大印的工作就成了“重中之重”。
秦汉魏晋时期，属于一官一印的时代，所以，人和印要做到形影不离，到了唐代以后，印一般保存在官府里，如果出现了丢失的情况，是一定严惩不贷的。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镇南卫百户胡凤，将他掌的印信，寄在小旗方细普家，三日不取”。受到的处理就是充军发配。可见“官场”对于“官印”的慎重。
据说蔡京当丞相的时候，有一天准备“用印”，拿起装印的盒子，觉得分量很轻，又用手摇了摇，没有声音。心里觉得不对，于是说，“今儿先不盖章了，明儿再说吧”。一般这样的情况，就是下面的人偷出印去“舞弊”了，真闹起来，蔡京也要受到处罚，所以，干脆来个装糊涂。到了第二天，再看印盒里，大印果然回来了。这也算官场上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因为闹起来，大家都没好果子吃。
6.传统的“官本位”思想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的《神童诗》，所反映的是一种全社会“达成共识”的强烈期盼。“读书高”并不是重点，而读书以后，“学而优则仕”地混个一官半职，才是真正的目的。
在古代社会，官员成了权力的化身，也成为了权力的“具象”，官越大，权力越多，好处越多。于是，当官对于所有人来说，都能够成为一种巨大的诱惑。这也就是在很多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
“官本位”的产生与存在，是和官僚体制的存在和发展分不开的。经过两三千年的运作与完善，在古代中国，“官”已经形成一个组织严密、层次分明、运作规则明晰的特权阶层，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它永远是从自身的阶层利益出发制定各项成文的法律政策和不成文的获利规则。换句话说，做官，跟着来的就是财富、荣耀和特权。
主流的儒家思想也不断教化民众要崇官、敬官和做官，形成“官本位”的价值导向，强调官怎样治理社会和驯化民众，官是社会的主宰。
古代中国，从士、农、工、商的排行就可以看出，决定人们地位的并不是经济关系而是权力。想喊出一句“有钱就是大爷”的狠话，在古代是行不通的，真正独立的特殊阶层是官僚。
举一个例子来说，同样是地主，官僚地主们的身份属于和皇族一样的“贵”，而那些开田耕地和经商致富的地主就成了“土地主”，就算家里用金子搭灶台，也不过是个“民”，属于“没身份”的人，只要你没有“功名”，一口袋元宝换不来一件绸子衣裳，只能穿布衣白袍。这就是区别。
古代社会中权力两极分化十分严重，权力永远归官僚，其余各阶级、阶层皆是毫无政治权力，导致权力结构严重失衡。官僚阶级就像是生物链顶端的物种，所有官僚，只要享有了政治权力，别的都变得顺理成章。
可以看出来，在“官本位”社会中，官职是人们疯狂追逐的最高目标。干一切事情都是手段，做官才是最终目的。而官位几乎成为“一般等价物”，是衡量一切人对错、好坏、善恶、真假、美丑、成败、荣耻的唯一标准。一切社会职位、职业，只有换算成官位，才可以辨认，才可以比较，才有价值，才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任何人之间，同样是把是否为官、官职大小、级别高低，作为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敬官、畏官、官尊民贱、官主民奴的社会心理。
“我中了！”当范进喊出这么一声就开始兴奋得发疯的时候，了解了人们对于官的迷恋、渴求，也就不足为奇了。而那个赏给范进耳刮子比挖鼻孔还顺手的“屠夫岳父”，就算是为了给“好女婿”治病，抬起的手也开始哆哆嗦嗦了。
官民之间差别太大了，使得人们都希望自己做官，都认为光宗耀祖的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当官。因为中国人除了有官，其他的，那就剩下官的奴隶了，一般情况下，也叫“老百姓”。
和官比起来，作为老百姓--“民”的一方，那“做人的差距可就太大了”。明朝有个学者叫侯方域，他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民”的基本生存状态的速写--“明之百姓，税加之，兵加之，刑加之，役加之，水旱灾加之，官吏之食渔加之，豪强之吞并加之，是百姓一而所以加之者七也。于是百姓之富者争出金钱而入学校，百姓之黠者争营巢窟而充胥吏。”
注意看这最后一句话，“百姓之黠者争营巢窟而充胥吏”，胥吏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其实算不得官，说得不好听点，不过是官的“腿子”罢了，但是他们也勉强算得上是官僚特权的“神经末梢”，这就够普通老百姓追求一辈子了。真要是衙门口里有了这么一位，那是值得全族庆贺的大事了。
7.向上的台阶很严格
说到做官的理想，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贪污受贿”的方便和“草菅人命”的特权。还是拿前面说到的“金字塔”来形容，做官，人们更是想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正如有钱的“土地主”只能穿“布衣”一样，不仅仅是穿，古代社会里，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都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想“越雷池一步”，搞不好就是掉脑袋的大罪。
我们夸一个人的相貌，有时候会用到“富贵相”这个词，但在过去，富是富、贵是贵，这是两个并不贴边的概念。有钱就可以叫做富，但只有拥有什么特权的官宦之家才能称得起这个“贵”字。还是那句话，只要你没有官爵，家里就是有一座金山，也和贵字八竿子打不着，见了县太爷得下跪，犯了法就得打屁股。
从穿上说，只有黑白两色，不准披金戴银，从住上说，就是弄一上万平方米的房子，也只能是三开间，而且屋顶上不准有瓦兽、房梁上不准画彩绘。要是再往前，数到春秋战国时期，那是连肉在平时都没资格吃的。因为只有当官的才是“肉食者”，他们才可以随时吃肉。
再说到行，出门不准坐轿子，也不准摆仪仗。孩子大了想找个“好人家”的姑娘，那也只能上平民家里去找，结婚时想多办几桌酒席都不行。窝窝囊囊活了一辈子，死了也只能穿一套衣服进棺材，棺材也只能是松木、杉木的，不准漆成红色，抬棺材的不准超过十六个人。坟头不准高过四尺、周围墓地不准超过九步，原则上连墓碑都是不准立的……就算这些你都能忍了，可还有官吏的苛捐杂税、敲诈勒索等着你呢，万贯家财的安全感几乎为零。
要想改变这样的状况，出路是只有自己也成为“官”，当了官身份就不一样了，也是贵人了。况且，富了不一定贵，贵了再想富，那就容易得多了。出门也坐上轿子了，打上伞盖了，看见平级的官，拱拱手就潇洒地走了，再也犯不上提心吊胆地闪到一边去了。
不过，做官也有大小，对于大多数的百姓来说，是个官就可以很牛气。但在官场内部，还有更严格的等级规定，对于权力欲比较强的人来说，那就得“同志仍需努力”了。
即使做了官，穿什么服装、坐什么轿子、府第用什么颜色的大门和台阶、需要多少护兵卫士、出行时打什么旗子、要什么摆设以及听什么样的音乐、用什么样的弓箭、祭祀时用什么样的供品等等，都有一定的等级规定，不许僭越。
首先就是官服的等级最为鲜明。历朝历代都对不同品级的官服进行了颜色上的规定，一般都是从紫色、红色、到绿色、青色，自上而下进行分类，也正是因为紫色的品级比较高，通常是三品以上的高官，才有了“红得发紫”一说。
我们提到过，官职是越分越复杂的。到了明清的时候，单单从颜色上已经不够分了，于是“补服”制度又应运而生了。“补子”就是一块绣了图案的方布，缀在官服的胸前。官阶不同，补子上的图案也就不同。文官是飞禽、武官是走兽，具体的分类如下：
文官一至九品的图案依次为：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雪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八品鹌鹑，九品练雀。
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狮子，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八品为犀牛，九品海马。
清朝又在帽子上做文章，用以区别官员等级，叫做顶戴的帽饰。通常革职或降职时，即革除或摘去所戴顶子，另外，皇帝可赏给无官的人某品顶戴，也可对次一等的官赏加较高级的顶戴。例如总督为从一品官，赏加头品顶戴，即等于按正一品待遇。以红宝石为最高，依次为珊瑚、蓝宝石、青金石、水晶、磲、素金、镂花阴文金顶、镂花阳文金顶。
除了穿着打扮，和官与民的区别一样，不同级别的官，住的房屋也不一样，比如一品、二品的可以住“五间九架”，门房“三间五架”，而三至五品的就得改成“五间七架”和“三间三架”了。并且，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员才能够在屋顶上装饰瓦兽，大门的颜色、门环的材料也要根据级别而区分。
再一个区别就是出行的“谱”了，明清的时候，一个九品芝麻官也有两个扛着板子的皂隶跟随，而唐朝的时候，一品大员的出门仪仗，要达到几百人之多。
而所有这些烦杂细致的待遇规定，也就成为精心设置的一个个“目标”，让无数人沿着这样的台阶努力向上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