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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学点经济学全集
李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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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曾经在10年前，人们记住了通货膨胀这个词。10年后，中国人与时俱进，记住了CPI这个外来的词汇，把它作为判断是否出现通胀的标志性指标。
说到CPI，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比较陌生。其实一般在生活中我们都会对它有感性的认识，那就是CPI升高了，生活就会显得有些拮据，但是大部分的人对CPI的经济含义还是不够了解。
那么CPI究竟是什么呢？
CPI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它能够反映出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CPI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在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央行会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乐观。
所以，人们都知道CPI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
提到CPI，我突然想到了物价的飞速上涨，到超市看看猪肉的价格，和前些年相比大相径庭，猪肉价格翻着跟斗往上爬，带领粮食、蔬菜、食用油等生活物品价格飞涨。
我的一位邻居老奶奶，她不懂得什么是CPI，但是她能迅速感觉到物价上涨的“威力”。有一天，她悄悄地告诉我，她在自己楼下的空地上，种上了丝瓜、茄子、白菜等蔬菜。我问她，就种这么一点点菜，有什么用呢？她告诉我，别小看这些菜，每个月能帮她家节省200块生活费。谁知道物价会涨到什么程度，自己种点菜，心里踏实。要是小区允许养猪，她肯定也会养上一两头！
是的，在CPI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富人的日子还是像以前那样过。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却无疑是一场噩梦。正是因为猪肉、粮食、食用油等生活用品的价格飙升，才会出现重庆家乐福限时抢购桶装油活动引发踩踏事件的悲剧，才会出现居民小区住户梦想着在自家阳台养猪的荒唐事……
CPI的变化对于年轻人来说，影响也很大。年轻人一般都怕麻烦，所以就都愿意到超市买肉买蔬菜买油，却很少关心价格。但是肉和蔬菜的价格涨得太快，年轻的夫妻往往还要考虑生孩子的问题，看着CPI的升高，也只得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除了家居生活，CPI还引发了利息、股市、楼市、工资等问题的连锁反应，共同影响着老百姓的钱包。那么，面对这些问题，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先说食品，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竞争的行业，只要不像以往那样，由政府企业垄断流通环节，或者像家电企业一样被国美、苏宁等渠道商垄断，农民就会在众多零售商之间按照价高者得的经济逻辑使自己收益最大化，这点不劳任何人操心。
作为弱势行业，农业很容易受到各种天灾、动植物疫病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由于农产品产出率低、价格低、风险大，因此对农业实行保障和补贴是各国通行的普遍做法。在对农产品的补贴方面，越是发达国家补贴越高。欧洲一年补贴额在700亿欧元以上，美国在200亿美元以上，同时为了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政府采取保险、再保险、低息贷款、及时提供各类农产品交易信息等各种措施。
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大涨，这里面原因有很多，真正的问题在于有关部门未能提供信息服务、农业融资渠道不畅通、对于大规模爆发的疫病未能提供免疫等保障机制。
当然，若是将这些社会矛盾全部归咎于中国的市场化转轨，或许有失偏颇。中国出现的这些问题，一部分是中国综合国力和政府财力力不从心，还有一部分是政府在财富分配中“越位”和“缺位”，从而导致中国提供公共产品不足或低效。
要想让政府与市场达到和谐的统一是件很难的事情。无论是中国转轨经济的实验，还是在“自由市场”的教科书中，又或是目前发达的西方国家中凯恩斯“看得见的手”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仍无定论。市场和政府的相互博弈是决定效率和公平的相对平衡的关键因素。
不过，这些问题根源多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应该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将问题一一解决。
PPI--国家经济的“体温计”
PPI指的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能够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也是制定有关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重要依据。
PPI是生产者物价指数的英文缩写，它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也是制定有关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重要依据。
目前，我国PPI的调查产品有4000多种（含规格品9500多种），覆盖全部39个工业行业大类，涉及调查种类186个。
CPI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英文缩写，它反映的是消费者支付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化情况，也是一种度量通货膨胀水平的工具。
CPI告诉我们的是，购买一组具有代表性的消费品，在今天要比过去某一时间多花费多少。比如，2008年7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6.3%，意思就是说如果2007年7月我国普通家庭购买某一组商品的费用是100元，那么2008年7月购买同样商品大约需要106.3元。由于CPI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因此CPI稳定、就业充分及GDP增长往往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目标。
根据规律，PPI对CPI有一定的影响。PPI反映生产环节价格水平，CPI反映消费环节的价格水平。整体价格水平的波动一般首先出现在生产领域，然后通过产业链向下游产业扩散，最后波及消费品。
通常情况下，PPI走高意味着企业出厂价格提高，因此会导致企业赢利增加；但如果下游价格传导不利或市场竞争激烈，走高的PPI则意味着众多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成本压力，从而影响企业赢利，整个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也将受到考验。
作为整体经济运行的核心指标，CPI和PPI对国民经济和资本市场有着深远的影响。
有人曾对此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整个国家经济看成是一辆飞驰的列车，那么普通居民就是列车的乘客，各类企业是列车的零部件，而国家经济政策就是要确保这辆列车又快又稳地行驶。
如果说GDP增速反映的是速度指标，那么CPI和PPI就是表明列车运行稳定程度的核心指标。若是CPI太高，车上的乘客（广大居民）会感到列车过于颠簸而无法承受；若是PPI不正常，那么列车的零部件（众多企业）则会承受过大的压力负荷。这两种情况一旦发生，都需要迅速对宏观经济进行“点刹”与调整。因此整个经济运行的健康程度通过CPI、PPI的走势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反映出来，并可以由此预判未来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
CPI对于资本市场来说，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高通胀会导致上市公司赢利前景不明，使市场风险增加。资本市场的资金来源是广大投资者，投资者们的资金成本预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CPI。高涨的CPI也通常导致央行采取加息、收紧银根、减少货币供应等紧缩货币政策措施，这样造成流入股市的资金减少而资金回报要求提高，因此股市的下跌往往紧随高通胀而来。
CPI既包括消费品价格，也包括服务价格。在统计口径上，CPI与PPI并不是严格的对应关系，因此很有可能出现CPI与PPI的变化不一致的情况。CPI与PPI持续处于背离状态，这不符合价格传导规律。工业品市场处于买方市场以及政府对公共产品价格的人为控制是导致价格传导出现断裂的主要原因。
工业品价格在不同市场条件下向最终消费价格传导有两种可能情形：
一是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因为供大于求，所以工业品价格很难传递到消费品价格上，企业需要通过压缩利润对上涨的成本予以消化，其结果表现为中下游产品价格稳定，甚至可能继续走低，企业赢利减少。
二是在卖方市场条件下，成本上涨引起的工业品价格（如电力、水、煤炭等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最终会顺利传导到消费品价格上。
那些难以消化成本上涨的企业，可能会有破产的危险。可以顺利完成传导的工业品价格（主要是电力、煤炭、水等能源及原材料价格）目前主要属于政府调价范围。在上游产品价格（PPI）持续走高的情况下，企业无法顺利把上游成本转嫁出去，使最终消费品价格（CPI）提高，最终会导致企业利润的减少。
一般情况下，PPI是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由于食品价格因季节变化而变化，而能源价格也经常出现意外波动，为了能更清晰地反映出整体商品的价格变化情况，一般将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变化剔除，从而形成“核心生产者物价指数”，进一步观察通货膨胀率变化趋势。
一般而言，当生产者物价指数增幅很大而且持续加速上升时，该国央行相应的反应是采取加息政策来阻止通货膨胀快速上涨，则该国货币升值的可能性增大；反之亦然。
PPI主要着眼于工业、矿业、原料、半成品的价格，目前也加进了服务业，不过比重较小。在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的资料由美国劳工局负责收集，美国劳工局以问卷的方式向各大生产厂商搜集资料。美劳工局会向25000多家企业作调查，得出产品价格，根据行业不同和在经济中的比重，分配比例和权重。
PPI能够反映生产者获得原材料的价格波动情况，因而可以通过推算预期CPI，从而估计通胀风险。
总之，PPI上升不是好事，如果生产者转移成本，就会使终端消费品价格上扬，通胀上涨；而如果不转移，则企业利润下降，经济有下行风险。
中央银行--最后的放贷者
中央银行是一个国家中最高的货币金融管理机构，在各国金融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央银行的职能是宏观调控、保障金融安全与稳定和金融服务。中央银行是“银行中的银行”，它集中保管银行的准备金，并对它们发放贷款，充当“最后贷款者”。
中央银行是一个由政府组建的机构，负责控制国家货币供给、信贷条件并监管金融体系，特别是商业银行和其他储蓄机构。中央银行还是“银行中的银行”，它集中保管银行的准备金，并对它们发放贷款，充当“最后贷款者”。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服务，而不向企业和个人提供一般的服务。
它产生于17世纪后半期，形成于19世纪初叶。它是一个国家最高的货币金融管理机构，在各国金融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央银行的职能是宏观调控、保障金融安全与稳定和金融服务。中央银行是“发币的银行”，对调节货币供应量、稳定币值有重要作用。
中央银行是“国家的银行”，这一职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代理国库；代理国家债券的发行；向国家给予信贷支持；保管外汇和黄金准备；制定并监督有关金融管理法规。此外，中央银行还代表政府参加国际金融组织，出席各种国际会议，从事国际金融活动以及代表政府签订国际金融协定；在国内外经济金融活动中，充当政府的顾问，提供经济、金融情报和决策建议。
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具体方式常常被称为货币当局的操作程序。以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银行（简称“联储”）为例：联邦基金利率是联储用来实施货币政策的关键利率。根据联储的政策目标和对经济的估测，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为基金利率设立目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联储负责货币政策制定的委员会，一旦该委员会设定其政策目标，就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执行其操作，因为该行最接近纽约市的巨大资本市场。
中央银行所从事的业务与其他金融机构所从事的业务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央银行所从事的业务不是为了营利，而是为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服务，这是由中央银行所处的地位和性质决定的。
中央银行通常采用三种主要的政策工具来达到自己的调控目的，这三种政策工具分别是：法定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活动。
法定准备金率要求所有存款机构都要把存款的一个最低百分比作为准备金，这个最低百分比就称为准备金率。也就是说，当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时，银行必须持有更多的准备金。为了增加自己的准备金，银行必须减少自己的贷款，这样就减少了货币量。当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准备金率时，银行可以少持有准备金。为了减少准备金，银行增加自己的贷款，这就增加了货币量。
贴现率是中央银行随时准备把准备金贷放给商业银行时的利率。
公开市场活动是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政府有价债券--国库券和债券。当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活动时，它是与银行或企业进行交易，但不与政府进行交易。
公开市场活动所引起的银行准备金变动在经济中会引起连锁反应。首先它对货币量具有乘数效应，其次它改变了利率，再次它改变了总支出和实际GDP。在美国，联储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改变非借入准备金（即准备金总额与借入的准备金之差）的存量，公开市场业务是美联储用来影响经济的最重要工具。
“最后贷款人”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能，是中央银行保障金融系统稳定的重要手段。
恩格尔系数--达到小康水平的标尺
饮食的需求，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的重心才会开始向穿、用等其他方面转移。因此，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
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
所以说，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消费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简单地说，一个家庭或国家的恩格尔系数越小，就说明这个家庭或国家经济越富裕。反之，如果这个家庭或国家的恩格尔系数越大，就说明这个家庭或国家的经济越困难。当然，数据越精确，家庭或国家的经济情况反映的也就越精确。
恩格尔系数公式表示为：
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100%
恩格尔定律主要表述的是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它揭示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间的相互关系，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说明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
众所周知，饮食的需求，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其在消费支出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的重心才会开始向穿、用等其他方面转移。因此，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人们的现实生活其实的确如此，很难想象一个贫困的家庭，最大的家庭支出不是放在了食品上。“民以食为天”，吃是人们获得生存的首要条件，只有这一层次获得满足后，消费才会向其他方面扩展。
现在的生活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人口袋里的钱是有数的，吃的消费增多，就意味着文化上、精神上的消费减少。这也证明了你生活的质量仍然不高。随着时代进步，生活之中，文化内涵的注入应该越来越多，这样才能说明人们的生活具有现代生活档次。这让我想到了我们国家春节的恩格尔系数的上升。把春节恩格尔系数降下来，让我们的节日生活过得更加多姿多彩，需要摒弃多年来形成的那一套过分强调饮食上的丰盛，而不太注重精神上的愉悦的节日消费模式。
现在我们会发现，请客吃饭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多，不管是别人请客，还是你来做东，都流行到饭店设宴。饭店一桌菜少说也得三四百元，再来两瓶好酒，一顿饭没有六百七百很难下来。若用这些钱订阅报刊，够订三四种读上一年；若看场高雅的文艺演出，一家三口绰绰有余；若用来健身，办张包年卡都没问题。把用来请客吃饭的费用加起来，出去旅游一趟，既能开阔眼界，又能休息放松，一举多得。
平时如此，节假日亦然。节日恩格尔系数下降的过程，也是我们追求健康的现代文化，即小康文化的一个过程。当然，春节恩格尔系数下降也不光是消费者的事，有关行业的服务也要跟上去，尤其是文化产业应把更多的本土文化元素、娱乐元素、情感元素注入到传统年节中去，促进传统年节的升级，让人们在春节期间能够选择更多的休闲消费方式，有钱花得高兴，花得开心。
在国际上来看，也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我们在我国运用这一标准进行国际和城乡对比时，要考虑到一些不可比因素，如消费品价格不同、居民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由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产生的特殊因素。
对于这些横截面比较中的不可比问题，在分析和比较时应作相应的剔除。另外，在观察历史情况的变化时要注意，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一种长期的趋势，而不是逐年下降的绝对倾向。它是在短期的波动中求得长期的趋势。
二八定律--收入的差距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在工作时，如果能够在20%的重要事务上尽心竭力，就能达到80%的效果。也就是说，工作量不一定要做到100%，只要牢牢把握这重要的20%，就足以获得较大的收益。
现实中，有些人总为自己浪费了大好时光而懊悔，沉浸在深深的自责中。其实，一个人只要有明确的目标，即使走过一些弯路，也不会对目标的实现有太大的负面影响。何况，我们自以为在浪费时间，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浪费。
没有人敢说，我的每一分钟都在向目标迈进。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点“杂事”的打扰，给身体一个放松的机会。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功”，正是这个意思。在这一点上，犹太商人这个群体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犹太人善于经商，工作赚钱几乎是他们的一种本能。有句流传很广的话是这样说的：世界上的钱装在美国人的口袋里，而美国人的钱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
但是，犹太人不会为工作所累，他们也很热衷于娱乐，重视享受生活。有人对一个犹太人每天不足8小时的工作时间感到不解，就问他：“你工作一小时能赚50美元，每休息1小时，就相当于少赚了50美元，一年你就要少赚1.8万美元，那为什么不能增加1小时工作时间呢？”
这个犹太人给他算了一笔账：“假如我每天不间断地工作8小时，那么我一天能赚400美元，但我的寿命将减少5年。按每年收入12万美元计算，5年时间我的收入将减少60万美元。而如果我每天少工作1小时，在我多活的时间里，我能赚更多的钱，这不是更划算吗？”
这样的解释，听起来有点强词夺理，但犹太人就是这样，他们不会将工作带到休息和享乐的时间里。在固定的假日里，他们将工作甩开，全心全意地放松自己。他们喜欢美食，也很关注自己的家庭。犹太人有个习惯，就是从不在餐桌上谈论工作，但可以与家人亲密交谈。
有人也许会说：工作太多了，简直做不完，哪有什么空闲时间呀？
事实证明，在一定的时间内，犹太人完成的工作要比其他人都多，因而拥有的空闲时间也较多。他们的诀窍是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二八定律”，这是犹太人获得巨额财富的一大秘诀。对这一定律通常的解释是：重要事务一般只占所有事务的较小部分，其比例大概为20%。如果我们在工作时，能够在20%的重要事务上尽心竭力，就能达到80%的效果。也就是说，工作量不一定要做到100%，只要牢牢把握这重要的20%，就足以获得较大的收益。
“二八定律”是由意大利经济学者帕累托在1897年提出来的。帕累托注意到19世纪英国人的财富和收益模式，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后提出了这条定律。
帕累托在调查取样中发现大部分的财富流向了少数人手里，同时，他还发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某一个族群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和他们所享有的总收入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关系。他在不同国度、不同时期都发现过这种现象。不论是早期的英国，还是其他国家，他都发现这种微妙关系始终存在，而且在数学上呈现出一种稳定的关系。
从大量具体的事实中，帕累托发现：社会上20%的人占有80%的社会财富，即财富在人口中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同时，他还发现生活中存在许多不平衡的现象。因此，二八定律成了这种不平等关系的简称，不管结果是不是恰好为80%和20%（从统计学上来说，精确的80%和20%不太可能出现）。习惯上，二八定律讨论的是顶端的20%，而非底部的20%。
后人对于帕累托的这项发现（二八定律）给予了不同的命名，例如，帕累托法则、帕累托定律、80/20定律、最省力的法则、不平衡原则等。在此我们把它统称为二八定律。今天人们所采用的二八定律，是一种量化的实证法，用以计量投入和产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在二八定律中有这样的理论：一个小的诱因、投入和努力，通常可以产生大的结果、产出或酬劳。就字面意义看，即指你完成的工作中，80%的成果来自你20%的付出。因此，对所有实际的目标，我们80%的努力--也就是付出的大部分努力，只与成果有一点点的关系。这种情况看起来似乎是违背常理的，但做现实中却非常普遍。
二八定律指出：在原因和结果、投入和产出，以及努力和报酬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衡关系。它为这种不平衡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衡量标准：80%的产出，来自于20%的投入；80%的结果，归结于20%的起因；80%的成绩，归功于20%的努力。
在商界和人们的生活中，到处存在这种现象，只要细心观察，你就会发现：
世界上20%的人口消耗了世界上大约80%的资源；
世界上20%的人拥有着世界80%的财富；
20%的产品或20%的客户，为企业赚得约80%的销售额；
20%的罪犯的罪行占所有犯罪行为的80%；
20%的汽车狂人，引起80%的交通事故；
在一个国家的医疗体系中，20%的人口与20%的疾病，会消耗80%的医疗资源；
80%的能源浪费在燃烧上，只有其中的20%被充分利用，而这20%的投入，却回报以100%的产出。
在生意交往中，20%的顾客可以带来80%的利润；在社会生活里，20%的人群拥有80%的财富；在人的生命中，20%的时间带来80%的快乐……
你一生使用的80%的文句是用字典里20%的字组成的；你的电脑80%的故障是由20%的原因造成的；同样的道理，你20%的朋友，占据了你80%的与朋友相处的时间……
总之，在原因和结果、投入和产出、努力和报酬之间存在的这种不平衡关系，可以分为以下两种不同类型：多数，它们只能造成少许的影响；少数，它们造成主要的、重大的影响。
通过种种事例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生活时时刻刻被二八定律影响着，然而，我们却对此知之甚少。
以前社会上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可是二八定律却要你小心选定一个篮子，将你所有的鸡蛋都放进入，然后死死盯紧它。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究竟是哪20%的关键付出产生的80%收获，我们就能时刻提醒自己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关键的少数上，而不是用在获利较少的多数上。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必将会超越平庸，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基尼系数--穷人与富人的差距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是难免的。比如，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而“朝阳”产业领域当中人们的收入水平一般要高于“夕阳”产业领域中人们的收入水平。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12年提出的。它用来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基尼系数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为“0”。为“1”时，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为“0”时，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是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
目前，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有很多种。基尼系数的好处在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
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达到了0.47（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如果将基尼系数0.4作为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可以说，是对许多国家实践经验的一种抽象与概括，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是，各国、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居民的承受能力及社会价值观念都不尽相同，所以这种数量界限只能用做宏观调控的参照系数，而不能成为禁锢和教条。
如果有人因为贫富差距扩大、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正，就否定改革开放，是不正确的。当享受着改革开放经济成果和西方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巨大转变时，反过来否定改革开放，是矛盾的。但是如今中国基尼系数不断拉大，百姓会有怨言。
这种抱怨大多不是针对“收入差距”而是针对“分配不公”。比如说人们不会对姚明的高收入不满，也不会对明星的高收入愤愤不平，使人们不满的主要是“灰色（体制外）收入”和“黑色（法制外）收入”。前者如电信、铁路等行业垄断部门的高收入，后者如贪污腐败、营私舞弊所得的高收入。而这部分收入在统计基尼系数时，往往不会被列入其中，如果把这部分收入加进去，这个比值恐怕又要加大不少。
中国基尼系数不断拉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城乡收入不平均，这是由于我国建国初期，政府为尽快建立起工业体系，采取“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倾斜政策造成的，这是我们历史的选择，现在这种选择埋下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中国城乡收入水平之悬殊，世界首屈一指。当别人都在“农村城市化”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面对“城市农村化”的尴尬。
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加重性重要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某种条件下被夸大了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被人们明显地低估或掩盖了。
在判断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现象时，当然不能简单运用某个指标如基尼系数的具体状况来得出整体性的评估。
客观地讲，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现象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就其历史原因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是难免的。比如，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朝阳”产业领域当中人们的收入水平一般要高于“夕阳”产业领域中人们的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