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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思考
婚姻是一种交易行为，而任何交易都是存在风险的。投资理论认为，“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婚姻的制度约束及婚姻的性质决定了婚姻只允许有唯一的赌注，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
家务劳动为何不列入GDP
女人们做家务在一般人看来是天经地义，是义务行为，因此从未被列入GDP的统计范畴。但这是合理的吗？
前不久，一家机构作了一项针对2000对夫妇的调查，结果显示，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有将近70%的职业妇女希望做全职太太。这个数字让很多人吃惊，有人认为这是社会退步的表现，但也有人认为是社会进步的表现。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到底该怎么理解呢？
在我们身边，这种情况很是普遍，家务劳动要么是由家庭成员在“业余时间”来做，要么就是由某一个成员专门来做。业余做家务的，算是对家庭“作贡献”，而专门做家务的，则可能被认为是“吃闲饭”。
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在他的著作《生活中的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统计国内生产总值时，应该把家务的贡献也算在里面……由于做家务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家庭所提供的服务和商品，应该是国家整体生产的重要部分。毕竟，如果请人来家里带小孩、打扫及煮饭的话，这些工作是会算在GDP数字里的。若是由家人自己来做，就不算在里面。”
在现实生活中，情况也的确如此。比如说有一位先生发现他雇用的保姆很勤劳贤惠，于是便娶她为妻。在这之前，他需要向保姆支付工资，因此，保姆所从事的诸如做饭、打扫房间这类的家务劳动理所当然地被计算到了GDP里面。但是，当变成主人的妻子后，她虽然从事同样的劳动，但雇佣关系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便没有人再向她支付这部分劳动的报酬，她的所有活动也从此不再计入GDP。
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说，保姆变成妻子，对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实际上是一种“损失”。据经济学研究人士说，家务劳动和办公室、工厂、商店的工作相比，是保证基本生存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更重要的因素，也是维持市场部门健康的基本前提条件。如果孩子们得不到悉心的照顾或者家庭成员得不到有营养的食物，工作效率就会降低，社会成本就会相应增大。所以说家庭的日常维护也是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是这些贡献巨大却没有薪酬的活动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并没有占一点位置。
那么，很多人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自家做家务就不算是就业，而走出家门，哪怕是到别人家里做家务，就算是有了一份工作呢？为什么人们在自家做家务的这部分劳动没有在GDP中有所体现，而出去做保姆所得的酬劳就一定会反映到GDP里面呢？
据统计，美国妇女在家务劳动中所创造的价值相当于全国GDP总量的28%，如果以具体的数字表现，那将是个庞大的数字。
现在如果有人问你这样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工作？相信大多数人会说是为了养家糊口，维持生计。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还有很多人只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劳动价值。加里.贝克说：“如果把家务也算在GDP里头，那么留在家里照顾小孩并且做家务的男人或女人，都可以提高自己的自尊心。同时，这么做也可以把GDP增长的实际状况，更准确地反映出来。”
在当今社会，工作没那么好找，于是，社区或家政服务作为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便被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提上了议事日程。所谓的社区和家政服务，说穿了就是替别人做家务。
当然，人们的就业观念不会一下子变过来，GDP的统计方法也不可能一下子有所改变。所以，将一部分家务劳动社会化就成了很有必要的工作。特别是抚养子女、照顾老人这些劳动，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的途径来解决。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促进社会福利程度的提高，使经济发展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当孩子被送到幼儿园或者老人被送进养老院时，这部分家务劳动也就被转化成了就业岗位，从而被计入GDP。此外，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无报酬的家务劳动也具有经济价值，没有考虑无报酬的家条劳动的经济核算体系是带有偏见的。
因此说，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做自己的家务，或者，如果做自己的家务不被GDP所承认，那么就应该创造条件，让没有工作的人去做别人的家务，让社会承认他们对GDP的贡献。
经济学家的思考
GDP是有局限的，仅用GDP指标去衡量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存在缺陷的。我们不可能要求GDP能够满足所有方面的要求，但我们应该知道GDP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在它的适用范围内，正确地使用它。
优秀的不一定总能战胜落后的
在人们的印象里，好的一定会打败坏的，优秀的一定会战胜落后的，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似乎并不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们的生活中不难发现，有些时候占上风的并不是那些最优秀的，达尔文的“优胜劣汰”规则并不是总能起作用。
比如，有一句话叫“天鹅常被第一只癞蛤蟆吃掉”，说的是美丽的女孩子往往有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普通的男朋友，而优秀男孩子的女友又常常长相平平。这样的情况频频出现，并不是偶然现象，用一句经济学的术语来解释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假设优秀男生甲和另一普通男生乙共同追求美丽女生丙。男生乙自知论帅气程度及经济实力都不如甲，所以追求攻势就格外猛烈，而甲虽然也很喜欢丙，但碍于面子，也由于自恃实力雄厚，所以追求起来就内敛含蓄。美丽女生丙实际上喜欢甲要远胜于乙，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她不能肯定甲是不是也那么喜欢她，再加上女孩子的自尊心理，所以会显得很矜持。如此状况下，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乙大获全胜娶到了丙，而丙会带着遗憾，心里虽想着甲却成为了别人的新娘。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这就是“逆向选择”，虽然无奈但却实在，生活中许多事情的结果大抵都是如此。
“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定律。该定律是这样一种历史现象的归纳：在古代，由于当时的钱币是根据真实的重量来衡量其交换价值的，所以人们担心被磨损的钱币会影响其价值而花不出去，所以收到良好的没有磨损的钱币时就将其储藏起来，当需要消费的时候，就挑拣有被磨损的钱币支付。每个人都怀着这种想法，时间长了，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就都是劣币，良币反而退出了市场，这种现象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从根本上说，当事人的信息不对称是“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存在的基础。因为如果交易双方对货币的成色或者真伪都十分了解，劣币持有者就很难将手中的劣币用出去，或者即使能够用出去也只能按照劣币的“实际”而非“法定”价值与对方进行交易。
该效应告诉人们，理性的经济人不只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还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包括金钱利益的最大化，也包括非货币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可以看出，道德风险不只存在于经济领域。
其实，“劣币驱逐良币”的原则不仅存在于货币流通中，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存在着类似的现象。比如，我们可以把不讲诚信的人比喻成“劣币”，把讲诚信的人比喻成“良币”。当一个社会中不讲诚信的人能够获得巨大好处而又不受到什么处罚时，讲诚信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劣币”就这样驱逐了“良币”。
同时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发现，社会上假文凭越来越泛滥的原因也在于此。因为假文凭不像真文凭那样需要花费大量的心血与才智才能取得，而如果假文凭在求职中也能蒙混过关，即使被发现也不会被追究责任，那么人们宁愿要假文凭，而不愿费力地追求真文凭。
尽管如此，“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也并不是无法摆脱的，只要使信息流动充分，优劣区分明确，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应该说，劣币与良币是可以共存的，毕意，不同品质或等级的物品和行为共存也是很正常的。乡镇企业生产的几十块钱一双的运动鞋并不会驱逐几百元上千块一双的名牌运动鞋，反之亦然。这里的关键是运动鞋市场上有一个信息对称的竞争环境和市场定价机制。这种机制使得不同的鞋有不同的市场价格，消费者会各取所需。然而，如果乡镇企业的运动鞋可以私自挂上名牌的商标而不受到追究，那么所有的企业就都会去生产这种成本低、利润高的运动鞋了。这时，“劣币驱逐良币”原则就发挥作用了。可以看出，充分的竞争环境和完整的信息是市场正常运行的保障。那么，这种保障如何获得呢？
继续分析二手车市场的例子，我们很容易就会替卖好车的人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你可以告诉买者你卖的是好车，如果买者不信，你可以负担全部或者大部分费用找专家检验汽车。或者你还可以与买者达成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规定如果是坏车，则包赔一切损失等等。这样一来，买车的人就可以很容易借此判断出车的好坏，因为只有好车的卖者才敢承担费用请人验车，卖坏车的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这实际上是在做信号传递的工作，是一种克服市场无效率的方法。
再比如，在人才市场上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应聘者往往比雇主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力。假设市场上有两种应聘者--能力高者和能力低者。二者都积极地向雇主传递自己能力很高的信息，尤其是能力低者要想方设法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能力高者。这时候，教育程度就成为一种相对可信的传递信号的工具。一般人会认为，那些上过名牌大学的人要比普通学校的学生更聪明更勤奋，也更专注更有自制力。当然，高学历也不一定就意味着高能力，名牌大学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能力及学识较差的学生，但是在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雇主们只能相信学历所传递的信号了。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发现，很多MBA的学生在进哈佛之前很普通，但经过几年哈佛的教育再出去，就能获得比教授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收入。这使人很费解，禁不住要问为什么，哈佛的教育难道真有这么厉害吗？斯宾塞研究的结果是：教育不仅仅具有生产性，更重要的是教育具有信号传递的作用。
根据这种判断，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人愿意花重资上名牌大学，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明知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却还要去争取一个文凭甚至伪造文凭，原因是名牌大学和高学历都可以作为将来找工作时向雇主传递高能力信息的信号。可见，真正的“优胜劣汰”规则适用的是信息充分、竞争充分的环境，而现实生活往往没有那么完美，我们所能依赖的只有各种各样或真或假的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