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悚悬念袖珍馆3:最后一案
柯南·道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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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结婚后那一年的七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我有幸和歇洛克·福尔摩斯在一起侦破了三起非常重大的案件,在侦破的过程中,我对他的思想方法进行了研究。在日记中,我记载的案件标题为:《第二块血迹》、《海军协定》及《疲倦的船长》。但是,其中第一个案件非常关键,同时还将王国中的很多显贵牵连其中,导致案件很长时间不能在公众面前曝光。尽管如此,在福尔摩斯所经办的案件中,再也没有比这个案子更清楚地表现他的分析方法的价值及给合作人所留下的更加深刻的印象的了。至今,我仍然保留着一份几乎和真实情况完全一样的谈话记录,主要内容是福尔摩斯对巴黎警署的杜布克先生与格但斯克的著名专家弗里茨·冯沃尔鲍叙述案件的真相时所说的话。他们两位曾经在这个案子上白白浪费了很多精力,最后他们发现,他们所做的事情只是一些细枝末节。如果继续那样做下去,这个案子怕要到下个世纪才能公之于众。因此,我现在准备把日记中所记录的第二个案件发表出来,这个案子在一段时间内和国家的重大利益还有很大的关系,其中的一些案情可以反映出它的独特性质。
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就和一位叫珀西·费尔普斯的少年建立了很亲密的友谊。我们年龄差不多,但是他比我高两级。他非常有才华,曾获得过学校颁发的所有奖励,由于他的成绩十分优异,在毕业的时候,他拿到了奖学金,并进入剑桥大学继续学习。我仍然记得,他有几个很有身份的亲戚,甚至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曾听说他的舅舅是霍尔德赫斯特勋爵,是一位很有名的保守党政客。这些身份显贵的亲戚并没让他在学校获得什么特殊待遇。相反,我们总是在运动场上捉弄他,有时还会用玩具铁环碰他的小腿骨,并以此取乐。但是,当他进入社会以后,情形就发生了变化。我依稀听说他曾凭着自己的才能及有权势的亲戚,在外交部得到了一个美差,从此以后,我渐渐把他遗忘了,直到收到下面这封信我才重新想起他:
沃金 布里尔布雷
亲爱的华生:
对于你可以回忆起“蝌蚪”费尔普斯的事情我丝毫不会质疑,那时我正上五年级,而你上三年级。也许你也曾经听说我借助舅父的力量,在外交部谋得了一份美差,并且我得到了其他人的信任与尊敬。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祸事,因为这件事我断送了我的前程。
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必要向你详细讲述事情的经过。但是,假如你答应我的请求,那么我可以考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大约已经九个星期了,我一直感觉神经错乱,现在刚刚好转了一些,但是我仍然很虚弱。我希望你能邀请你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来帮帮我。尽管当局已经告诉我: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什么挽回的余地,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够听一听福尔摩斯先生对这个案子的意见。请你邀请他来,越快越好。每天我都过得诚惶诚恐,我的日子痛苦极了。请你告诉他,我之所以没能及时找他帮忙,并不是我怀疑他的能力,而是因为我被问题困扰而思路不清。现在我已经能够很清醒地思考,但是我害怕旧病复发,因此,我不敢再多想这件事情。直到现在我还特别虚弱,你应该能够看出来,我只是口述,记录的事情要请别人帮忙。请你一定请福尔摩斯先生来帮个忙。
你的老校友 珀西·费尔普斯
在我看到这封信以后,我的心情很不平静,他在信中不断重复要邀请福尔摩斯前去,这让我忽然很可怜他。我被他感动了,就算有再大的困难,我也要想各种办法帮忙。我当然也很清楚福尔摩斯也很愿意展示他的才能,只要他的委托人充分信任他,他非常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妻子,她和我持有相同的看法:马上通知福尔摩斯,尽快让福尔摩斯提供一些帮助。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吃过早餐以后,大概在一小时之内,我就回到了贝克街的老住处。
福尔摩斯穿着睡衣坐在靠墙的桌子旁边,他正全神贯注地作着试验。一个曲线形的大蒸馏瓶,在本生灯红红的火焰上十分猛烈地沸腾着,蒸馏水被滴入一个有两升大的量具里。我走进屋子的时候,福尔摩斯甚至都没有抬头,我能猜到他的试验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坐在扶手椅上等着他结束试验。他一会儿看看这个瓶子,一会儿又查查那个瓶子,他还用玻璃吸管从每个瓶子中都吸出了几滴液体,然后他又拿出一个试管溶液放到了桌上。这时,他的右手拿着一张石蕊试纸。
“你来得刚刚好,华生,”福尔摩斯说,“假如这张纸仍然是蓝色的,那么就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假如它变成了红色,那么瓶子里就是置人于死地的溶液。”他把试纸浸入到试管中,纸马上变成了深暗污浊的红色。“哈!这和我预料的一样!”他高声喊道,“华生,现在我可以立即听你的吩咐了。你能够在波斯拖鞋里发现烟叶。”他转过身走到书桌旁,接着他潦草地写下了几份电报,然后他将写好的几份电报交给小听差,最后他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将双膝曲了起来,用双手紧紧地抱住了瘦长的小腿。
“一件非常平淡又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凶杀案,”福尔摩斯说,“我想,你会给我带来更有趣的案子吧。华生,如果没有麻烦的事儿,我想你是不会来看我的,好吧,就让我听听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把信拿出来递了过去,福尔摩斯非常认真地看了起来。
“从这封信里我们很难看出什么,你觉得呢?”福尔摩斯看完信之后又还给了我。
“实际上是基本没说什么。”我赞同地说。
“不过上面的笔迹确实值得注意。”
“这笔迹不是他的呀。”
“正是这样,这是一个女人的笔迹。”
“我确信是男人的笔迹。”我大声辩驳。
“不,是女人的,而且我可以肯定,这还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人。现在能够判断出,从我刚开始调查这件案子时,我们就了解到,你的委托人同另外一个人关系匪浅,而那个人,从很多方面,我们都能发现她是那么与众不同的一个人。我现在对这件案子非常感兴趣。如果你愿意,我们最好即刻动身到沃金,去拜访一下那位发生不幸遭遇的外交官,我们还能顺便看看照他的口述帮忙写这封信的女人。”
我们的运气很好,刚巧赶上了滑铁卢车站的早班火车,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已经到了沃金的冷杉与石南的树丛中。事实上,布里尔布雷是一所很大的宅邸,在一片开阔地上只有这一座孤零零的房子,从车站徒步到这里,几分钟就能到。我们递上了名片,然后就被带到了一间布置得很雅致的客厅里,我们等了几分钟,这期间,一位看起来非常壮实的人很热情地招呼我们。他大概四十岁上下,脸色很红润,目光也很欢快,给人一种正直顽皮的印象。
“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他和我们分别握了握手,然后说道,“珀西整个早晨都在打听你们的消息。啊,我那遭受了不幸的老朋友,只要有一线希望他都不会放弃!很快你们就可以见到他的父母了,现在只要一提到这件事他们仍然会沉浸在痛苦中。”
“我们还不了解具体的案情,我看你应该不是他们的家人吧。”福尔摩斯说。
这个人听了以后脸上马上出现了惊奇的表情,他低头看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你肯定是看到我项链坠上的姓名花押的开头字母‘JH’了。”他接着说,“否则我还以为你会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呢。我叫约瑟夫·哈里森,珀西就是要和我的妹妹安妮结婚的人,因此,我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姻亲吧。你们马上就能在珀西房间看到我的妹妹,两个月来她辛苦照料他而没有一点怨言。我想我们现在最好马上过去看看,我非常理解珀西现在恨不得马上见到你们。”
很快,我们就到了珀西的房间,这个房间和会客室被安排在一层楼上。房间布置得既像是卧室,又像起居室,满屋子摆着美丽的鲜花。一个身体衰弱、面如土色的年轻人躺在长沙发里。沙发紧挨着窗户,初夏宜人的空气与浓郁的花香顺着开着的窗户弥漫在屋子中。在他的身旁坐着一个女人,当我们进屋的时候,她站了起来。
“需要我先离开一下吗,珀西?”她问躺在沙发里的人。
珀西紧紧抓着她的手示意她陪在身边。
“你好!华生,”珀西热情地和华生打了个招呼,“看到你留着胡须,我差点没认出你。我相信你也不敢确定坐在你面前的就是我吧。我猜,你旁边的这位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吧?”
我很简短地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和福尔摩斯一起坐下。那个很健壮的中年人很快离开了,但是他的妹妹始终被珀西拉着,没有离开。这是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女子,她的身材稍微有些矮胖,看上去有些不匀称,但是她有一张非常美丽的橄榄色的脸,一双很明亮乌黑的意大利人的大眼睛,黑发乌黑发亮。和女子美丽的容颜相比,躺在她身旁的珀西那苍白的面孔就显得更加衰弱憔悴了。
“我确实不希望浪费你们的时间,”珀西从沙发上勉强坐了起来,他接着说,“现在我就要开门见山地告诉你们整件事情。福尔摩斯先生,我是一个很快乐又小有成就的人,而且我的婚期也将近了。但是这个从天而降的灾难毁掉了我的一切。
你从华生那里可能已经知道了一些,我在外交部工作,因为我的舅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关系,很快我就会获得提升。我的舅父就是本届政府的外交大臣,他曾经交给我去办一些很重要的任务,我总是能够出色地完成,最终,我赢得了舅父对我的才能与机智的充分肯定和信任。
大概在十个星期以前,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在五月二十三日那天,他让我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和我谈话,他最开始是称赞我的工作做得有多么出色,然后他告诉我,想要交给我一件更重要的任务。
说完,我的舅父就从写字台里面拿出了一个灰色的纸卷对我说:‘这是意大利和英国签下的秘密协定的原本,非常遗憾,现在在报纸上已经透露了一些传闻。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不能再让任何有关消息流传出去。俄国和法国的大使馆现在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希望能够探听到这些文件的一些内容。如果不是特别需要一份抄本,我是绝不可能把它拿出来的。现在,你的办公室里有保险柜能够保存这份文件吗?’
‘当然,先生。’
‘那么,请你把协定拿到你的办公室锁到保险柜里吧。但是我还要叮嘱你:你完全可以在别人下班以后再待在办公室里从容不迫地抄写副本,这个时候是不会有人偷看的。抄好以后,请你再把原件及抄本都锁到保险柜里,明天早晨把它们一起交给我。’
我拿了那份文件,然后……”
“对不起,打扰一下,”福尔摩斯说,“我想知道,当你们进行谈话的时候,在场的只有你们两个人吗?”
“那是肯定的。”
“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
“有三十英尺见方吧。”
“谈话是在房子的中间进行的吗?”
“是的,基本就是中间。”
“说话声音怎么样呢?”
“我舅父说话的声音向来不高,而我基本没说一句话。”
“谢谢,”福尔摩斯慢慢闭上双眼,然后说,“那么请你继续吧。”
“我当然完全遵照他说的去做了,等其他几个职员都下班以后。哦,还有一个叫做查尔斯·戈罗特的留在那里,他还有一点公事没做完。看大家都离开了,我就出去吃晚餐,把他一个人留在了办公室。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我很着急把这件事情做完,因为我知道约瑟夫--就是刚才你们见过的哈里森先生--还在城里,他将会坐十一点钟的火车到沃金去,而我也想赶上那趟火车。
当我看到那份协定的时候,我马上就能感觉到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文件,我的舅父的话一点都不夸张。不需要仔细看,我就能够判断出,协定上规定了大不列颠王国关于三国同盟的立场,同时这份协定也预定一旦法国的海军在地中海对意大利的海军完全占优势的时候,英国就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协定所涉及的内容完全是海军方面的。在协定的最后是协商双方的高级官员的签署。我浏览以后,就坐下开始抄写。
这份文件真的很长,其中用法文写成的内容,包括二十六项条文。我尽可能快些抄写,但是直到九点钟的时候我才只抄了九条,以这样的速度来讲,我想我要坐上十一点的火车真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因为一天的工作已经非常繁忙了,而且我的晚餐吃得也不是很好,抄了一会儿,我就觉得有些昏昏欲睡,我的头脑感到麻木,我准备喝杯咖啡提提神。楼下就有一个小门房,那里整晚都有一个看门人守着,按照惯例,他们会为每一个加夜班的职员用酒精灯烧咖啡。因此,我直接按铃把他召唤过来。
但是令我惊奇的是,应召而来的竟然是一个女人,她的身材很高大、面容也粗俗不堪,而且她还是一个老婆子,进来的时候,她系着一条围裙。她对我解释说:她是那个看门人的妻子,在这里做些杂役。我没听她多讲,直接告诉她为我煮些咖啡。
然后,我又抄了两条,但是我觉得更困了。我站起身,在屋内走了一会儿,活动了一下四肢。但是咖啡还没有送过来,我很纳闷就打开门,顺着走廊走过去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从写文件的房间出来,顺着门口一条笔直的走廊走过去,光线非常昏暗,这也是我办公室唯一的出口。在走廊的尽头有一条转弯的楼梯,在楼梯下面的过道旁就是看门人的小门房。在楼梯的中间还有一个小平台,而这个小平台和另一条走廊是相连的,这样,两个楼梯在平台的地方形成了丁字形。在第二条走廊的尽头还有一段楼梯和旁门是相通的,而旁门是仆役们专门使用的,当然,这也是职员们从查尔斯街走进本楼的一条捷径。我这里有那个地方的地形图。”
“谢谢,我觉得我已经完全了解你所说的事情了。”福尔摩斯说。
“请注意,我就要说到最关键的地方了。当我走下楼梯,进入大厅以后,我看到看门人正在门房里呼呼大睡,而咖啡壶在酒精灯上已经沸腾很长时间了,咖啡甚至溢到了地板上。我把壶拿了下来,又熄灭了酒精灯。当我正要伸手去摇醒那个酣睡的看门人时,忽然,他头顶上的铃响了起来,他马上就被惊醒了。
‘费尔普斯先生!’他看上去很困惑我怎么出现在眼前。
‘我是来看看咖啡煮得怎么样了。’
‘我正在煮,对不起,我没留神就睡着了。先生。’他看了看我,然后他又抬头看了一眼仍然在颤动的电铃,他的脸上明显露出了非常惊奇的表情。
‘先生,你既然已经在这里了,那么是谁在按铃呢?’他很困惑地说。
‘按铃!’我大声说道,‘按什么铃?’
‘这是在你的办公房里才能按的电铃啊。’我的心马上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揪住了,这么判断,一定有人在我的办公室了,而我那份非常机密的协定正放在桌子上。我发了疯一样地跑上楼梯直奔向走廊,走廊里看不到一个人,屋内也没有任何人的踪迹。所有的一切都与我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有那份交给我保管的文件原本,已经被人拿走了,而只剩下了抄本。”
福尔摩斯笔直地坐在椅上,他不断揉搓着双手。我能看出他已经对这件案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请原谅,我很想知道,当时你怎么办了呢?”他声音很低地说道。
“我马上就猜想盗贼肯定是从旁门上楼的。如果他走的是正门的楼梯,那我一定会看到他的。”
“你就那么肯定,他没有藏在室内的某个地方,或者是藏在走廊里吗?你不是说过走廊的光线很昏暗吗?”
“绝对不可能。不管是室内,还是走廊,没有一处是可以藏身的,即使是一只老鼠也马上就能够被发现。”
“谢谢,请你继续说下去吧。”
“看门人看到我吃惊的表情,他马上就猜到一定是出了非常可怕的事情,他紧跟着我走上楼。我们两个人顺着走廊直接奔向通往查尔斯街的那个非常陡峭的楼梯,楼梯下的旁门关得很好,但是没有上锁。我们推开门冲了出去。我当然记得当我下楼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了邻近的钟敲了三下,那时应该正好是九点三刻。”
“这一点十分关键。”福尔摩斯一边说着,一边在他的衬衫袖口上认真记录下来。
“那天晚上天非常黑,天上还下着毛毛细雨,查尔斯街上看不到一个人,但是,在街的尽头的白厅路上仍然像往常一样,有很多车辆和行人。
我们甚至没来得及戴帽子,就沿着人行道跑了过去,在右手拐角的地方,我们发现那里正站着一个警察。
‘发生了盗窃案,’我喘着粗气对警察说道,‘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被人从外交部窃取了。你刚才看到这里有人过去吗?’
‘我到这里也只有一刻钟,先生,’警察回答说,‘在我来到这里以后只看到一个人经过,她是一个个子很高的老妇人,披着一条佩兹利的披巾。’
‘那是我的妻子,’看门人大声说道,‘再没有其他人经过吗?’
‘没有了。’
‘这样看来,那个小偷肯定是从左面的拐角处逃跑的。’这个家伙用力拽着我的袖子大声喊道。
但是我无法相信,反而觉得他有要把我引开的企图,让我产生了更多的疑惑。
‘那个女人往哪边走了?’
‘很抱歉,先生,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看见她走了过去,但是我没去更多关注她。她看起来好像很着急。’
‘她过去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没有几分钟。’
‘不到五分钟?’
‘差不多就是那样。’
‘你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先生,现在我们要抓紧每分钟,’看门人大声提醒着,‘请你相信我,我的老婆和这件事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还是赶快到街的左端去看看吧。如果你坚持浪费时间,我只能自己去了。’说着,他就向左方跑去了。
但是我没让他跑开,我一下拽住了他的衣袖。
‘你家在哪里?’我问。
‘我就住在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他回答说,‘但是请你千万不要被假线索迷惑,费尔普斯先生。我们现在就到这条街的左面去碰碰运气吧,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听了他的话,我觉得,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也没什么坏处。于是我们两个和警察一起向左边跑过去。那里仍然很热闹,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每个人都不希望在这样阴雨的晚上在外面逗留太长时间,因此,我们没找到一个闲人可以告诉我们究竟刚刚有谁经过。
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再次回到外交部,我们把走廊和楼梯认真地搜查了一遍,但是一无所获。与办公室相通的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的漆布,只要一有人走过就会留下脚印,而且很容易就会被发现。我们非常仔细地检查,不过我们没有发现一点脚印的痕迹。”
“那天晚上一直都在下雨吗?”
“大概是从七点钟开始下雨的。”
“那么,那个女人是在九点钟左右的时候走进屋的,她还穿着带泥的靴子,地上怎么可能没留下脚印呢?”
“我真的很高兴你发现了这一点。当时我也想到了这点。那个做杂役的女工有个习惯,那就是她进屋之前会在看门人的房里把靴子脱掉,然后换上布拖鞋。”
“是这样啊。就是说,尽管那天晚上下着雨,但是地上没发现任何脚印,是这样吗?这一连串的事情确实很重要。之后你们又怎么做了呢?”
“我们把房间也认真检查了一遍。这个房间绝对不会有暗门的,窗户和地面的距离足足有三十英尺。两扇窗户也都是从里面插上插销。地板上还铺着地毯,根本不会有地道门的,天花板也是用普通的白灰粉刷的。我敢对天发誓,不管是谁偷了文件,他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必须经过房门逃走。”
“壁炉是什么情况呢?”
“那里没有壁炉,仅有一个火炉。电铃就在我写字台的右上角。如果要想按铃就一定得到我的写字台那里去按。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罪犯要去按铃?这让我一直非常困惑。”
“这件事的确值得好好思考。接下来,你们又采取了什么措施?我猜,你们应该是在房间里检查了,想要看看那个小偷是不是留下了什么痕迹,比如失落的手套、发夹、烟蒂或其他什么小东西,对吧?”
“我们什么都没发现。”
“你当时没闻到什么特别的味道吗?”
“唉,这个我们确实忽略了。”
“在调查这样的案子时,就算是一点烟草的气味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有帮助的。”
“我从来不吸烟,我想,如果当时屋里有一点烟味,我马上就能察觉到。不过那里确实没有一点烟味。唯一能肯定的就是看门人的妻子,那个坦盖太太,是从外交部里急急忙忙跑出来的,而看门人对此也不能清楚地作出解释。他只说他的妻子通常都是在这个时间回家的。警察和我最后一致认为,假如那个女人真的拿了文件,我们最恰当的办法就是趁她还没有把文件脱手的时候抓住她。
这个时候,苏格兰场已经收到了报警,侦探福布斯先生马上就赶了过来,他很尽职地为我们处理这件案子。我们租了一辆双轮双座的马车,大概半小时就来到了看门人说的住处。当时是坦盖太太的长女为我们开的门,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当时她的母亲还没回家,她把我们请到前厅等候。
大概过了十分钟,我们听到敲门声。这时,我们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对这一点我除了自责无话可说。我们没有亲自去开门,而是让那个姑娘去开门了。然后我们就听到那个姑娘说:‘妈妈,家里刚刚来了两个人,现在正等着要见你。’之后我们就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走进过道。福布斯迅速推开门,我们两个跑进后屋,那里是厨房,但是仍然比那个女人晚了一步。她很不友善地看着我们,但是没多久,她很快就认出了我,之后,我看到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特别诧异的表情。
‘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吗!’她吃惊地喊道。
‘喂,你觉得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这么急着躲开我们?’我的同伴问。
‘很抱歉,我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她回答说,‘我和一个商人有一些不愉快。’
‘这个理由并不是很充分,’福布斯说道,‘现在我们有理由认为你从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非常机密的文件,然后跑到这里把它处理了。你务必和我们一起到苏格兰场去接受必要的调查。’
她表示反对,而且提出强烈的抗议,但是她的任何反对都是无效的。我们还是叫来了一辆四轮马车,然后三个人一起上了车。临走前,我们认真检查了那间厨房,特别是厨房里的炉火,我们想知道她是不是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把文件扔到了火里。但是,炉子里没有任何碎屑或是灰烬的痕迹。一到苏格兰场,我们马上就叫来了女搜查员检查这位太太。我十分着急,过了一会儿,女检查员送来了检查报告,报告上说没有发现任何文件。
这个时候,我才逐渐意识到我的处境有多么可怕了,到目前为止,我只顾着盲目地行动,根本没去认真思考。我始终相信我能够尽快找到那份协定,而我根本没有想过那份协定丢了以后的情况。现在我已经毫无头绪,我只能不断考虑自己的处境。这真是太可怕了。在华生那里大概你已经知道,我在学校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胆怯又敏感的孩子。这是我最真实的性格。只要一想到我的舅父和他内阁里的那些同僚,想到我可能会给他带来的耻辱,以及我可能给我本人和亲友带来的耻辱,我自己成为这个离奇的意外事件的牺牲品,真是不值得一提。最关键的是有关外交利益的事情太重要了,根本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点意外。我这次彻底完了,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一定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大闹了一场。我只依稀记得当时在我的身边有一些同事,他们围着我,尽力安慰我。我是在一个同事的陪同下坐车到滑铁卢的,他一直把我送上了到沃金的火车。我确信,如果当时我没有在车上遇到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那么我的那位同事肯定会把我送到家才能离开。这位医生非常周到地照顾我,因为在车站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生过一次昏厥,而我在到家之前几乎就是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
你应该能够想象得到,当医生按铃以后把我的家人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他们看到我疯疯癫癫的样子是怎样的情景。可怜的安妮和我的母亲哭得肝肠寸断。费里尔医生在车站的时候已经听侦探大概地讲过事情的经过,于是,他就把他知道的情况对我的家人讲了一遍,不过我的处境仍然非常糟糕。大家心里都明白,我的病不是短时间内就能痊愈的。因此,约瑟夫不得不急急忙忙从这间心爱的卧室里搬了出去,把它变成了我的病房。福尔摩斯先生,我在这里已经躺了有九个多星期了,我常常不省人事,脑神经陷入一片错乱中,如果没有哈里森小姐在这里陪伴我,没有医生对我耐心的治疗,我想我现在应该无法和你们交谈。在白天的时候,安妮小姐始终陪伴着我,到了晚上,会有另外雇用的一位护士守护我。因为当我神经病发作的时候,我常常做出一些丧失理智的事情。在家人精心地照顾下,我的病情逐渐好转,头脑渐渐清醒,不过也就是在最近三天,我的记忆力才全部恢复。有的时候,我甚至希望我的记忆永远都不要恢复。在我痊愈以后,我第一时间就给负责调查这件案子的福布斯先生发去了一封电报。接到电报以后,他很快就赶到我这里,并向我说明,尽管他已经用到了各种办法,但是他仍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他已经用各种手段认真检查了看门人及他的妻子,仍然不能把事情弄明白。在这之后,警方把注意力放到了年轻的戈罗特身上,他成了最大的怀疑对象。你应该还没忘记,在发生案件的那个晚上,戈罗特下班以后在办公室逗留了很长时间。实际上他的行为只有两点可疑之处:第一,他走得晚,第二,他的法国姓名。不过,实际上,在他走之前,我还没有动手抄写那份协定;而尽管他的祖先拥有胡格诺派教徒血统,而他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习惯上,都和我没有差别,是英国人。不管怎么说,都无法找出什么确实的证据而逮捕戈罗特。因此,这件案子不得不暂时中断。福尔摩斯先生,现在你已经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如果你也不能帮我的话,那么我想,我的地位和荣誉将永远地失去了。”
由于谈话过长,珀西感到很疲倦,他斜靠在垫子上,这个时候护士过来给他倒了一杯镇静剂。福尔摩斯的头向后仰着,他的眼睛微微闭上,他坐在那里一直没有说话。这种表现在一个不了解他的人看来,好像是完全没有精神的样子,但是我知道,他的这种行为恰恰表示他正在十分认真地思索。
“你讲得非常清楚,”他终于开口说话了,“现在我疑惑的地方已经很少了。但是,我还想弄明白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有没有和什么人说过你将要执行这样一项特殊的任务?”
“我和谁也没提起过。”
“例如,你连你非常信任的哈里森小姐也没有提起过吗?”
“没有。在我接受命令及执行任务的这段时间中,我根本没有回到沃金。”
“你的亲友中有没有谁正巧去看你?在你的亲友中有没有谁知道怎样到你的办公室?”
“啊,当然,到那里的路我都和他们说过。”
“当然,假如你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协定的一些事,我的这些询问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我什么都没说过。”
“你了解看门人吗?”
“我只知道他是一个退伍的老兵。”
“哪一团的?”
“据我所知,他原来在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服役。”
“非常感谢。我相信,我会从福布斯那里知道更详细的情况。官方总能有效地搜集事实,不过遗憾的是,他们常常不知道利用这些事实。哦,这些玫瑰花真是非常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