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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最严重、最漫长的大萧条，对日常生活的冲击无处不在。普通妇女烧茶做饭、缝补浆洗、操持家务的世界，比普通男人的世界受到的损害要小，也就是说，只要有米可炊，有衣可补，头顶上有爿屋顶可以遮风避雨，她们的日子就一如平常。然而，在1930年，五个女人当中有一个女人——总数将近1,100万——在家庭之外工作。自1890年以来，她们的人数增长了6倍。这样的女人容易受到就业危机的直接伤害，尽管刚开始她们的处境往往相对要好一些，因为她们的工资较低，而且通常也更听话，从而受到雇主的青睐。
随着大萧条的继续，以及劳动力过剩，导致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对所有人来说都严重不足，女性的这种优势也就稳步缩小。那些在失业的回潮中失去立足之地的女人发现，再找工作已经很难了，为了战胜“容颜渐老、韶华不再”的障碍，一场女性主义运动打出了“永远28岁”的欢快口号，强烈要求女性雇主们雇佣女同胞当中更老的成员，以平衡男性雇主对年轻、美丽的偏爱。
即使是在教师的职业中，她们也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歧视。1931年，全国教育协会报告，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城市雇佣已婚女性。这一政策意味着更迅速的逆转。推迟结婚，以及把很多心系孩子的母亲赶出教室，常常帮助她们在职业上取得成功。女性工人（无论在哪个行业）被认为是为了零花钱或贴补家用而窃取男性养家者的工作。
在家里，艰难时期导致很多城市女性迅速放弃了家务。在小镇和乡村地区，逆境的袭击有时候使得女人不得不重新捡起早已忘得差不多的古老手艺，从而给已经忙碌不堪的妻子们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这些手艺多半是老祖母教的，很多家庭开始制肥皂、烘干水果、腌制泡菜、烤面包、做蜜饯、在熏制室加工食品并储藏在地窖里、用药草制药、染色和制衣。1931年，玻璃缸的销售超过了此前11年中的任何一年，而对罐装食品的需求却逐渐减少。
但这种复兴是短命的，连最短缺的时期也几乎没有始终持续，因为即使是乡村家庭，也很少能长时间地维持对那些依然被欧洲农民所珍视的手艺的兴趣。收入的锐减，使得贫困家庭无缘于那些令人愉快的事物，比如报纸、杂志、电影，常常还有像卫生纸、咖啡、茶和糖之类的日用品。观察者们往往轻松愉快地说到“居家过日子运动”；很少幻想的农民家庭辛酸地称之为“木屐”。妻子们常常接一些诸如洗熨缝纫之类的活，烤蛋糕和馅饼拿到集市去买，或者为搭伙人、旅行者提供膳宿，以此贴补家用，而代价却是牺牲自己的精力。小本经营的个体户可以开设驾车旅行营地、路边售货亭、美容厅、小商品店。
工业企业倾泻到美国家庭中的小器具的洪流——电烤箱、搅蛋器、烤架、烘饼烤模、咖啡渗滤壶、洗衣机、电炉——连同家具和缝纫机的销售，在1930年代初期突然间放缓了。另一方面，电冰箱以它们新的功效和方便迎合了依然没有满足的市场，继续红红火火地卖着。炼乳、人造纤维和收音机是另外一些公众拒绝放弃的商品。汽油和汽车配件的销售也在坚持，但新车的购买量却像自由落体一样垂直下降，如今，开去年流行的车型不再是一件丢脸的事。曼哈顿的出租车司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收入从每天7美元下降到了2到3美元。
纽约市更能说明问题的缩减指标是：1930～1931年间减少了大约4万部电话，儿童餐厅提供的廉价午餐数量增长了4倍。1917～1918年间因战争紧张而导致销量激增的香烟，被证明对30年代的大萧条过敏症也同样是一种安慰，其产量从1930年的1,230亿支，增长到了1936年的1,580亿支。吸烟上的单一标准继续大行其道，一个典型的中等城镇上为妇女服务的餐馆，如今也放上了烟灰缸。
中等城镇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特写镜头。1929～1933年间，汽车加油站的数量将近翻了一倍，与此同时，销售额也仅仅只下降了4%，因为大多数家庭都把汽车看做是不可或缺的。在另一端，珠宝店却显示出了关税的巨额下降，减少了其美元额的84%。木材和建筑材料的生意下降了几乎一样多，而家具店和糖果店损失了其70%的主顾。商业饮食行业眼瞅着它们的生意减少了63%，家庭放弃了“上馆子换换口味”的奢侈。然而，或许应该补充一点：这并不是永久性的逆转，因为，随着好日子的最早征兆的出现，人们重新走出家门，出外享用美食，在20世纪30年代结束之前，餐馆的数量比家庭的数量增加得还要快。
在任何一个地方，服装都为经济提供了一个天然的领域。男人的服装比女人的更容易受到大萧条的伤害，因为，哪怕是具有最起码的骑士精神的感觉，你也会承认，时尚对妻子女儿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早在1930年，尽管女装和童装的产量只比上一年下降了13%，但男装的产量却比1929年的水平下降了25%，第二年下降了32%。既是为了经济，也是为了方便，更多的男性开始放弃僵硬的衣领、帽子、吊袜带和浴衣的上部。
就女人的衣服而言，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出现了以更廉价的材料和做工大规模地模仿时髦的上衣。而且，在需要的压力下，平常人家的女孩子也倾向于自己动手，缝衣制帽，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1930年9月的一份时尚报告，谈到了更长的裙子和更女性化的样式开始否定爵士时代轻佻女郎男孩子气的棱角分明，并预言“一次对更庄重的道德和举止的伴随性回归”。褶边、蝴蝶结、丰满的线条，宣告了1931年末对欧仁妮皇后的帽子和其他款式的重新发现。小成本的虚张声势，在描画得闪闪发亮的手指甲上得到了表达，这种时尚是1929年在巴黎流行起来的，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便从派克大街蔓延到了推销女郎和打字员。
在此期间，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懒人则在仪态上追求更好的时尚，倾向于“尽情吃喝、挺直腰杆”。短发赢得了持久的胜利，尽管爵士时代那种剪到极短的发型越来越少见，这段时期过去一半之后，发梢内蜷的齐肩发型开始戏弄冠冕堂皇的老式观念，并与一种匆匆而过的时髦相一致，这就是在任何地方跟随“摇摆乐”的节奏跳舞的女孩身上都可以看到的头发上的蝴蝶结和“小姑娘”装束。宽松的运动衣是如此明显地被现代人所偏爱，以至于到30年代中期，裙子开始再一次升高——几乎成了国民信心的一项指标——而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的不拘礼仪把海滩睡衣、休闲裤和短裤介绍给了美国的其他地区，在很多严肃古板的社区遭到抗议。街上穿的凉鞋，以及晚礼服，为30年代后期的露趾鞋铺平了道路。
只要大萧条依然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人们就不得不面对节省，不仅仅是节衣缩食，而且常常还有住房上的节省。富人当中的节约包括关闭或低价卖掉位于纽波特、巴尔港、棕榈滩或圣巴巴拉的“村舍”，或者出让法国南方的别墅，中产阶级可能不得不退掉海滨或山区度假胜地的一幢租来的房子，并搬到镇上的一幢花费较少的房子或公寓（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与父母、公婆、岳父母和雇员“挤在一起”的情况不计其数。1934年1月，对64座城市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所有的种类与境况中，“特大家庭”的数量所占比例从2%到15%不等，比例最高的是南方。大萧条期间，南卡罗来纳州的人口增长了六分之一，乔治亚州与之相当。
有些年轻人离开了阴郁而邋遢的环境，以便为自己赢得独立或更好的机会，出钱养活老人，或者用借来的钱进入师范学校，如今，他们身无分文、垂头丧气地回来了，默认了罗伯特·弗罗斯特对家的著名定义：家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当你不得不去那里的时候，它不得不接纳你”。在任何地方，父子间的紧张似乎都有增无减，如果后者过了自立之年以后依然没有工作的话。挣工资的父亲往往要重申他的权威，就好像年轻人从来都不是自己的老板一样。在城里，一家人挤在狭小的公寓楼或出租房里，这无疑加剧人们的脾气和挫折感。那些在不停地寻找更便宜住处的接受救济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频繁地搬家，尽管只要可能，他们就会牢牢地紧跟那些熟悉的老邻居。
然而，失业者和他们的家人常常离群索居——衣衫褴褛的孩子躲着不见客，成人则一脸不高兴地拒绝来自依然工作的朋友们的盛情邀请，因为他很难拿出三明治和咖啡回请朋友们玩一个晚上的牌。更容易受伤害的人恰恰想要独处。就这样，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联系，连同美国生活在丰年和歉年的老友谊，往往因为骄傲而被中断了。有些家庭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打肿脸充胖子，以惯常的速度迈步向前，直到灾难将他们的精神打垮；另一些家庭因为对生活远景的展望过于乐观，或者因为不愿意降低某些生活标准，而走到了同样的关口。还有一些家庭则以谋略和勇气与大萧条搏斗，有时候嘲弄吝啬，并充分享受他们在娱乐上的罕见浪费。
在家庭圈子之内，很可能居住着这样一些幽灵：未付的账单，疾病，照料眼睛和牙齿的需要，为了孩子的教育或老人的保障而舍弃防老的储蓄。诸如此类不断累积的烦恼，常常会扭曲正常的家庭关系，导致此前一直忠心耿耿的妻子责骂正在找工作的丈夫回家吃饭太晚，或者对他口出恶言，奚落嘲弄——从富人的嘴里很容易搜集这样的话：“任何人都能找到工作，如果他想要工作的话。”丧失信用的养家者往往也会丧失他们的勇气，而丧失信用的家庭也会丧失它的主动。老的工作习惯已经一去不返，懒惰不再是责备的理由，一家人常常睡得很晚，漫无目的地听着无线电广播，或者只是干坐着，然后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倔强有时候导致人渴望酗酒和赌博的刺激——如果手头还有点钱的话——结果就是自责或沮丧。
有些家庭，丈夫和父亲的严厉独裁是一种传统，比如从欧洲大陆来的移民家庭或农村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养家者失去威信、甚或放弃权利被证明是惊人的。出钱养活家庭的年纪较长的孩子，作为内部议事会的成员而获得了新的威信。如果妻子成了主要的挣钱者，她通常会僭取更大的家庭控制权，而失业的丈夫则只好转向家庭杂务。然而，在城市家庭，丈夫常常并未主张过严格的男性统治。在黑暗时期，妻子常常试着给没有工作的丈夫打气，或者迁就他，正如在他们繁荣兴旺的日子里他总是宠着她一样。失业的父亲长期呆在家里，也有可能增强他与年幼的孩子们的友谊，促进游戏和亲密。
很多观察者试图在家族的这种更强大的团体精神中找到一线希望。1932年5月，内政部长雷·莱曼·威尔伯在全国社会工作者大会上说，代表孩子的委托责任已经结束了，“在这场灾难中，家庭回归了它正常的位置。没有什么东西能取代父母的悉心照料，白天管你吃饭，夜晚控制适当的睡眠”。这些话，对那些保姆已被解雇的家庭足够正确，但对那些挣钱养家的妻子被迫外出挣外快、家里食品匮乏、孩子破衣烂衫的家庭来说，这些话几乎不现实。一些中等城镇的鼓吹者以类似的口吻愉快地承认：“很多家庭虽说失去了汽车，却找到了它的灵魂。”这多亏了更坚定的勇气，得到了休息的身体，更强的消化力，以及更严肃地遵守安息日礼俗。诸如此类说法，并不纯粹是古老的清教徒福音的新教修订版，因为圣母大学的校长约翰·F.奥哈拉神父还加上了他的确信：“作为大萧条的结果，大部分美国公众重新发现了家庭，重新发现了朋友的乐趣，重新发现了属灵的东西。”
这样的乐观主义抓住了真实的谷粒，但也有很多谷壳。比方说，几乎可以肯定，丈夫和妻子有更多时间呆在一起，分享一些廉价的娱乐，比如听广播、玩牌和朗读。主要以男性为顾客的娱乐场所——比如桌球室、保龄球场、棒球赛、拳击赛——越来越门庭冷落，则从反面佐证了这一变化。但是，就算有些夫妇被灾难的纽带和被迫的亲近重新连结在一起，也有一些夫妻，却因为匮乏、不安全感和互相之间琐碎无用的责备，而怨恨渐深。一位在一座大型工业城市搜集了很多个案的研究者发现，在已婚的失业者当中，“性生活如果说受到了什么影响的话，那也是减少了”，由于担心怀孕，由于女性担心经济失败而失去尊重，以及由于焦虑压抑的整体气氛。
迷惘困惑，犹豫迟疑，冷淡漠然，自信尽失，是长期失业最常见的标志。一个男人不再操心人们怎么看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焉头耷脑，走路拖沓，这些是内在溃败的外在征兆，常常被营养不良所恶化。失业被证明是一种萎靡病。社会工作者所谓的“失业休克”，对某些人的影响就好像他们被恐慌所攫住了一样，驱使他们白天疯狂地去找工作，夜里在烦恼中沉沉睡去。对少数人来说，失业明显带来了个人的重要感——感觉到自己是国家危机的一部分，是头版头条重大问题的一部分——但更普遍的情绪感受，是丧失自尊，是茫然失措，是对老雇主和整个生活的怨恨。
这些对从前挣钱养家者的影响，加起来就等于更低落的士气，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他更难找到工作。1933年，对赋闲工程师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4个人当中有3个人的士气显得比有工作的平凡百姓更低落。另外一些类似的身体亏空是：当他重新工作时，肌肉无力、协调失衡、缺乏毅力。就像一家停工歇业的工厂，生锈给它造成了损害。1933年，当40个长期失业的速记员被安排在纽约的一家政府机关工作的时候，在老一套的日常工作中，他们全都很快显示出了神经性疲劳的症状，有几个人甚至发展成了歇斯底里。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重新调整，才能不停顿地记录别人的口述。
那些暂时保住了饭碗或者在无所事事和轮班工作之间来回摆动的人，也同样被不安全感的幽灵所纠缠。他们下定决心要牢牢抓住已经拥有的东西不放，他们不敢放弃微薄却稳定的工资以换取报酬更高、但风险更大的工作，这些都消磨了美国人的进取之心。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公司的忠诚，也日趋暗淡。很多人都同意：“干活太卖力不值得，因为老板只会利用你。”关于成功的传说——它们的光辉曾让几代年轻人心驰神往——如今明显开始失去光泽，连同勤奋和节俭的清教徒美德也是如此。那些值得信赖的老规矩似乎已经失效。20世纪30年代中期，托马斯·杰斐逊的大学里的一位学生说：“我们认识到，诚实、正直和勤奋，再也不能让你登上顶峰。”
诸如此类的担忧，并不局限于年轻人。那些眼看着银行一家接一家关门大吉、辛苦积攒起来的钱被蝗虫之年吞噬一空的老家伙们也都说：“再开始存钱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已经陷得太深，我想，我们再也甭想出来了。”在一群将近400个失业的男人当中，半数人同意这样的观点：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幸运”或“门路”，而不是能力。在商业中，接受“粗犷的个人主义”传统的人略少于一半，尽管在一群类似的有工作的男人当中，四分之三的人依然认可这种历史悠久的哲学。对很多人来说，这场灾难让人怀疑节俭的古训。有些人断定：储蓄的使徒们——银行家和白手起家的实业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负责。还有一些人则从哲学上反思：“你不能带走它”——这句古老的谚语因为1931年一首风靡一时的歌曲而流行起来，并在5年后的一部深受欢迎的戏剧中发出了回声，这是乔治·S.考夫曼和莫斯·哈特所创作的一部喜剧，说的是一个随遇而安的家庭一辈子过着快乐逍遥的生活。为什么烦恼呢？那些还有能力买得起书的人，使埃德蒙·雅各布森的《你必须放松》（You Mast Relax，）成了1934年最畅销的一本书，不久之后，他们又拿起了马乔里·希利斯的励志手册《享受独居生活》（Live Alone and Like It，1936）和《赞扬你的预算》（Orchids on Your Budget，1937），在轻松愉快的漫不经心当中，混合进了她的父亲（曾经是一位著名的国会鼓吹者）在他那个时代以他们单纯质朴的满腔激情所提出的那些信条。
对普通市民来说，这场灾难的洪水深不可测，它们滚滚而来，冲掉了古老的潮标，在祖传智慧的停泊处挣扎着。这个时代把质疑深深地带进了美国人的生活，比内战以来其他任何时期都要深。思想的条条框框，传统的陈词滥调，长辈的古老智慧，全都在书籍、杂志和私人谈话中受到了挑战。或许，归根到底，美国生活的许诺终究被证明只不过是一种宣传，是词语的暴政，或者是资本主义的民间传说。但是，在年轻人动辄造反的同时，中、老年人却常常更加顽强地坚持古老的忠诚，特别是如果现状中有他们的个人利益的话——他们会奋起捍卫像苦干、节俭和个人进取这样一些真理，反对改变法律和政体中的某些方面，他们把这些方面与更幸福的时光联系在一起。然而，即便是在这个群体当中，贫穷的威胁也在发挥它的影响，正如汤森改革运动所证明的那样。
因为，在经过两三年之后，失业已经进入了美国生活的机理中。它的严酷以及显而易见的毫无希望，可谓空前绝后。金融恐慌和银行倒闭，雨天和荒年，洪水和干旱，自最早的殖民者在这片荒凉偏僻的旷野上开拓文明以来，多少次来来去去。看起来，这次危机尚没有先例。贫困无处不在，失业的人被它逼到了绝境，如今感觉到了某种类似于幽闭恐怖症的东西。
1932年，加利福尼亚州失业委员会文件中的一个案例，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差别。这位80岁的老人，正如他回忆的那样，自他1873年在纽约市参加工作的那天以来，经历了太多的盛衰沉浮，而且，“杰伊·库克公司的银行破产了，我的老板关门大吉，我丢掉了工作，成了一个流浪汉。……那年头，整个西部都向自耕农开放。那年头，大山里挤满了新家，以及正在开挖的新矿。那年头，全国各地都在修铁路”。
他从一个流浪汉变成了一个护路工，打那之后，工作是稳定的，最早是煤矿工，后来是杂货商，直到1890年，他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还算富裕的商人”。但是，1893年的金融恐慌把他洗劫一空，他再一次流落街头，成为一个流浪汉，直到1895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诱惑下，他设法筹到了足够的资金，去经营牧场。当他积累到可观收入的时候，生活再一次变得宽裕起来。如今，在垂暮之年，他又失去了一切，在心底里，他知道这是错误的，是不同寻常的。“没有一片像样的土地用来安家。任何地方没有一条铁路要修建。”他回忆道，“多年前，霍勒斯·格里利发表了一篇声明：‘年轻人，去西部吧，与国家一同成长。’”现如今他就生活在西部，他会这样声称：“去西部吧，年轻人，然后把自己淹死在太平洋里。”像挪威的旅鼠所做的那样。已经山穷水尽了。
一个试图把自己的境遇合理化的人，往往会遵循下面几条路径中的一条。如果他把这样的境遇看做是机器取代人的结果，他可能就会心平气和地看待它，因为没有谁会跟一台机器生气。如果他归咎于自己或自己的糟糕运气，他就会滑向一条不归的失败之路。如果他把责任归到社会或经济体制的身上，他就会选择激进主义的岔道，走不了几步就会向左转。有人做过一项认真细致的研究，结果发现，跟女人比起来，失业使得男人更加激进。将近四分之一的闲人（比有工作的人当中多四倍）都同意这个观点：“革命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像“外国激进分子”这样一些观念，并且断言：“一个人应该欣然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
实际上，像这样的激进主义，大体上是朴素的，理论上是天真的。对于被商店所包围的贫困，普通人有着本能的愤恨，随着食品和农场窒息在他们自己的生产过剩之下，这种愤恨突然爆发了。1932年，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对一位社会工作者说：“这些日子，思考是危险的，请别烦我。”同一年，一位新闻记者走遍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城镇和偏远林区——所经之处，身边是一片废墟，造成这些废墟的原因是廉价棉花、工厂停产、银行倒闭、抵押物丧失赎回权，以及很方便地降临在华尔街的美国佬身上的其他不幸——他听到了人们咕哝着“革命”这个词。在新政初期，密歇根州的一位村民告诉联邦紧急救济署的官员：
我不相信你在这家机构启动之前就已经认识到了事情有多么糟糕。……他们全都说，如果事情变得更糟，而且并没有很快就发生点什么事情的话，他们就会来到缅街上，砸碎窗户，拿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不会欺负小店。他们首先会去找那些大店……没人愿意让自己的老婆孩子饿死。
对于某些人的丑行，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主席丹尼尔·威拉德曾经在1913年沃顿商学院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过：资本主义已经脱臼。他还勇敢地补充道：“在我饿死之前，我会去偷。”
第二年春天，全国各地到处都出现了反饥饿游行，密歇根州的迪尔波恩市还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失业骚乱，导致了流血。离广泛的群众运动最近的途径是“补助金大军”。1924年由国会授权颁发给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的“调整后的补偿”凭证，要到1945年才能支付。1931年初，退伍老兵事务管理者向胡佛总统报告：大约有272,000个人需要救济。很快，国会在推翻总统的否决之后，就为这些补偿凭证提供了一笔贷款，但不久之后，“帕特曼提案”建议立即支付剩下的余款。
为了游说国会议员，让这一措施获得通过，1932年晚春时节，大约12,000到15,000名退伍老兵，紧随俄勒冈州一支由失业罐头厂经理沃尔特·沃特斯领头的乐队，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华盛顿。他们藏身于联邦政府的空建筑内，或者在波托马克对岸的泥地上支起帐篷。联邦政府强调，他们的团体已经被少数共产主义分子和有犯罪前科的人所渗透。然而，事实上，是有人把所谓“左翼分子”的名头安在了这帮汹涌而来的流浪者们的头上。当参议院在6月16日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帕特曼提案”的时候，正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守夜的退伍老兵们强忍住内心的失望，振奋人心地唱起了《美国》这首歌。
7月初，当国会投票决定为穷困潦倒的游行者们支付回家路费的时候，大约有5,000人离开了华盛顿。这个月的晚些时候，随着国会的休会，总统命令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让其余的人疏散。这些人与华盛顿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了两名退伍老兵的死亡。带着催泪瓦斯和刺刀的军队很快就驱散了那些掉队的人，他们撤回各自来的地方，或者加入了沿途（公路和铁路）被逐出者们的流浪洪流。有人在某些容易激动的圈子里听到了这样的谈话：老兵们将会遵循外国的先例，成为一场革命——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的先头部队，无论如何，这样的谈话被证明是愚蠢的。
即使是在1932年最黑暗的日子，美国人依然坚信民主程序，这是人民满怀希望的习惯，是他们对“外国”煽动者的不信任。当美国公民渴望改变的时候，他们所指望的，必定是投票箱，而不是肥皂箱。在不同的地方，在几个工业中心，不满在锅盖之下慢炖着：比方说，有工团主义背景的西雅图以及该市的失业公民联盟在1932年的活动；或者，城市信用达到枯竭之后的底特律以及开始浑水摸鱼的查尔斯·E.库格林神父。但是在别的地方，人们以坚忍的意志接受了同样糟糕的处境。
在纽约市，无家可归的人睡在地铁车站。1932年，在中央公园一个废弃的蓄水池里，一个被称做“胡佛谷”的著名的本地居民点在那里繁衍生息，这里的居民以变质的面包和市场的垃圾为食，他们面无表情地凝视着被空了一半的摩天大楼所围起来的曼哈顿的剪影。在俄亥俄州的扬斯敦市（那里的炼钢平炉最近因为一家重要工业企业的进取精神而点燃），数以百计流浪汉挤在市政垃圾焚化炉所在的建筑里取暖。全国各地都有人住在废弃的工厂、侧轨上的货运车箱或者用废木料和敲扁的易拉罐所搭起的棚屋里。拖家带口的无家可归者往往聚集在市郊，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这些人都是没有购买力的消费者。到1932年夏天，很多社区把公共土地交给失业者作为小农场或菜园来耕作种植。例如，在印地安那州的加里市，有两万家庭在该市借给他们的土地上给自己种粮食。
尽管官方反复保证，不会让任何人饿死，但在纽约市，1933年已知的死于饥饿的人至少有29个，而在全国各地，据报告，1934年之前有110个这样的死亡实例（主要是孩子）。而死于疾病、意外事件和整体崩溃的受害者则远远要多得多，就最后一种情况而言，饥饿是他们死亡的主要原因。在1928～1932年间，费城的公共卫生中心所诊断的营养不良的病例增长了60%，尤其是在6岁～16岁这个年龄段。牛奶、鸡蛋和新鲜水果消费的急剧下降，十分清楚地显示了佝偻病、坏血病和糙皮病的相应增长。在纽约的一家健康中心，公共保健护理全国组织报告，营养不良的患者从1928年占患者总数的18%，增长到了1931年的60%，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玉米粥”如此长时间地是南方贫穷白人的“毒药”，如今，其他地区新增穷人的食物在营养不良上可以与之相匹敌，他们以面包、马铃薯和豆类为主食，加上一个礼拜来点卷心菜，就算是改善伙食了。自然，餐馆经理常常会捐赠一些残羹剩菜，面包师捐赠他们的变质面包，水果蔬菜批发商则捐赠他们的过熟产品。在下东城，卡车司机偶尔会从车上掉下一箱桔子，并假装对散落一地的水果一无所知。恶化的极致是吃垃圾，很多城市都有过这样的行为。1932年，一帮调查芝加哥贫民窟的人描绘了这样一幕：“在正卸下垃圾及其他废弃物的卡车周围，大约有35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卡车刚一离开垃圾堆，他们所有人便开始用棍子（有些人干脆用手）去挖，抓住零零碎碎的食物和蔬菜。”
大萧条所带来的烦恼和挣扎，让少数人承受了无法忍受的后果。1930～1932年间，公立医院中因患精神病而住院的人数，年增长率几乎是1922～1930年间的三倍。当然，这一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和私立医院没有能力照料精神病患者。但在纽约州，每10万人口当中精神病患者的数量在1932～1933年间记录了一次急剧的增长。
然而，在股票市场崩盘之后，人们预料自杀率将会有惊人的增长，但这并没有得到事实的佐证。1929年10月和11月，纽约市只报告了219例自杀，而在1928年同一时期则有223例。但全国的年自杀率（1929年是每10万人14例）却稳步增长，1932年突破最高纪录（17.4），然后逐步下降到了1936年的14.2。
很显然，对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冲击，男人的感觉远甚于他们的妻子，自杀主要集中在经济天平上的两个极端（尤其是地位较高的那一端），社会地位的从高到低所导致的自杀，常常更甚于穷困本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大萧条的最后指标，不得不用公费进行安葬的死亡，1931年的数量是1929年的三倍多，达到了大约1∶10的比例，而在乡村地区，自备棺材的数量倒是有所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