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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中旬，展现在一个中产阶级普通美国人面前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繁荣兴旺的远景。上一年，刚刚走马上任的赫伯特·胡佛总统曾一本正经地宣布：征服贫穷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想，“我们尚未达致目标，但我们有机会沿袭过去8年的政策，继续向前，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把贫穷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头”。这是一项庄严的经济许诺，其中混杂着很快就会被通俗历史学家称之为“美国梦”的那种东西。更加自鸣得意的是，欧文·费希尔和其他洞悉华尔街秘密的经济学家们都信誓旦旦地向老百姓保证：他们正在凝望一个繁荣的“永久性高原”。
这块富庶的高地——比古老的新教徒赞美诗所珍爱的“乐土”更切实——看上去应该是一场始于内战时期的工业大发展的最终胜利。美国最近这场战争的结果，已经出现在大规模生产的力量中，混合着新技术的奇迹。甚至就在眼下，1929年10月的第三周，有总统及其他名流出面捧场，亨利·福特正在主办“电灯发明50周年庆典”，以纪念爱迪生和白炽灯的50岁生日。摩托车、浴缸、电冰箱、收音机，都是进步的试金石。在时尚和广告的刺激下，要想跟上潮流，所需要的行头不亚于最新潮的模特儿。营销手段带来的压力，甚至怂恿人们购买双份的奢侈品——每间车库里两辆汽车——在消费市场上，已经显示出过度的征兆，这倒不是因为所有美国人都在贪婪地吞噬俗世的商品，而是因为购买力的不均衡。
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与繁荣的中产阶级紧密纠缠在一起。1929年夏天，一位观察者写道：“郊区社群是美国占支配地位的群体。”某些组织——共济会、商人午餐俱乐部、退伍军人协会之类——的团结和友谊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以及其他像反沙龙联盟这样的组织所面临的道德麻烦，导致了严格的管制，他担心，这预示着“滋生未来法西斯党的群体，如果真有法西斯党的话”。巴比特没准脱掉了他整洁的绸衫、换上了褐色或黑色的，亦未可知；但是，对一致性——就其对物质成功的促进而言——的膜拜正大行其道。科顿·马瑟、本杰明·富兰克林、彼得·帕利和霍勒斯·格里利想必会懂得这个时代的精神，即使吃苦耐劳、集腋成裘的古训似乎已经被快速致富的捷径所取代。
1929年1月，这十年最有活力的周刊《时代》（Time）杂志向沃尔特·P.克莱斯勒欢呼致敬，推选他为“年度人物”，因为在过去12个月里，他把普利茅斯和迪索托牌汽车介绍给了公众，以1.6亿美元买断了道奇兄弟公司，并开始建造“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一幢68层的巨人”。眼下，在1929年10月14日《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现了小威廉·里格利的面孔，接下来连续几周依次在封面上露脸的是：哈里·R.古根海姆、伊瓦·克鲁格、塞缪尔·英萨尔和托马斯·W.拉蒙特——全都是英雄。华尔街崩盘之前的最后一期《时代》周刊登载了新创刊的《财富》（Fortune）杂志（以“绝无仅有的一年10美元的价格”）长达3页的宣言，宣称“人们普遍同意这样一句老生常谈：美国的伟大功绩就是商业”。另外几幅大广告是巴布森的《报告》（Reports）（“你的美元——你是否在连续而有效地工作？”），汉密尔顿牌手表（“你能告诉一个成功的男人他实现成功的时刻么？”），罗伯特·I.沃肖的新书《华尔街的故事》（The Story of Wall Street）（“这些巨人正从本书的字里行间阔步走过，……就像中世纪的冒险家一样。……丹尼尔·德鲁、吉姆·菲斯克、杰伊·古尔德、范德比尔特、希尔、哈里曼……以及很多其他人，他们的丰功伟绩令举国震惊”），以及一家到1932年破产时留下了数百万未付债券的投资公司S.W.施特劳斯公司（“他把他微薄的收入投入到稳妥可靠的优质证券中”）。它们代表了连续不断地击打普通读者心灵的刺激物。
大多数在1918年的“自由公债”中购买自己平生第一笔债券的美国人，都转向了更具投机性的股票。广告夸耀的是高价格，而不是便宜货——从派克大街上价值45,000美元的公寓和配备“克雷恩牌路易十六酒店金质器具”的浴室，直到价值2.50美元的口红和价值50美分的剃须刀——为挣钱容易的一代人设定节制消费的标准。在这场向永久性繁荣高地攀登的比赛中，要想跟上趟，股票市场是显而易见的交通工具。1920年，美国有29,609个股票经纪人，十年的时间里，这个数字跃升到了70,950人。人们普遍注意到，大多数市民不再阅读报纸的头版，而是手忙脚乱地翻到金融专栏。小报和内情通报向缺乏经验的外行们提供建议。广播电台里汩汩流淌的是“老顾问”的声音，像教堂执事一样四平八稳，吟诵着塞缪尔·英萨尔自己的经纪人的智慧。
关于商业周期的神话，公众的兴趣不断增长。左右商业周期的，究竟是生产过剩，还是生产不足，是银行的运作、方法的创新，还是希望或恐慌的歇斯底里，抑或是太阳黑子，这些并不清楚。猜测披上了预言的外衣，希望抢先于计划。乐天派相信，老的经济规律已经失灵；另一些人则勉强承认，困难的日子可能回来，但每一场暴风雨过后，天空总归还会晴朗——倘若人人都能保持他阳光的一面的话，正如这个季节最流行的歌曲所告诫的那样。首先，衰退是反常的事情，繁荣无需解释，它既非所谓有闲阶级的垄断，也不为共和党人所独享，尽管他们总是竭力要把这一切归到自己的名下。
一个人如果每周存下15美元，投资于优质普通股，并让红利和股权不断积累，那么，20年后，他将至少有80,000美元，来自投资的收益大约是一个月400美元。他会阔起来。因为收益能让他阔，我坚定地相信，任何人不仅能阔，而且也应该阔。
1929年夏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J.拉斯科布是这样声称的。雇员被鼓励投资于老板的股票和债券——这一制度，被有点含糊地视为美国的职工分红、甚或是社会保障的等价物。
很多这样的股票都是以保证金买来的，这意味着，投资者（包括现金很少、但希望却很大的小孩子）只需拿出约为价格四分之一的现钱。经纪人通过向银行借钱来预付剩下的部分。经纪人借款这种不稳定的信用结构，在1929年2月摇晃了起来，当时，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令其成员银行，不得为此类投机目的而贷款。但是，由查尔斯·E.米切尔领头的私人银行家立即为投机而打开了他们的保险柜，释放出了数百万美元，给大牛市以及它赖以构建的信心时代以进一步的刺激。这导致了另一次活动的痉挛，没有任何诸如消费需求之类的切实保证，生产效率的增长或股票的真实收入都是有问题的。当富人越来越富的时候，千百万收入微薄的芸芸众生正掏空他们的储蓄，降低他们的购买力，为了投机而抵押他们的未来。有人估算，20世纪20年代的这些市场交易，其中百分之九十与其说是长期投资，还不如说是赌博冒险。
几乎是不知不觉之间，经济控制中的一场变化发生了，从早期的产业资本主义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对投资者的剥削，以及会计账目中的频繁欺诈，都属于新秩序中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特征。控股公司——它是源自19世纪晚期“托拉斯”这条已被杀死的恶龙的化身——如今非常兴旺。它允许一小撮股东控制一个分散在四面八方的连锁帝国，甚或是关系松散的利益集团，比如塞缪尔·英萨尔在公用事业领域30亿美元的领地。控股公司所行使的权力（尤其是在公用事业领域）常常跟它的规模是如此不成比例，以至于身为总统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形象地把它描述为：“一只96英寸的狗摇着一根4英寸的尾巴。”
这些公司有时候层层叠加在一起，巴别塔伸向天空，底座却在颤抖。它们有时被用来掩盖公司财务的真实状况，以逃过监管当局或公众的法眼，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有一家被称做“合众国银行”的纽约州立银行，1930年1月，几乎就在它轰动一时的破产导致将近50万存款人遭受灭顶之灾的一年之前，为了隐瞒它日渐增长的虚弱，而投资100美元，创立了一家傀儡公司，买卖这家银行变戏法似地变出来的另一家傀儡公司的股票，以制造繁荣的假象。局外人被这场一本正经的闹剧所欺骗，后来慢慢才怀疑这座表面有很多花岗岩和大理石的建筑成了一个债台高筑、账目不靠谱的空壳。
华尔街病症的另一个发展，是所谓的“信托投资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迅猛增长，这些公司的功能，就是把借给它们的钱拿来投资，并向它们的股东和受益人派发纯收益。有些公司是“刚性的”，即：其投资局限于一份受限制的有价证券清单，但很多公司是“软性的”，这意味着对投资证券的选择很宽泛。实际上，他们比赌博公司好不了多少，在这样的赌博公司里，就连天真的顾客也不会把自己的赌金委托给一个胡乱选择的赌伴，而是交给赌台管理员——当然，他们主要是代表“赌场”的利益。据说，有450万美国人把他们部分或全部的积蓄交给了信托投资公司，最后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本金，或者说损失总金额高达30亿美元。
信用的过度膨胀，是1929年接下来那场灾难的主要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一个不计后果的融资继续加速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上，隐约出现了美国长期债务的庞然大物——330亿美元的公债（联邦的、州里的和市县一级的），1,000亿美元的公司和个人债务——要成功地维持，就需要不断扩大的市场和全世界的繁荣。购买力的稍稍降低，或者价格的回落，都可以把震动传遍整个山脉。庞大的信用运作——这是一股新的力量，一位经济学家把这一力量比做物理学的原动力——依然没有被人完全理解，依然被某些人鲁莽地滥用着。1929年，普通的美国人对特大规模的信用没有什么概念，比方说，国际金融的增长，依靠持续不断地把信用从富国注入到穷国，就连华尔街在其1929年9月3日空前高峰时所记录的80亿美元的信用（以经纪人贷款的形式），他们也全无概念。
普通人更熟悉像分期付款之类的家常形式的信用膨胀。打垮“销售阻力”——常常是小市民当中的购买力不足——的激烈战斗，导致了购买汽车、衣服、洗衣机、电冰箱、家具、珠宝的分期付款方式的新一轮扩张。实际上，它是生产者借给消费者的一笔贷款，因为后者缺钱，而前者急需销售自己的产品，比起通过降低价格、增加工资来提高民众购买力这种颇为费劲的办法来，他们更愿意选择分期付款的方法。到1929年，分期付款的好运气为它吸引到了成千上万的人。在大萧条的强光之下，这一制度中的某些方面，比如夸大的价格、过高的分期付款利息连同对产品的歪曲等等，将会变得再清楚不过了。某些州（像纽约和肯塔基）的法律，设下了一个更恶毒的圈套（在30年代发展起来的），凭借这一圈套，可以扣下一个债务人的全部工资，直到他的欠账结清。
与此同时，重要的商业企业集中在更少人的手里。遍及全国各地的连锁店的打造，其重要性不亚于最近的汽车工业的大合并。集中化的产业，让每一座都会都成了地区网络的中心，每一个这样的网络，都适合制造、销售和分配产品的全国模式。大陆的经济从来不曾这样高度整合过，其均衡也从来没有这么敏感。边境、农场、乡村和中心集镇，最终都被城市的崛起所吞没。城市工业主义发号施令，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1870年，工薪工人大约占劳动人口的一半，如今，他们占到了五分之四。一种老式美国所不熟悉的相互依赖，成了基本的经济事实。工业生活和团体生活的结构，结合了工会和劳动立法所强加的组织结构，不知不觉地把放任主义的灵活性转变成了某种更刚性、更难对付的东西。
这些范围广泛的变革，几乎没有进入普通百姓的意识。在他们的脑海里，对个人主义及不受妨碍的个人奋斗的信条的忠诚，莫过于1929年。理论与实际的冲突，就像劳资间的潜在摩擦一样，依然是几乎感觉不到的，只要国家的经济机器还在以繁荣作为燃料运转着。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并非始终如一地健康。从后来的情况看，它类似于发烧带来的面红耳赤，而不是健康的脸色红润。农业依然在为它1917～1918年间浮肿般的过度扩张而呻吟。连同烟煤矿和纺织品一起，它也属于被称为“生病产业”的临床病房。产业剧变的确很大，一种对饭碗的不安全感出现了好几年。甚至早在1926年，据估计，失业者就有15万之众；到192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80万以上。乐天派们没有注意到，在美国，失业和贫困已经成了长期的社会问题——既不是短暂的危机，也不容易通过个人慈善的努力来应对。为这一目的而筹集的个人基金和公共基金，当公共救济开支逐步攀升的时候，其比例在逐渐缩小。16座重要城市1911年用在公共慈善事业上的钱是150万美元，到1928年，一年要花2,000万美元。
银行业务中的缺陷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在1929年10月大崩盘之前的6年时间里，银行破产以每天将近两家的速度发生，但由于违规者都是一些较小的机构（主要在小城镇），因此就缺少公开。商品出口跟生产能力不成比例。这个国家至少20%的资源没有得到利用，导致国家收入损失了大约150亿美元，占它正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四分之一。
然而毋庸置疑，美国经济的主要缺点不在于生产，而在于消费。1929年初秋，报纸的金融版面已经在为汽车和无线电的“沉重”、建筑业的不景气、沿着航空新边境蔓延的失望而愁眉苦脸。美国很多的生产努力，最近都进入了奢侈品和耐用品领域，如果没有紧迫的日常需求，对它们的购买就会被延期。最早的风暴警报过后，这些商品就会堆积在仓库里，导致机器停止运转，以及失业大军的出现。这就是1929年接下来的那场大萧条为什么空前地严重而持久的原因。
甚至在1929年，美国人的购买力就已经显示出了严重的失衡，人们很快便引用卡莱尔的一句短语“丰裕中的贫困”，来强调这一反常。1923～1928年间，投机收益从100增长到了410，工资指数仅仅从100增长到了112。自然而然，用于消费品的收入，比起流入投资渠道和短期拆借市场、流入为未来生产购置新的固定设备中、以及流入富人腰包的滚滚洪流，实在太少了。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十年，国民收入中有如此大的份额被存下来用于投资，也从未有过当前生产如此壮观地超过当前消费。“潜在生产能力全国调查”后来把1923～1929年这段时期描述为“富人当中的存钱狂欢”。
全国三分之二的储蓄是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家庭存下来的。那些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家庭（占总人口的40%），实际上入不敷出。600万个家庭（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年收入甚至在1,000美元以下。当一个人快要淹死的时候，未雨绸缪就显得不切实际了。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美国家庭要花掉绝大部分收入才仅仅维持温饱。因此，在那些“不能享受充足食品”的家庭当中，十家有九家几乎别指望有可观的积蓄。布鲁金斯研究所在介绍他们对经济光谱的两端所作的一项研究时指出，1929年收入超过100,000美元的24,000个家庭，其总收入是600万个最穷家庭的总收入的3倍。顶层群体的平均收入是底层群体的630倍。
正统的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储蓄导致更多的固定设备和更高的效率，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的生产成本、更低的价格，以及大多数人更大的购买力。然而，到1929年，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了，这就是：这条因果链发展出了薄弱环节。大众的购买力并不能消化全国的产出，不只是因为工资增长的幅度相对较小，而且还因为零售价格在1922～1929年间实际上没有下降。技术进步所实现的节省，并没有以更低价格的形式传递给消费者。它们被转化为红利、存量以及更高的薪水和奖金。各种形式的垄断，像采矿业和制造业中伪装起来的托拉斯、联合、兼并，有助于维持价格的居高不下，即便新式机器、更好的生产方法和“效率专家”们提供的服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里把全美国的劳动产出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在某些行业（比如汽车业），据说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
但是，从这种丰裕中，普通消费者所收获的仅仅是不足挂齿的碎屑，就连生产商也只是收获了眼前的那么一点好处。计算利润，不应该按天，或者论季，而要基于广泛而长期的购买力，不难证明，这样做更明智。后代子孙多半会同意胡佛总统事后发表的观点，他在对技术专家发表了一通赞扬之后，接着评论道：
当我们充分理解了20年代经济史的时候，我们将发现，终结了另一个繁荣时期的这场崩溃，其主要原因是：工业没能把它的进步（通过省力设备）传递给消费者。
另外一些人对工程师们的态度，更多的是倾向于谴责，而不是赞扬。有人指控，他们的创造天才让机器取代了人。当然，创造发明在颠覆群体平衡上的作用并不新奇。在过去，管理层有时候显得不愿意对设备拆旧换新；更常见的是，劳动者害怕这些“铁人移民”。自然，面对最早的大范围失业所带来的威胁，机器受到了指控，因为这一代人比起他们的先辈，更不容易相信一切灾难都是神秘的天谴。很快，在忧惧之后，紧接着出现情况的是：技术的表现太出色了，以至于带来了一大堆关于社会工程学的观念。让工厂摆脱掉浪费和低效的这种魔法，能不能给社会带来同样的效果呢？这一希望——对美国人的生活来说，它比对应用科学的必胜信念更新——带来了很多东西，从“伟大的工程师”胡佛，到国家复兴署，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及管制经济的其他观念。在1929年，很少人能预见到这一计划的所有路径。然而，就是在这一年，庞大工业文明的基本平衡正在失衡：工资与价格、生产与消费、机器和人力之间的不稳定关系。
在这个焦虑不安的繁荣世界上，第一场风暴在10月末降临了。像启动阿尔卑斯山雪崩的隆隆炮声一样，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一场不大不小的恐慌，开始于被投机者推到奇高的23支股票。第二天——“黑色星期四”——见证了歇斯底里的疯狂。经纪人们鬼哭狼嚎，扯掉自己的衣领，试图跟上抛售指令；观光者挤满了华尔街区，目送着大银行家们乘坐他们的豪华轿车来到摩根财团的门前。风闻关于集体自杀的谣言，人们聚集到一起，注视着脚手架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病态地期待着他一跃而下。
起初，那些金融魔术师们看上去似乎已经阻止了这场灾难，但是，正当公众为他们欢呼喝彩、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又一阵令人晕眩的踉跄把市场推入了新的深渊。人们普遍相信。这些巫师只能把正在倒下的大树支撑一会儿，时间长到刚好足够逃离树下。10月9日，创下了挂牌待售的可怕记录，总共16,410,000股。到这个月结束的时候，有150亿美元的市值消失得无影无踪，年底之前，损失估计高达400亿美元。
最初的震惊过后，官方的乐观主义重新抬头。这一代人被教会了要做“一头美国的牛”，他们习惯于作出反应。感觉到最初摇晃，很多人似乎就像一艘已被甲板下的冰山所割裂的豪华邮轮上的乘客一样，不相信情况的严重性。起初，当乐队还在继续演奏的时候，救生艇只被列为无足轻重的小摆设。曼哈顿那位衣冠楚楚的市长吉米·沃克要求电影只放映一些兴高采烈的画面。给患者的建议，是让他试试以毒攻毒的办法：《真故事杂志》（True Story Magazine）在报纸上刊载大幅广告，怂恿工薪阶层以赊帐的方式购买更多的奢侈品。“华尔街能卖股票，但缅街可以买商品”是来自《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的愉快保证。11月初，曼哈顿一位珠宝商在橱窗里摆上了一根“价值750,000美元的珍珠项链”，而舒伯特兄弟公司则透露，他们计划在百老汇建一家15,000,000美元的剧院酒店。广播电台大声嚷嚷：“前进美国，没有什么东西能让美国停下来。”11月7日，一首叫做《幸福时光再次来临》的热门歌曲因为一部新的有声电影而被授予著作权，这部电影的名字倒是颇为贴切，唤作《追逐彩虹》（Chasing Rainbows）；三年之后，这首歌曲成了“新政”的竞选歌曲。1930年初，随着天空变得越来越暗，廉价收音机的制造者们推出了一种“繁荣模式”。
美式幽默的溶解剂早已开始向这场危机发起进攻。有一些冷笑话，说的是高盛集团的每一股都配发免费左轮手枪，还有笑话说，客房服务员会询问每一位登记者：“是用来睡觉，还是用来跳楼？”不久之后，当大规模失业开始占领来自华尔街的头条新闻的时候，虚张声势便取代了尖酸刻薄。广告开始问：“大萧条是不是很可怕？”商店破产了，黯然离去的店主在大门上涂写这样几个大字：“本店由错误所开”（如果他是个幽默者的话），或者写上：“破产和厌弃”（如果他满腹忧伤的话）。1930年10月19日，国际狮子会俱乐部协会把本周定为“商业信心周”，予以庆祝。繁荣就在对面的街角那儿，没准已经拐过了街角呢。
大牛市的势头还暂时在支撑着某些企业。例如，1931年见证了世界上最豪华的酒店、曼哈顿的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酒店的开张，以及最高的摩天大楼帝国大厦的落成，这幢大楼共120层，顶端是一个用来停泊飞船的系泊杆——但从功能上说，就像它所超越的、离它最近的竞争对手克莱斯勒大厦的金属针一样毫无用处。这些宏伟的商业宫殿，每一幢都有很多楼层幽灵般地空着，超前于时代。同一年，还公布了建筑师们为纽约城最令人难忘的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所设计的平面图，这些设计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实现了。它容纳了播音室、华丽的电影厅和音乐厅、外贸辛迪加及其他商业公司，规模空前，这个建筑群以简朴灰色调的70层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厦的尖顶为最高点。
有些建筑批评家预言，这些将会是美国大都市时代最后的恐龙，并确信，这样的虚荣自负是弄巧成拙，除了交通堵塞、过度拥挤和债台高筑之外，其他的促进甚少。像这个世纪其他许多虚荣自负的东西一样，摩天大楼多半也是资不抵债。不管怎样吧，在1931年～1932年间，当繁荣的势头突然停止的时候，全国用于新建筑的费用下降了60%。到1933年，建筑师们所接到的业务，还不到他们在1928年的业务的七分之一。
庆祝活动的开幕和宽慰人心的声明，不再对这个时代的脾气。官方乐观主义的微笑，慢慢凝固为某种类似于苦笑的东西。1931年，爱德华·安格利把华尔街和华盛顿的一些更令人厌恶的保证收进了一本小书里，这本书有一个嘲弄的标题：《噢耶！》（Oh Yeah！）。1932年初，出现了一本新杂志，叫做《大吹大擂》（Ballyhoo），它的第一期用玻璃纸包裹，有点商业戏仿的意思。不到6个月的时间，这份杂志的发行量窜升到了200万份，主要靠的是揭穿20世纪20年代华而不实的营销手段。
公众一直在为自己的艰辛困苦寻找替罪羊，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民主党所雇用的一位精明的时评家查尔斯·迈克逊的帮助下，他们果然找到了一个。旧报纸被称为“胡佛毯”，野兔被称做“胡佛猪”，建在市郊的饥民棚屋被称做“胡佛村”。公众憎恶的很大份额也落到了富甲一方而又令人讨厌的安德鲁·梅隆的身上，最近，他被商业界尊为“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后最伟大的财政部长”。1932年2月，梅隆高高兴兴地放弃了他的部长职务，明升暗降，当上了驻英国大使。
正如柯立芝总统在全盛时期所说过的那样，美国的商业确实是商业。但现如今，奢侈和娱乐，以及权力所带来的忙乱感（正是这种感觉，为兴旺发达的城区或郊区市民披上生活中本质上的物质主义的外衣），突然之间都被剥夺了。这次最大的经济倒退，让数百万市民猛烈摇晃了一下，使得他们在本指望向上大跨一步的时候，却在黑暗中向下跨出了一大步。一个习惯于把繁荣视为惯例的民族，发现自己被惊呆了，接下来是怀疑，再接下来是一点点无助，最后是愤恨。愤恨并不能让这样的境况变得更轻松一些：对手是无形的，不像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它刀枪不入，不管是嘲笑、选票，还是子弹，都无损于它的毫毛。
但是，这个敌人的真实性却是不容怀疑的。他那看不见的身高，可以用收入和就业这两把尺子来衡量。收入（主要是纸上富贵）的损失最早被置于聚光灯下。自烧其翅的飞蛾寥寥无几，那么是谁烧的呢？早在1930年春，当联邦基督教协进会把4月27日定为“失业礼拜日”的时候，这场危机就显示出了它的宽度和深度。人们很快就在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中看到了收入的降低和失业，迫使国民经济进入下降通道。白领工人开始降薪，劳工们则在自己的工资袋中发现了解雇通知单。城市最早感受到冲击。最初的症状并不夸张：新车购买或新家动工的延期；年轻夫妇交出他们的公寓，去和父母同住；愉快旅行和剧院看戏的次数减少；清洁工、修理工和补鞋匠的业务更多了，而裁缝和服装商的生意则更少了。
几种更严酷的征兆早就出现了，只不过规模不大。1930年2月底，西雅图、洛杉矶和芝加哥都目睹了失业者的小规模示威。同月，鲍威利区等待领救济的队伍每天吸引了2,000人。3月，密尔沃基开办了市施舍处。正像整个大萧条期间周期性地发生的那样，1930年的夏天带来了救济措施。食品更新鲜、更丰富、更便宜，衣服、燃料和藏身之地的提供，使得问题变得不那么严重。但是，1930～1931年间寒冬的来临，开始了一段更艰苦的时期，纽约市拨出了100万美元用于直接救济，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协会宣布，他们破天荒头一遭大量向美国客户销售暴动和内乱保险。
城市之外，危机的先兆则不那么有新闻价值。农民们只知道停战繁荣爆发之后的萧条，即使他们的境况在持续恶化，他们有长期的条件作用所带来的悲观的满足。然而，更小的工业城镇却不愿意承认艰难时期的事实，在很多市民看来，所谓的艰难时期，要么是曼哈顿赌徒的惨败，要么，只是一种心境而已。他们庆幸自己的基础更牢固。尽管印地安那州曼西市——社会学家们的中等城镇——四分之一的工厂工人在1930年年底之前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但这个社区的有钱人直到1931年底依然坚持认为，大萧条“主要是我们从报纸上读到的某种东西”。他们依然靠装点门面的信条为生，1932年，一个本地商人所组成的代表团劝说通用汽车不要封死他们已经废弃的曼西工厂的窗户，它们挡住了路过列车的清晰视野。这些精神饱满的人，他们的处世哲学还很顽固。
正如普通市民自己就能看出的那样，流动资本和就业岗位紧密地互锁在一起，萧条岁月就跟它们之间缺乏接合有关。收入上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简短地显示出来。国民收入从1929年的810亿美元减少到了1930年的不到680亿美元，然后飞流直下，降至1931年的530亿美元，并在1932年以410亿美元触底。相应的，在这一时间跨度里，国家的财富估值从3,650亿美元下降到了2,390亿美元，这一下降，代表了不动产、资本和商品的贬值。当然，全国有很多实体工厂，都在闲置和荒废中生锈。这三年，总共有85,000家企业破产，留下了45亿美元的债务，5,000家银行停止支付。900万储蓄账户被一笔勾销，工资损失维持在260亿美元以上。
美国经济的债务融资结构基本上没什么改变——1932年付出的利息只比1929年少3.5%——与此同时，在其他领域，通货紧缩在疯狂地继续，使得长期债务比借款人在借钱时所预期的更要命。作为薪金支付出去的钱减少了40%，分红减少了56.6%，工资减少了60%。危机之初，在胡佛政府的强烈要求下，主要工业企业工资削减的比例都很小，但是，在1929年～1931年9月之间，通过工作小时和工作日的急剧减少，他们还是设法把薪水册上的金额猛砍掉了40%。由于工人家庭不得不靠工人带回家的钱维持生计，上述措施在头条新闻里看上去比在个人身上似乎更好一些。
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人均实际收入（与生活费用相适应）从1929年的681美元狂跌至1933年的495美元。在经济金字塔的顶端，报告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以上的人数，从1931年75人下降到了第二年的20人。尽管有来自政府圈和金融高层的反复保证：衰退已经触底——这帮预报员们喜欢称之为“终极低谷”——但总的商业趋势还是断断续续地下降了3年多的时间。
很多工业企业和小商业甚至拒绝口头上支持政府要它们维持工资水平的恳求。日益增长的失业逆流，导致一些百货公司付给员工的薪水甚至低到了每周5～10美元。对一群在芝加哥工作的女孩子所作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在为每小时不足25美分的薪水而埋头苦干，四分之一的人在10美分以下。成衣工、糖果店雇员和罐头厂工人，都属于受剥削最残酷的阶层。纽约第一流速记员的薪水，从每周35～45美元下降到了16美元。家庭佣人不得不为了每个月10美元（外加膳宿）而劳作。像往常一样，没有技能的工人是先头部队，紧随其后的是白领工人和技术员。专业阶层稍后才感觉到了震动，当教师和牧师们的薪水被削减或沦为白条的时候，其他专业群体的业务也迅速下降，而收费却越来越难。即使在1936年，医生们的收入也依然比他们在1929年的水平要低18%到30%，律师的收入要低18%到38%。
从收入降低和流动资本减少转到硬币的另一面，你所看到的，就是失业人数的那一面。1930年4月，胡佛总统下令，挨家挨户调查失业的情况，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联邦失业人口普查。总共已报告失业的可雇佣人员有300万稍多一点，相比之下，有4,500万人有报酬地被雇佣。但大潮涨得很快，1931年1月，商务部根据取样所作的一项专门普查显示有600万人失业。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几乎所有评估者都同意：失业人数已突破千万大关，1930年又有四五百万人失业。多亏了季节的因素，以及或进或退的局部波动，全国的图景才经常改变。失业往往还自我繁殖，那些拖家带口的赋闲男人，都不得不参与争夺任何收入微薄的零工岗位。储蓄的耗尽和投资的损失，迫使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也加入到这场疯狂的搜寻中，并被计算在内。
这一周期产生了其不断改变的标志和象征。如果说，1931年那依然愉快的绝望具体体现在歌曲《生活就是一碗樱桃》（Life Is Just a Bowl of Cherries）中的话，那么，1932年更严酷的下降则被体现在《兄弟，你能省一毛钱吗？》（Brother,Can You Spare a Dime？）中，这是代表受害人（比如失业退伍老兵或工业帝国被抛弃的建筑者）发出呼吁。失业大军，以及在面对失业时所表现出的自豪，其最令人难忘的符号，还得算是苹果。1930年秋，国际苹果托运人协会设计了一套处理产品过剩的方案。方案建议，把苹果赊销给失业者，以每只5美分的价格零售。到11月初，6,000个苹果销售员站在了纽约大街的人行道上，这个主意很快就传播到了其他地方。在大萧条的早期阶段，美国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坚定自信，抑制了直接救济或施舍的想法，而在英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一直是这么干的。但是，给过往行人的这点微不足道的甜头很快就失去了它的新奇。1931年，曼哈顿开始禁止在某些大街销售苹果。到1932年，据说人们都“厌恶苹果”。
那些能够从这幅萧瑟黯淡的家庭图景上抬起他们的眼睛、去扫视国际地平线的人，至少可以从难兄难弟们身上得到某种安慰。起初，胡佛本人倾向于把终极责任归咎于美国之外的原因。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当中找到了这副苦药的源泉。浪费和破坏，人力的损失，战争债务和税收，通货膨胀及接下来的贬值，其他国家的贪婪和帝国主义，加上恐惧和重整军备所导致的新的开销，都是一场“我们的人民对之毫无责任”的斗争所留下的有害遗产。并且，就美国本身而言，这些并发症源自伍德罗·威尔逊时期，“这场战争是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开始的”。
就算这一分析看上去似乎给人以极大的安慰——让美国人民在国内和国外扮演清白无辜的经典角色——但至少不能否认，大萧条正在一个经济上互相依赖的世界上迅速蔓延。我们看到，各国就像登山者一样，被贷款和债务、卡特尔和关税，以及迅速交换的信息（不管是希望还是恐慌）的绳索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主要以农业立足的国家往往首先垮掉，工业强国的滑落更后一些，但更加惊心动魄。到1929年春，或者稍早一些，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波兰以及东方、近东陆续显示出了衰退的征兆，而德国战后的长期萧条则加深了。比美国更后感觉到震动的是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第二波大约在1931年开始，比第一波更严重，同样影响了所有这些国家，直到1933年春天左右才开始退潮。
在大多数地方，类似的因素都在发挥作用，尽管危机的形式和严重性各不相同。然而，打量一眼全球的图景，我们会看到：并非只有美国人容易被盲打误撞的繁荣所欺骗，共和党人并不是1929年独一无二的祸根，民主党人也不是1933年舍我其谁的英雄。
1930年6月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最清楚地显示了有些人拒绝承认经济相互依存的这个事实。1918年的停战让人们看到，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了一个大债权国。与此同时，美国公民在国外的个人投资增长得如此迅猛，以至于其投资总额从30亿美元猛增到了1932年的140亿美元。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生产大国，美国天真地把对外贸易解释为在交易中卖东西的权利，而只有很少、甚或没有买东西的义务。的确，外国倾销的噩梦，导致农民和实业家都大声疾呼，要求制定迄今为止最高的保护性税率，并在1930年成功获得了平均40%的关税税率。胡佛总统希望把该法案主要限制在少数几种农产品，但他的建议被否决了。在国外，《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被解释为一场经济战的宣战书。它所遭遇的报复性关税、配额和反美禁运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到1932年，有25个国家加入了这场报复，从而让美国的出口量减少了一半。这种恶性循环带来了另一个扭曲。为逃避这种联合抵制的威胁，在《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实施的头两年，美国的制造商们在外国开设了258家工厂，其中包括71家工厂就在加拿大边境线的那边。普通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些事情，取决于他所在的地区，所持的政见，以及所从事的行业。
南方人总是把高关税视为不公正，但是，在工业的北方和农业的中西部，“保护”依然在发挥着它的魅力。毫无疑问，很多实在的市民会附和一家中等城镇报纸的社论：“在美国，就历史所显示的情形而言，好日子和坏时光之间的差别，就是恰当的关税（能够保护我们的农场和工厂的产品）和不恰当的关税之间的差别。”当紧随其后的不是进步而是衰退的时候，这位社论的作者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嘲笑那种认为“欧洲的境况跟美国走出萧条有一定关系”的“错误”观点。
在美国内部，20世纪20年代，同业公会的数量和影响力有过一次引人注目的增长，通过这样的组织，互为竞争对手的生产商共享统计信息、信用标准、成本公式，以及诸如此类，并设法抑制不公平的市场行为。在这个范围内，这些组织是有益的，胡佛在担任商务部长的时候，以及在当总统的时候，都留下过这样的印象。但是，下面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些组织通过它们对“公平的”和“不公平的”价格政策的定义，试图在顶着“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逆风航行的时候，实现对价格的控制，而且，有时候其作用就是要消灭小的独立经营者。最高法院一连串的裁决进一步怂恿了它们的发展，这些裁决，早期的进步主义者会带着怀疑的态度把它们看做是本土卡特尔和资本家工团主义不断打进的楔子。
尽管根据联邦法律，国内的卡特尔依然是非法的，但在国际领域，某些美国公司也在通过集中经济力量让自己受益——杜邦、美国钢铁、通用电气、威斯丁豪斯、本迪克斯航空、钻石火柴、安纳康达铜业、新泽西标准石油等等——在20和30年代与外国生产商达成一致，经常为了抬高价格和增长利润而限制生产，更为常见的是瓜分世界市场和交换专利。在阻碍自由企业卡特尔上，往往要压缩供应流，抑制国外和国内的贸易，防止引入新的产品和改良措施（例如，像可以多次使用的“耐用”火柴之类）。
下面这个事实可以说明它们对价格的影响：1914年，硫酸奎宁的价格是一盎司25美分，但在默克公司加入国际卡特尔之后，它的价格上涨到了1941年的75美分。下面这个事实让人想到了生产配额的强制推行：1930年，当国内的铝产量超过了10万公吨的时候，德国的铝产量才只有3万公吨，1934年，即美铝公司加入卡特尔三年之后，美国的产量下降到了33,000公吨，而德国的产量则增长到了37,000公吨。在大萧条中，它们的影响显然是恶化了失业和消费不足。20世纪30年代晚期，因为其所谓的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卡特尔开始引起了来自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和司法部反垄断局的不利关注。总体上看，大企业的国际主义所采取的形式，似乎就像经济国家主义在“促进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上所采取的形式一样白费力气。
在普通美国人与世隔绝状态的背后，潜伏着的依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未还债务的老问题。他们相信，这证明了，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美国人总是上当受骗。孤立是上策。另一些人则把催逼战争债务和赔款看做是对欧洲经济的扼杀，最终也会伤害到债权人。1931年6月，胡佛总统决定，倡仪政府间战争债务的延期偿付，这个决定在某些圈子里大受欢迎，被认为是对善意和复兴的巨大贡献，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个花招，旨在帮助银行家和外国债券持有人。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走马上任的时候，几乎所有战争债务都毫无希望地被拖欠着。公众对这些未偿付票据怨声载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的反战主义，并妨碍了美国人的留学教育。
1929～1941年这段时期是从国内的一次崩溃开始的，这场崩溃源于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多半是对群体福祉和个人满足之间的关联自私自利地视而不见。灾难帮助美国人记起了他们是一个民族，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把大车从泥潭中拉出来。这一时期结束于美国卷入一场全球大战的前夕，导致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国家都同样顽固地拒绝承认它们的安全与所有国家的良好状况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一个世界”的观念。关于人的共性和国家的福祉，反复引发大的争论，是这十多年里最有意义的活动。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普通美国人也不能不受到其结果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