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戒骂詈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犯的毛病，大概就是喜欢骂人了吧。素不相识的几个人无意中发生点摩擦，或在驾车挑担之时，不小心撞在一起，本来互相道个歉就可以了结的事情，却因为上来就破口大骂，而闹得没完没了。又或者朋友亲戚之间，讨论事情互不合意就相互骂起来。有的将别人骂为畜牲，有的骂到别人的家族。如此种种，北自幽燕，南到吴粤，凡我中华各地，情况无不如此。
大家都是人，偏要将对方骂为畜牲，这该怎么讲呢？根据生物进化论的说法，人类不过是哺乳动物的高等进化阶段；那些爬行动物实际是哺乳动物的祖先，所以出生刚二十八天的人类胎儿和发育天数相等的狗胎、龟胎，看起来十分相似。骂人时将别人骂为畜牲，意思是别人的发育程度较低吗？但是古代大多数普通人是不可能有这种生物学上的认识的。汉代刘宽曾宴请客人，让家奴去买酒，过了很长时间，家奴却大醉而归。客人忍受不了，骂家奴道：“畜产。”过了一会儿刘宽便派人去监视那位家奴，他怀疑家奴会自杀。刘宽对身边的人说：“他也是人啊，却被人骂做畜牲生的，还有比这更大的侮辱吗？所以我害怕他想不开会自杀。”苻秦时，王堕性格刚毅严峻，将董荣视为仇人一样痛恨，决不与他说话，还放言：“董龙是哪里来的鸡狗，竟然要让国士和他说话？”（龙为董荣的小名。）董荣听说后羞愧愤恨，于是劝苻坚杀了王堕。行刑时，董荣对王堕道：“你现在还敢将董龙骂做鸡狗吗？”因为被骂而想要自杀，或是因被骂而杀人，古人对骂人的反应激烈到这种地步。今天的人，反以互相对骂为稀松平常之事，毫不为怪，为什么会这样呢？
父子兄弟，一人犯错，其他人不应受到牵连，因为恼恨其一人而侮辱其整个家族，这有道理吗？春秋时卫国的孙蒯在重丘这个地方饮马，弄坏了饮水的器具。重丘当地人骂他道：“你父亲真是一个暴虐的人。”齐威王被周安王责备，于是骂安王道：“呸，你母亲不过是个奴婢而已。”这是古人相骂时侮辱对方父母的例子。古人骂人用语脏秽不堪的情况，只有在相互嘲笑戏弄时才会出现。《抱朴子·疾谬篇》曰：“嘲戏之谈，或及祖考，下逮妇女。”意思是嘲笑戏弄时的话有的会涉及祖先和妇女，作者对此深恶痛绝。春秋时，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三人都与夏徵舒的母亲私通，他们一起到夏徵舒的母亲那儿饮酒。陈灵公开玩笑对仪行父说：“夏徵舒长得像你。”仪行父回答道：“他也长得像您。”夏徵舒听到后非常愤怒，最后杀了陈灵公。今天的人以骂对方家族祖先和妇女为稀松平常的事，丝毫不以为怪，为什么会这样呢？
无其他原因，全因为国人自小对骂人之语耳濡目染，就算其中有不合理的话语，也懒得去考究其中的原委，拿来就用，张口就出，就跟平常讲话时用“咿呀哎哟”等感叹词一样习以为常了。《说苑》曰：“孔子家儿不知骂，生而善教也。”孔子家的孩子不会骂人，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我希望明白事理的人们，都能注意改正自己喜欢骂人的坏毛病。
文明与奢侈
我们来看人类进化的历史：古时候穴居野处，现在则有牢固完善的房屋；古时候茹毛饮血，生吃鸟兽的肉，以鸟兽毛皮为衣服，现在则有烹饪、裁缝等专业技术；古时候将柴草捆起来为火炬，用陶土做灯具，现在则用煤气和电力为照明的能源；古时候用木制的车船作为短距离交通工具，现在则有汽车轮船，就算再远的地方都能到达；其他各个方面人类使用的工具，都是古代的粗糙，现代的精致；古代的简单，现代的复杂，大体就是这样。器物的价值，今天跟古代相比，超过古代百倍的有，超过千倍的也有，甚至超过万倍、亿倍的都有，看起来就好像古代社会很节俭而现代社会很奢侈，实际上奢侈的程度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加剧的。有些痛恨奢侈的人，甚至要抛弃一切物质文明，如法国的卢梭、俄国的托尔斯泰就是这样的人。
尽管如此，难道文明与奢侈必定是密不可分的吗？文明的进步一定会带来奢侈加剧吗？不是这样的。所谓文明，乃是充分利用自然以建设对人人都有利的事业。铺设道路，供人行走；清洁水源，供人饮用；架设路灯，供人照明；公园音乐，供人聆听；普及教育，建立平民大学，使人接受教育；建立图书馆，藏书巨万，可让人在其中阅读；博物馆的美术品，价值不菲，放于其中，供人鉴赏。这些都可以说是文明的事业。这些设施，有的用于改进卫生状况，有的用于增长民众智力，有的用于提升公众道德，它们都能产生有益于社会的效果，远远超出花在它们上面的金钱。虽然这些事业花费很多，但不能将之视作奢侈行为。
所谓奢侈，特指一个人的消费远远超出了普通人花费的平均数，而又不会产生对社会有益的结果，甚至还产生恶劣的影响。如《吕氏春秋》所谓“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酒厚肉，务以自疆，命之曰烂肠之食”是也。这种恶习，本是原始社会部落酋长时代遗留下来的。在古代社会，普通人生活水平低下，那些雕梁画栋、琼楼玉宇、珍奇宝玩、玉杯象箸、山珍海味、绫罗绸缎、长夜之饮、游畋之乐，这些东西要超出普通人平均生活费用多少倍啊？随着普通人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即使有些贵族豪富穷奢极侈，其超出普通人平均消费的限度，也不像古时候酋长时代那么夸张。由此可见，文明越进步，奢侈就越不明显。我们可以说，今天的文明还不能完全杜绝奢侈，但如就此认为奢侈是文明进步的产物，则是大错特错。我们应当仔细了解文明与奢侈的区别，推崇前者，避免后者，这才是调和两者的正确做法。
理信与迷信
人们的行为必须遵循一定的标准，才不至于彼此互相冲突、前后矛盾、判若两人，这时依靠的就是信仰。人们的信仰可分为两种，一曰理信，一曰迷信。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其中差别不可不认真考察。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什么样的原因，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糊涂之人，则看不明白比较复杂的事理，而将其中的因果关系，妄归于某种不可知的神灵，对于一切的解释都依赖于神灵。对于幸福的事情，则认为是神灵喜欢我而保佑我的，对于不幸的事情，则认为是神灵迁怒于我而惩罚我的。于是开始追求怎样讨神灵欢喜从而避免神灵发怒，便有了祷告、祭告、忏悔等种种服侍神灵的仪式。实际这种种仪式和他们所追求的结果是毫不相干的，然而人们却仍然相信它，这便是迷信。
房子的地脚湿了，预示着天要下雨，这是从湿润的迹象中得出的结论；踩着霜就知道水要结冰了，这是从寒冷的现象中得到的验证；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也尊敬你，爱护别人的人，别人也爱护你，这是符合人之常情的结果；看到一件事情的前因，就能判断它的后果，这是人人都明白的事理。不懂这些事理的人，却把一切的原因都归之于神灵。神灵的心意是不能实实在在地推测的，于是人们就满怀侥幸的心理，希望得到一种沟通人与神之间的媒介物，可以作为窥测神灵心意的机关，于是便产生了巫婆神汉、占卜算卦的这些人，这些人正好利用了人们的侥幸心理来自欺欺人：有的假托为天使，有的自夸为先知，有的用龟甲蓍草来占卜，有的用星象来推算人事，有的把梦看做征兆，有的观人气色，有的用人生辰八字来测算，有的察看别人祖先的坟墓，各尽其术，炮制出种种预言。这些东西与人们所求问题的真实原因实际是毫无关系的，然而人们却宁愿相信这些，这也是迷信。
理信则不是这样的，理智的信仰强调对于事物的结论应在积累了无数的经验之后，由归纳得出，这样才能打破以前的迷信。例如日食、月食，古人以为这些都是上天对下界的警告，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不过是月球的影子、地球的影子偶然遮住了太阳，同时人们还可以预测再次出现日食、月食的准确时间。古人认为疫疠是神灵降罪于世人，现在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微生物传染造成的疾病，而且已经可以预防它。人类之所以超出万物，古人认为是天神创造世界之时，专门赋予了人类最多的能力；现在我们则知道人类只是生物进化中的一级，因为人类观察自然的能力，同类互助的感情，都要比其他种的生物远为进步，所以人类进化的程度最高。这些都是理信的证明。
假如人们能去除迷信，保持理信，则可以省去那些毫无意义的营求和希冀，全力从事有益于社会的事业，保证每一天都有所进步。
循理与畏威
一个人生下来就有爱自己和爱他人的思想，才会产生有利于自己和有利于他人的行动。凡是对自己及他人都有利的行为，或是为他人谋利而无暇顾及自己，都是善行。为了利于自己而不惜伤害他人的行为则是恶行。这是古今中外都认同的。
在原始社会，人类的思想还比较狭隘，只关心自己不关心他人，因而利己害他的行为常常会发生。有先知先觉者看到这种情况，知道长久下去会危害到整个人类，开始考虑怎样防止此类行为，于是便有了赏罚的出现：善者赏之，恶者罚之，这便是法律的开始，也可以说领袖的权威就由此而来。领袖的赏罚不可能绝对公平无私；领袖对其他的人的监督也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靡不遗漏。于是隶属于领袖管理的那些人纷纷想出趋吉避害的法子，做坏事也不害怕受到处罚，因此领袖的权威也日益减弱。
对此有人想出法子说：“监督人们行为的，不仅仅只有领袖，还有神灵。所谓举头三尺有神灵，我们每个人即使是独处在房间中，四周也像是有十双眼睛看着我们，十个手指指着我们。我们做了善事，神灵就会赐予我们福气，我们做了恶事，神灵就会降下惩罚。神灵的赏罚不单单在我们生前，在我们死后也会应验：善者登天堂，而恶者入地狱。”又有人进一步阐述说：“神的赏罚，不单单对于每个人自身，还会波及他的子孙后代：善者，子孙繁衍昌盛，贤能辈出；恶者，子孙品行不肖，甚至绝嗣。”还有人阐述说：“神的赏罚，不单在其今生，还会在其来世应验：善者来世为幸福之人，而恶者则转生为贫苦残疾之人，甚至投胎为野兽畜牲。”这些都是宗教家宣扬的理论，他们宣扬的便是神的权威。
神的赏罚，真的是善恶必报吗？宗教宣扬的来世的苦乐，真的可以抑制人们在现世的不良行为吗？尽管有神灵权威高高在上的警示，现世的人们仍不免于作恶多端。
君主、官吏、宗教教主这些人常常利用领袖的权威，以及神的权威，强迫他人不做好事而做坏事。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政治战争和宗教战争。结果，权威不但没有产生好的效果，反而带来不良影响。
随着人类智力的进步，诞生了科学。所谓科学，乃是舍弃权威而追求真理。真理是什么？答曰：我们所谓的自己，别人称为他人；我们所谓的他人，别人称为自己。所以透彻来看，就会明白无所谓自己和他人的区别，无论自己和他人，统统都是人而已。人与人之间，如果互敬互爱，则会互惠互利。如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能做到于人人都有利，那就要牺牲最少数人的利益，来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必计较牺牲了哪些人的利益。如此，则做善事乃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人们又何苦去作恶呢？
我们的行为，既然已经以真理为准则，自然就不用依靠权威了；而且对于弊端丛生、流害无穷的权威主义，应当逐渐廓清扫灭，才能造就自由平等的新世界，这是我辈应当承担的责任。
坚忍与顽固
《汉书·律历》上说：“凡是造度量衡都要用铜。铜作为一种物质，具有极好的品质，不会因为干燥潮湿、寒冷炎热而改变品质，不会因为风吹雨打、日晒光曝而改变形态，就如同士人君子的操行一样。所以造度量衡必用铜。”《考工记》上说：“金属可分为六种合金。合金中锡的成分占六分之一，这是制造链鼎类的器具所需要的合金。锡的成分占到五分之一，这是制造斧刀类的器具所需要的合金。锡的成分占到四分之一，这是制造戈戟类武器所需要的合金。锡的成分占到三分之一，这是制造大刀类器具的合金。锡的成分占到五分之二，这是制造削、杀、矢类武器的合金。锡的成分占到一半，这是制造铜镜以及取火用具阳燧的合金。”唐代贾公彦于此处注解道：“这里说的金属就是青铜。”铜的品质，可从两方面观察：一是对于外部条件的变化，不会被腐蚀变质；二是用于器物制造时，铜可以调和其他金属的优点，使成品具有不同的特性和用途。前面讲的，铜的品质如同士人君子的操行，因此对于士人君子的操行，也应该结合这两方面来考察。孔子说：“匹夫不可夺志。”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不正像铜一样，不会随着环境而改变，而保持其固有的特性吗？这就是所谓坚忍的品质啊。孔子说：“见贤思齐焉。”又说：“多闻择善者而从之。”孟子说：“乐取于人以为善。”荀子说：“君子之学如蜕。”这难道不正像铜可以根据加入的锡的成分多寡而成为不同用途的合金吗？这就是所谓不顽固的品质啊。
坚忍的人，有一定的宗旨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不会为宗旨以外的其他东西所干扰，所以遇到适合宗旨的新知识，也会乐于接受。顽固的人，本身没有一定的宗旨，只是对于自己不习惯的革新进行下意识的反对；如果外部变化正适合他的胃口，则会马上转变立场。所以说，坚忍的人必定不会顽固，而顽固的人不会有坚忍的品质。
关于这点，看看清朝末期不就明白了吗？清政府，自慈禧太后以下，因为仇视维新变法，转而仇视外国人，才酿成了“义和团”之役，可以说是顽固了。然而一经庚子年八国联军的压迫，这些人则由极度排外，转为极度媚外。凡是外国人，不管是好是坏，一律崇拜；凡是外国的习俗，不管是对是错，一律效仿。他们的不坚忍为何到了这样的程度？那些革命之士，感慨于中国政治不清、风俗不化，想要输入欧洲的文化来拯救中国，可以说思想不顽固。而历经清政府的反对镇压，放逐囚杀，也终不能改变革命人士的志向。他们的坚忍为何能到这个地步呢？对比以上的例子，我们便会更加清楚坚忍和顽固的差别。
自由与放纵
自由，乃是美德。每一个人于自身的思想、身体、言论、居住、职业、集会，都应当享有一定自由的权利。如果受到外界的压制，不能享有该享受到的自由权利，人们就会努力去抗争，就算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所谓的不自由毋宁死！然而如果自由的程度过了头，对他人造成了伤害，使自己羞愧难当，那么这就不是自由，而是放纵了。放纵，乃是自由的敌人。
人的思想不为宗教所束缚，不会为世俗的看法所牵绊，唯以自己的良心为准绳，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偶然产生为良心所不允许的恶劣思想，而我们却故意纵容这种思想的发展，使之逐渐积累扩张，以至于凌驾于良心之上，这就是放纵的思想了。
饿了吃饭，渴了喝水，困了睡觉，这是人人该有的保持身体健康的自由。假使有人饮食没有节制，工作休息的时间没有规律，一旦养成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以说就是过度放纵自己的身体自由了，反而会有害于身体健康。
高兴时唱歌，难过时哭泣，这是人人该有的感情上的自由。假使您住的地方有丧事，就不应还在大街小巷中放声高歌；寡妇不在夜里哭泣，这是怕影响他人休息。这些都是不敢放纵自己感情自由的表现。
人人该享有言论自由，而有的人却揭发他人隐私，或散布诲淫诲盗的言论；人人该享有居处的自由，而有的人却在自己的住所制造危险品，或是通宵达旦地喧嚣吵闹；人人该享有职业的自由，而有的人却从事制假贩假乃至贩卖毒品的勾当；人人该享有集会的自由，而有的人却借机散布迷信，胡作非为。诸如此类，都是因为过于提倡自己某一方面的极端自由，以至于妨碍了他人的自由，这都是放纵造成的错误。
过去法国大革命时，争取自由的宗旨，是我辈所崇拜的。然而当时如罗伯斯庇尔、丹东等人，用过度激烈的措施，恣意滥杀贵族，造成一个恐怖的时代，则可以说是因放纵追逐自由的权利而变成残忍了。近来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也是争取自由的表现，我们对此不敢轻视。但是她们为了迫使政府让步而采取的手段，包括烧毁邮件、破坏美术品等，则可以说是因放纵追求自由的权利而变成粗暴了。自由乃是美德，而一旦放纵，就会不自觉地产生粗暴残忍的行为，对此我们能不小心谨慎吗？
镇定与冷淡
世事难测，瞬息万变。常常会在短时间内突然出现我们意料之外的紧急情况。普通人遇到这种情况，大多不免张皇失措、束手无策。而坚强果敢的人，却能不动声色、当机立断，有办法消除众人的疑虑，避免纷扰动乱的局面，这就是所说的镇定的品质。
三国时，诸葛亮在阳平驻军，仅留下一万人守护城池。司马懿马上就要率军杀到，诸葛亮手下的将士们都大惊失色，无计应对。诸葛亮却气定神闲，他命令军队偃旗息鼓，大开西城门，让人在城门口扫地洒水。司马懿怀疑诸葛亮有埋伏，率军往北山撤退。北宋时，刘几为保州知州，一天他正在大宴宾客，夜里忽有紧急报告说有士兵作乱；刘几表面上毫不过问，反下令为客人折花劝酒；暗地里已经秘密安排人马分头去追捕叛兵，没一会儿就把作乱的士兵全部抓了回来。刘几接着会客，通宵达旦地喝酒。北宋时，李允曾在军中大摆宴会，忽然兵器库失火。李允继续喝酒作乐不停。没一会儿，火就被扑灭了。李允秘密下令瀛州用装茶叶的笼子运输兵器甲胄，不到十天，兵器库里又武器齐备，外人谁都不知情。宋真宗为此责问李允，李允回答说：“兵器库向来防火措施非常严密。臣办宴会的时候，突然起火，必定是奸人干的。臣若是抛下宴会而去救火，正好中了奸人调虎离山之计，恐怕会发生难以预测的祸患。”以上这几人都可谓镇定之士。
镇定的人，表面看起来没什么行动，实际内里大有作为。如果一个人目睹了世事变化无常，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反而用清静无为那套说辞来安慰自己，这就不是镇定，而是冷淡了。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纷扰中原。王衍占据宰相的位置，不以治理国家为念，反而整天吟诗作赋、谈玄论道。那些后生晚辈也一个个崇拜、羡慕、仿效他，导致自高自大、虚诞浮夸成为一时的风尚。洛阳城被敌军威胁，朝廷很多人都提议迁都避难；唯独王衍卖掉自己的牛车以示决不迁都之意，来安定人心。王衍看起来貌似镇定，实际上完全没有抗敌之策，不久都城被石勒击破，他自己也做了俘虏。王衍被处死的时候，对身边人叹息道：“哎！我们即使不如古人，但如果平时不崇尚浮华虚诞，勉力来匡扶天下，也不至于落到今天的地步。”这就是冷淡造成的危害。
北宋富弼辞官回家，专心于追求长生之道。他朋友吕大临写信劝他道：“古时候的三公不担任具体的职务，只有有品德的人才能胜任：在内则于朝廷之上议论大道，在外则于乡野之间宣传教化。古时候的达官贵人勇于承担责任，一定要用大道来教化民众，既成就自己，也成就万物，这种态度岂会因为他是不是担任官职、年龄的大小而改变？如今大道还未有人去阐明，人们都倾向于异端邪说，不是学老庄，就是学佛教，人伦不明，万物憔悴，这正是先生您这样的人产生恻隐之心的时候。您应当以宣扬大道教化为自己的责任，努力改变社会上不良的风俗。而您现在却追求移精变气、长生不老之术，这些东西本该是山野隐居之人才追求的，是那些只求保全自身的人才热爱的，岂是天下人对先生您的期待？”富弼回信致歉。吕大临的信提出了不可持冷淡的人生态度。
我辈看到王衍临死忏悔的话语和富弼看信后道歉，就会明白冷淡的弊端了，这不单单对于政治家而言应反省自己，就算是乡野村夫、平民百姓，也不能不以此为戒。
热心与野心
孟子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这两种人，同样都勤勤恳恳，但前者的目的是为义务，我们可以称其为“热心”；后者的目的是为权利，我们则称其为“野心”。大禹一想到天下有被洪水淹没的百姓，就如自己也被水淹没一样难受；后稷想到天下还有忍饥挨饿之民，就好像自己也在挨饿，这就是热心肠。大禹治理洪水，后稷教人耕作，两人都有大功于人民。项羽看到秦始皇出行的仪仗就对他叔父项梁感叹说：“您可以取代他（秦始皇）。”刘邦看到秦始皇出行的仪仗也感叹道：“唉！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啊！”这就是野心。因此暴虐的秦朝刚刚灭亡，刘邦、项羽就为了争夺天下，血战五年。项羽曾对刘邦说：“天下战乱，这几年都不得安宁，只是因为我们两人的缘故啊。”野心家对于天下百姓的祸害，都在于此。
为了美利坚的独立，华盛顿尽心竭力于军事指挥，前后长达七年时间。立国之后，又改革世袭君主制，改为选举的总统制。他被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处理政务公正无私。当了两任总统后退了下来，回家后一心务农，不再投入政治的旋涡之中。临死前，他还将自己家产的一部分捐出来帮助公共教育和其他慈善事业。华盛顿可以说是有热心而没有野心的人。
世界上也有野心和热心都没有的人。如春秋时长沮桀溺说：“天下如洪水泛滥那样纷乱，谁能治理好它呢？”马少游说：“人生在世，但求丰衣足食，能坐下等的车，能骑普通的马，谨守父母坟墓，乡里都称你为好人，做到这样就可以了啊。”这就是那种既无野心也无热心的人。大凡遁世的隐士，都会有这样的认识错误。他们不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个人赖以生存的一切物品都是社会的赐予。除了这个原因，他们有什么理由能冷漠地对待社会需要，而不为社会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呢？范仲淹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李燔说：“人们不必等到自己做了高官有了职位后才去做好事，只要自己能帮的就帮，能办的就办，这就是做好事了。”这些话说得太好了！
热心的人，不一定要直接从事社会工作。科学家在自己家里专心致志搞研究，看似与世事无关，一旦有所发明，就能够推动生产发展、科技进步，则是对整个社会都贡献巨大。高尚的文学，优美的美术，一开始看起来不能产生什么实际的利益，但陶冶情操、培养品性的功能，则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勤勤恳恳的学者也可以说是热心的人。其中有的人可能恃才傲物，在智者面前装腔作势，在愚者面前故弄玄虚，则又变成了学术界的野心家了，这也是我们不可不深以为戒的。
英锐与浮躁
黄帝说：“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吕氏春秋》说：“力重突，知贵卒。所为贵骥者，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与驽骀同。所为贵镞矢者，为其应声而至；终日而至，则与无至同。”这些话讲的都是英勇锐利的重要性。周代的谚语说：“畏首畏尾，身其余几。”诸葛亮评价刘繇、王郎说：“群疑满腹，众难塞胸。”讲的也是不英勇不锐利的坏处。
战国时，楚丘先生年高七十，孟尝君对他说道：“先生您老了。”楚丘道：“让我去追逐野兽麋鹿，搏杀老虎豹子，那我确实已经老了；假使让我去慷慨陈词抵挡诸侯，决断疑惑不解和犹豫不决的事情，那我还年轻着呢。”这就是年纪老了还英勇锐利的人。东汉范滂被任命为清诏使，他登上马车，拿起辔头，慨然有澄清天下的志向，这就是年纪轻轻而英勇锐利的人。
年轻人英勇锐利的气质往往远超过老年人，但是如果太过放纵，就会变为浮躁。苏轼评价贾谊、晁错说：“贾谊乃是天下奇才，他所说的都是那时候的良策。但他讲的请皇帝封属国，想要与匈奴开战，抓住匈奴的单于，这些都是读书人的大话，少年人的锐气而已。战争，乃是凶险难测的事情，贾谊竟然这么轻率地议论，就像战国时赵括轻视秦军，李俱轻视楚军一样。如果汉文帝真用了贾谊的建议，和匈奴开战，则天下将会不得安宁。假如贾谊经历过战争的艰难，肯定也会后悔自己的建议。至于晁错，就更加刻薄了。他做御史大夫时，当时贤明的宰相申屠嘉都被他活活气死。晁错变更法令，弄得天下骚动。等到七国之乱时，晁错的本领也用完了。”韩愈评价柳宗元说：“子厚（柳宗元的字）以前少年时，勇于做事，毫不谦虚，以为建功立业唾手可得，所以才会因为参与改革而被贬，不能为朝廷所用，学说不能践行于当时。假如他当初在朝廷任职时，能够严于自律，就如他后来担任司马或刺史时那样，也不至于遭到贬斥。”以上都是叹息有的人过于英勇果决、锐气方刚，乃至变为浮躁。以贾谊、晁错、柳宗元这三人的才华，一旦流于浮躁，仍不免遭到挫折，一蹶不振，没办法舒展自身才能、达成自身志向，更何况那些才能不如这三者的人呢？又怎么能够不兢兢业业，以浮躁为戒呢？
果敢与卤莽
人生在世，不只会有平安顺利的时候，也会常常碰到艰难险阻的境况。遇到这种艰难，又不心怀畏惧、知难而退，就是我们要崇尚的果敢品质。果敢不是指盲目冒进。盲目冒进，那是鲁莽。果敢，是指有计划、有次序，按照确定的方案去实行，不屈不挠，而不是贸然行事。
大禹治水时正是洪水泛滥滔天之际。禹的父亲鲧因为治水无功而被杀，禹治水时的艰难可想而知，但大禹在那时毅然临危受命而不推辞。他领导人们凿开龙门，开辟伊阙，疏导九江，决开江淮，用了九年的工夫终于治好洪水，平整了土地。鲧治水时想依赖修筑堤防的方式挡住洪水，但因为违背了水流的走势，最终失败。禹借鉴父亲失败的经验，采取顺应洪水流势的方针，改堵塞为疏导。其开凿沟渠疏通排导洪水的措施，都是按照不同的地势而分别采用不同方案，所以最终取得了治水的成功。
春秋时墨翟（即墨子）为了救援宋国，走了很长的路以致双脚都磨出老趼才来到楚国，用“有钱人却喜欢偷隔壁的穷人，这真是患上了爱偷盗的毛病啊”为比喻，来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宋国。楚王已经被说得没话可以反驳了，只好托词说公输般已经造好了攻城用的云梯，非攻打宋国不可。墨子于是解下自己的腰带象征城池，用木片象征攻城的器械，让公输般模拟进攻。公输般运用不同的器械多次攻城，墨子也多次化解了他的攻势。最后公输般攻城的器械全用完了，而墨子用来防守的办法还绰绰有余。公输般与墨子比起来相形见绌，于是说：“我知道对付你的方法，但我不说出来。”墨子也道：“我知道你想用什么方法对付我，我也不说出来。”楚王问其中的原因。墨子说：“公输先生的意思不过是想要杀了我。他以为杀了我，宋国就没人懂得守城了，就可以攻下来。然而我的弟子禽滑离等三百人已经带着我制造的守城器械，在宋国城池上等待楚国的入侵。即使杀了我一个人，也杀不完我那些帮助守城的弟子。”楚王说：“好吧，我不攻打宋国了。”以方圆五千里国土的强大的楚国，攻打方圆五百里国土的弱小的宋国，又处在攻城器械刚刚造好、军队跃跃欲试的时候，此时此刻想要凭借口舌之力来劝阻，墨子的果敢到了何等的境界啊！尽管这样，如果墨子没有那些守御城池的工具，或者墨子有那些工具但没有代替他守护城池的弟子，那么墨子也不过是白白牺牲了自己，又岂能救得了宋国？
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带着价值十二座城池的重宝，却只带了几个随从，就进入有着虎狼之心、凶险难测的秦国，除蔺相如以外，没有人敢前往。蔺相如到秦国后，见秦王无意用城池来换和氏璧，于是严词斥责秦王，并且做出要摔碎和氏璧、自己以头撞墙这种激烈的举动来要挟秦王。即使是贪婪横暴无信用的秦王，也不能不为蔺相如的勇气所屈服。如果不是洞察明了敌人的心理，预先想好了应对抵御的策略，蔺相如又岂能如此从容不迫？
果敢的人，希望自己能对事情有所帮助，而不是以此沾沾自喜、自夸功劳。我们看上面列举的这三个人建功立业的例子，就足以知道果敢是不同于鲁莽的，而且唯有不鲁莽的人，才是真正果敢的人。
精细与多疑
《吕氏春秋》说：“物多类，然而不然。”孔子说：“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郑声，恐其乱雅乐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乡愿，恐其乱德也。”《淮南子》说：“嫌疑肖象者，众人之所眩耀：故狠者，类知而非知；愚者，类仁而非仁；戆者，类勇而非勇。”那些看起来类似的东西，大都存在这样的特征，所以人们不可以不精细。
孔子说：“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又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度哉？”庄子说：“人者厚貌深情，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之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这都是说用精细的方法来观察一个人的品质。不但对别人的观察是这样，对自己也应该如此。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孟子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可见，君子的严于律己竟然到了如此细心谨慎的地步。
精细，没有其他的法门，按自己心所能达、力所能及的程度来仔细观察体验便是了。如果不这样观察体验，而妄加猜测，这就是多疑了。列子说：“人有亡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也；颜色，窃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也。俄而扬其谷，而得其。”荀子说：“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视其影，以为伏鬼也，仰视其变，以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气而死。”这讲的就是多疑带来的害处。
其他的例子，比如韩昭侯害怕说梦话被妻子听到而一人独睡；五代时候的张允，家财万贯，每天都要随身携带着很多的钥匙。如此多疑，这都是那种“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人。这与精细的人相比，岂能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