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论语·卫灵公》

本书共包括四章及一个结论。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论述了封建宗教和官方宗教的状况以及影响。在这两章中，我使用了分散于中国大地各处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史实，它们集中在一起就构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础。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中国，是诸侯国分裂割据的时代，那时的中国并非是因为有相似的政治关系而被称为中国，而是因为拥有共同的文化才被称为中国。这种共同性又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因此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差异性一样有自身生存的空间。然而，我在第二章《封建宗教》中并没有涉及差异性的探讨，没有把因地域差异而形成的独特性纳入其中。我试图描绘宗教生活在各个地区的一般形式。

必须补充的一点是，通过研究一个个的特例来描绘一般的形式和规律，往往会存在一些风险，因为相关的历史记载几乎全部来自于鲁国。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从封建王朝开始，鲁国的风俗文化就被奉为规范；到了封建大一统的时代，它们终于被尊为不可动摇的准则。从这点来看，也许我们根据鲁国的史料描述封建宗教的情况，并试图构建中国宗教发展的整个面貌，也没有太大的错误。被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奉为祭祀礼仪的典范，恰恰就是由鲁国的封建宗教归纳衍生出来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对鲁国的情形加以详细的论述。因此，第二章将是本书中最长的一章。我将在这一章中，描绘崇拜和信仰的主要形式，并推测其发展趋势，希望借此揭示在宗教生活形成的过程中信仰与社会组织的相互关系。这些崇拜和信仰的仪式、活动都发生在城市中，换句话说，是各个地区城市里贵族世家的信仰崇拜活动。因此，在本章开篇会描写有关城市贵族的生活情况。

第三章的开篇将是对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描写：这个社会阶层拥有特定的集体特征，这些人被称为“士大夫”，他们所构成的阶层影响了后世的宗教仪式发展进程。他们遵守自家学说，有时各个派别针锋相对，派别之间的差异极其明显，最终，现实的环境和历史潮流使得“儒家”学说独占鳌头。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虽生活在封建时期，但因其思想对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宗教信仰体系具有长远意义--它维护和保持了封建宗教信仰体系，同时又与古代统治阶级的需求相协调，是整个封建社会不可或缺的思想，所以我有必要在此多费笔墨对儒家思想予以考证。儒家思想又被称为儒教，也有人称其为中华民族的宗教，甚至“国教”。它被称为“国教”是因其完美地诠释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至少对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来说，它是一种道德和行为的准则。从现实意义上说，它其实是文人的宗教信仰；从其起源和礼仪规范上看，它又是一种阶级宗教。因此，我将其定义为“官方宗教”。这个定义可以解释我为什么对儒家的神话创造毫不热衷，而且也觉得其中大部分并不出色，因为那些神话中有太多的人工斧凿的痕迹，是人为制造的信仰体系。我所定义的“官方宗教”，是从研究中华民族文人阶层的宗教习俗、道德和心理角度方面出发的。因此，我的主要研究对象可以被称为中国统治阶级的“仪式化形式主义”及其成就。令我自己也感到惊讶的是，我居然花费如此大的篇幅来描述一种没有神职人员和实质性教义的宗教，一种仅仅建立在社会规范性和道德实证主义之上的宗教。

对于佛教和道教的描述在本书中的篇幅却十分有限，对于许多外来宗教，如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则我根本没有进行描述。选择放弃这后几种外来宗教，我觉得是明智之举：研究它们在中国的历史，不外乎是借助中国的证据来补充其总的历史，但是无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这个结论对于佛教则并不适用，道教的情况就又不一样了。道教实质上是“一场古老而复杂的思想运动”，在古时候，道教似乎与一种具有派别意识的哲学思潮相呼应。后来这种形而上学的理论激励了一批宗教行动者，并且萌生了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始终保持了宗教宗派的外观，并力图成为国教。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道教代表了中国人最本土的哲学本源观念。这种观念一旦形成宗教，就与民间习俗和传统信仰观念相始终，成为它们的避难所和保护者，因为民间习俗和传统信仰一直受到官方宗教的排挤打压。倘若这种认识正确的话，道教理所当然应该成为这本书的重点。但我的解释是，我难以肯定这种结论正确与否，道教即是未知。

同样的解释却不适用于佛教。为了与道教相对应，我对于佛教也没有作更多的叙述。其原因当然不仅是为了满足单纯的文章形式：如果按照中国当时的状况来考虑，我认为将佛教定义为“一场利用官方宗教的不足而发起的宗教派别运动”是较为妥当的。而其作为外来宗教这一点，意义却微不足道。所以，我将第四章命名为《中国宗教的复兴》，主要讲述的是道教和佛教。我会在文中介绍并分析这二者，尤其是它们之间的互补性作用。由于作为当时的国教，儒教并不能满足文人士大夫之外的普通人在宗教生活方面的需求，因此，我有必要谈谈国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持续斗争。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争斗的结果是儒教的胜利，而必然的趋势却是三教的相互融合。

在现代中国，由于儒释道三教在形式上的重合，儒释道三教在宗教生活、准则和象征手法上不断融合的趋势已经为世人所公认。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我是如何构思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的。由于种种原因，这两章的内容大都涉及我个人的观察。第一章主要描写在乡村的民间宗教。实际上，随着中华民族的统一，封建等级制度的建立和城市生活成为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导。但为了重建民间宗教和再现当时完整的农业社会状况，我有必要利用不多的文献进行归纳式的研究。恰巧鲁国这份文献为我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让我可以用归纳的方法作相对扎实的研究。历史上的一切都是臆测。所以，如何着手进行我的研究呢？在导论中我将尽力阐明古代中华民族的宗教基础。若没有这样一个导论，我们将如何理解官方宗教所获得的发展，即在原有基础上的抽象化、图示化和空泛化带来的发展呢？我们又怎能看清诸多不同教派所采用的策略呢？这些教派以不惜使宗教变得空洞为代价，寻求使宗教得以复兴的方法。它们甚至从一种古代文明中吸取了颓废的信仰、自然崇拜的元素，以促使教派在斗争中获胜。它们代表着中华民族性之中的一副面孔，而且在底层群众中大受欢迎。也许，为了描述宗教生活的现状，我们应该更多地走访农民群众，农民才是农村的中坚力量，我们应该重新发现底层文化的共同根基。

最后的总结部分论述的是中国当代宗教。这章无疑是要列举当今整个中国显而易见的实例和信仰。因为在此部分我必须对各种材料作出选择，并且所有的选择可能都是任意的，我只好走极端的路线。现代的中国人是如何理解那些西方人称之为“宗教”的事务，我们如何理解中国人的宗教态度，我以我自己的方法来作出回答：我尝试考察现代中国人的宗教情感。我观察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宗教情感建立在一种完美的信念基础之上。这世间最好的信仰就可以通向真理吗？在以信仰作为主题的书中我不能妄下结论。写到最后，我将提出一个令许多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感兴趣的问题：未来中国的宗教发展将呈现出何种态势呢？这个问题的引出是很恰当的。我果真会尝试去解答它吗？宗教史学家应该不会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拥有未卜先知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