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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可怕的行为之所以发生，或许是因为精神空虚，或许是为了制造耸人听闻，或许是为了把自己的名字记入历史。有的人赞叹说他很有勇气，但是，不如用“怯懦”一词来形容这个年轻人更为恰当。这种事情，并不足以填充他们的虚荣心。谢里登曾说：“他们说伟大的激情包括贪婪、欲望和野心。这是荒谬的，它们充其量只能说是渺小的激情，而不配被称为‘伟大’。虚荣支配着一切激情，最悲壮的英雄事迹可以由它激励而出，弥天大罪也可以在它的驱使下被实施。我要是能摆脱这种激情的支配，就可以凛然于世、笑傲他人。其他人只是无知的顽童，而我却顶天立地。”
完成那些艰巨的任务必须拥有坚强的意志，在面对人生道路上的无数困难时，想要敏捷迅速、精力充沛、沉着冷静地克服它们，同样不可缺少坚强的意志。因此，勇气、正直和廉洁，是在履行职责时必须坚持的操守。也许在做一件事时，你看不到这种力量的伟大，但当你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困难还想要保持不惊慌、不抱怨的心态时，就会体会到这种力量的重要。它是人类精神的结晶。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要承担生活的压力，度过人生的险滩，经受生活的磨炼。各种诱惑每天都在我们面前搔首弄姿，比如懒惰，比如放纵，比如邪恶。责任感和勇气赋予我们力量，使我们宁愿牺牲世俗的利益，也要抵制住这些诱惑。久而久之，当美德凝固在日常习惯中，我们就获得了个人的品格，就在很大程度上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做好了准备。
勇气每缺少一点，对世界造成的损失就大一分，因为你虽然想要去做某事，但你却无法完成它。世界是如此的依赖于我们的行动，似乎每一件事都在对我们、对每个人发出这样的声音：“想到就去做到，要行动，行动！”在各个教区中，我们都能看到那些可怜的乡村牧师与各种邪恶势力搏斗的身影，他们抵制违法、犯罪、不义等劣行，他们身上有着比亚历山大大帝还要崇高的责任感。有一些人貌似是在工作，其实只是装模作样，他们都是滥竽充数；有的人胆战心惊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却没有纵身投入火热生活的勇气。每天有多少人被默默无闻地埋进坟墓？如果他们生前有那么一点勇气，行动起来，就能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烙印，在史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在教导学生时，爱丁堡大学的威尔逊教授总是把责任感放在最显要的位置上，而且他强调，这个责任感包括了采取实际行动。那些听课的人深深被他影响，从而提升了自己的品格。他鼓动他们要像古代丹麦的英雄一样奋战在人生的战场上，“勇敢无畏，坚定顽强，毫不动摇、毫不退缩地完成自己的职责”。这也是他本人的人生信条。
世界上的失败和挫折，绝大多数是由于缺乏勇气造成的。路德问伊拉斯谟：“难道你指望行走在鸡蛋上却不踩破它们，或者在玻璃上散步而不压碎它们？”既胆小又无主见的伊拉斯谟只能回答：“我一定会对基督的事业保持忠诚，至少这是我们的时代所允许的。”路德跟他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说：“虽然各种邪恶的势力互相勾结反对我，他们的势力像房顶的瓦片一样厚，但我还是要砸烂那些寄生虫。”他甚至准备好了像圣·保罗一样，“我已经做好了被人捆绑的准备，甚至被送到耶路撒冷处死也不能让我皱眉”。
亚历山大·巴恩斯爵士说：“严肃认真是我的性格的本色，我不会漫不经心地对待任何我所从事的事情。实际情况是，只要我应允或决定去做某事，就没有心不在焉的可能。”坚强者和怯懦者的区别，在这里一览无余。在生活的战场上，勇敢者跃马前行，马革裹尸；空谈者畏畏缩缩跟在后面；懦夫们索性逃之夭夭。语言仅仅能告诉我们应该做何种人，行动却能证明我们性格的本质。只要勤勉工作，决定性的胜利就会随时降临。
在悲观主义者看来，工作是人类痛苦的渊薮。卡罗阁下的看法与此恰恰相反，他认为：“人类的行动是受了不可抑制的本能的驱使。行动带给了人类一些未曾料到的快乐，带来了梦想中的幸福，使我们得以完成那些神圣的职责。这不可抑制的本能的另一个称呼，就是生命的本能。行动解释、概括并总结了人生的意义，同时，内在于我们自身的情感在行动中得以升华，人生的价值由此可以衡量。生命快乐的真谛是：坚持不懈地行走在前进的路上，克服各种困难，最后取得胜利，摘取渴望已久的果实。这种力量的最初状态是盲目的，后来才为人所控制，征服者利用它满足自己的欲望，正直的人利用它取得各种成就。总之，行动是人类最忠诚的友人，它帮助人类战胜自身种种弱点，使其灵魂变得纯洁和高尚，使其意志能抵制各种庸俗的诱惑，助他度过悲痛的时光，助他从极度的悲伤中解脱出来。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了一次克服疲劳感和厌烦感的经验，我们就备受鼓舞、充满干劲。即使不谈工作带来的结果，仅就工作本身而言，就是一种巨大而真实的快乐。悲观主义者视工作如仇雠，实在是误解了快乐的观念。一个劳动者在欣赏自己的劳动过程时，看到自己肉体或思想的力量的迸发，会从中发现自我的存在、自我的价值。如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所说一般--不管他是获得了收获的农民，是盖好了房子的建筑师，抑或是完成了作品的雕刻家；不管它是一首诗抑或是一本书，具体的形式已经无关紧要。工作过程中的欢乐，较之劳动所得的回报更多；有意识地通过劳动克服外部困难，就获得了生命觉醒后的第一次欢乐，而最大的喜悦则是完成工作。我们只要能暂时性地、局部性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我们生命的价值就得到了充分发挥，我们就可以把胜利奉献给荣耀的上帝。而这，正是努力工作的意志的真正性质所在。”
人所具有的天才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人的劳动能力同样不可思议。我们可以运用力量征服环境，行动的准则给了我们无坚不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扫除一切障碍。行动为我们扫清了道路，让我们超越一切对象、超脱于幸或不幸、正义或邪恶之上。人世间最大的欢乐，就是我们劳动能力的不断增强，它能把我们引向越来越伟大的成功。行动表现了人的智慧，劳动产生了每一个人。里希特尔曾指出：“善行犹如一口钟，它清越醇厚的声音回荡在纯净的天空中。”
在生活中，为将来健康而又精力十足地行动做准备的最好办法，是积极地与他人进行活跃而又富有同情心的交流，它胜过任何形式的苦思冥想和闭关修炼。斯维登堡反驳过一个观点，即为了更长久地生活在天堂，就必须在尘世中忍受更为艰苦、贫穷和孤独的生活。这个观点看似有道理，但是，斯维登堡说：“离群索居的生活，不能让自己更接近天堂。应该在尘世中积极行动，让自己的尘世生活充满仁爱，包括在任何场合都做到诚实公正，包括坚决服从上帝的旨意，这些并不困难。而十分困难的是仅仅过一种虔诚的生活。一般人觉得那种更难的生活方式是通往天堂之路，其实它是在背离天堂的道路上奔驰。”
许多人觉得，信仰不过是口头上说两句“愿主保佑”之类的语言。从语言方面说，固然只说正确的话是好的，但是言语无法产生行为、思想和实践，也不会让人变得纯洁、善良和诚实。对宗教信仰，人们往往敷衍太多，而不愿释放自己诚挚的热情。论述信仰的著作早已是汗牛充栋，但是，比所有的著作更为重要和有益的，是渗透了信仰的人的品格和行动。一个人若没有热诚的信仰和坚强的意志引导其走上善的路径，那他要么在声色享乐中陷溺沉沦，要么成为一个好吃懒做的废物。
困扰当下英国青少年的最大问题，便是懒惰。人们通常所说的所谓的“文化”，实际上什么也不是。也许它跟卑鄙下流的道德品质有关，因为它使人面对权势奴颜婢膝；面对穷苦百姓则狐假虎威。这些青少年缺乏信仰，缺乏楷模和志向，因而举止轻浮、懒散无礼。甚至他们不太相信正义能最终战胜邪恶。现在的世界上有许多男人变得女性化，他们张口闭口都是“男女平等”、“这有什么意义”之类的话。实际上，男女始终是有差别的，即使100年以后，差别也不会消泯。社会整体生活需要靠每一个人的生活来体现，每一个人都要完成自己的特殊职责，都要做好自己特殊的工作。如果他没有做到自己应该做的，那他和别人就都就要遭受痛苦。他的懒惰会像瘟疫一样传染给别人，给别人树立一个恶劣的榜样。毫无意义的生活，实际上使人过早地丧失了自己行动能力，把自己变成了行尸走肉。
许多年轻人成天发牢骚，只动嘴皮子却不肯动手脚，不采取任何行动，动手向着自己的梦想进发。这一缺陷被钱宁博士注意到了，他悲叹道：“太多年轻人成长在一所绝望的学校。”生活有意义吗？当然没有，如果你只会把光阴虚掷在无所事事中，如果你觉得阅读都是在浪费时间，那么生活当然是毫无意义的。这些人不关心教养，所以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怨天尤人、游手好闲和圆滑世故的样子。他们只对怎么占小便宜感兴趣，喜欢用冷嘲热讽评论别人的行动，讥讽别人的认真和热情，自己则什么事也不做。可悲的冷漠主宰着这群理性的弃儿，他们的灵魂--如果他们还能找到自己的灵魂的话，在如孤魂野鬼般随风飘荡。他们的心灵无论接受什么思想，都不能让他们行动起来，因为他们对一切都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完全忽视了信仰的存在，没有任何原则或底线。他们缺少信念，当然不可能有任何成就；他们不知道效仿高尚人物，甚至不希望获得高尚的思想观念，对于拥有高尚品格，他们更是毫无兴趣。
我们看到，他们有高智力而无信念；他们有丰富的知识而毫无人生之智慧；他们有系统的“文化”而不懂仁慈。知识和智慧风马牛不相及，有云泥之别，不能视为同一。博学与智慧和善行的产生的关系，也极为薄弱。费拉隆曾经教导众人，自己做一本活生生的好书，胜过热爱好书。在阅读各种材料时，我们也许感到愉悦，但这些无法让精神变得丰润、坚强。圣安塞姆说：“那些没有知识的人的生活更多地得到上帝垂爱，因为他们专心追求神的事业；才华卓著的博学者的生活被上帝甚少关心，因为他们更多为自己的事而忙活。”
一位伟大的法国作家为他的同代人描绘了一幅肖像：“你会在每一方面都深切感受到，他们只对感官快乐和金钱拥有热情，而对信念和职责漠不关心，因为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能通过金钱获得。金钱能购买一切--良知、名誉、信仰、观点、尊严、权力、体贴乃至自尊。真理和美德，只剩下巨大的残骸。这种对一切漠不关心的制度吞噬了一切，包括所有的哲学理论、不敬神的学说，都在这种体制下解体。真理和谬误的界限消失了，被一起拖进了精神的坟墓。而这座坟墓现在已空空如也，甚至找不到一根尸骨，仿佛一切原本都不存在。”
然而，一个源于德语的新词--“文化”似乎填补了这个空缺。很多人崇拜“文化”，把它当做唯一的信仰。实际上，这不过是理智上的犬儒主义和怀疑论的精巧修饰。持此种学术观点的人，像莫里哀《伪君子》中的人物，在生活中表现出某种极度的超越，他们的座右铭是“没有值得惊讶的东西”。一些由来已久的美德，如勤奋、自制、活力十足和自助等，都是他们嘲笑的对象。无情地否定一切是他们唯一的信念，在他们眼里，没有东西值得崇拜，也没有东西值得期望。因为怀疑一切，所以他们自己不会做任何事情，同时还否定别人工作的一切意义。他们唯一不怀疑的就是自己。他们把自己当成自己的上帝。
歌德创造了感性或者说是文化，但是，他的诗和席勒的一样，见不到任何行动的痕迹。其著作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华而不实。他是一个商人，只和女人交易爱情，他像开屏的雄孔雀一样展示魅力以吸引女人。他的传记作家说：“他的心中如果没有了女人，就会像一个解剖学外科医生找不着自己的解剖对象。他曾经评价巴尔扎克的小说，说他的每一篇好的小说，似乎都是把一个痛苦女人隐秘的内心一步步挖掘出来。或许，如果巴尔扎克用这句话回敬给他更为合适。歌德幼年时期非常喜爱自然史，他说：“我还清晰地记得，我在孩童时期，为了看看花瓣怎么镶嵌在花萼之中，曾经把花朵一点点撕成碎片；为了观察羽毛怎么插在鸟儿的翅膀上，我甚至还拔掉鸟的羽毛。”贝蒂拉曾经对霍顿勋爵说，对待女人他用的也是这种方式。他所有的情人，无论是贵妇人还是小婢女，都对他的这种活体解剖的方式持强烈反对态度。也许是为了达到理想的艺术效果，他的感情总是经过渲染的，他毫无顾忌地夸张这种感情，不会感到良心的谴责。就如一个画家在创作基督受难的场景时，为了表现其承受着巨大的肉体上的痛苦，会把一根长矛插在基督的肋部。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需要明察秋毫的能力和高度的冷静。如此我们想象一下歌德创作时的样子，他就像《厌世者》中的英雄那样，当激动的程度已经达到要求，他为了让自己不至于过分狂热和激动，总是把手指放在脉搏上测量心跳。歌德自己也直言不讳地说，他考虑任何事情都将其看做冒险或爱情，他看待所熟悉的每一位女性都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的。他发现，减轻痛苦或失望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写出来。
哦，炫耀自己仅有的智力，是多么愚蠢的行为啊！在富有的心灵面前，它是那么的无用而卑贱啊！包裹在干硬的躯体中的理解能力，是个什么东西呢？如果没有灵魂赋予躯体以湿度和活力、真理和欢乐，那它不过是一具死气沉沉的骨架，一些互相支撑的干硬的骨头。谦逊的牛顿说过一句名言，每个人都会记得。牛顿创立了流体力学，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了光的可分解性，堪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这样一位巨人，感到自己不过是在海边玩耍的孩子，真理的海洋宽广而神秘，无数的秘密等待人们去探索。我们现在的哲学家，有哪一位能做出如此坦率的表白呢？
“真理，”德梅斯特伯爵曾说，“人只有通过心灵的精神才能获得。一个善良的人经常会很吃惊，因为他们发现那些所谓才华出众的人，却总是不能明了一些常识性的真理。这些人欠缺心灵的精神之力，如此而已。如果一个人对上帝没有敬畏感，哪怕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们也能很轻易地征服他，而且他也永远不能理解我们。”汉弗莱·戴维爵士也说过：“理性在生活中往往是一副沉重的镣铐，它摧毁、禁锢人的感情，让人变得谨小慎微、畏首畏尾。”
然而，在文学领域和书本知识之外，才是关于职责的最广阔的天地。与其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人是社会的动物。从社会交往中产生了人类文明的精髓，诸如礼貌、自尊、宽容和自我牺牲。文学只是人类经验中的一个微小部分。生活本身就是一部大书，它与生命相始终，不过，想要读懂这本深奥的生活之书，需要真正的人生智慧。
维妮女士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的观念，与读书写字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现在，不会读写的只有一些愚蠢和无知的人。可是在50年前，读书是极少数接受顶尖教育的人的特权。那时候的人们，除了《圣经》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凭借，但一些极为可贵的思想，却正是由他们提出来的。那时候，上层社会的女性也很少有读书的。‘我的祖母几乎连单词怎么拼写都不知道，她读过的书除了《新约全书》，就是《旧约全书》，’一位极具鉴别能力的法国人说，‘但是她的优秀和聪明，却远胜现在的大部分女性。’”
古代有种习俗，会让男孩子去完成一些职责，作为一种考验。如果他没通过考验，就会丧失自己的体面；如果他顺利过关，也不值得炫耀，因为那不过是在履行职责罢了。休·米勒说：“想要通过教育将人类的道德境界提升到一个非常的高度的想法，不过是一种时代的幻想，就像幻想与古代的炼金术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期望能够做到点石成金的奇迹。”
培训一个人的最好的学校，还是家庭，它是上帝设置的用来熏陶青少年的手段。而家庭氛围的塑造，则主要是由女性来完成的。奥尔良大主教说：“母亲们是法国的希望之寄托。”英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但是，天哪，在现实生活中，妇女们吵嚷的声音充斥着我们的耳膜，她们为自己的女性气质而抗议，她们用尽所有的手段来抹杀自己身上最为美好的品格。她们对政治权力提出要求，却没有意识到她们在家庭中造成的影响，已经决定了世界的面貌。她们坚决要求“给予选举权”，却没有想过是否只要她们拥有了每三年或五年一次的选举权，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圣·保罗意识到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家庭中的爱和职责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为此，他颁发了女性荣誉勋章给待在家中并在家中劳作的女性，以此表彰她们的特殊贡献。
最近有一个作家，在对女性所应具备的天性做了一番描述后指出：“现在的女性真让人感到担忧，因为她们很容易被煽动，对那些新潮的思想和工作情有独钟。相比于她们的母亲和祖母，她们距离天堂之路要遥远得多。她们的信仰苍白无力，她们没有上帝作为自己坚实的依靠，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去完成仁慈的上帝所交给她们的职责，她们的心灵空虚如干涸的鱼塘。”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作家本人就是个女性。
在最近这场普法战争发生前，斯托弗尔男爵接受了一个任务，对普鲁士和法国的舆论及道德状况进行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社会和家庭中的纪律决定了军队的纪律。普鲁士国家的青少年受到很好的训练，他们普遍服从、尊重权威人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具有恪尽职守的美好品德。然而，这种纪律在法国家庭中完全看不到，我们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在军队中养成这种纪律呢？而且，让我们往家庭圈子之外看，在法国的各级公立学校中，我们是否教会孩子，让他们懂得尊重父母、忠于职守、服从权威和法律呢？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把上帝的信仰植入了他们心中呢？没有，这一切事情我们都没有做过。这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每年把缺乏宗教原则和正确道德观念的年轻人送到部队。从孩童时代起，他们就不习惯约束和服从，对任何事情都斤斤计较，不懂得尊重任何事物。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伪称：这些毫无纪律和原则的青少年只要进了军队，立刻就会变得习惯于纪律。这些人也承认，责任感、服从上级领导、遵守法令和各种规章制度等这些军队中的纪律，究其实质不过是个人生活的原则。他们却没有考虑到，在外力的压迫下建立起来的纪律，其持续时间是短暂的，是虚假的纪律，完全接受不了严峻情况的考验。”我们再看普法战争的结果，事实说明，斯托弗尔男爵的这些话蕴涵着真理的光芒。
这样的过程，我们英国是否也曾经历过呢？那些与人相处的原则和那些高尚的道德品质，不是在蔓延扩展的民主潮流下被逐渐淹没吗？虚荣心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我们炫耀自己的财富、力量和资源，炫耀我们的海军和其他军事力量，炫耀我们经济方面的优势，可是所有这一切，只需要几年，就可能都丧失殆尽。我们可能与荷兰一样，成为一个富裕的弱小民族。一个个的个体决定了整个民族的面貌，民族的公民--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如果都不具备高尚品德，不能做到忠于职守，不对荣誉和公正报以崇尚之情，那么这个民族终将会被湮没在汹汹的时光之流中。
德比勋爵最近有一次演说，他指出：“前天一位品德高尚的人告诉我，他觉得滑铁卢战役之后，那些使整个民族保持活力和强大的品质，一直在持续衰落。他没有说出全部的观点，但是从其神态举止和说话的语调，我可以推断，他对恢复这些品质已经不抱希望，一场犹如洪水猛兽般的巨大灾难即将降临。那些行将就木的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不必亲身承受这场巨大的灾难。他忧心忡忡的神态在告诉我：只要条件一到，这场灾难将不可避免。”
这些话语分明就是在给我们敲响警钟。这场灾难是否会和100年前在法兰西一样，必然地降临到我们的时代呢？诺曼·麦克劳德博士最近指出：“从1815年战争之后不久，我们现在的这种混乱就已经出现端倪。就同宗教改革时期一样繁杂纷乱，这种现象让人难以忍受。一方面，在社会的、政治的、科学的、哲学的和神学的等方面，旧的思想观念都已被打碎。尽管那些摧毁旧传统的人自负而愚蠢，可是更多人站在他们的对立面，这些人有着巨大的责任感，他们坚守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如果仔细地体会，我们可以发现，代表着真理的上帝已经扎根在这些人心底。至于苏格兰人，现在还不是跟他们谈信仰的时候。一些大的世界性问题被我们所忽略，我们却像野妇村姑争论滑冰鞋或比目鱼一样争论这些严肃的问题。”
未来最令人担忧之处，无过于看到那些男人和女人竭尽全力地破坏父辈传承下来的基本伦理，那些伦理原则是他们父辈早就深信不疑的。要想保障他们的忠诚、善良和成就，只有对这些基本的准则保持信仰，一旦我们的心灵接受了这种准则，我们全部的生活过程就会改变。善行或者邪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对于我们来说，哪一种的力量更为强大呢？判断的标准在我们自己身上--觉醒的良心和开化了的意志决定了我们的标准。在完成各种各样职责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困难和悲伤。但是，我们必须坚决且愉快地完成这些职责，因为我们不能违逆上帝的旨意。善行赋予我们强大力量，并能让周围人也感受到善行的伟大。实干家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善行。因此，让我们振作意志，强化精神之力，为即将到来的行动做好准备吧。这便是我们人生的历程。
正直和诚实是安身之本
任何工人都不能
在急躁匆忙中做好工作。
想要做到，除非安宁而专注。
--乔叟
金子也许能任由你抚摸。但是
一旦你的手被它黏住，就会
让你皮肉受损。
--乔治·赫伯特
诚实者即便贫穷，
也是人类真正的国王。
--彭斯
正直和诚实是一棵树上的两根树杈，形态虽异，本质却同，诚实就是正直，正直也即诚实。诚实不是成为一个伟人的充分条件，却是它的必要条件。雇主对诚实的人分外放心，雇员对诚实的人充满信任。坚持原则、人品正直、独立自主等优良品质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诚实，它是每个人都必须拥有的素质。尤其在我们的时代，讲真话更为难得也更为必要。
说谎被所有人斥责，包括说谎者自己。说谎者在说谎时，总是特别强调自己在讲真话，因为他也清楚谎言无法服众，而只有真实才是人愿意接受的。说谎一方面体现了一个人的不正直，也体现了他的懦弱。乔治·赫伯特说：“要勇敢地讲真话，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撒谎的必要，危害最大的谎言，是那种夹杂了一点真实的谎言。他们缺乏说出真相的勇气，只能围着实情的外围打转，这样的话语其实与假话无异。最坏的谎言总是半真半假的混合物。言语上的说谎是可鄙的，同样性质的可鄙还有戴面具的生活。一个人的品格反映在语言上，也反映在其行动上。有些人行为卑鄙，说一套做一套，口头上宣称在遵循某些原则，在行动时却遵循着另一套逻辑，他们是‘双面人’。诚挚和真话是这些人最需要的。一个真诚的人，必定心口如一，言行如一，说到做到。”
斯波谨先生说：“还有另外一种常见的情况，有些人做事毫无顾忌，有些人怀着一种变态的激情鼓吹和平，有些人放纵恣肆。而通过经验我们知道，那些四处宣扬慷慨的好处的人，往往都是吝啬鬼。类似的情形就是，那些言谈中总是强调‘真实’的人--他们的真实往往是某种教条主义的真实--在实际生活中，在生意往来中，在对邻居的评价中，或在家庭事务中，却对事实视而不见。”
说谎是人们在生活中最习以为常的恶行，充斥于所谓的“社会”的各个角落，正如一个访问者最经常听到的回答是“不在家”。在人类事务中，说谎甚至成为一项我们必须加以遵循的原则，差不多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接纳它。有的人为谎言辩护，说它是无害的，是无足轻重的，或者是“一不小心说错了”。每一个谎言都有它自己的样子。每一个思想纯洁的人，无论他是多么的宽容，对谎言总是会有一种本能的憎恶。拉斯金说：“谎言也许是轻微的，或者是偶然的，不管怎么说，它们总归是心灵生活的烟尘。如果我们不只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最大、最黑的烟尘上，而是把心灵上的一切灰尘清理干净，我们就会有更美好的生活。”
外交官们过去有一个座右铭：“为了国家利益而说谎。”然而，一个人应当把诺言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迦太基人让囚犯雷古卢斯在特使的护送下，到罗马去寻求和解，条件是若未达成和平，雷古卢斯就要回来继续坐牢。雷古卢斯同意了他们的条件。到达罗马之后，他不同意互换俘虏，而是要求元老院议员们把战争进行到底。而若是如此，他就要返回迦太基被囚禁。元老院议员们乃至大主教都为他寻找理由，认为他是在暴力胁迫之下发了誓言，所以没有遵守这个誓言的义务。雷古卢斯说：“难道你们要让我的名誉受损吗？我知道前面是折磨和死亡，可是，我更不愿背负违背誓言的耻辱，不愿意让负罪感沾染我的灵魂。即便我是迦太基人的奴隶，可是我还要坚守罗马人的精神。我既已发誓回去，便要履行回去的责任。其后的一切，就由神意安排吧。”雷古卢斯终究还是回到了迦太基，受尽折磨后死去。
柏拉图说：“他将会有愉快的生活，他的内心不会再有悔恨，因为他已回归真实。”让我们再引述一段话，他出自马喀斯·阿利琉斯皇帝之口：“一个人品行不端，便不会对神灵有所敬畏。大自然把互相关照的本领赋予了有理性的动物，互相帮助就是我们的本性，而决不能互相伤害。在至高无上的神的面前，违背自己良心者的罪过无可掩饰。在同一个神面前，说谎者也是有罪的，因为无所不包的自然所蕴涵的一切事物、自然存在的万事万物之间，有着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
“真实”就是这个无所不包的自然，它还催生了万事万物。因此，故意说谎的人因为有着这种不正义的行为，就犯有不敬神的罪过。无意中撒了谎的人，因为他站在了自然与真实的对立面，扰乱了正常的秩序，所以也犯了不敬神的罪过，这种人虽然已经从自然中获取了力量，但这种力量被他忽略了，他就失去了辨别真伪的能力。实际上，一个人若只贪图享乐而逃避痛苦，他就犯有不敬神的罪过。
通过不同的形式，真实和正直分别得以表现。它们使一个人能公平处事，让生意人变得诚信可靠，使你不用担心来自其他人的欺骗。正直最坦率也最谦逊地证明着一个人的真实。样品真实，给足尺寸斤两，周到服务，严格履行责任，是每个人都必不可少的品格。
给大家说个普通的故事。塞姆·福特在一个小饭馆喝酒，发现他们的啤酒分量不足，就把老板叫来并对他说：“先生，请问一个月你能卖掉几桶啤酒？”店主回答说：“十桶，先生。”“你希望每个月卖掉十一桶吗？”“当然，先生。”“我告诉你一个好方法，”福特说，“给足分量！”
这个例子不只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经常抱怨有些商品缺斤短两或者掺假，有的时候拿到手的东西却不是我们想要买的东西。但是商人总是要把商品卖出去，而且要赚钱，可是当卖主认识到应该给顾客诚实的服务时，发现他的店里已经没有顾客了。许多年前访问英国的时候，李·皮雷就对英国制造商极具商业道德这一点很欣赏。他说：“他们托运到外国的商品，无论其质量还是数量，都跟样品非常一致。”
可是他现在还能这么说吗？那些制造商的堕落行为--把中国陶土、淀粉、镁和锌塞在棉花里，我们不是在公共法庭上听到过吗？亲眼看过装船的人，都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货色。我们的棉花再也卖不掉了，因为它们都发霉变色了。淀粉发潮后，上面就会生长出一种叫做霉菌的真菌。自从霉菌出现之后，中国这个英制棉布的最大市场之一，就基本看不到英制的棉布了。
中国有句俗话：“变戏法的不骗敲锣鼓的。”像我们一样，中国人也是行骗的行家里手，他们在茶叶里放上铁屑，把丝绸用水浸透，他们知道自己在欺骗，也知道别人是怎么欺骗的。在基福的英国领事说：“这种欺骗行为的后果就是，品质恶劣的恶名成了我们纺织品的标签。美国的钻机正在把英国货赶出市场，虽然他们的钻机比我们的要贵40％。我们已经不能再赢得他人的信任了。过去，英国牌子代表着货真价实，现在，我们不敢再说这样的豪言了。”
英国棉布在印度的遭遇也差不多。当掺杂在棉布里的陶土和淀粉被洗涤干净后，棉布就成了一块块破烂。印度本地出产棉花，他们的工匠有灵巧和富有创造力的手指，有聪明的头脑，能纺出光滑如同曼彻斯特的工人纺出的毛线。印度正在积累自己的资本，建设了许多工厂，现在他们不必依赖我们而可以自己生产了。
在工业制造区，这些内幕无人不知，公共集会上也在谈论。用淀粉处理、变更尺寸、在棉布里掺入陶土，这是尽人皆知的勾当。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商被麦勒先生公开谴责，他斥责那些制造商自以为是地觉得除了自己，所有的消费者都是傻瓜。他说他遇到过一位工程师，他航行在印度洋时，头上的穆斯林头巾上装饰着麦斯林纱。有人问他：“那是英国货吗？”工程师断然道：“不，它是瑞士货，英国货很讨厌，弄得我手指黏糊糊的。”我们的市场和生意就是这么丢掉的，不得不说我们碰到了最倒霉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