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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水洞里的诸葛亮
1848年，道光皇帝的统治在内忧外患下摇摇欲坠，这一位从“天朝上国”走过来的大帝不甘受辱，誓要与图谋不轨的洋鬼子们干上一架，而从那以后的几位中国皇帝，对于祖辈的辉煌知之甚少，甚至以为，长着蓝眼睛的人原本就比自己强大。在这样的消极思维支配下，列强们的欺凌日渐野蛮露骨，统治层却麻木地忍受着，任由泱泱大国一步步地衰落下去。
还是这个时节，连续两年的时间里，湖南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先是大旱，接着又是经久不遇的大雨。老天爷水火并进，使灾民们苦不堪言，政府却无力赈济。左宗棠便自取家中存粮，在路边放置一口大锅，熬点稀饭，救济灾民。然而他也看到，仅凭自己一家之力是完全不够的，于是他联络当地的富绅名流，筹钱捐粮，广施药医。据他自己的统计，长沙、善化、湘阴、湘潭、宁乡各地所捐银钱谷米不下五十余万。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个带有预见性的备荒措施，简单说来就是，平常大家将家里的余粮拿出来，都存放到一个仓库里，到了灾年，这些存粮再拿出自救。当然，这样的“公粮”是需要有人管理的，为此，左宗棠又建立起了“仁风团”，统一管理救灾除苦之事。
别看左宗棠在扶贫救困之事上十分积极，实际当时柳庄的日子也是非常难熬的。天雨长时不退，泥水横流，将家中的谷物都泡得发芽了，这发芽的粮食，当然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已经不能再当种子播种了，等于来年没有了种粮。更糟糕的是，很多原本可以吃的粮食，在积雨之下发霉烂掉，左宗棠一家十二口人都生了病，能拿出去当的东西差不多也当光了，用左宗棠自己开的玩笑话来说，就是“男呻女吟四壁空”。天灾之外更有人祸，近几年湖南起义频频爆发，民生疾苦：道光二十六年，湖南宁远爆发胡有禄起义，东安爆发王宗献起义；二十七年，新宁爆发瑶民雷再浩起义；二十九年，新宁再次爆发了李沅发起义。
灾期过去后不久，为了谋生，左宗棠来到长沙开馆收徒，也是在此之后不久，他见到了林则徐。
此时已临清朝末日，依然还有一大批能人志士不断求贤访士，试图力挽狂澜。《南京条约》签订时，林则徐已经被撤去了钦差大臣的职务，后来又给远配到了新疆，几经曲折之后，才被调还。此时林则徐已经到了花甲之年，身体状况也很不好了。此次恰巧经过长沙，引得当地达官显贵一片惊呼，纷纷想要去拜访这位名满天下的总督大人。一时间长沙街头人潮涌动，车马不行。然而就在这些人挤破头想要看上林则徐一眼的时候，林则徐却对他们一律不理，点名只要见左宗棠。
林则徐与左宗棠虽然此前并未谋面，但是二人渊源由来已久：林则徐曾经的上司陶澍同左宗棠是儿女亲家；同朝为官的贺熙龄也将女儿许给了左宗棠的长子，平日里几人共论之时，多有提起左氏。再加上青年才俊胡林翼曾经对林则徐推荐过左宗棠，称左宗棠为“近日楚材第一”，使得林则徐更是想见左宗棠一面。林则徐也因此请过左宗棠，只是由于当时正逢左宗棠为侄子操办婚事，恩师贺熙龄又唤他去到陶家教书，于是左宗棠回信婉拒了林则徐的邀请。但书信上的往来，也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同时让彼此有了一定的了解。而在新疆的几年里，林则徐在深深地痛心朝中无人之余，想起那句“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对于这位胡林翼口中的“楚材第一”渴慕已久，更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见上一面了。
于是当左宗棠前来拜访的时候，林则徐不禁喜出望外。当然，对于左宗棠而言，能同林则徐会上一会，也无疑是人生中的一大幸事。自古士为知己者死，当自己还是一介落魄书生的时候，林则徐就曾以书相邀，这份知遇之恩还是很重的，更不用说林则徐虎门销烟，乃少有的爱国志士，万民景仰之人了。所以在给胡林翼的书信之中，左宗棠将林则徐称为“天人”，这在自比武侯、性刚气傲的左宗棠身上，实在是少见。
当下左宗棠诚惶诚恐，前往拜谒林则徐。当晚林则徐宿于小船上，隔水搭着块跳板，听说左宗棠来了，便出舱迎接。不料因为天色太暗，左宗棠又有点激动，一不留神就踩了个空，跌落水中，变成了个“落汤鸡”。林则徐赶紧令人将其扶上船，领进舱内共论。林则徐为什么要住在小船上呢？因为这次林则徐是告病回家调治，故而自水路走免去了很多颠簸，另外林则徐素来为官清廉，也没有太多钱去住客舍、雇大船。所以这让两位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间的“初相遇”，显得滑稽幽默，使人忍俊不禁。
这天夜里，两人相谈甚欢，虽然一个是位高权重的朝廷一品大臣，另一个是从未参政的不第先生，两人年龄又相差三十岁，但岂料两人言谈之间，发现彼此对于民生、政见、国计，尤其是西北防务之事所见不谋而合。年逾花甲的林则徐心中大喜，将自己数年来搜集整理的新疆资料悉数交付左宗棠，称自己年迈，时日无多，空有御俄之心，却终无成就之日，多年来留心人才，欲以此重任托付。并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理新疆能用得着。”
临别时，林则徐还送给左宗棠一副对联：“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斯人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三坟”指“三易”，即《连山》、《归藏》和《周易》；“五典”即五经；“八索”是为八卦；“九丘”就是《洛书》，主讲山河地理。林则徐把这副对联送给左宗棠的用意就在于勉励对方继续钻研学问，不要因为是“闲书”就将其放下，也希望左宗棠能在经世致用的道路上日益精进，为国家做出一番事业来。左宗棠也对于林则徐感激至深，这次会话对左宗棠日后收复新疆，经营西北，造战船，操练海防抵御外侮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两年之后，林则徐在广州病故，临终前他上折极力推荐左宗棠，而远在长沙的左宗棠直到一个月以后才听到这个消息。悲痛之余，他挥笔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以寄哀思：“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由于时局动荡不安，大清国对外割地赔款，内部又是矛盾重重。乱世之下的百姓，生活更加困苦。面对一波连着一波的战火，广州的太平军又来势汹汹，于是左宗棠找了几个关系很好的亲戚、朋友一起商议对策。其中就有二哥宗植，以及同乡举人郭嵩焘、郭昆焘。后来大家决意找个地方避难。不几日，他们便和郭嵩焘一道，远涉山林，挑选足可避难的场所。这一次，他们选中了一个叫做“白水洞”的府穴，这里地处淮阴和长沙交界处，环山抱水，看上去是比较理想的避难所。此时的左宗棠已经年近四十了，虽然得到过很多朝廷大员的赏识，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官职，在鸡犬相闻的邻居眼里，他只是一个中等地位的学者，书读累了，就从椅子上立起，埋头整理一下地里的秧苗。
搬到白水洞中之后，左宗棠还给自己的老师贺熙龄写过信，言对于太平军应当避其锋锐，待观察好形势之后再作打算。这样的话还好没有给当时的统治者看到，否则左宗棠早就人头落地了。当然，我们对于这些话也应当设身处地地看，当时战火连连，太平军初起之时就势不可当，连破州郡，作为平头百姓，已经快四十岁了的左宗棠要照顾一大家子人找地方藏起来避难，这是人之常情。或许在左宗棠眼里，亲情来得还要更重要些，于是他给自己的子嗣起名，就用了“孝”字为辈，长子孝威，长女孝瑜。并且，这封信劝老师“避”，也是出于对恩师的“孝”所致，并不能由此给左宗棠判上一个“投机”的名号。
落足白水洞之后，外面的农民起义愈演愈烈，还算稍有底气的道光皇帝此时已经将王朝权柄交给了二十岁的四儿子咸丰。比起二十九岁才从嘉庆手中接过权杖的父亲道光，咸丰皇帝显得很幼稚，他手足无措地听着朝臣们山呼万岁，对于前线传来的一篇篇告急文书，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求贤。
朝廷下旨说，时下贼寇并起，特开孝廉方正恩科，最后选出的孝廉，可以得六品顶戴。“孝廉”一事，最初出自汉武帝，指国家将那些孝敬长辈又闻名乡里的人直接擢用为官。但到了明清，孝廉已经变成人们对举人的称呼。凡是考试中过举的人都可以被称做孝廉。郭嵩焘联合乡中学子合力保荐左宗棠。按照左宗棠当时的名望，以及他与陶澍、贺熙龄的姻亲关系，被选中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左宗棠极力拒绝。这一点和他自视清高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左宗棠一直希望能够金榜题名，风风光光地接受朝廷的爵禄，而不是在这个时候以替补的身份进入；还有，孝廉实际上与举人等同，左宗棠二十岁时就已经拿到了举人称号，却在其后屡考不中，所以这个举人衣裳穿在身上已二十年，没多大意思了。
左宗棠虽然不愿意自己以这种方式进入摇摇欲坠的朝廷，他的好友胡林翼却一直希望左宗棠能够出山，为大清出一份力。当时太平军一路北上，势如破竹，很快打到了长沙。此前胡林翼数次向新任湖南巡抚、云贵总督张亮基推荐左宗棠。张亮基便备下礼物，派人进深山去请左宗棠。一连三次，没想到左宗棠始终不肯答应。
自然，一直视左宗棠为“楚材第一”的胡林翼是不能容忍左宗棠高卧隆中，笑傲风月的。于是，他亲自提笔，修书一封，极力相邀。信中大抵这样说：假如左公现在出山，对于天下百姓可以作出巨大的贡献，像这样久居深山，那算什么长久之计呢？而且张中丞对左公是求贤若渴，数次竭诚相邀，左公你素来仰慕林则徐，其实张中丞也是林公一类的人物啊。你这样藏下去不出来，就以为可以相安无事，殊不知假如贼寇真的打了进来，那发生什么就真的不能预料了。这样的一封信，还是可以看出张亮基、胡林翼对于左宗棠是翘首以盼的。但是大量的情感攻势还不够，还是需要一点催化剂的。这个催化剂就是江忠源。
江忠源和左宗棠同一年生，只长左宗棠三个月，但他直到道光十七年才考中举人，比左宗棠晚了五年，又因为他为人不拘小节，好赌博，且贯向青楼买笑，虽才华出众，却久考不中，可以说他在考场上的失意不亚于左宗棠。后来新宁发生了雷再浩起义，江忠源在乡里自行组建了一支队伍，协助官府镇压了起义，并杀死了义军首领雷再浩。江忠源在乡里组建军队，给后来曾国藩的“湘勇”、李鸿章的“淮勇”，起了很好的启示作用。并且，江忠源的军队作战勇猛，纪律也比政府军严格，在各地清军都节节败退的情况下，江忠源的队伍却常常追着敌人跑，因此朝廷对他十分赞赏，直接给了他蓝翎顶戴，授浙江秀水知县之职。其后不久，江忠源又奉命南下广西，与太平军作战，因为军功卓著，很快又当上了同知、知府。
雷再浩起义是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江忠源解贵阳之围、升任知府是在咸丰二年（1852年），前后不到五年时间，江忠源就从一个问题青年华丽转身，变成了朝廷四品大员。同样是举人出身，左宗棠中举还比江忠源早，而后者几经扑腾，已然成了一方支柱，这样的模范感召作用，可以说给了左宗棠极大的鼓舞与刺激。闻知白水洞中有“今亮”深居不出，江忠源也修书邀请左宗棠。哥哥宗植、好友郭嵩焘也在一旁动员道：“以中丞大人之尊，数次延请，此事古虽有之，近则罕见。”于是，1852年10月，左宗棠受到江忠源事迹的鼓舞催化，并在胡林翼五荐、张亮基三请的情况下，终于决意出山，一展雄才了。
2.牛刀小试，入张亮基幕府
话说，此时的长沙战事也十分紧急了。率领太平军攻打长沙的，是西王萧朝贵。永安受封之时，洪秀全称天王、万岁；杨秀清称东王，九千岁；萧朝贵称西王，八千岁；其后南王冯远山七千岁、北王韦昌辉六千岁、翼王石达开五千岁。萧朝贵勇猛绝伦，遇敌则先，常“亲身迎斗，往来如飞”。论勇猛，在当时恐怕少有人能出其右了。太平天文献《醒世文》中这样描述萧朝贵道：“天排西王真忠勇，冲锋破敌武略精。”萧朝贵率部众两千人，自北上以来，太平军连克州县，直抵长沙城下。而长沙守军虽然在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战斗力却远逊于太平军。虽据城池，附高地，依然是闭门不敢出，被太平军团团围住。当时张亮基刚刚走马上任到长沙，在城外徘徊了五六天，趁着夜色在墙角搭了个梯子才进的城。
或许真的是命里造化，萧朝贵率军猛攻长沙，却不料在执旗督战的时候，被清军火炮直接击中胸口，创口极大，据说是给穿透了胸膛，伤情十分严重。主将遭此大劫，萧朝贵的部下们被深深激怒了，攻城愈加猛烈，扬言“报仇”。随后，天王洪秀全也率部众赶到，一同商议军情。长沙城摇摇欲坠。我们再回头看看当时清军的状况就可以得知，在那样的情况下，要守住长沙城是多么困难。美国人贝尔斯在他的著作里这样描述道：“……当紧急事态出现时，通常会匆忙增招兵员，甚至超过额定人数。招兵时选择很小，常常把歹徒和坏人招收入伍。虽然许多地方都有军营，但士兵们仍然住在家里，只在一些特定的日子回营。他们未曾接受实际的训练，装备粗劣，毫无士气。在太平天运动的早期，朝廷试图动员汉人部队，组建了相当多的队伍。当士兵们听说要离乡背井，往往感到绝望，不少人哭了起来，认定自己一定会死在战场。在保卫围城的战斗中，有些士兵表现不错，但更多的士兵在造反军队到来之前就逃跑了……”可见当时清军的无能。然而形势稍转，萧朝贵生命垂危，洪秀全等人又认定长沙城垣高固，一时难以攻破，便有了撤围的意思。在几次并未使出全力的攻坚之后，洪秀全不再一门心思地想要占据长沙了。岁末，萧朝贵久治不愈终于身故，太平军也从长沙撤围，转而攻破了南京，称之为“天京”。
左宗棠初到长沙，正是太平军围攻长沙甚急的时候。张亮基一会过左宗棠之后，便同胡林翼商议怎么安排“今亮”先生。胡林翼的建议是“处宾师之位，运帷幄之谋”。多年的相识让胡林翼对左宗棠是知根知底的：左宗棠自比武侯，素来自视甚高，又很爱面子，如果这个时候给他的官阶太低，既发挥不好作用，又驳了面子；而刚一来就给个很高的官爵，就算别人不说，左宗棠也不会乐意接受这样的“恩惠”。既然“今亮”多年修习兵法、地理，那么就让他做诸葛孔明吧，先在中军帐里出谋划策，待有了功绩，再奏请朝廷，给赐个耐看的顶戴。于是，左宗棠就以幕宾身份来到张亮基麾下。
由于当时战事频发，又兼对外赔款，大清国府库空虚。然而一打仗就花钱如流水，当时长沙城别说给一线作战的军士发饷，就连那些坐在屋子里的官员都常常领不到俸银。左宗棠初来军中，衣食住行都很成问题。还是胡林翼，他自掏腰包，又带上张亮基的一点“意思”，在长沙司马桥给左宗棠买了一座宅子供其居住。这所宅子在几百年前是辛弃疾任湖南安抚使时的练兵故地，带有“古代名人”的气息，又因为宅前有些许花草竹物，很得左宗棠喜欢。由于左宗棠没有正式的官职，不能拿朝廷的禄银，胡林翼颇费了一番周折，从茶盐局下给左宗棠挂了个号，每个月支给三四十两银子，补给家用。早在湖南大灾那两年，胡林翼还在贵州做官，就常常派人送钱送粮接济左宗棠，因此从某些方面上说，胡林翼就是左宗棠人生的贵人。当后来胡林翼由于操劳过度而呕血死于军中之后，左宗棠在为这位好友兼知己撰写的祭文中写道：“岁比不登，盎无余粮。使来自黔，缄金贱我，欣欣度腊，返券举火。”
解决了后顾之忧后，左宗棠也就能更好地为张亮基出谋划策了。左宗棠刚到长沙城的时候，张亮基就听说左宗棠虽然才气四溢，但是为人固执，喜好独断专行，不爱让别人插手。于是，左宗棠刚来的时候，张亮基就明确表示，一应事务皆听由左宗棠处理，他自己决不掣肘。后来人们对张亮基这一决定评价还是比较高的，说他虽然才华一般，但是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在起用左宗棠的事上，表现尤为突出。再后来左宗棠就一把手揽过了长沙城的大小事务，城防、军队、钱粮预算等杂七杂八的事都由他说了算，这样一来就常常架空了张亮基及其手下一大批官员。加上左宗棠自己脾气硬，身后又有张亮基撑腰，没有人敢和他叫板。事后太平军没能攻克长沙，与左宗棠日夜主持防务、军情是密不可分的。
前面也说过，太平军围长沙时候，官府缺银。军队发不了饷银，这是很可怕的事，闹不好就会发生军变，外事不宁，内乱再起，真就无药可救了。对此，左宗棠给出的主意是，向城中富户“借钱”。战争时期，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当年国父孙中山为了筹钱，印刷了各式各样的“国债券”，拿出去套购现金，所以左宗棠这种带有官僚意味的“借钱”，也是迫于时局。
当时长沙城中有名的富户有黄冕、孙观臣、贺瑗等。黄冕祖辈多在朝为官，自己早先在裕谦幕下办事，因为获罪免官，归家后下海经商，自是官商两通，财源广进，称长沙首富。道光二十九年左宗棠在长沙开馆收徒的时候，黄冕几个有名的儿子都曾拜左宗棠做先生，左宗棠这次“敲熟”，虽然有点不地道，但毕竟是为了国家大事。另外两人贺瑗开药店，孙观臣则是做绸缎生意的。
张亮基听从了这个建议，便设席宴请城中富豪。到场的人比较多，其中还有一个开酱菜园的老板，叫做欧阳兆雄。
席间张亮基面容忧郁愁苦，众人便都殷勤问候。张亮基借机提到太平军围城日久，情势不佳，而将士太过劳苦，军力疲乏，士气不振。仗不好打，关键就在于没钱发不起军饷，希望在座诸位能借点钱来，日后算上本息，一并奉还。欧阳兆雄便说：“长毛作乱，危害地方，大人殚精竭虑，夜不能寐，我虽然本小利薄，也应当尽一分薄力。”于是当下许诺借给张亮基一万两银子。其余诸人见了这个场面，也就都没有话好说了。这次借贷，总共得了十二万两银子，其中黄冕借出四万两，这为他以后官复原职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自然，欧阳兆雄的戏，是一开始就安排好了的。
除此之外，左宗棠还帮助张亮基平定了“周国虞”事件。这个周国虞是湖南浏阳县人氏，算起来也和江忠源比较像，都是搞团练的，只不过他这个人不像江忠源那样是举人出身，一脑门子的忠君爱国，他的祖人曾给青史留名的南明丞相史可法做过护卫，因此也可以说他是带有反清复明的想法的。周国虞带的队伍称“征义堂”，人数上了两万，但由于周国虞本身没有很长远的政治眼光，“征义堂”的会众多是农民，战斗力不强。时不时受了富豪的欺负，脑门子一热，他们还会劫掠杀人。政府对这股势力早已密切关注。
咸丰二年十二月，太平军攻克武昌后，秘密派人联络周国虞，策动他进攻长沙。不幸的是，太平军的密使以及周国虞给太平军的密函都落入了浏阳团练总领王应苹的手里，后者随即向官府报告了这一情况。周国虞见事已泄露，便先发制人，带人突入县城，并声称自己与太平军并无联系。在此期间王应苹被周国虞的手下杀死，一些富户也遭到洗劫。事后王应苹的团丁纠合一处，要寻周国虞报仇，双方随即展开武斗，县令对此也无可奈何。
如何处理这件事让张亮基比较棘手。因为周国虞早先是打着协助政府平乱的旗号组团的，属于合法武装力量，而且征义堂有两万人，派兵征剿也还是很费力气的，稍不留神，还会给反咬一口，弄不好就要丢官坐牢，甚至丢了性命。于是左宗棠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以巡抚名义调派江忠源往剿。江忠源此时刚刚镇压了晏仲武起义，可以打着“追剿晏仲武余党”的旗号前往浏阳县。江忠源的队伍虽然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都是久经沙场，加上江忠源采取了“分化政策”，征义堂最后还是被镇压了下去。
没过多久，张亮基又被调任湖广总督，临行前邀请左宗棠一同前往。左宗棠虽然再三推辞，但还是耗不过张亮基苦言相劝，便同意前行。此时，张亮基也写本上折，表奏左宗棠守备长沙，平剿“征义堂”之功，为他争取了一个七品知县的官职，同时还“加同知之衔”。同知是知府的副手，虽然不是一把手，但地位比较高。左宗棠素来自负，但是对于这一职位还是接受了，这也是他从大清朝那里得到的第一个正式官职。然而看看身边的至交胡林翼，早在几年前就是四品知府大人了，而江忠源已经官至正三品的按察使，所以左宗棠脸上还是觉得很无光，但是短短三个月时间，就从一个举人升到朝廷七品命官，也还不错。因此，整体而言，左宗棠对于张亮基还是很感激的。
左宗棠随同张亮基到了武昌之后不久，太平军就攻破了南京，俘杀了钦差大臣陆建瀛，将军祥厚、都统霍隆武等人也兵败被杀。洪秀全打下南京之后，决意引为都城，而后发兵西征北伐。咸丰皇帝毫无办法，虽然全国各地的暴动此起彼伏，他也只好将重心放到太平军这一块。短短半年时间里，左宗棠随同张亮基在武昌一带来回奔走，哪里军情告急就往哪里补，再往后张亮基被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就借机道别。一同离开的，还有另一位幕友王柏心。王柏心比左宗棠大十三岁，两人却交情甚好，还乡路上两人结伴而行，常常彻夜长谈，共论时局。王柏心在水利方面造诣很深，著有《导江三议》一书。左宗棠也深好水利漕运，因此两人彼此交流研讨，很是投缘。而这一点对左宗棠的影响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