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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袖珍馆2：左宗棠传
王保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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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上掉下来个左三郎
大清嘉庆十七年，即公元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东乡左家的一个以耕读为业的寒素之家中。按长幼顺序，左宗棠上面排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古人只记男口，故而左宗棠算做家中老三。大哥宗，二哥宗植，三子就是宗棠。左家世代读书，也算书香门第，于是又循例为三子谋字：长子伯敏，次子仲基，左宗棠得字季高。
再往上追溯，左家祖辈是南宋时期从江西迁居至湖南的淮阴一带，这里背靠洞庭湖畔，风景秀美，可谓天颜养人，左家世代也是屡出秀才生员：左宗棠的曾祖父左逢圣为县学生员，以孝义著闻，且居贫好施，生平举止端严；祖父左人锦是国子监生，对子侄辈的管教很严格，居家时又乐善好施，在当地很有名望；父亲左观澜乃县学廪生，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贫居教书20余年。生于这样的家庭里，左宗棠必然深受传统教育思想观念的熏陶，这也是他后来说出“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源头。
左家有祖上留下来的数十亩薄田，岁收粮谷40余担，在“康乾盛世”余晖散尽的时代里，能有这样的收成相对而言也算不错，加上年迈的祖父祖母，一家十口，在父亲左观澜的奔波下勉强度日，丰年半饱，灾年就接济些糠饼草皮，由于小时候营养不良，左宗棠生得大腹便便，肚脐突出。这种贫穷的生活，也让年幼的左宗棠早早地认识到，他目前处于一个怎样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属于谁，该如何改造、修正，则成为了他一生的命题。史料记载，嘉庆元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耗去了大清帝国两亿两白银，国库自此日渐空虚。与此同时，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不少的中、小地主破产，自耕农、半自耕农多数丧失土地，变成佃户，挣扎在饥饿线上。地租率一般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再加上长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造成了政府无银、百姓无地、战火四起的动荡现状。
然而天下动之者易，安之者难，若要在晚清这样一个时局纷扰的年代里做出一番事业，必然需要有超乎常人的智慧，三国文人陈琳在《讨曹檄文》中有言：“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拟也。”年幼的左宗棠也自然而然地显出了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当年左观澜在长沙租房办私塾，一天，在辅导两位长子《井上有李》一文时，读到“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父亲问道：“二桃的典故出自何处？”两位哥哥还未给出答案，一旁的左宗棠便脱口而出：“古诗《梁父吟》中说‘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还用得着想吗！”这一年，左宗棠尚不足五岁，而二哥宗植十三岁，大哥宗已经十七岁了。值得一提的是，二哥左宗植在道光十二年中解元，与邵阳魏源、益阳汤鹏、郴州陈起诗并称“湖南四杰”，亦非等闲之士。书香胜地岳麓书院门前有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甚。”这正是湘潭贤人云集的真实写照，而年幼的左宗棠在这些才子名流中间，更显得卓尔不群。
幼时的左宗棠不仅天资聪颖，而且遍体洋溢着一个“公”字。三岁时，左宗棠随祖父上山捡栗子，回到家后，他将栗子平均分给哥哥姐姐，并不独食。而从他小小年纪就展现出来的“平均分配”原则上，也闪耀着傲人的光辉。
然而，大清王朝本是北地满人贵族在李自成与崇祯皇帝鏖战之时趁乱取胜而来的，再加上满汉矛盾的原因，大清王朝的思想禁锢也是空前的，五花八门的文字狱纷至沓来，这一点连一代贤君康熙大帝身上也不能幸免。众多秀才举人为了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不得不在原本就僵化呆板的八股文里寻找与执政者的媾和点，于是私塾里充斥着腐儒的琅琅书声，朝堂之上却找不到一个能够经世致用的人才。从原意上讲，教育之鼻祖孔老先生是要求学生学以致用的，老夫子教弟子“六艺”之能，哪“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最初的文人，不光要会写文章，还要会驾车射箭，精通算术也是必需的，可惜的是，自从产生了科举制度，经过明代八股文风，再历经残酷的文字狱，读书人变得渐渐功利化、单一化，甚至身无长物了。而这更能体现出左宗棠努力研习实学的可贵之处。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左宗棠初次接触了实学典籍，从此以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越发刻苦地深入到实学之中。那是道光九年，左宗棠由于居家守丧，不能参加科举考试，闲居无聊之际，他在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名为《读史方舆纪要》的书，翻阅之后，爱不释手，见价钱不贵，便买回家仔细研读，还写了许多批注。《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后人将其称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书中主要详解中国历史地理，倡导经世致用之术，关注国计民生。作者顾祖禹有意将其作为反清复明的参考书目，因而其中还包含了大量的军事战争论著。从这些角度上看，《读史方舆纪要》对于年轻的左宗棠科考及第是没有帮助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会对他产生不利的影响，然而左宗棠对于这类书目的爱好却有增无减，热情度一天比一天高。这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兴趣的驱使，一部分是由于左宗棠孤傲的性格使然，然而更大一部分，却是他那渴望做出一番实事的雄心在牵引他一步步靠近它们，钻研它们，使用它们。除了《读史方舆纪要》，左宗棠还潜心攻读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弊书》、齐召南的《水道提纲》，这些都是主讲国家地理、农田水利的经典著作。然而，这在当时的学子中间并不受人理解，很多同窗都认为左宗棠是在读闲书、浪费光阴，有的人还私下里嘲笑他。左宗棠不为此所动，依然刻苦钻研经世致用的实学。
事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过程往往不尽如人意：在当时的条件下，扛着思想禁锢的大背景，出版印刷业、媒介传播依然不发达，书籍流通得非常缓慢，茫茫之中，能遇见一部真正的好书，可谓是难之又难，更痛苦的是，当这些难得的条件一一具备时，左宗棠又常常翻遍衣衫，却寻不出足以让他把书带回家的钱来。
道光三年，大哥宗去世，年仅25岁；四年后，母亲余氏病故；再三年，父亲左观澜也经不住亡妻丧子之痛，抛下不足弱冠的左宗棠离开了人世。加上之前祖父、祖母的亡故、姐姐们的外嫁，曾经的十口之家只剩下了宗植、宗棠兄弟以及大哥留下来的一个寡嫂。因为不断医病、治丧，左家原本就十分单薄的家业很快就消耗光了，此时的左家可以说是家徒四壁，门可罗雀。
然而，这些都不能成为左宗棠求知路上的阻碍，在他十八岁那年，经世致用学派的领军人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回家为母亲治丧，左宗棠慕名前去拜访，这次拜访对于年轻的左宗棠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收获。贺长龄爱惜其才，对左宗棠十分器重，以国士之礼对待，并将其府上藏书甚至官府藏书统统借给了这个年轻人。魏源的《海国图志》、《圣武记》等著作，左宗棠都是在贺长龄的帮助下完成阅读的。而如贺老这般的先生，借书给左宗棠看，还并不完全是简简单单地借出去就放任不管了，每当左宗棠还书时，贺长龄总要问：书里都写些什么呀？看完这部书有了什么收获呀？如此等等，不厌其烦。而唯有在左宗棠能够真正读透这本书并有了自己的见解之后，他才会借给左宗棠下一部书。贺长龄因为治丧在家待了整整一年，左宗棠也就在贺长龄家里“借了一年的书”。每每左宗棠来借书看，老先生都是亲自扶梯登楼，取书交到左宗棠手里。此外，贺长龄还将左宗棠介绍给自己的弟弟，在城南书院做主讲的贺熙龄。在此后的一年里，左宗棠就师从这位经世致用学派的大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有“十年从学”之感。有了大师的指导与广阔的阅读量，左宗棠的知识理论从此日渐完善、成熟。而这些在如今看来再正常不过的知识积累，却是经历了一系列考验与磨炼的，也正因为如此，才锻造了左宗棠坚忍不拔的优秀品质。这些真正能用到社会实践中的经世致用之学，也注定了左宗棠不是一个官场上蝇营狗苟的呆板腐儒，更不会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奔走小人。
2.时不我待，买个秀才考举人
因为天资聪颖，又勤学刻苦，所以对于左宗棠来说，日后登堂入室、科场高中或许是必然的结果，但是有时事情的发展不全是按照既定的方向往下顺延。《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大凡能人志士，功成名就之前往往会历经重重磨难。勾践卧薪尝胆；韩信受市井宵小之辱；朱元璋起于贫贱；李自成出身微末；一代大师蒲松龄屡试不第，71岁方才当上贡生。
在十四岁院试之后，左宗棠三次考秀才皆是付诸东流。究其原因，可以说他十分“不走运”，除了一些客观原因，但更多的，则与他个人性格、志趣有着分不开的联系。
清代的科举考试简单说来分为四步：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童生试考过称秀才，乡试考过称举人，会试考过称贡士。而最后的殿试是由皇帝钦点，从中选出状元郎。
道光六年，也就是左宗棠十四岁那年，他参加了湖南学政主持的童生试，清代的童生试分为县试、府试、院试三个等级。在长沙府试的时候，主持考试的知府张锡谦对左宗棠的文章十分喜爱，原本想把他列到第一名，但是继而又看到旁边同考的一名考生年纪已大，出于同情，便把左宗棠放到了第二位，第一头衔给了那名年长的童生。左宗棠轻松地通过了县试和府试，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参加次年夏天举办的院试、迎接自己的秀才称号时，母亲病重的噩耗传来，这使他不得不放弃考试，回家照顾母亲。殊不知，这次退出后，他彻底与秀才的称号无缘。
清时科考，规矩甚多，童生们在报名的时候，都得为自己在县里找一个廪生做中间保人，证明自己家世清白，且在应考之时，不在三年守丧居孝之期。但凡在丧期内应考的，均属“匿丧”，不但考生会被除名，连同保人也要一同受罚。左宗棠的不幸就在于此，他初次考秀才，恰逢家母病重，他赶紧回家照看母亲，在看到爱子之后，余氏欣然离世，左宗棠也循例在其后的三年内都不能应考，此时的左宗棠刚刚十五岁。在现在很多人看来，十五岁还是一个孩子，但古人历来当家早，成婚早，寿命短，因此十五岁看上去也不是一个“葱之青青”的年纪了。
在左宗棠为母亲守孝期满之后，他本来要再一次踏入考场，这一次，依旧是童生试，考秀才。此时左宗棠虚岁已满十八，然而正所谓造化弄人，这一次左宗棠甚至连踏入考场的机会都没有--左宗棠守完母亲的丧期之后，父亲左观澜又在这一年亡故，于是他只能紧接着为父亲守孝，考秀才的事，三年之内又是一场黄粱美梦了。如此三年之后又三年，转眼间，曾经天资过人的左宗棠已经二十多岁了，却还是个童生，古人三十六岁即可对外称“老夫”，二十岁出头的左宗棠也必然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与冷酷。官府科考三年一举，假如下一次还去应童生试，考秀才，那么何时才能金榜题名，一展雄才呢！想到此，素来志存高远的左宗棠如坐针毡，这一次他真的忍不住了，四处求亲问友，凑了108两银子，捐了个秀才名号，终于可以前赴长沙应乡试，考举人。就左宗棠的性格来说，他历来自视甚高，自尊之心超于常人，按理说来他本不会走这样的“交易路线”，但历史上的道光十二年正是大清朝最高统治者爱新觉罗-绵宁人生的第五十个春秋，于是这一年皇帝开“恩科”，对于诸多学子而言是一个莫大的喜讯，有道是，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这样的时机，实在是不容错过！
于是，在亲友的帮助下，左宗棠随同哥哥左宗植一道，赶赴长沙参加乡试。这一次，从结果上看，左宗棠虽然考中了举人，然而过程却是一波三折的。
由于自幼年少疏狂，左宗棠的考卷文辞粗疏，虽然其中思想、意境了得，但这终究是与文辞缜密、严谨的八股文格格不入。当时参考的秀才有五千之众，错综繁复的各类考题带来七万余封考卷，规定的时间是二十五天内评阅完毕。如此除去主考之外，还需要些许副考，即“同考官”来帮忙审阅。当时左宗棠的卷子是先给同考官胡鉴审阅的。这位胡鉴乃是翰林院编修，编修们整日论撰文史，稽查史书，论经作典自然是好手，而他对于文章的偏好也自然是喜欢文辞通顺、语句华美、合乎程式的。因此在看完左宗棠的卷子之后，胡鉴摇着头给出了一个评语“欠通顺”。这样一来，左宗棠就被否定了。原本左宗棠考举算是失败了，但是道光帝一高兴，榜还没发，又下令增加了六个举人的名额。于是考官们又在未中举的五千多人里找。当看到左宗棠的卷子时，主考官眼前一亮，觉得文章十分的好，于是拿去给胡鉴重批。胡编修一看是自己批阅的那份“欠通顺”，不禁哑然失声，这卷子还值得重批？哪有一点做学问的样子！于是他拒绝重新评判。
主考官名叫徐法绩，是前朝进士，从前也被授过编修职位，但是由于父母年迈，辞职回家赡养，后任御史，在朝中素有清誉。按理说来，徐法绩也会从文卷中寻找合乎体制的卷子，然而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徐法绩个人也喜爱实学，不拘泥于文章词句。徐法绩想要重判，可是胡鉴也分毫不让，这一点让徐法绩着实为难，都是读书人，谁跟谁都不好撕破脸说话，眼看重判之事就要作罢，胡鉴却突发急病，在未定榜之前死了。于是徐法绩就把卷子拿去让其他同考官批阅。一开始，其他同考官也不愿意改评语，还说道：“大人是主考，中与不中都是您说了算，您说中，他就中了，但是要改评语，恕难从命。”巧的是，左宗棠在长沙湘水校经学堂的老师、晚清著名学者、书法家吴荣光当时被新调做巡抚一职，当日吴荣光临闱中，打开封糊后，一看是左宗棠的卷子，想起当时在长沙湘水校经学堂，此生曾七次考试夺魁，便当场起身离席，说了几句赞扬学生的好话，并恭贺徐法绩选中了人才。其他几个同考官看到徐法绩对这份卷子如此推崇，原本就在暗自揣测：这莫非是一份温卷？
温卷者，人情卷也。眼前巡抚大人的表现更证实了这一点，于是诸位同考官便小心翼翼地将评语改成“尚通顺”，并向上推荐了左宗棠的卷子，左宗棠也因此得以被第十八名选中。颇具戏剧化色彩的是，曾经的“手下败将”，二哥宗植以头名解元的身份中举，这在左宗棠心里，不知道是欢喜哥哥的高中头名多一点，还是对自己近乎受人施舍而中举的境地失望多一点。
李渔叔在他的《鱼千里斋随笔》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况：乡试考罢，左氏兄弟都待在旅馆中候榜。一天晚间，兄弟二人还在睡觉，就有人来敲门报喜了，说是左宗棠中了第十八名举人！左宗棠一听很是高兴，跳起来就往外跑，急急忙忙中，有一只袜子怎么也找不到，直到最后，这只袜子才在枕头边上给发现了。左宗植见此很不满意，斥责弟弟说：“这么点事就忘乎所以，仅仅中个举人没有什么好高兴的，看你那点肚量！”左宗棠听了很惭愧，又回头倒下来接着睡觉。到了黎明时分，又有喜报传来：左宗植中了头名解元！宗植喜不自胜，也是只穿了一只袜子，另一只怎么也找不见。到了最后，大家冷静下来了才发现，左宗植把两只袜子穿到一只脚上去了！在功名这件事上，可以说兄弟二人都失态了。而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左宗棠是一个喜怒形于色、很难藏住心事的人。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左宗棠初时买来一个秀才头衔，不久后又中了举人，社会地位应该会比较高，生活也应当有所改善。然而很多事都不是这般简单的。明清秀才是带有些许特权的。他们可以免徭役，见了地方长官也可以不下跪，只拱手相敬，以“老师”称之。若受官府传讯，即便真的犯法，也不能随便动刑，要报省学政批准方能执行，并且，这些板子是可以花钱抹掉不挨的，如此等等。表面上看来，秀才们确实高人一等，但事实上除去“免徭役”这一点，秀才得到的实质性优惠并不多，古代读书人挤破头一门心思考功名，哪有那么多闲情去惹是生非，传讯受审自然不会是他们生活的主色调，而见地方长官不下跪，只是个脸面问题，没有太多现实意义，可以不谈。举人在秀才的基础上会更进一步，简单说来，举人属于官场候选，考上进士当然可以直接做官，中举之后也是有一定机会的，但这需要有“缺”，才能“补”，而左宗棠所处的晚清时代，卖官鬻爵之风日盛，没有门路很难补上个一官半职，所以，就左宗棠中了乡试第十八名一点来说，他的生活还是不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变。走在纷扰的长沙街头，他依然是一个穷书生，还会因为看上了一部好书却买不起而独自欷流涕、黯然神伤。
3.小小穷书生，抱得美人归
长沙乡试之后，未及放榜，左宗棠便与湘潭周诒端（字筠心）结婚。关于他们结合的原因，众说纷纭，也存在种种疑问。因为从封建门第观念上看，他们俩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走到一起的：周姓在当地属大姓望族，周诒端也是一位富家小姐，品贤貌端，又深通诗书，而当时的左宗棠只是一名刚刚参加完乡试、结果难料的穷秀才。
据左宗棠后人撰写的传记上所描述，左宗棠与周诒端的亲事是由左观澜生前亲自为左宗棠定的。这一点让人难免不生出些疑问来：周家为什么要跟一个贫寒之家定亲？自视甚高的左宗棠为什么会入赘女家？类似后人为祖辈书写的传记，自然而然会带有偏袒修正之嫌，难以令人诚服。又有传言说是左宗棠病倒在周家门口，而恰巧周诒端当晚夜梦黄龙绕梁，便把左宗棠做了应梦之人招为夫婿；还有一种说法是周诒端当年在长沙办过招亲大会，左宗棠因文采出众得以喜结良缘。凡此种种，或者难以服人，或者实属民间传说，都缺乏翔实依据。另有人说，左宗棠在写给妻子的墓志铭上有言：“……余以贫故，赘于周……”然而这只能是左宗棠家境贫寒无力将周氏迎娶到左家的凭证，而并非两家结亲的理由。
或许现在更合理的解释就是，二十岁的左宗棠已经在长沙建立起了自己的名声，而周家也是书香门第，与世俗之人多少会有些隔阂，选婿自然也要稍有头脸的读书人。这一点可以从周家招的另一个上门女婿张声的身上看出一二：张声与左宗棠属同年举人，在当地也算是才气外显。同时，左宗棠虽然时下贫寒，却在长沙一带早已小有名气，周家愿意同眼下这个“寒士”结姻，也或多或少地觉得，左宗棠不会是又一个淹没在历史洪流之中的酸秀才，假以时日，他终究会有所作为的。更何况，周老夫人寡居家中，没有男丁，左宗棠又是父母早亡，入赘周家，合情合理。
不管我们后人怎么猜测，左宗棠和周诒端的结合，无疑是美妙的。周夫人贤良淑德，又深通文辞，生前著有《饰性斋遗稿》，集诗一百三十九首。闲暇之余，两人诗词唱和，共论史事，左宗棠偶有记不起的地方，周诒端便取出藏书，翻至某函某卷，十有八九不错，两人夫唱妇随，颇似赵明诚与李清照，只是时代不同罢了。虽然自古男尊女卑由来已久，但左宗棠毕竟是一个入赘大户的穷书生，在周府白吃白住，很不受人待见。即使如此，周夫人也依然对左宗棠关爱不减。以至于后世谈到周诒端，都往往冠以这样的注释--“左宗棠背后的女人”。这里附周夫人《咏岳鄂王飞》诗一首，足见其胸襟早已在多数男儿之上！诗云：
十二金牌日夜催，诸军回首事堪哀。
君王自有南中乐，宰相原从北渡来。
一死恨难邀马革，千秋名在胜云台。
当年岂昧书生论，不肯谋身避草莱。
用今天的话来说，左宗棠娶的是一个有钱又漂亮、博学又贤惠的老婆，这一点足以羡煞无数后来男儿。但是话说回来，当时这桩婚姻还是令左宗棠觉得很难堪，因为古代男子倒插门入女家，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在古代，一般情况下，男子入赘女家，须得改女方姓，生儿生女也要随女方姓氏。这一点在古代男子看来十分窝囊，因为孩子不随自己的姓氏，就意味着自己没有为祖宗延续香火，更何况左宗棠又是一个刚直狂傲、胸怀大志的人，除非实在娶不起妻的男子，否则有谁愿意倒插门呢！也许正是为了给自己打气，左宗棠在婚房门口写下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然而虽然左宗棠有所遗憾，但不管怎么说，入赘周家确实给左宗棠帮了不少忙。
首先一个就是他在生活上有了些许依靠。总不能饿着肚子做学问吧，左宗棠在周家吃住，又仰仗周家给他还去往日求医治丧捐秀才时欠下的债。尽管夫妻俩感情很好，但日子一长，邻间多有闲言碎语，这对于胸怀大志、自比武侯的左宗棠，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对此，左宗棠曾感叹过：“余居妇家，耻不能自食。”
在这样的境况下，左宗棠奔赴京城，参加了他人生第一次会试。
那是他被录为举人之后的第二年春天，即道光十三年，左宗棠满心感激地收下妻子赠送的一百两银子，准备同哥哥一起上京赶考。然而却逢大姐“家贫不能举火”，便将盘缠全部给了姐姐。好在亲友闻讯，又给兄弟俩凑了一百来两银钱，充做路费。
然而三场考罢，左宗棠的卷子虽然获得了考官的好评，却没能中榜。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得打点行李，南归故里。归乡途中，左宗棠目睹着清王朝晚期的悲凉景象，说出了这样一句无比辛酸却又满含壮志的话：“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漕、河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
第一次入京会考，左宗棠还去拜访了在詹事府任詹事的胡达源，因为胡达源早年曾在岳麓书院与左观澜同学，关系甚密。左宗棠这次到访，还结识了胡达源之子，即后来与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并称“中兴四大名臣”的胡林翼。胡林翼字润之，自幼天资过人，八岁时被带去见朝中重臣陶澍，陶澍见其才气四溢，心中十分喜爱，便将女儿许嫁给他。胡林翼比左宗棠大六个月，也曾师从贺熙龄，只是胡林翼十四岁跟随贺老学习，至十八岁时贺老归家治丧止，而左宗棠是在这之后随贺熙龄学习一年，虽未同窗共读，但仍可以算是同学。这样一来，两人同龄，同学，且师从一派，两家又是世交，又同样深有忧国之心，于是一见如故，引为至交。
道光十五年，左宗棠第二次参加会试。这一次，他差一点就被录取了。同考官温葆深极力推荐他的卷子，主考也认为这名考生“立言有体，不蔓不枝”，准备以第十五名录取，然而临揭榜时，考官发现湖南省多录了一个名额，而湖北尚未录满，于是撤去了左宗棠的进士资格，补给了湖北。临末了，给了左宗棠一个“誊录”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抄录打字之类的文职，很难迁升，而左宗棠不愿意担任这样抄抄写写的职务，于是又一次名落孙山。
道光十八年，左宗棠第三次参加会试，再次无缘金榜，同去的乡党曾国藩却榜上有名，得了一个“同进士”。一次次应考，却均是失望而归，三次赴京，历时六年，空费许多钱财。这个时候，左宗棠已经二十六岁了，在古人眼里，已然是一个不小的年纪，多数人的人生能不能飞腾，就看这几年了。
4.结识封疆大吏陶澍
三次参考，却屡屡与金榜失之交臂，这令左宗棠大失所望，回头看看自己一心追求的仕途、朝廷，对于自己是如此无情冷淡，而自己因忙于求知而疏于照料的妻儿，对自己却是一如既往地关爱。对比之下，左宗棠决意效仿武侯，躬耕山田，农余时节，读书论典，思天下大事，依然不废。
第一次会试后，左宗棠回到岳父家，八月时节，长女孝瑜出生。其后两年，又是连生两个女儿，左宗棠心中苦闷，眼望着连襟张声连生三个都是儿子，他不禁抱起声的小儿子，笑着说道：“老天爷怎么不把这儿子赐给我呢！”看着夫君求子若渴的心情，周夫人也通情达理，将自己陪嫁来的侍女张氏许给了左宗棠做妾。可惜张氏头胎也生下女婴，但毕竟周诒端是大户小姐，素来体弱多病，有了张氏相助，夫妻俩的担子也轻了不少。
第二次会试回来后，左宗棠花费了一年的时间研究地理，他认为前人编写的地理文献存在很多漏洞与不足，一些是通过二手资料得来的结果，一些记载由于年岁已久，而多年来山河冲蚀，原本的地理风貌早已走了模样。于是他详查古今史料，想要重新绘制一张地理图本，于是，他自己作草图，遇到自己不清楚的地方还会请教周诒端。左宗棠每作完一份草图，周夫人就拿去描绘，这也为他后来行军打仗作下了很重要的铺垫。
一连生下四个女儿，左宗棠身上的担子大大地加重了，为此，他不得不选择外出教书，得点“束。道光十七年，应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左宗棠赴醴陵渌江书院做主讲。吴荣光本人重视教育，虽然学校不大，但有六十名学生在此住读，因此还会给学生们发点微薄的伙食费。左宗棠在这里的讲课费也不多，初时甚至“几无以给朝夕”。左宗棠在这里教了两年书，要求也非常严格，每日检查学生的功课；因为是住读学校，左宗棠在晚间还会查宿；对于那些不认真求学还说谎掩饰过错的学生，如果累计两次，左宗棠便将其除名，而省下来的课本费、伙食钱，又会加到那些用功读书的好学生的名下。教授朱子理学的同时，左宗棠还带领学生登山学习地理实学，这一点恰似三国名将邓艾“每遇山川大泽，皆口指目划，言何处可以屯兵，何处可以埋伏”。
也就是在渌江书院教课的这两年里，左宗棠与陶澍相遇。陶澍何许人也？时年五十九岁的陶澍祖籍湖南安化，辅过嘉庆、道光两朝皇帝，时任两江总督。大清朝将全国分派了八大总督，而其中除京畿重地“直隶总督”之外，就数“两江总督”最为要紧。由此可见其地位之高。而从陶澍手下栽培、提拔出的大清栋梁也数不胜数，林则徐、胡林翼、贺长龄、魏源等，都是经由陶澍培养出来的。又兼之陶公本人勤政爱民，礼贤下士，人皆仰之。陶澍在当时的威望，用“国之一士”来评价也分毫不过。
当时陶澍前往江西阅兵，经由湖南，便请假回老家省亲祭祖，途中会在醴陵县停宿。要接待这样一个大人物，醴陵县令可谓是诚惶诚恐，连忙找到左宗棠，要他给总督大人下榻的馆舍写一副对联。左宗棠对于陶澍也是仰慕已久，因为先生贺长龄是陶澍的下属，至交胡林翼又是陶澍的女婿。对于陶澍，他早已是久闻其名，只恨未能得睹真颜。于是左宗棠静下心来，挥笔写下了一副令后人赞誉有加的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里面提到个“印心石”的故事，对于陶澍自己也是颇为自豪的。道光十五年，也就是陶澍赴江西阅兵之前一年，道光皇帝第十四次召见陶澍，陶澍资历、威望很高，又是前朝老臣，道光召见陶澍，一边谈论天下事，一边又问了些许陶澍从前的故事。陶澍便说：“臣幼时读书，书屋前潭中一石耸立，形如印章。”道光闻言，亲提狼毫，为陶澍当年的书屋题字，字曰“印心石屋”。皇帝题匾，让陶澍自己也颇为得意。左宗棠引此典故，不光称赞了陶公当年潜心苦读，今日名扬四海，同时还令“御赐”佳话广为传扬。再加上对联工整大气，素来爱才的陶澍便问道：“谁作此联者？”答曰：“长沙举人左宗棠。”当下陶澍就决定与左宗棠见上一见。
左宗棠闻讯，欣然来到馆舍，拜访了陶澍。两人一见，陶澍便将其“目为奇才”，对于左宗棠的才华十分赞赏，当夜留宿一晚，打算与他共论古今，并推迟一天行程，邀左宗棠共游醴陵。临别之际，陶澍还特意嘱咐：“但凡有机会，便来家里做客。”
于是，左宗棠第三次会试过后，便绕道去了南京两江总督府拜见陶澍，一住就是十多天。其时陶澍独子陶桄年五岁，而左宗棠长女孝瑜也正好五岁，陶澍提议要让孝瑜许给陶桄。左宗棠终是一介布衣，自知身份低微，以不敢“高攀”为由没有答应。陶澍呵呵一笑，说道：“左君不必介意，以君之才，将来名位一定高于吾人之上。”左宗棠还是认为不妥，又以“年庚不合”为由相辞。一个贵为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提出让自己的独子迎娶一名屡试不第的教书先生之女，这件事足以看出陶澍爱才、重才之心，也足以衬出左宗棠真是怀才抱志的“遗珠”。
第三次科场失败之后一年，也就是道光十九年六月，胡林翼被任命为贵州安顺知府，他屡次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言：“湘阴左君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林则徐就让胡林翼写信唤左宗棠来府上供职。然而恰巧此时陶澍病逝，陶公家人回到安化老家，贺熙龄修书一封，请左宗棠给陶桄教学。两难之下，左宗棠终听从了恩师的召唤，回信婉拒了林则徐的邀请，同时辞去渌山书院的职务，前往陶家做先生。这一住就是四年。
在陶家教书的日子里，左宗棠可以遍览陶家藏书，在这里他又读了很多关于农政、漕运、水利的实学著作，也是在这段日子里，左宗棠接触到了西方些许军事和生产技术，对于他后来主张发起“洋务运动”、造枪造船产生了影响。
来到陶家后，陶夫人遵陶澍遗嘱，执意要与左宗棠结为儿女亲家，这一次，左宗棠终于答应了，在其后十年的时间里，两家虽未正式结亲，但左宗棠却也有了一个强大的后盾。
此后不久，林则徐在广州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销烟运动”，大箱大箱的鸦片给投进了沸腾的石灰水，化为一缕缕青烟飘散在了空中，而这场运动也成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远在湖南安化的左宗棠闻知前线战事紧急，林则徐被撤，定海失陷，心中十分忧虑，数次写信给贺熙龄，谈论时局，并对战事出谋划策，提出了“练海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等一系列方针。然而，战争是残酷现实的，清兵手中的弓箭砍刀敌不过洋人手里的火枪大炮，昏庸无能的统治阶级也不会理会一个乡村举人呕心沥血设计出来的备战方针，最后这场持续了两年的战争以清王朝完败而告终。在后来签订的条约里，大清帝国割地赔款，尽失大国气象。左宗棠或许也深深感受到，软弱无能的大清朝真的是扶不起的阿斗，而眼下时局纷扰，内乱频频，外忧不断，大规模的战斗刚刚打响，大厦将倾，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不妨效仿孔明先生，归隐山林，不问世事。
左宗棠在陶家教书，一年可以得白银200两，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有资料显示，清朝一个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也就白银45两，外加45斛米，满打满算不到60两白银。所以说左宗棠这个先生，当得比很多地方官还好，更不用提一般的私塾先生了。四年多来，左宗棠靠教书攒下了九百多两银子。
道光二十三年，左宗棠用自己攒下的积蓄在湘阴柳家冲买了70亩地面，自己设计，建成了一个小庄园，并亲自提名“柳庄”。庄内种稻蓄池，又因世事不平，左宗棠还给庄园挖了壕沟，筑了高墙。次年九月，周夫人带着张氏和四个女儿乔迁过来，正式宣告了左宗棠寄寓周家之事的终结。
凭借左宗棠目前的财力，也算是一个地主富户了。定居柳庄之后，左宗棠自号“湘上农人”，授课之余，便细心研究农事，采桑种稻。在自己多年来研究地理、农学的基础上，左宗棠还试验推行“区田法”，核心可以简单归结为“因地制宜”，但这又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区田法主张将作物种植在低洼的地面，区内深耕细作，集中施以水肥，这样适当密植，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和出产。他曾在信中说：“兄东作甚忙，日与佣人缘陇亩，秧苗初茁，田水琮，时鸟变声，草新土润，别有一番乐意。”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他对于眼下的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道光二十六年，他还将自己的农学理论整合成一部书，起名《朴存阁农书》。1846年9月，周夫人生下长子孝威，八个月后张氏也生下一个儿子，起名孝宽。由于周夫人体弱，奶水不足，张氏就喂两个孩子的奶，先是让大儿子吃饱了，才给小儿子喂奶。也就是在这一年，恩师贺熙龄又给左宗棠订下了一门婚事：将自己的女儿许给了孝威，从此，左宗棠与贺熙龄之间，既是师生，又是儿女亲家了。而左宗棠在连得了四个女儿之后，终于抱上了儿子，更是欣喜若狂。岳母也常常来看望他们，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在当时炮声隆隆的大背景下，柳庄似乎也可以称得上是世外桃源了。
当然，自幼受儒家正统思想教育的左宗棠是不会甘于做一个不问世事的乡野农夫的，更何况他历来胸怀大志，绝对不会在国家危亡、黎民受苦的情况下醉心于自己那一点点收成。经济上的富足与精神上的失落叠加在一起，使左宗棠常暗自神伤，眼见才高气傲的丈夫驻足柳庄，默默无闻地做着些农活，周夫人深知丈夫心中的忧虑，便时不时地作诗鼓励丈夫，比如“树艺养蚕皆远略，从来王道重农桑”，又如“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渔樵了此生”。早在于陶家教书的时候，左宗棠就常以诸葛孔明自比，称孔明为“古亮”，自诩“今亮”、“小亮”。非但如此，他还在自己的后院设计筑起了一座大花园，园内凿了一个大水池，养鲤鱼数百尾，并取名“武侯池”；池边堆土为山，种上青竹松柏，就成了“卧龙岗”；岗下盖一间茅草屋，屋内置琴一张、堂上挂《隆中对》古画一幅，于是这间草屋就成了“隐贤庐”；武侯池旁，还雕有一头黑色花岗岩石牛，圆睁双目，弓腿弹蹄，其势煞是了得。左宗棠在这段时间，就是以此来聊慰自己寄情国家和黎民百姓，却始终不能使抱负有所施展的怀才不遇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