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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曲折难辨的官路
按照当时的科举制度，考中举人后还会有一次会试（乡试相当于现在的高考，会试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考试），进而考取进士。会试的最高级别称为殿试，殿试一旦过关，那么就会成为进士。
当时，十七岁的张居正在中举之后也接到了会试的考试通知。大家万万没有想到，张居正却没有参加这次考试。任何史料都没有记载张居正缺考的原因。在当时来看，会试是三年才举行一次的大考，即使没有把握的学子也不会放弃这次机会，这次机会十分难得，学子们纷纷幻想也许某位官员会看上自己的文章，而自己也会由此一步登天。
在张居正二十岁的时候，他有了第二次参加会试的机会。他刻苦研读，立志一定要考中。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甲辰，会考正式开始，张居正自信满满地进入了考场。
日子一天天过去，会考成绩终于放榜了，张居正反复看了多遍，最终他才确认自己再一次落榜了。这次会试不是顾的有意考验，是自己真真正正地落榜了。张居正第一次产生了挫败感。
后来，张居正在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这次落榜的感悟。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弃其本业，而驰骛古典……甲辰下第。”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因为年轻时自己轻易地考中了秀才、举人，所以变得骄傲，认为考取进士也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于是自己放松了对学业的钻研，尤其是放松了科举考试的本业--四书五经的钻研，变得心不在焉。在当时，科举考试主要考查的是文章的写法，而那时的张居正将所有心思都放在对汉代政论文中的治国之道的研究上，因此对考试的重点就疏于研究，导致了落榜。
张居正虽然在落榜后心中曾出现过挫败感，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在找出原因后开始心无杂念的研究四书五经，为下一次的考试作充足的准备。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又一次参加了会试，这一次张居正顺利地考上了进士。在四个月之后的殿试中，张居正再一次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正式成为进士。
按照当时的规定，新科进士在正式上任前有一个见习阶段。张居正被分派到了翰林院担任庶吉士，三年后才能正式被赐为编修。“庶吉士”来自《尚书》中的“庶常吉士”，是对有才的青年的美称。明朝设立这个官职的目的是让这些初出茅庐的新科进士熟悉一些工作的流程，这样在正式上任之后就可以尽职尽责。
明朝的官场中，翰林院是一种比较轻松的机构。翰林院的主要工作就是向皇帝讲经或者整理文件等。虽然这个机构比较清闲，但是非常重要。很多的内阁大臣都出身翰林院，而内阁大臣又算得上是当时朝政的中心人物。《明史-选举志》中记载，翰林院里的知识分子，在官场上是“群目为储相”。因此，在翰林院中任职的人都有可能在将来成为权倾朝野的宰相。
三年后，也就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张居正被正式赐为翰林院编修，属于正七品官职，主要负责编写国史和实录。
2.初看官场风云之夏言
张居正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如果没有意外发生，张居正此时就真正步入了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为了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张居正密切注意官场的动荡，他见到的第一场政治较量便是严嵩与夏言之间的明争暗斗。
正德十二年（1517年），夏言考中进士并担任兵科给事中。这个职位的主要职责是按照内阁首辅大臣杨廷和的指示清查北直隶皇亲国戚霸占民田的劣迹，因为经常与贵族、宦官正面较量，所以这个职务通常是被民间称颂的官职。随后，夏言正式进入内阁，当时夏言的身份是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后来首辅大臣李时病故，身为副级的夏言顺利升为首辅大臣。夏言的官路算是“一路畅通”，他比严嵩早六年进入内阁，其地位也远远超过严嵩，并且还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因此夏言在嘉靖皇帝面前十分得宠。而夏言是如何获得嘉靖皇帝信任的呢？这得从最初的“议大礼”事件开始说了。
嘉靖皇帝是半路登上皇位的，他的前一任皇帝是武宗皇帝。由于武宗皇帝没有子嗣，也没有同母兄弟，武宗皇帝病故后也没有人可以继承大位，于是大臣们就一致推荐武宗皇帝的堂弟朱厚当皇帝，朱厚就是后来的嘉靖皇帝。
人都有贪婪心，虽然这样的好事让朱厚高兴了很长时间，但是朱厚并不满足，他还要给自己死去的父亲安上一个太上皇的名号。当然，这样的做法引起了大臣们的反对，因为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朝廷的立法。但是嘉靖皇帝对此事表现出非常坚决的态度，如果不按照自己的意思办就不罢休，而大臣们也不肯作出让步。事情就这样一直僵持着，后来嘉靖皇帝为了让大臣们同意，就用一种被称为“廷杖”的刑罚来威吓大臣，如果哪位大臣与他唱反调，那位大臣就要遭受廷杖之苦。对那个时候的官员而言，遭受廷杖之刑是非常耻辱的。嘉靖皇帝的这种做法不但没有见效，反而让更多的人对此事持反对意见，每天都会有很多大臣冒死进言。当然，夏言不是皇帝的反对者，而是坚决地站在了拥护皇帝的队伍中。开始，夏言也在反对者的队伍里，后来夏言再三琢磨：太上皇只是一个封号而已，可是与皇帝对立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接着，夏言便义无反顾地拥护皇帝的做法，并劝说其他官员拥护皇帝。在他的说服下，很多持反对意见的大臣也逐渐走向了拥护者的队伍里。这种现象让嘉靖皇帝十分高兴，因为他不再是孤家寡人，有了同盟之后这件事就简单多了。夏言十分懂得见风使舵，也懂得如何才能使皇帝满意。所以在这次事件之后，嘉靖皇帝便开始重用夏言，一直到夏言被任命为首辅大臣为止。
当上首辅大臣之后，夏言开始骄傲自大，再加上他的心性十分傲慢，并且刚愎自用。在跟同朝为官的官员们相处时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人，因此官场中的夏言没有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夏言的这些缺点正是官场中所忌讳的，一旦没有他人的支持和拥护，夏言就会下台。当时很多人都窥视着夏言身处的首辅大臣的位置，盼他立即下台。
3.初看官场风云之严嵩
严嵩考中进士的时间比夏言早十二年，但严嵩是在夏言当上首辅大臣的很长时间后才进入内阁的，因此严嵩的资历比夏言的浅很多，但是严嵩的眼光却一直紧紧地盯着夏言的首辅大臣的位子。
严嵩非常有城府，从不表现自己的内心想法。最初狡猾的严嵩利用老乡的关系与夏言接近，对于夏言的指示言听计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曾说到这个细节：“如子之奉严君。”意思就是严嵩对夏言像儿子对待严厉的父亲那样毕恭毕敬。而夏言对严嵩的这种态度不屑一顾，并且多次在公开的场合中讽刺严嵩，严嵩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越发迎合了。
为了与夏言拉近关系，严嵩用各种方法讨好夏言。有一次，严嵩宴请夏言，而夏言完全不给这个同乡面子，因为夏言根本看不起严嵩，于是夏言找了一个借口便把严嵩派来送宴帖的人打发走了。而严嵩并没有放弃，反而亲自前去，跪在夏言府前一遍遍地大声朗读自己的请帖，说请夏言务必赏光。夏言被严嵩的做法感动了，便开始关照这个老乡，甚至还对嘉靖皇帝说，等自己退休后，这个首辅大臣的位子就让给严嵩。
严嵩又是怎样得到嘉靖皇帝重用的呢？当然，主要原因还是严嵩十分会讨好别人，他懂得委曲求全。他不但对夏言百依百顺，而且也用尽办法讨好嘉靖皇帝。例如，嘉靖皇帝信奉道教，因此他平时很少按时上朝，而是专心研究怎样才能让自己长生不老。此外嘉靖皇帝一般不住在皇宫，而是住在宫外的一处别院里。如果遇上重要的日子，嘉靖皇帝就会大肆搞祭天仪式，仪式中最重要的阶段叫“火化青词”。青词是什么呢？青词就是嘉靖皇帝要向天上的玉皇大帝作的汇报。因为词中有非常多的隐语，所以这个青词十分难写。每次仪式中的青词都是由夏言来写，久而久之，夏言就会觉得腻烦，因此便让下属来代他写。严嵩抓住了这次机会，为了讨好嘉靖皇帝，他便努力学习青词的写法。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嘉靖皇帝发现了一首精彩的青词，并且知道写这首词的人是平常极力讨好自己的严嵩。严嵩顺势说了一堆皇帝爱听的话，因此严嵩就被封为了内阁大臣次辅，也就是副宰相，其权力仅仅在夏言之下。
随着皇帝对严嵩越来越重视，严嵩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他并不安于现状，而是想扳倒夏言，由自己独揽大权，而夏言还沉浸在严嵩的毕恭毕敬里，并没有发现严嵩有什么变化，因此夏言像从前一样从心里看不起严嵩。同时，夏言开始对嘉靖皇帝表现出一些不满情绪，而严嵩也正抓住了这点大做文章。
除了祭天之外，嘉靖皇帝还希望长生不老，甚至连黄袍和龙冠都不愿再穿戴，于是他便脱下龙袍，摘下龙冠，穿上道士衣服，戴上道士的香叶冠，俨然把自己扮成道士的模样。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朝中大臣也要穿上道服，扮成道士模样。夏言这次不再是皇帝的拥护者了，因为夏言一直对嘉靖皇帝的迷信持反对态度。夏言认为，皇帝的做法不但辱没了皇室，还有失朝廷的体统。当大臣们按照皇帝的要求穿道服上朝时，夏言依然穿着朝服出现在朝堂。嘉靖皇帝看到后内心十分不满，而严嵩不仅穿上了道袍，而且还在香叶冠外面郑重地套上了一层轻纱，这样就表示了自己对皇帝所说的话的重视。朝堂之中的这种鲜明的对比让皇帝更加不满，于是表扬了严嵩痛斥了夏言。
还有一次，夏言随嘉靖皇帝微服出巡，但是夏言并没有按时到来，嘉靖皇帝又一次被惹怒。严嵩又一次抓住机会，收买了皇帝平时较为信任的道士，让他在皇帝面前煽风点火，说一些夏言的过错。嘉靖皇帝在一怒之下撤去了夏言首辅大臣的官职，而严嵩也顺其自然地取代了夏言成为新的内阁首辅大臣。
4.官场之中谁主沉浮
自夏言被罢官后，身为内阁首辅的严嵩逐渐露出一手遮天的趋势。为了防止他一手遮天，嘉靖皇帝又任命夏言继续为首辅大臣，把严嵩降为了次辅。夏言在恢复官职之后亲自主持一切事务，避免严嵩插手。对于夏言的防备，严嵩也有所察觉，于是表面一切正常的严嵩在私下又开始想办法扳倒夏言。
严嵩经常费尽心机地讨好皇帝身边的一些内监。只要有内监到严嵩府中传旨，严嵩就会非常热情地招待他们并且赠予大量的金银珠宝。此外，严嵩还与一些内监称兄道弟，进而了解皇帝的生活习惯。而夏言却正好相反，平时他对那些内监最为不齿。《明史-夏言传》中有一种说法，夏言见到那些内监总是“负气岸奴视之”，意思就是彻头彻尾地把他们当成奴才。因此，严嵩经常在内监们面前挑唆夏言的不是，加上夏言对内监的轻视，内监就开始憎恨夏言，并且不时地帮助严嵩在皇帝面前说夏言的不是，而说到严嵩时，也都不露痕迹地夸其忠心。
但是，严嵩发现离间计还是不能动摇皇帝，他便开始准备下一步的行动。终于，严嵩等待的时机到了。当时，蒙古人的后裔经常侵犯边境，不仅抢光百姓的东西，而且将村民杀光。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陕西的总督曾铣上奏说自己要整顿军队，发誓要将河套彻底收复。曾铣是由夏言一手提拔的，夏言对自己心腹下属的提议，当然非常支持。夏言自信地向皇帝保证，曾铣一定会胜利而归。嘉靖皇帝最初也表示支持，但是当他想到明朝自英宗以来曾多次与蒙古人交战，结果都是战败，渐渐地明朝人就开始害怕与蒙古人进行正面冲突。因此对于这次曾铣的上奏，嘉靖皇帝是迟迟拿不定主意。
其实，夏言对曾铣的鼎力支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夏言的岳父苏纲与曾铣是同乡，又是挚友，而苏纲对曾铣收复河套的想法也非常赞成，所以夏言就通过自己的岳父来联系曾铣。而当时的朝政中规定，官员家眷不得参与朝政。夏言高估了自己在嘉靖皇帝心中的地位，也忽略了嘉靖皇帝容易猜疑的性格，而狡猾的严嵩就计划利用皇帝的猜疑彻底扳倒夏言。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十一月十八日，夏言和曾铣正在紧张地整军准备出兵收复河套，这时后宫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后宫发生大火，火势蔓延了整个后宫；另外一件是明世宗孝烈方皇后去世。嘉靖皇帝本来就信奉迷信，这样一来他更加相信收复河套是不祥的兆头。严嵩很会揣摩皇帝的心思，他看出了皇帝不愿发兵的态度，进而抓住时机上奏诬告夏言和曾铣有内外交易之嫌，这两人收复河套的实际目的是趁机为自己谋利。昏庸的嘉靖皇帝就这样相信了严嵩的话。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正月，嘉靖皇帝派人闯入曾铣府中，以通敌、贪污、祸国的罪名将曾铣打入大牢。随后，夏言也再一次被罢官。而凡是参与收复河套一议的官员纷纷被贬官、被罢官。同月，蒙古人进入河套，声势十分浩大。严嵩看准了这个时机，再一次向嘉靖皇帝上奏谗言：“这次蒙古人进入河套，完全是因为曾铣开边启衅。”严嵩的心腹兵部侍郎万镇也在旁边煽风点火，诬告曾铣犯了“欺君罔上”的罪名，同时严嵩的另一名心腹大臣甘肃总兵仇鸾也趁机诬告曾铣克扣军饷，最后嘉靖皇帝下旨处死曾铣。
曾铣死后，严嵩开始专心地对付夏言。随后蒙古人屡犯大同，进入宣府塞，永宁、怀来等都向京师告急。严嵩却在皇帝面前诬陷夏言，称蒙古人犯境正是因为夏言支持曾铣收复河套所引起的，如果当初他们没有上奏要收复河套，那么蒙古人就不会在这个时候来侵犯。严嵩的谗言令本来就对夏言不满的嘉靖皇帝暴怒，进而下旨将夏言处死。
同年十月癸卯，夏言被绑至西市斩首处死。严嵩顺利地代替了夏言，成了朝廷中唯一权力遮天的内阁首辅大臣。
夏言的死使张居正了解了当时朝廷的阴暗腐败，皇帝的不分是非，而一些正义的大臣却被奸臣排挤，国家边防因此松懈，这些都让张居正非常失望。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向嘉靖皇帝上奏，其奏章名为《论时政疏》。张居正在奏疏中揭露了朝廷政治存在的种种状况，而嘉靖皇帝将全部心思放在对道教的研究上，朝政就此荒废，政局越来越乱。张居正在奏疏中说：“臣听说英明的君主不会憎恶臣下言辞危切的进谏，因而在青史留名；仁人志士不回避杀身之祸而向皇帝直言进谏，使得国事避免失误，因而功勋流芳百世。”嘉靖皇帝一直都喜欢听好话，不喜欢臣子对自己提意见，因此没有把张居正的奏折放在眼里。张居正满怀一腔热血写的奏折，就这样了无音讯。之后，张居正对朝廷更加失望，再也没有上奏。
5.满腔的愤慨，于是辞官回乡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蒙古人再一次侵犯大同。当时大同的总兵是仇鸾，是严嵩的心腹。仇鸾没有真才实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草包。对于蒙古人的来犯，仇鸾又恐又慌，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竟然贿赂这次来犯的蒙古军头目。仇鸾带着金银去请求蒙古的俺答，希望蒙古军暂时不要攻打自己的防区，俺答接受了仇鸾的请求，放弃了攻打大同的计划，反而引兵去攻打古北口。蓟州沦陷，眼看着蒙古人直逼通州，京师也在这个时候告急。这个时候，仇鸾不但没有想办法挽回自己的过错，反而上疏请奏，要求带兵援助京师，保护皇帝。仇鸾的这个举动让嘉靖皇帝十分高兴，皇帝称赞仇鸾胆识过人并任命他为平虏大将军，让其带兵援助各路兵马。各路兵马都是一些轻骑，连夜赶路却没有携带军粮。于是，嘉靖皇帝下令犒赏他们，但是这个时候户部尚书李士翱称暂时没有如此多的钱粮，皇帝听后十分震怒，当场罢免了李世翱的官职。
李世翱被罢免后，时任兵部尚书的丁汝夔也慌了手脚。接着他便去求助严嵩，而严嵩的回答是：“如果军队在边塞打了败仗或许还能瞒过皇帝，可是蒙古人已经打到了京郊，因此我们无法隐瞒皇帝，只好等蒙古人抢完后自行离去。”听完严嵩的话之后，丁汝夔传令下属将领，没有自己的命令不许出兵。一些忠臣百般劝说丁汝夔，但是丁汝夔不敢不服从严嵩的命令，一直不肯出兵。最后，蒙古兵抢完后便退兵了。
蒙古人撤走后，身为平虏大将军的仇鸾竟然拿着老百姓的人头向皇帝领赏，说是自己杀了很多蒙古军。而嘉靖皇帝又一次相信了他，并且加封他为太保，赏金千两。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庚戌之变”。这次事件最终还是被嘉靖皇帝知晓了，迂腐的嘉靖皇帝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为了让自己泄恨，嘉靖皇帝竟下旨追捕丁汝夔。丁汝夔听到风声后，曾向严嵩求救，严嵩很有信心地告诉他：“放心吧，有我在你不会出事的。”但是没过多久，丁汝夔还是被处死了，一直到了隆庆初年（1567年）才被追复了原官。其实，丁汝夔是这件事件中的无辜者，如果没有听信严嵩的话，他也不至于落到这种下场。
又过了一年，仇鸾想再次勾结蒙古人，进而与鞑靼讲和。他的这种态度彻底激怒了一些正直的大臣，而其中最为愤慨的就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
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保定容城人。自小家中贫困，因此立志发奋读书。中举后杨继盛进入国子监读书，深受当时国子监的副掌管的赏识。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三十一岁的杨继盛考中进士，接着进入内阁，开始入朝参政。
杨继盛同张居正一样，都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中举成为进士，因此两人的关系比较密切。年轻的张居正比较稳重，杨继盛却是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同时也有过人的胆量。但是，杨继盛的脾气十分暴躁。
当时，仇鸾与蒙古人谈和的条件是同意与蒙古重开马市，嘉靖皇帝当然也想尽快平息战乱。杨继盛听到这些条件后，十分坚决地反对重开马市，因为他认为明朝与蒙古人是世仇，如果此时开放马市，对明朝有害无益。当时杨继盛不仅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还弹劾了仇鸾，列举了仇鸾欺骗皇帝、卖国通敌等种种罪名。
然而，从当时严嵩在朝廷中的地位来看，公然挑衅他的威严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接着，杨继盛就被贬到了狄道县做了一名典史。杨继盛在狄道县任职的期间内爱民如子，并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广泛好评。当时的狄道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各个方面都十分落后，大部分的村民都不识字。于是，杨继盛就开办了私塾，使一百多名孩子都能入校读书。当一些村民无力供孩子上学时，杨继盛就变卖自己夫人的衣服、首饰等，还把自己值钱的东西一一卖掉，让所有孩子都可以读书，当地的人都尊称他为“杨父”。
后来，仇鸾随着势力越来越大，也变得更不安分，开始与严嵩公然作对。一向自大的严嵩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事情，于是严嵩便将当年仇鸾杀百姓冒领军功的事抖了出来，而胆小的仇鸾在被嘉靖皇帝赐死前就郁愤而终。
仇鸾死后，杨继盛又被召回朝廷为官。虽然当年的杨继盛与仇鸾是天敌，但杨继盛胆识过人，所以严嵩就开始有意拉拢杨继盛。在严嵩的授意下，杨继盛一年之内升了四次官职，但是杨继盛不愿与严嵩为谋。因此，杨继盛在入朝之后就开始搜集证据，等待时机弹劾奸臣严嵩。最有名的便是杨继盛所写的《劾严嵩疏》，书中列出了严嵩的五十奸、十大罪，成为当时最有名的讨严檄文。
弹劾严嵩的奏章上交以后便在朝廷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严嵩也成为大家的笑柄，自己提拔的人却弹劾自己，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笑话。严嵩十分震怒，他认为杨继盛也太不知好歹。因此，恼羞成怒的严嵩陷害杨继盛，将其打入大牢。在牢中，杨继盛经受各种折磨，在被打伤之后也不能及时治病，只能任由伤口慢慢腐烂。
严嵩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不能杀害杨继盛，于是杨继盛就在牢中关了三年。当时，民间的一些名流和侠士都在想办法解救杨继盛，张居正也因此找到了恩师徐阶，希望徐阶能够帮助杨继盛度过难关。但是徐阶没有答应，因为从严嵩手中救出杨继盛是不可能的事。另外严嵩是嘉靖皇帝的心腹大臣，如果此时弹劾严嵩如同说皇帝无能昏庸一样。所以张居正的请求他不能答应，因为他没有资格和严嵩发生正面冲突。
对于恩师的这种态度，张居正也能理解。其实，徐阶一直想弹劾严嵩，但是时机还不成熟。为了最后能够成功扳倒严嵩，此时的徐阶只能隐忍不言。张居正虽然能理解恩师的想法，但是他还是为狱中的杨继盛担忧。最终杨继盛还是被冠以一些不存在的罪名被赐死了，当时的杨继盛年仅四十岁。
在“庚戌之变”发生时，张居正还在京城，而他也耳闻目睹了朝廷的阴暗和严嵩的通奸叛国行为，张居正认为在这样腐败的朝廷下，自己的抱负无处施展。在杨继盛被赐死后，张居正对朝中的奸臣十分不满，但是自己又无能力去改变政局。因此，张居正满腔愤慨，决定告病还乡。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张居正担任翰林院编修的五年后，张居正以身体状态不佳为由，告病回到了故乡江陵。